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榮在於決心為善

在＜論榮＞中，王符開首就說：「所謂賢人君子者，非必高位厚祿富貴榮華之謂也，此則君子之所宜有，而非其所以為君子者也。所謂小人者，非必貧賤凍餒困辱阨窮之謂也，此則小人之所宜處，而非其所以為小人者也。」

這番話值得細味。「高位厚祿富貴榮華」應該為君子所擁有，卻不足以界定君子之本質。「貧賤凍餒困辱阨窮」應該為小人所身處的境況，卻不足以界定小人之本質。然則，君子、小人的區分另有標準，許多擁有「高位厚祿富貴榮華」的人未必是君子，身處「貧賤凍餒困辱阨窮」的人未必是小人。

君子、小人當如何界定？關鍵在其心志之善惡。王符舉出史例，桀紂雖為夏商之君王，但因「其心行惡」，仍「不免於小人」。相反，伯夷、叔齊雖餓死首陽之山，但因「義不食周粟」，志行高潔，故配得上稱為君子。

王氏進一步指出，「……士苟定於志行……則雖有天下不足以為重，無所用不可以為輕，處隸圉不足以為恥，撫四海不足以為榮……故曰：寵位不足以為尊我，而卑賤不足以卑己。」

扼要言之，士人一旦心志向善，其即使擁有天下，亦不覺有什麼大不了，因德行在天下之上。又不受重用，亦不必自輕自賤，因道德常存我心。人只有心存歹念才會覺得羞恥，否則低下的社會地位不足以為恥。相反，統治全世界不足以為尊榮，尊榮來自個人內心之善。

誠然，王符的看法出自孟子，＜告子上＞有「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人爵」相當於「高位厚祿富貴榮華」，相當於「有天下」、「撫四海」、「寵位」，人人都想得到，奈何中間有命運左右，欲得而未必真可得，故古之人不汲汲於追求。

對比「人爵」，「天爵」來自內心，仁義忠信「求則得之，捨則失之」，境遇再差，不足以影響一人做惡事，「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古人因此向此處用力，王符亦認「天爵」方是人賴以尊榮的根源，君子之憑藉。

為何王符要重提孟子的觀點？原來和東漢中後期的時弊有關。

且說察舉制造成「以族舉德，以位命賢」的社會歪風，地方官竟有以家族、身份地位的貴賤界定君子小人。王氏對此不以為然：

(1) 堯為聖人，兒子丹朱卻兇殘傲慢。舜為聖人，其父瞽叟卻頑惡，豈能以家族界定一人是否有德行？

(2) 周幽王、周厲王貴為天子而暴戾荒唐，顏淵「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而有德行，身份地位的貴賤與道德修養何干？

王符據此判斷察舉制難獲真正賢德者，可謂發聾振聵！

王符相信，人之善惡，性之賢鄙，跟是否出身世家大族無關，也和社會地位高低無干。朝廷用人，當避免選用無能無德之輩為官。

財利之上還有道德

＜遏利＞篇的「遏」，是指抑制、阻止，不要只知求一己財富的累積，財富之上更有道德，這和孔子「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一致。

王符對財富有特別的看法，錢財非只利我，「我之得彼，亦將為利人也」，暴富而對世間窮苦不施救濟，最為王氏所貶斥。

他又說：「且夫利物莫不天之財也。天之制此財也，猶國君之有府庫也。賦賞奪與，各有眾寡，民豈得彊取多哉？故人有無德而富貴，是凶民之竊官位、盜府庫者也，終必覺，覺必誅矣。盜人必誅，況乃盜天乎？得無受禍焉？」

驟看此段，或覺怪異，人所得財富之多寡，怎會是由天決定？若掌握生財工具，知悉生財之道，富貴發達近在咫尺，怎會貧困？

然而，想深一層，掌握生財工具兼知悉生財之道而財富少者大有人在，箇中運氣 (luck) 在發揮大作用。與其投放心力於靠運氣才可成就的事，不如調轉頭來，向「操之在我」的方向用力，此即道德修養。

王符相信，人再富貴，都要受道德約束，無道德而大富大貴，實際等於盜天之財，必將招致禍害。此處王氏似反對私有財產，而傾向用財富救助貧弱，即最不利的一群。

「是故無功庸於民而求盈者，未嘗不力顛也；有勳德於民而謙損者，未嘗不光榮也。自古於今，上以天子，下止庶人，蔑有好利而不亡者，好義而不彰者也。」

董仲舒言「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誼」、「道」是一組，和「利」、「功」對立，追溯源流，又跟孔子「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相關。王氏本先賢框架，指出統治者該求道德升進，別汲汲於事功的建立。與道義為鄰，名聲自然彰顯。相反，只講究利益，只會身死國滅。

王符反對「以貨自止，用財自滅」，提倡「棄利約身」，「守志篤固，秉節不虧，寵祿不能固，威勢不能移」，從而「無怨於人，世厚天祿」，大抵和儒家的基本立場一致。可是，反過來看，亦見東漢中葉民眾為求財利，不擇手段，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竟無法收窄差距，故王氏方要發不平鳴。

近代孫中山提出「民生主義」，著力解決「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 問題，反對「大資本家擅經濟界之特權」，以為「牛馬農工，奴隸負販，專制既甚，反抗必力，伏流潛勢，有一發而不可抑者。蓋資本家之專制與政府之專制，一也」，主張節制資本，收窄貧富懸殊，避免社會革命的發生。這和王符的思路一脈相承。

東漢末年，張梁、張角、張寶創立太平道，以黃巾裹頭，號召貧苦大眾起事，反對朝廷管治，亂事能席捲各州郡，一發不可收拾，有經濟上的矛盾作為土壤持續提供養分。

富民正學為國之基本

＜務本＞篇顧名思義，是要人崇本以抑末，不要離本以重末。此處「人」又特別針對統治者而言。

為政之道，要旨在何？王符的看法是「以富民為本，以正學為基」，這跟管仲「衣食足而知榮辱」相同，亦通於先秦儒學「先養後教」的思想。

「富民」當「以農桑為本，以游業為末」，古時商人需到處奔走尋覓商機，故稱「游業」。重農抑商，即是富民。另外，「百工」當致力於「致用」，而不應鑽研奇技淫巧。「商賈」之存在，在於令貨物暢通，孫中山所謂「貨暢其流」，而不是以售賣奇珍異寶以貴。此處王氏明白將工業和商業置於農業以下，作為農業的附屬，工商業造成的奢侈浪費，更為王氏所反對。

在「正學」方面，強調以道義為教訓，反對巧辯。辭語當以信實恭順為本，即講究真實和上下尊卑，反對詭辯瑰麗的矯飾雕琢。士人身體力行孝悌，不以交游廣闊、交朋結友為務。孝悌又該著重對父母真心的奉養，而非為做給別人看，博取好名聲，所謂「華觀」。為人臣者，要用忠正的態度侍君，不能向權力獻媚。學若能正，仁義可興，否則道德崩壞。

王符「富民」的建議，跟東漢中葉政治社會弊病有關。細緻言之，病痛如下：

(1) 民間棄農重商的風氣熾盛，導致富商巨賈出現，卻不利於政府稅收。

(2) 工匠好造彫琢之器，器物不「以任用為要，以堅牢為資」，全不利於方便農事，欺詐老百姓，謀取利益。

(3) 商人販賣無用之貨，令社會出現窮奢極侈的歪風，「惑民取產」。

王氏認為，風氣持續的話，「外雖有勤力富家之私名，然內有損民貧國之公實」，商人辛勤置富發達的同時，便是對國對民不利。所以為政者要做的是，

(a) 明白監督工商業的運作，避免出現過份和違背原意的發展。

(b) 限制商人滋長，在社會上降低其地位，勿讓商人壟斷暴利。

(c) 寬待農民。

「正學」的提出，則跟學風不純有關。

i. 從事學問的士子，好談虛無，爭造「彫麗之文」，標奇立異，以博取他人賞識。

ii. 詩賦的創作者，喜歡用奇言怪字，重文辭修飾多於抒發真情實感，令作品矯揉造作，「悖孩童之思，而長不誠之言者也」。

iii. 士子致力交游，廣結黨羽，卻「不內孝悌於父母，正操行於閨門」，只知「偷世竊名」。

iv. 所謂孝行，大多是「違志儉養」，即違背自己的心願，用最低限度的物資奉養。父母死後，馬上大排筵席宴請賓客，說自己如何孝順，求名心切，此非真孝悌，而是「亂孝悌之真行，而誤後生之痛者」。

v. 出仕為官者，多向當權者獻媚，作威作福，視法規如無物。

不難發現，察舉孝廉對國家並非完全有利，其利用鄉評及孝行以選官，不但令士子盲目追求形式上的德行，忽略真情實感，而且使他們習慣虛偽矯情，互相吹捧。所選官員只知一己之私，不體恤民間疾苦，遂一轉而為盤剝百姓以自肥的歹官。

魏晉清談重真我之解放，實有其歷史因由，過去的束縛、桎梏太多了。而由「今學問之士，好語虛無之事」，可見談玄非始於曹魏，而為東漢中葉士人間之風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