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玫瑰身上所花費的時間，讓你的玫瑰變得如此重要

法國作家、飛行員聖修伯里在《小王子》有一句話：「你在玫瑰身上所花費的時間，讓你的玫瑰變得如此重要。」

聖修伯里 1900 年 6 月 29 日生於法國里昂。1921 年成為一名騎兵，展開軍旅生涯。他接受飛行員培訓，1926 年開始往返於土魯斯和塞內加爾，1929 年遷往南美洲。1932 年，他的事業進入一個困難時期，輾轉穿梭於越南、莫斯科和西班牙。二戰爆發後，他前赴紐約，希望和美國軍隊一起抵抗納粹德國對法國的侵略，期間在撒哈拉沙漠中墜機，僥倖生還。1942 年，聖修伯里寫出傳世經典《小王子》，1944 年 7 月 31 日，他執行一次飛行任務時失蹤，時年 44 歲。

《小王子》是二十世紀法國最佳圖書，也是世界最暢銷的圖書之一，被翻譯成 250 多種語言和方言，全世界迄今已售出兩億多冊，年銷售一百多萬冊。

故事講述一個天真善良的小王子，因為在家鄉 B612 星球與他心愛的玫瑰賭氣，決定遠離家鄉，到各處遊歷散心，並增廣見聞。他去過許多奇特的行星，遇見了獨裁專制的國王、矜誇自大的人、不斷後悔酗酒的酒鬼、固執遵守命令的點燈者、異常忙碌的商人、實事求是的地理學家......最後來到了地球，認識花園中成千上萬的玫瑰，以及讓他知道真愛為何物的狐狸。狐狸教小王子體會他與自己心愛的玫瑰之間誠摯的感情，小王子最後選擇在沙漠被毒蛇咬了一口，以此希望回到家鄉 B612 星球，好好保護自己心愛的玫瑰，和玫瑰在小行星快快樂樂地生活。一般認為小王子其實是自殺。

小王子真的很愛他的玫瑰，他認定她是全宇宙最迷人、獨一無二的花兒，為她澆水，陪她看日落，給她罩上玻璃罩，打死毛毛蟲、傾聽她發牢騷、吹噓甚至沉默。

玫瑰呢？她也很愛小王子。知道小王子不開心要離開，她誇口說自己身上的四根刺足以抵擋老虎，減少小王子的擔憂，在分手的一刻，玫瑰更放下所有驕矜，向小王子表白：「是的，我是愛你的。你一點都不知道，都怪我」、「我以前真傻，請你原諒我。你要快快樂樂的。」玟瑰表面未作挽留，內心卻是十分不捨、難過。

一對有情人理應終成眷屬，何故分開收場？周保松解釋：

「小王子要離開，是因為他和玫瑰雖然都愛對方，但卻相處得很不好，以致彼此誤解，互相折磨。對玫瑰來說，她很在乎小王子，很渴望得到小王子的愛護，但卻不懂得如何表達，於是愈愛，便愈怕失去；愈怕失去，便愈容易在小王子面前自卑。

為了掩飾自己的自卑，她唯有通過吹噓來肯定自己，例如誇口說自己身上的四根刺足以抵擋老虎，又或誑稱自己來自另一個比 B612 好得多的星球。小王子毫無戀愛經驗，無從明白玫瑰的心事，結果『玫瑰隨口說的一些無關緊要的話，小王子都信以為真，因此變得很不快樂』。

為什麼會那麼不快樂？ 那自然是因為他也很在乎。

愈在乎，心便愈敏感；愈敏感，便愈忍受不了對方半分的不好。」(《小王子的領悟》)

小王子後來懺悔：

「當時我什麼都不懂！我應該根據她的行為，而不是她的言語來評斷她。她芬芳了我的生活，照亮了我的生命。我真不該離開她！我早該猜到，在她那可笑的裝腔作勢後頭，暗藏著柔情蜜意。花兒總是如此言不由衷！ 可惜當時我太小了，不懂得好好愛她。」

可惜「回頭已是百年身」，回不去了。「如果不去遍歷世界，我們就不知道什麼是我們精神和情感的寄託，但我們一旦遍歷了世界，卻發現我們再也無法回到那美好的地方去了」。

有兩個因素幫助小王子認清對玫瑰的愛。

第一個因素是花園裡成千上萬的玫瑰花。小王子看見了，起初是錯愕，原來他的玫瑰並非獨一無二，接著是明白更深一層的道理，他說：

「『你們很美，但你們是空虛的。』小王子仍然在對她們說：『沒有人能為你們去死。當然囉，我的那朵玫瑰花，一個普通的過路人以為她和你們一樣。可是，她單獨一朵就比你們全體更重要，因為她是我澆灌的。因為她是我放在花罩中的。因為她是我用屏風保護起來的。因為她身上的毛蟲 (除了留下兩三隻為了變蝴蝶而外) 是我除滅的。因為我傾聽過她的怨艾和自詡，甚至有時我聆聽著她的沉默。因為她是我的玫瑰。』」

假如這番覺悟仍算朦朧，第二個因素令小王子更加清晰，第二個因素便是狐狸的「馴養」說。狐狸對小王子說：

「我的生活很單調。我追逐雞，人追逐我。所有的雞都一個模樣。所有的人也是。所以，我感到有點無聊。但是，如果你馴養我，那我的生命將充滿陽光。你的腳步聲會變得跟其他人的不一樣。其他人的腳步聲會讓我迅速躲到地底下，而你的腳步聲則會像音樂一樣，把我召喚出洞穴。另外你瞧，看到那邊的麥田了麼？我不吃麵包，小麥對我來說毫無用處。麥田也不會讓我聯想到任何事。這是很可悲的！但是你長著金黃色頭髮。當你馴養我以後，這將是非常美妙的一件事！麥子的顏色也是金黃色的，它會讓我想起你。而且我也將喜歡聆聽風兒吹過麥田的聲音……」

「一旦你馴服了什麼，就要對她負責，永遠的負責。」

至此，小王子正式了解 B612 星球的那朵玫瑰，對他來說是真的獨一無二，她之所以獨一無二，是因為他的馴養、他曾經付出時間和心力去照料關顧。「你在玫瑰身上所花費的時間，讓你的玫瑰變得如此重要。」是從這個方面說的。

「可是你不該忘記，你現在永遠都得對你馴養過的一切負責。你要對你的玫瑰負責…..」小王子因而對自己當初離開玫瑰愧疚萬分，其忍不住對飛機師傾訴：「你知道……我的花兒……我對她有責任！她偏偏又是那麼弱不禁風！她偏偏又是那麼天真爛漫。她只有四根微不足道的刺，一點也不能保護她對抗外界……」可見他深深地自責。

人生最痛苦、最無奈的事，莫過於深深自責，竟無從挽救。「如果你愛上了某個星球的一朵花。那麼，只要在夜晚仰望星空，就會覺得漫天的繁星就像一朵朵盛開的花」，小王子越思念玫瑰，愛得越深，內疚感就越重，越難釋懷。「(她) 芬芳了我的生活，照亮了我的生命」，調轉過來說，沒有玫瑰的日子，小王子的生活還可以芬芳嗎？生命還有光采嗎？他卒之選擇給毒蛇咬，既是解脫，亦是賭一賭希望有機會履行自己對玫瑰未完成的責任 (據說毒蛇有神奇力量能將其靈魂送返 B612 星球)。可是，飽歷成長滄桑的我們，大概會知道，縱使小王子回得了去，桃花依舊，人面全非，只怕玫瑰或已枯萎凋謝，或已跟另一個人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了，遺憾始終是遺憾。

周保松談小王子最後下場：

「作者同樣沒有告訴我們。但在真實人生，小王子這一去，恐怕多是沒有回頭路，因為即使重遇，由於兩人別後走上極為不同的道路，因而具有極不一樣的人生，彼此的心恐怕難如當初那樣相印。

燈火闌珊處站著的那人，遂似近卻極遠，可望而不可即。這不是一件容易事。這是一件必須接受的事。

懷念只能留在心裡。

這是遺憾嗎？

也許是，也許不是。要看我們有著怎樣的心境。

天上的白雲飄過山巒，雲影雖不能久留，交會的美好卻能長駐心間，直到永遠。」

於我心有戚戚焉。

曾幾何時，我也遇到一個我深愛的女人。我將不少時間和心力投放到她身上，MSN、電郵、面書聊天......可以做的我都做了，幾年前，在地鐵車廂內，我甚至對她說：「妳就是我一生中的玫瑰，《小王子》中的玫瑰。」奈何她當時一臉尷尬。離開車廂，向遠處一望，她面上展現出前所未有的歡顏，我知道，她正在看那個馴養她、付出時間和心力去照料關顧她的人，而那人不是我，是他。他和她已同居了好幾年。

偶爾我還會想起她唸大學時的模樣，她跟我在網上聊天的話語。看見粥，我會想起她。看見長洲和海旁，我會想起她。看見攝影的東西，我會想起她。我跟她相識已接近十年了，可惜我無法教時光倒流，讓我成為她的馴養者、照料關顧者。

我愛不上其他的玫瑰。或許，我今生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如小王子般，等待著毒蛇前來相咬。在此之前，我只得承受著無盡的錐心之痛。

罪惡的制度是由確信已找到通往天堂的唯一道路的積極分子建立

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 (Milan Kundera) 說過：「罪惡的制度並非由罪人建立，而恰恰由那些確信已經找到了通往天堂的唯一道路的積極分子所建立。」

米蘭・昆德拉 1929 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爾諾出生，18 歲加入捷克共產黨。早年沉迷於造型藝術，一心想當雕塑家和畫家。之後他又愛上音樂，且投入到寫詩的熱情之中。

1956 年，米蘭・昆德拉在布拉格電影學院畢業後，留校當一名教師，教授世界文學。與此同時，他大量閱讀理論書籍，撰寫《小說的藝術》，《小說的藝術》1960 年出版，1964 年獲得捷克斯洛伐克國家獎。

1968 年 1 月，捷克斯洛伐克出現「布拉格之春」，米蘭・昆德拉亦有參與其中。同年 8 月，蘇聯武裝入侵捷克鎮壓。米蘭・昆德拉第一部作品《玩笑》，因竭力諷刺共產主義的極權統治，被列為禁書。對蘇聯入侵的批評，更令他被開除黨籍，教職亦失去。所有作品一下子從書店和公共圖書館消失，並禁止發表任何新作。

窮途末路的米蘭・昆德拉，1975 年流亡法國，1979 年寫成《笑忘書》，書中用七個敍事篇章，描述在蘇聯控制之下捷克人民的生活樣貌，其中「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後來廣為人所傳誦。

1981 年，米蘭・昆德拉加入法國國籍。1984 年，他發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以編年史的風格描述捷克人在「布拉格之春」改革運動期間及被蘇軍佔領時期適應生活和人際關係的種種困境。1988 年，美國導演菲力普・考夫曼將其改編成電影《布拉格之戀》。

隨著李歐梵 1985 年的引介，米蘭・昆德拉的作品正式進入華人世界。他後期的作品有《慢》、《身份》、《無知》、《慶祝無意義》，俱用法語寫成。米蘭・昆德拉因此在接受採訪的時候稱自己為法國作家，認為自己的作品應歸類為法國文學。

米蘭・昆德拉一直堅持自己只是一個普通的小說家，而非一個政治作家或流亡作家。2011 年，米蘭・昆德拉入選七星文庫 (La Pléiade)，成為唯一在世入選作家。

米蘭・昆德拉有許多名言金句，例如：

「孤獨：獨自穿越生命而不用任何人關心；說話不用人傾聽；經受痛苦而不用人憐憫。」

「我一向同時生活在兩個世界，一直相信這兩個世界是和諧的。這只是個假相。我已經在其中一個世界裏被大家丟在一邊。現實的世界沒我的份，只剩下了另一個，幻想世界。」

「但是如果我們突然意識到了自己的卑賤，逃到哪裏才能避開呢？只有逃向崇高藉以逃避墮落！」

「被選中的想法，比如說，在一切愛情關係中都是存在的。因為愛情從定義上來說，是一件無功受祿的禮物；無名分而得到愛，這才說明是一種真正的愛。假如一個女人對我說：我愛你，因為你聰明，因為你誠實，因為你給我買禮物，因為你不勾引女人，因為你洗碗，我會很失望；這種愛好像有什麼功利目的。我愛得你發瘋，雖然你不聰明，不誠實，雖然你撒謊，自私，混蛋一個，要是說這樣的話就動聽多了。」

「最糟糕的不在於這個世界不夠自由，而是在於人類已經忘記自由。」

「真正嚴肅的問題，是孩子吐出來的問題，只有最天真的問題才是真正嚴肅的問題。這些問題都是沒有答案的。沒有答案的問題是一道令你無路可走的障礙。換言之，正是這些沒有答案的問題標誌着人類可能性的局限，劃出我們存在的疆界。」

「當心靈在說話，理智出來高聲反對，是不恰當的。」

「假如我們不能改變這個世界，那麼我們至少應該改變我們的生活 - 自由自在的活著。」

特別要拈出「罪惡的制度並非由罪人建立」一句多講一講，是因為它揭示出其中一個現代世界苦難的根源。

罪人之所以犯罪，或為生計而鋌而走險，或貪財好色，他們淺薄的識見、急功近利的心術，不足以構建一個罪惡的制度。即使制度真的建立起來，他們內心畢竟有懺悔、愧疚、放下屠刀的意識，罪惡的制度有可能被推倒，就不算真的罪惡。

相反，「那些確信已經找到了通往天堂的唯一道路的積極分子」不會覺得自己有錯，無懺悔、愧疚意識。他們只看到自己在為社會大眾謀福祉，不明白那條路問題重重，是一條不歸路。尤其甚者，有人破口大罵，指出所構建的制度是罪惡的，「通往天堂的唯一道路」是條死路，他們會馬上視破口大罵的人有問題，欲去之而後快。不去解決問題，而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縱使制度不太罪惡，都變成真正的罪惡了。

筆者 2015 年曾寫過一篇題為＜背棄天主的天主教徒＞的文章，說：

「宗教信仰本來是為了導人向善。然而，人類心靈的墮落、不可一世，往往驅使他們利用宗教信仰合理化自己的行為，使宗教信仰失其本真......中世紀時，羅馬天主教會一度腐敗不堪，教士們以『捍衛正統教義』為名，迫害、虐待宗教異見人士。他們口裡說得動聽，卻不知真正的『異端』乃是他們自己。中國過去也有類似的情況發生。且說明代末年，陽明心學大盛，不少出身市井、不學無術之徒將嫖、賭等劣行一概視為『良知天理』之流露，結果鬧出『滿街都是聖人』。他們始終不知自己一直在放失『良知天理』而不知求！」

所謂「那些確信已經找到了通往天堂的唯一道路的積極分子」，不過是比罪人更不知悔改的惡魔而已。

馬克思提倡共產主義天堂，令不少國家 (包括中國) 的人民落入血河淚海之中。「喺天堂已經預咗個位畀我」的林鄭堅決送中，結果是使香港人身陷囹圄，精神肉體皆受創傷。這些事例都證明了米蘭・昆德拉所言非虛。

很多人都是 30 歲就死了，80 歲才埋葬

「很多人都是 30 歲就死了，80 歲才埋葬」是日本作家本間久雄發人深省的一句話。

「30 歲就死了」，此處的「死」不是指肉身死亡，而是指人因一些挫折，失去了熱情，遺忘了夢想，過著沒有目標的生活到老。胡適稱之為「墮落」(＜關於大學畢業後的幾條路＞)。30 歲至 80 歲，五十年的「墮落」，不可謂不悲涼。

胡適歸納出兩種「墮落」方式。

第一是拋棄求知識的欲望。「到了實際社會裡，往往所用非所學，往往所學全無用處，往往可以完全用不著學問，而一樣可以胡亂混飯吃，混官做。在這種環境裡，即使向來抱有求知識學問的決心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懶，把求知的欲望漸漸冷淡下去。況且學問是要有相當的設備的；書籍，試驗室，師友的切磋指導，閒暇的工夫，都不是一個平常要糊口養家的人所能容易辦到的。」

第二是拋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與冷酷的社會接觸，容易感覺理想與事實相去太遠，容易發生悲觀和失望。多年懷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熱誠，奮鬥的勇氣，到此時候，好像全不是那麼一回事，渺小的個人在那強烈的社會爐火𥚃，往往經不起長時期的烤煉就熔化了，一點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滅了......從此以後，你就甘心放棄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現成社會的順民了。」

本間久雄「很多人都是 30 歲就死了」，應該也是這個意思。

要避免「30 歲就死了」，活出燦爛人生，胡適提出了三個「延年益壽」的方法：

第一是時常尋找一兩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我們出學校之後，離開了做學問的環境，如果沒有一個兩個值得解答的疑難問題在腦子盤旋，就很難繼續保持追求學問的熱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個真有趣的問題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誘你去解決他......沒有書，你自會變賣家私去買書；沒有儀器，你自會典押衣服去置辦儀器；沒有師友，你自會不遠千里去尋師訪友。你只要能時時有疑難問題來逼你用腦子，你自然會保持發展你對學問的興趣，即使在最貧乏的智識環境中，你也會慢慢的聚起一個小圖書館來，或者設置起一所小試驗室來。」

第二是多發展一點非職業的興趣。「離開學校之後，大家總得尋個吃飯的職業。可是你尋得的職業未必就是你所學的，或者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學而實在和你的性情不相近的。在這種狀況之下，工作就往往成了苦工，就不感覺興趣了。為糊口而作那種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難保持求知的興趣和生活的理想主義。最好的救濟方法只有多多發展職業以外的正當興趣與活動。一個人應該有他的職業，又應該有他的非職業的玩藝兒，可以叫做業餘活動......往往他的業餘活動比他的職業還更重要，因為一個人的前程往往全靠他怎樣用他的閒暇時間。他用他的閒暇來打麻將，他就成了賭徒；你用你的閒暇來做社會服務，你也許成個社會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閒暇去研究歷史，你也許成個史學家......古來成大學問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善用他的閒暇時間的。特別在這個組織不健全的中國社會，職業不容易適合我們性情，我們要想生活不苦痛或不墮落，只有多方發展業餘的興趣，使我們的精神有所寄託，使我們的剩餘精力有所施展......你有了這種稱心如意的活動，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會煩悶了。」

第三是要有一點信心。「只要我們有信心，我們還有救......一粒一粒的種，必有滿倉滿屋的收，這是我們今日應該有的信心。我們要深信：今日的失敗，都由於過去的不努力。我們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將來的大收成。」

「80 歲才埋葬」，此乃人生大限，人存在之局限性，不可違逆，用儒家的話說是「命」。可是，要過一個怎樣的人生，想人生蒼白抑或多采多姿，操之在我，用儒家的話說是「義」。不甘墮落，挺立自己，是每個人義所當為的事。

當我們對重要的事選擇沉默時，就是人生終結的開始

馬丁路德金有一句話：「當我們對重要的事選擇沉默時，就是人生終結的開始。」

馬丁路德金是美國牧師、社會運動者、人權主義者和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領袖，也是 1964 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以主張非暴力公民抗命爭取非裔美國人的基本權利見稱，後世把他和印度甘地並列。

人生在世，除了吃喝拉撒睡，最要緊是學懂分清是非黑白。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敢於表態，切勿怯懦。蘇格蘭裔美國人 Patrick Henry 在一次演講中說：「不自由，毋寧死！」「自由」包括表達自己想法意見的自由。無法對重要的事表態，不如死了算，這和馬丁路德金的意見很相似。

胡適十分喜歡 Patrick Henry 的話，補上北宋范仲淹＜靈烏賦＞「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意思就非常清楚了，做人要不平則鳴。

六七暴動期間，商台節目主持人林彬不畏懼左派分子恐嚇，利用大氣電波對暴徒行為鞭撻抨擊。這就是對重要的事不選擇沉默。

林彬卒之被「左仔」焚死，但其敢言的精神仍為商台乃至港人所繼承。今天波瀾壯闊的反送中運動，站出來發聲的公務員、教師、護士、律師......誰對重要的事選擇沉默？林彬沒有死，香港人也沒有死，香港有希望。

馬丁路德金大講和平理性非暴力，「黑暗不能驅除黑暗，只有光明可以做到；仇恨不能驅除仇恨，只有愛可以做到」，「我決定堅守愛心，因為仇恨是無法承受的負擔」。同期有 Malcolm X，主張採用暴力手段，且以嚴厲用詞指責美國白人對待黑人。最著名是總統甘迺迪被殺，他說「惡有惡報」。他又高呼「黑人權力至上」和「暴力革命推翻美國虛偽的白人統治」。

當年馬丁路德金不割蓆、不篤灰、不分化，兄弟爬山，各自努力，香港人現在亦慢慢明白這個道理。

當我絕望時，我會想起，在歷史上只有真理和愛能得勝

印度國父聖雄甘地 (Mahatma Gandhi) 有一段話很有意思：「當我絕望時，我會想起，在歷史上只有真理和愛能得勝。歷史上有很多暴君和兇手，在短期內或許是所向無敵的，但是終究總是會失敗，好好想一想，永遠都是這樣。」

甘地 1869 年在英屬印度出生。19 歲留學英國，在倫敦大學學院學習法律，期間恪守母親的教誨，不吃葷、不酗酒。回國後，他到孟買做律師，不久被派到南非工作。

有見於印度移民在南非的公民自由和政治權利被剝奪，遂開始抗議和遊說，反對針對南非印度人的法律和種族歧視。1913 年，甘地被捕。不過，當地政府允諾減少對印度人的歧視。

甘地從《薄伽梵歌》、托爾斯泰、梭羅等作品中汲取靈感，慢慢建立起一套公民不服從和非暴力抗爭的理論。1915 年返回印度後，他很快便成為國民大會黨 (簡稱國大黨) 領袖，積極從事印度獨立運動。甘地到處宣傳非暴力抗爭，鼓勵抵制英貨，卻始終未有使用恐怖手段。他攻擊英國政府，但仍尊重英國人，此令大多數英國人佩服他。

甘地最初號召印度人參加英印陸軍，積極投身一戰，以對英國的忠誠博取英國同意印度作為大英帝國的一個自治政體，實現印度自治。奈何戰後英國拒絕放棄對印度的殖民統治，甘地於是轉為爭取印度獨立。

甘地用絕食抗議、拒用英貨等來爭取獨立。1919 年阿姆利則慘案 (又稱札連瓦拉園屠殺，英國政府和廓爾喀僱傭兵向和平集會的人群開槍，數以百計的錫克教徒、印度教徒、穆斯林被殺) 後，甘地支持印度獨立的立場更加堅決。他把行動升級，除了抵制英國產品外，還極力鼓勵人們抵制英國學校和法律機構、辭退政府工作、拒絕交稅、拋棄英國給予的稱號和榮譽。1922 年 3 月，甘地被政府拘捕入獄。

1929 年，甘地復出，再次展開非暴力不合作運動。1930 年 3 - 4 月間，他率領數以千計印度人徒步到海邊取鹽，不復向政府交稅，以抗議殖民政府的食鹽公賣制。政府出重手把抗議運動鎮壓下去，甘地第二次被捕入獄。

1933 年，甘地在雜誌上宣傳反暴力、反法西斯、要求獨立的願景，被政府查封，三萬人被逮捕。他絕食抗議，結果招來第三次被捕入獄。1939年3月，甘地又在孟買絕食，抗議印度的獨裁統治。

英國畢竟是一民主政府，英國人是有文明的，做事有底線，亦講究面子。甘地一再絕食而獲得道德名聲，是有特殊的歷史條件使然。

二戰爆發，甘地趁日軍重挫南亞的英軍，起草一個讓英國退出印度的草案。豈知有關做法引起英國殖民政府反撲，國大黨領導層和甘地在孟買被捕入獄，一直到 1944 年。

然而，甘地雖身陷囹圄，「退出印度」草案激發印度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爭取獨立運動。此一時期，印度各地展開大量暴力反英爭取獨立的罷工和暴動，僅 1942 年就有 250 個火車站被破壞，500 個郵局受襲，150 個警察局被攻擊。連甘地自己都暗示過想結束對非暴力的支持，「有序的混亂狀態比真正的混亂狀態還壞」(換言之，甘地並非奉和平理性非暴力為金科玉律、無上教條，他是有靈活性的)。

幸好日本的入侵令英國殖民政府認識到國大黨對穩定印度局勢有正面作用，甘地卒之獲釋。二戰結束後，他與英國駐印度最後兩任總督合作制訂印度獨立，以及印度教徒、穆斯林分治方案。1947 年 8 月 15 日，印度正式獨立。

印巴分治未有消解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衝突。1948 年 1 月 30 日，甘地在新德里遭一名印度教狂熱分子槍擊身亡。中彈的瞬間，他還以手勢表示寬容兇手，說著：「啊......神啊......」為兇手祝福，真正做到以德報怨。

甘地奉行素食、獨身、默想、禁欲，不穿代表富有和成功的西服，只穿由印度家庭紡織的土布。他也尊重各個宗教，不歧視、不排斥任何與自己民族不同的信仰，曾說：「我是伊斯蘭，是印度教徒，是基督徒，也是猶太人。」

秦朝、元朝、納粹德國、法西斯意大利、軍國日本、蘇聯......哪一個如日中天時不是恃勢凌人，壞事做盡，殺人盈野？他們最後有什麼下場？項羽劉邦起兵反秦、蒙古人被逐返塞北、希特拉吞槍自殺、墨索里尼被倒吊在洛雷托廣場一個加油站頂上示眾、東條英機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逮捕並判處死刑、蘇聯解體。要之，其立足於世上的時日俱不過百年，這不是印證了「歷史上有很多暴君和兇手，在短期內或許是所向無敵的，但是終究總是會失敗」嗎？

真理和愛，一時間或許敵不過強權，但長遠來說，其會取得最終勝利。今天被世人記得的偉人如蘇格拉底、耶穌、孔子、釋迦、德蘭修女、若望保祿二世......哪個不是真理和愛的化身？「暴君和兇手」只能令人畏懼，卻無法令人心生敬意，他們雖可風光一時，但終究要失敗。

2013 年，戴耀廷等人提出「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公民抗命理念，正是啟發自甘地。可惜中共及其傀儡並非民主政府，其野蠻無恥的程度更遠超英國，甘地的理念未必完全適用於香港。

甘地還說過：「心若改變，態度就會改變，態度改變，習慣就改變；習慣改變，人生就會改變。」和中國傳統著重心性之教有相通的地方。

今日人類的處境，是由兩種文明疾病造成的：科技和國族主義的自大狂

赫曼．赫塞 (Hermann Hesse) 對現代歐洲的困境有一個精準的論斷：「今日人類的處境，是由兩種文明疾病造成的：科技和國族主義的自大狂。這兩者賜予我們兩次世界大戰和戰後的斷垣殘壁，甚至引發其他類似戰爭，直到它們平息下來。」

赫曼．赫塞，德國作家、詩人，生於德國，1919 年遷居瑞士，1923 年 46 歲入瑞士籍，曾榮獲多個文學獎項，包括 1946 年獲諾貝爾文學獎。1962 年在瑞士家中去世，享年 85 歲。他的作品風格多樣，帶有自然主義、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色彩，代表作有《鄉愁》、《流浪者之歌》、《荒原狼》、《東方之行》、《玻璃球游戲》等。

科技本來是為了改善人類的生活，但過份濫用、依賴，即導致大災難。法蘭克福學派 (Frankfurt School) 的賀爾克海姆 (Max Horkheimer)、亞登諾 (Theodor Adorno) 在《啟蒙辯證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指出，科技以征服、支配自然為出發點，一面倒靠攏科技，將造就工具理性的霸權，使人文理性遭受貶抑。人與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以及人本身出現極度異化，足以毀滅自然和人類。極權主義的誕生，源自工具理性的專橫跋扈，即間接由科技造成矣。

況且，冷冰器年代，死傷較少，反抗暴政亦較容易。有了原子彈、核彈等，死傷就可以很大，反抗暴政亦難得多。二戰時，日本廣島、長崎遭受原子彈轟炸，廣島有九萬至十六萬六千人死亡，長崎有六萬至八萬人死亡，這是非常大的一個數字。有謂中共不如秦朝般倒台，也和軍隊、武警握有裝甲車、坦克車、種種監控設施有關。

「國族主義的自大狂」始於法國大革命後拿破崙的四圍擴張。法軍所到之處，激起德意志、俄國的民族意識。尤其甚者，法國鼓吹自由、民主、人權等進步理念，觸發德意志、俄國之保守浪潮。

統一德國的普魯士，首相俾斯麥主張「當代的重大問題不是通過演說與多數議決所能解決的，而是要用鐵血來解決」。

沙皇尼古拉一世更請來教育部長謝爾蓋・烏瓦羅夫 (Sergey Uvarov) 提出一套官方意識形態，揭櫫「東正教，君主專制，民族性」(Orthodoxy, Autocracy and Nationality) 大旗，對抗法國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謝爾蓋・烏瓦羅夫解釋「民族性」：要堅持自己的傳統，拒絕外來影響，打擊西方鼓吹的思想自由、個人主義、理性主義。

普魯士終於演變成納粹德國，俄國則演變成赤色蘇俄，二者同為人類文明史的兩大逆流，給世界帶來極大損害。

「如何恰當地運用科技？」、「如何有效地限制國族主義？」是兩個迫切需要回答的問題。

關於前者，新儒家唐君毅先生有一種講法：人文之全體和協發展之理念，必須取代科技至上的理念。換言之，道德意識、仁愛必須凌駕並規範著科技的應用，只有這樣，科技才不致為禍人間。

至於後者，康德倡議的國際和平，《大學》把修身齊家置於治國平天下之先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皆有助淡化「國族主義的自大狂」。

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美德

羅爾斯 (John Rawls) 有一句話：「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美德 (Justice is the first virtue of social institutions)。」

羅爾斯，美國政治哲學家、倫理學家，1921 年生於馬里蘭州巴爾的摩 (Baltimore)，二戰時入伍服役於太平洋戰區，後來拒絕升軍官的機會以士兵身份退伍返回大學唸書。1943 年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1950 年獲哲學博士學位。先後在普林斯頓大學、康奈爾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任教。其代表著作有《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政治自由主義》(Political Liberalism)、《萬民法》(The Law of Peoples)、《公平式的正義 - 一個重申》(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 等。

羅爾斯《正義論》1971 年出版前，政治哲學界沉寂已久。除了「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 的壟斷，更重要是當時流行的「邏輯實證論」(Logical positivism) 使然。「邏輯實證論」主張，一切有意義的命題必須與經驗世界的事實相符合。而規範性命題 / 價值命題剛好在經驗世界中找不到事實對應，令學者無法判斷其真偽。有見及此，「邏輯實證論」批評道德、政治哲學的討論是沒有意義的，對之無心加以探究。政治哲學進入了「死局」。

《正義論》令政治哲學重振聲威。羅爾斯以洛克、盧梭和康德的社會契約論為基礎，建構一套「公平式的正義」(justice as fairness) 的理論，以反對效益主義，論證自由主義政治的合理性。由於其著重財富再分配，收窄貧富差距，學界標籤羅爾斯的學說為「左翼自由主義」。

「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美德」，「正義」專指「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即在社會中合理、公平地進行權益的分配。為何合理、公平地進行權益的分配那麼重要？這裡涉及羅爾斯對人的理解。

羅爾斯認為，每個人都是自由、平等的公民 (free and equal citizen)，積極參與社會合作 (social cooperation)。他們共同擁有兩種能力：正義感的能力 (capacity of sense of justice) 和形成、計劃、修正自己人生觀的能力 (capacity for the conception of good)。自由、平等的公民理應享有幸福的人生，而只有當兩種能力得以充分發揮、運用時，公民才稱得上幸福。合理、公平地分配權益令每個公民都有條件、空間運用兩種能力，過上幸福的人生，其因此是應該實現，是「首要美德」，非常重要。

人不能擺脫政治憲法、經濟體系、法律體制等基本結構 (basic structure，即「社會制度」) 而活，分配正義必須體現於其中。分配正義的具體內容為何？正義兩原則 (two principles of justice)。

「正義兩原則」的內容如下：

(1) 每個人都有權擁有與他人的自由並存的同樣的自由。

(2) 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應該這樣安排，使得：

(a) 這兩種不平等能夠最大限度地增進最不利者的利益。(差異原則)

(b) 這兩種不平等所依繫的職務和地位，應該基於機會平等條款向所有人開放。

其中， (1) 比 (2) 優先，基本自由只有在追求其他基本自由時才可被限制。(b) 比 (a) 優先，公平機會原則優先於差異原則。「正義兩原則」比效益原則 (使總體利益最大化) 優先。

值得注意的是，羅爾斯並沒有支持某種一般的自由原則，以至於任何似乎可被稱作自由的東西都要被賦予壓倒一切的優先性。他只是給予「諸基本自由」(basic liberties) 特殊的保護。

什麼是「諸基本自由」？「諸基本自由」是指：在自由主義的民主國家裡普遍得到承認的、那些標準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如投票權、競選權、享有正當審判程序的權利、自由言論權、自由遷徙權等。

何解公民會接受「正義兩原則」？羅爾斯做了一個思想實驗 (thought experiment)，假設你身處「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不知離開幕後自己會是富是貧，是當權者還是弱勢社群，基於最大最小化原則 (maximin principle)，你必然會選擇一個令自己承受最低風險、最小不良後果的分配原則作為正義原則。而相比效益原則、共產原則，正義兩原則是最令公民們承受最低風險、最小不良後果的，它們因而會被公民接受。

《正義論》第二部份談到「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羅爾斯從五方面定義它：

(1) 針對不正義法律或政策的行為：不僅包括直接的「公民抗命」(直接違反要抗議的法律)，也包括間接的「公民抗命」(如通過違反交通法規引起社會關注某種不公義)。

(2) 違法行為：以違法方式來抗爭。

(3) 政治行為：它是向擁有政治權力者提出來的，是基於政治、社會原則而非個人的原則，它訴諸的是構成政治秩序基礎的共有正義觀。

(4) 公開行為：訴諸公開原則，公開地作預先通知而進行，不是秘密的。故此，它具有教育的意義。

(5) 道德的、非暴力的行為：它表達深刻和認真的政治信念，通過公開、和平、願意承擔違法後果來體現。它著重道德的說服，一般都是和平、非暴力的。

羅爾斯認為，「公民抗命」如果引起社會動盪，其責任不在「抗命」的公民，而在那些濫用權力和權威的人。又「公民抗命」僅適用於「一個近乎公正的社會」(a nearly just society)。

諾齊克 (Robert Nozick)、桑德爾 (Michael Sandel) 是羅爾斯在哈佛的同事。二人從不同向度批評羅爾斯的《正義論》，都取得豐碩的成果。諾齊克在《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以「放任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 的立場攻擊羅爾斯的「差異原則」(Difference Principle)，至於桑德爾，則在《自由主義與正義的局限》(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一書中批判羅爾斯正義理論的康德義務論成分。

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都享有四項基本自由

羅斯福 (F. D. Roosevelt) 提出的「四大自由」，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他說：「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都享有四項基本自由：人人享有發表言論和表達意見之自由；人人享有宗教信仰之自由；人人享有免於匱乏的自由；人人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羅斯福，第 32 任美國總統。他曾於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期間推行新政 (New Deal) 以挽救美國經濟。二戰爆發，納粹德軍攻打英國，羅斯福利用《租借法案》(Lend-Lease Program) 向英國提供經濟及軍事援助。「珍珠港事件」後，他領導美國加入盟軍。隨著盟軍劣勢逐漸扭轉，羅斯福著力重建戰後世界秩序。聯合國成立，「聯合國」一詞乃羅斯福率先使用，用以描述盟軍諸國。1945 年 4 月，羅斯福因腦溢血逝世，終年 63 歲，杜魯門 (H. S. Truman) 接任總統。

「四大自由演講」發表於 1941 年 1 月 6 日。時值日本剛偷襲珍珠港，美國亦向日本宣戰，整篇演講主要是關於美國國家安全，以及肆虐東半球的軸心國對其他民主國家構成的威脅。羅斯福又概述美國對參戰盟友所做出的貢獻。

羅斯福說：

「在未來我們力求安定的日子裡，我們期待一個建立在四大人類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

第一個是言論和表達的自由 - 在世界各地。

第二個是每個人以自己的方式敬拜上帝的自由 - 在世界各地。

第三個是免於匱乏的自由 - 翻譯成世界經濟的表達，這意味著保障每一個國家的居民健康和平的生活的經濟理念 - 在世界各地。

第四個是免於恐懼的自由 - 其中，從全球的角度說，意味著世界範圍的裁軍是如此徹底，以至於沒有一個國家有能力做出任何對鄰居的物理攻擊行為 - 在世界任何地方。

這不是對遙遠的千禧年的幻想。

它是我們這個時代、這個世代的人可以達到的世界的堅實基礎。

那樣的世界和暴政下獨裁者企圖用炸彈的威力創造的所謂新秩序是截然對立的。」

自由不是一盤散沙，也不是放任地想做什麼就做什麼。自由有界限，以不傷害他人的自由為準則，它是一系列受憲法保障的基本政治權利，故云「基本自由」(basic liberties)。

言論表達自由為何是「四大自由」之一？密爾 (John Stuart Mill) 指出，如果沒有言論表達自由，真理就永遠被埋沒，無法驅逐謊言，因而令人不可從錯誤中認清真實，窒礙科學、法律及政治上的進步。

宗教信仰自由成為另一「四大自由」，是血的教訓。十六、十七世紀的歐洲，十字軍東征，基督教、伊斯蘭教戰爭不斷，造成大量人民傷亡。戰爭的可怖使不同教派意識到，宗教寬容和政教分離才是和平共處的最佳辦法。宗教寬容被寫於憲法上，受憲法保障，即是宗教信仰自由。

要本乎良心講真話，堅持敬拜自己心中的上帝 (即運用言論及宗教自由)，需要有經濟條件支撐。一個朝不保夕、窮得只剩下生存的人，言論表達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永遠不過是一紙空文。李敖說：「讀書人只有經濟獨立了，人格才能獨立」，所言非虛。「免於匱乏的自由」意味著講究分配正義 (distributive justice)、經濟保障，觀乎新政核心以「救濟」為首出，由政府出面，透過政策幫助窮人和失業者，「免於匱乏的自由」是羅斯福奉行社會民主主義的標誌。

二戰打得如火如荼，德、意、日三國肆無忌憚，「免於恐懼的自由」旨在為美國加入盟軍對抗軸心國正名，說明與殘民以逞的侵略國對著幹，與殘民以逞的政府對著幹，是應有之義。

「四大自由」被《世界人權宣言》吸收，《宣言》序言有：「鑑於對人權的無視和侮蔑已發展為野蠻暴行，這些暴行玷污了人類的良心，而一個人人享有言論和信仰自由並免予恐懼和匱乏的世界的來臨，已被宣布為普通人民的最高願望……」可以為證。

所有動物生來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

英國左翼作家，新聞記者、社會評論家喬治・奧威爾 (George Orwell) 說過：「所有動物生來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

奧威爾 1903 年生於英屬印度，家境並不寬裕。1905 年隨家人返回英國牛津，因無法就讀貴族學校，只能進入二流的私立寄宿學校。1917 年，奧威爾考獲獎學金，進入伊頓公學。可是，窮學生的背景使他備受歧視。奧威爾早年的成長經歷，令他對社會底層予以同情，致力追求平等和個性解放。

1921 年畢業後，奧威爾投考公務員，加入英國在緬甸的警察部隊，服役五年。作為英籍警官，他享有很多特權，能夠近距離觀察審判、笞刑、監禁和絞死囚犯。此一經歷讓奧威爾更細緻地觀察到人性中殘暴的一面。其對西方殖民政策、極權主義亦有進一步認識。1927 年，他離開警察部隊，返回英國，開展長達四年的流浪生涯。期間，他做過酒店洗碗工、教師、書店店員、碼頭工人，「貧困的生活和失敗的感覺增強了我天生對權威的憎恨，使我第一次意識到工人階級的存在」，這時的奧威爾深深接受社會主義思想。

1928 年開始，奧威爾執筆寫作，1933 年發表第一部作品，接著持續有小說出版。西班牙內戰爆發，奧威爾參加由西班牙共產黨領導的共和軍，過程中他和妻子經歷了由共產國際 (實際是史太林下命令) 策動的權力鬥爭和清洗，被視為「狂熱的托派分子」，受到嚴密監控。權力與支配無所不在、不容存在任何個人意志的史太林式極權主義，使奧威爾的「左傾」發生轉變，「西班牙內戰和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間發生的事件改變了態勢，此後我就知道我的立場如何。一九三六年以來，我所寫的每一行嚴肅作品都是直接或間接反對極權主義，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的社會主義。」

1945 年，奧威爾寫成《動物農莊》一書，正式從單純地關注底層社會生活，轉向捍衛真正的民主社會主義，在烏克蘭文版的序言中，他說：「在過去十年中，我一直確信，如果我們想使社會主義運動恢復生機，就必須得摧毀俄國神話。」

《動物農莊》好評如潮，奧威爾生命卻已走到盡頭。1946 - 48年，他在病中寫出傳世之作《一九八四》。書中描繪了一個極權主義達到頂峰的可怕社會，身處其中，思想自由是一種死罪，獨立自主的個人會被消滅殆盡。每個人的思想都受到嚴密監控，掌握權力的人們以追逐權力為終極目標並對權力頂禮膜拜。《一九八四》和《我們》、《美麗新世界》並列為世界三大反烏托邦小說。

奧威爾談及撰寫《一九八四》的初衷：「我並不相信我在書中所描述的社會必定會到來，但是，我相信某些與其相似的事情可能會發生。還相信，極權主義思想已經在每一個地方的知識分子心中紮下了根，我試圖從這些極權主義思想出發，通過邏輯推理，引出其發展下去的必然結果。」《一九八四》耗盡了奧威爾全部精力，1950 年，奧威爾因肺結核病逝。

新儒學大師牟宗三曾說：「30 歲以前不相信社會主義是沒出息，40 歲後你還相信社會主義，你就是沒見識。」英國分析哲學家羅素亦說過：「一個人 30 歲以前不相信社會主義是沒有良心，30 歲以後還相信就是沒有頭腦。」

年少輕狂，總愛抱打不平，加上有浪漫主義的革命情懷，理想主義的思想趨向，社會主義一套平等觀非常吸引人。社會主義的平等觀，不像資本主義的平等觀，不講機會平等、規則平等，而集中講結果平等、分配平等。

結果本來人人不一，要達至結果平等、分配平等，需要經過再分配過程，誰去負責執行再分配？強而有力的政府。問題出現了，這個政府既然強而有力，何不直接將人民的勞動成果盡數據為己有，為什麼還要按人民意願做再分配？

「所有動物生來平等」並沒有錯，錯是錯在汲汲於追求結果平等、分配平等，容易造就一高度集權、肆意剝削老百姓的專制政府，「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更平等」是諷刺語，「有些動物」指專權政府中諸位官員，「其他動物」指無權無勢、辛勤勞動的老百姓。

長大後，明白到追求結果平等、分配平等會帶來恐怖後果，而依然把頭栽進去，當然是「沒見識」、「沒有頭腦」啦！

1944 年，奧地利經濟學家海耶克 (F. A. Hayek) 出版《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書中批判所有奉行集體主義的社會，從希特拉的國家社會主義到史太林的共產主義，都無可避免地會邁向專制極權，威脅到個人的政治自由。社會錯誤地試圖通過中央計劃來確保持續繁榮，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極權主義，令人民走上受「約束和奴役」的道路。

海耶克的看法，和奧威爾所見，是一脈相承。

我們將永遠不會投降

「我們將永遠不會投降」(We shall never surrender) 是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 的名言之一。邱吉爾二戰時期出任英國首相，曾領導英國聯合盟軍對抗軸心國，取得最後勝利。他撰寫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

邱吉爾 1874 年出生於牛津郡，1888 年入讀哈羅公學。頑皮、叛逆的個性，令他經常被老師責罰。學業方面，邱吉爾特別擅長英文和歷史。另外，他也是校內劍擊冠軍。

1892 年 12 月，邱吉爾離開哈羅公學，入讀桑德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1894 年畢業時，在 130 名畢業生中排名 20，可謂「名列前茅」。他不久以陸軍中尉的身份加入女皇第四輕騎兵團。

1896 年，邱吉爾隨部隊調往印度，除熱衷打馬球，他也花了不少時間閱讀歷史、哲學書籍。1899 年，他離開軍隊，打算投身國會，可惜失敗。他正式步入政壇，是 1900 年的事，代表保守黨參選奧耳丹選區，結果獲勝。26 歲的邱吉爾是最年輕的下議院議員之一。

邱吉爾雖出身保守黨 (前身為托利黨)，卻嚴厲抨擊保守黨政府多項政策，反對擴軍，主張取消貿易壁壘政策，崇尚自由貿易。1905 年 1 月，邱吉爾被取消黨籍，他輾轉加入自由黨 (前身為輝格黨)，成為反對黨成員。

1911 年 10 月，邱吉爾獲任命為第一海軍大臣。任內大力發展坦克和航空技術，堅決守護英國在美索不達米亞的石油利益，同時與德國展開海上軍備競賽、大量製造無畏艦 (dreadnought)，以保持英國在海軍方面的領先優勢。一戰爆發，邱吉爾批准了海軍攻取達達尼爾海峽的計劃，竟付出了沉重軍事代價。他未幾被免去第一海軍大臣職務，但仍保留下議院議員身份。

1917 年 7 月，勞萊・喬治 (Lloyd George) 任命邱吉爾為軍需部長，邱吉爾重返政府。他建議英國迅速擴大坦克的生產規模，並推動飛機在戰爭中的應用，影響深遠。1919 年 11 月，英國大選，選後邱吉爾在內閣任陸軍大臣兼空軍大臣，開始調整英軍結構，兼積極干預俄國內戰。他以堅定的反共立場聞名，覺得英國應該讓布爾什維克主義「胎死腹中」。

隨著選民變得左傾，自由黨在 1922 年的大選中慘敗，工黨崛起。邱吉爾失去議席，逐漸疏遠自由黨，1924 年重返保守黨。步入三十年代，納粹德國野心勃勃，英國國內卻瀰漫著一片和平主義的氣氛，鼓吹裁軍呼聲不絕。邱吉爾力排眾議，反對綏靖政策 (appeasement policy)，「我們已經遭到一次完全、徹底的失敗」，歷史證明邱吉爾有先見之明。

二戰爆發後，邱吉爾獲重新任命為第一海軍大臣，繼而取代張伯倫 (Neville Chamberlain) 出任戰時首相。鄧寇克 (Dunkirk) 大撤退、不列顛空戰，都是在邱吉爾領導下進行。他又和美國總統羅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 保持良好關係，取得美國大量支援物資。

日本偷襲珍珠港，迫使中立的美國參戰，加入盟軍，形勢逆轉。邱吉爾著力於戰後秩序重建，先後出席開羅會議、雅爾達會議、波茨坦會議等，與羅斯福、史太林等會面，商討國際局勢。

二戰卒之結束，離開相位的邱吉爾，在接下來的大選中慘敗，敵不過工黨提出的建設福利國家的口號。

下台後的邱吉爾開始撰寫《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1946 年訪問美國，期間發表了著名的鐵幕演說 (iron curtain speech)：「從波羅的海邊的什切青到亞得里亞海邊的的里雅斯特，一副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經拉下。」鐵幕演說標誌著冷戰的開始。

邱吉爾後來復任首相，處理過茅茅之亂和馬來亞危機，1955 年以 80 歲高齡退休，1965 年 1 月 24 日因中風離世。

「我們將永遠不會投降」出自邱吉爾 1940 年 6 月一篇國會演說，當時英軍剛從鄧寇克狼狽撤退，邱吉爾透過廣播向全體英國國民發表了這篇振奮人心的演說，其中一段文字如下：

「我們將不惜一切代價保衛本土，我們將在海灘作戰，我們將在敵人的登陸點作戰，我們將在田野和街頭作戰，我們將在山區作戰。我們將永遠不會投降！(We shall defend our island, whatever the cost may be, we shall fight on the beaches, we shall fight on the landing grounds, we shall fight in the fields and in the streets, we shall fight in the hills; we shall never surrender.)」

為何「我們將永遠不會投降」，背後是什麼動力驅使？邱吉爾說：

「世界文明的存亡繫此一戰。英國人民的生死繫此一戰，我國制度以及大英帝國的國祚能否延續亦繫此一戰......如果我們能抵禦他 (希特拉)，整個歐洲便可得到自由，全世界便可走上陽光燦爛的廣闊大道。但是如果我們失敗了，全世界包括美國在內、包括我們所熟悉所熱愛的—切，將陷入一個新黑暗時代的深淵。發達的科學使這個黑暗時代更險惡，更漫長。」

這是一場文明與野蠻的戰爭，自由與獨裁的戰爭。對文明的熱愛、對自由的嚮往，成就「我們將永遠不會投降」的堅毅和勇氣。

當下香港人奮起對抗著了魔的中共及其傀儡，何嘗不是另一場文明與野蠻的戰爭，自由與獨裁的戰爭？背後的動力何嘗不是對文明的熱愛、對自由的嚮往？

談到香港，蔣介石當年想收回香港，邱吉爾曾斬釘截鐵說過一句話：「中國要收回香港，除非跨過我的屍體！(Hong Kong would be removed from the British Empire over my dead body)」香港之所以享有自由、人權、法治，全靠這位大英帝國的最後英雄挺身捍衛。各位香港人不妨捫心自問，香港淪亡，我們對得住邱吉爾嗎？

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法國小說家、哲學家、戲劇家、評論家卡繆 (Albert Camus) 有一句名言：「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卡繆 1913 年生於阿爾及利亞的蒙多維 (Mondovi)。父親在一戰陣亡後，他隨母親移居阿爾及爾貧民區外祖母家，過著極為艱難的生活。1924 年靠獎學金進入中學就讀，1933 年在阿爾及爾大學攻讀哲學和古典文學。

1935 年開始，卡繆從事戲劇活動，創辦過劇團，寫過劇本，當過演員。戲劇在他一生的創作中佔有重要地位。同年，他加入法國共產黨阿爾及爾支部。1936 年，卡繆大學畢業，發表題為＜新柏拉圖主義和基督教思想＞的論文，但因肺病未能參加大學任教資格考試。1937 年 11 月，由於與穆斯林作家、伊斯蘭宗教領袖來往，對法國共產黨在阿爾及利亞的政策有異見，被開除出黨。

卡繆出版了隨筆集《反與正》，首次表現出自己思想的鋒芒。書中內容涉及人在被異化的世界裡的孤獨感、人面對自身的罪惡和死亡威脅時該如何做出選擇等，充滿存在主義氣息。

二戰爆發，卡繆參加了反對納粹德國的地下抵抗運動。他任《共和晚報》主編，又任《巴黎晚報》編輯部秘書，兼主編地下刊物《戰鬥報》。

1942 年，他出版小說《異鄉人》，透過主角莫梭冷漠地參加母親的葬禮，幾天後殺死一名阿爾及爾的阿拉伯男子，旋即遭審判，被判處死刑的故事，帶出人是存在於孤立疏離之間，以及人生是荒謬的。他未幾又撰寫哲學隨筆《薛西弗斯的神話》，以薛西弗斯被懲罰永遠重複將一塊巨石推上山，暗示人類生活的荒謬之處。對自殺進行哲學思考，竊以為是全書主題。

1943 年，卡繆結識了沙特，兩人成為非常親密的朋友。可惜沙特慢慢傾向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而卡繆則對蘇聯社會有比較清醒的認識。二人卒之分道揚鑣。

1947 年，卡繆發表長篇小說《鼠疫》(台灣譯作《瘟疫》)，這部書令他榮獲諾貝爾文學獎，進一步確立了其在西方當代文學中的重要地位。1951 年發表哲學論文《反抗者》，內容主要延續著《薛西弗斯的神話》，探討如何用「反抗」的態度面對荒謬的人生。

1956 年，卡繆發表中篇小說《墮落》。1960 年 1 月，卡繆從普羅旺斯往巴黎途中遇上車禍，當場死亡，年僅 47 歲。

要了解「我反抗，故我們存在」的確切意涵，其實要連著荒謬、自殺等概念一起說。

跟許多存在主義者一樣，卡繆是個無神論者。在「上帝已死」(即沒有客觀的價值來源) 下，人被迫自己作出種種選擇，繼而為自己所選擇承擔一切後果，這是沙特的進路。卡繆從另一角度切入，人「被投擲」(「被投擲」一詞乃海德格語) 到沒有上帝的世界，過著重複刻板的生活，此一 everydayness (日常性 / 平庸的日常生活)，令人找不到人生的意義和價值。偏偏人是汲汲於尋找人生意義和價值的存有，渴望找到而終無所得，於是生出一種作嘔的感受，這種作嘔的感受即是荒謬感。

卡繆經典的「薛西弗斯的神話」，薛西弗斯被罰將巨石推上山頂，之後巨石滾回山下，他又再將巨石推上山頂，如此永無止境地重複下去，這其實是要點出人生的 everydayness。試想想，我們每天不是起床、擦牙洗面、上班上學、回家吃飯、睡覺嗎？當人不甘於過一種機械式的生活而起荒謬感，一個問題就會浮現，急需被回答，此問題便是：我該不該自殺？「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自殺」是從這個層面說的。

按照常識，我想過一個有意義有價值的人生，人生卻處處告訴我它是無意義無價值，「當對幸福的憧憬過於急切，那痛苦就在人的心靈深處升起」，自殺的確是唯一適切的選擇。然而，卡繆並非如此看，他教人「帶着病痛活下去」，「除了沒用的肉體自殺和精神逃避，第三種自殺的態度是堅持奮鬥，對抗人生的荒謬」，「堅持奮鬥，對抗人生的荒謬」就是反抗的態度，就是「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卡繆說：「反抗者在拒絕荒謬的同時，無時無刻不在追求著意義，不是因為自由所以要反抗，而是透過反抗，才能擺脫奴役而帶來真正的自由；不是由於希望才要反抗，而是透過反抗，才能在絕望中帶來希望。」感覺有點像魯迅「希望本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人生有無意義價值，有希望抑或無希望，不必看他處，只須看我自己。我用反抗的態度過我的人生，我的人生即有意義、價值、希望。否則，日日如是，隨波逐流，獨一無二的存在被 everydayness 吞噬淹沒，意義、價值、希望自然無從說起。「如果你繼續去尋找幸福是由什麼組成的，那你永遠不會找到幸福。如果你一直在找人生的意義，你永遠不會生活。」

經歷了思想的轉換，不再騎驢覓驢，人便可以獲得「真正的救贖」，「真正的救贖並不是廝殺後的勝利，而是能在苦難之中找到生的力量和心的安寧。」人亦懂得去愛人，而不是渴望被愛，「不被愛只是不走運，而不會愛是種不幸」。人親自為各種事物賦予價值，從而堅強地活下去，此跟尼采「重估一切價值，繼而重建新價值，以獲得生存下去的理由」是相通的，屬積極的虛無主義 (將失去終極價值的危機視為創立新價值的契機)。

正因為我意識到人生的荒謬而用反抗的態度看待之，不選擇自殺，我才能保住自己獨一無二的存在，才能開顯價值、意義、希望之源，懂得去愛、去關懷以得享幸福，故此，「在荒謬經驗中，痛苦是個體的；一旦產生反抗，痛苦就是集體的，是大家共同承擔的遭遇。反抗，讓人擺脫孤獨，奠定人類首要價值的共通點。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卡繆又說：「人們有權享有的幸福，靠反抗才能獲得；轉身反抗不公不義，你才由奴隸變成自己！」對於後兩句，不做奴隸，做一個獨立自主的個體，香港人現在應該有很深的體會吧！

人是被命定為自由

「人是被命定為自由」(Man is condemned to be free) 是法國哲學家、作家、小說家、政治活動家沙特 (Jean-Paul Sartre) 的名言。

沙特 1905 年生於巴黎一個富裕家庭。在巴黎高等師範學校攻讀哲學期間，遍讀笛卡兒、康德、柏拉圖等人的作品，並結識「終生伴侶」西蒙・波娃 (Simone de Beauvoir)。1933 年，他前往柏林進修胡塞爾現象學，取得豐碩的研究成果。1938 年出版小說《嘔吐》(Nausea)，透過故事情節和人物言行表現其存在主義思想，反應不俗。

德軍入侵波蘭，沙特投身軍伍，仍不忘閱讀和寫作。他不久被德軍俘虜。於戰俘營內，沙特讀到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 的《存有與時間》(Being and Time)。他後來重返巴黎，1943 年寫下鉅著《存在與虛無》(Being and Nothingness)。沙特在書中系統地表述自己多年來對人與世界關係的思考。時值二戰結束，價值信仰失落，書甫出版，竟吸引了大批讀者，使存在主義成為五十年代最具影響力的思潮，這本書也掀起了法國存在主義運動。

沙特還完成長篇小說《自由之路》(The Roads to Freedom) 數卷，兼撰有劇作《蒼蠅》(The Flies)。1945 年 10 月，他發表＜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Existentialism is a Humanism) 演講，提出「存在先於本質」：「我代表的無神論的存在主義宣稱如果世上沒有上帝，至少還有一個存在，一個先於本質的存在，一個在可透過任何觀念定義前便既存的存在，這個存在便是人，又或者像海德格所說的人的實在性。」「上帝已死」的觀點，脫胎自杜斯妥也夫斯基 (Fyodor Dostoevsky)「如果上帝不存在，則任何事情都被允許」，竊以為這是存在主義的起點。

政治取態上，沙特五十年代初開始左傾。梅洛龐蒂 (Maurice Merleau-Ponty)、卡繆 (Albert Camus) 因此和他決裂。1954 年 5 月，沙特訪問蘇聯。1955 年 9 月，訪問中國。之後又訪問古巴、巴西。儘管被視為叛徒和法國之敵，沙特依然故我，更親自上街參加遊行和靜坐示威。進入六十年代，沙特堅決反對美國介入越南戰爭、指斥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乃戰犯所為、支持法國大學生反對越南戰爭和校規。

1973 年，沙特失明。1980 年 4 月，一代大哲去世，享年七十四歲。

沙特立足在「上帝已死」的前提，指出人的本質是由人自己的每個選擇所塑造。而人能做出每個選擇，首先其必須真實地存在，他說：

「人首先存在，碰到各種遭遇，世界起伏不定，然後限定自己。因為，人在開始時一無所有，只是後來才成為甚麼。」(＜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

「因此無所謂人性，因為沒有上帝去創造這個概念，人赤裸裸地存在。他不是想像中的自己，而是意欲成甚麼才是甚麼；他存在之後，才能想像他自己是什麼，這是在他躍進存在之後意欲的，人除自我塑造之外甚麼也不是。」(同上)

他人可以提供參考意見，卻不能代替你去選擇。繼續學業或就業，靠自己；跳下去自殺或堅持活著，亦靠自己。所有選擇永遠只可由你一個人自己決定，這個意義下，「人是被命定為自由」。

選擇同時包含後果的承擔，既然所有選擇永遠只可由你一個人自己決定，換句話說，所有由選擇衍生的後果都必須由你一個人自己承擔，人不能推卸責任。

順帶一提，西蒙・波娃也是一位哲學家，其代表作《第二性》(The Second Sex)，堪稱為現代女權主義奠基。她雖為沙特的「終生伴侶」，二人卻允許另一半跟別的男人 / 女人建立情感乃至性關係，這種開明，這種前衛，相信現在的人仍是覺得難以接受吧！

回到事物本身

「回到事物本身」是胡塞爾 (Edmund Husserl) 學問的重心所在。

胡塞爾 1859 年生於奧地利一個猶太人家庭。接受過早期教育後，他進入萊比錫大學學習物理學、天文學和數學。1881 年進入維也納大學，兩年後取得數學博士學位。1884 - 86年，胡塞爾成為布倫塔諾 (Franz Brentano) 的學生，精研休謨、密爾對倫理學、心理學及邏輯學問題的看法。不久，布倫塔諾建議他做斯通普夫 (Carl Stumpf) 的助手。胡塞爾 1891 年寫成首部著作《算術哲學》(Philosophy of Arithmetic)。

1900 年，胡塞爾發表《邏輯研究》(Logical Investigations)，正式為現象學 (Phenomenology) 開宗立派。同年，他應邀到哥廷根大學任教。在往後十六年，胡塞爾寫了一系列著作，如《純粹現象學通論》等。《存有與時間》(Being and Time) 的作者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 更是其得意門生。1928 年，胡塞爾於弗萊堡大學退休。納粹黨崛起，因為身上的猶太人血統，胡塞爾 1933 年起被禁止參與學術活動。1938 年，歷經幾個月病痛折磨，胡塞爾與世長辭，終年 79 歲。

西方近代哲學有所謂「知識論的轉向」(the epistemological turn)，不復追問「上帝是否存在？」、「什麼是理型？」，轉為問「真確無誤的知識如何可能？」、「知識賴以構成的基礎是什麼？」儘管大哲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已作出詳盡解答，其後學頗覺「物自身」觀念有問題，汲汲於解消，卒之成就德國觀念論，將一切知識看成是認知自我 (絕對精神的體現) 的彰顯。部份哲學家不滿德國觀念論，指知識源自客觀外在的真實的世界。兩派爭持不下，「如何更好地理解主觀的認知自我與客觀外在的真實的世界的關係？」變得迫切，現象學恰好是要解決此一問題。

「回到事物本身」即「回到現象本身」，現象是什麼一回事？它的本質是怎樣？弄得清現象，大部份知識從現象來，「知識如何可能？」就可以被回答。胡塞爾主張，要好好把握現象本身，首先要將現象裡的種種東西的存有地位「懸擱」(epoche)，「懸擱」也者，存而不論。他又說：「直觀不能論證或演繹」，反對用邏輯推演的方式把握現象，而用「本質直觀」。

在《邏輯研究》中，胡塞爾指，所有現象都是意向行為，而構成意向行為的重要元素是意向性 (intentionality)。意識通過不同方式 (如關注、理解、記憶、關聯、幻想等) 把某些東西變成意向對象，此一亦主 (內在) 亦客 (外在)、無主 (內在) 無客 (外在) 的互動構成現象。胡塞爾後來索性用「諾耶思 (Noesis，心智) - 諾耶瑪 (Noema，被思想、判斷、知覺的對象)」結構表出。

胡塞爾晚期特別著重意識作為一能夠活動、認識真理、賦予價值意義、構成對象的超驗主體 (transcendental ego)，開創「超驗現象學」(《笛卡爾式的沉思》Cartesian Meditations 是「超驗現象學」的一個引論)。做法惹來不少擁護《邏輯研究》主張的學者 (如慕尼黑現象學小組) 不滿。

胡塞爾在最後一部著作《歐洲科學危機與超驗現象學》(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中發出警告，歐洲文明將因相對主義與非理性主義的猖獗而陷入「危機」。他提出「生活世界」(Lifeworld) 一概念，指我們生活於其中的這個「世界」，其可被稱為一切現象的「背景」或「視域」。在「生活世界」中，每一對象作為其自身、作為獨特的東西顯現出來，它們連帶其意義只能為我們所把握。「生活世界」既是個人的，又是主體間的 (intersubjective)，它不是封閉在每個個體中的。

凡是能夠說的，都能夠說清楚；凡是不能談的，就應該保持沉默

維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 說過一句話：「凡是能夠說的，都能夠說清楚；凡是不能談的，就應該保持沉默。」

維根斯坦 1889 年生於奧地利的維也納，中學時曾和希特拉是同學，1908 年入英國曼徹斯特維多利亞大學攻讀航空工程空氣動力學學位，期間閱讀了羅素與懷海德合撰的《數學原理》，以及弗雷格的《算術基礎》(The Foundations of Arithmetic)。1911 年拜訪弗雷格後，維根斯坦前往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問學於羅素門下，成為羅素的門生兼好友。

一次大戰爆發，維根斯坦作為志願兵入伍，在戰場上完成《邏輯哲學論》(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他認為這本書已解決了所有哲學問題。《邏輯哲學論》後來被石里克 (Moritz Schlick)、卡納普 (Rudolf Carnap)、哥德爾 (Kurt Gödel) 等人奉為圭臬，組成「維也納學派」(Vienna Circle)，他們 (1) 拒絕形上學，認為經驗是知識唯一可靠來源 (2) 相信只有運用邏輯分析方法，才可最終解決傳統哲學問題，可視為分析哲學的雛型。

1929 年，維根斯坦以《邏輯哲學論》通過由羅素和摩爾主持評審的博士答辯，留在三一學院教授哲學。1939 年更接替摩爾成為哲學教授。1947 年，維根斯坦從劍橋辭職，專心思考、寫作。

維根斯坦後期致力撰寫《哲學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有別於早期的邏輯實證論 (logical positivism) 立場，《哲學研究》從邏輯分析過渡到對日常語言用法、來源及本質作根本的探究，下開語言哲學 (Philosophy of language)。

1951 年，身患前列腺癌的維根斯坦與世長辭，羅素稱他為「天才人物的最完美範例」。

維根斯坦對哲學有很不一樣的看法，他說：

「什麼是哲學？- 就是給蒼蠅指出逃出捕蠅瓶的道路。」

「哲學的對象是對思想的邏輯闡明。哲學不是一種理論而是一種活動。」

「哲學的目的是使思想在邏輯上清晰。」

「哲學不是一套學說，而是一種活動。哲學的主要工作是解釋。」

簡單講，哲學不是建構一幢理論大廈、一座理論迷宮，如黑格爾所為；哲學是一個思考歷程，一種思想上的活動，旨在使思想的邏輯更清晰。有人發明了「philosophizing」一詞，維根斯坦對哲學的定義就是「philosophizing」。

「凡是能夠說的」，都可被轉化成簡單的命題。命題由概念構成，概念能被釐清。命題與命題之間的扣連是邏輯，邏輯有法則可依。懂得概念釐清的技巧，並恪守邏輯法則，「凡是能夠說的」便「都能夠說清楚」。換言之，維根斯坦前半部份是想強調概念釐清、邏輯法則的重要。

「凡是不能談的」，指形上事實、價值規範一類，「就應該保持沉默」，哲學思考不應以形上事實、價值規範為對象，這變相解消了形上學和倫理學。艾耶 (A. J. Ayer)《語言，真理與邏輯》(Language, Truth, and Logic) 提出：「一個句子，若且唯若它所表達的命題或者是分析的，或者是經驗上可以證實的，這個句子才是字面上有意義的。」視傳統形上學和倫理學中的規範命題無實在意義，想法啟發自維根斯坦。

愛國就是為一些很無聊的理由去殺人或被殺

英國哲學家羅素 (Bertrand Russell) 說：「愛國就是為一些很無聊的理由去殺人或被殺。」

羅素 1872 年生於威爾斯一個貴族家庭，父親是無神論者。雙親去世後，他由祖父母撫養長大。1890 年，羅素進入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學習哲學、邏輯學和數學，1908 年成為學院的研究員並獲選為英國皇家學會院士。

1910 年，羅素和老師懷海德 (Alfred North Whitehead) 合撰三卷本《數學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試圖建立邏輯主義數學體系，把整個數學歸納為邏輯學。1920 年，他訪問俄國和中國，在北京講學一年，適逢美國實證主義 (pragmatism) 大師杜威 (John Dewey) 亦在中國講學，二人對近代中國思想影響很深。羅素回到歐洲後撰《中國問題》(The Problem of China)，孫中山稱其為「唯一真正理解中國的西方人」。

詩人徐志摩遠赴英倫，欲拜羅素為師，羅素已離開劍橋大學。

羅素是和平主義者，一度反對英國參與一戰。二戰前夕，他支持過綏靖政策，卻因意識到希特拉的邪惡，轉為支持與納粹德國作戰。

他的倫理道德觀念開放，主張道德不應限制人類本能的快樂，提倡試婚、離婚從簡、節育等，更贊成未婚男女在雙方自願的情況下發生婚前性行為，輿論嘩然。在《我為什麼不是基督徒》(Why I Am Not a Christian) 中，羅素批判基督教，覺得宗教機構在歷史上阻止人類社會的進步。

教育方面，羅素主張自由教育，認為學生的言行舉止不應受到約束與限制，教育的基本目的是培養「活力、勇氣、敏感、智慧」四種品質，更多地發展個人主義。政治立場羅素傾向社會民主主義，支持政府為窮人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但是反對共產政權的極權統治。

1945 年，羅素發表暢銷書《西方哲學史》(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憑此書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步入晚年的羅素致力核武器裁軍，且反對越南戰爭，質疑官方對甘迺迪遇刺事件的記述。1970 年，年逾九旬的大哲逝世。

羅素在哲學上最大的貢獻是和摩爾 (G. E. Moore)、弗雷格 (Gottlob Frege)、維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懷海德共同創立了分析哲學 (analytic philosophy)。所謂「分析哲學」，是通過將語意含糊的字句轉化為簡潔、嚴謹的命題形式和邏輯符號，從而更好地回答或解消哲學問題。此派相信，邏輯上的原始命題指稱著世界的原始事實，世界的原始事實則是簡單成分的感覺經驗。分析哲學盛行下，不少傳統的形上學和倫理學問題被解消，因形上的東西和價值規範沒法被經驗。

「愛國」本身並不無聊。一個人自覺受國家護持養育，欲予以回饋，這個地方不只滿載回憶，而且是其日後安身立命之所，他因而走出來抵抗外來者入侵，呼籲別人愛惜此一國家，不惜犧牲自己性命殺死侵略者，整個行為是很有意義的。不過，前題是：他要自覺地去愛，不是被強迫。

「愛國」變成「為一些很無聊的理由去殺人或被殺」，通常是當權者洗腦的結果。為了令德國恢復強大，一定要殺死低劣的猶太人，此非德國人本來想法，是希特拉利用文宣機器肆意扭曲塑造的產物。同樣道理，今天中共國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堅決迫害所有爭取自主的人，此非中國人本來的想法，而是習近平利用「筆桿子」肆意扭曲塑造的產物。

當權者假借「愛國」招牌動員人民對外開戰、對內鬥爭，而無知的人民又相信的話，「愛國」就成為「為一些很無聊的理由去殺人或被殺」。要擺脫這困境，不受當權者迷惑，保持頭腦清醒，認清「自願去愛」是愛國的核心本質，非常重要。

前立法會議員黃毓民說：「愛國不是為掌權者唱讚歌，而是對自身的歷史和文化，有尊嚴的自覺」，真正「愛國」應該如此！

一個教師所應當做的，是盡力做到知識上的誠實

韋伯 (Max Weber) 說過一句話：「一個教師所應當做的，不是去充當學生的精神領袖，不是立場鮮明的信仰灌輸，而是盡力做到知識上的誠實，去確定事實、確定邏輯關係和數字關係或文化價值的內在結構，因為沒有對手和不允許辯論的講台，不是先知和煽動家應呆的地方。」

韋伯，德國社會學家，先後在佛萊堡大學、海德堡大學等知名學府任教，並曾前往凡爾賽會議代表德國談判。他和馬克思、涂爾幹並列為現代社會學三大奠基人。韋伯的主要研究領域是宗教社會學和政治社會學。其代表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清楚剖析新教倫理在資本主義、官僚制度、法律權威的發展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余英時撰《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探討宋明理學對明清商業發展所產生的推動作用，竊以為受韋伯啟發。韋伯又在《政治作為一種職業》中定義國家是一個「擁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壟斷地位的實體」，對法律哲學和政治哲學貢獻極大。

一個教師不應去當學生的精神領袖，做信仰灌輸，這裡隱含一自由主義立場。胡適大講「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那麼他主張什麼？「我這裡千言萬語，也只是要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不受人惑的方法就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科學方法，即實證主義。韋伯建議教師「盡力做到知識上的誠實，去確定事實、確定邏輯關係和數字關係或文化價值的內在結構」，此不正是科學方法嗎？韋伯跟胡適意見是一致的。

胡適教人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同時有另一派人 (梁啟超為首) 以推動社會革新的角度治史，叫做「宣傳派」。錢穆《國史大綱》引論談「宣傳派」弊病：

「『革新派』之於史也，急於求知識，而怠於問材料。其甚者，對於二、三千年來積存之歷史材料，亦以革新現實之態度對付之，幾若謂此汗牛充棟者，曾無一顧盼之價值矣。因此其於史，既不能如『記誦派』所知之廣，亦不能如『考訂派』所獲之精。彼於史實，往往一無所知。彼之所謂系統，不啻為空中之樓閣。彼治史之意義，轉成無意義。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測之全史。彼對於國家民族以往文化之評價，特激發於其一時之熱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據。其合歷史與現實也，特借歷史口號為其宣傳改革現實之工具。彼非能真切沉浸於已往之歷史知識中，而透露出改革現實之方岸。彼等乃急於事功而偽造知識者，知識既不真，事功亦有限。今我國人乃惟乞靈於此派史學之口吻，以獲得對於國史之認識，故今日國人對於國史，乃最為無識也。」

「宣傳派」即韋伯口中的「先知和煽動家」。梁啟超晚年在清華大學當導師，學術成就不大，彷彿印證了「沒有對手和不允許辯論的講台，不是先知和煽動家應呆的地方」。

韋伯另有「靈魂不經過寂寞和清苦之火的鍛打，完全煉不出任何有價值的東西來」，教人想起當代新儒家始祖熊十力「凡有志於根本學術者，當有孤往精神」。

醒掌天下權，醉卧美人膝

「醒掌天下權，醉卧美人膝」出自日本近代政治家伊藤博文之口。

伊藤博文少年時受教於吉田松陰 (長州藩武士，明治維新的精神領袖及理論奠基者，主張西化) 門下，深受吉田器重。

1858 年，伊藤博文前往長崎學習軍事。1863 年受長州藩派遣，聯同山尾庸三、井上勝、井上馨、遠藤謹助 (長州五傑)，秘密經中國前往英國，進入倫敦大學學院學習。耳聞目睹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物質文明後，伊藤博文思想出現轉變，從「攘夷」轉為支持「開國」，向西方學習。他卒之成就倒幕大業，推翻江戶幕府，擁戴明治天皇領導日本。

自源賴朝建立鎌倉幕府起，政治實權已落入征夷大將軍手上，天皇僅為橡皮圖章。歷室町幕府至江戶幕府，天皇喪失權力接近七百年 (1185 - 1867 年)。「王政復古」令權力再次集中到明治天皇手中，此有利於後來明治維新的推行。

伊藤博文在明治維新期間專責處理外交事務。1894 年，他策劃了日本對朝鮮王朝的戰爭和對清政府的甲午戰爭，並與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

伊藤博文又建議實行內閣制，出任首屆內閣總理大臣兼宮內大臣，著手起草憲法，有「明治憲法之父」的稱譽。

1898 年戊戌變法時，伊藤博文曾到北京訪問，面見光緒和康有為，提出改革方針。戊戌政變發生，他援救被捕的黃遵憲，並協助康有為、梁啓超逃往日本。八國聯軍之役，伊藤博文領導日本向清廷宣戰。他不久迫逼大韓帝國變為日本的保護國。1909 年 10 月 26 日，伊藤博文在哈爾濱火車站被朝鮮愛國主義者安重根槍殺身亡。

追逐權力和美女從來是男人的本能。東漢光武帝未發跡時一度揚言：「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執金吾」即掌管京師的長官，位高權重，「陰麗華」則為絕色美人。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這是權力的爭奪。建銅雀台打算鎖住東吳大喬、小喬，孟德也好美色。

握有最高權力容易令美女投懷送抱。埃及妖后看見凱撒大帝英姿，馬上心甘情願成為其情婦，為其生子，便是一好例子。即使美女不被懾服，天天看著她睜眉怒目亦甚有趣。宋太祖滅後蜀，把孟昶的愛妃花蕊夫人據為己有，天天秀色可餐，都夠賞心悅目。

相反，失去最高權力，身旁縱有美女，亦難保她周全安穩，幸福快樂。最著名是南唐亡國之君李煜，被押北上後，妻子小周后每次入宮，出來總是以淚洗面，李煜心如刀割，寫下傳世經典＜虞美人＞，「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多麼的無奈。徽、欽二帝蒙塵，后妃王族被金兵強姦凌辱者不知凡幾，此亦印證喪失權力將令身旁美女遭遇厄運。

伊藤博文以「醒掌天下權，醉卧美人膝」為座右銘，注定他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人物。不過，其始終停留於本能滿足，相比抑制甚或超越本能以追求更高層次的真善美，伊藤博文有所不及，他不如蘇格拉底、釋迦、耶穌、孔子也。

我走得很慢，但是我從來不會後退

第十六任美國總統林肯 (Abraham Lincoln) 說過：「我走得很慢，但是我從來不會後退 (I am a slow walker, but I never walk backwards)。」

林肯出生於美國西部一個貧困的開墾家庭，透過自學成為律師，輾轉從政，曾表態支持加快現代化，並反對擴張蓄奴制。1860 年總統大選，林肯獲勝，激發南部七個蓄奴州宣告獨立 (美國北部經歷工業革命和工業化浪潮，工商業發展蓬勃，奴隸不顯得那麼重要，林肯的溫和廢奴主張得到支持。南部則主要依賴農業和棉花生產，不能不用奴隸，反廢奴呼聲較強，也對林肯反感)，脫離美利堅合眾國，另建美利堅聯盟國。林肯派兵南下攻打，南軍不敵投降，隨著《解放奴隸宣言》發表，奴隸制被徹底廢除，他因而有「自由總統」的美譽，受到世人敬仰。

《蓋茲堡演說》(Gettysburg Address) 是林肯最著名的演說，不足三百字，兩、三分鐘的時間，就為南北戰爭定性，這是為聯邦存續而奮鬥，將真平等帶給全體公民，合乎《獨立宣言》中「人皆生而平等」之原則。「國之自由重生，天之佑哉！而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必永續於世」。孫中山先生後來為《民權初步》作序時說：｢何為民國？美國總統林肯氏有言曰：『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此之謂民國也。」《三民主義》之「民生主義」第二講：｢我們三民主義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中山思想竊以為啟發自林肯。

1865 年 4 月 14 日晚上，時值南北戰爭即將結束，林肯在華盛頓福特劇院被約翰・威爾克斯・布斯槍擊 (布斯希望藉此挽回在南北戰爭中的敗局)，翌日早晨離世。他是第一個被刺殺的美國總統。

走得慢看似不利，其實這是謹慎的表現，焉知前方無阻礙物令自己仆倒？

但凡一個機構、國家、民族要改革，亦是一種「走」，走得太急、太快，冒進了，脫離現實了，難免要招致災難。法國大革命、五十年代的大躍進，就是典型例子。

針對法國大革命一蹴而就的流弊，伯克 (Edmund Burke) 提倡保守主義 (conservatism)，改革要在已有的基礎上進行，循序漸進，「我們懷疑每個人的理性其實是相當有限的，因此個人最好是依靠於國家的既有傳統。許多哲學家們都不會試著挑戰傳統，而是會利用他們的聰敏，尋找尚未被他們發掘的智慧。如果他們真的找到了，他們也會選擇繼續保留傳統，同時將理性融入其中，而非完全拋離傳統單純依靠理性；因為傳統，夾帶著其本身的理性，也會允許理性有所活動，這種互動關係是永恆不變的。」此和林肯「走得很慢」的精神是相通的。

鄧小平講「摸著石頭過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也是「走得很慢」，是一種緩進，糾正了毛澤東「跑步進入社會主義」的問題。改革開放空前成功，證明鄧小平揀「走得很慢」是對的。

《香港城邦論》作者、本土派祖師陳雲說：「為什麼中年人的在世歲月一般不及年輕人長，但反而有耐性？......這不是耐性的問題，而是年老的政客不容許犯錯。故此步步為營，每一步都必須牢固地得到成果，然後推進，而且每一步都訓練好接班人，時刻準備自己老病而告退。年輕人的歲月悠長，可以衝鋒陷陣，可以犯錯......他們自己輸得起有餘。年老的人歲月無多，是輸不起的。」

林肯「我從來不會後退」，「後退」指因犯錯而得不到成果、折損、輸掉。正因為每步謹慎，「走得很慢」，用陳雲的話是「步步為營，每一步都必須牢固地得到成果，然後推進，而且每一步都訓練好接班人」，犯錯的機會自然降低，因而避免折損、輸掉。

林肯的政治智慧迄今仍值得從政者學習。他又說：「寧願沉默不語，被當成傻瓜看，也不想輕易的把話說盡，而喪失了質疑的可能性。」少了「不平則鳴」的激憤，卻多了沉實穩重。

共產主義創始人馬克思評價林肯：「他是一個不會被困難所嚇倒、不會為成功所迷惑的人，他不屈不撓地邁向自己的偉大目標，而從不輕舉妄動，他穩步向前，而從不倒退……總之，他是一位達到了偉大境界而仍然保持自己優良品質的極其罕有的人物。」十分允當。

受苦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利

尼采 (Nietzsche) 說：「受苦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利。一個受苦的人，如果悲觀了，就沒有了面對現實的勇氣，沒有了與苦難抗爭的力量，結果是他將受到更大的苦。」

尼采，德國語文學家、哲學家、文化評論家。1844 年生於普魯士的薩克森，兒時幾乎在充滿女性的環境中成長。1864 年，尼采進入波昂大學，開始對神學和古典語文學進行研究。未幾，他把心力放在研究哲學上。1865 年研讀了大量叔本華的著作，1866 年讀了朗格 (Friedrich Albert Lange)《唯物主義之歷史》。尼采為二人的哲學觀所迷。1869 年，他在瑞士巴塞爾大學任職古典哲學教授。

德意志帝國建立，尼采以旁觀者身分見證。他曾演講「荷馬與古典哲學」，並在 1872 年出版《悲劇的誕生》(書中放棄精確的語言學研究方式，而改用哲學的演繹方式進行論述，惹來語文學界批評)。1878 年，尼采放棄叔本華哲學。健康狀況轉差的他，不得不辭去巴塞爾大學的教授職位。他慢慢步入孤獨痛苦的歲月，時年 35 歲。

尼采雖然飽受疾病煎熬，但仍勤於著述。1882 年出版《快樂的科學》第一部份。同年，他認識影響他一生的女人莎樂美 (Lou Andreas-Salomé)。尼采深深愛上莎樂美，積極追求她，可惜莎樂美拒絕了他的求婚。失戀的痛苦令尼采數度萌起自殺念頭。他躲在意大利寫《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獨特的風格使他不為主流所接受，著作賣出量少得可憐。

尼采沒朋友，書籍又是自費出版，都算潦倒。1887 年，尼采發表《道德譜系學》。此時，他已受杜斯妥也夫斯基和齊克果作品影響。他本來想寫《權力意志》，但不久放棄。44 歲寫下自傳《瞧！這個人》。

1889 年，尼采精神崩潰。1900 年，尼采肺炎病逝。

尼采提出「上帝已死」主張，所謂「上帝已死」，是指價值、觀念、真理不過是人為的解釋，世界本身並沒有形而上的真理及終極的價值或意義。由「上帝已死」，尼采提出價值重估。人透過重建新價值，可獲得生存下去的理由，能達到此境界的人，就是偉大的「超人」。

「超人」不受拘束，力求突破，敢於冒險，亦敢於面對失敗 (獨裁者不願承認自己失敗，故不是「超人」)。尋常的道德其實是弱者無法戰勝強者，於是制定出以約束強者的。超人不會同情弱者，會看著弱者自生自滅，弱者制定的道德反而約束「超人社會」的發展。

脫胎自叔本華的意志，尼采提出權力意志 (陳鼓應譯為衝創意志)。權力意志是一種最基本的驅動力，物理上的變化，動植物的生長、繁殖、擴張，乃至人類的心理、文化現象，背後都是由權力意志推動。

在《悲劇的誕生》，尼采認為希臘悲劇同時蘊含太陽神和酒神的精神。太陽神阿波羅 (Apollo) 代表美的外觀，一種形式美，節制和對稱，分析和分辨，體現為形式主義和古典主義、視覺藝術。酒神狄奧尼修斯 (Dionysus) 代表破除禁忌、欲望放縱，一種狂熱、瘋狂的快感，體現為浪漫主義、音樂和表演藝術。太陽神和酒神精神竊以為也是西歐文化的精神。

上引尼采的名言，結合牟宗三的自我剖白，便容易理解得多。牟宗三說四十歲前後心境：

「吾自念我孑然一身，四無傍依，我脫落一切矜持；我獨來獨往，我決不為生存委曲自己之性情與好惡；我一無所有，一無所恃，我黯然而自足，但我亦意氣奮發，我正視一切睚毗，我衝破一切睚毗；我毫不委屈自己，我毫不饒恕醜惡；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惡聲至，必反之，甚至嘻笑怒罵，鄙視一切。我需要驕傲，驕傲是人格之防線。我無饒恕醜惡之涵養與造詣。我在那階段與處境，我若無照體獨立之傲骨，我直不能生存於天地間。在那處境裡，無盡的屈辱、投降，不能換得一日之生存。我孑然一身，我無屈辱之必要。我無任何事上的擔負，我亦無屈辱以求伸之必要。而吾之真性情、真好惡，反在那四無傍依中，純然呈現而無絲毫之繫絆；因此我不能忍受任何屈辱。是則是，非則非，如何能委曲絲毫。當時也許有意氣處，但大體是純潔的，向上的。由於我個人的遭遇，我正視我個人的存在的生命之艱難。由於國家的遭遇，我正視民族的存在的生命之艱難，我親切感到學風士習之墮落與鄙俗。我的生命的途徑必須暢達，民族生命的途徑必須暢達。」(＜客觀的悲情＞，收《五十自述》)

「孑然一身，四無傍依」、「一無所有，一無所恃」、受盡「睚毗」都是「苦」。面對這些「苦」，「我脫落一切矜持；我獨來獨往」，「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我需要驕傲，驕傲是人格之防線」。簡單一句，就是我頑強地奮鬥下去，頑強地奮鬥即不悲觀。

「我在那階段與處境，我若無照體獨立之傲骨，我直不能生存於天地間。在那處境裡，無盡的屈辱、投降，不能換得一日之生存」，此不正是「一個受苦的人，如果悲觀了，就沒有了面對現實的勇氣，沒有了與苦難抗爭的力量，結果是他將受到更大的苦」的意思嗎？中西大哲，經歷不同的人生際遇，竟地異心同，殊為難得。

尼采最後頂不住了，發瘋了，牟宗三卻從中國先哲的智慧理順自己生命之虛無，成為一大學問家。

人每天醒來便處於背叛上帝的可能性當中

存在主義開山祖師、丹麥哲學家齊克果 (Søren Kierkegaard) 說過：「人每天醒來便處於背叛上帝的可能性當中。」

齊克果生於哥本哈根。父親嚴厲的管教，加上體弱多病，令他養成憂鬱的性格。1830 年，齊克果開始學習心理學及哲學，翌年攻讀神學學位。1834 年，他的宗教信仰陷入低潮，生活糜爛，1838 年才恢復過來。1840 年，齊克果完成學位考試，同年向維珍妮・奧遜 (Regine Olsen) 求婚。1841 年，他取得哲學碩士學位，卻因擺脫不了憂鬱，不相信將來有美滿婚姻，決定和維珍妮解除婚約。孑然一身的齊克果自此積極從事寫作，以不同筆名出版多部文學、哲學作品。1855 年，齊克果逝世，終年 42 歲。

齊克果是一名虔誠的基督徒，其哲學的中心問題是：「如何去做一個真正的基督徒？」

他把人的存在分成三種不同層次：感性層次、理性層次和宗教層次。感性層次的人熱衷於吃喝玩樂 / 生活體驗，他們主觀而具創造力，對世界沒承擔、沒責任，覺得人世間充滿可能。理性層次的人較現實，對世界充滿承擔和責任，清楚明白人世間的道德、倫理規範。有別於感性層次的人，理性層次的人知道世界充滿不可能和無法解答的疑問，他們因而會悲傷，容易放棄。宗教層次的人憑藉信仰克服不可能和疑問，重獲「凡事俱有可能」的希望，此之謂「信仰的飛躍」。

本乎人的存在的三種層次，齊克果論絕望也有三種。最低層次的絕望是因無法得到某些世俗物事而絕望，高一層的絕望是決定接受軟弱，聽天由命而絕望。最高一層的絕望是選擇視絕望為最終真理而絕望。要擺脫絕望，「信仰的飛躍」時揀選正確的信仰很重要，正確的信仰就是基督教。

在《恐懼與戰慄》(Fear and Trembling) 中，齊克果認為舊約中「信仰之父」亞伯拉罕的行動的價值在於：他從理性層次躍升至宗教層次時，選擇信仰神的大能，相信凡事可能、奇蹟會出現。選擇正確的信仰即是實現自我，換句話說，扣問「如何去做一個真正的基督徒？」同時是扣問「如何去活出一個真實的自我？」

齊克果身處的時代，正值黑格爾系統哲學大行其道，他不喜歡黑格爾，對黑格爾著重思辯及系統性予以鞭撻，他的批判與馬克思、尼采對黑格爾的批判齊名。

他又反對用純粹思辯的進路來理解「存有」，「存有」必須透過人的存活狀態來理解。人的存活狀態為何？除了三種層次外，人是有限的，面臨著兩種焦慮。一是受到限制而不能實現自我的焦慮，一是想要實現自我卻害怕為之的焦慮。欲破除焦慮，活出真我的風采 (即成為「本真的存在」authentic existence)，不能單靠抽象真理，也不能單靠信仰，還要有個人的決志，所以他說：「你要找尋自己，必先立志，特立獨行，不跟世俗流走，有自己的選擇。」

由「存有」必須透過人的存活狀態來理解，齊克果以為人們並不能透過客觀性獲得真理，真理只能透過主觀性呈現，他因此反對將真理當成客觀知識，反對教條主義，不願將自己思想寫成哲學理論，而以文學作品的形式表達。

何以人每天醒來便處於背叛上帝的可能性當中？因人有自由意志 (free will)。有自由意志，就可以自由選擇。有自由選擇，就可以選擇沉淪、墮落。舊約聖經中亞當、夏娃選擇偷吃禁果，犯下原罪，前提就是他們擁有自由意志。

當然，有人或許會問，上帝既是全善、全能、全知，其不能不知自由意志可能造成人的墮落，為人間世帶來災難，為何仍要給予人類自由意志？

對此，中世紀教父聖奧古斯丁有回應：因自由意志是異常可貴的，其價值足夠抵銷自由意志所帶來的種種惡果。他說：「若人是善的，而且除非他先願意行善，就不能行善，他就應當有自由意志，缺此他就不能行善。我們不得因罪惡藉自由意志而發生，便假定說，上帝給了人自由意志，是為了叫他犯罪。人缺少自由意志，就不能過正直的生活，這就是神給人自由意志的充分理由。」(《論自由意志》)

簡單講，人具有自由意志，才可做一個真正的人 (選擇依上帝旨意而行成為有道德的人)。做一個真正的人 (選擇依上帝旨意而行成為有道德的人)，在上帝眼中，是非常重要的事。故此，自由意志是異常可貴的。

齊克果的話和中世紀神學是有相通之處的，新儒學大師牟宗三先生說：「所以人要永遠奮鬥，一天不能墮落的。」跟齊克果所講也有契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