2018年9月30日 星期日

十一國慶?

10 月 1 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當大家享受著假日的歡樂,似乎再無人知道,半個世紀前,一群南來知識分子,對此一政權是始終抱持根本不認同的態度。

新亞書院創辦人之一錢穆先生說:「(中共國號代表著) 從此以下,中國不由中國人自己領導,需改由非中國人如馬恩列史來領導。」他是不把堅持共產主義的中國人看成真正的中國人。

牟宗三批評得更尖銳:「黨的本質就是個魔。共產黨的魔道,就是借用平等性的觀念來作惡,來殺人。殺這麼多人,文化大革命殺那麼慘,居然還有人不以共產黨為罪惡,還相信那些宣傳,有什麼覺悟呢?」

唐君毅撰《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書成,時值中共立國剛過一年,在<自序>中,他說:「吾之此書,成於顛沛流離之際。……身居鬧市,長聞車馬之聲,亦不得從容構思。唯瞻望故邦,吾祖先之不肖子孫,正視吾數千年之文化留至今者,為封建之殘餘,不惜加以蠲棄。懷昔賢之遺澤,將毀棄於一旦。時或蒼茫望天,臨風隕涕。乃勉自發憤,時作時輟,八月乃成。」誰可能把「昔賢之遺澤」「毀棄於一旦」?即中共也。

徐復觀說:「但百十年來,浮薄文人,仗西方某些勢力的聲威,以反孔反中國文化,作嘩眾取寵的資具,此乃五四運動後,中國文化活動中的主流。毛生長於此一主流之中,耳濡目染者數十年。他今日蓋亦乘此主流之勢,故悍然無所顧忌。換言之,毛今日之所作所為,乃百十年來文化發展潮流之應有結果。」將毛澤東看成「五四」反傳統浪潮的直接繼承者。

要之,「反共」似乎是新亞先賢的共識,他們的國慶是 10 月 10 日,新亞早期還會懸掛青天白日旗。

司馬長風不是新亞系,卻是南來知識人中的自由派。

在《中國近代史輯要》裡,他明白指出:「假使孫中山先生不搞聯俄容共,今天的中共和日共差不了多少,只在國會中佔一部份席位而已。」

其經營友聯出版社,不時替新亞系諸君出版書籍。

他又以筆名「秋貞理」在《中國學生周報》發表<關於「保存中國文化」問題>,其中提到「盲愛中國文化固不足取,盲愛西方文化實更糟糕」、「無論是中國人西方人,都一樣是人,而人性是共通的。西方文化的發展偏向人欲、人智與人權,中國文化的發展則偏向人倫、人德與人格。而人欲、人智、人權與人倫、人德、人格都是根源於人性的。把中西人文思想融會貫通,所產生的新人文思想,那就是我判斷和取捨文化的標準。」

夏志清說:「司馬先生是絕對反共的」,他不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可想而知。

數十年過去,前人紛紛作古,新亞校友有聯署反港獨者,同於土共所為,教授們埋首故紙堆,只有第一屆新亞畢業生余英時仍在海外發不平鳴:

「我對共產黨沒有幻想」

「說實話,香港在殖民地時代,自由非常充份,沒有民主,但 1950 年生活在香港,我就感覺沒有任何控制,我要說甚麼說甚麼,我要做甚麼做甚麼,只要不犯法。」

「我看英國人在香港是有功勞的,說老實話。當時是殖民地,被他割去一塊,是個奇大恥辱,結果讓中國開一個門戶,開一個將西方學術、文化傳進中國的門戶。所以最早像辛亥革命,孫中山就在香港大學念過書,在香港念過書。」

「他 (英國) 不可能太早 (在香港推行民主的制度),因為他最早也不願意放棄香港啊。他非到中共一定要香港,97 一定要還,九龍一定要一塊還,但那時候時間已經不多了,他沒那麼多時間佈置。而且佈置也沒用啊,最後交給共產黨,共產黨也照樣方法要控制,這不能怪英國,我覺得英國已經做得很好了。」

忘記歷史的民族就沒有未來,香港人能否會意?所謂國慶是否真的能開懷慶祝?

2018年9月29日 星期六

基督教的墮落

公元 1231 年,羅馬天主教會教皇格雷高里九世 (Gregory IX) 決定在西歐多個地方設立異端裁判所 (審判員大多是道明會修士),這是基督教墮落的先聲。

所謂異端,是指在領洗後,固執地否認某些上帝所啟示和教會所定該信的真理,或是固執地懷疑這些道理的人。異端通常不會全盤否定基督教的道理,只是將之擴大解釋,視作真理的全部。其解釋方式或推論,有可能將《聖經》所主張的真理摒棄,卻常被誤認或自視為基督徒。

站在護教立場,分辨異端是必須的。可是,誰才真正知道上帝的啟示?教會所定的真理、所作的對《聖經》的解釋是否完全根據上帝旨意?假若不然,異端根本無從說起,遑論分辨。勉強以己見為上帝旨意,審判、懲罰、打壓教內持不同意見的信眾,這是恃護教之名殺人,是極端的自私、無情,距基督教義之無私、博愛遠矣!

據資料顯示,大公會議 (世界性主教會議,用以處理重要教務和解決教義紛爭) 往往會判定並譴責某些異端思想或教派。自公元 1252 年起,教皇更批准裁判所在審訊期間用刑,包括:沒收被審者全部財產、鞭笞、終身監禁等。堅持不悔改者,下場為接受火刑。另外,裁判所有權搜捕嫌疑犯及同黨。

耶穌當初批評猶太祭司,猶太祭司制度乃上帝藉梅瑟傳給以色列人,耶穌卒之被猶太祭司陷害,釘死十字架上。今羅馬天主教會為耶穌授意門徒創立,旨在傳揚救恩喜訊、促進人類平等博愛,最後發展成為迫害教內異見分子的權力機構,教皇與「地上的國」的專制君主平起平坐,此何嘗有異於猶太祭司!教會異化,製造不少罪惡,即是墮落,墮落自然是聲名狼籍、不光彩。

裁判所要求認罪者進行公開悔過的苦行,如自我鞭打、罰款等,此乃虐待狂、貪婪之魔性心態之大混雜。

羅馬教廷後來為籌措資金,授權神職人員到歐洲各地售賣「贖罪券」,這是貪婪心態的進一步延伸,竟成斂財。

基督教的腐化還表現在十字軍東征上。

公元 1096 年,在羅馬天主教教皇准許下,西歐的封建領主和騎士 (信奉基督教) 對他們認為是異教徒的國家,發動持續近二百年的宗教戰爭。參加戰爭的士兵配有十字標誌,故稱十字軍。

十字軍東征,最初目的是抗衡伊斯蘭教,對穆斯林統治的地區作佔領,且建立一些基督教國家。不過,隨著時日推移,「基督教異端」(如信奉東正教的東羅馬帝國) 亦成為被攻打對象。

十字軍無組織、軍紀、統一發施號令者,所到之處,搶掠、偷盜,遍地焦土。多次大規模動員也令西歐各國人民損失慘重。

教廷和封建領主透過東征取得大量財富,東征等於借傳播基督教之名,行帝國侵略之實,與基督人本、博愛之教義背道而馳。

單靠篤信一外在的、超越的、全善的上帝以赦罪,脫略一內在的、自覺的、持之以恆的去除魔性獸性的工夫,竊以為是神職人員墮落的主因。

羅馬、馬其頓文化本身就是一感性、獸性文化,諸蠻族尤其是。基督文化有理想的一面,但與帝國征服、獸性等纏夾,如泥流般俱下,理想即告泯滅,一墮到底。

欲從泥沼中超拔,需要懺悔意識之生起,懺悔意識即是道德自覺心,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發起「宗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正是直下承認教會腐敗而求一根本革新而來。

汪精衛投日原因重探

關於汪精衛為何投日做「漢奸」,眾說紛紜,有人覺得他不甘屈從於蔣介石,有人覺得他悲觀主義作遂。

然而,後人種種議論皆不及當事人現身說法更貼近史實。最近筆者在網上聽到一段頗為完整的講話錄音,乃汪用廣東話對國人訴說中日合作的原因 (汪精衛是廣東人),錄音全長 8 分 41 秒,當中清楚披露他投日的理由。筆者覺得此一史料或可促進後世客觀了解汪精衛這個傳奇人物。

汪精衛講話第一個重點,是回應「如果最後勝利比和平更好,那為什麼還要說和平呢?」

他說:

我們要知道在剛開始打仗的時候,政府的宣傳,輿論的宣傳都是說,日本的財政經濟最多不過三個月,或者六個月,就會崩潰了。又說國際制裁,尤其是,蘇聯來參戰呢,最多三個月,一定會實現的,因為這樣大家才相信,最後的勝利屬於我們。不過現在我們知道已經幾個三個月了,有沒有一點效果呢?大家知道這種話是假的了吧,那當初為什麼這樣說呢?在當初的時候或者是不得已的,因為當初開戰的時候想鼓舞人心,要振作軍心,只能這樣說,猶如古人說望梅止渴,等人心裡覺得有梅的,流口水了,就是這種心思,都不能怪他們,但是已經過了兩年了,這種話就別拿來騙人了,但是為什麼現在還要這樣說呢?我們要明白,這些宣傳已經被共產黨利用了,以前還叫望梅止渴,現在說實話,就是吃砒霜來止渴一樣了。我只說一個例子,比如說蘇聯參戰,共產黨在初開戰的時候吵得最大聲,一直都支持蘇聯參戰的,但是三個月之後,上海失守,南京失守,共產黨在武漢馬上改口了,說凡是主張蘇聯參戰的都是托派漢奸,你說奇不奇怪呢?各位,不只說和平的,共產黨叫他們漢奸,叫蘇俄參戰的也叫漢奸,為什麼呢?因為共產黨所謂漢奸,是替蘇聯想的,並不是替中國想的,所謂最後勝利也是這樣。中國失剩最後一塊地也好,死剩一個人也好,都要為蘇聯犧牲,這樣蘇聯就一兵也不用出,一顆子彈也不用打,最後勝利當然歸他們了。連反對中途妥協,抗戰到底,都是一樣道理。共產黨我就不用說了,最奇怪的是蔣介石跟著共產黨走,還要帶著中國同胞跟共產黨走。我當時就說過,這條路是亡國的路,是滅種的路,就是這個意思。所以我們對於第一個疑問呢,我解答清楚,沒有什麼是最後勝利比和平更好,這句話我們大家說老實話。

按照汪所說,他認為,「中國人將獲得最後勝利」一類話語並非事實描述,其不過是開戰初期國府 (蔣介石) 鼓舞人心、振奮軍心的激勵語。激勵語在初期收效,但隨著反覆申述,效果已然遞減,人們開始存疑。繼續講「最後勝利」,只會令人們覺得政府在欺騙自己,汪想國府真誠面對群眾,故他不主張再講「最後勝利」,不如坦白承認無得到「最後勝利」的一日更好。

汪又看出中共不是為中國的前途命運著想,而是為蘇俄的利益著想。即使國府勉強支撐到「最後勝利」,此只成就蘇俄不費一兵一卒一子彈便可併吞中國的局面,「這條路是亡國的路,是滅種的路」,中共固然樂於看見,對中國人來說卻是場災難,「最後勝利」因此不是一件好事。

第一個理由可以看出汪精衛是個老實人,也是個務實、講求實際效益的人。

至於第二個理由,觀乎 1945 年以後的歷史發展,汪可謂有先見之明!

蔣介石做事,傾向一往無前,義無反顧,不理後果,結果國軍精銳盡數毀於上海「八一三之役」,1949 年甚至丟失中國大陸。成功的政治人物不應該如此,該事事考慮其可能後果,汪於這方面比蔣優勝。

日軍以「防共」作招徠,跟汪之意識形態契合。加上國軍取勝機會渺茫,胡適、陶希聖、顧祝同、陳布雷......都對中日戰爭前景持「戰必大敗」的悲觀情緒,汪務實求和妥協,其實未可非議 (況且它多少代表著一部份知識分子的共識,非汪個人意見)。

汪精衛講話第二個重點,是答覆「日本是不是有誠意的?我們會不會上當呢?」

他說:

這個問題還算憂心遠慮,不過我認為都很容易解答。要解答,只要把《中山全書》裡面那篇「大亞洲主義」的演講看一回,我們就明白了。這篇演講是孫先生在 (民國十三) 1924 年 11 月 28 日在神戶市對著商業會所 5 個團體發表的演說。這是孫先生最後的演講,因為從那次之後,到了天津,到了北平,他就一病不起了。這不只是他一生最後的演講,而且是他一生最大的抱負。為什麼呢?他裡面說得很明白,中國人和日本人只應該做朋友,千萬別做仇敵。如果這兩個國家做了仇敵呢,一定是兩敗俱傷。做朋友還能共同生存,共同發達。可惜他這番話,兩國都忽略了,兩國都忘記了,到了今天,兩國做了仇敵,看著就快兩敗俱傷了,所以現在只有快點回過頭來做回朋友,攜手走上共同生存,共同發達的路。為什麼日本提出和平條件呢?為什麼日本沒提出割讓領土的要求,沒賠償軍費的要求呢?為什麼只提出睦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合作這三條呢?就是泛亞洲主義,想大家做朋友,不要做仇敵的意思,這個不能說他 (日本) 沒有誠意,他既然有誠意,我們中國也應該有誠意,怎麼才叫有誠意呢?就是認定了大亞洲主義,作為共同的目的,來共同努力,來共同擔負責任,這種大亞洲主義不是排斥其他的人,不是排斥其他國家,這只是說明我們兩個國家在亞洲應該做朋友,做朋友比做仇敵好,做仇敵就算一方勝利一方失敗,這個勝利不是真的,做朋友雙方得益才是真的勝利,明白大亞洲主義就知道誠意是真的,我們即管放心去做,我認為是不會上當。

李雲漢談孫中山對日本的態度:

對於日本,中山先生是絕對反對日本政府支持北洋軍閥以製造中國紛爭的政策,因此在他領導護法軍政府時期內,言詞同時暴露對日本的不滿。可是他只想從思想上促成日本的覺悟,並不想與日本立於敵對地位。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他北上途中,在船上接見日本記者時,就曾表示中日兩國只應親善,不能對敵。他說:「中日兩國,就目前世界大勢言,非根本提攜不可,兩國人民尤應親善攜手,共禦他人侵略政策。」他於路經日本時,曾在神戶高等女子學校講演「大亞洲主義」。他在這篇冗長的演講中,殷殷期望日本人民在「西方霸道的鷹犬」與「東方王道的干城」兩者之間去「詳慎審擇」,又曾對神戶各團體呼籲日本應協助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讓中國與日本再作「兄弟之邦」。其對日本期望之切,勸導之摯,致使日本聽眾中有聞而揮淚者!

汪精衛年少時曾留學日本,加上作為親日的孫中山的忠實信徒,其難免對日本抱持一定好感。

在好感干擾下,理性常常不易發用。如果當事人還有少許過度自信,忽略了一些重要資訊,政治錯判即出現。

事實上,孫中山對十月革命及蘇俄有好感,已令他忽略「新經濟政策」僅屬權宜之計,錯判列寧是放棄馬克思共產主義、改行民生主義,間接促成「聯俄容共」政策,引中共這頭豺狼入國民黨的斗室搞破壞:

當俄國革命之初施行共產制度時,確與吾黨三民主義不同,至俄國現在施行之新經濟政策,即是國家資本主義,與吾黨之三民主義相同,故非吾黨學俄國,實俄國學吾黨。

若俄國今日所行之政策實非純粹共產主義,不過為解決民生問題之政策而已。

孫中山早死,爛攤子靠蔣介石以武力清黨收拾。

汪精衛倒沒有這麼好運,把日本首相近衛文麿提出「睦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合作」當作日本欲實現孫中山「大亞洲主義」、跟中國交朋友的誠意,對「文人政府」隨時垮台、軍國主義者勢力熾盛諸事實視而不見,卒之近衛文麿不久被迫辭去相位,由東條英機接任,1939 年 12 月,陳公博看了《中日基本條約》的草案後,對影佐禎昭說:「這哪裡是基本條約,簡直日本要控制中國罷了。」此時汪精衛已離開重慶,親自步入日軍窠臼,再難回頭。

如果汪未留學日本 / 不是孫中山的忠實信徒 / 認清日本不會跟中國交往,他未必會投日,慘變「漢奸」。

汪精衛所犯的錯誤,與孫中山二十年代初「聯俄」,沒有本質上的差別,皆是對對手心存善念、對主義過度自信所引致的政治誤判!假如我們譴責汪,孫應同被譴責。否則,宜對汪有一定程度的同情、諒解。

講話最後部份,汪精衛說:

我們想想吧,兩年以來已經有幾百萬將士,幾千萬人民,為救國家免於滅亡,把自己的血流出來了,這些血我們可以使它白流的嗎?我們應該盡快結束戰爭,把全副精神用在恢復和平的工作。中國如果得到和平,可以建設起中國,中日兩國如果得到和平,可以建設起東亞。這樣我們的將士和人民的血才不會白流,他們也一樣是這樣。所以我認為流了這回血之後,至少要使先生的大亞洲主義能夠實現起來,才對得起那些死了的父兄,才對得起那些未來的子弟。各位同胞,快起來吧,把共產黨亡國滅種的陰謀粉碎吧,我們大家走上共同復興中國復興東亞這條大道。

汲汲於勿使將士和人民的鮮血白流,要對得起那些死了的父兄、未來的子弟,這份真情厚意,教人想起廖仲愷,廖氏曾說:

我國農工佔十分之九,農工階級受經濟壓迫,無路謀生,他一天做十數小時的工,且不得兩餐飽食,何有餘力教育子女呢?全國國民十之九無受教育機會,知識當然落後,國何能強:若要中國強,必須提高農工地位,引導他有政治知識、方有希望。且農工俱為我同胞,當有互助義務,農夫耕田,秋寒盛暑風雨飄搖之時,辛苦作工,每日充饑者不過薯芋,以穀米供給他人,養蠶繅絲者祇穿布衣,建造工人,僅住棚廠,農工辛苦供給我們衣食住,飲水思源,我們不當助他嗎?挽救農工即所以挽救中國。

情感表達之對象雖不同,但同樣真摰,竊以為是承襲自孫中山對中國固有仁愛思想的高度珍視,以之作為全人類得真正解放的關鍵。

有別於蔣介石自稱是孫中山三民主義的繼承者,汪精衛無論在思維、抉擇還是性格上,都比較貼近孫中山,他是中山思想的「實踐派」,此或許是他不斷遭蔣介石政府抹黑為「漢奸」的真正原因 (據說孫中山臨終前一直唸著汪精衛的名字)。

中國歷史向來強調道德正統,強調「溫情與敬意」(錢穆語),汪精衛助紂為虐,替日本人殘害中國同胞,自然是十惡不赦。

可是,歷史是複雜的,我們是否更應該問「何解汪精衛寧願做『漢奸』都要投日?」只有戳穿民族情緒,才可了解歷史真相。

謂汪不甘屈從於蔣而投日,謂汪因悲觀情緒作遂而投日,都是有欠準確。汪乃基於當時現實情勢的考量 (國軍軍力不可能戰勝日軍、日本「文人政府」提出和談、不可容共黨藉抗日坐大),以及欲實現孫中山大亞洲主義的信念而投日。

奈何時代對汪殘忍,汪失算了,也失敗了,但這無損其初衷之純粹無私為國,緊跟國父步伐。賣國小人?汪精衛做不來。

蔣介石獲得勝利,成為中華民族大英雄,但四年後中國大陸即為共黨竊據,汪精衛果真目光短淺?不見得。

尤其有一點值得提出,孫中山、汪精衛都是溫熱的、富情感的、有理想的政治領袖 (不同於蔣介石的冷峻、講求紀律、崇信「槍桿子」),他們先後「中伏」,後者甚至身敗名裂,差點賣國,孟子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在政治世界的詭詐裡,究竟有無道德情操高尚的仁者的一席之地,值得大家深思。

[主要參考資料]

1. <汪精衛談為什麼要中日合作>講話錄音,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rc6PeLpyA0

2. 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

2018年9月28日 星期五

「吾與點也」章與孔子精神

今天 (9 月 28 日) 是孔子誕。重讀《論語》「吾與點也」章,有些新的體會。

「吾與點也」章出自<先進>篇。

一開首,孔子叫弟子子路、冉有、公西華、曾皙各言自身志向抱負。

子路說:「有一千輛四匹馬駕車的邦國,夾在兩個大國之間,外有強敵入侵,內有饑荒肆虐,如果我來治理的話,只要三年,就可以讓那個邦國的人民人人好勇,而且也知道好勇的方法。」

冉有說:「一個大概有六、七十或是五、六十里大的地方,如果讓我來治理,只要三年,我應該可以讓老百姓豐衣足食。但是禮樂方面的事情,我還是要讓有德的君子來幫忙。」

公西華說:「我也許做不到,不過我願意學。像祭拜宗廟、外交會面,我願意穿戴合禮,做一個稱職的典禮主持人。」

子路是孔門弟子中的狂者,非常有自信,而且為人勇武。他因此想治理相當規模的邦國,並汲汲於令人民勇武。

冉有擅理財,故他想著力使人民豐衣足食。不過,跟子路不同,他只想治理六、七十或是五、六十里大的地方,這是一種務實的眼光,少了點自大。至於禮樂讓給有德的君子負責,正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的體現。

公西華最缺乏自信,但他吸收了老師「學」的優點,所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虛心學習擅長的外交禮儀,做一個稱職的主禮者,公西華的志向明顯不及子路、冉有遠大。

然而,三人的抱負志向都有一共通點,即對外建立事功。用現在的話說,即是要幹一番事業。

曾皙在三人言志時做些什麼呢?彈瑟。此動作本身就有一暗示:他不太認同三人言志的大方向。彈瑟也是一種舒暢、閒適的表現,反映曾皙心靈靈活而不黏滯 (不執著不緊張)。

曾皙的志向抱負是這樣:「暮春三月,穿上春天服飾,跟著五、六個成年人,六、七個小孩子,一起到沂水去洗澡,接著在祈雨的壇上吹乾身體,最後大家一起唱歌回家。」

完全與對外建立事功無關,而是一種理想生活的嚮往。

人與人之間,不分長幼,不分高低,不分你我,一起享受共處的歡樂時光。我毋須站高一級,又令人民勇武,又令人民得溫飽。我只需在人民安全受威脅時,挺身而出保護他們。人民得溫飽時,一同分享食物的滋味。飢荒時與人民一同捱餓。我與所有人是平齊的、同等的,憂戚甘苦與共。

值得注意是孔子的反應,「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事功緊要,但不是最緊要,最緊要是人與人之間有情,疾痛相感,孔子稱為「仁」。人能彼此以真情相待,這是世間一大樂事,一大幸福,建功立業未必快樂、幸福。

喟然而歎,一歎知音難覓,二歎自己年老 (「以吾一日長乎爾」) 而世人終無法看出情的可貴。此處孔子既是欣喜,亦是感慨。

要了解孔子,可以從一個個概念出發,但概念是乾枯的,孔子本人倒是生動活潑的。

《中庸》云:「極高明而道中庸」,《論語》裡各概念互相扣連而建立的孔子哲學,乃孔子的高明處。

可是,孔子也有平易近人的一面。他要與弟子們、親友們、人類大群憂戚與共,故顏淵死時,他哀慟得不斷說:「天喪予 (我)」。子路被剁成肉醬,他傷心得以後不吃肉醬。他也渴望富貴,「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 (做駕車司機),吾亦為之」,只是多了道義的考慮。

因為不站高一級,所以能與眾人說笑,成就幽默感。有鄭國人對子貢表示,孔子「累累若喪家之狗」,子貢將話告訴老師,孔子不但沒介意,反而自嘲道:「而謂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子路在孔子身邊,孔子甚至當面「潑冷水」:「子路啊,他比我勇敢,但缺乏才能。」宋明道學先生的冷峻面孔,孔子其實不曾擁有。

今天同時是「雨傘革命」四周年。回想當初大家為何佔領夏慤道,旺角、金鐘佔領區人人守望相助,這難道不是一種情的表現?

潘小濤在「雨傘革命」進行期間的一個聲音專欄說:「佔領區已經成了一個小社區......在這個獨特的社區內,人與人的互信度非常,人性的光輝發揮得淋灕盡致」。

香港久違了的精神,曾在「雨傘革命」時曇花一現的,即是孔子精神。

2018年9月26日 星期三

寄生蟲

以下是筆者吃午飯時聽到的兩名中學男生的對話:

大陸學生:「你也是在上面 (中國大陸) 來的嗎?」

香港學生:「不是,我的祖父很早以前就來到香港了。我是順德人。」

大陸學生:「我到了很多間學校面試,最後只有這一間 (屬 Band 3 學校) 取錄我。我在上面的英文是不錯的,不過到了香港,他們覺得我不行,香港的標準太嚴格了。」

香港學生:「畢竟香港較上面多外國人嘛,街上不時碰到外國人。」

大陸學生:「你有看新聞報導的習慣吧?我有一位公開試通識拿 5 ** 的朋友,經常會看電視新聞的。」

香港學生:「不過,現在好像不用多看新聞報導......」

大陸學生:「你打算選哪間大學?我覺得港大、中大政治氣氛太重,不是一件好事,科大比較好一些,環境又優美。」

香港學生:「我也覺得港大、中大學生談港獨不妥當。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出了事,被人認出,日後想出國或北上都沒機會,何必呢?」

大陸學生:「對啊,我都覺得不應該這樣。不能恃著保護言論自由想什麼就說什麼。港獨?老師不是說香港靠自己做創科有困難嗎?大陸早有支付寶,香港呢?」

香港學生:「你覺得香港的物價怎麼樣?」

大陸學生:「我覺得和上面差不多。」

兩名學生該是中三、中四左右。筆者一邊聽,一邊慨嘆,因當中實含有過多的錯謬!逐一批駁如下:

(1)

既然大陸學生覺得香港的創新科技水平不及中國大陸,香港的物價又和大陸一樣,何必要來香港讀書?處處面試無人取錄,英文表現又被看低,何苦?為何汲汲於來港讀書,但又挖苦香港?此未免自相矛盾。

(2)

因為有人在通識拿 5 **,自己才看電視新聞,這是否過於功利?看新聞是為了關心社會,非為增長考試成績!

再者,即使看電視新聞,也要帶謹慎、存疑的眼光去看。cctvb 眾所周知只會報導親建制的新聞,多看反而被洗腦而不自知。

(3)

政治氣氛太重正是一件好事。

港大、中大學生履行公民責任,關心香港前途,著緊港人基本權利,才會參與佔領,聲援港獨。

上世紀八十年代公民教育主題作品《蚌的啟示》,其中幾句:

「小島裡,誰也是繁忙,求進取不惜拚命趕,難有空的目光,可會緊閉如蚌,忘掉看四周境況。

願你可,不將耳目收藏,願你可與我多聽多望,盡去關心多一些,你從不似蚌,我願與你共創千柱光。」

港大、中大學生今天不是正在響應嗎?這何來不是一件好事?

(4)

聲援港獨,是要捍衛講港獨的言論自由。沒有言論自由,兩名中學生發表「偉論」如何可能進行?

筆者讀大學時,曾修周保松教授的課,周生當年其中一句話,筆者至今難忘,他說:「你們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不會明白失去言論自由是如何的痛苦。我當年經歷過 (大陸的言論審查和禁制),所以我明白言論自由是如何可貴。」

兩名中學生享用著言論自由而不自知,身在福中不知福,反要譏諷捍衛言論自由的大學生,這完全是《莊子》中蜩與學鳩的愚昧無知。

(5)

言論自由確保人能本乎良心講真說話,是人作為一個人的基本條件。國可以不出,大陸可以不上,錢可以不賺,但人不能不做吧?為了種種利益而放棄做一個人,講大話,隱瞞事實真相,此乃禽獸不如!

(6)

支付寶雖便利,但同時令所有交易、隱私被政府當局一覽無遺的監控,此難道是一件好事?

思慮不周,急功近利,人格墮陷而不知,筆者希望此不是普遍中學生的現象,否則香港勢必墮落為一個大陸城市。

遙想二十多年前,彭督任內 1995 年立法局選舉,那時香港人的雀躍,選舉氣氛的熾熱,教人難忘。

香港人本來是懂得履行公民責任,關心社會,決志用選票當家作主的,中共及其傀儡正要摧毀香港人這一重要特質!

還有,由戰後開始,左中右立場的報章雜誌俱可流通,言論自由一直都在,香港人當下是需要珍視它的。

最諷刺是那名大陸學生談到津貼,「租屋住好像可以拿半津,書簿津貼也要拿。」敢問津貼的錢從何來?香港人納稅養一班寄生蟲,慢慢蠶食你本來擁有的,高興不高興?

2018年9月24日 星期一

阿奎那的「五路證明」

聖多瑪斯.阿奎那 (St. Thomas Aquinas) 常和聖奧古斯丁並稱,後者代表了教父哲學,前者代表了經院哲學 (Scholasticism)。跟聖奧古斯丁受柏拉圖影響不同,阿奎那哲學是對亞里士多德學說的發揮。

這裡有一段故事需要交代。

公元 800 - 900 年間 (中國正處於中晚唐時代。西羅馬帝國亡於公元 476 年,東羅馬帝國亡於 1453 年),阿拉伯阿拔斯王朝 (即黑衣大食,由伊斯蘭教穆斯林建立的王朝) 的首都巴格達,進行了一場有組織、大規模的搜集整理和翻譯研究古希臘哲學科學著作的運動。當中,亞里士多德多部著作被譯成阿拉伯文保存下來。

而早在伍麥葉王朝 (阿拔斯王朝之前),阿拉伯人已攻入西歐的伊比利亞半島,消滅西哥德王國,控制西班牙。經阿拉伯哲學家詮釋過的亞里士多德著作,藉西班牙回流西歐,天主教道明會 (Dominican Order) 便是以發掘亞氏形上學中的神學成份為要務。阿奎那是道明會的修士。

阿奎那最為人熟知的事,是他對上帝存在作出「五路證明」:

i. 原動不動者論證 (The Argument of the Unmoved Mover)

從潛能到實現需要外物推動,一物被另一物推動,另一物又被另一物推動,如此類推。我們無法設想一個無限序列的推動鏈條,所以必須存在一個自身不被推動而能夠推動別物的推動者,這個原動不動者就是上帝。

ii. 第一因論證 (The Argument of the First Cause)

一物要被產生,需要一個比自己先在的外物為原因,而另一物又需要另一個比自己先在的外物為原因。我們不能設想一個無限序列的原因鏈條,所以必須設定一個第一因。不以他物為生起原因,卻能作為他物生起的根本原因,此第一因就是上帝。

iii. 偶然性論證 (The Argument from Contingency)

日常生活中,許多事物都是剎那生滅,剎那生滅即屬偶然存在。然而,世界是永恆存在的,總有事物在生生不息,此處我們似乎要設定一個必然存在,以此必然存在保證世界的必然存在,該必然存在就是上帝。

iv. 程度論證 (The Argument from Degree)

我們常說一個東西比另一個東西好,一個東西比另一個東西善。比較得以可能,源於有一最高程度的好,最高程度的善存在。這一至好至善的標準,就是上帝。

v. 目的論論證 (The Teleological Argument)

事物的發展總在趨向某個目的,如種子生長的目的是趨向變成花朵。不過,事物雖有不同的發展目的,卻能共同配合,構成一個和諧的秩序。這個和諧的秩序必然是出於上帝巧妙的安排,故上帝存在。

潛能、實現、原動不動者、第一因、目的論,通通是亞里士多德的概念。阿奎那以它們論證上帝存在,正是將哲學當作神學的婢女,把知解理性隸屬於宗教信仰。

阿奎那是意大利人,撰有《神學大全》(Summa Theologica),書中詳細闡述他的神學系統。

他說:「凡是在理智中的,無不先在感性之中。」明顯把理智置於次一級地位,跟亞氏「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迥異。

2018年9月23日 星期日

聖奧古斯丁思想要義

聖奧古斯丁 (St. Augustine) 是教父哲學的代表人物。

聖奧古斯丁在北非出生,少年時曾學習修辭學,才華洋溢。19 歲受西塞羅 (Cicero) 作品影響,相信摩尼教善惡二元論,不久放棄摩尼教改信新柏拉圖主義。

步入 30 歲,聖奧古斯丁開始跟米蘭主教學習天主教信仰與神學,並與同居十多年的情人分手,和小他十八歲的少女訂婚。兩年後,他對生命有了悔悟。聖奧古斯丁卒之在 33 歲克服心中猶豫,決心入教,旋即回到非洲過修道生活,42 歲任北非希坡 (Hippo) 主教,75 歲離世。

聖奧古斯丁撰有《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

西羅馬帝國毀於蠻族哥德人的入侵,有人把羅馬帝國的衰退歸咎於基督徒,聖奧古斯丁不敢苟同。書中強調,羅馬帝國的衰退源自道德的衰退,基督教反而有助道德的提升。

聖奧古斯丁又指出,基督徒不應以任一「地上之城」(包括羅馬帝國) 為最終歸宿,而應以「上帝之城」為歸宿。前者由自私的愛維繫,後者由對上帝的愛、人與人之間的無私的愛綰合。只有「上帝之城」才是人的靈魂所嚮往及可以永垂不朽。

另外,聖奧古斯丁對原罪問題亦作出回答。

何解全善、全能、全知的上帝會讓亞當、厄娃被蛇誘騙,吃下禁果 (推擴言之,即上帝為何容許人類言行違反其旨意)?聖奧古斯丁回應:因上帝要給予亞當、厄娃 (即人類) 自由意志,而自由意志是異常可貴的,其價值足夠抵銷亞當、厄娃 (即人類) 犯罪所造成的惡果。

進一步追問,自由意志為什麼可貴?聖奧古斯丁說:「若人是善的,而且除非他先願意行善,就不能行善,他就應當有自由意志,缺此他就不能行善。我們不得因罪惡藉自由意志而發生,便假定說,上帝給了人自由意志,是為了叫他犯罪。人缺少自由意志,就不能過正直的生活,這就是神給人自由意志的充分理由。」(《論自由意志》)

簡單講,人具有自由意志,才可做一個真正的人 (選擇依上帝旨意而行成為有道德的人)。做一個真正的人 (選擇依上帝旨意而行成為有道德的人),在上帝眼中,是非常重要的事。故此,自由意志是異常可貴的。

要讓亞當、厄娃 (即人類) 有自由意志,就要同時讓他們有犯錯的機會,「惡」(evil) 的存在因此得以被解釋。

先在決定論 (Pre-destination,又譯預定論) 也是聖奧古斯丁提出。

聖奧古斯丁認為,因為原罪,人性是完全敗壞的,沒有主動為善、自我救贖的能力,必須依靠上帝的恩典。上帝「無條件的揀選」(上帝在創世前,根據自己的旨意揀選了一部分人得救。此揀選是無條件的,不是基於人的善行,也非基於對人的信心的預見) 某些人得救,而「遺棄」其餘的人為自己的罪甚至人類的原罪受苦受難。被揀選的人最終會進入天國,被遺棄的人則會下地獄。

先在決定論後來成為加爾文主義 (Calvinism) 的主要信念。

從成德之教的立場看,聖奧古斯丁的先在決定論已違背平等原則,對踐行基督教義者投下一陰影 (有機會畢生踐行教義而下地獄收場),這並非一件好事。

其強調自由意志之可貴做得對,但他堅信人不能主動為善、自我救贖,必須依靠他力,容易令人喪失自信而陷入迷信 (甚至盲信) 外在的超越者。自律道德無從談起!

事實上,人有自由意志,此意志固然能下墮以違反上帝旨意,其未嘗不可上升以再次跟從上帝的步伐。上升的契機即為:對過去意志下墮所生起的種種惡言惡行,有一根本的愧疚感,再而有一根本的懺悔意識。此懺悔意識的萌發,即是自我救贖,即是主動為善之動力源。罪之消除,不應靠上帝,靠基督,而應靠此懺悔意識。

基督文化對人性陰暗面有深刻認識,這遠勝希臘、羅馬。可是,它開出完全信仰上帝才有可能淨化罪孽的路,這變相以神壓倒人,「神權至上」取代「以人為本」。

希臘文化講究理性,理性為人所有,故人是最尊貴的。到了基督文化,人有原罪,待上帝選中救贖,「哲學是神學的婢女」,尊貴的倒是上帝而不是人。於此而觀,實屬一種倒退。

羅馬帝國衰退有許多原因,歸咎基督徒 / 道德淪喪都不一定正確。不過,從文化角度,羅馬帝國是羅馬人自然生命力發皇的產物,基督教令羅馬人有「上帝之城」做退路,有機會從殘酷現實抽離,它或多或少令帝國柔化,不復凶狠。

2018年9月22日 星期六

英日雙方在城門附近的部署

12 月 8 日傍晚,由第 230 聯隊組成的右翼隊改為「右攻圍部隊」,向油柑頭、白沙橋山、大帽山一線推進,準備進攻醉酒灣防線左翼。第 228 聯隊抵達深圳,組成「左攻圍部隊」,向草山、九肚山推進,進攻防線中央。原為左翼隊的第 229 聯隊組成「左側支隊」,準備橫渡沙田海,從馬鞍山進攻防線右翼。

「右攻圍部隊」佔領錦田後,逐步迫近大帽山,翌日從川龍一帶進入大帽山以南,威脅醉酒灣防線左翼。

與此同時,第 228 聯隊越過深圳河後急行軍南下,苦於道路橋樑盡數被英軍所毀,部隊行進速度緩慢,不時出現脫隊。第 228 聯隊長土井定七大佐把部隊交由第 3 大隊長西山遼少佐指揮,自己親率一支小隊 (聯隊本部成員組成) 登上草山及針山偵察。未幾,土井發現英軍陣地。

英軍方面,蘇格蘭營嚴陣以待,城門水塘以南的 A 連、上葵涌的 B 連、下葵涌的 C 連終日準備應付日軍來襲,並派出偵察兵查探日軍動向,呼叫炮擊阻擋日軍前進。大陸旅旅長華里士准將在 9 日上午下令拉吉普營 D 連前往堵塞防線從孖指徑至走私坳山脊的缺口,該部劃歸防線中央的旁遮普營指揮。

城門碉堡由蘇格蘭營第 8 排及 A 連連部駐守,水塘西側菠蘿山及西北 104、105、106 號防區由第 7 排駐守,水塘西南方靠近上葵涌一帶由第 9 排駐守。A 連連長鍾斯 (Cyril Jones) 亦在水塘西側小徑佈下雷區。特種部隊「Z 部隊」則於鉛礦坳西側山坡上設立基地。

城門碉堡原本是一個排級防區,只能容納一排兵力。觀測站內有 15 張吊床,連同各機槍堡內 6 張吊床,碉堡實際只能容納 39 名士兵。當時駐守碉堡的蘇格蘭營 A 連第 8 排,連同 A 連連部、炮兵、觀測組官兵,剛好共有 3 名軍官及 39 名士兵。

英軍在 12 月 9 日上午發現土井偵察隊於針山山頂附近有「少量活動」,但因土井偵察隊人數不多,加上第 230 聯隊在西北面逐步迫近,故此英軍未有進一步行動。下午,第 228 聯隊第 3 大隊進入鉛礦坳,英軍開火阻擊。A 連派出偵察兵前赴搜索,適逢水塘一帶開始下雨,周圍被大霧籠罩,英軍未能察覺第 228 聯隊正開赴草山一帶。

鉛礦坳以西的「Z 部隊」有成員在濃霧中目擊第 228 聯隊第 3 大隊接近該處並被炮火擊中,卻未有即時通報。當晚,第 228 聯隊第 3 大隊在城門碉堡外圍施以突襲。

土井定七在針山上偵察,發現 303 高地 (一座位於孖指徑東南的無名高地) 可作為第 228 聯隊進攻防線時的橋頭堡。不過,城門河兩岸均為斷崖,根本無法通過,反而越過城門水塘主壩,先佔領位於其南面的 255、341 高地,然後再沿孖指徑向 303 高地挺進更為容易。

2 時,土井偵察隊與第 228 聯隊第 3 大隊會合,晚上土井下令向第 255 高地發動進攻。

[主要參考資料]

1. 鄺智文、蔡耀倫,《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

2018年9月21日 星期五

戴耀廷玩忽「港獨」,「唯公投論」政治智障

戴耀廷不甘寂寞,連續發表多篇有關「港獨」的文章。細看其內容,卑之無甚高論。據他的講法,文章是要測試香港的言論自由。這是一種「挑機」、戲謔的姿態,並非真正有意深化「港獨」論述。尤其甚者,戴氏玩忽「港獨」的心態最近化為建議「港獨」公投的言論,「反對者肯定多過支持,經過公投,『港獨』聲音會馬上收聲」,玩忽倒成了打著「港獨」旗幟反「港獨」,做建制派 B 隊了。

戴氏未必有心禁制「港獨」,做建制派 B 隊,但他過份盲信公投,則是事實。

早在「雨傘革命」時,他就和雙學打算搞廣場公投,要求佔領人士就「特區政府向國務院港澳辦公室提交的報告,必須包括特區政府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撤回 831 決定」和「處理政改爭議的多方平台,必須確立 2016 年的立法會產生辦法要廢除功能組別及 2017 年的行政長官產生辦法要有公民提名」進行表態。後因「投票過於倉卒、商討不足」,加上技術上難以執行,被迫取消,他甚至要和雙學一同向佔領人士致歉。

公投是一種民意表達方式,它本身是中性的,猶如雙面刃。當全港市民都具有公民意識,知道要盡公民責任,基本生活獲保障而可充分運用理性分析社會議題時,公投固然無問題。可是,現在香港市民普遍不知公民責任為何物,基本生活保障更是無法談得上,天天為口奔馳,他們還理會什麼「港獨」不「港獨」?勉強搭嘴講一兩句,「中國人搞咩野『港獨』吖」,這些都是由細到大潛移默化的慣性反應,並非理性思考的結果,不能作準。此一情況下,搞「港獨」公投根本不合適,勉強為之,客觀效果必然就是消滅「港獨」,哪怕這未必是戴氏的初衷。

主張公投的人其實都有一政治取態,公投是一種手段、方式,以獲取民意支持,證成該政治取態。而要人民用選票支持你的政治取態,不斷將你的理念宣揚開去,把道理講明白,「教化」選民,是必須的。僅寡頭的高舉公投,公投隨時得出與你的政治取態相反的結果,屆時你是否輸打贏要?

觀乎戴氏及支持戴氏的政黨政客的立場,他們普遍不認同中共極權統治,在中共眼裡,即是搞「港獨」。他們理應深化民間對「港獨」的認識、對「香港人」身份的認同,待時機成熟,方主張公投。一味主張公投,一味主張自決,都是沒有意思的,有意思的是「深耕細作」,好讓日後能動員大量群眾用選票表態支持「港獨」。

不過,如前文所言,戴氏一直抱持「挑機」、戲謔的心態談「港獨」,「試下姐,駛死咩?」這類人注定不會切實落地做事,只知指指點點,意見多多 (這是象牙塔學者的通病)。

設想戴氏的建議成為事實,公投結果大比數反「港獨」,「港獨」支持者氣餒消散,中共及其傀儡未必相信「港獨」真的消除,基於某些原因,他們仍會自製「港獨」稻草人,說香港有「港獨」,公投結果不可信。反之,公投結果大比數支持「港獨」,中共及其傀儡更有理由加強對香港的箝制,此對香港也不是一件好事。

「唯公投論」本身就是政治智障的表現。戴氏「玩玩下」的心態,尤其令他無法看清「唯公投論」可以帶來嚴重的政治惡果。很不幸,政治惡果是要全體市民一同承受的。一個政治智障而置人民於險地的人,有什麼資格做香港社運的領袖!

2018年9月20日 星期四

普羅丁與新柏拉圖主義

基督教的興盛催生「教父哲學」(Patristic Philosophy),在談「教父哲學」前,先講講其先導思想 - 新柏拉圖主義 (Neo-Platonism)。新柏拉圖主義的代表人物為普羅丁 (Plotinus)。

普羅丁在埃及出生,青年時於亞歷山大港求學,公元 243 年才轉到羅馬定居。

他的思想最重要是「太一」(遙承巴門尼德的「一」和「存有」)。「太一」自身完滿具足,由於其完滿程度超過一定限度,水杯盛載之水過多,水必會溢出,「太一」於是流溢出精神、靈魂、物質 (即整個宇宙,羅素說:「普羅提諾的形而上學是從一種神聖的三位一體,即太一、精神與靈魂,而開始的。但這三者並不是平等的,像基督教的三位一體中的三者那樣;太一是至高無上的,其次是精神,最後是靈魂」)。世界成為從最高的「太一」到最低的萬物的井然有序的等級系列。

他又認為,「太一」是至高的善,是超越的、無限的,感官和理智無法對之認識,其只能夠被靜思。

精神世界不佔時空間,完美永恆而和諧,是可以用理智理解的世界,相當於柏拉圖講的理型世界,所有真的、美的都包含在其中。

靈魂是精神世界求實現其自身,所產生的某種東西。它兼具兩方面:趨向觀念,趨向感官世界 (因而懷有慾望)。

物質是靈魂創造出來的,其本身無形式、性質、權能,它是絕對的貧乏,是邪惡的基質,離「太一」最遠。

靈魂要擺脫惡,必須與「太一」結合。普羅丁有時稱「太一」為「上帝」。透過禁慾 (擺脫身外之物、名利、地位和財富等束縛),靈魂能體驗「上帝」的神聖之光,受其照耀,獲得寧靜,不陷溺於物質,後世稱此為「光照理論」。

有人說:「普羅丁生得再晚一點,只需改動幾個字句,就是一個基督徒了」、「(新) 柏拉圖主義是基督教神學有機結構的一個主要部分,沒有別的哲學能夠與基督教神學合作而不發生摩擦」,由此可見普羅丁確是「教父哲學」的先驅。

雖然,從哲學的層面看,普羅丁並沒有比柏拉圖高明。

柏氏嚴格區分理型世界和經驗世界為形上形下異質的兩層,兩者如何貫通未曾清晰交代,為其理論一大致命傷。

普羅丁的「流溢說」看似講出理型世界和經驗世界相互貫通。可是,以水滿瀉溢出為比喻,然則經驗世界與理型世界與「太一」為同質乎?假如是這樣,形上形下的異質從何說起?抑或是把形上形下看成同質的分別?還有,「溢出」具體如何可能?水滿瀉溢出不過是一 metaphor。

「教父哲學」由聖奧古斯丁 (St. Augustinus) 開其端,他深受新柏拉圖主義影響,相信世界的自然秩序往往是上帝旨意的顯現。

「教父哲學」是「經院哲學」(Scholasticism) 的初始階段,「經院哲學」的代表人物阿奎那 (St. Thomas Aquinas),比較受亞里士多德哲學的啟發。

[主要參考資料]

1. 羅素,《西方哲學史》。

2018年9月19日 星期三

基督教在歐洲的發展

耶穌復活後,十二門徒接受其訓示 (即大使命),開始到世界各地傳教。十二門徒在耶路撒冷奠定教會的雛型,時值猶太教當道,迫害基督徒,這為福音向外弘揚提供一契機。加上保羅 (他自稱是一位「外邦人的使徒」,並非耶穌在世時的弟子,也非由教會選出) 三次宣教旅程,基督教卒之傳至整個地中海世界 (包括馬其頓),小亞細亞有安提阿教會的建立。

公元 31 年 (一說 33 年) 至 100 年,乃基督教會發展的初期階段,使徒一個接一個盡道而死。到了「使徒時代」結束,基督教會的勢力竟擴展至羅馬帝國。

羅馬帝國最初對基督教予以寬容,但傳至第五任君主尼祿 (Nero),羅馬城發生大火,尼祿乘機誣陷基督徒為放火元兇,對教徒施以迫害。保羅、伯多祿於其在位期間被處決,他又曾在後花園燃燒基督徒。尼祿是首位壓迫基督教的暴君,自此基督教在歐洲的傳播備受打擊。

基督教被羅馬帝國皇帝重新接納,始於伽列里烏斯 (Galerius) 在公元 311 年發佈結束戴克里先 (Diocletian) 迫害基督教的詔書。未幾,君士坦丁大帝 (Constantine the Great) 繼位,他對基督教的篤信,致使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帝國內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政府歸還先前沒收的教會財產。尤其甚者,新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擁有大量基督教建築,處處是教堂,卻無異教的神廟。君士坦丁據說還在臨終前受洗。

君士坦丁大力支持基督教,為基督教日後成為羅馬帝國國教創先河。公元 380 年,狄奧多西一世 (Theodosius I,帝國東部皇帝) 與格拉提安 (Flavius Gratianus,帝國西部皇帝) 共同宣佈三位一體的基督教為正統,以此作為羅馬帝國國教。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國教後,所能影響的範圍,逐漸擴及帝國全境,包括:巴勒斯坦、敍利亞、波斯、意大利、西西里、高盧、埃及、北非、比利時、荷蘭、不列顛等地。

不過,公元 476 年,哥德人 (日耳曼民族的一支) 為匈人所迫,越過多瑙河,滅亡西羅馬帝國,東羅馬帝國在君士坦丁堡苟延殘喘。歷史學家吉朋 (Edward Gibbon) 撰寫《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曾下一著名論斷:「羅馬帝國之所以衰亡,是因為基督教的興起」。

基督教將一切喜樂置於「天上的國」,強調「地上的國」是醜陋骯髒,充滿痛苦,此容易令人忽略蠻族入侵及國家防衛。吉朋之說有一定道理。

然而,羅馬帝國衰亡尚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 (不斷征戰令農民須繳交重稅,農民負擔不起,國庫於是空虛),基督教興起不是唯一因素。

羅馬文化造成的精神世界之空虛、枯竭,在基督文化裡得到滋潤。基督教能夠橫掃歐洲,除了政治人物推動,也有意識形態之補偏救弊。

教會後來發展到有嚴密的組織,聖職人員的排序為:教宗 → 樞機 → 總主教 → 主教 → 助理主教 → 輔理主教 → 神父 → 執事。

2018年9月18日 星期二

原罪論的貢獻與局限

原罪的提出是基督教對西方文化一大貢獻,相關故事來自聖經《舊約》中的《創世紀》。

且說原祖父母 - 亞當與厄娃 (夏娃) 在伊甸園居住。有一天,厄娃受「蛇」哄誘,偷吃了知善惡樹所結的禁果。她又將禁果交給亞當食用。二人吃了禁果後,開始害怕被對方看見自己赤身露體,開始感到害羞。上帝早前曾吩咐二人不可吃知善惡樹所結的禁果。當祂發現二人違規,大為忿怒,將二人逐出伊甸園。

所謂原罪,是指亞當與厄娃錯用上帝給予的最寶貴的自由意志,違背上帝的旨意,偷吃禁果。此一罪性將一代傳一代,永無終止。人自出生那一刻起就帶著罪,罪從何來?原祖父母。要去除原罪,唯有信靠上帝派來人間為人類作救贖之獨生子耶穌,即成為一虔誠之基督徒。

希臘文化不講人有罪,人有理性認知能力,足以自信。羅馬文化也不講人有罪,人天生有一澎湃的自然生命氣質,頑強的生存意志,豐富的情感,足以挺立。只有基督文化劈頭就指人有罪。這個罪,與其說是承襲自原祖父母,不如說是植根於人性。人之所以為人,在基督教義裡,並非由仁心 / 理性決定,乃是由人有自由意志決定。人有自由意志,意味著有可能違反上帝旨意,即有原罪。

原罪的提出之所以對西方文化有益,因 (a) 希臘文化對知性的強調,容易造成「意底牢結」、「觀念障」、自以為是,竟致不能自拔。(b) 羅馬文化對自然生命氣質的推崇,容易使人衝動,不能作反省。原罪的提出,可令人退後一步反省自身言行,檢視其對錯,以修正觀念見解,並學會謙虛謹慎。

不過,寡頭的信仰一外在超越的神,未必保證人真能少些錯用自由意志。信並不足夠,此處需要工夫實踐。只有信而無工夫實踐,弄不好的話,隨時以上帝之名行壞事、惡事而不以為恥。另外,乾枯的牢記聖經文字,容易造成形式主義,閉固保守而不知變通。

中國哲學中,朱子也講人性有氣稟物欲之雜,也講一超越外在的天理,也講讀書窮理。不過,有別於基督教,朱子還講「主一持敬」、「涵養省察」,還講「性即理」(天理內在於人身而為人之性)。篤信一外在超越者即篤信自己,「主一持敬」、「涵養省察」、讀書窮理俱為工夫實踐,以去除氣稟物欲之雜。此明顯比基督教單講篤信、單讀聖經更嚴密,更易令人行道德。

今人常以「偷食禁果」喻稱男女間發生婚前性行為。由亞當、厄娃吃下禁果即有對對方的裸體在意的意識,此未嘗不是男女之別的開始。有男女之別的意識,自然會有異性之間相互吸引,性行為於是不能避免。將「偷食禁果」喻稱男女間發生婚前 (不被允許的) 性行為是可以的。

亞當、厄娃被逐之餘,上帝還對二人及蛇作出下列懲罰:

i. 蛇 - 受到咒詛,從此要用肚子行走及終生喫土。其後裔要與女人的後裔彼此為仇,女人的後裔要傷牠的頭,而牠則要傷她們的腳跟。

ii. 厄娃 - 懷胎的苦楚加增,生產時要受苦楚,要戀慕丈夫,及被丈夫管轄。

iii. 亞當 - 要汗流滿面才得餬口,直到他歸了土。從此需終身勞苦才能從田地裏得到食物,而地會長出荊棘和蒺藜。

這其實更似是對以色列人現存狀態提供一神話的解釋。

以色列人傾向男尊女卑。男的必須透過耕作營生,但土地有欠肥沃。女性生產也明顯艱辛。要對種種加以解釋,使其變得合理,本來可以採取科學方法,但因以色列人不如希臘人強調理性開發,僅把一切訴諸於上帝,用上帝解釋一切。神話的解釋於是開出,科學解釋則付之闕如。這亦是民族性使然。

2018年9月17日 星期一

香港正處於無政府狀態!

颱風山竹比溫黛還要強,基於人道立場,港共應該安排打工仔停工一天,至少半天,好讓路面收拾乾淨 (路上仍有磚頭及玻璃碎片),交通恢復正常。偏偏天文台於早上六點前改掛三號風球,打工仔惶恐不安,港共卻一點表示也沒有。

就新聞片段所見,無數市民堆積在大圍站候車數小時,部份甚至因體力不支而暈倒,幸好沒發生人踩人,否則後果不堪設想。有一中老年男士從天水圍步行至上水返工,途中路障重重,他一度跌倒在地,但仍咬緊牙關向前行,「好似打越戰咁。」他如此形容,由此可見返工路途崎嶇。另外,有男子越過折斷的大樹踏上征途,有女生因找不到前往工作地點的交通工具而感沮喪。

網上流傳一幅改圖,標題為「返工 (Working after hurricane)」,是一張假裝電影上演的海報,主演人為「香港打工仔」,這既是苦中作樂的自嘲,也揭示出香港人命運的可悲。

香港打工仔一再折騰,本不需要,只要港共安排好一些,體恤市民多一些,問題根本不會出現。比觀鄰近國家 / 地區,大陸深圳市早就停工停市停課,澳門亦然。

湯家驊說:「在一個自由、資本主義的社會,便是特首也沒有權命令全港放假一天,更沒有能力負上社會停止運作一天的經濟損失。」這是歪理!完全不成立!

從政治哲學的角度,為何社會要有自由?要實行資本主義?因為要促進每個人的幸福生活。如果自由、資本主義的社會要將人的性命都奪去,還要自由、資本主義幹什麼?「以人為重」的人本價值應該放在第一位,如是,「社會停止運作一天的經濟損失」算得什麼?假如特首因害怕社會出現經濟損失而令市民飽受折騰,她就是不人道!不把香港打工仔當做人看待!

再從事實看,深圳、澳門難道不會有經濟損失?何解人家的市長、特首願意承擔,柒婆娘就不願?有網友說:「香港特區政府唔係香港人嘅政府,完。」一語點出問題癥結,筆者深以為然。經過今日,大家基本上可以肯定香港已處於無政府狀態,無代表香港人、捍衛香港人權益之政府!

只有不把香港打工仔當做自己人,無切膚之痛,才會說出什麼「(全民停工) 香港情況並不合適」、「互諒互讓」一類涼薄的話。誰應「互諒互讓」?打工仔已夠苦,要「互諒互讓」的,應該是僱主,更應該是港共政權。僱主做不到體諒員工,情有可原,吸血鬼很難剎那變天使。可是,港共呢?如果港共體諒打工仔多一點,下午才全民返工,問題縱使未必能解決,至少一定程度得以紓緩。今製造問題者叫人「互諒互讓」承受問題之惡果,這是什麼道理!

有人覺得今早返工的人犯賤、甘心做奴隸,筆者不敢苟同,的確有許多人手停口停,也有許多人基於一種對工作的責任感。問題出在此一傀儡政權上。

看見將軍澳市民自行合力修復街道、有市民在路軌上步行返工、有熱心司機義務載徬徨無助的女生前往九龍塘......香港人是可愛的,惹人憎恨的是港共。

「雨革」甫結束,有人宣揚一種論調:社區自救,即成立各地方自治組織。今天看來,該論調有理,因有政府等於無政府。

「港獨」看似很無稽,很抽象,但實則不然。在沒有代表香港人、捍衛香港人基本權益 (包括生命) 的政府存在下,建立屬於香港人、捍衛香港人基本權益 (包括生命) 的政府,即是「港獨」。不選擇「港獨」,就要繼續障礙賽式返工,還要聽一群狗官契弟在冷嘲熱諷,閣下是否咽得下這口悶氣?

2018年9月16日 星期日

荃灣、青衣島失陷

12 月 8 日下午 6 時 30 分,第 38 師團重整部隊,把「迂迴隊」(以第 230 聯隊第 1 大隊為骨幹,由深圳福田攻入錦田平原,奪取青山道) 改編為「青衣島攻略部隊」,沿青山道向油柑頭 (其右方是荃灣西約 / 柴灣角,下方為青衣島北岸,以盛產油甘子得名) 進發,進攻青衣島。

青衣島位於九龍半島西邊,守軍早在其對出大海 (藍巴勒海峽一帶) 設置許多鐵鍊,防止日軍戰艦駛入。蟬號炮艦亦活躍於青衣島,向沿青山道挺進的日軍連番炮擊,阻礙其行軍速度。日軍出動空軍支援 (這是立體戰爭的體現,空軍、陸軍協同作戰,空軍掩護陸軍前進),土生秀治戰隊空襲蟬號,蟬號不久中彈,被送往太古船塢維修。

據葉老先生 (筆名石林疋,2015 年時為 79 歲) 憶述,當時青衣島上已有一些前來暫住避難的荃灣村民。

荃灣,古稱淺灣,因海灣水淺而得名。它位於大帽山以南,東南面向藍巴勒海峽,為青衣島對岸。

藍巴勒海峽一帶海盜猖獗,凡有船隻經過,必須交付三百過路錢,故荃灣又被稱為「賊灣」。此外,商船於退潮時經常擱淺,坊間流傳「發達去金山,要死來荃灣」。

柴灣角一度發現新石器時代及東漢文物,學者估計宋朝或之前荃灣已有人聚居。

曹公潭的曹公,相傳是南宋末年跟隨宋端宗趙昰等人一同逃難的曹姓大臣,因在曹公潭附近位置不慎滑倒溺斃,後人為了紀念他,便把潭命名為曹公潭。

城門谷的城門,據說是元將劉深來犯,當地鄉民興建石城負隅頑抗,因而得名。清兵南下,參將李萬榮亦曾於城門谷至針山一帶建城抗清。

加上荃灣的原居民主要講客家話,「三棟屋」由陳姓客家人建立,羅香林說:「客家話是正宗中文」、「客家為漢族裡頭的一個支系」,荃灣與中原華夏文化可謂有甚深淵源。

四十年代的荃灣,居民以耕種飼養牲畜為生,一般建築物只有兩層樓高。驟聞日軍將至,一家大細紛紛乘船到青衣島暫避。葉老先生的父親便僱用了一艘街渡木船,把全屋老少送到青衣島,細軟也來不及收拾。

日軍戰機瘋狂轟炸德士古油庫 (海濱花園前身,1983 年油庫遷往青衣),燃燒的汽油湧入海中,整個海面火光熊熊。

另一邊廂,日軍侵佔「春三園」(位處青山道北的小山丘,可俯瞰整個荃灣),設立「憲兵部」,管治荃灣。「春三園」是葉老先生家族的大宅。

日軍把極力守護家園的葉老先生的父親逐出大宅,同時對荃灣實行恐怖統治。

葉老先生指出,有十數人被日軍抓到海邊一個堤壩平台 (那裏當時名叫石膏廠,接近舊關門口村) 上槍決。時值退潮,有些被槍決者後來醒轉,因痛苦而發出呻吟聲,潮水未幾復漲,他們卒之遭淹死。

葉老先生還表示,「春三園」鄰近「三棟屋」,「三棟屋」村民不時看見「憲兵部」發生各式各樣的嚴刑逼供、倒吊拷打、灌水、放狼狗咬等。

12 月 11 日,嵯峨號軍艦運送日本陸軍往青衣島登陸,青衣島失陷。

[主要參考資料]

1. 明報新聞網,<街知巷聞:荃灣三年零八個月>。

2. <揭秘日軍攻佔香港細節:東方之珠遭巨炮轟擊,80% 英軍被俘>。

3. 時代思進 (Watershed Hong Kong),<(香港保衛戰當年今日之三) 城門失陷守軍後撤,意外捷報打亂日軍陣腳>。

4. 鄺智文、蔡耀倫,《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

2018年9月13日 星期四

小學基督徒師長該如何看待萬聖節

10 月 31 日是萬聖節,究竟信奉基督教的師長應否阻止小學生接觸萬聖節,乃至不容許小學生慶祝萬聖節?先作釐清,此處所指之「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新教。「師長」則指校長及老師們。

信奉基督教的師長不許小學生接觸 / 慶祝萬聖節,其中一個理由是:萬聖節導人迷信,教壞小孩招惹鬼魂。

首先,萬聖節會否導人信鬼,全賴師長如何引導。師長大可清晰指出鬼魂並不存在 (或持不可知的立場),萬聖節扮鬼不過 just for fun。以萬聖節容易導人迷信來禁止小學生接觸 / 慶祝萬聖節,猶如以性教育容易導人提早發生性行為來禁止小學生接觸性教育,在立論上是站不住腳的。

其次,招惹鬼魂是否一件壞事呢?在基督教傳統裡,「耶和華憎惡所有行邪術的事」,「參與萬聖節活動就是主動與鬼相交,基督徒應避免與邪靈接觸,受到邪靈的污染的騷擾」,彷彿招惹鬼魂是壞事。然而,於中國文化,通靈、與鬼結交常給文人墨客無窮之創作靈感,《聊齋誌異》據說和作者蒲松齡的靈異體驗有關。假如招惹鬼魂未必是件壞事,「教壞」就講不通了。

其三,小學生接觸 / 慶祝萬聖節的過程中,可能會對鬼魂產生畏懼、害怕,他們未必沉迷。以為萬聖節教壞小學生對鬼著迷,未免太主觀、武斷。

另一反對小學生接觸 / 慶祝萬聖節的理由是:萬聖節的「不給糖就搗蛋」(trick-or-treat),對小學生的人格培養會造成不良影響,養成「要脅」、「勒索」等陋習。

第一,二十一世紀的教育是否還要堅持灌輸正確價值觀?教師更應充當學習促進者 (facilitator),而非單向講授者。盡可能讓學生體驗不同價值觀,介紹各價值觀的來龍去脈、優缺點,而非替學生下判斷、作篩選。彼覺得禁止接觸 / 慶祝萬聖節就能教小學生不「要脅」、「勒索」?他們天性愛耍手段的話,無萬聖節依舊會學懂。

第二,退一步,即使站在灌輸正確價值觀的立場,信奉基督教的師長為何不借「不給糖就搗蛋」這個好機會,直接補充「此做法始終不太妥當,要脅人、勒索人是不應該的,糖還是父母買給你,或老師獎給你好。」既完小學生有糖吃的渴望,又能令訊息深刻傳入小學生腦海中。

信奉基督教的師長汲汲於不許小學生接觸 / 慶祝萬聖節,最根本的原因或許是:萬聖節本身即與基督教義相違,凡與基督教義相違者都是不應該的。

我們要如此想:

假如所有小學生都是基督徒,師長們可以將其標準加諸眾小學生身上。

假如學校是具有基督教背景,基於傳教弘道之必要,將基督徒之標準加諸眾小學生身上亦無可厚非。

可是,如果 (1) 所有小學生俱不是基督徒 (2) 學校不是具有基督教背景,信奉基督教的師長們基於自身篤信的價值,堅持不准小學生接觸 / 慶祝萬聖節,這就未免有宰制之嫌。

設想在成人世界,基督徒也不能本乎自身信奉之價值,要求非基督徒不准接觸 / 慶祝萬聖節,此將被視為侵犯他人的個人自由。如果小孩子是有自己想法的,是未來主人翁,他們理應享有自由,不容侵犯。除非彼把小孩子看為不成熟、待被大人教化,這卻不知不覺將自己幻化為家長,犯有「家長主義」之流弊。

優秀的家長不該這樣不准那樣不准,而該讓子女多試多學,所謂累積「多元學習經驗」。在累積中,家長按小朋友之性格天分,指導他們尋找出適合自己的價值觀、做人態度、處事方式,每人都是獨一無二,倒不是一把尺就適用於所有小朋友身上。

倘若上述分析無誤,信奉基督教的師長不應不容許小學生接觸 / 慶祝萬聖節,道理是非常清楚的。

況且,小學生終有一天會長大,他們是必須適應各種現存的文化風俗,不只香港的,還有世界各地。當萬聖節在英語世界 (如英國、美國、加拿大、紐西蘭、澳洲等地) 逐漸成為傳統,教導小學生萬聖節知識、和他們寓學習於慶祝,未嘗不是一種增廣見聞。

特別是,有些學校向來有讓小學生接觸 / 慶祝萬聖節的慣例,以此提高小學生學習英文的動機,借基督教把一有益的教學活動抹煞,小學生固然大失所望,師長也不見得有什麼得益。何必這樣做呢?

2018年9月12日 星期三

耶穌降世的意義

耶穌降世在基督教裡有著特殊的意義。

他一方面是瑪利亞與若瑟所生,是真實存在的人;一方面是上帝之獨生子、在世間的代表。

因為是人,所以會感性、會軟弱,耶穌上十字架前,於客西馬尼園禱告:「我父啊,倘若可行,求祢叫這杯離開我。」便是例證。

因為是上帝之子,所以必須完成上帝整個救贖人類的計劃,他接著說:「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祢的意思」、「我父啊,這杯若不能離開我,必要我喝,就願祢的意旨成全」,並非閒話。

在舊約中,梅瑟 (摩西) 是以色列人的領袖,是先知。可是,他始終是人,與上帝無直接關係。他不能講「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世上的光」一類話語,因其不是上帝之化身。

耶穌則不然。他是上帝之獨生子,與上帝有直接關連。上帝作為人的道路、真理、生命、人世間的光,通通透過耶穌之肉體存在、一言一行彰顯無遺,所謂「道成肉身」。此一意義下,上帝就是耶穌,耶穌就是上帝。

仔細言之,上帝派自己的獨生子來到人間,主要是想傳達:

(1) 救贖 (替世人贖罪,使其獲得重生);

(2) 寬恕 (原諒世人因無知、自私、衝動所犯下的過失);

(3) 博愛 (對世人予以平等看待、重視)。

在耶穌降世前,人或以為自己之罪已重,不可被赦免,所謂「我罪,我罪,我的重罪」,竟一墮到底,不再回頭。他們亦不相信可以做到原諒別人過失、愛世上一切人。

不過,經耶穌降生、傳道、受死至復活,人親眼看見一真實而具體的生命,將寬恕、博愛貫徹於日常行事,其甚至為一切人受死以換取一切人得救贖。此既令人感受到上帝對自己的愛,也令人更有信心篤行基督教義 (耶穌是基督教義的表率、示範)。

按照《聖經》所記,耶穌在約旦河接受若翰洗者施洗。若翰洗者後來因得罪大希律王 (羅馬帝國猶太行省的從屬王,當時以色列已受羅馬帝國統治) 之子被殺,這其實已預示耶穌的命運。

耶穌受洗後,受聖靈引導,到曠野禁食四十晝夜,期間經歷魔鬼試探。

魔鬼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叫石頭變成餅,解除飢餓。」耶穌答:「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以對真理之追求、實踐,克服物質欲望。

魔鬼繼而要耶穌從聖殿翼上跳下,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可以跳下去!因為經上記著說:『主要為你吩咐祂的使者用手托著你,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耶穌答:「經上又記著說:『不可試探主你的神。』」以對上帝之虔信,克服猜疑。

魔鬼最後叫耶穌改拜自己,將得到世上的萬國,和萬國的榮耀。耶穌答:「走吧,撒旦!因為經上記著說:『當拜主你的神,單要事奉他。』以事奉上帝,克服個人之名利榮譽心。

耶穌走出魔鬼試探,全賴信仰一外在的超越者,以及一客觀的記在經上的文字,基督教顯然屬於他律道德。

耶穌開始傳道,收有十二位門徒,到處宣揚天國福音,並施行神蹟 (如五餅二魚、變水為酒)。他以上帝之子自居,批判宗教領袖們死守梅瑟舊律,不知變通,一味講究形式,卒之惹起聖殿祭司、法利賽人、文士的憎恨,置其於死地。

耶穌之死,彼拉多 (羅馬帝國派到猶太行省的巡撫) 是幫兇 (《約翰福音》中,彼拉多說:「我沒發現他有什麼罪過」,行刑也是他不情願),主犯卻是聖殿祭司、法利賽人、文士,與一大群無知的民眾。

聖殿祭司、法利賽人、文士打著上帝旗號背離上帝,仗著權勢,專作威福,他們早應被去除。耶穌的出現,衝擊著他們的既得利益,他們因此必定要耶穌死。可憐其他人不知自己被欺騙,紛紛埋怨、指罵、嘲笑起耶穌來,耶穌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是最大的憐憫,也是最大的無奈。

耶穌氣絕,邪惡彷彿戰勝良善,永遠主宰世界。然而,耶穌死後第三天就復活了,邪惡是一時,良善方是永恆。

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

(a) 門徒猶達斯 (猶大) 背叛耶穌,為的是三十兩銀子。

(b) 忠心如伯多祿 (彼得),曾經三次不認耶穌。

門徒是有肉體的真實的人,軟弱自私是人之常情。由此更突顯耶穌之神性。

2018年9月11日 星期二

亞巴郎獻子與新舊約的意義

讀過邏輯的人都喜歡這樣挑戰基督教:《創世紀》記載上帝 (又稱天主) 藉洪水毀滅地上惡人。如果上帝是全善的,祂該不會如此做,亦不忍如此做。洪水的來臨,要麼反映上帝冷酷無情,要麼揭示上帝無能力阻止洪水出現 / 不知洪水帶來嚴重後果,未用大能阻止它。「上帝同時是全善、全能、全知」根本是虛妄。

從知解理性上看,基督教確有許多自打嘴巴處。不過,真理並非只有「外延真理」(自然科學的真理、數學邏輯的真理) 一種,還有「內容真理」(即人生哲理感悟,如儒家的仁、佛家的空)。基督教的「內容真理」實際上非常豐富,過份講究邏輯理性的人未免忽略 (主張邏輯實證論的無神論者普遍對宗教膚淺,不了解宗教)。

基督教以《聖經》為宗,《聖經》分新舊約,舊約第一卷《創世紀》有亞巴郎 (又譯亞伯拉罕) 獻上兒子以撒的故事,非常有意思。

且說上帝與亞巴郎立約,要讓他的後裔如天上的繁星,地上的細沙一樣多。未幾,亞巴郎的妻子果然誕下一孩子,亞巴郎給他取名「以撒」。

一天,上帝呼喚亞巴郎,命他將愛子以撒作為祭品獻給上主。亞巴郎絲毫沒有猶豫,帶著兒子和祭具到山上去行祭。亞巴郎準備就緒,正想把兒子放上祭壇動刀砍殺時,天使呼叫他:「你不可在這童子身上下手,一點也不可害他。現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為你沒有將你的兒子,就是你的獨生的兒子,留下不給我。」

經過神諭的磨練,亞巴郎獲上帝授命為世上的代理人。

整個故事可挑剔的地方甚多,例如:(a) 為何上帝帶有猜疑不信人的性格?(b) 為何亞巴郎那麼肯定聲音來自上帝,而非來自魔鬼?

然而,這些都不是故事之重點!重點在:亞巴郎對上帝無條件相信,毫無保留地服從上帝旨意,不夾雜半點私心。這是信德的楷模、具體示範,跟隨上帝腳步的人應當效法。

《創世紀》連同《出谷紀》、《肋未紀》、《戶籍紀》、《申命紀》合稱「梅瑟 (摩西) 五書」。

梅瑟受上帝之命,率領被奴役的以色列人 (希伯來人) 離開古埃及,前往一塊富饒的應許之地 (期間過紅海,梅瑟向海伸出手杖,紅海便分開一條道路,以色列人行走這條路逃離埃及人的追捕)。他不久代表以色列人,與上帝在西乃山立約,並頒布十誡及各種律法,是為舊約。

「梅瑟五書」記載了以色列人的起源、上帝對以色列人的啟示等,用最古老的希伯來文寫成。

舊約是以一先知為中介、橋樑,建立起上帝與人之關係,比較間接。新約則是上帝直接與人建立關係,耶穌以上帝之獨生子之身份和以色列人重新立約。

值得一提的是,基督教屬一神教,十誡中有「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基督教也是人格神教,故教徒稱上帝為天父。

2018年9月10日 星期一

羅馬文化總結

關於「埃及妖后」,還有一些資料補充。

她被稱為「末代法老」,身上卻是馬其頓人的血統,深受希臘文化影響。

凱撒對她高度寵愛,安排她和兒子到羅馬定居,為她立像,竊以為是元老院眾人行刺他的原因 (擔心他為美人犧牲羅馬利益)。

安東尼一度拋棄她另娶,之所以重返她身邊,可能涉及政治考慮 (安東尼控制舊日馬其頓帝國之領土,此處之文化跟她一直接受的一致,和她交好可保障地區穩定)。

她選擇重新接納他,除了斬不斷的感情因素,主要是為兒子打算 (借助安東尼在羅馬帝國的地位和影響力,協助凱撒里昂復興馬其頓已逝的帝國)。

從文化角度看,凱撒、安東尼與克麗奧佩脫拉七世的一段情,可謂開「浪漫愛」(romantic love) 的先河。

希臘柏拉圖講愛,是愛理型,是知性愛,純粹精神性的。亞里士多德講愛,是連著道德說,是德愛、友愛,涉及行為規範。

凱撒對克麗奧佩脫拉七世的愛,既愛其靈魂之美 (有智慧),也受其美麗外貌及胴體所迷。他把她移至羅馬,正反映其欲與之朝夕相對之強烈願望。

至於安東尼為克麗奧佩脫拉七世迷人的風采和談吐所俘虜,終致誤會她已死而持劍自殺,克麗奧佩脫拉七世不久也選擇了結餘生,這未嘗不帶有殉情的意味。

浪漫愛往往追求靈魂和肉體的合一,它因此不是知性的,也不是規行矩步,而纏夾著性欲。摟抱、接吻乃至性交,是浪漫愛所必有。

而浪漫愛所愛之對象,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具體的獨一無二的個人。這個人不可被其他人取代,世上只有這麼一個人。為了與此人結合,不惜愛上其缺點,欣賞其缺點,改變自己的價值標準和習慣。假如某種原因使彼此永遠失去對方,殉情是成就整段浪漫愛的最後手段。羅密歐與茱麗葉、少年維特的自殺,都是以殉情成就對所愛對象永遠的愛。

以往我們講過,羅馬人是感性的、獸性的,其實馬其頓人亦然。所以,當凱撒、安東尼遇上克麗奧佩脫拉七世,發展出浪漫愛絕對不出奇。

羅馬文化一支開出權力的爭持追逐 (如安東尼跟屋大維的爭持),一支開出征服與擴張 (同於馬其頓帝國),一支開出好勇鬥狠在殘酷中求生存 (如鬥獸場之角鬥士),一支開出靈肉合一的浪漫愛。簡而言之,俱是一自然的、原始的氣質生命之發皇。

安東尼死後,屋大維再無勁敵。公元前 30 年,屋大維當選終身執政官。公元前 23 年,屋大維稱帝,是為奧古斯都大帝,羅馬帝國建立。

羅馬帝國後來一分為二:西羅馬帝國保存著固有羅馬文化,東羅馬帝國則較崇尚希臘文化。

東羅馬帝國又名拜占庭帝國,因其以拜占庭 (公元 330 年,君士坦丁一世在拜占庭建立新都,命名為新羅馬,該城普遍被稱為君士坦丁堡) 為中心也。

2018年9月8日 星期六

新界遲滯作戰

日軍順利奪取香港制空權。駐港英軍雖能準確預測日機來襲,但苦無戰鬥機,難以有效阻止空襲。

日軍於 12 月 15、16 兩日派出海陸軍航空隊的大編隊轟炸香港,但大部份空襲行動規模較小,以攻擊駐港英艦和炮台為主,支援陸軍次之。

事實上,日軍空襲香港多日,均未能破壞香港的海岸炮台和英軍戰艦,勉強只有:

(1) 香港仔船塢被擊傷,守軍不能修理受損的驅逐艦色雷斯人號;

(2) 在東博寮海峽支援守軍的蟬號被擊沉。

隨著日軍登陸港島,日軍航空隊的任務由打擊港島防衛力量轉變為支援陸軍作戰,但成效仍然不大。

空襲啟德機場後,日本陸軍派出「迂迴隊」由福田攻入錦田平原,奪取青山道,並分兵從沙頭角進攻大埔,以截斷邊境守軍退路,佔領大埔一帶的橋樑。中午,日軍主力分成左、右翼隊,從羅坊及羅湖渡過深圳河,以鉗型運動進攻石湖墟及粉嶺。

日軍預計有相當數量的英軍沿深圳河邊境抵抗,所以佈下雙重鉗型攻勢以阻止英軍南逃。豈知實際上僅格萊少校的前進隊負責執行爆破工作,日軍佈下的包圍網完全無效。日機進入香港領空前,前進隊已炸毀邊境橋樑。

12 月 8 日上午 7 時 30 分,「迂迴隊」(以第 230 聯隊第 1 大隊為骨幹) 開始越過邊境,直撲錦田平原。第 229 聯隊第 3 大隊亦進入沙頭角,經沙螺洞向大埔進發。英軍工兵炸毀了羅湖兩道橋樑後,在格萊和布恩的前進隊掩護下,向南後退。

11 時,日軍主力兵分兩路,南下上水石湖墟,此時英軍已完成大埔的破壞工作,正在大埔周邊破壞大埔道及九廣鐵路線。不過,英軍未能炸毀廣福橋,日軍仍能使用以進入北盛街。

下午 1 時,日軍的左、右翼隊抵達石湖墟、粉嶺,向太和進攻,「迂迴隊」也向錦田平原進攻。

格萊少校決定在大埔墟略作抵抗,以拖延日軍。3 時,第 229 聯隊第 3 大隊從九龍坑山接近大埔墟時,被格萊伏擊。格萊意識到日軍正從西北 (大埔道)、北 (九龍坑山) 及東北 (沙螺洞) 三面夾攻大埔墟,遂於大埔墟以南山地佈防,等待日軍。

6 時,日軍左翼隊抵達太和,斥候隊從西北往大埔滘途中,遭格萊伏擊殲滅。晚上 7 時 30 分,格萊的部隊及防衛軍裝甲車隊在大埔道再次伏擊日軍。

有見於日軍正沿大埔路東面山地推進,格萊在 9 日清晨 2 時率領部隊退回沙田道風山,與旁遮普營主力於沙田、大圍繼續抵抗,避免日軍夾擊。

青山道方面,布恩的前進隊和裝甲車隊在 8 日下午 2 時及 3 時 55 分於元朗及屏山與日軍相遇,前進隊隨即後撤,且於 4 時 30 分炸毀位於大欖角的橋樑。

5 時 30 分,前進隊發現 15 輛日軍軍車抵達凹頭橋附近,其中有四門火炮轉向水頭一帶的叢林內。

布恩率領部隊徹夜完成其餘的破壞工作,裝甲車隊則於 9 日清晨 3 時返回荔枝角。

日軍第 1 炮兵隊司令北島驥子雄少將在《有關香港攻略戰之所見及教訓》中回憶,英軍「對道路橋樑鐵路等造成相當程度的破壞」。他們常破壞山中道路兩側的斜坡,導致大量山泥掩蓋地面,又把橋墩及鐵路隧道徹底摧毀。這些破壞皆需要一定程度的技術才能修復。

被日軍俘虜的駐華陸軍工兵 (C. R. E, China Command) 司令奇里福上校 (Colonel E. H. M. Clifford) 表示,破壞工作的成效超出英軍預期。位於沙頭角路及上水以北的破壞點出乎意料地成功,唯個別地點 (如大欖角) 因地質問題而未如理想。

[主要參考資料]

1. 鄺智文、蔡耀倫,《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

2018年9月7日 星期五

埃及妖后傳奇一生

「埃及妖后」原名克麗奧佩脫拉七世 (Cleopatra VII Philopator),是托勒密王朝 (Ptolemaic Kingdom) 的末代女王。

亞歷山大大帝死後,將軍托勒密一世控制埃及,建立王朝,以亞歷山大港為首都。克麗奧佩脫拉七世為托勒密十二世所生,托勒密十二世死後,她按照托勒密王朝「近親通婚」傳統,跟弟弟托勒密十三世結婚,一同統治埃及。

公元前 48 年,克麗奧佩脫拉七世被迫離開中央權力核心,流亡在外,適逢龐培 (三位崛起的羅馬軍事領袖之一) 被凱撒追擊,來到亞歷山大港尋求庇護,少不更事的托勒密十三世竟把龐培殺死!

凱撒來到埃及要人,托勒密十三世奉上龐培的頭顱,凱撒不但沒有感到高興,反而心生忿恨 (龐培是凱撒獨生女茱莉亞的丈夫,加上他曾是羅馬執政官,不應被異國人擅自殺害)。

克麗奧佩脫拉七世看準機會,暗中與凱撒會面,利用美色引誘凱撒提供軍事支持助她登上王位。托勒密十三世的效忠者率軍抵抗羅馬軍圍攻,遭受挫敗,托勒密十三世失蹤。戰後,凱撒立克麗奧佩脫拉七世另一位弟弟托勒密十四世為新皇帝,但實權已然由克麗奧佩脫拉七世操控。

克麗奧佩脫拉七世名義上嫁給托勒密十四世,實際卻與凱撒相好,成為愛侶 (克麗奧佩脫拉年僅 21 歲,凱撒 52 歲)。她為凱撒誕下一位兒子,名「凱撒里昂」,意思是「小凱撒」。公元前 46 年,克麗奧佩脫拉七世帶著托勒密十四世和凱撒里昂到羅馬居住,直至凱撒遇刺。

凱撒死後,羅馬爆發內戰,克麗奧佩脫拉七世站到安東尼、屋大維一邊 (親凱撒派)。安東尼被克麗奧佩脫拉七世迷人的風采和談吐吸引,成為她的新情人。公元前 40 年,克麗奧佩脫拉七世為安東尼誕下一對雙胞胎。

仗賴安東尼的軍事實力,克麗奧佩脫拉七世得以和兒子凱撒里昂一同共治埃及。然而,此時安東尼已與屋大維交惡,屋大維向克麗奧佩脫拉七世宣戰,派艦隊進攻埃及,大獲全勝 (史稱「亞克興角海戰」)。安東尼餘部又向屋大維投誠,亞歷山大港岌岌可危!

安東尼眾叛親離,還誤會愛人已死,萬念俱灰下持劍刺腹,傷重不治。克麗奧佩脫拉七世悲痛欲絕,不久被屋大維俘虜,服毒自殺 (一說讓毒蛇咬傷自己,一說為屋大維所殺)。

屋大維攻陷亞歷山大港,克麗奧佩脫拉七世本來派人送凱撒里昂到紅海邊的港口,準備逃亡印度。豈知屋大維搶先一步,凱撒里昂卒之被處死 (屋大維害怕凱撒里昂威脅他作為凱撒唯一繼承人的地位)。

托勒密王朝正式結束,埃及變為羅馬一個行省。

古羅馬史家狄奧 (Cassius Dio) 這樣形容一代妖后:

「她是一位國色天香的佳人,當她還是青澀的少女時就已引人注目,她擁有的黃鶯出谷般的聲音且充滿知性,懂得讓自己討任何男人喜歡。」

無獨有偶,普魯塔克 (Plutarch) 說:

「她曾經憑著無往不利的嬌媚,使得凱撒和龐培皆拜倒裙下,現在更能讓安東尼對她一見傾心,因為在她與凱撒和龐培相會之時,她還是個懵懂無知的少女,而現在要與安東尼相見之刻,她已是花容月貌,女性之美到達光輝燦爛的階段,更有善體人意的成熟智慧。」

設想克麗奧佩脫拉七世尚在人世,真不知她會說誰才是她一生中最愛。是凱撒?抑或安東尼?或許,她會答:人在不同階段注定會愛上不同的人,只是每次投入去愛,都會傾盡全力,毫無保留。

順帶一提,著名影星伊利沙伯泰萊 (Elizabeth Taylor) 1963 年曾在電影《埃及艷后》中飾演克麗奧佩脫拉七世。

2018年9月6日 星期四

早期羅馬史與中國歷史的相似處

細看羅馬從共和國走向帝國的歷史,其有許多地方跟中國歷史相類似。

布匿戰爭,羅馬進攻迦太基本土,迫得迦太基軍隊回師,終於兵敗收場。此令人想起「圍魏救趙」。

且說戰國初期,魏國圍攻趙國首都邯鄲,趙國向齊國求救,孫臏等人遂建議引兵攻魏都大梁,逼使龐涓趕返應戰,解邯鄲之圍。「圍魏救趙」後來又助韓國解圍。

中西方成功的經驗,反映這條「三十六計」的第二計確有妙用。它並非中國獨有,而是具軍事智慧者能共見的真理。

羅馬因長期征戰,致使農地荒廢,繼而被貴族及有錢人兼併,小農戶無力抗衡,被迫賣地維生。此亦和西漢中後期相近似。

西漢自武帝開始南征北戰,伐匈奴、平南越、滅朝鮮......軍費開支龐大,必須以稅收方式轉嫁到農民身上。

適逢民間歷文、景「無為之治」,土地買賣變得普遍,自耕農將地賣給權貴、有錢人,土地兼併出現。董仲舒形容:「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可見兼併情況相當嚴重。

政府收不到足夠的稅,加強對其他自耕農施壓,他們要麼賣地,要麼逃亡做流民。

羅馬有「西西里奴隸起義」和「斯巴達克起義」爆發,漢朝有「黃巾之亂」。格拉古兄弟推行土地改革, 規定公民每戶佔有土地不能超過 1000 尤格,超過土地收歸國有,由相關委員會再分配給貧窮農民。董仲舒「限民名田,以澹不足」、王莽恢復公田,內容何嘗有異於格拉古兄弟?王莽、格拉古兄弟卒之不得好死,由此可知動搖豪強既得利益的社會經濟改革不易推行,舉步維艱。

馬略藉募兵制把大批無地 / 少地公民吸納入軍隊,疏導民怨,宋太祖也說:「吾家之事,唯養兵可為百代之利。蓋凶年饑歲,有叛民而無叛兵;不幸樂歲變生,有叛兵而無叛民。」採取災年招募流民和饑民當兵,用以防範人民起義和反抗。馬略、宋太祖唯一不同是,前者令羅馬軍隊戰鬥力提升,後者滋生冗兵加重國家財政負擔。

三名軍事領袖崛起,仗賴馬略軍事改革。晉獻公施行軍事改革,重用各家異姓大夫,終於趙、魏、韓、知、范、中行六家控制晉國政局,范、中行、知被滅,韓、趙、魏三家分晉。

中西方歷史發展雖然迥異,卻存有若干相似性,非常有趣。

2018年9月5日 星期三

從共和國到帝國

公元前 509 年,羅馬告別王政時代,實行寡頭共和制。

公元前 264 年 - 146 年,羅馬為爭奪地中海沿岸的霸權,跟迦太基發生了三次戰爭,史稱「布匿戰爭」:

第一次 - 雙方初時在西西里島交戰,接著羅馬進攻迦太基本土,迦太基被羅馬打敗。

第二次 - 迦太基主帥漢尼拔率 6 萬大軍翻越阿爾卑斯山,入侵羅馬。羅馬先戰敗,後出兵迦太基本土,漢尼拔被迫回軍馳援,迦太基最終戰敗,喪失全部海外領地,交出所有戰艦,並向羅馬賠款。

第三次 - 羅馬圍困迦太基城,迦太基戰敗,慘遭屠城,領土成為羅馬行省。

「布匿戰爭」以迦太基滅亡、羅馬全勝作結,羅馬從此確立於地中海西部的霸權。

不過,龐大人力物力的消耗 (三次「布匿戰爭」動員人數超過一百萬,羅馬和迦太基俱損失數十萬壯丁),致使軍團衰弱。羅馬開始找僱傭兵參與作戰。

公元前 215 年 - 148 年,羅馬共和國又發動過四次「馬其頓戰爭」。

亞歷山大死後,馬其頓帝國四分五裂,跟隨亞歷山大東征的大將安提柯,於帝國東部建立政權,是為「安提柯王朝」。

「安提柯王朝」傳至腓力五世,已取代「安提帕特王朝」,控制馬其頓及希臘本土,有意向西擴張。適逢羅馬與迦太基交戰,腓力五世遂與迦太基結盟,對付羅馬。豈知首戰議和,再戰大敗,馬其頓失去在希臘半島、小亞細亞和色雷斯所有領土,羅馬大幅干涉東地中海事務。

腓力五世逝世,兒子珀爾修斯繼位。公元前 168 年,珀爾修斯在「彼得那戰役」遭羅馬軍擊潰,王位被廢,馬其頓分成四個羅馬附屬的共和國,「安提柯王朝」(即亞歷山大以來建立的馬其頓帝國) 正式結束。

公元前 150 年,珀爾修斯的親生子安德里斯庫斯企圖復辟失敗,羅馬併吞馬其頓,馬其頓成為羅馬一個行省。

羅馬共和國長期征戰,令農民無法維持耕作,不少農地被荒廢。貴族及有錢人兼併土地,用奴隸替自己耕作,成立莊園。小農戶無力與莊園競爭,被迫賣地維持生活,境內無業遊民人數大增。「西西里奴隸起義」和「斯巴達克起義」卒之爆發,格拉古兄弟於是提出土地改革方案 (限制佔有土地數目),馬略還推行軍事改革,以募兵制把大批無地 / 少地公民吸納入軍隊。

格拉古兄弟改革衝擊貴族、有錢人既得利益,落得失敗收場。馬略改革卻使羅馬兵源擴大,軍隊戰鬥力上升,為日後軍閥出現和軍事獨裁奠定基礎。

公元前 60 年,三名軍事領袖克拉蘇、凱撒 (Julius Caesar)、龐培秘密結盟,控制羅馬政局。

公元前 48 年,凱撒打敗另外兩人,被推舉為「終身執政官」,集軍政大權於一身。四年後遇刺身亡。

凱撒的甥孫和養子屋大維,與安東尼、雷必達結盟,為凱撒報仇。他不久打敗二人,被確認為「終身執政官」,再獲得「大元帥」/「皇帝」,以及「奧古斯都」(神聖、至尊的意思) 稱號。羅馬由共和國步入帝國時代。

2018年9月4日 星期二

從鬥獸場看羅馬文化若干特色

希臘文化將目光放在自然界,經過蘇、柏、亞,視線轉到人生界,關心道德、價值等議題。然而,其仍是用知性的、理性的方式講,脫略工夫,卒之成就一套套道德、人生哲學,竟無法成就一具體道德的、幸福的人。這是希臘文化的局限。

希臘文化是知性文化,羅馬文化則是感性、獸性文化。

欲研究羅馬文化,最好看看鬥獸場。

羅馬鬥獸場又名羅馬競技場,建於公元 72 年 - 82 年,是使用洞石、凝灰岩、混凝土等建造的圓形劇場,估計可容納五萬至八萬名觀眾。

羅馬競技場主要是角鬥士競技表演的場所。角鬥士通常是戰俘或奴隸,他們在出場競賽前,經過專門、嚴格的訓練。進入競技場,他們即展開殊死搏鬥,搏鬥形式有數種:一人對一人、十人對十人、集體與野獸群搏鬥。角鬥士要麼存活,要麼身死。

角斗比賽之外,還有狩獵表演,被狩獵的野獸有:犀牛、河馬、大象、長頸鹿、野牛、巴巴里獅、豹、熊、鱷魚及鴕鳥等。競技場更會舉行「獸刑」,囚犯全身赤裸,在沒有攜帶武器的情況下,被送到鬥獸場和兇猛的野獸搏鬥,最後被野獸撕裂,場面血腥。

羅馬鬥獸場的出現,反映羅馬文化:

I. 非常追求感官刺激;

II. 喜歡好勇鬥狠,爭勝求生存;

III. 帶有強烈的非人性,即獸性之傾向。

簡言之,羅馬文化本身為一自然的、原始的氣質生命之發皇。

羅馬文化完全出自本能,其因此與雅典文化不在同一層次,反契接斯巴達、馬其頓的精神。

好勇鬥狠求生存,乃消極地說。積極地說,就是征服與擴張。羅馬帝國版圖空前遼闊,羅馬文化發揮著一定作用。

不過,如老子所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盲目、過份追求感官刺激,感官總有疲軟之時,當鐘擺反方向移動,精神世界之空虛、枯竭便顯露無遺。此一空虛、枯竭猶如深淵,直墮到底。基督教以外來宗教的姿態,迅速在羅馬帝國境內散播,除了政治因素 (狄奧多西一世把基督教定為羅馬國教),羅馬文化自身之缺陷也是關鍵。

羅馬帝國終告分裂、無以為繼,此亦由於自然的、原始的氣質生命是「有限定之強度量」(牟宗三語),它會有筋疲力盡的一日。

將人同於禽獸,人之光輝、尊嚴根本無從說起。外在之賞罰成為維持社會秩序的必要手段,法律於是盛行,羅馬法正是今天大陸法系的遠源。有學者指出,大陸法系有集中化、以立法權為中心的特點 (普通法系有分散化、以司法權為中心的特點),容易與專制君主制相聯繫。

羅馬尚有公共浴場,顧名思義,該處是大眾洗澡的地方,也是社交場所之一。公共浴場的設置,透露羅馬人講究肉體感受。

2018年9月3日 星期一

亞歷山大大帝

亞歷山大雖是馬其頓腓力二世的兒子,其少年時代卻對荷馬 (Homer) 史詩《伊利亞德》(Iliad) 著迷,腓力二世又聘請亞里士多德作為亞歷山大的導師,亞歷山大可謂深受希臘文化薰陶。

亞歷山大 16 歲代父親治理馬其頓。在喀羅尼亞戰役,他擔任左翼指揮官,率軍擊敗雅典及底比斯聯軍,馬其頓從此崛起,奠定在希臘的霸權。公元前 336 年,腓力二世遇刺身亡,亞歷山大被推舉為新國王,年僅 20 歲。

雅典、底比斯乘機擺脫馬其頓控制,亞歷山大領兵滅亡底比斯,雅典不久放棄抵抗。

波斯帝國曾向西擴張,薛西斯一世在「第二次波希戰爭」更焚燒雅典,亞歷山大繼承父親遺志,以「解放小亞細亞希臘城邦」為號召,向波斯進攻。公元前 334 年,亞歷山大率禁衛騎兵,在小亞細亞西北方的格拉尼庫斯河,大敗波斯多個地方總督、將軍。戰場上有一支協助波斯的希臘僱傭軍,亞歷山大把他們屠殺 (其餘被押回馬其頓強迫勞動),以儆效尤。

亞歷山大攻克小亞細亞後,向敘利亞北部推進。公元前 333 年,他擊敗波斯國王大流士三世的大軍 (從各地招集,數量比馬其頓軍多一倍),史稱「伊蘇斯戰役」。大流士三世母親、妻子被俘,大流士三世逃亡。

亞歷山大未幾因泰爾 (Tyre) 市民不許其入城,怒火中燒,領兵圍攻泰爾。「泰爾圍城戰」歷時 7 個月,馬其頓軍承受不少損失,亞歷山大竟在城破後,大肆屠殺泰爾人,戰死及被屠殺者合計有 8,000 名。

埃及不戰而降,亞歷山大東征之聲勢一時無倆。公元前 331 年,大流士三世率領「百萬」(實際只有二十萬步兵及四萬五千騎兵) 大軍阻止亞歷山大繼續東侵,亞歷山大率步兵四萬、騎兵七千迎戰。「高加米拉戰役」以大流士三世逃跑,波斯軍全線潰敗告終。大流士三世後來被殺,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滅亡,其領土許多被併入馬其頓版圖。

至此,亞歷山大基本上已征服整個波斯帝國。長期征戰令將士精疲力竭,開始有厭戰情緒。公元前 323 年,亞歷山大死於巴比倫,死因不明。

日本史學家內藤湖南在分析中國「五胡亂華」時指出,匈奴人劉淵、劉聰等以漢家後人 (王昭君以漢室公主身份跟匈奴單于和親) 自居,透過武力將得國不正的西晉消滅,這是一種「漢文化的向外輻射與反饋」。

亞歷山大受希臘文化影響,不惜大動干戈,將波斯征服,為希臘一雪前恥,此何嘗不是「希臘文化的向外輻射與反饋」?有趣的是,馬其頓向來被希臘人視為蠻族,跟匈奴人被漢族視為蠻夷一樣。

從西方文化發展的脈絡看,米利都、伊利亞、雅典,開出理性、科學、民主。「伯羅奔尼撒戰役」欺巴達擊敗雅典,是野蠻戰勝文明的標誌。到馬其頓東征,這完全是自然氣質生命 (動物本能、獸性) 之發皇 (觀亞歷山大動輒發怒屠城可知)。自然氣質生命是有限定之強度量,它會有力竭筋疲之一日,故將士們終於厭戰思歸,東征亦卒之無以為繼。

馬其頓後,接續此自然氣質生命之發皇者,為羅馬帝國。

亞歷山大死後,他的帝國被部下們迅速瓜分。公元前 146 年,羅馬共和國征服希臘本土。

[主要參考資料]

1. 阿里安著,《亞歷山大遠征記》。

2018年9月2日 星期日

亞里士多德對柏拉圖理論的修正

亞里士多德曾說:「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柏拉圖手指向天 (抽象的理型世界),他卻偏指向地 (具體的殊別世界),其思維面貌迥異於柏氏,可想而知。

亞氏不贊成每個事物皆有其客觀獨立自存的理型 (又稱共相),理型不過是人類感官建構出來的概念,存在於人類的經驗與感官之中。這一看法,等於宣判柏氏「實在論」的死亡,開出「唯名論」。

柏氏謂工匠神根據理型,使用質料創造世界。亞氏則提出「四因說」闡述世界上事物的變化與運動:

I. 質料因:構成事物的材料、元素;

II. 形式因:決定事物「是什麼」的本質屬性 (形構之理);

III. 動力因:事物的構成動力;

IV. 目的因:事物存在的目的。

柏氏無法證明工匠神的存在,也解釋不到形上界如何施作用於形下界。亞氏省去了工匠神、形上界,「四因」乃人類運用其理性剖解經驗世界一切事物而得出,柏氏的理論困難一掃而空。

所有事物皆有動力因和目的因,誰是終極的動力源頭、究竟目的?亞氏回答:第一原動不動者 (The First Unmoved Mover),基督教後來將其演繹為「上帝」。

亞氏著重具體的個別的殊異世界,他因此喜歡歸納分類,生物學、動物學等經驗科學,都由他奠基。

他又有「十範疇」,分別為:

a. 實體

b. 數量

c. 性質

d. 關係

e. 場所

f. 時間

g. 姿勢

h. 狀態

i. 動作

j. 承受

經典的「三段論」,亦為亞氏發明,對傳統邏輯影響極大:

所有人都是會死的 (大前提)

蘇格拉底(小前提)

所以,蘇格拉底會死的 (結論)

倫理學方面,亞氏反對蘇、柏以降「知識即道德」的傳統,覺得不能把倫理學等同邏輯或數學,看成一種「精確的」知識。它不是純粹理論性的,必須躬行實踐。

亞氏認為,人任何行為都有一目的,其終極目的即為:追求一己之幸福 (eudaimonia)。人要幸福,就要令自己所有行為都能達到其所當達到之目的。行為受著人所承擔的一系列社會角色規定,如父親要愛鍚子女、哲學家要捍衛真理、士兵要保家衛國......人能做到自己承擔的一系列社會角色所要求,即能建立種種美德 (virtue),如仁慈、聰明、忠誠等。種種美德同時可令人過上美好的生活,即成就幸福。

亞氏顯然把德、福連在一起,相信德福一致。

人要有德,不能無知識和技能,父親要知道為人父親該做些什麼,要懂得去做相關的事。士兵要知道身為士兵該做些什麼,要懂得去做相關的事......此處理性認知 (know what、know how) 就有發揮作用的地方。人充分運用理性認知,去理解去實踐,完成各種責任,便可修德享福。

值得注意的是:美德的發展、實現,不可能脫離政治社群。它往往要求人的生活是在城邦內部度過的,而且是與其他志同道合 (同樣志在追求一己之幸福) 的人一起度過的。

亞氏的倫理學被後世稱為「德性倫理學」(virtue ethics),其也是現代「社群主義」的思想遠源。

不過,亞氏雖汲汲於實踐,《尼各馬可倫理學》(The Nicomachean Ethics) 卻無切實可行的工夫次第可供依循,不如中國之宋明儒者。某種意義上,他仍然和蘇、柏無根本分歧,他僅講明道德是什麼、倫理學是什麼,而非實際助人成就道德行為、建立人倫秩序。

亞氏還有一「黃金中道」(Golden Mean) 說:某一美德 (如勇氣) 是兩種過偏情感 (如恐懼、自信) 之平衡、幸福的關鍵是找出事物的平衡點。此完全是理性發用的結果,德性、幸福之成就必須仰賴人之理性。

2018年9月1日 星期六

空襲啟德

1941 年 11 月 21 日,第 38 師團開始第一階段集結,準備進攻香港。

第 229 聯隊首先離開中山,在唐家灣乘船往虎門。其他主要部隊於 26 至 29 日離開廣東、佛山及三水,由陸路經石龍南下虎門。

12 月 4 日,師團主力齊集虎門,5 日起南下深圳。

為避過英軍、國軍、游擊隊耳目,日軍刻意於晚上行軍,並分割部隊。其又把預定陣地分散設於布吉、李朗、沙糖布、橫岡墟等地的山谷。師團分成左、右翼隊,兵分兩路進入香港。

7 日,師團作最後休整,只有第 228 聯隊尚在寶安,正急行軍與主隊會合。

駐港英軍方面,11 月 28 日完成「部署演習」,各部暫時返回軍營,醉酒灣防線的整備工作則仍然繼續。

香港炮兵團 12 月初就位,各炮配備 100 發炮彈。九龍西炮台彈藥庫儲備每門 100 發,還有 200 發存放於馬頭角軍火庫。

香港防衛軍在粉嶺新圍接受訓練,12 月 5 日被召回。與此同時,其餘隊員亦收到動員消息。

6 日晚上 7 時 20 分,駐港皇家空軍接到新加坡命令,進入一級戒備狀態。

7 日上午,莫德庇下令駐港部隊進入作戰狀態,負責爆破任務的第 22 工兵連也已集合,一切準備就緒。

香港時間 12 月 8 日凌晨 12 時 45 分,日軍在馬來半島登陸。一小時後,日本海軍飛機出發偷襲珍珠港。

1 時 30 分,第 2 遣支艦隊司令部接到南方軍確認馬來作戰開始的通訊,艦隊進入作戰狀態。

2 時 21 分,第 23 軍司令部接到參謀本部電報,確認進攻馬來半島的作戰正式展開。第 23 軍司令部隨即於 2 時 30 分下達暗號「鷹」,下令香港作戰開始。

駐港遠東三軍情報署於清晨 4 時 45 分截聽到東京電台發報有關即將對英開戰的暗號,所有駐港英軍一小時內收到通知。「大陸旅」工兵隨即破壞深圳河上的橋樑,以及青山道、大埔道的渡河點。

5 時 50 分,日軍第 45 戰隊在第 10 獨立中隊護航下,從廣州天河機場起飛,發動入侵香港的第一階段行動。

上午 7 時 40 分,土生秀治率領 26 架九八式輕轟炸機進入香港,共帶上 162 個 50 磅炸彈。

當時,香港及鄰近地區上空皆為雲層覆蓋,土生等人在 4,200 米高空上飛行,竟未能發現啟德機場上的戰機,以為駐港空軍已經撤離。

土生指示戰隊下降至 2,000 米高度,攻擊九龍灣的船隻。此時,他終於發現啟德機場西側停泊著若干雙引擎及三引擎飛機 (民用客機,非戰機)。土生下令領先的第 3 中隊改變目標,向眼前的飛機投彈,可惜第 3 中隊各機的投彈技術差強人意,炸彈大多落在九龍城附近。

緊接的第 2 中隊也把炸彈投到附近街道,僅一枚未爆彈擊中民用機庫。排列最後的第 1 中隊未有擊中九龍灣任何船隻。

土生無功而回,護航的高月光中隊急降至離地十多米,掃射地面飛機。守軍奮力還擊,依舊無阻日軍摧毀機場上 8 架客機、擊沉 2 架海象式水上偵察機、燒毀 1 架角羚式魚雷轟炸機。高月光中隊奪去「殲滅」啟德機場飛機的「戰功」。

由於香港憲報 12 月 1 日曾刊登英軍將於 8 至 11 日進行演習,日軍轟炸啟德時,不少市民和士兵誤以為是英軍演習。

從效果看,日軍空襲雖摧毀了機場上的民用客機,卻未能破壞跑道 / 癱瘓其運作。假如沒有高月光率領戰機低空掃射,空襲可謂徹底失敗。

空襲後,皇家空軍的希爾少校及格萊空軍中尉 (Flying Officer Hector "Dolly" Gray) 曾兩度提議,利用剩下的 2 架角羚魚雷轟炸機,對九廣鐵路及廣東的日軍機場,實施近乎自殺式的轟炸,被莫德庇以「避免無謂傷亡」為理由拒絕。

[主要參考資料]

1. 鄺智文、蔡耀倫,《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