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31日 星期四

空宗 (上)

佛家的根本課題是解苦。苦從何來?在執著世間一切現象為實有、永恆,因而有所依戀,不願捨離。就世間一切現象的本身說,無所謂苦,苦是從人內心而言。世間一切現象,佛家稱為「法」,法是以變動不居為其特色,何解法會變動不居?因構成法的種種因、緣常轉變也。

法必待因、緣而生起。離開因、緣,無所謂法,佛家稱為「緣起」。因為「緣起」,當因、緣轉變,法即隨之而變,不能保留下去,故「性空」。「性空」即無自性、無本體,即一切現象皆非實有、不能永恆的意思。

舉一例以說明。我們要生火,必須同時有燃料和氧氣 (助燃物)。如果有燃料,卻無氧氣,火是生不出來的。調轉過來,有氧氣而無燃料,火亦生不起。必須兼具燃料、氧氣、因緣構合,才能生出火法,火的現象。離開了,火法即不復存在。此足證佛家「緣起性空」義。

「緣起性空」是佛家的中心命題,各門各派都得承認它。這是一個分析命題。講萬法皆由因緣和合而生,即是承認萬法無自性,是「性空」。講萬法不能久住,即要透過萬法由因緣構成解釋。

人能明白世間一切人、事、物都是變動無常,隨因緣而生滅,其即不會心生執著,而能放下自在。這裡的「明白」,不是認識論 (epistemologically) 意義上的「明白」(understand),而是實踐意義上的「了悟」。

熊十力曰:「云何分別智、慧?智義云者,自性覺故,本無倚故。慧義云者,分別事物故,經驗起故。」(《新唯識論》文言文本)「慧」開出認識論意義上的「明白」,實踐意義上的「了悟」則是由「智」開出。「慧」相當於後來唯識宗所謂「識」(梵語:Vijñāna,了別義),「智」音譯為「般若 (波野)」。

般若智讓人看清「諸法實相」(世間現象都是變動無常,隨因緣而生滅),成就「真諦」。可是,它不會把諸法否定掉,視現實世界為虛無。現實世界仍然客觀存在,有其自身一套規律、秩序、知識,值得人去學習以生存,成就「俗諦」的是「慧」。

僧肇 (鳩摩羅什門下四大弟子之一) 曰:「欲言其有,有非真生」,此等於說世間法俱無本體、無自性,乃因緣結合構成,不能久住。「欲言其無,事象既形」,此等於說世間法有種種形相,既有形相,就不是虛無。不著兩邊,把握「二諦」活出人生,這是中觀學派 (又稱為空宗 / 般若宗) 的要義,<不真空論>是中觀學派的名著。

不過,中觀學派始終側重於「融通淘汰,蕩相遣執」(牟宗三語,「融通淘汰」是將心中那些留戀、幻想淘空、汰除,以把握現象的真相,達到融會貫通的境界;「蕩相遣執」是蕩除、遣去對事物的具體相狀的執著,不留纖芥於心胸之中),多「破」少「立」,未能正面對一切法作根源的說明,以及解釋人得以成佛的依據。

2018年5月30日 星期三

好水川之戰

以仁宗為首的宋朝君臣決定對西夏主動出擊,環慶副都部署任福奉詔前往涇原與韓琦商討行動細節。適逢有傳聞指李元昊打算侵犯渭州,韓琦於是盡出手上兵馬,且招募勇士 18,000 餘人,由任福率領,討伐西夏。

涇原駐泊都監桑懌、鈐轄朱觀、涇原都監武英、行營都監王珪等,各自率領部隊,隨同作戰。臨行前,韓琦親自授予任福方略:自鎮戎軍 (今寧夏固原) 經懷遠城、得勝寨 (今寧夏西吉東南) 直趨羊牧隆城 (今寧夏西吉西北),出敵之後對西夏軍發動攻擊。各堡壘相距才 40 里,道路便利,輜重在近,審時度勢,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據險置伏,阻截敵人歸路。韓琦一再叮囑 (「福等就道,琦親至城外重戒之」),尤見方略是他深思熟慮的結果。

任福與桑懌率輕騎數千先行出發,「趨懷遠城、捺龍川」,途中遇到「鎮戎軍西路都巡檢常鼎、同巡檢內侍劉肅,與賊 (指西夏軍) 戰於張義堡南,斬首數百」。西夏軍棄馬羊橐駝假裝向北撤退,桑懌引騎兵上前追擊,任福亦率軍尾隨。追至好水川 (今寧夏隆德),宋軍已糧草不繼,人馬乏食三日。

孤軍深入向來是兵家大忌 (糧道容易被敵軍切斷),加上任福輕敵 (「邏者傳賊兵少,故福等輕之」),中了埋伏仍懵然不知,宋軍「至龍竿城北」,發現西夏軍主力「循 (好水) 川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結陣以抗」,始知中計。

疲憊的宋軍跟養精蓄銳的西夏軍交戰,落得全線崩潰。「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衝突」,處境之困窘,不難想像。

突然,西夏軍陣中豎起大旗。揮左,左邊伏兵起。揮右,右邊伏兵起。左右夾擊,宋軍死傷甚眾,桑懌、劉肅戰死。西夏再派數千精兵斷絕宋軍退路,任福力戰,身被十餘矢,卻決不投降,說:「吾為大將,軍敗,以死報國耳!」他最後和兒子任懷亮一同陣亡。

王珪自羊牧隆城引 4500 名宋軍馳援,身先士卒,衝擊敵陣。奈何西夏兵多,「陣堅不可破」。王珪知大勢已去,東望再拜曰:「非臣負國,臣力不能也,獨有死報爾 (不是臣辜負了國家,實在是臣力有不逮,唯有一死報國)」,重新衝入敵陣,力戰至眼睛中箭為止,壯烈犧牲。

武英也死於戰場上,僅朱觀率領餘眾千餘人僥倖逃脫。

「好水川之戰」,宋朝幾乎全軍覆沒 (10300 餘人戰死)。自此,李元昊志得意滿,聲言「朕欲親臨渭水,直據長安」。

陣亡將士的父兄妻子,手持故衣紙錢為烈士招魂,噩耗傳到汴京,關右 (潼關以西地區) 震動,仁宗為之旰食 (沒心情進食)。

仁宗怒貶夏竦、韓琦和范仲淹。可是,這做法完全委過於人,不知自省!

夏竦呈上攻守兩策任君選擇,彼何嘗鼓吹正面出擊西夏?至於范仲淹,堅決反對出兵,其力主堅壁清野的立場非常清楚。把夏、范牽連進去,純粹是遷怒,孔子不是教人「不遷怒」嗎?

即使韓琦主攻,沒有仁宗許可,能夠成事嗎?

陳邦瞻記:「帝以元昊勢益猖獗......取攻策,執政以為難......帝不聽,詔鄜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討」。仁宗血氣方剛,一意孤行重挫西夏,對吳育「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撫而收之」、張方平「國家自景德以來,將不知兵,士不知戰,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當含垢匿瑕,順適其意。雖元昊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力制其後,必勝之道也」置之不理,卒之招來大敗,仁宗自己果真沒有半點責任?

皇帝不聽忠言兼缺乏自省,朝中又彌漫輕敵之風 (「朝廷即議出兵,群臣爭言小丑可即誅滅」),低估西夏騎兵,高估宋軍戰鬥力,「一戰不及一戰,可駭也!」(呂夷簡聞好水川戰敗反應) 其實並不可駭。

[主要參考資料]

1. 畢沅,《續資治通鑑》。

2.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3. 脫脫等,《宋史》。

4. 梅毅,《刀鋒上的文明:宋遼金西夏的另類歷史》。


2018年5月29日 星期二

宋夏對峙

仁宗康定元年 (公元 1040 年) 八月,陝西經略安撫副使范仲淹兼知延州 (仁宗以夏竦為陝西經略安撫使,韓琦、范仲淹為副使,共同處理西北邊事。韓琦主持涇原路,范仲淹則負責鄜延路。鄜延路的治所為延州)。

范仲淹改變了「分邊兵,部署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有寇則官卑者先出」的舊例,轉為「分州兵為六將,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眾寡,使更 (輪流) 出禦賊」。延州宋軍在新編制下戰鬥力提升,「夏人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 (范仲淹) 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 (范雍) 老子可欺也!』」不久,其他地方皆採取他的方法,西夏軍隊不敢隨便進犯。

鑑於「關中民苦遠輸」,范仲淹「請建鄜州之鄜城縣為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徙邊兵就食,可省糴價十之三」,「康定軍」遂設立。

他又進行屯田 (營田),准許互市以通有無,且建議復修承平、永平等寨「稍招還流亡」:「鄜延路入界,比諸路最遠,宜先修復城寨,請以二月半合兵萬人,自永平寨進築承平寨,俟承平寨畢功,又擇利進築,因以牽制元昊東界軍馬,使不得並力西禦環慶、涇原之師,亦與俱出三路無異」,自此「蕃 (羌人)、漢之民相踵復業」。

九月,西夏軍侵犯三川寨,楊保吉戰死。劉繼宗、李緯、王秉等分兵出戰,皆失利。王珪率領三千騎兵前來救援,被西夏軍隊重重包圍。珪孤軍血戰,「殺賊將二人,獲首級甚多」。雙方交戰三日,宋軍戰歿者高達五千餘人,戰況都算慘烈!

三川寨諸將敗陣的消息傳到韓琦耳邊,韓琦上言時為諸將說項:「劉繼宗、李緯等倉卒出戰,遂致退衄,望特免推鞫,但量其罪輕重等第削官,或更移降差遣,責其後效。王珪以孤軍血戰,身被重創,尚求益兵出鬥,雖失亡數多,望貸其罪。」仁宗採納。

西夏軍勢如破竹,連陷乾溝、乾福、趙福三堡。韓琦派環慶副都部署任福等領兵攻克白豹城 (西夏據點),「破四十一族,焚其積聚而還」。

戰爭不純粹是兵刃相交,還涉及龐大的軍費支出。十二月,「出內藏庫絹一百萬助糴軍儲」、「詔司農寺以常平錢百萬緡助三司給軍費」、「鑄大錢,一當十......以助邊費」,俱反映用兵西北對宋朝經濟構成沉重負擔。

本來,李元昊乞和出自真心誠意,宋朝將可鬆一口氣。

奈何「元昊使人於涇原乞和,又遣高延德詣延州與范仲淹約。仲淹既見延德,察元昊未肯順事,且無表章,不敢聞於朝廷,乃自為書諭以逆順 (痛陳利害),遣監押韓周同延德還抵元昊」。韓琦聞元昊乞和,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宋夏對峙的局面始終無法消解。

約和不成,要避免曠日持久,只好採取一勞永逸之計 - 正面擊潰敵方主力。夏竦派韓琦、尹洙詣闕呈上攻守兩個方案,仁宗與兩府大臣 (宰相) 認定要對西夏展開攻勢。杜衍不贊成,說:「僥倖成功,非萬全計」,未被理會。

尹洙至延州請范仲淹聯合出兵,仲淹認為:

(1) 宋軍人數雖多,但缺乏精兵悍將,戰鬥力薄弱;

(2) 西夏境內山川險惡,沙漠廣袤,興慶府地處黃河以北,不宜貿然深入。

堅持不可 (韓琦主攻,范仲淹主守,此見韓范之間有意見分歧)。

韓琦派任福率兵出擊,西夏軍佯敗,任福下令急追,追至六盤山下 (西夏境內) 的好水川,糧草不繼,人困馬乏,饑渴交迫。西夏伏兵乘機發難,任福等十六名將領陣亡,士卒慘死一萬餘人,史稱「好水川之戰」。

漢武帝能夠採取一勞永逸之計重挫匈奴,是由於其軍隊內部冗兵問題不嚴重。宋仁宗時,冗兵已然充斥。儘管正面進攻理論上可令戰事不再拖延、消減宋朝經濟重擔 (韓、尹等人主攻理由在此),實踐起來不免風險太高,難度太大,隨時「偷雞唔到蝕渣米」(故范仲淹堅持不可)。好水川慘敗,證明主動攻擊真的不合時宜,范仲淹堅持不出兵是對的。

有一著作佐郎、睦州通判張方平,曾上言:「國家自景德以來,將不知兵,士不知戰,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當含垢匿瑕,順適其意。雖元昊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力制其後,必勝之道也。」

當時「議者皆不謂然」,但事後回望,張方平哪裡有講錯?

[主要參考資料]

1. 畢沅,《續資治通鑑》。

2.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3. 脫脫等,《宋史》。

4. 梅毅,《刀鋒上的文明:宋遼金西夏的另類歷史》。

2018年5月28日 星期一

韓范守邊

宋軍在「三川口之戰」慘敗後,仁宗於康定元年 (公元 1040 年) 二月以夏守贇為陝西都部署兼經略安撫等使,入內副都知王守忠為陝西都鈐轄。富弼說:「唐以內臣 (即宦官) 監軍,取敗非一。今守忠為都鈐轄,與監軍何異!昨用夏守贇,已失人望,願罷守忠勿遣。」仁宗不聽。

西夏持續寇邊,適逢起居舍人、知制誥韓琦從四川歸來 (寶元二年,即公元 1039 年,四川旱災嚴重,飢民大增,韓琦被任命為益、利兩路體量安撫使,進行開倉救濟,並減免賦稅),對西北軍事形勢十分熟悉,仁宗起用他為陝西安撫使。

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 (今河南安陽) 人,進士出身。史載他任職右司諫時「凡事有不便,未嘗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為急,前後七十餘疏」。其更獲王曾賞識:「今言者不激,則多畏顧,何補上德?如君言,可謂切而不迂矣。」「琦聞其語,益自信。」

黃德和誣奏劉平、石元孫投降西夏,韓琦仗義執言:「平以疲兵數千,敵賊十餘萬眾,晝夜力戰,為德和所累,既被執,猶詈賊不已,忠勇不愧於古人。今坐誣言所惑,憫忠恤孤之典未下,邊臣豈不解體乎!」他不久還大膽推薦越州知州范仲淹取代范雍鎮守延州。

范仲淹因得罪宰相呂夷簡,被誣蔑「越職言事、勾結朋黨、離間君臣」,罷為饒州知州。一年多後,他「徙潤州,又徙越州」。

仁宗接納韓琦的主意,召范仲淹為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改陝西都轉運使。范馬上出謀獻策:

「今邊城之備十有五七,關中之備十無二三,若昊賊深入,乘關中之虛,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則朝廷不得安枕矣。為今之計,宜嚴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若寇至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困弱,此上策也。今邊城請五路入討,臣恐承平歲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國之安危,未可知也。」

堅壁清野,乃范仲淹解決西夏寇邊之精髓所在。

七月,范仲淹升為龍圖閣直學士,與韓琦並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充當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夏竦的副手。

在討論增加范仲淹官職時,呂夷簡傾向支持對范越級擢升 (超遷)。仁宗覺得呂夷簡不計前嫌,甚為難得,大為喜悅,視之為長者,且將事情告知范。范頓首 (古代跪拜禮節中較輕的一種) 謝曰:「臣向所論蓋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澄清自己過往只是針對事,並非針對人 (范、呂本為知識分子,對自己有基本的道德要求,他們當然不會對人不對事。二人之分歧僅在於:一為保守之史學頭腦,一為革新之儒學頭腦)。

八月,延州知州張存改任澤州知州,由范仲淹兼知延州 (張存素不知兵,加上母親年邁,遂求內徙。范仲淹自請代替張存)。

范到任後,更改軍隊舊制,加強訓練,新軍有多厲害?從「夏人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 (指范雍) 老子可欺也!』」可想而知。

[主要參考資料]

1. 畢沅,《續資治通鑑》。

2.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3. 脫脫等,《宋史》。

2018年5月27日 星期日

華人士兵

1941 年秋,陸軍部同意成立「香港華人軍團」(Hong Kong Chinese Regiment),計劃為機關槍營,由英籍軍官率領,以「保衛廬舍」為號召。

軍團 11 月 3 日起招收 50 名士官,吸引超過 600 人應募。11 月中,軍團開始招募士兵,每次 150 人,體格要求為:高 5 呎 7 吋、體重 125 磅、胸圍 34 吋,條件都算嚴格。

炮兵方面,1937 年起,港府已積極招募本地炮手,直至 1941 年,約有 150 人服役,他們參與了保衛香港的戰鬥,王志漢、鄭治平、蔡彼得 (Peter Choi) 俱為箇中代表。

王志漢 (華籍英軍皇家炮兵團) 當時 16 歲,據他回憶:

「當時日軍轟炸啟德機場的時候,我們尚且不知道,以為是演習。接著 12 月 9 日,我被調派到雞籠灣 (今華富邨,屬薄扶林區) 高射炮臺,那裡有一座 4.8 口徑的高射炮......初初幾天,yes,驚到『鼻哥窿都冇肉』,褲都濕了,後來,習慣看見炮彈,還有什麼好怕呢?它來,我就照擋。」

「機關槍陣地又稱為 Pill Box,因為那些 Pill Box 被日軍炸到爛,抬著死屍出來,那是不完整的死屍,你一生都會難忘,因為他有手沒有腳,有頭沒有手,真教人害怕。」

鄭治平 (Maximo Cheng,前義勇軍炮兵,防守鯉魚門) 說:

「當日軍向我們發炮,我們就匿藏在炮倉內,那時很疲累,我們一個一個的小睡片刻。一個炮彈飛來,第一個沒有事,因為力扯開了炮倉的門,卻打死了第二個。」

他一直盡忠職守,沒有投降,堅決抗日。

至於蔡彼得,原名蔡炳堯,受訓還未完畢,即被派駐雞籠灣高射炮臺。他曾於 12 月 13 日擊落第 2 遣支艦隊一架水上偵察機:

「日軍的航空母艦在擔杆山 (港島以南擔杆列島) 後面,艦隻能供飛機升降。我們校好尺寸,飛機一起飛,總指揮喊 fire,我們就打。」

值得注意是,王、蔡等人言談間不時夾雜著英語,這些皆是華洋隔閡消融的先聲。

蔡彼得更指成功擊落敵機,印籍戰友煮了一大煲咖喱羊肉,16 人飽吃一頓。

「華人軍團」在「保衛戰」爆發時只有 46 名華人士兵 (現時僅 29 人姓名可考)。英軍自九龍撤退,他們奉命維持秩序。英軍離開九龍,他們前往深水灣保護守軍的車庫與糧庫,並協助皇家後勤兵人員建造裝甲車、於赤柱構築野戰工事。

12 月 18 日晚,「華人軍團」在黃泥涌峽遇上日軍,雙方交戰兩天,軍團因寡不敵眾,被迫撤退。不久,軍團在赤柱峽附近遭日軍伏擊,死傷枕藉。英軍投降,軍團解散,成員轉入地下,伺機反擊。總計接近 30 名華人士兵在「保衛戰」中死傷。

英印軍醫官施基文上尉 (Capt. Douglas Scriven) 於 1942 年報告:

「自投降後,我未聽說有任何一個香港團 (即「華人軍團」) 的生還者加入日軍......如這個團隊有足夠的時間成為完整部隊,1941 年香港戰役將是它引以為傲的戰功 (battle honour)。」

麥道高 (Mr. David Mercer MacDougall) 也認為,在英軍各部參戰的華人表現甚佳。

「華人軍團」成員戰後獲港府優待,其中數人官至警司。

不過,蔡彼得表示,華人士兵待遇始終不公,他因而拒絕再入伍,轉行當司機,從此再沒向英女皇像敬禮 (這反映港府招募華人士兵,純粹是「臨時抱佛腳」,優待亦是一次性,非定制)。

蔡彼得說:「我對英國佬無感覺。我在殖民地當兵,不是幫英國佬,而是為香港」。

港府面對日軍進犯,而英方無能為力,遂採取權宜之計,在本土臨時組軍。豈知戰場上的出生入死、同仇敵愾、互相照應,竟令軍隊各成員打破種族隔閡,印兵可與華人共享羊肉,華人願意講英文。港府實在意料不及。

戰後,港府恢復殖民宗主樣相,「對英國佬無感覺」由此而來。可是,華人士兵只討厭英國,卻不憎恨昔日同僚 (蔡氏言:「當年英軍在歐洲自顧不暇,留下香港孤軍抗日,死傷最慘重的反而是加拿大兵,其次是各種國籍的留港英兵」,可以為證),因大家都「是為香港」。此處一個以香港為家的意識其實已經形成。

李怡先生說:「回歸前,香港人除了所謂高等華人,和港英培植的高級公務員,一般市民對英國可以說沒甚麼感覺......香港社會過去有崇美、崇日等風潮,但沒有崇英。港人過去戲稱英女王為『事頭婆』,英國國歌則改詞為『個個揸住個兜』,諷刺英國經濟不景......英國定國籍法,排拒大多數英籍華人有在英國的居留權,香港反對聲音並不強烈......香港人過去並不親英,只有少數認識英國的人或會有英國情結」。

竊以為是華人士兵的本土意識的進一步延伸。

[主要參考資料]

1. 鄺智文、蔡耀倫,《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

2. <解密百年香港 - 黑色聖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FId-rjbyKQ&feature=youtu.be&list=PL28EB244B06D7B081

3. <衞港老戰士嘆未獲官方尊重>,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daily/article/20150831/19276672

4. <城門碉堡失守,血戰黃泥涌>,http://paper.wenweipo.com/2005/08/13/HK0508130079.htm

5. 李怡,<香港沉淪還是奮起的關鍵時刻>。

2018年5月25日 星期五

為中共所欺的陳憐兒

陳璉是蔣介石機要秘書陳布雷的次女,原名陳憐兒。由於母親早逝,加上在家中排行最小,陳布雷非常寵愛她。她一度不顧父親反對考入杭州高等學堂。

反叛性格孕育激進思想,陳璉開始對國民黨的貪污腐敗、專制獨裁深惡痛絕。三十年代蔣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抗日方針,尤其令陳璉不滿。1939 年 7 月,陳璉考入昆明西南聯大。在那裡,她認識改變其一生的人 - 袁永熙。

袁是中共地下黨負責人,也是學生運動的活躍分子。陳璉跟他結識,不久亦加入中共。1947 年 8 月 10 日,她與袁成婚。

兩小口子一同為國家民族奮鬥,多麼美好。奈何現實總是殘酷,國府以二人涉嫌為共黨間諜,將他們逮捕,押赴南京。幸好陳布雷得蔣介石諒解,二人才被釋放。

不過,陳布雷苦惱女兒與自己效忠大半生的黨國為敵,久久不能釋懷,卒之仰藥自殺。陳璉因為共黨痛失父親。

滿以為中共能令中國走上光明之路,豈知一場「反右」,丈夫被劃為「右派」。最悲慘是:在中共壓力下,陳璉被迫與袁永熙離婚。美好幸福家庭被中共一手拆散。

還不止,「文化大革命」展開,一張蔣介石、宋美齡跟陳布雷家屬 (包括陳璉) 合影的照片,令陳璉被批為「叛徒」。陳璉無從辯白,留下絕筆後,1967 年 11 月 19 日早晨,在上海泰興路華東局宿舍 11 樓一躍而下,自殺身亡,年僅 48 歲。

儘管胡耀邦 1979 年替陳璉平反 (稱之為「家庭叛逆,女中英豪」),這有什麼作用?死者已矣!

一個將自己奉獻給中華民族「解放事業」、從未背叛過馬恩列史的「偉大的共產主義信念」的人,落得埋葬親父、幸福家庭和性命的下場,今人不是應該警惕嗎?

陳璉殉道,為著一個「共產主義」謊言,太可惜了!

2018年5月24日 星期四

三川口之戰

李元昊稱帝,建國號「大夏」,消息傳至汴京,「朝廷即議出兵,群臣爭言小丑可即誅滅」(此見宋之輕敵)。

有一右正言吳育,力排眾議:「元昊雖名藩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窮漠之外,服叛不常,宜外置之,以示不足責。且彼已僭輿服,夸示酋豪,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撫而收之。」可惜被張士遜譏為迂腐可笑。

仁宗不久「詔削奪元昊官爵,絕互市,揭榜於邊,募人禽元昊,若斬首獻者,即以為定難節度使。元昊界蕃、漢職員能率族歸順者,等第推恩。」正式跟西夏決裂。

寶元二年 (公元 1039 年) 十一月,西夏入侵保安軍 (治所在今陝西省志丹縣),鄜延鈐轄盧守勤等擊走之。西夏又以三萬騎兵包圍承平寨,許懷德「率勁兵千餘人突圍」。

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善騎射。盧守勤抗擊西夏軍時,狄青主動要求擔任先鋒,其「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仁宗後來以狄青屢立戰功,召見他問以方略。

康定元年 (公元 1040 年) 正月,元昊聲言將攻延州。延州是夏軍出入必經之地,地闊寨疏,兵力薄弱。延州知州范雍聞訊,甚為恐懼,向朝廷請求援兵。元昊重施故技,派人前來詐降,范雍信以為真,竟給予厚禮,且不復設置防備。

元昊派大軍「攻保安,自土門 (今陝西安塞西北) 路入」。未幾攻克金明寨 (今陝西安塞南部),都監李士彬父子俱被擒。西夏軍乘勝直抵延州城下,范雍才如夢初醒。

劉平、石元孫奉命領兵救延州,黃德和、万俟政、郭遵等也伴隨以為外援 (五將合共有步騎萬餘人)。劉平素來恃勇輕敵,對麾下將士說:「義士赴人之急,蹈湯火猶平地,況國事乎!」日夜兼程加速行軍。至三川口 (今陝西延安西北) 西十里,遭西夏軍隊偷襲。

是時地上積雪數寸,宋軍奮力作戰,稍佔上風 (「時平地雪數寸,官軍爭奮,殺賊騎五七百人,乃退。賊復蔽盾為陣,官軍擊卻之,奪盾,殺獲及溺水死者又八九百人」)。可是,當西夏軍改以「輕兵薄戰」(派出輕裝部隊殺到宋軍陣前),宋軍立時陣腳大亂,向後退卻二十餘步。

黃德和在陣後見前軍後退,率領部隊第一時間逃走。劉平派遣兒子劉宜孫追德和,執其轡拜之曰:「當勒兵還,並力拒賊,奈何先引去!」德和未有理會,繼續策馬遁走。其他士兵跟從德和逃之夭夭,宋軍全面崩潰。

劉平「以劍遮留士卒,得千餘人」,與西夏軍激戰三天。史載「賊環寨大呼曰:『幾許殘卒,不降何待!』平使人應之曰:『狗賊,汝不降,我何降也!明日救兵大至,汝眾庸足破乎!』己卯,黎明,賊復招降,不從」,可見劉平亦是個寧死不屈的人物。

奈何寡不敵眾,劉平、石元孫卒之被俘。

幸好「是夕大雪」,西夏軍缺少禦寒衣物,被迫撤離,延州之圍得以解除。

黃德和初時誣奏劉平、石元孫投降西夏。經過一番調查,龐籍言:「黃德和退怯當誅。劉平等力戰而歿,子孫宜賞恤。」韓琦亦言:「平以疲兵數千,敵賊十餘萬眾,晝夜力戰,為德和所累,既被執,猶詈賊不已,忠勇不愧於古人。今坐誣言所惑,憫忠恤孤之典未下,邊臣豈不解體乎!」黃德和最後被判腰斬,梟首於延州城下。

「三川口之戰」暴露了宋軍以下毛病:

(1) 輕敵冒進;

(2) 協調組織出現問題;

(3) 部份將士貪生怕死。

回看吳育主張避開戰爭、「順撫而收之」,其建議都算高明,未可視之為怯懦也。

[主要參考資料]

1. 畢沅,《續資治通鑑》。

2.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3. 脫脫等,《宋史》。

2018年5月23日 星期三

香港人無法適應中國式環境

(一)

今早 (5 月 23 日) 高等法院審理 2014 年佔旺藐視法庭案時,一名強調自己是中國人的唐姓女子,竟在庭內拍照。陳慶偉法官命令法庭書記拿走手機,重申法庭是嚴肅的地方。唐女士如何回應呢?「我喜歡拍照便拍照,我喜歡的話可以與你 (法官) 合照!」

整件事很難說誰對誰錯,你指責她不入鄉隨俗、藐視法庭,她同樣覺得你小事化大、不知者不罪。

重點反而在於:港中兩地價值觀存有這麼大的分歧,勉強融合,真的可行嗎?當香港土生土長人士佔整體人口多數,我們還可以理直氣壯叫中國人遵守法庭規例。可是,假如土生土長者北上工作定居、中國人南來者越來越多,在法庭內拍照或許就要成為常態,從藐視法庭中剔除了。

當港中勉強融合,而港共又一面倒親中,此將直接衝擊香港原有的價值標準,令我們「無所措手足」之餘,猶如身處異域,成一異鄉人。

「不如接受中國人的標準為新標準!」

這何異於自我毀滅?

(二)

無綫重頭劇集《宮心計 2 深宮計》開播,這是一套與大陸騰訊網合拍的鉅製。上架僅數日,據傳在大陸無法通過審批,被迫下架。

坊間揣測:廣電總局近年嚴打宮廷鬥爭戲 (2013 年《人民日報》點名批評《甄嬛傳》「鼓勵以惡抗惡⋯⋯比壞心理腐蝕社會道德」),《深宮計》正好是以宮廷鬥爭為題材,所以無法倖免。

中共意識形態先行,令無綫進退失據。滿以為可在發水市場分一杯羹,豈知賠了夫人又折兵,隨時被騰訊要求歸還投資金額 (逾億元人民幣),損失不可謂不慘重!

在香港,除非劇集帶有色情暴力,禁播很少發生。網上的空間比電視更大。爭產、宮廷鬥爭、商業機構裡的勾心鬥角......雖是展露醜惡人性,但也是劇力萬鈞的泉源 (總沒有人想持續看童話故事吧)。香港過去有創作自由,故能成就出一套套經典。編劇們得以任意揮灑,演員得以演好角色,電視台從不汲汲於自我審查。

怎料中國大陸不是走這一套,節目要「有益於傳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促進社會和諧,大力弘揚民族優秀文化傳統;亦要充份發揮文化滋潤心靈、陶冶情操,愉悅身心的作用」。無綫一心想賺錢,忽略了對「國情」的仔細認識,結果中伏。

現在許多香港人只知投中國所好,謀取最大利益。他們往往不知道,港中兩地的處事方式有著根本不同。

我們是無法適應強國環境的,發哥「咪搵少啲囉」是有道理的。

《深宮計》被禁播是個很好的教訓。

(三)

梁天琦案,工聯會榮譽會長陳婉嫻在專欄中乘機替「六七暴動」漂白:「當時社會腐敗,殖民地當權者的壓迫充斥着歧視、欺壓,前輩們的出發點是貧苦大眾的利益……」

對中共香港工委打算仿傚澳門「一二.三事件」,藉一場恐怖動亂奪回香港管治權,隻字不提,歪曲歷史!

六四將至,何君堯在立會發言:「見到國家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及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託,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同樣,本人亦相信他們在天之靈欣慰地看到,現在國家抓好依法治國的政策,全力推進廉政、全面反腐敗和堅持以法治國、建立一個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

六四死難者不是追求中國民主化、人民得享自由嗎?今天習帝國自由一天一天收窄,民主遙遙無期,把自己的獻媚強加在六四死難者上,認真無恥!

別的都不說了,要日日忍受一群中國人在指鹿為馬、顛倒是非,大家捫心自問,真能適應否?

2018年5月22日 星期二

傷逝

前數天是 5 月 20 日,520 的諧音是「我愛你」,因此被網民選為網絡情人節。

假使我跟曉瑩尚有聯繫,我一定會對她說這些,記得去年白色情人節時,我在面書給了她一個日文的「白色情人節快樂」。她一定覺得很無聊吧,但除了如此,我可以怎樣展露我的心意?她有他在身邊。

我愛你,或許我對她說,是一個笑話。只有他對她說,才有價值。沒再見超過一年,網上聊天斷絕快將一年,她究竟有無想起過我?按照曉瑩的行動型性格,答案太不言而喻。可是,我依舊想她,揮之不去,這是我人生的悲劇。

隨著時日推移,我跟曉瑩再沒發展的可能,談談她給我的一些印象,未嘗不可。她當然很美啦,但深入其性格及言行,更像是個男孩子。

我記得曉瑩講過有次旅行揭發人家詐騙。在我看來,就算人家騙我,我也只會不發一言,謀求自保要緊。她卻理直氣壯,不顧性命。這是女中豪傑風範,也是我擔心她的原因。

坦白說,她堅強麼?我親眼看過她哭,聽過她在電話另一邊泣不成聲。她不是堅強的。然而,她就是愛跟著道理走。因為愛道理,所以計較邏輯。她的好朋友受不住邏輯洗禮,離她而去,我年多前也受過不少,頗覺吃不消。其實,我們邏輯再不慎密,對她的心意都是真的。我不知她的好朋友最後有沒有找回她,但我相信這人一定沒有把曉瑩「let it go」,女神何時才會明白人家良善的心意?

她也分享過和小學同學初中時一同看 band show 的往事。她們最後失散了,曉瑩卻暗中留意這位小學同學的近況。外表冰冷,嘴巴不饒人,內心善良,卻感通不到人家的深情厚意,我的有限觀察大概是如此。

還有,她愛叫人玩那個心理測驗,她相信某種類型人格的人才可以和她做朋友,其他的不可以。我有時想,讀哲學的人不是多少對經驗心理學抱持懷疑態度嗎?何解曉瑩如此相信?她是害怕錯放感情,再受傷害嗎?

不只經驗心理學,她整個思維方式亦傾向科學的,要試錯,要累積,要探索,要持續觀察......此注定有利她枕邊人不斷透過各種具體行為建立好感取得她歡心,我作為虛無縹緲的存在則千言萬語盡成「扮情聖」的假話。

日子一天天的過,曾經一分半秒,我認定她是壞人,至少對我來說,她徹徹底底糟塌了我接近十年的愛念,甚至我打破慣例邀她外出,她竟視為「尷尬得很」......

但是,我該仇恨她嗎?從她對她的男人的愛上、對小動物的愛護上、對真理的堅守上、對攝影藝術境界的追求上......我找不到憎恨曉瑩的理由,她只是對我始終沒那份感覺,不愛我罷了。

一年多了,她已結婚了嗎?她又會不會改變初衷,想生小孩子?三小口子多幸福......

沒有曉瑩的日子,我該如何活下去,是一個教人苦惱的問題。原來文史哲亦有失去意義的一天 (遑論次一級的工作),人生痛楚再無法被鎮住,這是我一年來最深切的感受。

曉瑩的離開,不是一個女子的離開,而是幸福愛情根本的離我而去。

我反覆思索,我還會連篇累牘留言寫情信給另一女子麼?不會。我還能不抱任何淫邪之念跟另一女子交往麼?恐怕也不能。由中六、七萌生的對愛情的種種憧憬,曉瑩殘忍地給我活埋了,再也救不活。

佛學是我和她相識結緣的媒介,不知怎的,近日我慢慢悟透過往我弄不明白的佛理。

電視裡的海旁景象再不如當初的刺謬。長洲,她不在我身旁,我這一生應該都不會去。太陽如常升起,天空如常蔚藍,一切猶如未嘗發生,她或許早就忘記了我。

不過,我仍會默默惦記著 8 月 10 日,一個屬於別人的女子的生日。

2018年5月21日 星期一

西夏建國

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 (公元 982 年),李繼捧入朝,獻銀、夏、綏、宥四州地,自陳願居京師。此事激起李繼遷不滿,率領族人入地斤澤進行反抗。八年 (公元 983 年),宋朝派尹憲、曹光實攻繼遷,大破之,斬首五百級,焚四百餘帳,獲其母與妻。

然而,繼遷不久和族內豪強聯婚,取得他們的信任和支持。雍熙二年 (公元 985 年),繼遷與弟弟李繼沖赴夏州詐降,乘機誘殺曹光實,攻佔銀州。三年 (公元 986 年),繼遷請降於契丹,遼聖宗冊封他為夏國王,把義成公主許配給他。力量獲得充實的李繼遷,於王亭鎮與安守忠的三萬宋軍交戰,結果一雪前恥,取得勝利。

端拱元年 (公元 988 年),太宗見李繼遷附遼,遂遣李繼捧回夏州,牽制李繼遷,任定難軍節度使。繼捧未幾疑與繼遷暗中勾結 (繼遷知悉朝廷事,疑繼捧洩露之),太宗「以夷制夷」不成,「繼遷侵擾日甚,諸將用兵無功」。

幸好繼遷此時求歸附,太宗以他為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

可是,沒多久,繼遷復叛,太宗「詔以李繼隆為河西都部署,討李繼遷」。繼遷不敵,襲繼捧營,欲併其眾,繼捧單騎逃遁,輾轉被擒,押送汴京。

李繼遷無法取得壓倒性勝利,宋軍亦「終不能破賊」,雙方一直拉鋸。到了真宗即位,「授繼遷充定難節度使,且割夏、綏、銀、宥、靜五州與之,張浦亦遣還 (李繼遷曾遣押衙張浦入汴,獻上良馬、橐駝)」,某程度上是因應現實情勢,採取姑息忍讓。

奈何姑息忍讓未有換來罷兵。咸平五年 (公元 1002 年) 三月,李繼遷攻陷靈州,知州裴濟被殺,靈州改稱西平府。六年 (公元 1003 年) 十月,繼遷取西涼府。潘羅支 (歸附宋朝) 假裝投降,暗中聯合六谷蕃部 (吐蕃人部落群) 合擊繼遷,繼遷大敗,中流矢死。

繼遷死後,長子李德明繼立。

李德明一方面和契丹友好 (「契丹封德明為西平王」),一方面向宋朝稱臣 (「授德明充定難節度使,封西平王,賜賚甚厚,給奉如內地,因索子弟入質。德明謂非先世故事,不遣,惟獻駝馬謝恩而已。自是德明歲朝貢不絕」)。

他又替父親報仇 (殺死潘羅支),且出兵消滅甘州回鶻 (今甘肅張掖),將勢力擴展至玉門關及整個河西走廊。

天禧四年 (公元 1020 年),李德明把首都由西平府遷至懷遠鎮 (原屬靈州,今寧夏銀川市),改名興州。此即日後之興慶府。仁宗明道元年 (公元 1032 年),德明病逝。

李元昊乃李德明長子,「小字嵬理,性雄毅,多大略,善繪畫,圓面高準,曉浮圖學,通番、漢文字」,因「破回鶻奪甘州」有功,被立為皇太子。

元昊承襲父親西平王封號,卻不贊成「臣 (服於) 宋」,曾駁斥父親「吾用兵久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的講法,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帝王耳,何錦綺為!」

他「明號令,以兵法勒諸部。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仿中國置文武班,立蕃、漢學,自中書令、宰相、樞密使以下,分命蕃、漢人為之,以衣冠采色別士庶貴賤」,攝取中華文化之餘,仍維護自身文化,根本和早期的契丹國沒有分別,同屬征服王朝 (Dynasties of Conquest)。

「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而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更反映李元昊無架子,待人親切。

有一華州 (今陝西華陰縣) 人張元,屢試不第,鬱鬱不得志,「聞元昊有意窺中國」,於是把心一橫,與好友吳昊前往夏州。元昊大悅,對二人委以重任,「凡夏人立國規模,入寇方略,多二人教之」。

李元昊坐擁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甘、涼諸州,又取瓜、沙、肅州,以興州為首都,「阻河依賀蘭山為固,地方萬里」。「設十六司以總庶務,置十二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眾。河北置七萬人,以備契丹;河南鹽州路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府;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吐蕃、回紇;餘兵駐賀蘭、靈州、興州,興慶府為鎮守,總五十萬人。選豪族善弓馬五千人迭直,號『六班直』。分鐵騎三千為十部。元昊自制蕃書,形體頗類八分,以教國人紀事。」儼然具有國家規模。

終於,寶元元年 (公元 1038 年) 十月,李元昊在一切準備就緒下,自立為帝,建國號「大夏」:

「臣祖宗本後魏帝赫連之舊國,拓跋之遺業也。遠祖思恭,當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姓名。祖繼遷,大舉義旗,悉降諸部,收臨河五鎮,下沿境七州。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而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漢衣冠,革樂之五音為一音,裁禮之九拜為三拜。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達靼、張掖、交河、莫不從服,軍民屢請願建邦家,是以受冊即皇帝位。伏望陛下許以西郊之地,冊為南面之君,敢竭庸愚,常敦歡好。」

「大夏」即是西夏。

[主要參考資料]

1.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2. 脫脫等,《宋史》。

3. 吳廣成,《西夏書事》。

4. 畢沅,《續資治通鑑》。

2018年5月20日 星期日

從加倫將軍的下場看共黨魔性

加倫將軍 (General Blucher) 是蘇聯著名軍事將領。二十年代孫中山實行「聯俄容共」政策,加倫將軍獲任命為廣州軍政府軍事總顧問,後又為廣州國民政府軍事顧問,參與過東征、北伐之籌劃。

蔣介石與加倫將軍惺惺相惜,於《蘇俄在中國》中,有這麼一段記載:

「這位嘉倫將軍自民國十三年 (一九二四年) 來到中國以後,我認為他是俄國將領中最為傑出而最合情理的一位良友,還有最難得的一點就是他絕對沒有布爾雪維克的氣味,所以我至今對他還是念念不忘。」

加倫將軍為何會通情達理,「沒有布爾雪維克的氣味」?我們可從白崇禧的回憶找到答案:

「(加倫將軍) 曾受高等教育,待人和善,學問淵博......其胸懷甚為寬大,無論是否採納 (其意見),全不在意。」(《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

由於胸襟不狹窄、性格和善,故不好鬥爭。由於學識豐富,故能明事理。他因此成為蘇俄來華人員中的「異類」。對於鮑羅廷煽動共黨分子滲透顛覆國民黨,他竟「流露其深惡痛絕的心境」。

《蘇俄在中國》接著記載:

「寧漢分裂時,他由南昌被召赴漢,直到武漢分共,他特來與我作別。彼此相見之初,實有黯然魂消之感。臨別之時,我慰勉他說:『我們將來還有共事的機會,不必過於悲傷。』他答道:『但願我們今日不是最後的一別,再會吧!』他這句話乃是我平生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告別辭。後來中俄復交,我屢次要求史太林派嘉倫來華,任軍事顧問,終久未得史太林的答覆。直到二十八年 (一九三九年) 立法院長孫科赴俄,我托他當面問史,史乃答覆說,布魯轍已因犯日本女間諜之引誘而處決了。」

撇開箇中的感傷部份,值得注意是「史乃答覆說,布魯轍已因犯日本女間諜之引誘而處決了。」

翻查史料,1938 年,加倫將軍因「大清洗」(Great Purge) 被逮捕,在獄中受到嚴刑拷打和折磨,一眼被挖出,死於獄中。

然則「日本女間諜之引誘」云云,全屬史太林一人之謊言,對加倫將軍之詆毀、誣衊!

何解加倫將軍會捲入「大清洗」中?因圖哈切夫斯基被指從事軍事法西斯陰謀活動,加馬爾尼克懷疑是同謀,圖哈切夫斯基、加馬爾尼克俱與加倫將軍相熟,「我明明知道他們不是敵人」,偏偏他要負責審判工作,判處二人死刑。加倫將軍在法庭上選擇無言,他料想不到,無言也會為自己帶來殺身之禍。他開始被監視了。

1939 年 3 月 10 日,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審判庭對加倫將軍判處槍決並沒收財產。他的親屬也受到株連。據說跟他認識的人,要麼視他如陌路人,要麼反咬他一口,令人感慨!

共產黨是什麼樣的一個組織?不是很清楚嗎?只要你明白事理、待人處事較講究良知和感情,即使你是革命同志,一樣被猜疑、被鬥死。中共早期黨員高語罕說得對:「革命黨是只知革命,不講感情話的,就是我的同胞兄弟他反革命,也要用手槍打死他。」共產黨正是這樣一個魔性 (牟宗三的判語) 政黨。

還有,錯的永遠不是自己,而是別人。別人根本沒有錯處,就無中生有捏造,污衊該人的人格。連「犯日本女間諜之引誘」都說得出,蘇共都算荒謬!

蘇共如是,中共亦然,因「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的產物,乃是蘇俄共產帝國的螟蛉」。

選擇與虎謀皮固然愚蠢,決心全面效忠以換取一己利益也不見得高明,試觀曾蔭權、何志平的下場,何苦跟車太貼?


2018年5月19日 星期六

李繼遷反叛

西夏由党項族建立,党項族是羌族的一支,帶有鮮卑血統,其語言屬藏緬語族。党項族最早聚居於四川松潘高原一帶,以畜牧為生。魏晉南北朝開始,党項族內部逐漸形成多個部落,部落與部落之間互相聯盟,其首領以拓跋氏為姓。唐朝初年,党項首領為拓跋赤辭。

党項族和吐谷渾 (屬鮮卑族群) 有姻親關係,唐初李靖攻打吐谷渾,拓跋赤辭曾協助吐谷渾抵抗,可惜吐谷渾最後戰敗。拓跋赤辭改為效忠唐朝,被封為西戎州都督,賜姓李,爵封平西公。

受吐蕃壓迫,党項族向北遷徙,分為八部 (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離氏、房當氏、米擒氏、拓跋氏),其中拓跋氏最為強盛。

代宗時,党項族遷移到銀州 (今陝西米脂縣) 以北,夏州 (今陝西橫山縣) 以東地區。綏州 (今陝西綏德縣)、延州 (今陝西延安) 也有大批党項族遷入。「黃巢之亂」爆發,党項首領拓跋思恭據宥州 (今陝西靖邊縣東) 助唐平叛,獲僖宗封為夏州節度使 (又名定難軍節度使),賜姓李,爵封夏國公,領有銀、夏、綏、宥、靜等五州之地。

夏州政權的性質,跟「五代十國」中的「十國」相似,乃唐末藩鎮之延續。由於遠離中原,夏州政權避免捲入紛爭,積極發展勢力。傳至李彝殷,後周太祖郭威封他為西平王。宋太祖建隆元年 (公元 960 年),李彝殷入貢,因避太祖父親趙弘殷諱,改名李彝興。乾德五年 (公元 967 年),彝興卒,子李克睿嗣位。

歷李繼筠 (李克睿之子) 至李繼捧,繼捧竟於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 (公元 982 年)「入朝,獻銀、夏、綏、宥四州地」,並「自陳願居京師」,放棄世襲割據 (一說受宋朝壓力,不得不如此)。有關做法令其堂弟李繼遷不滿,夥同親信張浦等人,率領党項各部逃往地斤澤 (今陝西橫山縣東北) 反宋。太宗派尹憲、曹光實擊繼遷,「斬首五百級,焚四百餘帳,獲其母與妻。繼遷遁去」。

李繼遷不久和地方豪族大姓聯姻,且對他們說:「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日絕之,爾等不忘李氏 (恩德),能從我興復乎?」豪強仗義相助,使繼遷得以東山再起 (新朝末年,劉秀娶河北大族郭氏之女郭勝通為妻,終能拓展勢力於河北,以河北為根據地,奪取天下。繼遷藉聯姻結交地方豪強,借豪強充實自己力量,非常有智慧)。

他與弟弟李繼沖赴夏州詐降,乘機誘殺曹光實,據銀州,破會州,焚城郭而去。

太宗雍熙三年 (遼統和四年,公元 986 年),李繼遷請降於契丹 (此為唐李淵臣服於突厥以滅隋、後晉石敬瑭向契丹借兵以滅後唐之延續),遼聖宗把義成公主許配給繼遷,且冊封他為夏國王。四年 (公元 987 年),繼遷與三萬宋軍於王亭鎮交戰,這次他終於一雪前恥,取得勝利。

「繼遷侵擾日甚,諸將用兵無功」,令太宗採用趙普計,實行以夷制夷。李繼捧受命「鎮夏州,賜姓名趙保忠,厚賜而遣之,以招繼遷」,奈何繼遷始終未有悔過歸降。

淳化五年 (公元 994 年),太宗以李繼隆為河西都部署,率軍征討李繼遷。軍抵夏州,李繼遷望風而遁,李繼捧被擒,押送汴京。繼捧涉嫌與繼遷私自勾結,被封為宥罪侯。

太宗死,真宗繼位,對李繼遷採姑息忍讓政策,「授繼遷充定難節度使,且割夏、綏、銀、宥、靜五州與之」。李繼遷勢力日益雄厚,終在咸平五年 (公元 1002 年) 再度寇邊,靈州 (今寧夏靈武西南) 失陷,知州裴濟被殺。

李繼遷改靈州為西平府,再而奪取西涼府 (治所為今甘肅武威)。西涼府六谷部 (由吐蕃人組成的部落群,又稱「六谷蕃眾」或「六谷蕃部」) 首領潘羅支假裝投降,暗地裡聯合六谷蕃眾向李繼遷展開反擊,繼遷大敗,中流矢死。其子李德明繼立,獲契丹封西平王。

李德明是李繼遷長子,為人深沉有器度,多權謀。真宗天禧四年 (公元 1020 年),他把政治中心由西平府遷至懷遠鎮 (原屬靈州),改名興州,此即日後西夏國都興慶府 (今寧夏銀川)。他又立長子李元昊為太子,李元昊乃西夏之開國君主。

李繼遷、李德明在西夏立國後被追尊為夏太祖、夏太宗。

[主要參考資料]

1.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2018年5月18日 星期五

撤僑爭議與羅富國離港

1940 年春夏之交,日本似有意乘法國戰敗之機進攻英國在亞洲屬地,港府即於 5 月底突然宣佈撤僑,命令所有「非必要」的英籍婦孺離開香港。

根據張連興描述,「羅富國委派一名撤退主管,負責撤退在港的英籍老弱婦孺。6 月底,第一批共 1640 名英籍公務員家眷,由香港起航,經馬尼拉撤往澳大利亞。7 月,又一批英籍平民家眷約 1800 名,經馬尼拉去澳大利亞。對其他歐籍人士,則勸告他們把家眷撤離香港。唯獨對華人不管不問,沒有任何一個華人得到羅富國的任何撤退安排,以致引起廣大中國居民的強烈不滿和反對。」

張氏採取愛國史觀立場,故特別看重華人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鄺智文、蔡耀倫指出:「不公的撤僑安排 (如某些高層的家眷獲豁免、非歐籍的婦孺被送往馬尼拉而非澳洲等) 遭到英國在港軍民、家眷,以及立法局一致的抨擊,在港軍民更組成『丈夫團』聲援海外妻小」,港府卒之在壓力下暫停撤僑,留有 600 名 (一說 900 名) 歐籍婦孺在香港,以平息民憤 (香港淪陷後,這批人被送入日軍拘留營或集中營囚禁)。

撤僑安排多少反映當時港府帶有「圍城心態」(Siege mentality) 及「白人至上」的種族觀念。

所謂「圍城心態」,是指「他們覺得自己被一群不友善的華人所包圍,認為自己的性命受到威脅」。至於「白人至上」觀念,是一種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主張白色人種族裔優越於其他族裔。

由於害怕、恐懼華人,港府沒打算協助華人離港避難。由於視自身血裔高人一等,非歐籍的婦孺就跟歐籍的有待遇上的不同。

羅富國在撤僑爭議聲中身體抱恙,需返英休養 (時為 1940 年 4 月),港督一職由輔政司史美 (N. L. Smith) 署理。1940 年 8 月,岳桐中將 (E. F. Norton,前英皇副官及前馬德拉斯區英軍司令) 接任署理港督。

與羅富國有別,岳桐對民防工作非常積極 (羅富國本人拒絕興建額外防空洞)。任內除了興建大量防空工事外,還擴充警隊,並成立獨立的消防局、移民局 (Immigration Department)、軍用物資委員會 (War Supplies Board) 等。

1941 年 1 月,香港慶祝開埠 100 周年紀念。因戰雲密佈,加上羅富國尚未返港,慶祝活動規模大減,遠遜於 1891 年開埠 50 周年紀念。

3 月,羅富國復任港督。7 月,港府實施《1941 年民防條例》(Civil Defence Ordinance),開始鼓勵市民參與消防、醫療輔助隊等組織,不少市民響應 (大多為學生、公務員,也有各大銀行或機構的員工)。同月,本地商界資助的「街坊自衛團」(Street Guards) 正式成為「特務警察」(Special Constables),約有 1100 人。

港府加緊備戰,羅富國卻於 9 月 6 日因病辭任港督,返回英國。楊慕琦 (Sir Mark Young) 獲任命為第 21 任港督,1941 年 9 月 10 日抵港履新,三個月後,「香港保衛戰」爆發。

羅富國 1942 年到英軍東非司令部出任首席情報官,鼓勵東非居民應募到錫蘭及緬甸等地作戰,二戰結束後回國。1948 年 7 月 10 日,羅富國病逝,終年 67 歲。

[主要參考資料]

1. 鄺智文、蔡耀倫,《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

2.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3. 徐承恩,《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

4. Russell Spurr,《Excellency: The Governors of Hong Kong》。

2018年5月17日 星期四

早年歐陽修與<朋黨論>

歐陽修,字永叔,號醉翁、六一居士,吉州廬陵 (今江西省吉安市) 人。在范仲淹和呂夷簡的鬥爭中,他選擇了站在范的一邊,成為「景祐朋黨」之一。

歐陽修在綿州 (今四川綿陽) 出生,父親為歐陽觀。歐陽觀在兒子四歲時便離世,妻子鄭氏,「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因母子二人家貧,被逼到隨州投靠叔父歐陽曄。鄭氏時常用荻草在沙地上教兒子寫字,歐陽修自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

十歲時,歐陽修於隨州大姓李氏家中,得到唐韓昌黎文六卷。他「讀而愛之」,「苦志探賾,至忘寢食,必欲並轡絕馳而追與之並」。決心和韓愈並駕齊驅,成就了他古文運動繼承者的地位,並打破宋初「駢四儷六」的文風。文以載道、文學儒學雙修,乃歐陽修學問的起腳處。

天聖元年 (公元 1023 年),歐陽修應舉隨州,因文章沒有押韻落第。四年 (公元 1026 年),他由隨州薦往禮部參加省試,落第。六年 (公元 1028 年),歐陽修把作品送呈學者胥偃,「胥公大奇之」,把他「留置門下」。是年冬,胥偃攜歐陽修至汴京。七年 (公元 1029 年) 春,胥偃保舉歐陽修就試國子監,結果「為第一,補廣文館生」。是年秋,歐陽修「赴國學解試,又第一」。八年 (公元 1030 年) 正月,「試禮部」,翰林學士晏殊擔任主考官,歐陽修「復為第一」。三月,他在殿試裡名列甲科第 14 名。

歐陽修獲授「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充西京 (洛陽) 留守推官」。他不久娶胥偃女兒為妻。在錢惟演幕下,歐陽修與尹洙、梅堯臣等名士交遊,「日為古文歌詩,遂以文章名冠天下」。景祐元年 (公元 1034 年),「入朝,為館閣校勘」。

除了文學,歐陽修也喜歡議論時政。范仲淹得罪呂夷簡,被貶饒州,諫官高若訥附和呂夷簡,詆毀范仲淹。歐陽修看不過眼,特別撰<與高司諫書>,其中說:

伏以今皇帝即位以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台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 (余靖) 貶官,師魯 (尹洙) 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為朝廷羞者,足下也。

他又撰<朋黨論>,回應呂夷簡視他、余靖、尹洙為「朋黨」: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

此處歐陽修先按照古聖先賢的講法,辨別「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前者以道義相連繫,後者以利益相結合。

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歐陽修認為,「小人之朋」往往「勢傾則絕,利窮則散」,他們結黨是暫時的。相反,「君子之朋」講究道義、忠信、名節,可大可久,他們才稱得上是「真朋」。另外,真正「朋黨」的存在並非壞事,對治天下有莫大益處。

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

這裡歐陽修援引史例以證己說。

值得注意的是,他採堯、舜、商紂、周武王案例的同時,兼採東漢「黨錮之禍」、中晚唐「牛李黨爭」及「白馬之難」,融通經、史。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

嗟呼!治亂興亡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的黃宗羲,於《明夷待訪錄》<學校>說:「東漢太學三萬人,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公卿避其貶議......三代遺風,惟此猶為相近。使當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為非是,將見盜賊奸邪懾心於正氣霜雪之下,君安而國可保也。」

歐陽修的看法,可謂跟梨洲相呼應,乃歷來知識分子之共識。

奈何<朋黨論>的精闢獨到,未有使歐陽修避過貶官厄運,「若訥上其書 (即<與高司諫書>),(歐陽修) 坐貶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節度判官」。

[主要參考資料]

1. 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收歐陽修年譜、<與高司諫書>和<朋黨論>)。

2. 脫脫等,《宋史》。

3.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

2018年5月16日 星期三

可悲

NOW 新聞的駐京記者及攝影師,在早上採訪維權律師謝燕益出席北京律師協會的聽證會時,被多名便衣公安按在地上,鎖上手扣,並押上警車。

政制及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擺出一貫官腔答法:「港府已要求駐京辦入境組處理事件,聯絡該記者及提供協助」。中聯辦王志民:「已向有關部門轉達關注。」最荒謬都算林鄭,「傳媒採訪要守內地法規」、「我不希望大家用這些敵對式態度,一定要用到某些字眼,大家才認為特區政府對這件事關心」。

首先,涉事記者和攝影師如何不守內地法規?假如跟進採訪一傳聞被當權者虐待的維權律師,報導他最新情況,都算不守內地法規,林鄭實際是要駐京記者及攝影師放棄對大陸政府的監督、對新聞真相的追尋,把大陸打壓新聞採訪自由視作理所當然。

其次,便衣公安使用武力干預採訪,徐駿銘要簽署悔過書承認有過激行徑、阻礙公安執行公務後才准離開,作為堅決捍衛新聞採訪自由、重視每個香港人安危的負責任政府,發出一個措辭嚴厲的譴責聲明,實屬應有之義,何必一「用這些敵對式態度」就怕?

況且,類似事件不只一件,有線中國組記者陳浩暉在四川採訪汶川大地震十周年,也被兩名男性毆打。林鄭表示「政府非常關注事件,已經即時向國務院港澳辦以及四川省港澳辦反映關注,要求徹查」,全然無效!要展現出對事件關心,當盡量避免同類型事件再發生,在這裡,強硬立場必不可少。繼續軟弱,隨便說「跟進」云云,人們覺得你敷衍、沒關心過事件,是很正常的。

公民黨郭家麒講得好:「任何文明社會入面,都不能夠容忍暴力對待記者,無論他是香港、外國或國內記者」、「記者已被人打到頭破血流,按在地上,這些動作只會對罪犯做,但公安卻對手無寸鐵的記者做」、「林太稱讚四川省政府『開明跟進』說法是『軟弱無力』,如果林太仍以過往態度應對這事,相信港人將極之失望」。

香港現在何其不幸!政府不敢為自己的人民出頭,只知叫人適應大陸的歪理、畸形的潛規則。

習近平促進中港科技合作,容許香港的大學和科研機構申請中央財政科技計劃項目,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科中心,看似吸引,但仔細想想,香港人受了大陸恩惠,經濟民生問題俱依賴大陸替自己解決,港共還能在政治層面上頂撞「阿爺」嗎?創科救港,真相是把港毀了!

李怡先生說:「新聞自由作為第四權,它的主要功能更在於『防止政府任何部門欺騙人民』」(<言論>)。

有朝一日,前線記者在大陸做不到採訪,香港警察亦依樣畫葫蘆,學公安暴力對待、毆打記者,港人將永遠為中共及其傀儡所欺騙,此乃香港有史以來一極可悲之事。

2018年5月15日 星期二

宋初三先生

後世將胡瑗、孫復、石介合稱「宋初三先生」,以此為理學之先驅。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世稱安定先生。他七歲能文,十三歲通《五經》,慨然有志成為聖賢。隔鄰小孩的父親看見胡瑗,非常驚訝,對胡瑗的父親說:「此子乃偉器,非常兒也!」可惜胡瑗「家貧無以自給」,其於是夥同孫復、石介,前往泰山南麓棲真觀 (道士廟) 苦讀,「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每得家書,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入山澗,不復展,深怕干擾了苦學決心。仁宗景祐元年 (公元 1034 年),胡瑗「以經術教授吳中」。適逢范仲淹出任蘇州知州,聘他為蘇州府學教授,後又為湖州教授,「蘇湖講學」因而展開。

史載「先生倡明正學,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子弟,諸生亦愛敬如父兄。」所謂「倡明正學」,即是宣揚儒家學說。「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看似嚴肅,實則不然,「視諸生如子弟,諸生亦愛敬如父兄」,師生間存有互相關懷之溫情,猶如一家人。正是由於胡瑗獨特的教育態度,使門人多達一千七百餘。錢穆稱他為「近代中國史上第一個偉大的教育家」。

胡瑗訂立「蘇湖教法」,設「經義」、「治事」二齋。「經義」選擇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講明《六經》。「治事」則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攝一事,如治民以安生,講武以禦寇,堰水以利田,算曆以明數。慶曆年間,仁宗把「蘇湖教法」引入太學。嘉祐四年 (公元 1059 年),胡瑗辭世,享年六十七歲。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世稱泰山先生。他「四舉開封府籍進士不第」,遂「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石介對他「躬執弟子禮,師事之」。石介任學官,作《明隱篇》替老師說好話:「孫明復先生畜周、孔之道,非獨善一身,而兼利天下者也。四舉而不得一官,築居泰山之陽,聚徒著書,種竹樹桑,蓋有所待也。古之賢人有隱者,皆避亂世而隱者也。彼所謂隱者,有匹夫之志,守硜硜之節之所為也,聖人之所不與也。先生非隱者也。」范仲淹、富弼認為孫復「有經術,宜在朝廷」,於是推薦他出任秘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

孫復撰有<儒辱>,為辟佛老開出第一槍:

「佛、老之徒橫於中國,彼以死生禍福、虛無報應為事,千萬其端,紿我生民,絕滅仁義,屏棄禮樂,以塗塞天下之耳目。天下之人,愚眾賢寡,懼其死生禍福報應人之若彼也,莫不爭奉而競趨之。觀其相與為群,紛紛擾擾,周乎天下,於是其教與儒齊驅並駕,峙而為三......可怪也!去君臣之禮,絕父子之戚,滅夫婦之義。儒者不以仁義禮樂為心則已,若以為心,得不鳴鼓而攻之乎?」

他在嘉祐二年 (公元 1057 年) 去世。

石介,字守道,奉符人,世稱徂徠先生,師從孫復。天聖八年 (公元 1030 年),他高中進士 (與歐陽修、蔡襄等同年登科),為人「篤學有志尚,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為」。因作《慶曆聖德詩》,斥權臣夏竦為「大奸」,外放濮州通判,未赴任而卒。著有《怪說》三篇,排佛老之餘,批斥晚唐五代以來的文藝輕薄。

胡瑗、孫復俱受范仲淹器重,這是一個志同道合的知識分子團體。他們早年有著類似經歷 (離家刻苦攻讀),且奉儒家經典為行事準繩。他們排斥佛、老,鞭撻浮誇文學,代之以經義、韓愈柳宗元式的質樸古文。針對現實政治之污穢,他們不甘心認命,故有石介斥夏竦、范仲淹指責呂夷簡。藉學術引導政治,竊以為是此一團體努力之方向。

然而,看在呂夷簡、夏竦等人眼裡,范仲淹等於在建立黨羽,危害他們的既得利益。呂夷簡「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的指控,未嘗沒有原因。

有一點必須指出,和周 (敦頤) 張 (載) 二程 (程顥、程頤) 著力經營「心性之學」迥異,宋初知識分子比較看重經學 (如《春秋》)、史學 (歐陽修撰《新唐書》、《新五代史》)。他們文學造詣亦高,寫得一手好文章,決非靠語錄傳世。

[主要參考資料]

1. 黄宗羲、黄百家、全祖望,《宋元學案》。

2. 錢穆,《宋明理學概述》。

3. 脫脫等,《宋史》。

2018年5月14日 星期一

景祐朋黨

在「郭皇后被廢」事件中,范仲淹跟孔道輔等人站在同一陣線,反對呂夷簡的「廢后」立場。呂夷簡當時權傾朝野,加上仁宗有意「廢后」,范仲淹卒之被貶為睦州知州。

有一富弼,年少時在泰州和范仲淹結識,「少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奇之,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王曾、晏殊,殊妻以女」。范仲淹被貶,時任將作監丞、簽書河陽判官的富弼上言:「朝廷一舉而兩失,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等。」未獲採納。

景祐元年 (公元 1034 年),范仲淹調任蘇州知州。期間,蘇州發生水災,「民田不得耕」,仲淹命令民眾疏通五條河渠,導引太湖水流入大海。因治水有功,仲淹官拜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未幾被召回京師,判國子監,遷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

范仲淹年青有為,具實幹能力。他對朝中流弊看不過眼,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尤其對處事作風保守、年紀較大的呂夷簡構成威脅。

景祐三年 (公元 1036 年) 五月,仲淹不滿呂夷簡任用私人 (「進用者多出其門」),向仁宗進獻《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 (《范文正公年譜》:某為超遷,某為左遷,如是為公,如是為私,意在丞相)。」變相指斥呂夷簡用人失當,以權謀私,夷簡不悅。

沒多久,兩人又就建都之事發生爭論。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此其實是稍有軍事常識的人必定持守的見解,亦是宋太祖當年的看法。呂夷簡卻說:「此仲淹迂闊之論也 (一說仲淹迂闊,務名無實)。」

以往我們曾經指出,呂夷簡是一史學頭腦,主張接受現實,順勢謀利。以汴京為首都經歷那麼多年,箇中實有其道理在,不能輕易質疑。其遂批評仲淹「有事必居洛陽」主張為迂闊,不切實際 (迂闊不是指仲淹真的很迂闊,只是反映呂夷簡不願改變現狀)。

仲淹撰四論 (分別為:<帝王好尚論>、<選賢任能論>、<近名論>、<推委臣下論>) 諷刺時弊,並說:「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言談間頗有向呂夷簡開火的意味。夷簡終於忍耐不住,大怒道:「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北宋「朋黨之爭」由此揭開序幕。范仲淹被罷為饒州知州。

殿中侍御史韓瀆迎合宰相呂夷簡意旨,「請書仲淹朋黨 (列寫仲淹同黨姓名),揭之朝堂 (在朝廷張榜公示)」。一旦成事,恐怕牽連甚廣。

秘書丞余靖因此聲援仲淹:「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遽加貶竄,況前所言者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乎?陛下既優容之矣,臣請追改前命。」

太子中允尹洙自訟與范仲淹是師友,且仲淹推薦過自己,願一同降官貶黜 (「仲淹忠諒有素,臣與之誼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今仲淹以朋黨被罪,臣不可苟免」)。

館閣校勘歐陽修批評諫官高若訥「坐視而不言」:「仲淹剛正,通古今,班行中無比。以非辜逐,君為諫官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廷,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耶!今而後,決知足下非君子」(<與高司諫書>)

三人最後俱被貶官,史稱「景祐朋黨」。

高若訥,史載他「強學善記,自秦、漢以來諸傳記無不該通,尤喜申、韓、管子之書」,乃一擅長史學及法家思想之人物。

尹洙,史載「少與兄源俱以儒學知名」。至於歐陽修,「得唐韓愈遺稿於廢書簏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賾,至忘寢食,必欲並轡絕馳而追與之並......始從尹洙遊,為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遊,為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二人比較崇尚儒學,對現實政治敢於議論,以道抗勢。

驟眼看來,這是一場保守派與改革派之爭,直言極諫者 (范仲淹可視為跟寇準、王曾一脈相承) 與逢迎主上者之爭。然而,細心分析兩派的思想淵源,更準確的講法應該是:史學 (崇尚法家思想) 與儒學 (講究道德義理) 之爭。

史學與儒學之爭,是知識分子團體內部的紛爭 (只有知識分子才會接觸史學、經書和子書),故云「朋黨之爭」。知識分子多少有點自負、矜持,致使黨爭越趨激烈。

黨爭後來甚至影響變法進行,導致北宋國勢日走下坡。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2018年5月13日 星期日

論荊州的戰略地位

荊州的軍事地理位置優越,向來是兵家必爭之地。

三國時,蜀相諸葛亮言:「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也。」東吳將領甘寧亦言:「荊州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蓋江陵之得失,南北之分合判焉,東西之強弱系焉。此有識者所必爭也。」

荊州地處長江上游,順流而下,即可危及江左政權。元兵南下,呂文煥一投降,襄陽 (屬荊州管轄範圍) 失陷,宋軍抵抗力急劇下降,元兵奪臨安 (今杭州) 竟如入無人之境。由此可見荊州是保護江左政權的關鍵,荊州得失繫乎江左政權能否保持。孫權對無法得到荊州,感到猶如芒刺在背,並非無道理。

可是,荊州向南能保江左政權安全,向北卻有助北伐中原的進行。諸葛亮《隆中對》:「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可見荊州是西南政權向北征討一重要支撐點。

益州雖可視為另一支撐點,但由益州北上關中,須經蜀道,唐朝詩人李白《蜀道難》曾描寫蜀道之險要難行:「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連峰去天不盈尺,枯鬆倒掛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豗,砯崖轉石萬壑雷。其險也如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益州僅可為北伐提供足夠糧食兵器 (轄地為四川盆地和漢中盆地,有「天府之國」的稱譽),卻在地理上不利北伐。要北伐,不可不借荊州做跳板,一失荊州,等於重返中原之夢碎矣 (諸葛亮北伐失敗一要因)!

西晉末年,胡人南侵,司馬氏偏安江左,荊州成為抵擋胡人南下的前線。

東晉元帝以王敦坐鎮荊州,王敦為丞相王導 (出身琅琊王氏) 的堂兄。元帝對王導的信任,見「及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床共坐。導固辭,至於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

為保東晉政權穩定,王敦獲給予重兵。王敦不久起兵叛亂,旋即攻破石頭城 (建康西邊的軍事要塞),荊州的地理優勢幫助他很大。

蘇峻作亂,朝廷能夠順利平定,和陶侃發兵勤王有密切關係。陶侃的地盤即為荊州。

荊州有利向北展開軍事行動,故庾翼、桓溫皆力主北伐。

後世有謂桓溫借北伐累積聲望,方便篡位,試觀他對王猛說什麼:「吾奉天子之命,率銳師十萬,仗義討逆,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

「仗義討逆,為百姓除殘賊」,怎會是為了一己之私?王猛亦答得妙:「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見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桓溫不久因乏糧被逼退兵,王猛一眼看穿東晉朝廷無心支持北伐。

東晉朝廷需要顧及北方世家大族、南方士族的既得利益,處處對北伐牽制。從荊州北進無望,滿腔鬱結,遂向南劍指建康,致使內亂頻仍。「淝水之戰」晉室上下一心,全賴荊州刺史由性格隨和的桓沖 (桓溫之弟) 出任。到了桓玄,終於犯上作亂,改國號楚。

「北府兵」鎮壓來自荊州的叛亂功勞顯著,劉裕便是憑藉「北府兵」將領身份篡晉自立。

往後的日子,西魏于謹、楊忠等率兵攻破江陵,控制荊州,自此陳朝喪失長江天險。隋文帝輕易平陳,荊州再一次發揮作用。

[主要參考資料]

1.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

2. 房玄齡等,《晉書》。

2018年5月12日 星期六

曉士兵團

自從歐戰爆發,港府恢復 1917 年推行過的徵兵制。不過,對象只限英籍人士,受徵召者被編入香港防衛軍或海軍預備隊 (Royal Naval Volunteer Reserves)。

1940 年 5 月,英國本土防衛軍 (Local Defence Volunteers) 成立時,政府又以超過服役年期的人士組成一支用以支援防衛軍的民兵部隊,以香港於仁保險公司 (Union Insurance Society of Hong Kong) 經理曉士 (A. W. Hughes) 為名,稱「曉士兵團」(Hughesiliers)。

「曉士兵團」成員主要是一群英籍商人,以及來自中立國 / 盟國的人士。他們大多當過兵,前線經驗豐富,年齡普遍超過 55 歲,令兵團被戲稱為「瑪土撒拉兵團」(即「老人兵團」。Methusaliers 沿自 Methuselah,聖經記載的最長壽者)。

百德新少校 (Major J. J. Paterson) 乃「曉士兵團」的指揮。

百德新少校出生於蘇格蘭鄧弗里斯,早年在英國威爾特郡馬爾博羅書院接受教育,一戰期間,隨帝國駱駝軍團 (Imperial Camel Corps) 在巴勒斯坦服役。父親威廉‧百德新 (William Paterson) 1875 - 1887年曾擔任怡和洋行合夥人,百德新家族與怡和洋行關係密切。今天位於銅鑼灣的百德新街,便是以百德新家族命名。

百德新少校來港後,1921 年起 (至 1945 年) 出任怡和洋行大班,1930 年 6 月開始 (至 1941 年 12 月) 出任立法局非官守議員,1932 年出任匯豐銀行主席,1936 年 4 月 (至 1946 年 4 月) 成為行政局非官守議員。

兵團成員如下:

(a) 22 名香港電燈公司僱員;

(b) 7 名太古船塢的海軍工程人員;

(c) 賽馬會秘書皮爾斯 (T. A. Pearce);

(d) 香港會所秘書德輔男爵 (Baron Edward des Voeux,已屆 77 歲高齡)。

(e) 布爾奇上尉 (Capt. T. R. Burch,曾參與南非波爾戰爭及一戰)

巴黎 1940 年 6 月被納粹德軍佔領,戴高樂 (Charles de Gaulle) 旋即在英國發起「自由法國」(Free France) 運動,強調「法國抵抗的火焰都不能熄滅,也絕不會熄滅」。「自由法國」有兩名軍官 - 艾高爾上尉 (Capt. R. Egal,參與過一戰)、薩科達中尉 (Lt. F. M. Jacosta,參與過一戰、西班牙內戰) 也是「曉士兵團」成員。

「香港保衛戰」展開,九龍失陷,17 名中華電力公司技師亦加入兵團。

這支雜牌軍兼老爺兵看似不堪一擊,實則不然。守護北角發電廠 (九龍淪陷後成為最前線) 一役,他們英勇地抵擋日軍炮擊,跟日軍駁火及進行埋身肉搏,令日軍無法迅速沿英皇道推進。儘管兵團最後彈盡糧絕投降,他們已打了精彩的一仗,為香港獻身。

皮爾斯、德輔男爵、薩科達中尉俱在戰爭中陣亡,百德新少校是少數生還者之一。他先後被囚於深水埗戰俘營及亞皆老街戰俘營,香港重光,他協助怡和重整業務。

一群年老的社會名流、商人,大可在香港艱難的時候帶同資產離開。然而,他們選擇了重新提起步槍,戴上頭盔,犧牲性命保衛香港。他們雖不是華人,卻紮根香港,是值得尊敬的香港人。

拒絕貪生怕死,願意 die for Hong Kong,此份高尚情操,在東江縱隊身上看不見,即使到了今時今日,依舊難能可貴。

[主要參考資料]

1. 鄺智文、蔡耀倫,《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

2.「港識多史」,<保衛香港的老人兵團 - 曉士兵團>。

3. LadyKylie,<認識香港系列:38. 曉士兵團>。

4.「Watershed Hong Kong」面書專頁 17/12/2017 有關百德新的帖文。

2018年5月11日 星期五

郭皇后被廢

明道二年 (公元 1033 年) 十二月,仁宗皇后郭氏被廢。

郭氏,應州 (今山西省) 金城人,祖父為平盧節度使郭崇。天聖二年 (公元 1024 年) 十一月,被冊立為皇后。然而,背後更多是劉太后的意願,就仁宗而言,他比較寵愛張美人,郭后「雖立而頗見疏」。

司馬光《涑水記聞》:「初,章獻 (劉太后) 為上 (仁宗) 娶郭后,后恃章獻驕妒,後宮莫得進,上患之,不敢詰。」隨著劉太后逝世,郭后失去一靠山。加上尚美人、楊美人俱獲仁宗寵幸 (張美人已卒),郭后獨守空幃,寂寞難耐,終於醋意大發。

楊、尚屢次與郭后發生衝突,有一次,尚美人向仁宗訴說郭后的不是,郭后忍不住內心憤怒,舉手批其面頰,仁宗上前阻止,郭后收勢不住,錯手誤批他的脖頸,仁宗大怒。事後,宦官閻文應建議仁宗廢后,且勸仁宗將爪痕展示給執政大臣看。宰相呂夷簡與郭后有隙,看見爪痕,二話不說同意廢后:「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況傷陛下頸乎?」仁宗不久「詔稱皇后願入道」,封「淨妃、玉京沖妙仙師,賜名清悟,居長樂宮」。

呂夷簡和郭后有矛盾,源於:仁宗親政後,曾與夷簡商議罷黜「后 (指劉太后) 黨」(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趙稹、晏殊)。郭后得知,對仁宗說:「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結果夷簡亦在罷免之列。夷簡素來和閻文應有勾結,知道自己遭罷相由郭后導致,遂懷恨在心,伺機報復。

一樁皇帝家事,因呂夷簡鮮明表態,變成政治事件。中丞孔道輔率領諫官范仲淹、孫祖德、宋郊、劉渙,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人,親自前往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絀廢。願賜對,盡所言。」(一說「后無過,不可廢」) 殿門關閉,未有打開。孔道輔大呼:「皇后被廢,奈何不聽臺臣言!」

仁宗未幾安排道輔等至中書,由呂夷簡告知他們郭后被廢。道輔對夷簡說:「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答:「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再說:「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邪?」夷簡不答,即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道輔最後被貶為泰州知州,仲淹則貶為睦州知州,祖德等人一律罰金。

孔道輔,「字原魯,孔子四十五代孫」,其性格「鯁挺特達,遇事彈劾無所避,出入風采肅然」,「天下皆以直道許之」。范仲淹一度獲王曾讚賞,王曾令寇準另眼相看,而跟夷簡不和。

又道輔等傾向用堯舜之道導引現實政治走向正軌,夷簡卻一面倒視歷史上發生過的事為合理。前者是經學頭腦,故重道義而主改革;後者是史學頭腦,故重勢利而倡保守。

兩派藉「郭皇后被廢」事件互相爭鬥,呂夷簡一方稍佔上風,富弼言:「朝廷一舉而兩失,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等。」竟石沉大海。

郭氏輾轉居瑤華宮,仁宗想念她,賜以樂府,郭氏和答,辭甚愴惋 (悲傷怨恨),仁宗後悔不已。

景祐二年 (公元 1035 年) 十一月,郭氏得了小病,仁宗派閻文應帶御醫前去診治。數日後,郭氏暴薨 (早死),年僅二十四歲,宮廷內外皆懷疑是閻文應下毒。仁宗深悼郭氏,追復她為皇后,以禮殮葬。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3. 司馬光,《涑水記聞》。

2018年5月10日 星期四

梁振英的荒唐,大灣區的虛妄

堂堂全國政協副主席,去挑一個無權無勢的時事評論人的錯處,以強凌弱,好不威風!其打壓新聞言論自由的意圖昭然若揭,至於有關駁論能否成立,值得斟酌。

「大灣區的交通愈來愈發達,一小時生活圈正在形成,『大灣區人』作為一個概念有什麼問題?」

梁振英這裡其實是斷章取義,試觀蔡冠深原話:「將來我們不是香港人,是大灣區人,所以不要只想香港的利益,應循一體化的角度去想」。

「大灣區人」作為一個概念當然無問題,問題在於:它和「香港人」身份處於對立位置。

若按照香港中國金融協會創會理事、大中華金融業人員總會主席吳斯維的講法,「香港作為區內市場開放、法治、經濟環境最完善的城市,在國際接軌、監管制度、市場體系等『軟實力』方面,仍是大灣區的重要國際平台」,「香港人」和「大灣區人」身份大可並行不悖,決非有你無我。

偏偏蔡冠深說:「將來我們不是香港人,是大灣區人」,還叫人別只想香港利益,蔡非一介草民,乃全國政協常委也,盧峯擔心「大灣區」帶有瓦解香港獨特地位和優勢的謀劃,「大灣區人」的提出是為了取締「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根據客觀資料作主觀判斷,何錯之有?

「蔡冠深先生沒有説香港人要放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更沒有説香港要放寬內地居民進入香港的限制,香港人拿一張回鄉證,自己選擇把生活圏擴展到大灣區其他城市有什麼問題?怎樣出賣香港了?」

言下之意,放寬內地居民進入香港的限制,拆毀「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便是出賣香港?2015 年,時任特首的梁振英,放寬「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及「優秀人才入境計劃」下的逗留安排。他又把香港降格為「本市」,且跟西環過從甚密。梁現在是否變相承認自己出賣香港?

蔡冠深「香港是一個很小的地方,港人應想如何融入國家大局」令港人妄自菲薄,失去自信。為了生計,政治上少些頂撞,以免觸碰中共紅線。這不是等於叫香港人放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麼?

「自己選擇把生活圏擴展到大灣區其他城市有什麼問題?」講得簡單!屈居劏房,月入僅萬餘元,連社交、娛樂都不敢,不離開香港可以怎樣?自己選擇?他們是為勢所逼!港共的大右派思維,助長貧富懸殊,年青一代在職貧窮,對競爭吃不消,梁振英等竟不負責任地呼籲年青人北上。蔡冠深附和梁振英,加快趕年青一代入絕路,卻不提議「在地」解決年青人的住屋及工作問題,好高騖遠,此非出賣香港是什麼?

「盧峯先生文章的作用,是把香港人在感情和生活上和大灣區切割,和整個內地切割,在青年人當中散播『獨港』的思想。」

沒有蔡冠深胡言亂語,盧峯要播「獨」,談何容易!又無梁煞有介事的鞭撻,盧峯的「蘋論」誰人會在意?

賊喊捉賊,真正的「港獨」推手,答案不言而喻。

另外,蔡冠深說:「香港到大灣區周邊城市只需約 1 小時車程,而且大灣區機場群、港口群、城際鐵路等均是全球領先的基建設施,未來發展會比美國紐約更好。」

江西有機場天花塌落,溫州高鐵相撞,基建領先全球?笑大人個口。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揚言:「大灣區規模和潛力,絕對可媲美紐約灣區、東京灣區和三藩市灣區」。

此應不是歷史上出現過的浮誇風吧!


2018年5月9日 星期三

范仲淹登場

范仲淹,字希文,唐朝宰相范履冰的後人。先祖世居邠州,後舉家遷徙到江南 (蘇州吳縣)。仲淹兩歲喪父,其母貧困無依,改嫁長山朱氏,仲淹因而改姓朱,名說。

年紀輕輕的范仲淹有遠大的志向、高尚的節操。長大後,得知母親歷年來受盡委屈,傷感不已,毅然離家,前往睢陽應天府書院求學 (赴應天府前曾寄宿於長白山醴泉寺),師從戚同文 (字文約,宋州楚丘縣人,繼承師業辦學,人稱「睢陽先生」。錢穆認為,范仲淹到書院時,戚同文已先卒。《宋史》、《宋元學案》記載有誤)。

史書記載范仲淹勤奮刻苦,讀書「晝夜不息」。冬天時,疲憊尤甚,仲淹以冷水洗面,提起精神。他更每天以二升粟煮粥,粥過夜凝結,便以刀畫為四塊,早晚取食二塊,再切一些醃菜佐食 (「煮粟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以刀畫為四塊,早晚取二塊,斷虀數十莖小啖之」)。「斷虀畫粥」的刻苦生活,人不堪其憂,仲淹卻不以為苦。終於,苦盡甘來,真宗大中祥符八年 (公元 1015 年) ,仲淹登進士第,被任命為廣德軍司理參軍。他迎回母親加以奉養,且還姓改名。

宋初許多知識分子都曾離家苦讀,胡瑗「家貧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明復 (孫復)、石守道 (石介) 同學,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書,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恐擾心也」便是一好例子。他們在佛寺 / 道觀居住,潛心鑽研經史,但求有用於世,儒釋道三家思想得以合流,而其意志之堅毅、對善道之死守,尤勝於歷朝知識分子。

范仲淹也是其中之一。

范仲淹一度出任泰州西溪鹽倉監,期間與已故參知政事李昌齡侄女李氏締結良緣,生三子 (范純佑、范純仁、范純禮)。母親過世,仲淹辭官守喪,居應天府。適逢晏殊為南京留守、知應天府,聞仲淹才名,於是邀請他到府學任職。仲淹心懷國事,「上書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選舉,撫將帥,凡萬餘言」,獲宰相王曾讚賞,晏殊乘機推薦,仁宗召仲淹入京,任秘閣校理 (負責皇家圖書典籍的校勘和整理)。

范仲淹進入中央權力核心,對昏沉的朝廷起了激濁揚清的作用,見「仲淹泛通《六經》,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為執經講解,亡所倦。嘗推其奉以食四方游士,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

是時,劉太后仍垂簾聽政,無意交出權力。

天聖七年 (公元 1029 年) 冬至,仁宗打算率領百官在會慶殿為太后祝壽,仲淹不以為然,上疏曰:「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為後世法」,告誡仁宗勿混淆家禮、國禮,未獲答覆。

晏殊推薦過范仲淹,擔心事件牽連自己,責怪仲淹過於狂妄輕率,「將 (連) 累 (舉) 薦者」。仲淹態度嚴肅地回應:「仲淹謬辱公薦,每懼不稱,為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晏殊語塞 (此見晏殊為一計較自身私利的小人,不敢直斥當權者不是)。

范仲淹後來又上疏請劉太后還政仁宗,同樣石沉大海 (仲淹請求外調地方,為河中府通判,徙陳州)。

天聖八年 (公元 1030 年) 二月,范仲淹再度上疏請劉太后交出權力:「陛下擁扶聖躬,聽斷大政,日月持久。今皇帝春秋已盛,睿哲明聖,握乾綱而歸坤紐,非黃裳之吉象也。豈若保慶壽於長樂,卷收大權,還上真主,以享天下之養!」儘管回覆欠奉,劉太后三年後病逝,仁宗親政。

仁宗召范仲淹回京,官拜右司諫。朝廷中有人揭發劉太后生前為政過失,仲淹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仁宗從之,下詔「毋輒論太后時事」。

又劉太后本想以皇太妃楊氏為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仲淹反對:「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

仁宗信賴范仲淹,「罷創修寺觀,裁抑僥倖......黜 (劉太后寵信的) 內侍 (宦官) 羅崇勳等」,中外大悅,一個新時代正式來臨。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3. 黄宗羲、黄百家、全祖望,《宋元學案》。

2018年5月8日 星期二

國之興亡,肉食者謀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國之興亡,肉食者謀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出自顧炎武《日知錄》,原文如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顧炎武,又名顧亭林,與黃宗羲、王夫之並稱「明末清初三大儒」。他生於明神宗萬曆四十一年 (公元 1613 年),熹宗天啟年間,加入復社,「砥行立節,落落不苟於世,人以為狂」。

炎武以為「聖人之道」「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單純的道德修養決不足夠,還要積極讀書,增廣見聞。針對王學末流「束書不讀,游談無根」,他毫不客氣地批評:「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炎武更身體力行「歷覽二十一史、十三朝實錄、天下圖經、前輩文編說部,以至公移邸抄之類,有關民生之利害者隨錄之」。

清兵入關,炎武原本想報效南明政權,可惜南京不久陷落,他跟隨義軍反清,終至功敗垂成。炎武轉為考察各地山川形勢,同時致力於學術研究,特別留心經世之學。《天下郡國利病書》、《日知錄》俱為其代表作。炎武「精力絕人,無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康熙開科取仕,他堅拒不出。康熙二十一年 (公元 1682 年),炎武逝世,享年七十。

國,相當於政權,炎武說「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一家一姓的政權能否千秋萬世,依賴歷屆統治者及其智囊可不可以出謀劃策,通力合作。統治者的心態是保護自身既得利益,其智囊則為功名利祿而殫精竭慮。以「私利」作為首要考慮的人,炎武稱之為「肉食者」。「如何妥善保存政權?」僅限於統治者及其智囊思考,故云「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

天下,相當於社會、文化。炎武說「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國家亡了,社會、文化仍在,一新政權他朝仍能建立。相反,社會被摧毀,文化遭斷絕,一新政權即無從建立,因已無民族也。維護自身民族之存續,乃每一個人的責任。我們受自身民族之哺養孕育,長大成人,當然有需要回饋,任何人皆不能例外,故云「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龔自珍說:「欲要亡其國,必先滅其史,欲滅其族,必先滅其文化」,熊十力說:「欲救中國,必須先救學術」。二人給予學術文化較國家政權優先的位置,明顯受顧炎武影響。

另外,炎武承接明代朱子學者羅整菴「學而不取證於經書,一切師心自用,未有不自誤者也」,提出「經學即理學」主張,下開有清一代獨特的學術思想 (以訓詁考據的方法探尋義理)。

2018年5月7日 星期一

劉后臨朝

劉后原名劉娥,父親劉通是宋太祖時的虎捷都指揮使、領嘉州 (今四川樂山) 刺史。太宗征北漢,劉通跟隨,途中逝世。劉娥當時仍在襁褓,淪為孤兒的她,幸得外祖父母養育,才能長大成人。她「善播鞀」(摇小鼓),嫁給「以鍛銀為業」的蜀人龔美後,龔美和她一同前往汴京謀生 (劉娥年僅十五歲)。

適逢襄王府選姬,龔美易名劉美,謊稱為劉娥之兄,送劉娥入王府。襄王不久即位,是為真宗,劉娥先獲封美人,再進封德妃,專寵後宮。

皇后郭氏卒,真宗有意立劉娥為皇后。礙於劉出身寒微和無子嗣,朝中大臣如李迪 (直指其「不可以母天下」)、楊億 (初,帝欲立劉后,使丁謂諭楊億草制,億難之,謂曰:「勉為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他學士草之) 等大力反對。真宗卻一於少理,借侍女李氏 (即李宸妃) 誕下趙受益,再把受益過繼給劉娥為子,不給朝臣以口實。劉娥終於成為皇后,其「性警敏,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帝退朝,閱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宮闈事有問,輒援引故實以對」,恰巧真宗晚年受風疾困擾,劉后遂有機會干政。

真宗駕崩,趙受益繼位,是為仁宗。劉皇后獲尊為皇太后,淑妃楊氏則獲尊為皇太妃。

劉太后聽從王曾建議,「如東漢故事,太后坐帝右側,垂簾聽政」。這段時期,有一呂夷簡,貢獻最多,史載「自仁宗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為多」。

呂夷簡,字坦夫,呂蒙正族侄。呂蒙正生前曾說:「諸子皆不足用,有侄呂夷簡,真乃宰相器也」,可見呂夷簡年紀輕輕已經是一名人才。

真宗喜歡建築宮觀,呂夷簡批評他勞民傷財,請罷除冬天河運木石(「盛冬挽運艱苦,須河流漸通,以卒番送」)。真宗覺得此人「有為國愛民之心」,於是擢用他為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仁宗即位,呂夷簡升至右諫議大夫。

宦官雷允恭擅移皇堂地,呂夷簡和魯宗道奉命查驗處治,事後呂夷簡任給事中參知政事。

真宗祔廟,劉太后欲將他平生衣服器玩置於廟內,以銀罩覆蓋神主牌。呂夷簡不贊成,說:「此未足以報先帝。今天下之政在兩宮,惟太后遠奸邪,獎忠直,輔成聖德,所以報先帝者,宜莫若此也。」

另外,呂夷簡身體力行拒絕「郊祠畢,輔臣遷官 (晉升官爵)」,且用《洪範》災異之說諫止劉太后重建玉清昭應宮 (玉清昭應宮乃真宗下令興建的道教宮殿建築。仁宗天聖七年,即公元 1029 年,宮殿發生火災。一說雷擊起火,一說「茹葷聚飲宮中」起火。大火一夜之間把宮殿化為灰燼,僅餘下長生、崇壽兩座小殿)。

官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呂夷簡還協助劉太后預防可能出現的危局,保存劉氏家族:

初,章獻太后 (劉太后) 欲以宮人禮 (替李宸妃,仁宗生母) 治喪於外,丞相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從容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為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是喪禮宜從厚。」太后悟,遽曰:「宮人,李宸妃也,且奈何?」夷簡乃請治用一品禮,殯洪福院。夷簡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未嘗道及。」崇勳如其言。

後章獻太后崩,燕王為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有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號慟頓毀,不視朝累日,下哀痛之詔自責。尊宸妃為皇太后,諡莊懿。幸洪福院祭告,易梓宮,親哭視之,妃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以水銀養之,故不壞。仁宗歎曰:「人言其可信哉 (人說的話豈可盡信)!」遇劉氏加厚。

劉太后地位越來越穩固,儼如另一個武則天,三司使程琳因此獻《武后臨朝圖》,以諂媚奉承。

究竟劉太后有沒有意欲做第二個武則天呢?試觀以下兩條:

章獻太后臨朝,問宗道曰:「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魯宗道傳>)

太后謁太廟,欲被服天子袞冕,奎曰:「必御此,若何為拜?」力陳其不可,終不見聽。(<薛奎傳>)

假如劉太后無心,她怎會特別向魯宗道詢問後世對武則天的評價?她又何必一意孤行堅持穿天子袞冕?

只是基於對丈夫的寵愛 (史載「及太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奎曰:『其在袞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於地下!』帝悟,卒以后服斂」劉太后臨終仍對自己穿天子袞冕耿耿於懷,怕死後無面目見真宗,由此可見她對丈夫有情),

以及對群臣反對意見的忌諱 (方仲弓請依唐武后故事立劉氏七廟,太后問輔臣,眾不敢對。宗道不可,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太后因而怒斥仲弓:「吾不作此負祖宗事!」又帝、太后將同幸慈孝寺,欲以大安輦先帝行,宗道曰:「夫死從子,婦人之道也。」太后遽命輦後乘輿),

她才隱忍不發。

明道二年 (1033 年) 三月,劉太后病逝,享年六十五歲。

劉太后「稱制凡十一年」,「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公私分明。「太后保護帝既盡力,而仁宗所以奉太后亦甚備」。劉太后病重,仁宗「悉召天下醫者馳傳詣京師」。她死後,有人追究其生前為政過失,仁宗曰:「此朕所不忍聞也。」始終敬重劉太后。

司馬光這樣評價:

章獻明肅皇太后保護聖躬,綱紀四方,進賢退奸,鎮撫中外,於趙氏實有大功。

蔡東藩則說:

彼劉美人以色得幸,專寵後宮,亦何嘗不自私慾所致乎?幸劉氏有呂 (后) 武 (則天) 之才,無呂武之惡,其事郭后也以謹,其待楊妃也以和;即宮中侍兒,得幸生子,飾為己有,跡近詭秘,但上未敢欺罔真宗,下未忍害死李侍,第不過借此以攫后位,希圖尊寵,狡則有之,而惡尚未也。

劉太后生平,有功有過,據理立說,實屬過浮於功。垂簾聽政,本非宋制,而彼獨創之;兗冕為天子之服,彼何人斯,乃亦服之。設當時朝無忠直,不善規諫,幾何而不為武后耶?史官以賢后稱之,過矣。

經過劉太后的經營,宋朝政局穩定,經濟繁榮,仁宗在此一背景下正式親政。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3.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

4. 蔡東藩,《宋史演義》。

2018年5月6日 星期日

普通話是漢語?

粵語不是港人母語,坊間已有不少言論駁斥。最具說服力者莫過於:老董當年推行母語教學,母語即指粵語而言,用粵語取代英語教地理、世史、數學......倒不是用普通話。

自知理虧了,收不到科,故林鄭、楊潤雄才會改口「我唔答呢啲咁無聊嘅問題」。

誠如中大中文系教授鄧思穎所言:「香港近九成人都以粵語為母語,粵語作為香港大多數人母語是毋須爭議」。反而普通話是否漢語,值得斟酌。

《維基百科》<普通話>條:

「普通話大抵可追溯到元、明、清時期,其基礎為三朝首都北京土話 (當時北京被稱為南京或燕京)」

「1923 年中華民國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第五次會議決定基於現代中國北方官話的白話文語法和北京話語音制定標準化漢語,稱為中華民國國語」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5 年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將『國語』改稱為『普通話』」

稍為讀過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元朝乃由蒙古人建立,清朝則是滿洲人入關草創。兩朝俱屬異族入主,非純正漢族王朝。明代雖為漢人朱元璋奠立,但其文化風俗畢竟受過蒙古鐵蹄摧殘蹂躪,無復兩宋,故云「崖山之後無華夏」。普通話脫胎自元、明、清三朝,其帶有一定胡化幾乎可以肯定,據此,它怎可稱為漢語?

再看「其基礎為三朝首都北京土話」。

北京在唐朝時名范陽,范陽為「安史之亂」安祿山的根據地,安祿山為營州雜種胡人。「安史之亂」後,范陽歸盧龍節度使節制。盧龍節度使乃「河北三鎮」之一,由安史陣營的降將 (多為胡人) 出任。范陽胡化之嚴重,見於杜牧《范陽盧秀才墓誌銘》:「秀才盧生名霈,字子中。自天寶後,三代或仕燕......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擊毬飲酒,馬射走兔,語言習尚,無非攻守戰鬬之事。」

步入五代,范陽先為劉仁恭父子所據,再而落入後唐之手,後唐的建立者是沙陀人 (西突厥的一部) 李存勗。石敬瑭滅後唐,一度向契丹耶律德光借兵,德光要求割讓「燕雲十六州」,范陽一帶 (即幽州) 從此併入遼國版圖。北宋初年,遼以此地為南京析津府。宋聯金滅遼,河北地區轉交女真人統治。金國滅亡,燕京成為蒙古帝國的首都,稱大都。

北京根本是一個胡化極深的城市,當地的土話,稱為「胡虜之語」實不為過,據說清末民初國學家章太炎便以「金元虜語」稱呼北京土話,頗具識見。

西晉「永嘉之亂」後,中原第一流的世家大族紛紛向南遷徙。「安史之亂」後,又有一批世家大族渡江。至金、元相繼肆虐,南方儼然已成為華夏文化的最後堡壘,包括語音系統。

粵語實際是不同時期的漢人在南渡時帶到南方的。其雖難免跟南方土話夾雜,但至低限度擁有和普通話平起平坐的地位。怎可把粵語看成低一格的「漢語方言」?普通話方算正宗?

況且,粵語保存了「入聲字」(即韻母最後一個拼音符號以「t」、「p」、「k」收尾的字,如「月」【jyut6】、「汁」【zap1】、「隻」【zek3】)、「塞音」(即收尾時上下唇閉合,如樹葉的「葉」),少了些翹舌音和兒化音 (胡人學漢語時加入)。

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亦言:「以粵音朗讀詩詞可達到的這些效果,用普通話演繹便失去了。這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是由於粵語較符合詩詞格律的設計目的。詩詞格律是以中古漢語語音為基礎的;所以,如果沒有相反理據,我們可以推斷,粵音的聲調跟中古漢語十分接近,用粵語學習詩詞會比較合適」(<古音格律>)。

「香港漢族人的母語是漢語」,對,所以更應該學好粵語,摒棄普通話。「普教中」徹頭徹尾隱含政治目的,在學術上站不住腳,是一場鬧劇!一個大錯!

2018年5月5日 星期六

備戰狀態

1938 - 1941 年間,港府陸續在各方面進行戰爭準備。由於羅富國始終認為香港應該撤防,備戰初期進度緩慢。

1938 年 9 月,日軍快將佔領廣東時,港府修改《1922 年緊急規則條例》(Emergency Regulations Ordinance)。新修條例授予政府權力:

(1) 拘捕任何「懷疑違反此法」者;

(2) 驅逐「無固定工作者」;

(3) 禁止「煽動性或組織混亂的」集會;

(4) 解散可能影響秩序的組織;

(5) 審查香港所有中文報紙和雜誌;

(6) 組織特務警察;

(7) 清拆官地上的寮屋;

(8) 管制出入境人口與船隻;

(9) 控制物價。

11 月,港府又立法為所有英籍居民登記。

1939 年 8 月初,港府把新聞審查擴大至所有語言的出版物,其旨在限制華人發表激烈的抗日言論,以免挑動日方神經。

8 月 26 日,羅富國提交《1939 年防衛規例》(Defence Regulations) 給立法局通過。新法例比 1938 年修訂後的《1922 年緊急規則條例》更全面,使政府得以控制各種形式的通訊、港口活動、宣傳、徵用除土地以外的產業、出入口管制等。

歐戰爆發,港府成立「平準基金委員會」(Foreign Exchange Office) 和「物價委員會」(Price Board),以控制物價及港元與其他貨幣的兌換。

10 月,戰時財政預算與政府財政預算分開。為維持自身防衛所需,港府曾考慮徵收所得稅,遭香港總商會、華商會、立法局非官守議員強烈反對。結果,港府組織「戰時稅收委員會」(War Revenue Committee),研究徵收物業稅、薪俸稅、公司所得稅、酒稅等的可行性。新稅項於 1940 年 4 月生效。

港府再修訂《1939 年防衛規例》,加入許多有關保護軍事機密的規定,例如:

(a) 設立禁區 (包括所有石油、煤氣、發電廠等設施);

(b) 審查通訊;

(c) 限制拍照;

(d) 限制可疑人士活動;

(e) 控制水道和機場;

(f) 徵用交通工具和房屋;

(g) 軍警有權入屋搜查。

這次修訂變相令港府擁有絕對權力。

與此同時,港府:

(I) 禁止任何人將含有鎳金屬的硬幣以及其他一系列物品帶離香港;

(II) 不准任何無線電接收器材入口;

(III) 成立「勞工諮詢委員會」(Labour Advisory Board)、戰時稅務署 (War Taxation Department)、糧食管制署 (Food Control Office),以預防工業行動、管理各戰時特別稅收、控制糧價和儲存糧食。

自上海等地淪陷後,香港成為國民政府輸入戰略物資的重要港口。物資從各地運抵香港,經九廣鐵路、粵港鐵路運至武漢、長沙等抗戰中心。王正華指出,截至 1939 年初,輸入國府控制區的物資有近六至七成經過香港。

香港也為英國生產船隻作出過貢獻。太古船廠 (Taikoo Dockyard)、黃埔船廠 (Whampoa Dockyard) 曾為英國戰時運輸部 (Ministry of War Transport) 建造十艘 (每艘排水量約 7,000 噸)「帝國船」(Empire Ship),並按照「東方補給委員會」(Eastern Group Supply Council) 送來的材料和圖紙,建造班哥級 (HMS Bangor) 掃雷艦。福根船廠 (Vaughan Shipbuilding, Hong Kong) 亦有份建造小型掃雷艦。

「戰爭物資委員會」(War Supply Committee) 與皇家軍械兵團 (Royal Army Ordnance Corps) 合作,鼓勵本地生產商生產帳幕、營具、制服、鐵絲網等,有效舒緩歐戰帶來的戰爭物資供應緊張。

至於香港為中、英兩國提供的資金捐助 (以支援戰爭),更是不計其數。「保衛中國同盟」(China Defence League,宋慶齡任主席) 發起「一碗飯運動」,為中國籌得 25,000 港元。「英國戰爭協會」(British War Organisation) 籌得 700,000 港元。便是箇中例子。

[主要參考資料]

1. 鄺智文、蔡耀倫,《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


2018年5月4日 星期五

「狸貓換太子」故事

《狸貓換太子》出自小說《三俠五義》。

故事講述宋真宗皇后郭氏逝世後,劉德妃和李宸妃都懷了孕 (二人情同姊妹)。劉德妃善妒,恐怕李宸妃誕下男兒將被立為皇后,對自己不利,與內侍太監郭槐合謀,買通接生婆,暗中將李宸妃產下的男嬰換成剝了皮、血淋淋的狸貓。劉德妃命宮女寇珠殺死男嬰,寇珠於心不忍,將男嬰交予大內總管太監陳琳。陳琳把男嬰放進禮盒,送入八賢王府中撫養。八賢王後來收男嬰為義子,改名趙受益。

真宗前來探望李宸妃所生兒子時,竟發現襁褓內的是一隻狸貓,大驚失色。真宗誤以為李宸妃誕下妖孽,一怒之下將李宸妃打入冷宮。適逢劉德妃誕下男嬰,她於是順理成章被冊封為皇后,其子被立為太子。

可惜好景不常,劉皇后所生的太子不幸夭折,真宗再無子嗣。一天,真宗前往八賢王府敍舊,偶見四歲的趙受益,甚是喜歡,遂與八賢王商議,把趙受益過繼給劉皇后,並立其為太子,改名趙禎。八賢王首肯。趙禎意外闖入冷宮與生母李宸妃見面,劉皇后知悉,內不自安,決定斬草除根,火焚冷宮燒死李宸妃。李宸妃被接出宮外,輾轉逃往陳州,靠住破窯、乞食過活。恰巧龍圖閣直學士、開封府尹包拯在陳州放糧,知道失明老婦乃李宸妃,以及李宸妃之經歷後,包拯受理李宸妃的冤案並為其平冤。李宸妃卒之與親生兒子相認。劉太后則陰謀敗露,自盡而死。

《狸貓換太子》曾被改編成電影、電視劇,台灣歌仔戲也有改編此劇,據說還深受蔣介石喜歡呢!

然而,比對史書,《狸貓換太子》畢竟文學創作味重,與歷史事實不符。

史載真宗仍為太子時,已對劉娥 (即劉德妃、劉皇后) 著迷,經常到王宮指揮使張耆家裡,和劉娥私會。太宗死,真宗甫即位,便封劉娥為美人,不久進德妃。郭皇后死,真宗決心立劉娥為皇后,非因其誕下男嬰,更多是:(1) 真宗十分寵愛劉娥 (2) 劉娥「性警悟,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

李宸妃,杭州人,初入宮,為劉娥的侍女。真宗欲立劉娥為皇后,奈何其家世不顯赫,又無子嗣,群臣不服。李夢到仙人降生為自己兒子,真宗與劉娥想出「借腹生子」的辦法,李果然懷孕,誕下趙受益。真宗對外宣稱受益乃劉娥所生,劉娥亦視受益如己出,跟楊淑妃一起撫養照料他。李未幾「復生一女」,進封才人。劉娥被立為皇后,李才人進封從一品婉儀。

仁宗即位,李「為順容,從守永定陵」,未以天子親母自傲。「人畏 (劉) 太后,亦無敢言者。終太后世,仁宗不自知為妃所出也。」

直至明道二年 (公元 1033 年) 劉太后病逝,燕王趙元儼 (太宗第八子、真宗的八弟、仁宗的八叔) 對仁宗說:「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方知內情,「號慟頓毀 (居喪過哀而致精神委頓),不視朝累日,下哀痛之詔自責。尊宸妃為皇太后,諡莊懿」。

幸好劉太后生前聽從丞相呂夷簡建議,用一品大禮厚葬李宸妃,批准其身穿皇后服飾下棺,並在棺木內灌入水銀以防止屍體腐爛,仁宗到洪福院替李宸妃換棺材,發現親母容顏宛如在生時,帽子、衣服合符皇太后規格,屍體用水銀保存得很好,怒氣全消,歎曰:「人言其可信哉!」劉氏家族才沒有被降罪,待遇反而加厚。

小說中的八賢王,或許脫胎自燕王趙元儼。至於李宸妃被真宗打入冷宮、劉皇后想置李宸妃於死地、包拯為李宸妃平冤云云,純屬虛構,不是事實。真宗、劉皇后對李宸妃始終心存感激,李宸妃唯一的遺憾應該是:無法親口對人說仁宗是自己的孩兒吧!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2018年5月3日 星期四

答問會照出港共政府的不堪

一場行政長官答問會,就可以看出港共政府如何不堪!

林鄭被工聯會麥美娟追問:「土地供應其實牽涉很大利益問題,你怎樣期望透過土地辯論,可以令既得利益者放棄固有立場?在香港說土地就等於利益。」這其實是質疑港共不敢開罪地產商。

試觀林鄭回答:「在我施政內沒有『既得利益』四字,只有公共利益,所以大家不用擔心......我亦沒有責任要維護任何既得利益。」然而,她未幾表示,不能隨意運用《收回土地條例》這把尚方寶劍,因《基本法》第 6 條和 105 條保障私有產權,一旦土地擁用人以司法覆核控告政府,一場官司可能花很長時間。

這變相承認政府真的「無膽郁權貴」,麥美娟何嘗憂慮錯了?

然後林鄭說:「我不斷提醒自己香港真的不可以再『吃老本』,不可以『等運到』。香港社會是不應該亦不可以再內耗、爭議不斷、裹足不前。」

《蘋果日報》抽水抽得好:「然後呢?一次又一次,重複又重複,有咩轉型係做咗而成功嘅呢?」

自身解決不到問題,就把問題無法解決的責任歸咎於社會內耗、爭議不斷。林太!根本問題不在此!任你禁止全體港人發表異見,做到思想統一,香港始終無法轉型,要「吃老本」、「等運到」嘛。

捉錯用神,還要不斷強調「對於違憲、違法、破壞『一國兩制』的言論、行為,必須要立場鮮明」,內耗、爭議不斷的始作俑者呼之欲出,何必賊喊捉賊?

當然,林鄭覺得「一言堂」有利香港經濟繁榮發展,背後也有一套思路在:「一言堂」可令中共及習近平放心和香港進行經濟合作,給予香港多些利益、好處。

她不知道中共是失匙夾萬,表面風光,內裡暗藏種種危機。依靠它令香港繼續繁榮,猶如電視劇《西關大少》中周家仗賴伍晚成替船行續牌,終致破產收場。

101 歲病危的中共元老李銳,於病榻中仍竭力批評習近平「只有小學程度」。林鄭要香港「融入習主席所說的國家發展大局」,以為有著數,不是過於天真嗎?小心「貪字得個貧」!

面對邵家臻質問「你嘅母語係乜?」,林鄭只知擺出傲慢不屑的嘴臉:「我唔答咁無聊嘅問題」,和教育局長楊潤雄「我的母語是粵語」回應亦非同一口徑。

「教育要回歸教育,過去一段時間很多政治問題入侵校園,所以我相信近日有人無風起浪,就是因為覺得教育界過於平靜」更加荒謬,誰要求小學常識科教五星紅旗及《義勇軍進行曲》?誰要求初中中史科用一年教國共歷史,古代史反被刪削?興風作浪之徒,正是港共政府!

一個對關鍵管治問題束手無策、不斷惹人討厭的政府,決無長治久安之理。歷史的教訓載於史冊,不好好吸收消化,重蹈覆轍,這是非常可惜的。

2018年5月2日 星期三

全面殖民

繼「收回主權」被批為不精準後,近日「主權移交」亦在政府總部禮賓處網站被刪除。行會成員、全國人大代表葉國謙一貫地護航,指表述更清晰。立法會議員毛孟靜則形容有關做法是「政治漂白」。

由「收回主權」到「主權移交」,下一步可能連「回歸」都不准說了。香港從來沒有回歸祖國,自古就是祖國一部份,鴉片戰爭以降百多年的英治歷史,猶如未曾發生。令存在過的人、事、物失去其存在痕跡 (即「被消失」),是共黨向來慣用技倆,今次輪到香港遭殃。

歷史教育與建立身份認同息息相關,港共一連串對用字的修改,以及強推中國歷史,目的只有一個:令下一代的香港人身份褪色,強化其中國人身份。而筆者以往撰文講過,中國大陸始終沒把香港人當成自己人。如此,港共實際等於洗下一代的腦,用「我們都是中國人」的虛假觀念,使下一代貼貼服服做中國人的奴隸、走狗。其心腸之歹毒,不可謂不恐怖!

中共及其傀儡要在香港實行全面殖民,此有別於 1997 年 7 月 1 日前的英殖。

台灣學者吳叡人說:「港英殖民政府一百五十餘年的相對穩定與連續統治在實質上為香港創造了一個以香港、九龍與新界為領土邊界的準主權領土國家的制度形式。」陳雲《香港城邦論》視英治香港為一「城邦國」(city-state)。英國甚至有官僚稱呼香港為「香港共和國」。

尊重這裡的傳統風俗、語言和生活習慣,不惜紆尊降貴,「自己學埋一份」(如金文泰),雖有殖民之名,卻無殖民之實,謂之「名義上的殖民」,跟強行移植一外來風俗、語言和生活習慣 (同時摧毀固有種種),擺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態的「實質殖民」迥異。

「實質殖民」的表表者,當數法國殖民越南。法國為一大陸國家,中共亦然,香港如被全面殖民,後果堪虞!

「主權移交」被刪除的另一邊,是教育局向全港小學派發一份普通話課程配套資料 (《集思廣益:普通話學與教經驗分享》),內裡有篇章形容「香港漢族人的母語是漢語 (普通話)」,粵語只屬方言及「地域變體」,不是「嚴格意義上母語之義」。

該篇章由中文大學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榮譽專業顧問宋欣橋撰寫,宋欣橋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漢語專業,1976 - 2003 年在國家教育部、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 (國家語委) 工作,並曾任國家語委普通話推廣司培訓處副處長、國家語委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主任助理等。

中文大學前高級講師歐陽偉豪駁得好:「一位沒有研究粵語的學者,竟然指出粵語不是香港人的母語。而教育局居然重視此觀點並將之傳給大眾......此謂引用權威未夠精準之一。」

中大中文系教授鄧思穎過去也表示,「香港近九成人都以粵語為母語,粵語作為香港大多數人母語是毋須爭議」、「粵語有音系、詞法、句法的完整體系,是一『真真正正的語言』,這是不需放在社會環境中考慮的」。

教育局長楊潤雄「讓教師看不同學者意見」不過是為殖民政策 (消滅港人語言) 找一遮羞布而已。

整個局面相當清楚,誠如清代著名學者龔自珍所言:「欲要亡其國,必先滅其史,欲滅其族,必先滅其文化」。不准用「收回主權」、「主權移交」,等於滅香港人的史;把粵語矮化,等於滅香港人的文化。這是中共及其傀儡滅亡香港國族 (即全面殖民) 的警號!

中共及其傀儡僅需要栽培順民、奴隸,著重訓練學生思辯、分析能力的通識科被「開刀」(只設「及格」「不及格」、剔出核心科目)就來得順理成章了。

想起蔣介石生前常說的一句話「漢賊不兩立」,刻下要守護香港,就不能向中共及其傀儡屈服、妥協。妄想選舉贏議席可以變天?請看新民黨容海恩如何說,「我覺得議會內外都不應該牽涉太多政治。」未來的議會再無拉布、肢體抗爭、羞辱高官的空間,反對派 (特別是泛民主派) 是時候認真思考對策。

2018年5月1日 星期二

山陵事件

真宗死,仁宗繼位,劉太后臨朝。丁謂「進司徒兼侍中,為山陵使」,負責監督帝陵的建造。

宦官雷允恭任山陵都監,判司天監邢中和對他說:「今山陵上百步的地方,是個好地穴,風水格局類似汝州秦王 (即趙廷美) 墳,有利皇室子孫繁衍,但恐怕下面有石頭和水,影響工程進度。」允恭道:「先帝只得一個子嗣,如果陵寢的風水像秦王墳,使當今聖上能擁有多些子孫,何妨移築?」中和說:「上移陵墓茲事體大,踏行覆按,動輒耗費許多日子,恐怕趕不及七月的葬期!」允恭曰:「你即管把陵墓上移,我快馬入京請示太后。」

允恭素來恃寵驕橫,無人敢違逆其意。擅自更易皇堂 (皇帝的墓室) 地,他以為劉太后會准許,豈知太后說:「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答:「使先帝宜子孫,何為不可?」絲毫不知自己僭越。太后不高興,拋出一句「你出去跟山陵使商議是否可行吧!」允恭把事件告訴丁謂,丁謂唯唯諾諾。

因為雷允恭堅持,夏守恩領數萬工徒開挖。起初兩日,挖出多半是石頭。不久,石盡水出,地穴頓時變成一口池塘。工徒們喧鬧起來,夏守恩懼怕工程不能成功,命眾人中止工作,奏請待命。丁謂包庇允恭,內侍毛昌達自陵寢施工地點返還,將所見種種上奏,劉太后責問丁謂,丁謂才請派使者前往視察。

使者視察後,建議重用舊皇堂地,劉太后遣王曾覆視。王曾回來,求單獨奏對,太后允許。王曾說:「丁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於絕地。」(宋代風水專著《地理新書》載:「穿地得碎石、碎炭,主後世兒孫離鄉死亡;明堂中掘出了水,主後代子孫有癘疾與病瘡。」雷允恭擅移皇堂,變相為宋朝皇室選了一塊大凶之地。) 太后大驚,非常憤怒,打算一併誅殺丁謂、允恭。馮拯進言:「謂固有罪,然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劉太后最終只誅允恭等人。

死罪可免,活罪難饒,數日後,劉太后與仁宗坐承明殿,召馮拯、曹利用等諭曰:「丁謂為宰相,乃與宦官交通,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定議,故皆可之。且營奉先帝陵寢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馮拯等奏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辨虛實,賴聖神察其姦,此宗社之福也。」丁謂貶為太子少保,馮拯接任山陵使。

女道士劉德妙曾以巫師身份出入丁謂家中。丁謂事敗,劉德妙亦遭逮捕。德妙作供時表示,丁謂教她「假托老君說禍福之事」。她於丁謂家設神像,晚上在園裡設壇打醮,雷允恭多次前來祈禱。真宗駕崩,丁謂引她入宮,妖言惑眾。德妙的坦白,令丁謂再被貶為崖州司戶參軍。

「(丁) 謂機敏有智謀,憸狡過人,文字累數千百言,一覽輒誦。在三司,案牘繁委,吏久難解者,一言判之,眾皆釋然。善談笑,尤喜為詩,至於圖畫、博奕、音律,無不洞曉。每休沐會賓客,盡陳之,聽人人自便,而謂從容應接於其間,莫能出其意者。」可見丁謂確實是個人才。

可惜「真宗朝營造宮觀,奏祥異之事,多 (丁) 謂與王欽若發之。」

丁謂晚年「專事浮屠因果之說,其所著詩並文亦數萬言」。他「在崖州逾三年,徙雷州,又五年,徙道州」。仁宗景佑四年 (公元 1037 年),丁謂在光州逝世。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