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武帝至獻文帝的經濟狀況

北魏太武帝減少對人民的干預，「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只「修其教不改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納其方貢以充倉廩，收其貨物以實庫藏……歲時取鳥獸之登於俎用者以韌膳府」，結果農業、畜牧業繁盛，國庫殷實。

不過，北魏有一問題，即蔭附戶太多。所謂蔭附戶，即依附於地主豪強以逃避國家賦稅力役的一部分戶口。歷經戰亂，王朝又在草創階段，「禁綱疏闊」，於是「民多逃隱」。道武帝天興年間，一度嘗試整頓，「詔採諸漏戶，令輸綸 (絲) 綿」，意圖將蔭附戶納入國家戶藉，向其徵收實物地租。豈料問題始終無法解決，逃戶依然眾多。

神䴥二年 (公元 429 年)，太武帝御駕親征，大破柔然，「虜其種落及馬牛雜畜方物萬計」。及後又派成周公萬度歸討伐焉耆，「獲其奇寶異玩以巨萬，駝馬雜畜不可勝數」，復入龜茲，「獲其殊方瑰詭之物億萬已上」。連場戰爭勝利，令北魏「收獲珍寶，府藏盈積」。與此同時，國內由太子拓跋晃監國，拓跋晃「下令修農職之教」，往後數年，國家貯存有足夠糧食以供軍事行動之用。

文成帝 (拓跋晃之子) 時，地方長官只知謀取錢財私利，文成帝於太安初年派遣使者二十餘人循行天下，觀察民間風俗，審視老百姓疾苦，「詔使者察諸州郡墾殖田畝、飲食衣服、閭里虛實、盜賊劫掠、貧富強劣而罰之」，自此地方長官痛改前非，人民得以安居樂業。

獻文帝即位，身體力行，生活節儉樸素，為公卿之表率。他又時常思考該如何賑濟老百姓令其得益。天安、皇興年間，連年大旱，致使物價飛漲，絹匹千錢。對淮北青、冀二州用兵，尤其令山東之民苦於征戍轉運，獻文帝於是「因民貧富，為租輸三等九品之制」。細緻言之，制度的具體內容如下：「千里內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器戶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

潘子正＜兩線物流的困境 – 關於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的新考察＞評價「租輸三等九品之制」：

在轉輸問題上，伴隨淮北五州請降而制定的租輸三等九品制，影響當更為深遠，因為此制無非顯示了北魏將物資分配更制度化，有利於保障物資能更穩定地供應南方。蓋北魏既推行儲糧廣戍之策，又與南朝相持不下，自然需分配內地物資以供應南方前線，如此則該制中「中三品送他州要倉」之物資，應當主要流向南線戰區，至少抵近河南淮北前線的山東地區應是如此。易言之，租輸三等九品之制在提供京師物資之餘，也建立了供應南方物資的制度。

他又進一步說：

北魏於征服淮北五州後所施行的租輸三等九品制，正是帝國應對新態勢 (案：戰爭由北方轉至南方) 而在物資分配方面所做的重要努力……標誌著北魏帝國內南、北兩大物流線的確立。

……在平城核心區隨著帝國擴張而不斷增長的同時，物資問題亦日見沉重……只要仍南北對峙持續，北魏南方邊境的物資需求就可說是「需索無度」……面對著南、北兩方的需求，北魏帝國最富庶的山東地區處境，則難免令人憂慮……

……獻文、孝文之世，北魏北方的敵人已然衰退，平城的戰略地位已不若崔浩當年……如果要跳脫此一困境，則改變北魏既有北重南輕之戰略布局，亦即遷都，應是較為可行且有效的方法。

據此，孝文遷都洛陽未嘗沒有經濟因素在背後推動，旨在打破同時輸糧南北的困境。

北魏初年的農業發展

西晉末年，天下大亂，人民或於戰爭中喪命，或死於飢餓。要之，中原大地上能僥倖生存者無幾，換個角度看，無主荒地亦相對較多。

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建功立業，適值中原喪亂，戰爭頻仍，農業荒廢，有見於行軍打仗必須糧食充足，拓跋珪安排東平公拓跋儀開墾河北，闢地千里，自五原至於棝陽塞外 (即今天的內蒙古包頭市)，皆為屯田。這仍是曹操舊日路數。

登國六年 (公元 391 年)，匈奴支系鐵弗部首領劉衛辰 (大夏國建立者赫連勃勃之父) 派兵攻打北魏，反為所敗，衛辰被魏軍追擊，途中為部下所殺。鐵弗部珍寶、畜產，名馬三十餘萬、牛羊四百餘萬，盡入北魏，自此，北魏發展農耕、畜牧的實力大為增強。

皇始二年 (公元 397 年)，北魏軍隊攻下後燕都城中山，拓跋珪隨即「分徙吏民及徒何種人、工伎巧十萬餘家以充京都，各給耕牛，計口授田」。天興元年 (公元 398 年)，拓跋珪建都平城 (今山西省大同市)。

跟東晉、南朝不同，地廣人稀令拓跋珪有實現「計口授田」的本錢。當時，「東至代郡 (今河北)，西及善無 (今山西)，南極陰館，北盡參合 (今內蒙古涼城縣)，為畿內之田；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勸課農耕，量校收入，以為殿最」，此完全與漢族政權的重農政策沒有分別。

重視農業生產又表現在拓跋珪「躬耕籍田率先百姓」上，一「馬上得天下」的鮮卑君主，竟願意親自務農，作天下表率，結果「自後比歲大熟，匹中八十餘斛」，農產收穫豐富乃意料中事。

不過，農業始終是看天吃飯，明元帝永興年間，水災、旱災經常發生，導致農作物失收。神瑞二年 (公元 415 年)，「京畿之內，路有行饉」。是次飢荒之嚴重，一度令明元帝欲遷都鄴城，及後因崔浩獻計而中止。

何以明元帝有遷鄴的打算？因鄴城位於華北平原的農業發達地區，漳河以及多條河流流經或環繞鄴城，造就鄴城優越的農業條件。

崔浩所獻之計，查《魏書．崔浩傳》，有以下一段：

浩等對曰：「可簡窮下之戶，諸州就穀。若來秋無年，願更圖也。但不可遷都。」太宗從之，於是分民詣山東三州食，出倉穀以稟之。

扼要言之，即令窮困者就食山東 (太行山以東地區)。

崔浩等反對遷鄴，也有一番緣由：

(1) 山東地區的人多為漢人，恃著農業發達，譏笑北魏政權「居廣漠之地」(即以平城為首都)，看不起鮮卑人。倘若遷都，只會造成胡漢族群矛盾。

(2) 鮮卑人向南遷徙，「處榛林之間」，或出現水土不服，疾疫死傷。

(3) 大夏國、蠕蠕人在西北虎視眈眈，若遷都鄴城，北邊雲中、平城將飽受威脅，「雖欲救援，赴之甚難」。

「令民就食山東」是中國歷朝慣例，下迄隋唐仍沿用。

明元帝復敕令官員：「前志有之，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凡庶民之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死無槨，不蠶者衣無帛，不績者喪無衰。教行三農，生殖九穀；教行園囿，毓長草木；教行虞衡，山澤作材；教行藪牧，養蕃鳥獸；教行百工，飭成器用；教行商賈，阜通貨賄；教行嬪婦，化治絲枲；教行臣妾，事勤力役。」人人辛勤勞動，終令「歲數豐穰，畜牧滋息」，農業、畜牧業俱有大進步。

南朝的籍帳混亂與官品占山制

東晉安帝義熙九年 (公元 413 年)，劉裕有見於桓溫庚戌土斷所建立的體制有廢弛跡象，於是向朝廷主張重新進行土斷，結果除「徐、兗、青三州人居晉陵者」，「諸流寓郡縣，多被併省」。

劉裕未幾篡晉自立，建國號宋。宋孝武帝大明年間，「王玄謨請土斷雍州諸僑郡縣」，「雍州諸僑郡縣」大約是今襄陽、漢東等地，即湖北。

不過，自孝建元年 (公元 454 年) 起，記載戶籍的簿冊資料開始出問題。從齊高帝建元二年 (公元 480 年) 的詔令中，可以看到：

(1) 有人在記載黃籍的簿冊中「竊注爵位，盜易年月」；

(2) 冊內有些戶籍，現實根本不存在，「文書已絕」；

(3) 有些人應該編戶入冊，卻被記已經死亡或叛逆。有些人閒居家中，卻被稱擔任仆役。有些人身體壯健，卻被稱有各種疾病。

儘管黃籍簿冊已年年更新，資料始終無法反映真實狀況，嚴重影響賦稅徵收及力役之分配。至齊，問題已相當嚴重，故齊高帝請群臣提意見解決。

虞玩之上表請「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為正」，取代「眾巧之所始」的「孝建元年書籍」，凡受籍，官長先仔細檢校，再封送州，這多少是一種補偏救弊的嘗試。

奈何積重難返，人民習慣了取巧，刻下既得利益受損，怎能無不滿聲音？「至武帝永明八年，謫巧者戍緣淮各十年，百姓怨咨」，齊武帝面對群情激憤，卒之選擇妥協退讓，「既往之愆，不足追咎……其有謫役邊疆，各許還本。自此後有犯，嚴加其罰。」

其實，大規模的偽竄冒改，使黃籍理無可理，究無可究，無非是想逃避交稅及力役的責任。

梁武帝時，「南徐、江、郢逋兩年黃籍不上」，尚書令沈約把黃籍理無可理的狀況追溯到宋元嘉年間，所謂「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條徵發。既立此科，苟有迴避，姦偽互起，歲月滋廣，以至於齊」、「自元嘉以來，籍多假偽」，提議「永初、景平籍，宜移還上省」、「晉籍所餘，須加寶愛」、「選史傳學士諳究流品者……專共校勘。所作卑姓雜譜，以晉籍及宋永初景平籍在下省者，對共讎校」。

陳文帝天嘉初年，再行土斷，「自頃編戶播遷，良可哀惕。其亡鄉失土逐食流移者，今年內隨其適樂，來歲不問僑舊，悉令著籍，同土斷之例。」

除了籍帳混亂，田制上南朝仍沿襲西晉，行官品占山制，「官品第一、第二品，聽占山三頃。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頃。皆依定格，條上貲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闕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並計贓，依常盜律論。除晉咸康二年壬辰之科」。

官品占山制某程度是對現實的妥協，且看羊希的話，「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既難遵，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致怨嗟。」「壬辰之制」即壬辰詔書中「擅占山澤，強盜律論，贓一丈以上皆棄市」。縱容「富強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至漁採之地，亦又如茲」，終於加劇貧富懸殊，中央政府對南來的世家大族，亦似乎無計可施。

土斷與黃籍白籍

東晉哀帝興寧二年 (公元 364 年) 三月庚戌，天下所在土斷。所謂「土斷」，是指把新來移民編入戶籍。關於庚戌土斷，劉裕在東晉安帝義熙九年 (公元 413 年) 的上表有較詳細的描述：

自永嘉播越，爰託淮、海，朝運匡復之算，人懷思本之心，經略之圖，日不暇給。是以寧人綏理，猶有未遑。及至大司馬桓溫，以人無定本，傷理為深，庚戌土斷，以一其業。於時財阜國豐，實由於此。

據此，是次土斷由大司馬桓溫提出並進行，實行的結果是令「財阜國豐」，為國家府庫增加收入。換言之，即土斷可為國家帶來經濟利益。

查《晉書》關於土斷的記載，有三條值得留意：

瓘以魏立九品，是權時之制，非經通之道，宜復古鄉舉里選。與太尉亮等上疏曰：「……今九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為宜皆蕩除末法，一擬古制，以土斷，定自公卿以下，皆以所居為正，無復懸客遠屬異土者。如此，則同鄉鄰伍，皆為邑里，郡縣之宰，即以居長，盡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然則下敬其上，人安其教，俗與政俱清，化與法並濟……」武帝善之，而卒不能改。

(晉成帝咸康七年，即公元 341 年) 實編戶，王公已下皆正土斷白籍。

(范寧陳時政) 聖王作制，籍無黃白之別。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壟墳柏，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

衛瓘是魏晉之際人物，他最初提出土斷，本來是為恢復「鄉舉里選」鋪路，以取代九品中正制。土斷的具體內容，即為「公卿以下，皆以所居為正，無復懸客遠屬異土者」，勉強比擬，相當於中唐兩稅法「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本地人也好，外來人也好，總之一律編入現時所居住處的州縣戶籍裡。

進入東晉，中原戰亂頻仍，大量北方人口逃往東南避難，朝廷設置僑州郡縣安置北人，北人在地方行政機構登記臨時戶籍，以白紙書寫，稱白籍，有別於正式戶籍黃籍。白籍可免賦稅和徭役，這是東晉政府對南來北人的優待。及後過了一段時間，北人已逐漸適應新環境，「人安其業」，「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東晉政府於是實行土斷，省并僑州郡縣，將白籍按其定居之處編入正式戶籍，同時取消優待，白籍轉為黃籍，意味著政府稅收將有所增加，「財阜國豐」是在此一情況下出現。

晉成帝咸康七年進行過一次土斷，晉哀帝興寧二年庚戌又一次，至安帝時，「彌歷年載，畫一之制，漸用頹弛」，所以劉裕希望再次進行土斷。

由於持續有北方人口南下，歷次土斷多不徹底，白籍長期存在，直到南朝。

漢末兩晉的廢錢爭議

西漢自武帝起，一直使用五銖錢，為官方法定貨幣。王莽進行幣制改革，廢除五銖錢，另立金、銀、龜、貝、錢、布六種二十八品貨幣，百姓皆感不便。新莽末年，民間有童謠提到「五銖當復」，這是要求恢復五銖錢的先聲。光武中興，先廢王莽所立的貨幣，再於建武十六年 (公元 40 年) 聽從馬援的建議，復鑄五銖錢，天下以此為便利。

章帝時，穀物、布帛價格昂貴，縣官手上的五銖錢沒有足夠購買力，朝廷為此「物貴錢賤」的情況深感憂慮。尚書張林提出三項建議：

(1) 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為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令錢少物賤；

(2) 縣官可自賣鹽；

(3) 恢復漢武帝時的均輸法。

張林的思維完全和當年的桑弘羊如出一轍，自然要遭到儒家學者的群起而攻。果然，尚書朱暉批評：「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以布帛為租，則吏多姦。官自賣鹽，與下爭利，非明王所宜行。」張林的主張只實行了一段時間便告中止。

桓帝時有人上書請「改鑄大錢」，被劉陶反對，桓帝因此不鑄錢。獻帝時，董卓改鑄小錢，致使「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錢數百萬」。曹操有見於物價飛漲，罷小錢，恢復使用五銖錢。

當時五銖錢已有一段時間未有鑄造，在市面流通的數量越來越少，導致「物賤錢貴」，「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故穀賤無已」。黃初二年 (公元 221 年)，魏文帝曹丕作出一個重要決定，罷五銖錢，恢復以物易物，「使百姓以穀帛為市」。

不過，魏明帝時，人多取巧使詐，競相弄濕穀物以增加其重量，從而謀取利益。其又拿薄絹到市場出售，「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面對新問題，司馬芝等提議，不如「更鑄五銖錢」，「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魏明帝同意，「更立五銖錢」，下迄西晉，五銖錢始終在民間流通，未有改創。

孫權一度鑄大錢，「一當五百」，「一當千錢」。及後「聞百姓不以為便，省息之，鑄為器物，官勿復出也」。晉室南渡，用孫吳舊錢，但錢的數量不多，「錢貴」的情況再現。安帝元興年間，桓玄輔政，提議「廢錢用穀帛」，孔琳之反對，他說：「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利……致富之道，實假於錢，一朝斷之，便為棄物。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而飢困，以此斷之，又立弊也」、「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驗之實事，錢又不妨人也」、「弘敦本之教，明廣農之科，敬授人時，各從其業，游蕩知反，務末自休，同以南畝競力，野無遺壤矣。於此以往，將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恤！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一言以蔽之，就是廢錢只令持錢者蒙受損失，經濟恢復之關鍵在重振農業，而非汲汲於錢幣。朝中大臣多同意孔琳之的講法，廢錢之議遂息。

東晉之農業

永嘉之亂後，中原政局動蕩。雍州 (甘肅、陝西、寧夏一帶) 以東地區，老百姓缺乏糧食，陷入飢餓困窘的處境。無以為生，唯有典當財物，甚至賣兒賣女，到處流徙。適值幽 (河北)、并 (山西)、司 (陝西中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冀 (河北南部)、秦 (甘肅)、雍六州遭遇蝗災，農業及畜牧業嚴重受損，又有大瘟疫，加上寇盜橫行，終致百姓喪命者無數，所謂「流尸滿河，白骨蔽野」。當時「人多相食」，「百官流亡者十八九」。

琅琊王司馬睿重視農業。移鎮建鄴後，地位較高的縣級官吏，按交出的糧食數量，決定等級的高低上下。另外，如非肩負宮禁中的值宿警衛，或有重要任務在身，兵士們一律要到田裡耕作，「皆宜赴農，使軍各自佃作」，所得則放穀倉。太興元年 (公元 318 年)，下詔徐、揚二州種麥，其後每年雖有旱災、蝗災襲來，糧食不足的情況已有改善。

太興二年 (公元 319 年)，吳、吳興、會稽三郡爆發大飢荒，死者數以百計。開倉救濟之餘，東晉元帝下令群臣商討長遠對策，於是有應詹 (曹魏侍中應璩之孫) 的上表。

應詹指出，目前最大的問題是，「軍興以來，征戰運漕，朝廷宗廟，百官用度，既已殷廣」，卻「下及工商流寓僮僕不親農桑而遊食者，以十萬計」，換句話說，大家都坐食農業的成果，卻無一人願意去從事農耕工作。應詹覺得，情況如果持續，人民飽受飢寒之苦，必然會落草為寇。又貧富懸殊，土地兼併，弱勢社群必被欺凌。解決方法實為恢復曹操屯田故事，務農重穀，特別是江西良田，更加不宜荒廢，「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如此「則倉盈庾億，可計日而待也」。

應詹還看出壽春的戰略價值，主張「選都督有文武經略者，遠以振河洛之形勢，近以為徐豫之籓鎮，綏集流散，使人有攸依，專委農功，令事有所局」。壽春在東晉既是北伐前沿，也是偏安江左得以可能的屏障，且有相當的農業發展。

咸和五年 (公元 330 年)，晉成帝 (明帝長子，東晉第三代皇帝) 開始度田收稅，規定取十分之一，即每畝稅米三升。六年 (公元 331 年)，海賊肆虐，影響漕運，米無法北輸，遂「發王公以下餘丁，各運米六斛」。未幾，水災、旱災、蝗災累年，農業收成受損，虛報數字開始出現。晉穆帝時有桓溫北伐，軍事行動頻繁令「糧運不繼」，「制王公以下十三戶共借一人，助度支運」。至哀帝，減田租，每畝稅米二升。孝武帝太元二年 (公元 377 年)，除度田收租，王公以下口稅三斛，唯免除在役的人。八年 (公元383 年)，又增收更多米糧作稅收，口五石。至於末年，「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矣」。

可以發現，東晉採實物地租，而且田租較西漢文景時期的「十五稅一」、「三十稅一」為高，亦有額外的徵收和力役。

官品占田制的由來與王、石鬥富

晉武帝平吳後，朝廷有官員上奏：

詔書『王公以國為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今未暇作諸國邸，當使城中有往來處，近郊有芻槁之田』。今可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一宅之處。近郊田，大國田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者，皆聽留之。

這是對佔田予以限制的先聲。

從「王公以國為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可見當時宗室貴族只知追求一己私利，不為國家打算，京師洛陽處處都是他們擁有的田地、住宅。

武帝決心糾正弊病，官員遂建議限制宗室貴族所佔的田宅數目。皇親國戚之外，功臣亦在受限之列。

官品佔田制正是在此一脈絡下衍生出來。

其官品第一至於第九，各以貴賤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第三品四十頃，第四品三十五頃，第五品三十頃，第六品二十五頃，第七品二十頃，第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以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舉輦、跡禽、前驅、由基、強弩、司馬、羽林郎、殿中冗從武賁、殿中武賁、持椎斧武騎武賁、持鈒冗從武賁、命中武賁武騎一人。其應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五十戶，第三品十戶，第四品七戶，第五品五戶，第六品三戶，第七品二戶，第八品第九品一戶。

西晉是代表門閥世族利益的政權，武帝縱然要改弦易轍，始終不敢直接對著幹，在根本上取消其既得利益。

由限制佔田、庇蔭者、佃戶食客數目而非完全取消看來，武帝可謂極盡忍讓、妥協之能事，此也是曹魏以來一貫作風。

惟消極的政策畢竟無法將病根杜絕，石崇、王愷爭豪鬥富，足證西晉官僚貴族物質充裕，絲毫不受武帝政策影響。

石崇為西晉開國功臣石苞之子，「武帝以崇功臣子，有幹局，深器重之」。至於王愷，則為外戚，「王恂字良夫，文明皇后 (晉武帝生母) 之弟也……恂弟虔、愷」。

據《晉書》記載，石崇家中的廁所「有絳紋帳，裀褥甚麗，兩婢持香囊」。王愷置酒宴客，「有女伎吹笛小失聲韻，愷便驅殺之……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視美女如草芥。《世說新語》有＜汰侈＞篇，其中提到：

王君夫以𥹋糒澳釜，石季倫用蠟燭作炊。君夫作紫絲布步障碧綾裹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石以椒為泥，王以赤石脂泥壁。

石崇更把武帝送給王愷的珊瑚樹用鐵如意敲碎，以更高的珊瑚樹補償。

王、石鬥富，反映富者越富。相比之下，貧民物質匱乏，沒有進入官場的機會。貧富懸殊在西晉一朝終究無法改善，反而變本加厲。

西晉初年之經濟狀況

司馬懿全面控制曹魏朝廷後，有意廣泛實施屯田，累積更多糧食，以便日後統一戰爭之用。這時鄧艾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他「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建議由黃河引水注入兩淮，於淮南、淮北進行屯田。司馬懿採納其計策，

北臨淮水，自鐘離而南橫石以西，盡沘水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於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

自此，「每東南有事，大軍出征，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換句話說，大軍南下不會出現缺糧情況，皆鄧艾之功勞。

晉武帝司馬炎篡魏自立，未幾平孫皓，統一全國。當時糧食價格低，布帛價格貴，晉武帝欲施行平糴法，由官方用布帛購買民間糧食，以備不時之需。官府在農作物豐收時，用平價買進米糧，儲存起來，待荒年時售出，此有助穩定糧食市價，乃一德政。奈何朝中官員紛紛反對，主張「不宜以貴易賤」，事竟未行。值得留意是泰始二年 (公元 266 年) 的詔書，有

夫百姓年豐則用奢，凶荒則窮匱……故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理財鈞施，惠而不費，政之善者也。然此事廢久，天下希習其宜……國寶散於穰歲而上不收，貧弱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挾輕資，蘊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末作不可禁也……今宜通糴，以充儉乏。

政策觸及「豪人富商」既得利益，而官員多出身門閥世族 (九品中正制下，令「上品無寒士，下品無世族」)，與「豪人富商」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這或許是政策未能落實的根本原因。要之，積重難返，晉武帝並非沒有嘗試遏抑地方豪強，只是實在有心無力。

在有限條件下，晉武帝唯一可做，為恢復對農業的重視。早在江南未平，朝廷已「厲精於稼墻」，武帝本人更「親耕藉田」。不久，立常平倉，為老百姓儲存農作物，供荒年之用。「敕戒郡國計吏、諸郡國守相令長，務盡地利，禁遊食商販」，這是分明的重農抑商。「其休假者令與父兄同其勤勞，豪勢不得侵役寡弱，私相置名」雖流於文字勸籲，卻有壓制地方豪右坐大的意識存其中。

農業發達與水利建設息息相關，故有「光祿勛夏侯和上修新渠、富壽、遊陂三渠，凡溉田千五百頃」。另外，有見於兵士「出戰入耕」過於辛勞，晉武帝以「鄴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種稻，奴婢各五十人為一屯，屯置司馬，使皆如屯田法」，時為咸寧元年 (公元 275 年) 十二月。

我們可以說，終武帝一朝，「天下無事，賦稅平均，人咸安其業而樂其事」，西晉初年的經濟狀況不但不壞，而且非常繁榮。

直至惠帝，政治上歷經「八王之亂」，致使國家元氣大傷。「永嘉之亂」緊隨其後，匈奴入侵，懷愍二帝被虜，「喪亂彌甚」。經濟因此由盛轉衰。

漢魏之際的經濟發展

光武中興，力矯新莽弊政，民間恢復流通五銖錢，田租維持三十稅一。至明帝，天下仍然安寧，人民未有遭受橫徵暴斂，年年五谷豐收。當時「草樹殷阜，牛羊彌望」，農業、畜牧業繁盛，田賦不重，官府糧食充裕，「衣食足而後知榮辱」，民間更開始重禮義。此實為東漢之治世。

東漢由盛轉衰，始於安帝永初三年 (公元 109 年)。水旱成災，竟致人民相食。儘管賜地與貧民，朝廷明顯入不敷支，西漢「入錢穀得為關內侯」的流弊死灰復燃。桓帝永興元年 (公元 153 年)，繼水災、旱災之後復有蝗禍，「郡國少半遭蝗，河泛數千里，流人十餘萬戶，所在廩給」。天災以外更有外患，西羌反叛，耗費「軍旅之費三百二十餘億」，致使「府帑空虛」。

東漢末年，賣官風氣更加熾烈。董卓領兵入洛陽，火燒宮室，繼而脅獻帝遷長安，期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幣政被擾亂。董卓被殺，李傕、郭汜互相攻伐，長安成為戰場，「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糧食價格大幅飛漲，人民無法負擔，遂出現「人相食啖，白骨盈積，殘骸餘肉，臭穢道路」的可怖景象。

獻帝叫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飢民作稀飯，豈知情況沒改善，反而餓死者越來越多，原來侯汶弄虛作假，中飽私囊，暗中「盜其糧廩」，獻帝唯有親自派發，飢者才有米豆可吃，哭泣道：「今始得耳！」由此可見官僚機構的腐敗令本來的經濟困局雪上加霜。

「長安城中盡空，並皆四散，二三年間，關中無復行人」。洛陽亦「宮闈蕩滌，百官披荊棘而居焉」，那時是建安元年 (公元 196 年)。州郡各擁強兵，割據一方，截留賦貢，中央衰竭。袁紹雄霸河北，袁術控制江淮，二人皆受糧食不足困擾，曹操毅然招募良民屯田於許昌，又於州郡列置田官，所在積穀，結果軍糧充足，官渡一戰，擊敗袁紹，控制北方。

建安初年，關中百姓流入荊州的有十餘萬家，及後聽聞本土安寧，皆思返歸，卻無以為生。曹操置官賣鹽，以所得供回流者購買農具、犁牛，讓他們「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流人果還，關中豐實」。

蜀漢、東吳崛起於長江以南，與曹魏鼎足而立。天下未歸統一，軍事征伐在所難免，連帶成丁被徵召入軍伍，損害正常農業生產，造成飢荒。江淮地區缺糧情況尤其嚴重，陸遜上疏「請令諸將各廣其田」，孫權接納，說：「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為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眾均其勞也。」東吳重農自此始。

曹魏自明帝起，「天下失其躬稼」，適逢函谷關以東地區遇上水災，人民流亡，農業失收。景初二年 (公元 238 年) 明帝更派兵攻打遼陽，耗費軍糧無數，北方因而再度凋敝。

屯田制施行及其用意

建安元年 (公元 196 年)，曹操採用棗祗、韓浩的建議，施行屯田。屯田構想來自西漢趙充國，初用於邊地。東漢末年，經歷災荒戰亂，民間嚴重缺糧。雖地方勢力相繼抬頭，軍糧維持往往透過搶掠，並無長遠打算。即使雄霸河北的袁紹、割據江淮的袁術，其終究無法解決糧食不足的問題，落得「民人相食，州里蕭條」。曹操有見及此，覺得「定國之術，在於彊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於是募民屯田於許昌，竟得穀百萬斛。他又於「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結果在「倉廩皆滿」之下，於官渡之戰擊敗袁紹，後更「兼滅羣賊，克平天下」，可以說，曹操霸業的成就源自屯田的成功。

不過，屯田一開始並非一帆風順。「是時新募民開屯田，民不樂，多逃亡」，這裡的「民」何所指，不得而知。可是，從袁渙向曹操建議：「夫民安土重遷，不可卒變……宜順其意，樂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彊。」此群「民」絕非普通老百姓那麼簡單，而為地方上有相當影響力者。正因為在地方上有相當影響力，他們才不樂意離開既有根據地，到指定地方屯田，對此心生反感。袁渙的出身值得我們注意。他是陳郡扶樂人，父親曾為漢司徒。換言之，他來自官宦之家，為門閥世族之後。「宜順其意，樂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彊」與其被解讀成袁渙知道以民為本的重要，不如說他在為地方上有影響力的「民」謀求轉圜餘地 (用唯物史觀的術語，即其社會階級背景使然)。曹操卒之同意，「太祖從之，百姓大悅」，這其實是一種妥協、讓步，由此可見漢末社會狀況之一斑。

國淵、任峻是屯田在具體執行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官員。「太祖欲廣置屯田，使淵典其事。淵屢陳損益，相土處民，計民置吏，明功課之法，五年中倉廩豐實，百姓競勸樂業。」國淵的角色，是因應實際情況及人民反應，檢討修正屯田的細則，令屯田暢順推行。至於任峻，「太祖以峻為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官渡之戰，太祖使峻典軍器糧運。賊數寇鈔絕糧道，乃使千乘為一部，十道方行，為復陳以營衞之，賊不敢近。」其貢獻在保存及運送屯田所得的糧食上。要之，歷五年時間，曹魏再無糧食短缺的問題，農業亦慢慢恢復，不讓商業獨熾，司馬芝上疏魏明帝，提到「武皇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為業。建安中，天下倉廩充實，百姓殷足」，可見後人以屯田為曹操首要政績。

曹操為宦官養子之後，出身寒門，他因此對豪強地主專橫有深切體會，而有意抑制，魏書載公令曰：「……袁氏之治也，使豪彊擅恣，親戚兼并；下民貧弱，代出租賦，衒鬻家財，不足應命；審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為逋逃主。欲望百姓親附，甲兵彊盛，豈可得邪！……郡國守相明檢察之，無令彊民有所隱藏，而弱民兼賦也。」

屯田雖不是正面和豪強地主衝突，卻多少限制了其勢力進一步發展。一個旁證是，協助曹操屯田淮南的倉慈，「抑挫權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旣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重用敢於與豪強地主對著幹的急先鋒，屯田顯然不是單純的戰時經濟措施，而為曹操有意識地處理東漢社會經濟弊病的嘗試。

補充一點，曹魏以外，蜀漢、東吳皆有施行屯田。諸葛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青龍二年春，亮帥眾出武功，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孫權為將軍，(陸) 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歷東西曹令史，出為海昌屯田都尉，并領縣事」。

東漢中後期的重商輕農與貧富懸殊

東漢中後期，經濟狀況出現了新變化，昔日流弊大有死灰復燃的趨勢。

這裡有兩個人的政論值得注意，一是仲長統的《昌言》，一是王符的《潛夫論》。

據《後漢書》記載，「獻帝遜位之歲，統卒，時年四十一」，獻帝於公元 220 年將帝位禪讓給曹丕，由此逆推，則仲長統生於公元 179 年，即靈帝光和二年。

《昌言》＜損益篇＞有以下的話：

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

「豪人」指有錢有勢的人，即土豪地主。「貨殖」指商業活動。地主們藉經商竟可令住所遍佈，兼併無數田地，「抑商」於此似乎消聲匿跡，取而代之是商業活動過度熾熱。商業成就了一群財主，他們在地方上有影響力，激化土地兼併。另一邊廂，農業自然乏人問津，而陷於困窘。

仲長統又說：

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趾，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限夫田以斷并兼……

此完全是走西漢「限民名田」的舊路，背後則針對嚴重的土地兼併而發，此和光武年間的狀況已不可同日而語。

王符「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潛夫論》所記，當為和帝、安帝 (較桓靈二帝為前) 前後的社會經濟狀況。

＜浮侈篇＞：

今舉俗捨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為巧，充盈都邑，務本者少……今察洛陽，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偽游手什於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巿邑萬數，類皆如此。

據此，章帝以後，重商輕農已成主流。商人四出奔走，買賣貨物，自己卻無產出。有產出的為農夫，但從事農業生產者越來越少。王符憂慮情況持續會令國家陷入缺糧，老百姓飽受飢餓，這是有遠見的。還有，不只首都洛陽，「天下百郡千縣，巿邑萬數，類皆如此」，全國高度推崇商業，結果滋長奢侈浪費的社會風俗。

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過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僕妾，皆服文組彩牒，錦繡綺紈，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犀象珠玉，虎魄輂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窮極麗靡，轉相誇宛。其嫁娶者，車軿數里，緹帷竟道，騎奴侍童，夾轂並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其不逮，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業。

西晉石崇、王愷鬥富，其實有歷史淵源，可追溯至兩漢的奢侈風。商業壓倒農業，加上土地兼併被默許，導致富者越富，貧者越貧。富人講究物欲享受，貧苦大眾則吃一餐飯、穿一件衣都不容易，最明顯莫如＜東門行＞「盎中無斗米儲，還視架上無懸衣」。

黃巾之亂的爆發，跟東漢貧富懸殊有密切關係。

失敗的改革

西漢武帝施行鹽鐵酒專賣，究其原因，純粹是為了累積更多財富以加強邊境防禦工事，對抗匈奴。然而，在儒者眼中，有關做法無異於與民爭利，造就貪鄙的風氣，使百姓捨本趨末，放棄農業。

傳至哀帝，國家經濟狀況尚不算十分壞，「宮室苑囿府庫之臧已侈，百姓訾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矣」可以為證。

歷平帝而到王莽，初時「匈奴稱藩，百蠻賓服……府庫百官之富，天下晏然」，外交、財政頗不錯。奈何王莽肆意妄為，一意孤行，變更漢家舊制。匈奴單于印璽被換去，不復擁有與中原天子同等的地位 (漢宣帝始賜單于印璽，與天子同)。西南夷鉤町王亦被貶為侯。此卒之激起匈奴、西南夷怨恨，侵犯北部及西南邊境。

王莽發兵三十萬，廣招天下囚徒丁男甲卒，給予兵器，須知道那時已承平日久，老百姓根本不想打仗，結果動員令致使「海內擾矣」。

王莽又「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用激進手段禁止土地買賣，杜絕土地兼併，竊以為受到師丹、孔光、何武的政治主張影響。

可惜有關措施無法長久維持，陷刑者眾，天下喧囂。杜佑《通典》：「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百姓涕泣於市道。坐賣買田宅奴婢，自諸侯卿大夫至於庶人，抵罪者不可勝數。」

王莽見民心背離 (《通典》記中郎區博進諫：「井田雖聖王法，其廢已久。周道既衰，而人不從。秦順人心，改之可以獲大利……今欲違人心，追復千載絕跡，雖堯舜復生，而無百年之漸，不能行也」)，「下詔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賣買，勿拘以法」，卻已經太遲。

邊境二十餘萬將士需要軍糧，地方政府無法應付，多次向人民橫徵暴歛，民生困苦。

再加上枯旱連年，農作物失收，糧食價格飛漲，人民連吃飯都成問題，遂相率為群盜。

盜賊散佈北方邊境及青州、徐州 (山東地區) 等地，「人相食」揭示其為飢民集團。

雖然王莽「開東方諸倉振貸窮乏」，且教人民煮木為酪 (用木頭、樹皮煮成糊狀物)，流寇依舊未有消除跡象。其終於攻入關中，王莽未幾敗亡。

值得留意是王莽詔書中有「枯旱霜蝗，饑饉荐臻」，蝗蟲為患，摧毀農夫辛勤種植，令旱災的不良影響進一步惡化。

東漢建立之初，因為戰亂造成人口銳減，令光武帝有足夠空間重新丈量土地和統計國家戶口 (荀悅「光武中興之後，人眾稀少」)。建武十五年 (公元 39 年)，光武帝下詔州郡檢查覆核地方墾田頃畝，以及戶口年紀。河南尹張伋等因隱瞞土地和人口，被下獄處死。

與民休息與漢末天災

漢武帝對外南征北戰，對內重用唯利是圖的官員，崇尚功利，加上各項徭役雜費，致使人民無法從事農業生產。

當時，有一大儒董仲舒，曾對關中地區「不好種麥」提出告誡，覺得這是「損生民之具」。他又批評自秦商鞅變法以降「廢井田，開阡陌」的政策，指出有關做法准許「民得賣買 (土地)」，導致「富者田連仟伯，貧者亡立錐之地」。按照其構想，上古井田制度雖難再次施行，但「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仍是可以嘗試。他還主張「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對武帝朝的經濟流弊可謂一當頭棒喝！

可惜的是，漢武帝並未採用董仲舒的意見，「仲舒死後，功費愈甚，天下虛耗，人復相食」，情況惡化，已到了飢餓邊緣，武帝晚年終於下詔罪己，「悔征伐之事」，提出「方今之務，在於力農」。歷昭宣兩朝，「田野益闢，頗有畜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武帝朝的病痛稍為得到舒緩。

宣帝朝的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善於計算，精於理財聞名。他建議設立「常平倉」，對後世啟發極大。所謂「常平倉」，是指在邊郡設置倉窖，當農作物價格低降時 (豐收)，由政府出手大量購入。當農作物價格高漲時 (青黃不接時)，由政府以低價賣出。平抑糧價的結果是人民皆稱便利。耿壽昌更因此被賜爵關內侯。另有蔡癸，也常勸郡國重視農業生產，獲封大官。

西漢以山東糧食供養關中，卻無完整的運河系統，人力往往是漕運所依靠。從耿壽昌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足見關東漕運動用人力之多，武帝役民過甚可想而知。

漢元帝開始，水患嚴重，受災地區竟是關東，「關東郡十一尤甚」。未幾，齊地(今天山東省一帶) 出現飢荒，「穀石三百餘，民多餓死，琅邪郡人相食」。儘管元帝罷鹽鐵官、常平倉等，不再與民爭利，又節省開支以救濟貧民，朝廷不久出現收入短缺，被迫恢復鹽鐵官。

成帝時，天下未見大規模戰事，人民生活奢侈，竟未有重視農業、畜牧業。關東再爆發嚴重水災，「比年」二字值得注意，每年都發生。「人相食」反映糧食已經非常不足夠，關東尚且如此，遑論京師。

可以說，天災連年，糧食不足，乃西漢末年一大困境。哀帝即位，師丹輔政，提出恢復井田，他的理由是「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俞困。蓋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孔光、何武亦主限制佔田數目，凡此種種，皆影響日後王莽新政。

從物質匱乏到過度揮霍

西漢初年，受秦末戰亂影響，成年男丁多在軍旅，只有年老及弱小者從事經濟生產，社會整體出現匱乏。當時，天子不能有毛色純一的駟馬，將相要乘坐牛車，平民家中無多餘物資可以收藏，生活真是艱難。尤其甚者，民間有人囤積居奇，致使物價飛漲，「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可謂雪上加霜。

漢高祖即位後，施行抑商政策，規定商人不得穿漂亮衣服，乘坐車輛，兼須向國家繳交沉重的田租和賦稅，減損其物質享受，貶抑其社會地位。惟高祖死後，歷惠帝至呂后，對商人的限制稍為放寬。不過，縱使如此，商人的子孫後裔仍不得出任地方官，所謂「不得仕宦為吏」。

漢初慣例，先計算官吏俸祿，量度政府日常開支，再向老百姓徵收賦稅。太行山以東的糧食，往往透過漕運轉輸京師諸官府官員，每年「不過數十萬石」。

漢文帝時，允許民間私自鑄錢，吳王劉濞因此可以「即山鑄錢，富埒天子」，終於叛逆，釀成吳楚七國之亂。另有鄧通，亦以鑄錢致富，其家財比劉姓宗室親王還要多。吳、鄧氏錢遍佈天下，引發朝廷憂慮，未幾下令禁止民間鑄錢。

北方邊境匈奴肆虐，多次侵擾盜竊農作物，致使朝廷不得不派重兵戍守。士卒需要軍糧補給，邊地糧食數量卻有所不足，為此，朝廷下令能提供及轉運糧食至邊境者，獲封授官爵 (文帝採納晁錯建議，令民以爵換粟，可得上造、五大夫、大庶長等爵位，使天下入粟於邊)。

景帝時，捐納制度仍然運作，至漢武帝即位，「漢興七十餘年之閒，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閒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一言以蔽之，就是不再匱乏，反出現過剩。

新形勢衍生新問題，「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併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概言之，(1) 出現土地兼併，土豪地主壟斷地方事務。(2) 宗室子弟生活奢侈，互相炫富，竟無節制。

漢武帝復長期對外用兵，百姓為避兵禍，常利用財物以行賄賂。久而久之，朝廷充斥「興利之臣」，即唯利是圖的官員。

征西南夷、經營朔方郡，尤其令太行山以東的糧食轉運疲於奔命，「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

武帝招賢良方正文學之士，予以起用，為公卿大夫。公孫弘以一介布衣拜相，不追求口腹之欲的滿足，亦以天下為己任。可是，功利的風俗並未因士人政府的建立而有所改變。

武帝大灑金錢，主要見於：(a) 獎賞受降胡族；(b) 賞賜有功將士；(c) 開鑿河渠；(d) 養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