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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14日 星期三

社區自治,逼迫政府

「城邦建國」需要中共主動給予香港真正的自治權。「直接獨立」、「歸英自治」則需要等待中共倒台才有機會成事。可是,當中共氣數未盡,殖民態度依舊,香港人處身其中,是否只能任人宰割,無力招架?不然!方志恒認為,港人仍可透過「以社區為中心」的「在地抗爭」,對政府施加壓力,從而爭取更大的自治空間。

平情而論,方氏主編的《香港革新論》傾向探討「如何在『後政改時代』繼續爭取民主自治?」,對大陸新移民來港搶奪社會資源、自由行旅客不斷在香港進行走私活動、中國劣質文化滲入香港等議題充耳不聞,不免予人「離地」的感覺。然而,書中提出「利用社區來包圍政府」的抗爭方式,這未嘗沒有半點可取之處。適值區議會選舉臨近,在建制派的蛇齋餅糉下,「傘兵」、「本土派」參選人勝出的機會可謂微乎其微。不過,未能勝出選舉不代表知名度無法因此而提高,更不代表政治理念無法因此而廣泛傳播。「傘兵」、「本土派」參選人一旦利用是次區選所贏得的知名度及支持來推動該區實行「自治」(自行料理自己的事務),此其實變相架空港共對各個社區的管治實權,方氏稱之為「在地抗爭」。

具體言之,推動社區走向「自治」又不外乎以下一些途徑:

(1) 鼓勵當地居民光顧小本經營的商戶,減少前往大型連鎖店,甚至予以抵制;

(2) 居民間的糾紛盡量不經由「差佬」處理,嘗試自行建立仲裁、調解的機制。另外,社區秩序由民間自發的組織維持,架空「差佬」;

(3) 強化鄰舍之間守望相助的精神。

細心閱讀香港歷史,上述種種無不是麥當奴 (Sir Richard Graves Macdonnell) 年代本地華人用以對付英治香港政府的抗爭手段 (當時,本地華人先後透過「文武廟」、更練團的成立迫使港府聽取他們的意見,甚至對他們進行「行政吸納」)。

當各個社區逐漸邁向「自治」,港共權力被架空,他朝 689 及其垃圾官僚落區,當地居民大可以不屑一顧。適逢中共崩潰的話,按照中共內部權鬥不斷,解放軍不一定支持北方匪國,而可能隨時變成效忠香港。689 因失去靠山而黯然下台,但臨時政府很大機會仍是承襲自今天的特區政府,只是上層官員可能出現若干的變動。至於其他制度、《基本法》,則暫時維持不變。如斯情況之下,港府不復仰中共的鼻息,美國又來不及出手干預,港府要維持有效管治,就不得不聽從香港人的意見,甚至要重新進行若干的「行政吸納」。這個時候,倘若各個社區越能「自治」(最好發展至港府想插手料理也無從展開),港府就越需要開出優厚的條件以進行吸納 (如修改《基本法》、《公安條例》)。屆時,香港人即可以從政府手上爭取到最多的權益。方氏稱之為「利用社區來包圍政府」。

在各種救港方案尚無實現的可能之下,與其高談闊論、遊行集會、唱歌拍手掌,不如藉著區選以進行「在地抗爭」,這是比較務實、可行的一個行動選項。

2015年10月11日 星期日

哲人墮落,淪為小丑

前言

1949 年神州淪陷,擅長邏輯分析的馮友蘭曾經去信毛澤東,表達投誠意向。真想不到六十多年後,同樣擅長邏分析的李天命竟然在《明報》網上論壇發表「敬共」言論,重蹈歷史的覆轍!

筆者過去曾撰<對李天命言論的一番疏解>,從語理、邏輯分析的角度力證李氏的言論沒有問題。然而,語理、邏輯分析無誤是一回事,道德良知有否被埋沒又是另一回事。今天李氏大放厥辭,公開嘲笑「港獨」支持者,正面評價中共的施政,凡此種種,俱為「放失本心」(孟子語) 的鐵證!本文現在嘗試對李氏發表的言論逐一予以批駁,以彰顯李氏為人如何墮落。

對李氏言論的批駁

(1)

李天命:

我不親共,但頗敬共,同時敬而遠之。

筆者按:

敢問中共歷屆領導人有什麼值得「敬重」、「敬仰」或「敬畏」?彼不見老毛的淫亂放蕩、老鄧的殺人如麻、老江的視財如命、老習的剷除異己乎?又「敬而遠之」乃孔子針對鬼神的不可知而言,中共之種種醜態,彰彰明甚,李氏「敬而遠之」不是有點自欺欺人麼?

(2)

李天命:

拙目所見,此地的政客有的蠢有的不一定算蠢,全都或近乎全都自私自利各懹鬼胎,無一有政治智慧。

筆者按:

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試觀黃毓民始終如一批判泛民主派出賣香港人的權益、鞭撻媚共賣港的官員,其何嘗「自私自利各懹鬼胎」?又「全民制憲,重新立約」切中時弊而具體可行,李氏「此地的政客......無一有政治智慧」怎能成立?

(3)

李天命:

泛民和建制派比較的話,泛民的「蠢度」似乎低過建制派的,建制派的「怨度」肯定低過泛民的。

筆者按:

敢問曾鈺成主席的智力真的不及泛民麼?泛民事事與港共對著幹真是為了「私怨」,而不是為了下屆立法會的選票麼?

(4)

李天命:

遇到日寇侵華的時候,許多許多人都敢於壯烈犧牲。

東方之珠的「勇武」之士有沒有這種膽氣?

筆者按:

這是以猜想代替觀察!彼不見去年 928 示威者之視死如歸麼?旺角佔領區年青戰士之「打掉牙,和血吞」麼?況且,大型佔領結束還未滿一年,民氣仍有待恢復,「勇武」之士未有勇武表現,這是可以理解的。彼憑什麼一口咬定東方之珠的「勇武」之士沒有壯烈犧牲的胸懷?這只怕更多是老年人畏縮、保守、怕死心態的投射。

(5)

李天命:

縱使有(事實上沒有吧),中央吃軟不吃硬,東珠能夠獨立的概率為 0。

只消截斷供水,能靠東珠「勇武」之士的口水來維持生命?

筆者按:

首先,按照陳雲「城邦建國」的進路,香港從來不需要全面爭取獨立。加上恢復香港的「實然主權」有利中共洗黑錢和將家眷轉移外地,中共何嘗不會接受?

其次,退一步,即使港人真的爭取全面獨立,李天命的質疑只是反證「先歸英,後獨立」更為合理,卻無法證明爭取獨立是不切實際的、不可行的。斷水斷糧即可令香港死亡?不然。倘若港人「歸英」信心堅決,手持米字旗、歷屆港督照片哭崩英國領事館,以香港持有 BNO 人數之多,英國必不能坐視不理,而需要作出適度的介入。屆時,英國作為一中間人,協助香港與英聯邦諸國建立臨時貿易合作關係,令英聯邦諸國向香港提供急需的糧水和物資,並派出海軍保護海上航道,確保糧食、物資安全抵港。問題即可被解決。李氏何需「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

(6)

李天命:

政治是很無情很現實的東東,贈送 8 個字給天真可愛的政治 BB 吧,那是我 (年前) 在本網站所貼的一句:【政治對決決於實力。】

筆者按:

政治 BB 雖然天真可愛,但更有理想、鬥志。

僅憑一句「政治對決決於實力」,足見彼分不清「政治的應然 / 實然」。政治現實可以很無情,但它不應該如此,它需要改變,這是政治道德的要求。我們的政治 BB 現在就是要「挽狂瀾於既倒」,這不是一個愚昧的老人可以明白的。

(7)

李天命:

現時那些排外的「政治青少年」則認為這顆東方之珠是他們的,由他們打造出來的。

筆者按:

首先,「政治青少年」真的如此認為嗎?其次,「政治青少年」更多是希望維持上一代辛苦建立的基業於不墮,這是竊奪上一代的果實嗎?抑或只是對上一代人的尊重?

(8)

李天命:

從開國初期跳到鄧以平民身份指導大方向兼定立大決策再到江、胡、尤其習…,是近代以來國家最興旺的時期。

筆者按:

原來李氏遺忘了 89 年的「六四慘案」,對內地鬼城處處、連環爆炸、以武力控制股票市場運作更是充耳不聞。難怪他會得出「近代以來國家最興旺的時期」的歪論!

(9)

李天命:

這個超過 13 億人口的大國,綜合國力世界排名第 2。

如果美中發生核戰,美國可以摧毀中國 n(n>1) 次,中國可以摧毀美國 1 次。結果同歸於盡。這個格局使得雙方無一膽敢發起核戰。在這樣的「小衝突有,大戰不敢有」的形勢中,美國不久將不再是世界第一強國。

筆者按:

李氏此言差矣!

早於 2011 年,美國已高調宣佈「重返亞太」戰略,透過加強與日本、台灣、菲律賓等國的合作,重建「第一島鏈」,以牽制軍力日益坐大的中共。美國後來雖因與中國有經貿合作關係而緩和了軍事上的劍拔弩張,但美國對中國的戒備、防範其實並未消除。

反觀中國,經濟頻臨崩潰,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楊中美於《中國即將開戰:中國新軍國主義崛起》中更援引 2012 年中共軍方的一篇戰略形勢報告。報告裡特別強調,「未來的南海一戰,將是中國作為大國崛起不可避免的一次戰爭洗禮。但是,這個戰略機遇只有三至五年,稍縱即逝,中共黨軍必須牢牢把握這個攸關中國崛起和命運的戰略機遇」(頁 17)。美中果真「無一膽敢發起核戰」?這是過分樂觀的孩童夢話吧!

結語

一代著名哲學家,落得如斯下場,不禁令人想起《詩經》一番告誡:「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李天命讀哲學而未能將哲學融入生命之中,相信牟宗三先生 (李天命的老師) 在天有靈,不禁會搖頭嘆息,繼而破口大罵。

2015年10月9日 星期五

士人抗爭,注定徒勞

面對校委會無理否決對陳文敏的任命,港大師生先後發起「黑衣遊行」、大型集會以表達內心的憤怒和不滿,卻無功而還,令人惋惜。

陳雲曾批評「黑衣遊行」中的港大師生有「妾婦之態」。至於大型集會,「學苑」前副總編輯陳雅明在面書上說:

臨近集會尾聲,台上有個校友發表激昂演說,人群又舉手又拍掌。

突然,站在我隔離的中年西裝男對友人說:「去食拉面定譚仔好?」

但,我沒有怪他。

大會的性質一目了然,與往年金鐘佔領區的集會無異,一貫的「和理非非」,然後唱歌離場。一年前血的歷練,彷彿從來沒有發生過。

不過,這也難怪。畢竟莘莘學子「過五關,斬六將」考入香港最著名學府,為的仍是一己未來之利祿。像馮敬恩一類的學生 (將公義凌駕於個人利益的學生) 在香港可謂碩果僅存,更遑論世上有僱主具備郭兆明博士的識見。學生有了「被趕出校」的顧慮,他們自然不敢和校方對著幹。即使對著幹,也只敢用廉價、無傷大雅的方式。穿著學士袍在校園內遊行,一不違反校規,二不觸犯法例,便宜之至,何樂而不為?

學生尚且如此,對於擁有家庭負擔、崇隆地位的專家學者而言,他們更不能承受因激烈抗爭而帶來的「被撤職」、「被解僱」。或許發起遊行、舉辦嘉年華式的集會已經是他們最忿怒的表現了。這是港大的悲哀!

港大師生的無能,勢必促使 689 變本加厲,「院校自主」蕩然無存。所謂「罷課罷教」以施壓,根本是雕蟲小技,不願參與的師生人數可想而知。

如此看來,要有效捍衛港大的自主,甚至香港的核心價值,真的需要「靠特異人士」(90 年代歌曲「皇后大道東」的歌詞)。何謂「特異人士」?懂得選擇及部署攻守陣地、不怕違法、擁有適切武備及勇武態度的行動者 (孫中山常用的黑道中人、湖北新軍、毛澤東喜歡巴結的地方土匪,俱為「特異人士」的典型例子)。

2015年10月7日 星期三

為求議席,放失本心 

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以「公投自決」作為日後社運抗爭的目標,卻刻意懸擱了對「香港民族」的肯定與闡述,只知重申其一貫秉持的「大中華」立場,這是一著「惡毒」而「巧妙」的選舉部署。

眾所周知,「公投自決」之所以要爭取,源於「香港民族」希望選擇一條最合適的出路 (如「城邦建國」、「直接獨立」、「歸英自治」) 以捍衛自己的生存空間、香港固有的政經制度和核心價值。而今時今日,大力摧毀港人 (特別是年青一代) 生存空間、香港固有的政經制度和核心價值者,正是手持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媚共賣港」之徒和大陸新「夷」民 (不願接受、鄙視香港歷史和文化的大陸新移民)。倘若港人依照黃之鋒所訂下的抗爭路線走,不先清楚界定「香港民族」,按現時「普教中」的雷厲風行、跨境學童滲雜各區小學,不出數年,香港人口即被換血,「香港民族」名存實亡,為「新香港人」所竊據。屆時,即使香港因中共倒台而有「公投自決」的機會,這只是為「新香港人」作嫁衣裳 (協助「新香港人」實現自治),於原來的「香港民族」有何益處?他們早已被邊緣化、少數化了!從這一層面看,黃之鋒的部署顯然非常「惡毒」。

不過,話分兩頭,從安排「學民思潮」成員 (包括黃之鋒本人) 順利擠身議會、盤踞議會而言,這一著卻是異常的「巧妙」。首先,「香港民族」的懸而未決,容易吸引眾多自稱是「香港人」、擁有公投權利的大陸新移民支持 (這些新移民未必深受香港的歷史、文化薰陶,只是純粹為了爭取自己應得的權利而支持)。其次,「大中華」立場、「抗共」齊頭並進,可以招納香港原來中、老年人的選票。其三,寡頭的「公投自決」,與港大「學苑」《香港民族論》提倡的「命運自決」有形相上的類似,能夠騙取未認真了解「公民民族論」而又不喜歡中共的年青人的信賴。

由於黃之鋒有以上一番盤算,其遂可以大言不慚地說:「自信入到立法會,唔駛懶謙卑」。他卻似乎忘記了當初出來「反國教」是為了拯救香港,而不是為了個人一己之成敗得失。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這正是黃之鋒今日的寫照。

2015年10月4日 星期日

晚年失「智」,純屬誤解

李天命的言論,激起本土派如陳雅明、傲將軍等人的連番攻擊,泛民區諾軒近日亦加入戰團,齊聲指責李氏「變質」、「智力衰退」。然而,李氏之評果真有誤?倘若有誤,誤在何處?筆者現在冒天下之大不諱,略為指陳,還望各位認真思考。

疏解李氏對陳文敏的批評

(一)

陳文敏:

近日左派報章藉教資會的研究報告對港大法律學院和我自己作瘋狂式的攻擊。

李天命:

文章一開頭第一句便溢出了氣急敗壞之情。

個中要害,看來在於「對……我自己作瘋狂式的攻擊」。

其實這個「我自己」只消無懈可擊的話,便該智珠在握而氣定神閑的。

筆者案:

語言有兩類:客觀論理的語言、主觀抒情的語言。「瘋狂式的攻擊」中的「瘋狂式」其實既不可被化約成攻擊頻率上的「多」,亦不可被化約成狠毒言詞上的「多」。因攻擊頻率上的「多」、狠毒言詞上的「多」不一定就是「瘋狂」 (對被虐狂來說,「瘋狂」可能有另一種界定)。換言之,「瘋狂式的攻擊」如何「瘋狂」,第三者根本不能了解,只有陳文敏自己感受到。如是,「瘋狂式的攻擊」明顯是表達主觀感受的語言。加上「對……我自己」,這是一佐證,反映「瘋狂式的攻擊」確是表達主觀感受的語言。陳文敏的情感未必是「氣急敗壞」,但其文章一開頭第一句便溢出了情感,這是非常清楚的,因為他用的正是主觀抒情的語言。

(二)

陳文敏:

原因之一是傳聞我可能出任大學副校長一職。

李天命:

去回應對方批評的話,那就構成了訴諸動機的謬誤了。

設使在學術界,有愚奸者被批,因而升職受阻。其支持者於是策動人海戰術或卒海戰術,企圖迫使愚奸者的上頭 (有權議定愚奸者能否升職) 放生愚奸者。

筆者案:

區諾軒、傲將軍認為李氏「雙重標準」,這其實要先看清楚李氏話語的性質。

倘若李氏的話只是陳述一個「猜測」,不是論證的一部份,李氏的話並不宜被批評為犯了訴諸動機的謬誤。李氏的話要犯訴諸動機的謬誤,除非他進一步憑此「猜測」論證陳文敏的說法不合理。然而,我們不能確定李氏的話是在進行論證。

(三)

陳文敏:

大學任命副校長本是大學的內政,左派報章以這種批鬥的方法向大學施加壓力,已屬嚴重干預院校自主,影響的不只是港大而是所有大學的自主。

李天命:

(a) 所謂的『批鬥』,與『批判』有何分別?是否你對別人的批評就叫做『批判』,別人對你的批評則叫做『批鬥』?

(b) 此地多間大學均靠納稅人的稅款支撐的吧?報章不能評論大學任命副校長的事宜嗎?一提出評論就是「嚴重干預院校自主,影響的不只是港大而是所有大學的自主」?

(c) 你的說法 (指報章「嚴重干預院校自主」) 豈非嚴重得多?——那就是嚴重干預言論自由——須知院校自主主要只關乎院校小眾,言論自由則廣泛關乎社會大眾。

筆者案:

先回應 (a)。

「批鬥」、「批判」的分別在於:「批鬥」是率先預設有一被鬥的對象,再而羅織種種證據以鬥倒這一對象。「批判」則是先從各方面收集及審視一些證據,再而按照這些證據批評該被批評的人。

用於陳文敏的言論上,除非他有非常堅實的證據證明左派報章一早已將他視為鬥倒的對象,否則他不應用「批鬥」來形容左派報章的施壓,而只需說「左派報章連番向大學施加壓力」即可。

至於李氏「是否你對別人的批評就叫做『批判』,別人對你的批評則叫做『批鬥』?」,其用意只是提醒陳氏釐清「批鬥」、「批判」的確切意義,避免雙重標準。

再回應 (b)。

李氏的見解其實可被建構如下。

1. 大學的營運 (部份) 需要依賴納稅人的稅款。納稅人因此有權利知道大學內部的運作 / 主要大事。而報章的不同評論是納稅人知道大學內部運作 / 主要大事的其中一個渠道。故此,報章的不同評論應該談及大學內部運作 / 主要大事,而這些評論應該被允許。

2. 「嚴重干預院校自主」是需要涉及具體行動的 (如安插爪牙左右某人被選出)。基於左報的施壓不一定是「批鬥」,而左報主要利用文字言辭施壓,則左報的施壓並未體現為具體的行動。因此,陳氏批評左報的施壓「嚴重干預院校自主,影響的不只是港大而是所有大學的自主」是言過其實。

對於 1,我相信沒有人會有異議。即使一篇歪曲了的評論,一定程度上也能引領讀者進一步追尋事情的真相,間接推動他了解大學內部的運作 / 主要大事 (當然讀者懶於閱讀不同來源的資料除外)。

至於 2,可以批評李氏的地方在於:左報的施壓是否並未體現為具體的行動?或者準確些說,左報當然只是口誅筆伐,但共產黨呢?港共政府呢?事實上,港大校委會的人士多數和 689 有關,則共產黨 / 港共政府極有可能已用具體的行動摧毀港大的院校自主,但這只證明「共產黨 / 港共向大學施加壓力,已屬嚴重干預院校自主,影響的不只是港大而是所有大學的自主」合理,不表示陳氏「左派報章以這種批鬥的方法向大學施加壓力,已屬嚴重干預院校自主,影響的不只是港大而是所有大學的自主」能夠成立。

再回應 (c)。

倘若上述分析無誤,陳氏「左派報章以這種批鬥的方法向大學施加壓力,已屬嚴重干預院校自主,影響的不只是港大而是所有大學的自主」其實並不成立。然而,陳氏的說法卻引申出一個後果:凡用文字言辭議論大學內部的運作 / 主要大事,俱有被貫以「批鬥」封號的可能。而這必然引致部份傳媒卻步,避免報導大學事宜,以防「中招」,變相造成「自我審查」,影響「言論自由」。李氏云「院校自主主要只關乎院校小眾」未必準確,但「你的說法 (指報章「嚴重干預院校自主」) 豈非嚴重得多?——那就是嚴重干預言論自由」卻是有道理的。

(四)

陳文敏:

對敢言的學者的打壓,更是企圖壓制言論,侵害香港的核心價值。

李天命:

自命為「敢言的學者」不等於是敢言的學者。

批評某個學者不等於「打壓」那個學者。

批評港地某個學者不等於「企圖壓制港地的言論」。

從港地某個自命敢言的學者被批評一跳就跳到『企圖壓制言論,侵害香港的核心價值』,這樣子的遠距彈跳,恰恰犯了上綱作大的謬誤。

筆者案:

網民傲將軍認為「自命為『敢言的學者』不等於是敢言的學者」的句式簡直係「呀媽係女人,說了等於沒說,為批評而批評」。這批評不準確。須知世上有一種情況:某些人利用大眾「名必符實」的預期,大肆標榜自己如何有道德、有勇氣,藉此煽惑群眾,挪取利益。泛民、雙學正是此類人也。為了令大眾不受人惑,破除大眾「名必符實」的預期是必須的,「自命為『敢言的學者』不等於是敢言的學者」正是一種點撥的手段。不作此一點撥,大眾未必能夠覺悟「名」不一定合符「實」。

又如上所述,左報的施壓主要是來自文字評論,真正採取行動的很大可能是共產黨。陳氏「對敢言的學者的打壓,更是企圖壓制言論,侵害香港的核心價值」一語,順其文理而看,當是針對左報來說。「打壓」需要涉及具體行動,如迫令退職、萬人指罵、強逼認錯之類。「企圖壓制言論」則需要涉及對發言者的具體干預,包括:封鎖他發表文章的面書戶口、不許他上網絡各大平台等。左報似乎沒有如斯能耐可做出上述的事情,共產黨卻有。倘若陳氏「對敢言的學者的打壓,更是企圖壓制言論,侵害香港的核心價值」一語用在針對共產黨 / 港共政府,這絕對沒有問題,但用在左報上,就不太合適了 (傲將軍說「作為傳媒的報章,有所謂第四權,對機構 / 個人造成輿論壓力」,這其實並非必然成立,有些機構 / 個人不受傳媒左右,特立獨行,輿論未必會構成壓力,更遑論產生「打壓」)。

至於「從港地某個自命敢言的學者被批評一跳就跳到『企圖壓制言論,侵害香港的核心價值』,這樣子的遠距彈跳,恰恰犯了上綱作大的謬誤」,這是退一步的思考,不表示直斥陳文敏為「自命敢言的學者」。而邏輯上,即使一個學者被當權者嚴打,這亦不能作為一個充分的理據可推出「香港全體的言論自由已經喪失」,否則這是犯了「以偏蓋全」的謬誤 (當然,陳氏可以說這不是一個推論,只是「一葉知秋」的文學式抒發,此則另作別論)。

疏解李氏對馮敬恩的批評

(一)

馮敬恩:

若自己說謊,就不構成泄密,若指摘他泄密,則是肯定了他講的內容屬實。

李天命:

據說正常人從小孩子開始就會說謊。說謊的「高手」無不懂得真假夾雜的謊言比起全部都假的謊言往往更容易騙人。*大*話*精*馮*敬*恩*只消真假夾雜,就完全可以既說了謊又構成了泄密。

筆者案:

馮敬恩的講法成立,前設是「說謊的人一定說和事實不符的話」。李氏只是認為這一前設和我們的日常體驗不符,並非正面指責馮敬恩是大話精。

(二)

馮敬恩:

公開披露內容,最大的後果是退學,「校委手冊都無寫明如何懲罰違反保密原則,我唯有估計學校懲罰可能都由學籍入手」。

李天命:

評估過最大的後果是退學?不太輕佻乎?試想想諸如此類的順口溜吧:

馮敬恩,無句真。
大話精,說摘星。
人無信,不可信。
凡交往,必騙盡。


這類順口溜一出,今後還會有多少人放心與馮敬恩推心置腹交朋友呢?將來還會有多少人放心聘用他呢?

筆者案:

這是寓告誡於開玩笑中,非無意義也。從馮氏一人的眼光看,最大的後果誠然是退學。可是,在無數「港豬」的眼中,順口溜果真純屬無稽?還是道出了年青人不知曉的社會實相?據此,李氏苦口婆心,何錯之有?

結語

花了如此篇幅寫一長文,旨在讓各位 (特別是本土派) 了解清楚李氏的觀點和用心,避免不必要的謾罵 (儘管李氏應該毫不介意)。

誠然,李氏選擇於此時批評陳文敏和馮敬恩,道德人格上或有所缺失,但道德人格的缺失不代表理性思辯上的愚鈍,議者混為一談,譏笑李氏「年齡、智力成反比」、「晚年失『智』」,這是不能成立的。

又陳文鴻、文匯報先後引用李氏之說妖言惑眾,心腸歹毒者,不是另有其人麼?

2015年9月30日 星期三

一週年反思 (下):「雨傘革命」作為一場反共、解殖運動

從世界歷史演進的角度看,「雨傘革命」是一場遲來的反共、解殖運動。

反共

全球第一個共產政權的出現,始於 1919 年俄國的十月革命。列寧率領布爾什維克黨人奪取政權,建立蘇維埃政府。不久,蘇共組織「第三國際」(又名「共產國際」),對外輸出共產革命。自此以後,世界各地相繼有共產政權建立,中國的「國民黨」和「共產黨」,亦曾經在蘇共的政治、經濟、軍事支援下茁壯成長。

1928 年,「國民革命軍」完成北伐統一。然而,國、共兩黨的鬥爭越演越烈,中國陷入內戰的邊緣。

比觀香港,在英國的殖民管治下,經濟發展蓬勃,社會大致安定。儘管民主政制尚未實行,司法制度卻維持高度的獨立,保障每位市民的基本權利。金文泰到任,有見於中國大陸反傳統浪潮熾熱,決定於 1927 年成立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保存及傳承中華文化。1949 年大陸易手,香港接收了大批逃難南來的知識分子,其中包括:錢穆、唐君毅。他們弘揚中國歷史文化、宣傳反共主張,不遺餘力。時值英國戰後疲憊,打算爭取美國支持以捍衛其對香港的管治權,美國有意將香港發展成為對抗共產主義陣營的前哨基地,香港於是在歷史偶然下避過了共產主義的浪潮,卻起著抗衡共產主義的作用。

「國民黨」遷台初期,蘇共遺留的專制、獨裁毒素未除,「二二八事件」因而爆發,台灣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致使本土人民不得安寧。幸好台灣本土運動於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如日中天,民主化進程才得以順利完成,極權專制的毒素從此在台灣銷聲匿跡。可是,神州大地另一政權 - 中共卻始終未能成功走上民主化,專制、獨裁性格依舊。「八九屠城」後,中共甚至一反「工人無祖國」的國際主義舊調,提倡大中華愛國民族主義。蘇聯於 1991 年正式解體,中共乘機取而代之,與美國鼎足而立,國際聲譽日隆。面對日益強大的中共,香港人理應奮力抵抗,寧死不屈,但在「民主回歸」的主旋律不斷奏鳴下,香港人的嘴巴最後選擇了沉默。

沉默並不代表安然接受,這點中共看得非常清楚。所謂「人心未回歸」,主要針對此而言。本來,中共打算透過《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洗腦式的國民教育改變港人心態,不料五十萬人上街、反國教事件先後出現,迫逼中共不得不進一步收緊對港政策。由「西環治港」到「白皮書」、人大「八三一」決定,中共對香港的施壓可謂有增無減。港人「有冤無路訴」,「雨傘革命」於是成為一個全面爆發的契機。

「雨傘革命」期間,金鐘、旺角佔領區不時有一把年紀的老年人在街頭呼喊「打倒共產黨」,且訴說著當年如何「游水落香港」。革命過後的「重光紀念日」,一批前國民黨黨員、老兵發起示威遊行,期間蔣委員長的肖像被高舉,與年輕一代在西灣國殤紀念墳場悼念英聯邦守軍相映成趣。這反映著什麼呢?反映「雨傘革命」再度燃起香港人的「反共」意識。「反共」意識本來在香港一直存在,深植於香港歷史之中,只是主權移交後未曾表露。「雨傘革命」的爆發,一下子令它重現久違了的光茫。

解殖

自從蘇共解體後,共產主義浪潮逐漸冷卻。「雨傘革命」於去年才大規模爆發,這是遲來的「反共」呼聲。同樣道理,「解殖」於一戰結束後已彌漫英國各殖民地,香港則在去年才揭櫫「抗殖反篩選」,這是遲來的「解殖」訴求。

香港過去未有出現強烈的「解殖」訴求亦有原因可尋。首先,英國從不直接干預華人的生活,摧毀華人固有的文化,反而傾向與華人領袖合作,保存香港的傳統文化。其次,英國在香港進行了不少現代化建設,發展商品及市場經濟,且奠定優良的法治傳統。其三,英國並未將大量英國人移殖至香港。

近年「解殖」呼聲不斷,更多是源於:

(1) 中聯辦干預香港內部事務日趨明顯;

(2) 大量新移民被中共批准遷入,對香港的房屋、教育、醫療各方面造成沉重的負擔;

(3) 港共政府的官員、警務人員一律偏袒大陸新移民;

(4) 英治時期留下的建築物、良好制度、核心價值、語言被中共用各種方式摧毀消滅。

「雨傘革命」不只爭取「真普選」,更是希望透過建立一個民選政府,堅守香港的民主、自由、人權、司法獨立等核心價值,反對人治、貪污、官商勾結,以及一面倒的靠攏大陸。簡單而言,即是「去中國殖民化」。

結語

「雨傘革命」在世界歷史上是必然要發生的,僅借鄧小平一番說話以結束全文:「這場風波遲早要來......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只不過是遲早的問題,大小的問題」。

2015年9月29日 星期二

一週年反思 (中):「雨傘革命」對兩岸三地的影響

「雨傘革命」不只對香港有意義,它同時影響著今後兩岸三地的局勢發展。

國民黨失勢,台獨意識高漲

早在去年「九合一選舉」,「雨傘革命」已經發揮其影響力。一直傾向兩岸和平統一的國民黨,於「六都選舉」(「六都」主要指台北、新北、台中、台南、高雄、桃園六個直轄市) 中慘敗收場,只有朱立倫當選新北市市長。據報導,是次選舉之所以出現如此的結果,與台灣年青人的本土意識高漲有關,而「雨傘革命」下香港人的遭遇正是刺激台灣本土意識的助緣之一。

又台北柯文哲本來欠缺競選義工,但在 928 港共政府向金鐘示威群眾施放 87 枚催淚彈以後,柯文哲的競選義工人數大幅增加。這皆反映「雨傘革命」令台灣群眾產生抗共情緒,繼而影響「國民黨」的選情。

「國民黨」在六都選舉中慘敗,勢必影響其勝出 2016 年總統大選。儘管國民黨參選人洪秀柱已積極展開競選宣傳工作,形勢仍然對她不利。配合去年太陽花學運「今日香港,明日臺灣」的口號、反課綱微調時年輕學生對大中華史觀的厭惡,國民黨未來只怕會舉步維艱,台獨聲勢則日盛一日。

中共已故領導人鄧小平當初提出「一國兩制」構想,本是為了日後台灣的和平統一。後來,「一國兩制」沒有用在台灣身上,卻輾轉用到香港主權移交的問題上。鄧小平所看中的,正是香港對台灣有著「輻射作用」,可作為導引台灣回歸的「示範單位」。不料三十年過去,「雨傘革命」的爆發,竟然證明香港仍然對台灣存有「輻射作用」,卻是導引台灣走向獨立。這只怕是鄧小平始料不及的。

主導抗戰紀念,爭奪「中國」話語權

由於國民黨在台灣進退失據,中共於是乘機爭奪「中國」的話語權。時值抗戰勝利七十週年,中共遂透過主辦一連串大型紀念、慶祝活動,統戰國民黨內親中人士,且淡化國民黨的抗戰功跡。

大型電視紀錄片《東方主戰場》是中央電視台為紀念中國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70 周年特別製作,其中不少篇幅集中講述中共的抗戰功績、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國軍的抗戰過程則被輕描淡寫。又《開羅宣言》電影由中國軍方屬下的八一電影製片廠拍攝,卻意外地出現毛澤東的頭像,與史實不符。加上連戰得以參加中共閱兵、習近平公開向國軍老兵 (當年投降中共的國軍士兵) 授勳,凡此種種,皆是為了達到一個目的:竊奪「中國」的詮釋權、話語權,摧毀「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據此,再看馬英九義正辭嚴地重申「抗日戰爭乃是由我們的蔣委員長領導」,就不難理解了。國民黨當下正處於危急存亡之秋,在此亦可見一斑。

加快殖民步伐,香港崩壞日亟

中共當初承諾港人實現「一國兩制,港人治國,高度自治」,旨在促進兩岸和平統一。如今台獨之勢已成,香港無法再扮演「示範單位」的角色,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中共會進一步摧毀香港的政經制度、扭曲香港固有的核心價值、放寬更多的大陸新移民來港、推行更全面的普教中。

香港變天之日近在咫尺,張曉明的「特首超然」論、陳佐洱的「去殖民化」論只是提早來臨的示警 (案:充斥 689 羽翼的港大校委會已於 9 月 29 日晚上否決任命陳文敏出任副校長,香港的「院校自主」正式遭受破壞。與此同時,富商李嘉誠亦因內地《人民日報》、《經濟日報》的發難而被迫作出回應,批評有關文章「文理扭曲,語調令人不寒而慄」,具「文革式思維」。他又解釋說:「內地房地產方面,部份城市出現供求失衡風險,故減少買入土地」,且堅持「集團以香港為家」。李嘉誠言辭懇切,背後卻顯然透露出香港商人於中國大陸已失去了作出理性商業決定的自由。)

結語

「雨傘革命」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不只局限於一隅。研究者一旦拓闊自己的視野,即能發現更多耐人尋味的地方。

2015年9月28日 星期一

一週年反思 (上):「雨傘革命」帶給香港的意義和影響

「雨傘革命」一週年,坊間回憶、批判之聲不絕,卻鮮有從宏觀的視角重新思考整場事件者。

本文之撰寫,旨在按照香港近三十年歷史發展的脈絡,深入發掘「雨傘革命」所帶來的意義和影響。

爭取民主,終成泡影

「雨傘革命」在香港歷史上其中一個重要意義是:它標誌著港人三十多年來對民主的爭取全然徒勞無功。

香港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正式展開爭取民主的步伐。由 1985 年立法局首次引入間接選舉到 1995 年立法會變相直選,是香港民主發展較為順暢的階段。只可惜 97 主權移交後,中共一再拖延行政長官、立法會的普選時間表,致使民主政制發展停滯。港人自寄望 0708 雙普選,至 2012 雙普選,再至 2017 行政長官普選、2020 立法會全面直選,結果卻換來人大「八三一」決定、有篩選的行政長官普選制度。十八年來積累的失落與悲憤,加上黑警對年青學生的濫暴,終於釀成「雨傘革命」的爆發。

表面看來,「雨傘革命」是一場爭取真普選的公民抗命運動,但實際上,它是對中共一再背棄民主承諾的奮力咆哮!「雨傘革命」的失敗,代表港人的咆哮無力改變政治現實,雙普選將會遙遙無期。而長達三十年的民主路至此亦可謂壽終正寢。

泛民代理,備受衝擊

代議政制發展的同時,不少具知名度的人士相繼加入政圈,成為泛民主派的政治代理。今天民主黨的劉慧卿和何俊仁、工黨的李卓仁和何秀蘭,皆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擠身政壇。

主權移交前夕,香港政府普遍樂於採納泛民代理人的意見,泛民代理人因此可以透過形形色色的示威、遊行、遞交請願信,以收取可觀的成果。這些成果又往往吸引市民利用選票回饋代理人。於是,泛民代理人、市民、港府三者建立了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

不過,隨著中共一再拖延雙普選的時間,泛民代理人的競選承諾逐漸淪為空談,失去了群眾的支持。而面對建制派在地區事務上的「蛇齋餅糉」,泛民代理人更是全無招架之力。尤其甚者,自中共收緊對港政策後,泛民代理人成為被敷衍、欺騙的對象,無法再與中共進行良性溝通。「雨傘革命」期間,各大民主政黨之所以備受佔領者唾罵、厭棄、質疑,原因正在於此。

泛民代理既被摔倒,政治充權便須由群眾自己親力親為。革命期間,「沒有大會,只有群眾」、「自己香港自己救」不絕於耳。這些既是振奮人心的口號,更是當時客觀狀況的描述。

儘管革命最後以失敗告終,「本土民主前線」、「香港本土力量」、「紅磡人紅磡事」、「青年新政」等組織未幾即相繼成立。這多少意味著群眾 (特別是年青一代) 對泛民代理人的不信任並未因「雨傘革命」的結束而消失。

和理非非,不合時宜

「雨傘革命」爆發前,「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的抗爭方式一直深受港人認同。陳雲在《香港城邦論》說:「記者招待會、示威遊行街頭諷刺劇、和平解散,成了香港抗爭的三部曲」,確是實情。

然而,「雨傘革命」爆發後,港共政府一再對佔領人士抱持強硬鎮壓的態度,縱容黑警濫暴、土共挑釁。所謂「溝通」、「對話」,更多是欺騙市民,加快清場進度。「和理非非」的抗爭方式能夠收效,前提是:政府必須開放心胸以採納反對意見。可是,「雨傘革命」卻清楚反映這個前提不再生效了,港共正式成為一個視人民如草芥的專制政權。對付專制政權,只有一個方法,就是採用適切的武力,將之制伏。

事實上,早在革命後期,旺角已有佔領者自發製盾,成立「盾組」,這是抗爭方式轉變的端倪。革命結束,港大「學苑」梁辰央率先發表長文<本土革命,誓守族群>,揭櫫「以武抗暴」的大旗,顛覆「和理非非」。他說:

當和平抗爭走到絕路,以武抗暴就是唯一選擇。在旺角佔領區,群眾自製防具,組織盾陣,對抗警察暴力。在龍和道攻防戰之中,有人試圖投擲磚頭還擊,在衝擊立法會一役,示威人士以鐵馬攻城,揭開公民抗暴的序幕。人類學教授 James Holston 形容這是法制以外的「暴亂公民權」(Insurgent citizenship),公民抗暴正是這種公民權利的理性實踐。至於公民抗命作為和理非的最後一著,此刻已是全盤慘敗......當公民抗命無助解決困局,群眾就自然走上公民抗暴。

後來「本土民主前線」亦高舉「以武制暴」、「勇武抗爭」,大力鞭撻「和理非非」,這無不催生自「雨傘革命」。

香港民族,正式成形

香港人向來不會否定自己的「中國人」身份。這狀況於 2008 年北京奧運期間最為明顯。懾於北京開幕式的壯觀、中國運動員的優秀表現,香港人當年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者高達四成。劉翔因傷未能在京奧中一展風彩,大部份香港人甚至為此同感惋惜。

「香港人」的身份逐步明朗化始於 2012 年。由於「國民教育」的強推、「一簽多行」的實施、中港文化上的差異,香港人漸漸意識到「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加上陳雲出版《香港城邦論》說破「中國有民主,香港更悲慘」的殘酷現實,粉碎「民主中國」的迷思,鼓吹「中港區隔」。於是,部份進步的香港人選擇摒棄「中國人」身份,直接以香港為家。

「八三一」決定出台前,普遍香港人仍然對中共存有幻想,真心相信「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他們因此並未與「中國人」的身份劃清界線。可是,歷經「八三一」人大落闡、87 枚催淚彈、旺角黑警毒打佔領人士、龍和道之辱,香港越來越多人認清「香港人」的身份。「中國人」三個字,對他們來說,比粗言穢語更難聽。這一身份認同上的轉變,首先導致抱持大中華立場的「學聯」、「學民思潮」、「支聯會」飽受杯葛,繼而引發球迷們對「義勇軍進行曲」報以噓聲、香港隊歷史性地守和了中國隊。

毫無疑問,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因「雨傘革命」而變得豐富;香港人作為一個民族 (nation),亦因「雨傘革命」而正式成形。

結語

黃仁宇曾經主張,要以「長時間、遠距離、寬視野」來檢視歷史事件,不宜拘泥於短時片面的賢愚得失。「雨傘革命」作為去年發生的歷史事件,倘若我們要回顧的話,也應該採用此一方式回顧。

至於販賣紀念品、默站舉傘,這只是褻玩歷史,卻不是對歷史由衷地尊重!

2015年9月24日 星期四

進攻地點,謹慎選擇

和 1911 年「辛亥革命」不同,1789 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始於「巴士底監獄」被攻佔,而這座監獄正位處法國的首都巴黎。

「巴士底監獄」原本是中世紀的軍事城堡。十八世紀末,由於法國國王專門將政治犯關押於此,「巴士底監獄」的功能逐漸改變,成為法國民眾心目中君主專制獨裁的象徵之一。加上監獄內設有一軍火庫,可給予革命人士充足的武器及彈藥,「巴士底監獄」於是被革命群眾選中以發動首次進攻。

僅就外觀而言,「巴士底監獄」四周的圍牆甚為堅固,且有 8 個設置大炮的塔樓,看來似乎易守難攻。可是,革命群眾得到法國衛兵 (法王的御林軍之一) 的支持,經過數小時的激戰,「巴士底監獄」終於在 7 月 14 日下午被攻陷,監獄管理者侯爵洛奈被拖出毆打,最後遭到處決。「法國大革命」順利展開。

假如「辛亥革命」示範了如何透過收納固有體制內的各種資源 (包括士兵、武裝、軍校提供的軍事知識和實習經驗等) 以策動「地方革命」,「法國大革命」則展示了怎樣藉著血腥的群眾暴亂以發起「中央革命」。

暴亂不能萬無目的,也不能隨意選址,而當一律繩之以「充實革命武力,持續革命火種」。什麼地方能夠令革命群眾於短時間內獲得足夠的武裝呢?自然非「軍火庫」莫屬。「巴士底監獄」的特別之處還在於:它同時是專制獨裁的標誌。攻陷它寓意推翻專制獨裁。革命群眾抖擻精神,堅決進攻監獄,此做法極為合理。

又群眾普遍缺乏軍事訓練,難與政府軍周旋,「法國衛兵」選擇同情革命,這是「巴士底監獄」得被攻佔的重要一環。當然,「巴士底監獄」防守不密也是關鍵的助緣。

所謂「鑑古知今」,「雨傘革命」發生一週年,與其不斷追究昔日過失,不如認真審視前人成功的革命經驗。

2015年9月23日 星期三

新軍發難,促成革命

1911 年爆發的「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的君主帝王統治,開啟了共和憲政的新時代。對於這次革命能夠成功進行,各方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人歸功於袁世凱,有人向孫中山致敬。然而,有一個重要關節卻經常為大家所忽略:「湖北新軍」的發難。

中國向來推崇「學而優則仕」,而確保「學而優則仕」的制度則是科舉考試。可惜自光緒親政後,採用康有為、梁啟超推行「戊戌變法」,廢科舉,辦「京師大學堂」。年青人讀書出仕之路絕,於是只好「另闢蹊徑」。適逢日本於 1894 - 95 年大敗清廷北洋水師、1905 年擊潰俄國,中國年青一代紛紛仰慕東洋的現代化軍事,在清廷銳意建立新式陸軍配合下,年青人得被保送至日本的軍校學習基本的軍事知識,以及進行軍事實習。「湖北新軍」的出現,很大程度上緊扣這個大背景。我們甚至可以說,「湖北新軍」是清末一系列變法措施的產物。

年青人留日期間,經常受到革命黨人的遊說,繼而認同革命理念,甚至加入革命黨。當時在日本從事這類「穿針引線」的工作者正是「中國革命同盟會」(以下簡稱「同盟會」) 諸君。

「同盟會」於 1905 年在東京成立,由興中會 (以孫中山為首,來自廣東)、華興會 (以黃興、宋教仁為首,來自湖南長沙)、光復會 (以蔡元培、陶成章、章太炎為代表,活躍於上海一帶) 等多個革命團體組合而成。著名的「七女湖起義」、「鎮南關起義」、「黃花崗起義」等,都是「同盟會」直接發動,卻無一成功,理由是:參與革命的人大多來自三合會,唯利是尚,且未曾接受正規的軍事訓練。革命黨人由此明白「要令革命成功,新軍支持實屬關鍵」的道理。

已受「同盟會」洗禮的年青軍士,後來獲清廷委派至各個地方,建立所謂「新軍」。其中一部份進入湖北,成為「湖北新軍」。「保路風潮」爆發,清廷急調湖北舊有軍隊入四川平亂,造成湖北地區防守空虛。「湖北新軍」於是乘機發難,決定在 10 月 16 日起義。不料漢口俄租界發生炸彈爆炸事件,革命黨人名冊被盡數搜出,致使湖廣總督瑞澂瘋狂逮捕革命黨人。「湖北新軍」遂提早在 10 月 10 日響起第一槍,為「辛亥革命」揭開序幕。

「辛亥革命」未幾演變成南方各省相繼獨立,這是清末立憲派的功勞。至於革命能順利推翻滿清統治,袁世凱的陣前倒戈亦出力不少。不過,話雖如此,欠缺「湖北新軍」的搶先發難,「辛亥革命」只怕沒有出現的可能,更遑論可激起千重波浪了。

2015年9月20日 星期日

敵人反對我贊成 - 必須旗幟鮮明高舉「去中國化」

共匪陳佐洱大言不慚,疾言厲色,批評香港「去殖民化」不力、「去中國化」熾盛,稍有民族氣節之人,聽後無不氣憤難平,鬱結難紓!

遙想去年「雨傘革命」,港人風餐露宿,高舉「我要真普選」橫額,無非希望中共兌現承諾,給予港人真正的選擇,組織徹底代表香港人的政府。奈何中共一律誣之以「外國勢力介入」,對佔領人士予以嚴厲打壓。夏慤催淚、旺角血戰、龍和道慘敗,凡此種種,俱是血的記憶!也是血的教訓!皇家警察的聲譽掃地了,港人的民主中國幻滅了,亡港的切膚之痛來臨了,「香港民族」於焉而生,卻是出於逼不得已。陳匪今天不問情由,將龍獅旗在香江飄揚歸罪於香港的教育工作者,這是妄自尊大、目空一切的天朝宗主心態作遂,既是可憐,又是可悲。

港人對前殖民宗主英國向無懷念之心。天祐吾皇,港人不懂誦唱;彭督離港,港人未予阻止。零八京奧期間,懾於北京開幕式的宏偉壯觀、中國運動員的優秀表現,港人竟有以身為中國人為榮者。所謂一葉知秋,「去殖民化」不力,只怕更多是陳匪錯判,殊非實情。再者,本土抗爭者言必稱「華夏」。一時「無愧於子孫後代」,一時「對得住天地良心」,念茲在茲,皆在弘揚傳統文化。「去中國化」在此何嘗成立?

毛澤東嘗言:「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陳匪既然如此畏怕「去中國化」,抗爭者不妨從現在起,對「去中國化」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開讀書會講、辦示威遊行講、進行電子公投講。龍獅香港旗則照舊揮舞,必要時佔據球場內的紅海。

面對共官的冥頑不靈,反覆指罵、譴責注定徒然,迎頭痛擊才是道理!

2015年9月17日 星期四

論曾鈺成<無分優劣>背後的含意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日前在《基本法》頒佈 25 周年研討會上提到:

1. 行政長官具有超然於行政、立法、司法三個機關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

2. 特首在中央政府之下、特別行政區的三權之上,起着連結的樞紐作用。

3. 「三權分立」制度對香港特別行政區頂多只具有參考和借鑑的價值,而不可能完全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因「三權分立」只是有完整權力的主權國家的政治體制。

張曉明的言論甫出街,泛民主派梁家傑、李柱銘紛紛表示不滿 (梁家傑質疑張曉明的講法令梁振英變相成為封建皇帝,不受任何節制。李柱銘則堅持香港實行普通法,體現著「三權分立」),但大多無關宏旨。反而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今天 (9 月 17 日) 發表的文章<無分優劣>卻對張曉明的言論作出了一個婉轉而有力的回應。有趣的是,曾鈺成這篇短文的「弦外之音」,竟與 689 在 3 月發表的一番言論不謀而合!

以下我們先考察張曉明的言論。

1 和 2 是「挺梁」的宣示,也是對香港「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的強調。至於 3,則是借助一個事實的陳述 (香港只有司法獨立,沒有「三權分立」),用以打擊當下越演越烈的「港獨」思潮,其背後的邏輯是:「三權分立」是擁有完整權力的主權國家的政治體制。而香港不是實行「三權分立」。所以,香港只是一個特別行政區,不是一個主權國家。

曾鈺成的<無分優劣>表面上是闡明「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並不是民主政治制度的必要條件」、「不論是否『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都可以有效實現行政主導」,實際上卻有一些「弦外之音」:

A. 即使沒有「三權分立」,不代表香港無法成為民主國家。

曾鈺成以英國的「議會制」作為「欠缺『三權分立』元素的民主制」的例子,美國的「總統制」作為「體現『三權分立』元素的民主制」的例子。順張曉明的講法推敲,他只是認為香港走不到美國「總統制」的道路 (因他反對香港有「三權分立」),卻未有斷定香港走不到英國「議會制」的道路。曾鈺成在此其實想暗示:港人要爭取民主,就要實現英國式的民主,且在香港全面推行「議會制」。屆時,香港即可成為和英國一樣的民主國家。

B. 成為民主國家後,香港仍可維持有效的行政主導。

對於 1 和 2,曾鈺成基本上是同意的。可是,他不認為香港一旦成為民主國家 (不論是採取「議會制」還是「總統制」),行政主導的傳統就會消失。他因此著力解釋英、美政制如何能有效維持行政主導。

在承認中共擁有香港主權的前提下,竭力爭取香港實現英式「議會制」,建立一個類近民主國家的規模,這似乎是曾鈺成心底裡的願望。

無獨有偶,689 於本年度 3 月 26 日舉行的立法會答問大會上曾經衝口而出:「英國國會議員可以同立法會議員類比,英國國會議員唔能夠同特首類比,行政長官只能夠同英國首相類比」。曾、梁二人鬥爭不斷,對香港未來政制的看法卻出奇地一致,這是異常弔詭的。

2015年9月16日 星期三

不要「政治明星」,爭取獨立自主

「本土民主前線」黃台仰於 9 月 14 日以「個人身份」與「社民連」黃浩銘、吳文遠 (俗稱「左膠」) 一同站台,引發軒然大波。「本土派」支持者群起而攻之,紛紛指責黃台仰「變質」、「膠化」(《聚言時報》和面書是主要戰場)。更為嚴重的批評是:一直正面鼓勵「本土派」青年的立法會議員黃毓民,竟被痛斥「誤導支持者錯信不可靠的黃台仰」。黃毓民創辦的網台 MyRadio 甚至被質疑只是另一個「大台」。筆者無意於此多作評論。然而,這件事卻帶出了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港人對「政治明星」的過分相信和依賴。

政治事務本來不應該由一部份人代理,而應該由全民參與。孫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因此採取直接民權理念,以確保人民能夠直接行使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複決權。只可惜香港自八十年代開始發展代議政制,要求全體市民選出若干人士作為政治代理人,協助處理地區事務,以及就著政府施政提出具建設性的建議和批評。這些人士通常具有若干知名度,出身自社運的活躍分子 / 電台、電視節目主持。港人熟悉的司徒華、劉慧卿等,便是據此躋身政壇。而隨著時日的推移,憑此渠道以進入政圈的人漸多,大班 (即鄭經翰)、毓民皆在 2004 - 2006 年加入立法會。二人俱是政治代理人自不待言。

政治代理人普遍具有一定的群眾支持。而為了在選舉中吸納更多的選票,正氣形象的塑造、公開演說的出眾、具體政績的展示當然少不了。久而久之,市民慢慢將這些代理人視作自己的代表,信賴他們的一言一行,繼而給予他們經濟上的支持 (如替司徒華購買揮春、捐款給普羅政治學苑等)。這些代理人獲得越來越多支持者擁戴,且能在主流傳媒長期曝光,其於是與娛樂圈的明星沒有兩樣,而可被稱為「政治明星」。

在天下承平的日子,「政治明星」的存在確實為枯燥乏味的新聞資訊添上一些趣味,誰不喜歡看毓民當年痛罵董建華和曾蔭權、長毛梁國雄批評司徒華「癌症上腦」?可是,當社會處於革命 / 暴動的邊緣,示威、遊行、口誅筆伐皆變得軟弱無力,「政治明星」便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取而代之是真正的行動者 - 暴徒 / 革命黨人。「政治明星」在這一刻需要做的,是退下火線,並用其影響力聲援值得支持的一方,卻不是用種種方式另造年輕新星。至於年青人借革命 / 暴動爭取知名度、曝光率,繼而口誅筆伐,對政府施政冷嘲熱諷,以吸引大眾支持、投票,這些人其實對改變社會現狀並無助益,純粹出於一己之愚昧無知 / 虛榮心,該被摒棄。

筆者不敢斷定黃台仰是否投機分子,一心只想成為新一代「政治明星」。而觀乎毓民過去的言論,他亦似乎有意退下來,MyRadio 只是一個讓不同年青人發聲的網上電台而已。可是,由「本土派」支持者鋪天蓋地的攻擊看來,他們彷彿認定,現今的香港人 (包括抗爭人士) 仍然對「政治明星」存有過度的信賴。而筆者覺得他們這個認定未嘗沒有根據。

與其批評黃台仰、責難黃毓民,不如從根本處解決問題:打破港人對「政治明星」的崇信,倡議獨立自主,勿受人惑。胡適曾經說過:

我這裏千言萬語,也只是要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史達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我自己決不想牽著誰的鼻子走。我只希望盡我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點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當全體香港人皆能做到自作主宰,筆者相信,民主的國度必將臨近。

2015年9月15日 星期二

復華興漢,俱屬不必

近日,香港本土力量主席何志光與「城邦派」「國師」陳雲掀起罵戰。其中一個雙方爭論的焦點在於「香港應該復興『華夏文化』?還是復興『漢文化』?」。何氏傾向後者,反對使用「華夏」一詞,卻遭到陳雲及其信徒猛烈的批評。事件觸發「本土派」進一步分裂,內鬥不斷。

姑勿論雙方誰對誰錯,更為關鍵的是,我們應該了解,在客觀學理的層面上,「華夏文化」、「漢文化」的確實內容究竟意指什麼。當然,陳雲可以有一套對「華夏文化」的理解,何氏亦可有自己一套對「漢文化」的理解。可是,理解歸理解,理解是可以出錯的。如何判斷一套理解有否出錯?最後還是需要回到歷史、哲學的研討上。明代朱子學者羅整菴曾經說過:「故學而不取證於經書,一切師心自用,未有不自誤者也」。這番發人深省的說話,置於今天評議何、陳之爭,其實仍然適用。

本文將嘗試簡單疏理「華夏文化」、「漢文化」的具體內涵,並進而指出今天香港的抗爭者實在不必要刻意高舉這兩套文化。

「華夏文化」淺析

要了解何謂「華夏文化」,我們可以參考以下一些資料:

(1) 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

(2) 夏,大也。故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周書‧武成》疏)

(3) 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韓愈《原道》)

(1) 清楚告訴我們,「華」是指衣服、典章之華麗漂亮,「夏」則是形容禮制儀節之寬大氣派。至於 (2),「華夏謂中國也」一句說明「中國」是「華夏」的通稱。諸侯倘能穿上華服行帶有氣派的禮,其自然是「中國」的化身,故 (3) 中孔子說「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相反,諸侯穿上毫無美感的服飾行有失氣度的禮,其即不是「中國」的化身,孔子稱之為「夷」,與「中國」對揚。

當然,有人或會問:「帶有寬大氣派的禮是指什麼禮?寬大氣派從何而來?」。對此,孔子其實有回答:

(4) 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論語‧陽貨》)

(5)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論語‧述而》)

(6)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里仁》)

(4) 反映孔子一直以「周」作為其政治理想的投射。(5) 則表露孔子以周公作為效法的對象。他眼中的「禮」,亦即帶有氣派的華夏之禮,自然是周禮 (至少有周禮的元素)。而周禮之所以帶有氣派,原因在於 (6):它以「仁」為本。「仁」即人真誠無妄的情感。

綜合而言,所謂「華夏文化」,實際上是一套成型於周代、重視人與人之間用恰當的方式 (穿上華美的衣服,行沿革自夏、商、周的禮儀) 進行真摯的情感交流的文化。今天香港人在農曆新年期間穿上華服、向親友拱手祝賀、全家一起吃開年飯,這些皆是「華夏文化」的體現。

略談「漢文化」

和「華夏文化」不同,「漢文化」成型於西漢,這是「天下定於一尊」的大一統時代。

天子權力的至高無上,致使讀書人的治國主張無法獲得採納,且動輒得咎。董仲舒於是利用「天降災異」、「天人感應」等怪力亂神之說,威嚇漢武帝聽取自己的意見。後來,這些想法逐漸演變成「五德終始」的迷信之說,王莽遂據「漢德已衰,新聖將興」篡位自立。

神秘色彩濃厚是「漢文化」的一大特色。它對「天」的高度敬畏,與「華夏文化」重視「人」的真情流露,顯然有著根本的差別。

又「漢文化」同時著重將各家思想共冶一爐,這由《春秋繁露》中有出自《韩非子‧忠孝篇》的思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可見一斑。

抗爭不必高舉「華夏」與「漢」

有關「華夏文化」與「漢文化」在學理上的分歧,上文已經扼要交代。陳雲、何氏所言是否「貨真價實」?讀者大可自行判斷,不贅。

反而,一個問題必須為大家認真思考:「今天從事本土抗爭行動,真的非高舉『華夏文化』 / 『漢文化』不可嗎?」

倘若「華夏文化」 / 「漢文化」的土壤是適合民主普選制度、開放理性的公民社會、三權分立、自由市場......茁壯成長,反對固屬不必。但問題是:「華夏文化」 / 「漢文化」有一些核心的內容,與民主普選制度、開放理性的公民社會、三權分立、自由市場......不相容,甚至針鋒相對。我們既然要用抗爭捍衛香港固有的制度和價值,為什麼還要高舉「華夏文化」 / 「漢文化」的大旗?

「華夏文化」的優點是重情,講求「謙遜」、「內斂」、「恭敬」,並對人 (包括統治者及其官僚) 真誠的信賴。然而,行政、立法、司法三權的互相制衡,背後正是建基於對統治者及其官僚的不信賴!又公民社會中立場鮮明的激辯,亦不講究個人情感、道德修養凌駕於事實理據,而是體現「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的求真至上的態度。尤其重要的一點,「華夏文化」剝奪了人選擇放蕩不羈、憤世疾俗、逾越禮教的自由!難於表達和感受他人情感的「自閉症」患者將會遭受新社會誤解、遺棄。如此一個「烏托邦」,果真值得我們今天奮力爭取嗎?高舉「華夏文化」大旗有何益處?

至於「漢文化」,問題更大。「以天制君」某程度上是過去讀書人面對絕對君權,迫於無奈下所玩弄的小把戲。而這個把戲是很容易被拆穿的,《漢書‧董仲舒傳》有以下一段記載:

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

作為「始作俑者」的董仲舒因大談「天降災異」而險招殺身之禍,這正好反映「以天制君」的策略並不容易駕馭。今天我們要致力的,更多應該是爭取制度設計上的改變,以人民作為權力的源頭,即中山先生所言的「人民有權」,談災異、說鬼神或可作為民間傳說的一部份,但此不該是抗爭者用力的方向。

又將各家思想共冶一爐,容易造成強姦他人見解、騎劫他人立場的唯我獨尊,這亦不利於多元聲音的良性互動和溝通 (董仲舒將韓非思想結合儒門學說,即扭曲了孔子的「正名」思想)。

當然,陳雲曾經在網台節目中表示,高舉「華夏文化」只是為了突顯香港人崇尚優秀、先進的文化。何氏對「漢文化」的闡述亦不見有怪力亂神、自以為是的地方。本文對「華夏文化」、「漢文化」的評議,未必適用於他們身上。可是,假如有學者打算認真把「華夏文化」 / 「漢文化」與當下本土抗爭結合,他們仍須正視本文所提出的種種詰難。

2015年9月11日 星期五

煙花匯演,羞辱港人

由中滔環保集團獨家贊助、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協辦的「10‧1 國慶煙花匯演」以第三幕「抗戰膀利 70 週年」最惹人非議。據說該幕煙花首 20 秒的背景音樂將會是「防空警報」。而為了營造飛彈在上空轟炸的震撼場面,「鈦雷」煙火亦會派上用場。港星多媒體製作有限公司行政總裁毛偉誠表示,有關安排純粹希望突顯「戰爭的可怕」與「和平的可貴」。然而,筆者卻認為,這更多是對香港市民的一種政治施虐!

姑勿論經歷過「走日本」的老人家會否因此而情緒波動,於慶祝中共建政的大日子、在本土意識日益高漲的維港兩岸、淪陷的「防空警報」夾雜著璀璨煙花不絕響出,此顯然不像是紀念,而更似是威嚇、羞辱,彷彿告訴每一位香港人:香港已經於 1997 年主權移交後徹底淪陷,中共才是你們的宗主。你們無謂再作多餘的反抗了,乖乖就範吧!

事實上,借助紀念歷史以完成某種政治目的,乃中共的拿手好戲。毛澤東建國後,大幅讚揚唐末之黃巢、明末之李自成與張獻忠、清中葉之太平天國,藉此以鞏固中共的管治合法性,是一例。近期中共借電影《開羅宣言》刻意淡化蔣介石、強化毛澤東,藉此從「中華民國」手上竊奪「中國」的正統,又是一例。親共團體現在不理會「警報」與煙花的格格不入,強行要在匯演中加入紀念抗戰勝利的元素,更要添上「賣港賊」成龍的歌聲,背後必然涉及中共某種政治盤算,這是清楚不過的。

觀乎港共近年管治質素異常低劣,由縱容黑警到「鉛水」問題蔓延,中共明顯是在挑戰港人的底線,並且嘗試對之予以徹底的摧毀 (雛妓下海前,鴇母必安排多名男子對之進行輪姦,以摧毀其自尊。中共現在對港人使用的,正是這一套思維)。紀念抗戰勝利是假,精神虐待港人是實。如此卑鄙歹毒的行徑,港人切勿等閒視之!

2015年9月9日 星期三

在位最長,捨她其誰

「事頭婆」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 (Elizabeth II) 於今天凌晨打破了維多利亞女王在位 63 年 7 個月 2 天 16 小時 23 分鐘的紀錄,成為在位最長的英國君主。英國首相卡梅倫 (David Cameron) 昨日在個人面書專頁上發表了一篇長文,感謝女王一直以來無私地為英國付出,真摯情感洋溢,讀後令人動容。有趣的是,這件發生於「前宗主國」的大事,竟然同時牽動著無數香港人的神經。女王於 70 年代到訪香港的照片、「皇后大道東」音樂錄像、恭賀女王的言辭在網絡上被瘋狂分享,皆是港人對「事頭婆」念念不忘的明證。

港人對英國的眷戀、關注,其實早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已經開始。根據「香港革新會」於 1982 年 3 月進行的民調顯示,當時受訪的 982 名年齡超過 20 歲的市民中,高達七成支持維持現狀 (Status Quo),另有三成則支持香港成為「託管地」(Trust Territory,即香港受英國 / 聯合國託管監督下自治以至獨立),只有極少數以「回歸中國」作為首選。配合查理斯王子與戴妃大婚時港人的普天同慶、戴妃車禍身亡時港人的同聲哀悼、凱莉喜獲麟兒時香港傳媒的大篇幅報導,港人對英國的感情,可謂由來有自。尤其是將這一切與香港球迷噓爆「義勇軍進行曲」、抗爭者焚燒五星紅旗作一對比,中共官員屢次埋怨港人「民心未回歸」,這未嘗沒有原因。

卡梅倫的長文中有兩段非常有意思的文字:

(1) 她擔任服務和公職時的無私態度,早已為她贏得空前的尊重和欽佩。這些尊重和欽佩不只來自英國,更來自世界各地。

(2) 女王陛下在建構英聯邦未來上所作出的貢獻是非凡的。有些人最初懷疑這類組織能否成功。可是,女王陛下卻堅毅地支持著英聯邦的成立與發展。時至今日,英聯邦的成員國已經由 1952 年的 7 個擴展至 53 個。它正在發展成為一個覆蓋各大洲、所有主要宗教、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獨一無二的國際大家庭。

對於 (1),香港人應該不會有任何異議。至於 (2),香港人更多應該是希望有朝一日自己居住的地方能成為英聯邦成員國的一分子。

設想在位最長的不是英女王,而是習近平,撰文歌功頌德的不是卡梅倫,而是 689,香港人的反應必定大為逆轉。這是「戀殖崇英」的洋奴心態?筆者不以為然。它更多是大英帝國過去在香港實行善治所栽種出的成果!

2015年9月5日 星期六

球賽糾紛,矛盾縮影

香港隊在 9 月 3 日舉行的 2018 年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逼和中國隊,掀動了全港市民的民族情緒和激昂鬥志。門將葉鴻輝更因在比賽期間三番四次救出險球,被網民尊稱為「英雄輝」。不過,事情並未因球賽結束而告一段落。葉鴻輝賽後在 Instagram 表示,被中國隊隊長鄭智辱罵他是狗,鄭智接受《新浪體育》訪問時則反駁:「我罵他?根本沒有這回事......我說的是,你趕緊起來,根本沒人碰到你!」,並指責葉鴻輝詐傷倒地有違體育道德。

姑勿論雙方誰對誰錯,更重要的是:整場球賽及賽後糾紛皆是今天熾熱得不可化解的港中矛盾的一個縮影。

香港隊教練金判坤是南韓人,但他卻說了以下一番感人肺腑的說話:

香港給我機會、信任我、鼓勵我。我真的屬於這個地方。當這個地方需要我,我可以為他們而死。

配合比賽時金 sir 為香港隊錯失入球機會而咬牙切齒,這正是典型「以香港為家」的表現。香港隊在金 sir 帶領下,堅決捍衛香港足球的上乘水準是必然的,這即注定要與作為敵手的中國隊誓不兩立。

又葉鴻輝過去曾有「大中華情意結」。為了轉會貴州人和,更不惜埋沒良知,高舉「我是中國人,不是外援」,且說上「我深感作為中國人而自豪」、「香港人不是中國人嗎?香港代表隊出去比賽的時候,難道奏響的不是義勇軍進行曲嗎?」等違心之言,結果仍是不得要領。這段不快的回憶,歸根究底,源於中共對香港人的排斥、賤視。其於是促使葉鴻輝轉用敵視的態度對待中國 (葉氏說:「香港愈畀人睇死就愈要有表現,就算今次我贏唔到,我都要阻住你出線」),進而化成種種阻擋中國隊攻門的「神救」。

中國隊向來以球技較港隊為優自傲。比賽開始前,內地網民甚至揚言中國隊會大勝港隊十幾比零,妄自尊大,目中無人。這種傲慢的心態,倘若未有遇到香港隊的負隅頑抗,尚且可以維持一陣子。不幸的是,香港隊果然負隅頑抗了,而且維持到接近完場。中國人驟然由自大變自卑,卻又不願意接受現實,遂只好大肆發難。鄭智辱罵葉鴻輝未必是真,但語氣、態度惡劣則是可以肯定的。

有趣的是,面對這場「港中大戰」,香港足總主席梁孔德竟然在一個電視訪問中為鄭智解畫,指葉鴻輝或把普通話「你在地上太久」的「久」誤聽成「狗」。作為香港人,卻不去捍衛香港人的尊嚴,這是香港今日的悲歌!慶幸香港還有一點運氣 (由中國隊多球攻門皆中港隊門柱可見),但願這些運氣能夠延續下去,直至他朝重光。

2015年9月3日 星期四

中共裁軍,暗藏隱憂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抗戰勝利 70 周年閱兵儀式上高調宣佈裁軍 30 萬,這與中共近年的外交取態和軍事政策可謂大相逕庭。何以習近平會一反常態,以裁軍代替擴軍呢?坊間眾說紛紜。有人真心相信中共堅守鄧小平「不出頭」原則,以和平的姿態崛起。可是,更多人傾向懷疑,裁軍乃中共經濟頻臨崩潰所致。

眾所周知,中共舉行大規模閱兵的初衷在於:透過展示強大的軍事力量,恫嚇日本正視侵華歷史,以及為過去錯誤的行為作出經濟補償。加上南海造島爭議、「一帶一路」暗含「帝國主義」性質(吳叡人的判斷)等,中共自習、李上台後,即不復信守鄧小平的「和平外交」原則,這是再也清楚不過的事實。

奇怪的是,經歷天津等地的大型爆炸、中共股市連日大瀉而暴力救市無效,習近平今天竟然在國際傳媒面前公開推翻以往的做法,搖身一變成為「和平主義者」。除非他有悲天憫人的大澈大悟,否則裁軍的真正原因更多是出於「軍費不足,無法維持軍隊的正常運作」。

中國歷史上有兩次著名的裁軍。一次發生在唐玄宗天寶年間,一次則發生在明思宗崇禎年間。前者出於「天下承平日久,戰爭難以爆發」的樂觀估算,卒之招來安史叛軍橫掃兩京。後者則源於政府當時的財政收入不足以應付龐大的軍費開支,卒之引致被裁撤的士兵紛紛加入農民起義軍(以高迎祥、李自成等人為首),壯大了民變的聲勢,加速明室的覆亡。

習近平迫於無奈選擇裁軍,其所面對的處境似乎與晚明更為接近。至於中共日後會否步明室覆亡的後塵,我們現時只能悉目以待。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一旦中共傾覆,香港便有機會重生!

2015年8月29日 星期六

港人自救,事非得已

689 日前呼籲年青人應該多讀抗戰歷史,以了解香港與中國背負著共同的命運。在這位恬不知恥的地下黨員心目中,香港的抗戰歷史彷彿只剩下「東江縱隊」打游擊與收集情報,卻不見英聯邦守軍苦戰於黃泥涌峽、羅遜准將因寡不敵眾而英勇陣亡、奧斯本縱身覆蓋日軍投擲的手榴彈以保護同僚......689 此番說辭實際上與陳佐洱、饒戈平之流的「啟蒙」、「補腦」論一脈相承,目的只有一個:為香港的下一代洗腦!

港共政府汲汲於扼殺莘莘學子的思想自由,固然值得譴責。可是,另一邊廂,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未有為津貼學校及幼稚園免費安裝濾水器,任由學童的身體健康飽受鉛水威脅,此更令人痛心疾首。教育向來是一門體現「人本主義」(humanism) 精神的志業。所謂「人本主義」,一言以蔽之,即是凡事皆以人為首要考慮對象,而不是以金錢、名譽等。不幸的是,吳克儉果然人如其名,節儉得跡近守財奴。當教育淪為只計較金錢上的得失,師生健康反而成為次要考慮,這其實標誌著香港教育行業的墮落,只可惜大部份香港人對此仍然懵然不知!

在上者媚共賣港,摧毀教育,在野的民主黨亦不遑多讓,與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馮巍進行秘密飯局,另有所圖。儘管主席劉慧卿矢口否認是次會面為「密室談判」,港人的怨憤、不滿,難道中共在「雨傘革命」中還看不清楚?非要民主黨仔細覆述一次不可?前《學苑》副總編輯陳雅明說得好:

共產黨一貫的鬥爭策略就是「統一戰線」,「團結次要敵人打倒主要敵人」。民主黨是比自由黨更維穩的政黨,不過,雨傘後,可以預知下年立法會選舉民主黨必定大敗,本土派冒起。

北京不願見到本土派冒起,所以南下團結民主黨,傾好數,下年過票比民主黨,令民主黨保住原有的議席,令幾十年的維穩格局得以繼續維持。

民主黨是中共的好同志。(<中共的劇情安排>,28-08-2015 面書留言)

劉慧卿、羅健熙、尹兆堅等人著意於與馮巍會面,恐怕這才是真正的原因。

當香港政府變得不再為我們設想,只知「北望神州」、「洗腦贏心」,我們所信賴的政治代理人又變得唯利是圖,醜態百出時,重溫彭督於 1997 年發表的一段講話,份外教人心酸。彭督說:

我感到憂慮的,不是香港的自主權會被北京剝奪,而是這項權利會一點一滴地斷送在香港某些人手裏。

作為香港人的我們,面對當下如斯困境,除了堅持「自己香港自己救」外,實在別無選擇!

2015年8月22日 星期六

重提歷史,別有用心

電影《開羅宣言》的宣傳海報甫出街,旋即成為網上熱話。網民紛紛指責中共卑鄙無恥,篡改歷史事實。然而,中共建政至今,何嘗有一分半秒客觀、如實地對待歷史?對中共來說,重提歷史更多是一種手段,以收取某種政治效果,達到某種政治目的。文革時高度讚揚秦始皇如是,今天反覆強調日本侵華亦如是。

熟悉中國國情的朋友都知道,2013 年中共曾為紀念毛澤東誕辰 120 週年,舉辦過一系列大型座談會及慶祝活動。其間中央電視台更一度播出電視劇《毛澤東》,歌頌毛澤東的「偉大」貢獻。習近平對外發言有「(毛澤東) 的功績是第一位,錯誤是第二位」、「不要以鄧小平時代否定毛澤東時代」等語句,這些都是要為正面評價毛澤東鋪路。據此,再看《開羅宣言》的海報上驚現毛澤東頭像,就不難理解了,這本來是習近平一貫的立場,用意據說是要迴避毛澤東當年瘋狂迫害習仲勳的問題,並藉以展示自身的寬宏大量。

加上國民黨逐漸有「投共」的傾向,蔣介石的功勞被縮小,毛澤東的功勞被放大,是天公地道吧。蔣介石在海報中淪為「靠邊站」的配角,正好向外界宣示:中共對日後全面統一台灣充滿信心。

《開羅宣言》的海報設計只是中共玩弄歷史以遂一己之私的冰山一角。港共政府特意設立「抗日戰爭七十週年紀念日」,卻不去派人尋訪曾經參與「香港保衛戰」的華籍英兵,何嘗不是另一個玩弄歷史以獻媚的具體例子?

歷史應該被尊重,不應被歪曲和利用。中共不諳此理,反而譴責日本未能正視過去歷史,此是非常荒謬的!而觀乎中共於抗戰紀念日舉行大閱兵,GDP 保 7 有難度,爆炸事件接二連三地發生,中共反覆重提與日本之間的種種舊怨,背後看來別有用心,值得大家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