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24日 星期二

三十五、玄宗的為人、喜好:以唐太宗作為對照

和唐太宗相同,玄宗頗能知人。這從他允許河南參軍鄭銑、硃陽丞郭仙舟出家作道士一事可知。

(開元六年,公元七一八年)夏,四月,戊子,河南參軍鄭銑、硃陽丞郭仙舟投匭獻詩,敕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法;至於時用,不切事情。宜各從所好。」並罷官,度為道士。(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他又好納諫言,改正錯誤。

(開元十三年,公元七二五年,十二月)上疑吏部選試不公,時選期已迫,御史中丞宇文融密奏,請分吏部為十銓。甲戌,以禮部尚書蘇頲等十人掌吏部選,試判將畢,遽召入禁中決定,吏部尚書、侍郎皆不得預。左遮子吳兢上表,以為:「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昔陳平、邴吉,漢之宰相,尚不對錢谷之數,不問斗死之人;況大唐萬乘之君,豈得下行銓選之事乎?凡選人書判,並請委之有司,停此十銓。」上雖不即從,明年復故。(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且為民設想。

(開元二十三年,公元七三五年)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帥所部音樂集於樓下,各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為虎豹犀象之狀。魯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蔿。上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為散官。德秀性介潔質樸,士大夫皆服其高。(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開元二十九年,公元七四一年)丁酉,制:「承前諸州饑饉,皆待奏報,然始開倉賑給。道路悠遠,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長官與採訪使量事給訖奏聞。」(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可是,和太宗迥異,玄宗個人有不少喜好。

首先,他喜歡音樂,且精通音律。著名的「梨園弟子」由是出現。

(開元二年,公元七一四年)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命右驍衛將軍范及為之使。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又教宮女使習之。又選伎女,置宜春院,給賜其家。禮部侍郎張廷珪、酸棗尉袁楚客皆上疏,以為:「上春秋鼎盛,宜崇經術,邇端士,尚樸素,深以悅鄭聲、好遊獵為戒。」上雖不能用,欲開言路,咸嘉賞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其次,他對海外的珠翠奇寶、靈丹妙藥、奇人異士不乏好奇之心。

(開元四年,公元七一六年)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寶,可往營致,因言市舶之利;又欲往師子國求靈藥及善醫之嫗,寘之宮掖。上命監察御史楊範臣與胡人偕往求之,範臣從容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於所焚者乎!彼市舶與商賈爭利,殆非王者之體。胡藥之性,中國多不能知;況於胡嫗,豈宜寘之宮掖!夫御史,天子耳目之官,必有軍國大事,臣雖觸冒炎瘴,死不敢辭。此特胡人眩惑求媚,無益聖德,竊恐非陛下之意,願熟思之。」上遽自引咎,慰諭而罷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其三,他喜歡宴請官員,與官員們一同享樂 (孟子曰:「獨樂樂,不如眾樂樂」,玄宗的做法或受孟子影響)。

(開元十七年,公元七二九年)八月,癸亥,上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左丞相乾曜、右丞相說帥百官上表,請以每歲八月五日為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尋又移社就千秋節。(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開元十八年,公元七三零年)二月,癸酉,初令百官於春月旬休,選勝行樂,自宰相至員外郎,凡十二筵,各賜錢五千緡,上或御花萼樓邀其歸騎留飲,迭使起舞,盡歡而去。(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開元二十年,公元七三二年)夏,四月,乙亥,宴百官於上陽東洲,醉者賜以衾褥,肩輿以歸,相屬於路。(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其四,他「好祀神鬼」。

(開元二十五年,公元七三七年)時上頗好祀神鬼,故璵專習祠祭之禮以干時。上悅之,以為侍御史,領祠祭使。璵祈禱或焚紙錢,類巫覡,習禮者羞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且曾有神秘的宗教經驗,因而愛好道教。

(開元二十九年,公元七四一年)上夢玄元皇帝告云:「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汝遣人求之,吾當與汝興慶宮相見。」上遣使求得之於盩厔樓觀山間。夏,閏四月,迎置興慶宮。五月,命畫玄元真容,分置諸州開元觀。(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其五,他喜歡建造行宮。

(開元二十六年,公元七三八年)是歲,於西京、東都往來之路,作行宮千餘間。(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三十四、開元年間的「小角色」:盧鴻、安金藏

在中國歷史的大流中,地位卑微、恬淡自守的「小人物」、「小角色」往往被人忽視。然而,他們的言行卻經常體現著中國文化的一些內涵,乃文化史研究的最佳素材。

在盛唐的時代,要談到「小角色」、「小人物」的最佳代表,不能不提及盧鴻、安金藏。二人彷彿是一閃即逝的流星,劃破國史漫長之夜空。

我們且先介紹一下盧鴻。

盧鴻 (又名盧鴻一),字顥然 (亦作浩然),乃一著名之畫家。他原本是幽州范陽人,後徙居洛陽,隱於嵩山。《通鑑》因此稱他為「嵩山處士」。

盧鴻自幼博學。玄宗聞之,於開元六年 (公元七一八年) 徵召他入東都進見,委任他為諫議大夫。惜被盧鴻拒絕。

三月,乙巳,征嵩山處士盧鴻入見,拜諫議大夫;鴻固辭。(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玄宗既無法轉易盧鴻之心,其只好賜予盧鴻衣物,並修築草堂以供盧鴻居住。

盧鴻後來專研籀書,更曾作《草堂十志圖》,寫其居處景物,有摹本傳世。

《莊子》曾有以下一段故事: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屍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

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逍遙遊>)

盧鴻之所為,不是和《莊子》故事中的許由相似嗎?

又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復得返自然」,有「覺今是而昨非」之感受,這與盧鴻的行為亦一脈相承。依此,我們可以斷定,盧鴻乃一「實踐型的道家」人物,以道家思想作為其人生的行事準則。

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把莊子的心靈視為藝術精神的根源所在,觀乎盧鴻一生的事業成就,徐氏之論斷亦信而有徵矣。

至於安金藏,他原本是太常寺的工人。

武則天掌政期間,有人曾誣告皇嗣李旦謀反。當時,李旦之左右,往往受不住來俊臣的酷刑,被迫招認。然而,安金藏卻直言皇嗣無罪,且大聲對來俊臣說:「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抽出佩刀自剖胸膛,五臟流出,血流滿地。武則天知悉此事後,命人把他抬到宮內急救,經過一夜,安金藏才蘇醒。事後,皇嗣李旦逃過一劫。金藏因忠心護主,李旦即位後,金藏被任命為右武衞中郎將。

金藏之忠烈,簡直是儒家「忠君」思想的示範。開元二十年 (公元七三二年) 二月,玄宗在東封期間,思及安金藏忠烈之事跡,其於是在三月賜金藏代國公的爵位,且於東嶽泰山、西嶽華山立碑,以銘記其功。

二月,上思右驍衛將軍安金藏忠烈,三月,賜爵代國公,仍於東、西嶽立碑,以銘其功。(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金藏最後年老善終,這有似於孔子離世前「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間」(《史記》語)般安祥。

金藏竟以壽終。(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世人常憂「德」、「福」不能一致,因而建設種種哲學理論。其實,觀乎安金藏的一生,世人之憂恐怕只是不肯實踐儒家道理的藉口,「德」、「福」何嘗真的不一致?

又盧鴻、安金藏雖同為國史中的「小人物」、「小角色」,但他們一個以道家為尚,一個以儒家為宗,他們同是中國文化的表現者,此乃不容致疑。吾人切勿因其「小」 (就其生前所得地位、名利而言) 而忽其「大」(就其共同體現中國獨特文化言) 也。

三十三、議訂禮制:略窺唐代儒學之崖略

開元二十四年 (公元七三六年) ,朝廷曾經就著「增宗廟籩豆之薦」進行議論。

初,上因藉田赦,命有司議增宗廟籩豆之薦及服紀未通者。(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太常卿韋縚奏請宗廟每坐籩豆十二。

太常卿韋縚奏請宗廟每坐籩豆十二。(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然而,張均 (張說之子)、韋述卻主張不宜修改,理由是:「聖人知孝人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為之節制。人之嗜好本無憑準,宴私之饌與時遷移,故聖人一切同歸於古......今欲取甘旨肥濃,皆充祭用,苟逾舊制,其何限焉!」。因此之故,「豈可廢棄禮經以從流俗」。

兵部侍郎張均、職方郎中韋述議曰:「聖人知孝人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為之節制。人之嗜好本無憑準,宴私之饌與時遷移,故聖人一切同歸於古。屈到嗜芰,屈建不以薦,以為不以私慾干國之典。今欲取甘旨肥濃,皆充祭用,苟逾舊制,其何限焉!《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習,求神無方,何必泥古,則簠簋可去而盤盂杯案當在御矣,韶濩可息而箜篌箏笛當在奏矣。既非正物,後嗣何觀!夫神,以精明臨人者也,不求豐大;苟失於禮,雖多何為!豈可廢棄禮經以從流俗!且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苟合;況在宗廟,敢忘舊章?」(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均,說之子也。(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強調禮之節制人情的作用、古禮之不可違逆及廢棄,這顯然是荀子「隆禮」思想之一路。由此可見唐代儒學的一個方面。

不過,唐代儒學是否僅有「隆禮」一支?不然。太子賓客崔沔的言論可以為證。

太子賓客崔沔議曰:「祭祀之興,肇於太古。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薛,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然以神道致敬,不敢廢也。籩豆簠簋樽罍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宴饗賓客,而周公制禮,與毛血玄酒同薦鬼神。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清廟時饗,禮饌必陳,用周制也。園寢上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收,搜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敕有司,無或簡怠,則鮮美肥濃,盡在是矣,不必加籩豆之數也。」(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禮之貴在得其本、得其實。其根本、其實質是什麼?答曰:是「仁」,是對祭祀對象的誠敬之心。孔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可證。崔沔說「苑囿之內,躬稼所收,搜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這正是謂禮之貴在誠敬之心。誠敬之心作為禮之本,此乃荀子所少言,而更近於孔孟之正脈。由是可知唐代儒學仍不失孔孟儒家「重心性」之一支。

玄宗最後的決定是:

上固欲量加品味。縚又奏每室加籩豆各六,四時各實以新果珍羞;從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除了「增宗廟籩豆之薦」,韋縚又奏請「加外祖父母為大功九月,姨、舅皆小功五月,堂舅、堂姨、舅母並加至袒免」。

縚又奏:「《喪服》『舅,緦麻三月,從母,外祖父母皆小功五月。』外祖至尊,同於從母之服;姨、舅一等,服則輕重有殊。堂姨、舅親即未疏,恩絕不相為服,舅母來承外族,不如同爨之禮。竊以古意猶有所未暢者也,請加外祖父母為大功九月,姨、舅皆小功五月,堂舅、堂姨、舅母並加至袒免。」(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為崔沔、韋述、楊仲昌所反對。

崔沔議曰:「正家之道,不可以貳;總一定義,理歸本宗。是以內有齊、斬,外皆緦麻,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也。願守八年明旨,一依古禮,以為萬代成法。」(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韋述議曰:「《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等焉!都邑之士則知尊檷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聖人究天道而厚於祖檷,系族姓而親其子孫,母黨比於本族,不可同貫,明矣。今若外祖及舅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於服紀,則中外之制,相去幾何!廢禮徇情,所務者末。古之製作者,知人情之易搖,恐失禮之將漸,別其同異,輕重相懸,欲使後來之人永不相雜。微旨斯在,豈徒然哉!苟可加也,亦可減也;往聖可得而非,則《禮經》可得而隳矣。先王之制,謂之彝倫,奉以周旋,猶恐失墜;一紊其敘,庸可止乎!請依《儀禮》喪服為定。」(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禮部員外郎楊仲昌議曰:「鄭文貞公魏徵始加舅服至小功五月。雖文貞賢也,而周、孔聖也,以賢改聖,後學何從!竊恐內外乖序,親疏奪倫,情之所沿,何所不至!昔子路有姊之喪而不除,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子路除之。此則聖人援事抑情之明例也。《記》曰:『無輕議禮。』明其蟠於天地,並彼日月,賢者由之,安敢損益也!」(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值得注意的是,韋述的一番說辭,明白地表示出《禮經》的不可被非議、聖人之制禮優勝於後人的修改,此不正是荀子原來的看法麼?

又楊仲昌說:「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此則聖人援事抑情之明例也。《記》曰:『無輕議禮。』......賢者由之,安敢損益也!」,這不是孟子論禮之起源的摹本麼?《孟子》曾論葬禮曰: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貍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滕文公上>)

楊仲昌之言,正反映他的想法和孟子接近。

玄宗最後作了下列的決定:

敕:「姨舅既服小功,舅母不得全降,宜服緦麻,堂姨舅宜服袒免。」(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總括而言,由「議禮」一事,我們可見唐代儒學仍有「孟」、「荀」兩支並行不悖,「荀」學之衰落及被視作歧出,乃是兩宋以後之事。

順帶一提,早在開元七年 (公元七一九年) 褚無量的感嘆語中,我們已可見「孟」、「荀」之看法並行的痕跡:

(開元七年,公元七一九年)秋,閏七月,右補闕盧履冰上言:「禮,父在為母服週年,則天皇后改服齊衰三年,請復其舊。」上下其議。左散騎常侍褚無量 (案:褚無量次年春天逝世) 以履冰議為是;諸人爭論,連年不決。八月,辛卯,敕自今五服並依《喪服傳》文,然士大夫議論猶不息,行之各從其意。無量歎曰:「聖人豈不知母恩之厚乎?厭降之禮,所以明尊卑、異戎狄也。俗情膚淺,不知聖人之心,一紊其制,誰能正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由是更足以證明「孟」、「荀」兩支並行乃唐代儒學 (至少是盛唐) 的真相。

三十二、信安王被貶

信安王李禕崛起於唐室對付吐蕃的戰事中。

(開元十五年,公元七二七年)辛巳,以左金吾衛大將軍信安王禕為朔方節度等副大使。禕,恪之孫也。(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開元十七年,公元七二九年)甲寅,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攻吐蕃石堡城,拔之。初,吐蕃陷石堡城,留兵據之,侵擾河右。上命禕與河西、隴右同議攻取。諸將咸以為石堡據險而道遠,攻之不克,將無以自還,且宜按兵觀釁。禕不聽,引兵深入,急攻拔之,仍分兵據守要害,令虜不得前。自是河隴諸軍游弈,拓境千餘里。上聞,大悅,更命石堡城曰振武軍。(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成就於奚、契丹的戰事中。

(開元二十年,公元七三二年)春,正月,乙卯,以朔方節度副大使信安王禕為河東、河北行軍副大總管,將兵擊奚、契丹;壬申,以戶部侍郎裴耀卿為副總管。(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信安王禕帥裴耀卿及幽州節度使趙含章分道擊奚、契丹,含章與虜遇,虜望風遁去。(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己巳,禕等大破奚、契丹,俘斬甚眾,可突干帥麾下遠遁,餘黨潛竄山谷。(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六月,丁丑,加信安王禕開府儀同三司。(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正當他的事業如日中天,任職朔方節度使,兼關內道採訪處置使,增領涇、原等十二州。

(開元二十二年,公元七三四年)夏,四月,壬辰,以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兼關內道採訪處置使,增領涇、原等十二州。(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他竟因為與連州司馬武攸望之子結交,被牽連貶官。

(開元二十四年,公元七三六年)故連州司馬武攸望之子......,坐交通權貴,杖死。乙丑,朔方、河東節度使信安王禕貶衢州刺史,廣武王承宏貶房州別駕,涇州刺史薛自勸貶澧州別駕......承宏,守禮之子也。辛未,蒲州刺史王琚貶通州刺史;坐禕交書也。(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他重新被玄宗重視,已是天寶年間的事了。

三十一、安祿山、史思明登場

白樂天《長恨歌》有兩句詩云:「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這可說是對天寶十四載「安史之亂」的最佳描劃。然則,「安」、「史」各指何人?答曰:「安」乃安祿山,「史」即是史思明。

據史書記載,安祿山本是營州雜胡,初名阿犖山 (又稱軋犖山)。

安祿山者,本營州雜胡,初名阿犖山。(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他的母親阿史德氏,是一名信仰祆教的突厥巫師 (參考榮新江《安祿山的種族與宗教信仰》)。

其母,巫也。(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至於其父,則是昭武九姓的粟特人。所謂「昭武九姓」,主要是指康、史、安、曹、石、米、何、火尋、戊地九姓 (據《新唐書》),乃中國南北朝、隋、唐時期對西域錫爾河以南至阿姆河流域的粟特人及其來華後裔之統稱。「昭武九姓」於唐代又被稱為「九姓胡」。

安祿山父親死後,其母阿史德氏改嫁突厥人安延偃。適逢安延偃的部落破裂潰散,安祿山於是和安延偃兄長之子安思順逃奔入唐,其改名「安祿山」自此始。

父死,母攜之再適突厥安延偃。會其部落破散,與延偃兄子思順俱逃來,故冒姓安氏,名祿山。(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安祿山投靠唐室後,由於通曉六國語言,被朝廷起用為「互市牙郎」(商人交易時的翻譯員)。他又與史窣干相互友好,二人皆以驍勇見稱。

又有史窣干者,與祿山同裡閉,先後一日生。及長,相親愛,皆為互市牙郎,以驍勇聞。(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當時,張守珪剛破契丹,打算利用軍事力量經營東北。

(開元二十三年,公元七三五年)上美張守珪之功,欲以為相,張九齡諫曰:「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其名而不使任其職,可乎?」對曰:「不可。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且守珪才破契丹,陛下即以為宰相;若盡滅奚、厥,將以何官賞之?」上乃止。二月,守珪詣東都獻捷,拜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賜二子官,賞賚甚厚。(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對於安祿山的驍勇,守珪甚為欣賞。他遂以安祿山為「捉生將」,專門生擒契丹敵兵。

張守珪以祿山為捉生將,祿山每與數騎出,輒擒契丹數十人而返。(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加上狡黠、善揣人情的性格,安祿山逐漸取得張守珪的信任,他因此由守珪的部下轉變成守珪的養子。

狡黠,善揣人情,守珪愛之,養以為子。(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可惜的是,開元二十四年 (公元七三六年) 四月,安祿山於一次軍事行動中「恃勇輕進,為虜所敗」。

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討奚、契丹叛者,祿山恃勇輕進,為虜所敗。(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張守珪依軍法奏請斬殺安祿山,卻又不忍心。他最後把祿山「執送京師」,由中央朝廷決定祿山的生死。

夏,四月,辛亥,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邪!奈何殺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欲活之,乃更執送京師。(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這可算是祿山生平一次重大的危機。

當時,宰相張九齡堅持斬殺安祿山,且預示祿山有謀反的相貌,「不殺必為後患」。可是,玄宗卻以祿山有才幹,只敕令祿山免官,竟赦免其罪。

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安祿山僥倖避過一劫。

自此以後,他一方面對於能夠致自己於死地的各種人、事保持高度的關注,「先下手為強」;一方面巴結、討好不同有勢力的人士 (如張利貞) 以圖自保。這皆是汲取是次事件教訓的表現。

平盧兵馬使安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上左右至平盧者,祿山皆厚賂之,由是上益以為賢。御史中丞張利貞為河北採訪使,至平盧。祿山曲事利貞,乃至左右皆有賂。利貞入奏,盛稱祿山之美。(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張守珪三年後 (開元二十七年,公元七三九年) 因事被貶括州。

幽州將趙堪、白真阤羅矯節度使張守珪之命,使平盧軍使烏知義邀擊叛奚餘黨於橫水之北;知義不從,白真阤羅矯稱制指以迫之。知義不得已出師,與虜遇,先勝後敗;守珪隱其敗狀,以克獲聞。

事頗洩,上令內謁者監牛仙童作察之。守珪重賂仙童,歸罪於白真阤羅,逼令自縊死。仙童有寵於上,眾宦官疾之,共發其事。上怒,甲戌,命楊思勖杖殺之。思勖縛格,杖之數百,刳取其心,割其肉啖之。守珪坐貶括州刺史。太子太師蕭嵩嘗賂仙童以城南良田數頃,李林甫發之,嵩坐貶青州刺史。(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安祿山於是在開元二十九年 (公元七四一年) 八月被安排出任營州都督,充平盧軍使,兩蕃、勃海、黑水四府經略使,取代張守珪原來在東北的位置。

八月,乙未,以祿山為營州都督,充平盧軍使,兩蕃、勃海、黑水四府經略使。(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這同時標誌著玄宗對安祿山的寵信更進一步。

至於史窣干,其亦不是泛泛之輩,頗具謀略、膽識。

窣干嘗負官債亡入奚中,為奚游弈所得,欲殺之;窣干紿曰:「我,唐之和親使也。汝殺我,禍且及汝國。」游弈信之,送詣牙帳。窣干見奚王,長揖不拜,奚王雖怒,而畏唐,不敢殺,以客禮館之,使百人隨窣干入朝。窣干謂奚王曰:「王所遣人雖多,觀其才皆不足以見天子。聞王有良將瑣高者,何不使之入朝!」奚王即命瑣高與牙下三百人隨窣干入朝。窣干將至平盧,先使人謂軍使裴休子曰:「奚使瑣高與精銳俱來,聲云入朝,實欲襲軍城,宜謹為之備,先事圖之。」休子乃具軍容出迎,至館,悉坑殺其從兵,執瑣高送幽州。(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守珪對之加以信用,窣干卒能面見聖上,玄宗賜其名「思明」。

張守珪以窣干為有功,奏為果毅,累遷將軍。後入奏事,上與語,悅之,賜名思明。(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隨著安祿山、史思明步入歷史舞台,唐朝歷史將開展新的一頁 (儘管這一頁充滿頹唐、無奈與感嘆)。

三十、新舊交替

隨著時日的推移,不少舊日的重臣、將領、宗室相繼去世。

其中包括:蘇頲。

(開元十五年,公元七二七年)己卯,禮部尚書許文憲公蘇頲薨。(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宋璟。

(開元二十五年,公元七三七年)己丑,開府儀同三司廣平文貞公宋璟薨。(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張嘉貞。

(開元十七年,公元七二九年)庚辰,工部尚書張嘉貞薨。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嘉貞曰:「吾貴為將相,何憂寒餒!若其獲罪,雖有田宅,亦無所用。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為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之。」聞者是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趙含章。

(開元二十年,公元七三二年,六月)趙含章坐贓巨萬,杖於朝堂,流瀼州,道死。(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值得一提的是,宋璟於開元十年 (公元七二二年) 出任西京留守時,其曾負責代替王怡審判權楚璧作亂一案,避免濫殺無辜。

己卯夜,左領軍兵曹權楚璧與其黨李齊損等作亂,立楚璧兄子梁山為光帝,詐稱襄王之子,擁左屯營兵數百人入宮城,求留守王志愔,不獲。比曉,屯營兵自潰;斬楚璧等,傳首東都。志愔驚怖而薨。楚璧,懷恩之侄;齊損,迥秀之子也。壬午,遣河南尹王怡如京師,按問宣慰。(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王怡治權楚璧獄,連逮甚眾,久之不決;上乃以開府儀同三司宋璟為西京留守。璟至,止誅同謀數人,餘皆奏原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我們可說,直至宋璟致仕,其儒臣之風度依然不失。

(開元二十一年,公元七三三年)冬,十月,戊子,左丞相宋璟致仕,歸東都。(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宗室方面,章懷太子李賢的次子李守禮於開元二十九年 (公元七四一年) 十一月逝世。

十一月,庚戌,司空邠王守禮薨。守禮庸鄙無才識,每天將雨及霽,守禮必先言之,已而皆驗。岐、薛諸王言於上曰:「邠兄有術。」上問其故,對曰:「臣無術。則天時以章懷之故,幽閉宮中十餘年,歲賜敕杖者數四,背瘢甚厚,將雨則沉悶,將霽則輕爽,臣以此知之耳。」因流涕沾襟;上亦為之慘然。(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不久,玄宗的長兄寧王李憲 (原名李成器) 亦撒手塵寰。

辛未,太尉寧王憲薨。上哀惋特甚,曰:「天下,兄之天下也;兄固讓於我,為唐太伯,常名不足以處之。」乃謚曰讓皇帝。其子汝陽王璡,上表追述先志謙沖,不敢當帝號;上不許。劍日,內出服,以手書致於靈座,書稱「隆基白」;又名其墓曰惠陵,追謚其妃元氏曰恭皇后,附葬焉。(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李守禮、李憲都是親歷武韋之亂的人。他們的離世,彷彿代表著舊時代的徹底終結。

另外,武則天的侄孫女武惠妃於「三庶人」謀反事件後,心中不安,她終在開元二十五年 (公元七三七年) 十二月離開人世,享年三十八歲。

十二月,丙午,惠妃武氏薨,贈謚貞順皇后。(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由於惠妃生前只有皇后之實而無皇后之名,玄宗於是追贈她皇后之位,諡曰貞順皇后,葬於敬陵。

(開元十四年,公元七二六年)上欲以武惠妃為皇后,或上言:「武氏乃不戴天之仇,豈可以為國母!人間盛言張說欲取立後之功,更圖入相之計。且太子非惠妃所生,惠妃復自有子,若登宸極,太子必危。」上乃止。然宮中禮秩,一如皇后。(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開元二十六年,公元七三八年)己未,葬貞順皇后於敬陵。(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伴隨著舊人物的殞落,是新人物的登場。

其中包括:李適之 (太宗廢太子李承乾之孫)。

(開元二十四年,公元七三六年)御史大夫李適之,承乾之孫也,以才幹得幸於上,數為承乾論辨;甲戌,追贈承乾恆山愍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開元二十七年,公元七三九年)六月,癸酉,以御史大夫李適之兼幽州節度使。(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盧奐。

(開元二十四年,公元七三六年)過陝州,以刺史盧奐有善政,題贊於其聽事而去。奐,懷慎之子也。(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楊慎矜、楊慎名。

(開元二十一年,公元七三三年)太府卿楊崇禮,政道之子也,在太府二十餘年,前後為太府者莫能及。時承平日久,財貨山積,嘗經楊卿者,無不精美;每歲句駁省便,出錢數百萬緡。是歲,以戶部尚書致仕,年九十餘矣。上問宰相:「崇禮諸子,誰能繼其父者?」對曰:「崇禮三子,慎餘、慎矜、慎名,皆廉勤有才,而慎矜為優。」上乃擢慎矜自汝陽令為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慎名攝監察御史,知含嘉倉出給,亦皆稱職;上甚悅之。慎矜奏諸州所輸布帛有漬污穿破者,皆下本州征折估錢,轉市輕貨,徵調始繁矣。(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值得一提的是,三人皆出身名門:適之為李唐宗族之後人,盧奐乃范陽盧氏之後,楊慎矜和楊慎名則屬於弘農楊氏的子裔。

二十九、整頓漕運:「三門險灘」問題的解決

改革、整頓漕運是開元年間宰相裴耀卿的一大貢獻,不得不加以提及。

關於漕運的重要性及箇中問題,我們過去在《盛唐政治史綱 (上) 》曾經講過,今且摘錄有關文字於下,以喚醒大家的記憶,且作為簡單的引旨:

早自西魏宇文泰開始,「關中本位政策」已經施行。所謂「關中本位政策」,是指把全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力量集中於關中地區,以拱衛建立於關中的政權。「關中本位政策」的施行歷隋唐而未有改變。

隋文帝統一南北,山東、江南地區先後納入隋之版圖。山東原為北齊之故地。由於北齊之君主重視文治,加上北周滅北齊之戰爭未有造成嚴重的破壞,山東地區的物資尚算可觀。至於江南地區,由於三國六朝以來人民積極的開墾、發展,當地物產日益豐富,經濟日漸富裕。

文帝首先開鑿廣通渠,以打通關中、河南地區,令河南、山東一帶的物資得以順利送入關中。

煬帝繼位後,由於貪戀江南美景,其於是下令開鑿通濟渠,又疏通邗溝、江南河。連接河南、江淮的運河系統於是形成。

隋朝傾覆,運河漸漸發揮出其左右政治、經濟的作用。不少江淮地區的物資,藉著江南運河系統,從南方調送至河南地區。洛陽更是物資集結之要地。當時,在眾多被運送的物資之中,以糧食最為主要。又運河有時亦會協助士兵的運輸。

儘管江南等地的物資可藉運河系統調送至洛陽,再由洛陽經廣通渠運至關中,但是,從洛陽到長安一段,有三門險灘,為煬帝修建運河時未有顧及(見全漢昇《唐宋帝國與運河》)。險灘的存在,往往造成運糧困難、糧食損失、運費上升等一連串問題。

適逢唐高宗以後,朝廷大為擴張,長安人口膨脹,加上府兵制漸變為募兵制,軍需民食大增,關中糧食供應於是大有問題(參考全漢昇《唐宋帝國與運河》)。

高宗、武則天、中宗更曾多次前往洛陽就食,高宗、武則天以洛陽為東都亦源出於此。(<逐糧天子:「三門險灘」的問題>)

另外,根據《通鑑》的記載,玄宗即位後,其曾多次到東都洛陽就食:

(1) 開元五年 (公元七一七年) 春,二月。

(2) 開元十年 (公元七二二年) 春,二月。

(3) 開元十二年 (公元七二四年),十一月。

(4) 開元十九年 (公元七三一年),十月。

(5) 開元二十二年 (公元七三四年),春,正月。

由此可見「三門險灘」的問題仍然影響著玄宗。

終於,在開元二十二年 (公元七三四年) 七月,玄宗接納裴耀卿的建議,命裴耀卿出任江淮、河南轉運使,著手整理漕運。

(開元二十一年,公元七三三年,九月)關中久雨谷貴,上將幸東都,召京兆尹裴耀卿謀之,對曰:「關中帝業所興,當百代不易;但以地狹谷少,故乘輿時幸東都以寬之。臣聞貞觀、永徽之際,祿廩不多,歲漕關東一二十萬石,足以周贍,乘輿得以安居。今用度浸廣,運數倍於前,猶不能給,故使陛下數冒寒暑以恤西人。今若使司農租米悉輸東都,自都轉漕,稍實關中,苟關中有數年之儲,則不憂水旱矣。且吳人不習河漕,所在停留,日月既久,遂生隱盜。臣請於河口置倉,使吳船至彼即輸米而去,官自雇載分入河、洛。又於三門東西各置一倉,至者貯納,水險則止,水通則下,或開山路,車運而過,則無復留滯,省費巨萬矣。河、渭之濱,皆有漢、隋舊倉,葺之非難也。」上深然其言。(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上以裴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使。(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裴耀卿第一步做的工作是:於河口置輸場。

於河口置輸場。(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第二步做的工作是:在輸場的東面設置河陰倉,西面設置柏崖倉,「三門險灘」以東設置集津倉,以西設置鹽倉。

八月,壬寅,於輸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至於第三步,則是:開鑿漕渠十八里,以避開「三門險灘」。

鑿漕渠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裴耀卿的整個設計,大概可表述如下:

一、 來自江、淮的船隻先將所運米糧卸於河陰倉。

二、 河陰倉的米糧,透過水路運送至含嘉倉及太原倉。

三、 米糧由太原倉經渭水輸入關中。

較之舊時「來自江、淮的船隻先將米糧運至東都含嘉倉,再經陸路,行三百里將米糧運至關中」,新設計有助增加關中米糧的數目,且節省運送米糧至關中的開支。唐室經濟更見充實。

先是,舟運江、淮之米至東都含嘉倉,僦車陸運,三百里至陝,率兩斛用十錢。耀卿令江、淮舟運悉輸河陰倉,更用河舟運至含嘉倉及太原倉,自太原倉入渭輸關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僦車錢三十萬緡。或說耀卿獻所省錢,耀卿曰:「此公家贏縮之利耳,奈何以之市寵乎!」悉奏以為市糴錢。(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尤有進者,玄宗於開元二十五年 (公元七三七年) 在東、西兩京施行和糴之法 (朝廷以高於市價什二三的價錢,向兩京農民收購剩餘的糧食,以備荒年)。在和糴之法、漕運改革雙管齊下的情況下,玄宗卒之打破「逐糧天子」的困境,「車駕不復幸東都矣」。

先是,西北邊數十州多宿重兵,地租營田皆不以贍,始用和糴之法。有彭果者,因牛仙客獻策,請行糴法於關中。戊子,敕以歲稔谷賤傷農,命增時價什二三,和糴東、西畿粟各數百萬斛,停今年江、淮所運租。自是關中蓄積羨溢,車駕不復幸東都矣。癸巳,敕河南、北租應輸含嘉、太原倉者,皆留輸本州。(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三門險灘」的問題,至此獲得完滿解決。

補充一點,中唐以後,唐室得以延祚百年而不墮,這亦得益自裴耀卿的漕運改革。有關觀點可參考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全漢昇《唐宋帝國與運河》。

二十八、方士張果

開元二十二年 (公元七三四年) 以後,玄宗逐漸迷信神仙之說,這和方士張果有密切的關係。

張果的生卒年月不詳。他曾對外宣稱,自己懂得神仙之術,且曾於上古唐堯掌政的時候出任過侍中,活於世上將近千年。

方士張果自言有神仙術,誑人云堯時為侍中,於今數千歲。(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武則天在位時,張果經常往來恆山之中。朝廷屢次徵召他入宮,他都拒絕前往。

多往來恆山中,則天以來,屢征不至。(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恆州刺史韋濟後來舉薦張果給玄宗,玄宗於是特別派遣中書舍人徐嶠奉璽書前往迎接張果,對張果予以厚待。

恆州刺史韋濟薦之,上遣中書舍人徐嶠繼璽書迎之。庚寅,至東都,肩輿入宮,恩禮甚厚。(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不過,張果始終是得道之人,不願跌墮於塵世的種種俗務之中。其於是堅決請求玄宗批准他還歸恆山。玄宗挽留不得,只好答允。

張果固請歸恆山,制以為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厚賜而遣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張果死後,有人奏稱張果的屍首自然地消解於無形,玄宗由是益信神仙之術。

後卒,好異者奏以為屍解;上由是頗信神仙。(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民間方面,中唐以後,張果逐漸被神化,其最終成為道教八仙之一,被稱為「張果老」。

二十七、「三庶人」謀反

開元二十五年 (公元七三七年) 四月,太子李瑛、鄂王李瑤、光王李琚因圖謀不軌,被玄宗廢為庶人,史稱「三庶人」謀反。

要了解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我們不妨由玄宗的子裔開始講起。

玄宗有子二十三人,包括:

太子李瑛 (初名李嗣謙,後改名李鴻,再改名李瑛)

慶王李琮 (初名李嗣直,後改名李潭,再改名李琮)

忠王李璵 (初名李嗣升,後改名李浚,再改名李璵。生母為楊貴嬪)

棣王李琰 (初名李嗣真,後改名李洽,再改名李琰)

鄂王李瑤 (初名李嗣初,後改名李涓,再改名李瑤)

榮王李琬 (初名李嗣玄,後改名李滉,再改名李琬)

光王李琚 (原名李涺)

儀王李璲 (原名李濰,後改名李璲)

潁王李璬 (原名李澐)

永王李璘 (原名李澤)

壽王李瑁 (原名李清)

延王李玢 (原名李洄)

盛王李琦 (原名李沭)

濟王李環 (原名李溢)。

(開元十三年,公元七二五年)三月,甲午,太子嗣謙更名鴻;徙郯王嗣直為慶王,更名潭;陝王嗣升為忠王,更名浚;鄫王嗣真為棣王,更名洽;鄂王嗣初更名涓;鄄王嗣玄為榮王,更名滉。又立子涺為光王,濰為儀王,澐為潁王,澤為永王,清為壽王,洄為延王,沭為盛王,溢為濟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先天元年,公元七一二年)辛卯,立皇子嗣升為陝王。嗣升母楊氏,士達之曾孫也。王后無子,母養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

(開元二十四年,公元七三六年,二月)庚午,更皇子名:鴻曰瑛,潭曰琮,浚曰璵,洽曰琰,涓曰瑤,滉曰琬,涺曰琚,濰曰璲,澐曰璬,澤曰璘,清曰瑁,洄曰玢,沭曰琦,溢曰環......。(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另外,還有:

信王李瑝 (原名李沔)

義王李玼 (原名李泚)

陳王李珪 (原名李漼)

豐王李珙 (原名李澄)

恆王李瑱 (原名李潓)

梁王李璿 (原名李漎)

汴王李璥 (原名李滔,死於開元二十四年,即公元七三六年)。

(開元二十一年,公元七三三年)九月,壬午,立皇子沔為信王,泚為義王,漼為陳王,澄為豐王,潓為恆王,漎為梁王,滔為汴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開元二十四年,公元七三六年,二月)......沔曰瑝,泚曰玼,漼曰珪,澄曰珙,潓曰瑱,漎曰璿,滔曰璥。(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加上夭折的懷哀王李敏 (生母為武惠妃)、夏悼王李一 (原名李嗣一,生母為武惠妃)。

(開元五年,公元七一七年)己丑,皇子嗣一卒,追立為夏王,謚曰悼。嗣一母武惠妃,攸止之女也。(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開元八年,公元七二零年)二月,戊戌,皇子敏卒,追立為懷王,謚曰哀。(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其中,慶王李琮、榮王李琬、儀王李璲皆由劉華妃所生。至於太子李瑛,則由趙麗妃所生。

(開元二年,即公元七一四年,十二月)乙丑,立皇子嗣真為鄫王,嗣初為鄂王,嗣玄為鄄王。辛巳,立郢王嗣謙為皇太子。嗣真,上之長子,母曰劉華妃。嗣謙,次子也,母曰趙麗妃;麗妃以倡進,有寵於上,故立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又鄂王李瑤的生母為皇甫德儀,光王李琚的生母是劉才人。趙麗妃、皇甫德儀、劉才人之見寵於玄宗,事在玄宗尚為臨淄王之時。

上之為臨淄王也,趙麗妃、皇甫德儀、劉才人皆有寵,麗妃生太子瑛,德儀生鄂王瑤,才人生光王琚。(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不過,玄宗即位後,逐漸寵愛年輕美艷的武惠妃,趙麗妃、皇甫德儀、劉才人均遭冷落。太子李瑛、鄂王李瑤、光王李琚對母親失寵頗有怨言 (因這形勢同時有利於武惠妃之子壽王李瑁,對李瑛等人的既有權位、利益構成嚴重威脅)。

及即位,幸武惠妃,麗妃等愛皆馳;惠妃生壽王瑁,寵冠諸子。太子與瑤、琚會於內第,各以母失職有怨望語。(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有一駙馬都尉楊洄 (其妻子為咸宜公主),經常將太子等人的說話轉述給武惠妃聽。武惠妃對太子李瑛心生防範,其於是開始在玄宗面前中傷李瑛,向玄宗道:「太子陰結黨與,將害妾母子,亦指斥至尊」。

駙馬都尉楊洄尚咸宜公主,常伺三子過失以告惠妃。惠妃泣訴於上曰:「太子陰結黨與,將害妾母子,亦指斥至尊。」(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玄宗對太子漸告不滿,欲廢太子,惜乎遭到外朝張九齡極力反對。

上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九齡曰:「陛下踐祚垂三十年,太子諸王不離深宮,日受聖訓,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久長,子孫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喜怒之際,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後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後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上不悅。(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李林甫與張九齡有隙,又以武惠妃為背後的靠山,他自然不會坐視不理。開元二十四年 (公元七三六年) 年底,李林甫一方面用計令張九齡失勢,一方面對玄宗廢太子表示支持。李瑛等人形勢險峻。

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上猶豫未決。林甫日夜短九齡於上,上浸疏之。惠妃密使官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為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為之動色,故訖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林甫日夜短九齡於上,上浸疏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次年 (即開元二十五年,公元七三七年) 四月,楊洄譖告太子李瑛、鄂王李瑤、光王李琚與太子妃的兄長駙馬薛銹陰謀叛逆。玄宗召宰相加以商議,李林甫乘機說:「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間接表態支持玄宗的做法。玄宗廢太子的心意遂定。

楊洄又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云與太子妃兄駙馬薛銹潛構異謀,上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上意乃決。(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不久,瑛、瑤、琚同時被廢為庶人 (合稱「三庶人」),薛銹則被流放至瀼州,武惠妃、李林甫大獲全勝。

乙丑,使宦者宣制於宮中,廢瑛、瑤、琚為庶人,流銹於瀼州。(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瑛、瑤、琚、薛銹後被賜死 (這和武惠妃、李林甫打算「斬草除根」有關)。趙氏、薛氏、皇甫氏至此徹底失勢。

瑛、瑤、琚尋賜死城東驛,銹賜死於藍田。瑤、琚皆好學,有才識,死不以罪,人皆惜之。丙寅,瑛舅家趙氏、妃家薛氏、瑤舅家皇甫氏,坐流貶者數十人,惟瑤妃家韋氏以妃賢得免。(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三庶人」死後,武惠妃、李林甫本來打算勸玄宗立壽王李瑁為太子,卻始終未能得逞。太子之位最後落入忠王李璵 (即李浚,後來的唐肅宗李亨) 的手中。

(開元二十六年,公元七三八年)太子瑛既死,李林甫數勸上立壽王瑁。上以忠王璵年長,且仁孝恭謹,又好學,意欲立之,猶豫歲餘不決。自念春秋浸高,三子同日誅死,繼嗣未定,常忽忽不樂,寢膳為之減。高力士乘間請其故,上曰:「汝,我家老奴,豈不能揣我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邪?」上曰:「然。」對曰:「大家何必如此虛勞聖心,但推長而立,誰敢復爭!」上曰:「汝言是也!汝言是也!」由是遂定。六月,庚子,立璵為太子。(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關於「三庶人」謀反,尚有一點值得補充,即:太子李瑛、鄂王李瑤、光王李琚是否曾經穿著兵甲入宮進行謀反?

根據《舊唐書》所記,謀反一事更多似是楊洄的誣蔑,太子李瑛、鄂王李瑤、光王李琚穿著兵甲入宮的事跡不見於其中。《舊唐書》記曰:

二十五年四月,楊洄又構於惠妃,言瑛兄弟三人與太子妃兄駙馬薛鏽常構異謀。玄宗遽召宰相籌之,林甫曰:「此蓋陛下家事,臣不合參知。」玄宗意乃決矣。使中官宣詔於宮中,並廢為庶人,鏽配流,俄賜死於城東驛。天下之人不見其過,咸惜之。其年,武惠妃數見三庶人為崇,怖而成疾,巫者祈請彌月,不痊而殞。(《玄宗諸子列傳》)

《通鑑》所記大致同於《舊唐書》,見上文可知。

然而,《新唐書》的記載頗有不同,《新唐書》記曰:

二十五年,洄復構瑛、瑤、琚與妃之兄薛銹異謀。惠妃使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請介以入。」太子從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而來。」帝使中人視之,如言,遽召宰相林甫議,答曰:「陛下家事,非臣所宜豫。」帝意決,乃詔:「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同惡均罪,並廢為庶人;銹賜死。」瑛、瑤、琚尋遇害,天下冤之,號「三庶人」。歲中,惠妃數見庶人為祟,因大病。夜召巫祈之,請改葬,且射行刑者瘞之,訖不解。妃死,崇亡。(《十一宗諸子列傳》)

《新唐書》的講法衍生出兩個問題:

第一,根據唐朝後宮的規例,如非必要,任何人皆不可穿著兵甲進入後宮。太子李瑛等人長居宮中多年,其斷不會不知宮中規矩。其焉能受武惠妃「宮中有賊,請介以入」的慫恿而穿著兵甲入宮,置宮中法規於不顧?

第二,即使退一步,假設太子李瑛等人真的不知宮中規矩,但據當時的情勢而論,武惠妃乃自己的死敵,太子李瑛等人焉會完全深信武惠妃的說話而不起疑心,繼而施以援手?

當然,有人可能會根據「武惠妃數見三庶人為崇,怖而成疾,巫者祈請彌月,不痊而殞」、「惠妃數見庶人為祟,因大病。夜召巫祈之,請改葬,且射行刑者瘞之,訖不解。妃死,崇亡」論證武惠妃有份參與誣害太子李瑛等人謀反。可是,武惠妃有份參與誣害是一事,她是否用「宮中有賊,請介以入」引太子等人穿兵甲入宮是另一事。前者不必然等同於後者。如是,《新唐書》的講法仍然有問題。

倘若上述的分析無誤,我們大致可以推斷,《新唐書》的講法未必合符史實,反不如《舊唐書》的一貫、中肯。

溫公記述「三庶人」謀反,專門採取《舊唐書》的說法,這正是溫公史識卓越的證明。

二十六、李林甫得勢

近人治唐史時每把李林甫、楊國忠並稱,視之為唐代由盛轉衰的標誌。其實,李林甫是怎樣進入中央權力核心的呢?我們在此章不妨交代一下。

李林甫,號月堂,陝西人。他是長平郡王李叔良的曾孫,而李叔良正是唐高祖李淵的六叔李禕的兒子。換句話說,李林甫出身自李唐宗室。

林甫,叔良之曾孫。(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開元十四年 (公元七二六年) 四月,當時任職御史中丞的李林甫,趁著崔隱甫、宇文融不滿張說,與二人聯合上奏彈劾張說,指斥張說「引術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納賄賂」,嶄露頭角。

夏,四月,壬子,隱甫、融及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奏彈說「引術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納賄賂。」(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林甫後來歷任刑部、吏部侍郎。期間,他與宮中的宦官、妃嬪結交,以便於揣摩玄宗的心意 (由此可見林甫的狡詐、陰險)。

吏部侍郎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侍候上動靜,無不知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林甫既能掌握玄宗的心思,他的奏對於是經常和玄宗的想法一致。玄宗逐漸對林甫加以寵信。

由是每奏對,常稱旨,上悅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尤有進者,李林甫極力討好當時深受玄宗寵愛的武惠妃,宣稱自己「願盡力保護壽王」(壽王李清是武惠妃的兒子,他後來改名為李瑁,是楊玉環的第一任丈夫),阻止太子李瑛等人予以加害。

時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清,諸子莫得為比,太子浸疏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在武惠妃的信任、支持下,李林甫被擢升為黃門侍郎。

惠妃德之,陰為內助,由是擢黃門侍郎。(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不久又升任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與裴耀卿、張九齡同居宰相之列,時為開元二十二年 (公元七三四年) 五月。

五月,戊子,以裴耀卿為侍中,張九齡為中書令,林甫為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李林甫拜相後,其處事作風頗有崇尚冷酷之刑法的傾向,卻少了儒家所重視的真情實感 (即仁心)。這在他以為替父申冤、復仇的張瑝、張琇兄弟「壞國法」一事可以反映。

(開元二十三年,公元七三五年)初,殿中侍御史楊汪既殺張審素,更名萬頃。審素二子瑝、琇皆幼,坐流嶺表;尋逃歸,謀伺便復讎。三月,丁卯,手殺萬頃於都城。繫表於斧,言父冤狀,欲之江外殺與萬頃同謀陷其父者,至汜水,為有司所得。議者多言二子父死非罪,穉年孝烈能復父讎,宜加矜宥;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為如此,壞國法,上亦以為然,謂九齡曰:「孝子之情,義不顧死;然殺人而赦之,此塗不可啟也。」乃下敕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各伸為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讎,何有限極!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宜付河南府杖殺。」士民皆憐之,為作哀誄,牓於衢路。市人斂錢葬之於北邙,恐萬頃家發之,仍為疑冢數處。(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林甫又奉迎主上,不對玄宗有問題的行為加以諫阻。

(開元二十四年,公元七三六年)冬,十月,戊申,車駕發東都。先是,敕以來年二月二日行幸西京,會宮中有怪,明日,上召宰相,即議西還。裴耀卿、張九齡曰:「今農收未畢,請俟仲冬。」李林甫潛知上指,二相退,林甫獨留,言於上曰:「長安、洛陽,陛下東西宮耳,往來行幸,何更擇時!借使妨於農收,但應蠲所過租稅而已。臣請宣示百司,即日西行。」上悅,從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在加封朔方節度使牛仙客 (補充一些資料,仙客於開元二十年,即公元七三二年,曾被加六階。是時,他為人廉勤,處事頗為稱職,因而得到蕭嵩的推薦,接任河西節度使,後任朔方節度使) 為「尚書」一事中,李林甫言「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苟有才識,何必辭學!天子用人,有何不可!」,正是他奉迎主上的明證。

(開元二十四年,公元七三六年)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前在河西,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上聞而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唐興以來,惟舊相及揚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為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則但加實封可乎?」對曰:「不可。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修器械,乃常務耳,不足為功。陛下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宜。」上默然。李林甫言於上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上悅。明日,復以仙客實封為言,九齡固執如初。上怒,變色曰:「事皆由卿邪?」九齡頓首謝曰:「陛下不知臣愚,使待罪宰相,事有未允,臣不敢不盡言。」上曰:「卿嫌仙客寒微,如卿有何閥閱!」九齡曰:「臣嶺海孤賤,不如仙客生於中華;然臣出入台閣,典司誥命有年矣。仙客邊隅小吏,目不知書,若大任之,恐不愜眾望。」林甫退而言曰:「苟有才識,何必辭學!天子用人,有何不可!」十一月,戊戌,賜仙客爵隴西縣公,食實封三百戶。(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壬子,河西節度使牛仙客加六階。初,蕭嵩在河西,委軍政於仙客;仙客廉勤,善於其職。嵩屢薦之,竟代嵩為節度使。(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與張九齡擇善固執、真情洋溢的儒者風範相比,李林甫的言行不免令人側目,為典型的「小人」。加上張九齡曾說過「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為廟社之憂」,裴耀卿又與張九齡交好,李林甫為確保自己的權位,其於是利用玄宗「漸肆奢欲,怠於政事」的缺點,刻意奉迎玄宗,再而從中尋覓時機中傷張九齡。

初,上欲以李林甫為相,問於中書令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系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為廟社之憂。」上不從。時九齡方以文學為上所重,林甫雖恨,猶曲意事之。侍中裴耀卿與九齡善,林甫並疾之。是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欲,怠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傷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適逢九齡「事無大小皆力爭」的性格漸為玄宗所厭惡 (這與太宗鼓勵大臣進諫的態度固然不同,其與玄宗初年的善納諫言亦有別,事勢發展至此,唐焉得不衰?)。

終於,在廢太子李瑛的事件中,張九齡因站在不廢太子的一方,與玄宗的分歧擴大。

上之為臨淄王也,趙麗妃、皇甫德儀、劉才人皆有寵,麗妃生太子瑛,德儀生鄂王瑤,才人生光王琚。及即位,幸武惠妃,麗妃等愛皆馳;惠妃生壽王瑁,寵冠諸子。太子與瑤、琚會於內第,各以母失職有怨望語。駙馬都尉楊洄尚咸宜公主,常伺三子過失以告惠妃。惠妃泣訴於上曰:「太子陰結黨與,將害妾母子,亦指斥至尊。」上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九齡曰:「陛下踐祚垂三十年,太子諸王不離深宮,日受聖訓,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久長,子孫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喜怒之際,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後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後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上不悅。(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加上張九齡覆述牛貴兒所傳的話「有廢必有興,公為之援,宰相可長處。」,玄宗以為九齡專橫難制,目中無人。九齡於是被罷相 (牛貴兒乃武惠妃所指使,惠妃又和李林甫同謀,則此事可能是李林甫「利用張九齡剛直的性格、玄宗對張九齡的猜疑和不滿,以迫使張九齡失去相位」的一步謀劃。林甫之奸險有如此)。

惠妃密使官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為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為之動色,故訖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林甫自此即站在主張廢太子的一方。

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上猶豫未決。(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張九齡失勢,林甫落井下石,玄宗由是日益疏遠張九齡。

林甫日夜短九齡於上,上浸疏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九齡與嚴挺之相友善,挺之與李林甫、蕭炅 (林甫所引薦,為林甫之黨羽) 不和,林甫懷恨在心。

林甫引蕭炅為戶部侍郎。炅素不學,嘗對中書侍郎嚴挺之讀「伏臘」為「伏獵」。挺之言於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由是出炅為岐州刺史,故林甫怨挺之。九齡與挺之善,欲引以為相,嘗謂之曰:「李尚書方承恩,足下宜一造門,與之款暱。」挺之素負氣,薄林甫為人,竟不之詣;林甫恨之益深。(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又王元琰曾被嚴挺之、張九齡營救,玄宗於是以為王元琰、嚴挺之、張九齡是一夥。

挺之先娶妻,出之,更嫁蔚州刺史王元琰,元琰坐贓罪下三司按鞫,挺之為之營解。林甫因左右使於禁中白上。上謂宰相曰:「挺之為罪人請屬所由。」九齡曰:「此乃挺之出妻,不宜有情。」上曰:「雖離乃復有私。」(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結果,九齡失勢,牽連嚴挺之、王元琰等人。

於是上積前事,以耀卿、九齡為阿黨;壬寅,以耀卿為左丞相,九齡為右丞相,並罷政事。以林甫兼中書令;仙客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鄰朔方節度如故。嚴挺之貶洺州刺史,王元琰流嶺南。(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李林甫及其黨羽 (如牛仙客) 在張九齡失去政治實權後,在朝中專作威福,「蔽塞人主視聽」,更無顧忌。

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召諸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諫爭之途由是斷絕,政風日趨敗壞。

補闕杜璡嘗上書言事,明日,黜為下邽令。自是諫爭路絕矣。(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儘管李林甫、牛仙客等人未嘗不「謹守格式,百官遷除,各有常度」。

然二人皆謹守格式,百官遷除,各有常度,雖奇才異行,不免終老常調;其以巧諂邪險自進者,則超騰不次,自有它蹊矣。(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他們又曾與法官刪修《律令格式》。

(開元二十五年,公元七三七年)上命李林甫、牛仙客與法官刪修《律令格式》成,九月,壬申,頒行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但李林甫為人城府極深,且「口蜜腹劍」,與武后時「笑裡藏刀」的李義府不遑多讓。

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啖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為上所厚者,始則親結之,及位勢稍逼,輒以計去之。雖老奸巨猾,無能逃其術者。(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他的黨羽牛仙客又只知「唯諾」,沒有主見。

牛仙客既為林甫所引進,專給唯諾而已。(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李林甫備受寵信、重用,只怕仍是大唐的災劫,非大唐之福。

惜乎玄宗知不及此,反而變本加厲。李林甫、牛仙客於開元二十五年 (公元七三七年) 被賜予公爵。

秋,七月,己卯,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太盛,鳥雀不棲,今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官以幾致刑措,上表稱賀。上歸功宰輔,庚辰,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豳國公。(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二十六年 (公元七三八年) 開始,林甫更領隴右節度副大使,兼任河西節度使;仙客則兼任河東節度副大使。

壬辰,以李林甫領隴右節度副大使,以鄯州都督杜希望知留後。(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夏,五月,乙酉,李林甫兼河西節度使。(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二月,乙卯,以牛仙客兼河東節度副大使。(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東、西北的軍鎮系統 (藩鎮的前身),自此完全落入李林甫手上。

二十七年 (公元七三八年),玄宗更以李林甫為吏部尚書兼中書令,總文武選事;牛仙客為兵部尚書兼侍中。

(開元二十六年,公元七三七年)春,正月,乙亥,以牛仙客為侍中。(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開元二十七年,公元七三八年)己丑,以牛仙客為兵部尚書兼侍中,李林甫為吏部尚書兼中書令,總文武選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中央政權、地方軍權皆由李林甫所控制、左右,這反映著玄宗對他的高度寵信。至此,李林甫可謂徹底得勢了 (唐的衰運卻是現在才正式開始)。

二十五、開元年間的最後一位良相:張九齡

開元二十一年 (公元七三三年) 十月,張九齡重新被起用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

以京兆尹裴耀卿為黃門侍郎,前中書侍郎張九齡時居母喪,起復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當時,張九齡正在為母親守喪。他希望等待守喪期滿後才進京拜相,惜玄宗不許。

(開元二十二年,公元七三四年)春,正月,己巳,上發西京;己丑,至東都。張九齡自韶州入見,求終喪;不許。(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當然,玄宗不答允張九齡的請求亦不是全沒來由的。蓋朝中宰相人才凋零,全國政務繁多,張九齡之盡早就職似乎甚為必要。

張九齡就任後,首倡「不禁鑄錢」(即容許私人鑄幣)。

張九齡請不禁鑄錢,三月,庚辰,敕百官議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然而,「不禁鑄錢」將造成「小人棄農逐利」、「貧者益貧而役於富,富者益富而逞其欲」等不良後果。在裴耀卿、劉秩的極力反對下,張九齡的建議未被採納。

裴耀卿等皆曰:「一啟此門,恐小人棄農逐利,而濫惡更甚。」秘書監崔沔曰:「若稅銅折役,則官冶可成,計估度庸,則私鑄無利,易而可久,簡而難誣。且夫錢之為物,貴以通貨,利不在多,何待私鑄然後足用也!」右監門錄事參軍劉秩曰:「夫人富則不可以賞勸,貧則不可以威禁,若許其私鑄,貧者必不能為之;臣恐貧者益貧而役於富,富者益富而逞其欲。漢文帝時,吳王濞富埒天子,鑄錢所致也。」上乃止。秩,子玄之子也。(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開元二十二年 (公元七三四年) 五月,九齡晉升為中書令。

五月,戊子,以裴耀卿為侍中,張九齡為中書令,林甫為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在職期間,九齡直言極諫。

他曾指出「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阻止玄宗以張守珪為相,對澄清宰相的質素起著一定的正面作用。

上美張守珪之功,欲以為相,張九齡諫曰:「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其名而不使任其職,可乎?」對曰:「不可。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且守珪才破契丹,陛下即以為宰相;若盡滅奚、厥,將以何官賞之?」上乃止。(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張守珪的部下安祿山輕敵冒進,以致唐軍為奚、契丹所敗,死傷慘重。張九齡直言「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

(開元二十四年,公元七三六年)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討奚、契丹叛者,祿山恃勇輕進,為虜所敗。夏,四月,辛亥,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邪!奈何殺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欲活之,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除了直言敢諫,張九齡又同情為父申冤、復仇的張瑝、張琇兄弟,帶有儒者之處事作風。

(開元二十三年,公元七三五年)初,殿中侍御史楊汪既殺張審素,更名萬頃。審素二子瑝、琇皆幼,坐流嶺表;尋逃歸,謀伺便復讎。三月,丁卯,手殺萬頃於都城。繫表於斧,言父冤狀,欲之江外殺與萬頃同謀陷其父者,至汜水,為有司所得。議者多言二子父死非罪,穉年孝烈能復父讎,宜加矜宥;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為如此,壞國法,上亦以為然,謂九齡曰:「孝子之情,義不顧死;然殺人而赦之,此塗不可啟也。」乃下敕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各伸為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讎,何有限極!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宜付河南府杖殺。」士民皆憐之,為作哀誄,牓於衢路。市人斂錢葬之於北邙,恐萬頃家發之,仍為疑冢數處。(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對於前朝興廢之事,九齡亦提醒玄宗加以注意、審視,撰有《千秋金鏡錄》五卷。

(開元二十四年,公元七三六年)秋,八月,壬子,千秋節,群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為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鏡錄》,上之;上賜書褒美。(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唐太宗曾言:「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張九齡之所為,正好有助玄宗覺知太宗當年之所覺 (即有助唐政權自身之更新)。

可惜的是,其不久漸為玄宗所疏遠,狡詐奸險的李林甫反成為玄宗身邊的寵臣。

(開元二十四年,公元七三六年)冬,十月,戊申,車駕發東都。先是,敕以來年二月二日行幸西京,會宮中有怪,明日,上召宰相,即議西還。裴耀卿、張九齡曰:「今農收未畢,請俟仲冬。」李林甫潛知上指,二相退,林甫獨留,言於上曰:「長安、洛陽,陛下東西宮耳,往來行幸,何更擇時!借使妨於農收,但應蠲所過租稅而已。臣請宣示百司,即日西行。」上悅,從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張九齡、李林甫後來又因加封牛仙客為尚書一事而爭持不休。期間,九齡擇善固執的性格令玄宗大為憤怒,對之深感不滿。

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前在河西,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上聞而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唐興以來,惟舊相及揚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為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則但加實封可乎?」對曰:「不可。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修器械,乃常務耳,不足為功。陛下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宜。」上默然。李林甫言於上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上悅。明日,復以仙客實封為言,九齡固執如初。上怒,變色曰:「事皆由卿邪?」九齡頓首謝曰:「陛下不知臣愚,使待罪宰相,事有未允,臣不敢不盡言。」上曰:「卿嫌仙客寒微,如卿有何閥閱!」九齡曰:「臣嶺海孤賤,不如仙客生於中華;然臣出入台閣,典司誥命有年矣。仙客邊隅小吏,目不知書,若大任之,恐不愜眾望。」林甫退而言曰:「苟有才識,何必辭學!天子用人,有何不可!」(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尤其嚴重者,在廢太子李瑛一事中,張九齡不同意玄宗的做法,站在不廢太子的一邊。在李林甫安排的圈套及惡意中傷下,九齡罷相。事在開元二十四年 (公元七三六年)。

上之為臨淄王也,趙麗妃、皇甫德儀、劉才人皆有寵,麗妃生太子瑛,德儀生鄂王瑤,才人生光王琚。及即位,幸武惠妃,麗妃等愛皆馳;惠妃生壽王瑁,寵冠諸子。太子與瑤、琚會於內第,各以母失職有怨望語。駙馬都尉楊洄尚咸宜公主,常伺三子過失以告惠妃。惠妃泣訴於上曰:「太子陰結黨與,將害妾母子,亦指斥至尊。」上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九齡曰:「陛下踐祚垂三十年,太子諸王不離深宮,日受聖訓,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久長,子孫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喜怒之際,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後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後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上不悅。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上猶豫未決。林甫日夜短九齡於上,上浸疏之。惠妃密使官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為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為之動色,故訖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林甫日夜短九齡於上,上浸疏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與九齡相友好的嚴挺之、王元琰、裴耀卿受到牽連,或被貶官,或被流放,或被削去實權。

林甫引蕭炅為戶部侍郎。炅素不學,嘗對中書侍郎嚴挺之讀「伏臘」為「伏獵」。挺之言於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由是出炅為岐州刺史,故林甫怨挺之。九齡與挺之善,欲引以為相,嘗謂之曰:「李尚書方承恩,足下宜一造門,與之款暱。」挺之素負氣,薄林甫為人,竟不之詣;林甫恨之益深。挺之先娶妻,出之,更嫁蔚州刺史王元琰,元琰坐贓罪下三司按鞫,挺之為之營解。林甫因左右使於禁中白上。上謂宰相曰:「挺之為罪人請屬所由。」九齡曰:「此乃挺之出妻,不宜有情。」上曰:「雖離乃復有私。」(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於是上積前事,以耀卿、九齡為阿黨;壬寅,以耀為左丞相,九齡為右丞相,並罷政事。以林甫兼中書令;仙客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鄰朔方節度如故。嚴挺之貶洺州刺史,王元琰流嶺南。(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李林甫、牛仙客、蕭炅等人把持朝政,作威作福。次年 (開元二十五年,公元七三七年) 四月,監察御史周子諒彈劾牛仙客失敗。張九齡因曾舉薦周子諒,被貶荊州。自此,九齡遠離中央朝廷。

夏,四月,辛酉,監察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非才,引讖書為證。上怒,命左右手暴於殿庭,絕而復甦;仍杖之朝堂,流瀼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諒,張九齡所薦也。」甲子,貶九齡荊州長史。(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三年後,即開元二十八年 (公元七四零年) 二月,張九齡逝世,享年六十三歲。

二月,荊州長史張九齡卒。(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九齡乃一代良相。其風範、氣度,玄宗非不知之。這由他在日後宰相薦士時,必問「風度得如九齡不?」可見。

上雖以九齡忤旨逐之,然終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不?」(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又玄宗本以九齡之擅長文學而對九齡加以重用,九齡文學才華之出眾,吾人不難想見。

初,上欲以李林甫為相,問於中書令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系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為廟社之憂。」上不從。時九齡方以文學為上所重,林甫雖恨,猶曲意事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惜乎九齡為人剛直不屈、不刻意奉迎,玄宗又隨時日之推移而漸失廣闊的胸襟、氣量,且好聽甜言,親信奸佞。九齡終得到被貶荊州、鬱鬱而終的下場,這既是其個人性格、人生取態使然,也和玄宗心理、行為上的改變不無關係。

不過,孔子曰:「求仁得仁,又何怨?」,九齡剛直敢諫的處事方式當不為他一生帶來任何怨憤、遺恨。反之,玄宗「親佞遠賢」的心態、行為將使唐室的基業毀於一旦,其卻依舊懵然不知。這也可以算得上是歷史的弔詭吧!

最後,僅以司馬光的一番評論,結束全文。

上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珪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其所長也。九齡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百官無進諫之心,諫諍之路又絕,唐室距離衰亡,已然不遠。

二十四、開元年間的若干統治問題

有關開元時期的統治危機,我們過去已經提及。不過,尚有一些問題,為我們過去未曾提及者。今嘗試述之如下。

第一個必須提及的問題是:西南蠻的入侵。

這問題始於開元三年 (公元七一五年) 年中。

西南蠻寇邊,遣右驍衛將軍李玄道發戎、瀘、夔、巴、梁、鳳等州兵三萬人並舊屯兵討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直至開元十七年 (公元七二九年) 二月,巂州都督張守素大破西南蠻,此問題才稍為緩和。

春,二月,丁卯,巂州都督張守素破西南蠻,拔昆明及鹽城,殺獲萬人。(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第二個問題是:大食 (即阿拉伯帝國) 的興起。

儘管張孝嵩曾於開元三年 (公元七一五年) 大敗阿了達 (吐蕃、大食兩國共立的王),令大食一度遣使請降。

枝汗那者,古烏孫也,內附歲久。吐蕃與大食共立阿了達為王,發兵攻之,枝汗那王兵敗,奔安西求救。孝嵩謂都護呂休璟曰:「不救則無以號令西域。」遂帥旁側戎落兵萬餘人,出龜茲西數千里,下數百城,長驅而進。是月,攻阿了達於連城。孝嵩自擐甲督士卒急攻,自巳至酉,屠其三城,俘斬千餘級,阿了達與數騎逃入山谷。孝嵩傳檄諸國,威振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罽賓等八國皆遣使請降。勒石紀功而還。會有言其贓污者,坐系涼州獄,貶靈州兵曹參軍。(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然而,四年之後 (開元七年,公元七一九年),大食野心復起。

春,二月,俱密王那羅延、康王烏勒伽、安王篤薩波提皆上表言為大食所侵掠,乞兵救援。(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幸好當時的唐室在西域仍具有相當的威望,否則大食早已奸計得逞,威脅唐之西境了。

(開元八年,公元七二零年)夏,四月,丙午,遣使賜烏長王、骨咄王、俱位王冊命。三國皆在大食之西,大食慾誘之叛唐,三國不從,故褒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第三個需要提及的問題是:京官仍較地方官高尚、顯貴,「重京官,輕外任」的風氣仍未被徹底的肅清。

雖然玄宗已經安排京官優秀者出任地方上的都督、刺史,地方上有良好政績的都督、刺史出任朝中官員。

(開元二年,公元七一四年)春,正月,壬申,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跡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為恆式。」(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但是,在一般官員的心目中,入京為官仍是夢寐以求的事。這從倪若水的話語中可見一斑。

(開元四年,公元七一六年)上雖欲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為之,然當時士大夫猶輕外任。揚州採訪使班景倩入為大理少卿,過大梁,若水餞之行,立望其行塵,久之乃返,謂官屬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官員重視京官而輕地方官,這將造成以下兩個方面的流弊,影響國家管治:

一、 任京官者必極力自保權位,其因而易於互相傾軋,建立羽翼,如張說、蕭嵩之流。

二、 任地方官者多意態消沉,苟且偷安,地方事務有不進反退之可能。

最後一個問題是:地方將領的坐大。

隨著西北戰事日趨頻繁,玄宗不得已給予西北將領極大的權力。西北將領屢建奇功,其竟漸有不尊重中央政府的表現。

郭虔瓘便是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

(開元三年,公元七一五年,十一月)丁酉,以左羽林大將軍郭虔瓘兼安西大都護、四鎮經略大使。虔瓘請募關中兵萬人詣安西討擊,皆給遞馱及熟食;敕許之。將作大匠韋湊上疏,以為:「今西域服從,雖或時有小盜竊,舊鎮兵足以制之。關中常宜充實,以強幹弱枝。自頃西北二虜寇邊,凡在丁壯,征行略盡,豈宜更募驍勇,遠資荒服!又,一萬徵人行六千餘里,咸給遞馱熟食,道次州縣,將何以供!秦、隴之西,戶口漸少,涼州已往,沙磧悠然,遣彼居人,如何取濟?縱令必克,其獲幾何?儻稽天誅,無乃甚損!請計所用、所得,校其多少,則知利害。昔唐堯之代,兼愛夷、夏,中外乂安;漢武窮兵遠征,雖多克獲,而中國疲耗。今論帝王之盛德者,皆歸唐堯,不歸漢武;況邀功不成者,復何足比議乎!」時姚崇亦以虔瓘之策為不然。既而虔瓘卒無功。(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開元四年,公元七一六年,春,正月)乙酉,隴右節度使郭虔瓘奏,奴石良才等八人皆有戰功,請除游擊將軍。敕下,盧懷慎等奏曰:「郭虔瓘恃其微效,輒侮彝章,為奴請五品,實亂綱紀,不可許。」上從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中央力量不斷向外投注,終致「外重內輕」,中央無力駕馭,這確是開元年間唐朝政權的又一隱憂。

二十三、王毛仲驕恣

中國歷史上恃寵生驕的人物甚多,其中一人為玄宗時期的王毛仲。

王毛仲,高句麗人。他原本是臨淄王李隆基的家奴。李隆基成為太子後,王毛仲主要負責照料東宮的馬駝鷹狗。

在唐隆之變、清除太平公主等事件中,王毛仲立有功勳。故此,李隆基繼位後,毛仲深得玄宗的寵信,擔任左武衛大將軍、檢校內外閒廄使、苑內營田使等職務。

開元七年 (公元七一九年) 三月,玄宗以王毛仲為太僕卿。由於毛仲監察嚴厲、辦事能力強,「苑內所收常豐溢」,萬騎功臣、閒廄官吏皆甚為忌憚他。

三月,乙卯,以左武衛大將軍、檢校內外閒廄使、苑內營田使王毛仲行太僕卿。毛仲嚴察有干力,萬騎功臣、閒廄官吏皆憚之,苑內所收常豐溢。(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玄宗方面,其甚為滿意毛仲的表現,對之寵信日增 (由掌兵於外的宦官楊思勖、玄宗的近身宦官高力士皆畏避王毛仲,可見玄宗這時高度寵信王毛仲)。

上以為能,故有寵。雖有外第,常居閒廄側內宅,上或時不見,則悄然若有所失;宦官楊思勖、高力士皆畏避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玄宗後來更派他上前線歷練,出任朔方道防禦討擊大使,與王晙、張說進行協作,討伐謀反的康待賓。

(開元九年,公元七二一年)以太僕卿王毛仲為朔方道防禦討擊大使,使與王晙及天兵軍節度大使張說相知討康待賓。(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封禪期間,玄宗有感「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為群,望之如雲錦」的壯觀景況全因毛仲過去養馬有功,其於是加毛仲「開府儀同三司」。

初,隋末,國馬皆為盜賊及戎狄所掠,唐初才得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為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垂拱以後,馬潛耗太半。上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為內外閒廄使,少卿張景順副之。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上之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為群,望之如雲錦。上嘉毛仲之功,癸巳,加毛仲開府儀同三司。(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由於王毛仲深得玄宗的寵信,百官前來依附者漸多 (包括張說、源乾曜等人)。毛仲的行為因此變得驕恣專橫 (這由他誘使玄宗施壓,迫使宋璟出席其嫁女之宴席可見)。

王毛仲有寵於上,百官附之者輻湊。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對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張說、源乾曜輩豈不可呼邪?」對曰:「此則得之。」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對曰:「然。」上笑曰:「朕明日為汝召客。」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婚事,卿等宜與諸達官悉詣其第。」既而日中,眾客未敢舉箸,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遽稱腹痛而歸。璟之剛直,老而彌篤。(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加上王毛仲的女婿為龍武將軍 (即中央禁衛軍將領) 葛福順的兒子,北門諸將又多對毛仲言聽計從,受其指使,毛仲更加可以肆無忌憚。

(睿宗景雲二年,公元七一一年)左、右萬騎與左右羽林為北門四軍,使葛福順等將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

開府王毛仲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為婚。毛仲為上所信任,言無不從,故北門諸將多附之,進退唯其指使。(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儘管當時朝中有官員 (如吏部侍郎齊澣) 勸諫玄宗提防王毛仲,玄宗卻未有採納。

吏部侍郎齊澣乘間言於上曰:「福順典禁兵,不宜與毛仲為婚。毛仲小人,寵過則生奸;不早為之,恐成後患。」上悅曰:「知卿忠誠,朕徐思其宜。」澣曰:「君不密則失臣,願陛下密之。」會大理丞麻察坐事左遷興州別駕,澣素與察善,出城餞之,因道禁中諫語;察性輕險,遽奏之。上怒,召澣責之曰:「卿疑朕不密,而以語麻察,詎為密邪?且察素無行,卿豈不知邪?」澣頓首謝。秋,七月,丁巳,下制:「澣、察交構將相,離間君臣,澣可高州良德丞,察可潯州皇化尉。」(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毛仲之權勢隨著時日推移而逐漸擴大,朝中竟苦無阻抑其發展之力量出現。

不過,到了開元十八年 (公元七三零年) 十一月,形勢開始有所逆轉。王毛仲恃寵向玄宗索求兵部尚書一職,不得,怨憤心情形於辭色,玄宗優容毛仲的心態開始轉為不滿。

開府儀同三司、內外閒廄監牧都使霍國公王毛仲恃寵,驕恣日甚,上每優容之。毛仲與左領軍大將軍葛福順、左監門將軍唐地文、左武衛將軍李守德、右威衛將軍王景耀、高廣濟親善,福順等倚其勢,多為不法。毛仲求兵部尚書不得,怏怏形於辭色,上由是不悅。(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毛仲又對玄宗寵信的宦官楊思勖、高力士不尊重,「辱如僮僕」。

是時,上頗寵任宦官,往往為三品將軍,門施棨戟;奉使過諸州,官吏奉之惟恐不及,所得賂遺,少者不減千緡;由是京城第捨、郊畿田園,參半皆宦官矣。楊思勖、高力士尤貴幸,思勖屢將兵征討,力士常居中侍衛。而毛仲視宦官貴近者若無人;甚卑品者,小忤意,輒詈辱如僮僕。力士等皆害其寵而未敢言。(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尤有進者,毛仲的妻子誕下男丁,玄宗「授其兒五品官」,毛仲竟不滿玄宗的做法,而苛求玄宗曰:「這兒子簡直是作三品官的人才,不是嗎?」,惹得玄宗大為憤怒。

會毛仲妻產子,三日,上命力士賜之酒饌、金帛甚厚,且授其兒五品官。力士還,上問:「毛仲喜乎?」對曰:「毛仲抱其襁中兒示臣曰:『此兒豈不堪作三品邪!』」上大怒曰:「昔誅韋氏,此賊心持兩端,朕不欲言之;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高力士勸籲玄宗盡早除去王毛仲,以免生出大患。玄宗深恐處理不周將引起禁軍發動政變。

力士因言:「北門奴,官太盛,相與一心,不早除之,必生大患!」上恐其黨驚懼為變。(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其於是在開元十九年 (公元七三一年) 春天採取「一網打盡」的手段,宣告王毛仲「不忠怨望,貶瀼州別駕」。葛福順、唐地文、李守德、王景耀、高廣濟五人,因與毛仲友好,貶遠州別駕。又毛仲四子亦被貶遠州參軍,連坐者數十人。

春,正月,壬戌,下制,但述毛仲不忠怨望,貶瀼州別駕,福順、地文、守德、景耀、廣濟皆貶遠州別駕,毛仲四子皆貶遠州參軍,連坐者數十人。(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毛仲不久被賜死於永州。其風光的一生至此以悲劇收場。

毛仲行至永州,追賜死。(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老子《道德經》云:「禍兮,福之所倚」,這句話可說是王毛仲一生的寫照。

又經過王毛仲、葛福順的事件後,玄宗對宦官 (特別是高力士) 更加寵信。這間接引發中、晚唐的宦官專權。

自是宦官勢益盛。高力士尤為上所寵信,嘗曰:「力士上直,吾寢則安。」故力士多留禁中,稀至外第。四方表奏,皆先呈力士,然後奏御;事小者力士即決之,勢傾內外。金吾大將軍程伯獻、少府監馮紹正與力士約為兄弟;力士母麥氏卒,伯獻等被發受吊,擗踴哭泣,過於己親。力士娶瀛州呂玄晤女為妻,擢玄晤為少卿,子弟皆王傅。呂氏卒,朝野爭致祭,自第至墓,車馬不絕。然力士小心恭恪,故上終親任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開元二十三年,公元七三五年)上御五鳳樓酺宴,觀者喧隘,樂不得奏,金吾白梃如雨,不能遏;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為理嚴,為人所畏,請使止之;上從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場畫地曰:「犯此者死!」於是盡三日,人指其畫以相戒,無敢犯者。(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二十二、大門藝事件:其發生的起因、經過及意義

靺鞨為隋唐時期活躍於東北的一個民族,分有粟末靺鞨、黑水靺鞨兩部。

根據近人金毓黻所言,「靺鞨,當亦為沃沮、勿吉之音轉」,其大致位於朝鮮半島的北部。

開元元年 (公元七一三年),粟末靺鞨部 (滿洲人的先祖) 人,粟末靺鞨酋長乞乞仲象之子-大祚榮被玄宗冊封為「渤海郡王」,兼領「忽汗州都督府」都督的職務。此事之前,大祚榮早已在東北建立「渤海國」。

大祚榮於開元七年 (公元七一九年) 三月過世。其子大武藝承襲父親的官位,繼任「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府」都督。

渤海王大祚榮卒;丙辰,命其子武藝襲位。(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黑水靺鞨雖與粟末靺鞨同樣屬於靺鞨族,兩部卻經常互相猜疑。終於,在開元十四年 (公元七二六年),兩部爆發軍事衝突。

事緣十二年十二月,黑水靺鞨於未告知大武藝的情況下派遣使者入唐。大武藝深恐黑水靺鞨與唐合謀,聯兵對付自己,其於是「先下手為強」,派其弟大門藝與其舅任雅領兵出擊黑水靺鞨。

十二月,是歲,黑水靺鞨遣使入見,上以其國內黑水州,仍為置長史以鎮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渤海靺鞨王武藝曰:「黑水入唐,道由我境。往者請吐屯於突厥,先告我與我偕行;今不告我而請吏於唐,是必與唐合謀,欲腹背攻我也。」遣其母弟門藝與其舅任雅將兵擊黑水。(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大門藝曾為唐之人質,對唐朝有相當的了解。他意圖諫阻兄長之所為,惜未能成功。

門藝嘗為質子於唐,諫曰:「黑水請吏於唐,而我以其故擊之,是叛唐也。唐,大國也。昔高麗全盛之時,強兵三十餘萬,不遵唐命,掃地無遺。況我兵不及高麗什之一二,一旦與唐為怨,此亡國之勢也。」武藝不從,強遣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大門藝始終不肯死心,上書力諫。大武藝大怒,由是萌生殺念。

門藝至境上,復以書力諫。武藝怒,遣其從兄大壹夏代之將兵,召,欲殺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大門藝既為兄長所迫害,其只好棄眾奔唐。玄宗於是以他為「左驍衛將軍」。

門藝棄眾,間道來奔,制以為左驍衛將軍。(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大武藝聽聞大門藝投奔唐室的消息,遣使入唐上表門藝罪狀,請玄宗賜死大門藝。

武藝遣使上表罪狀門藝,請殺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玄宗本來要求大武藝的使者報訊曰:「已流門藝於嶺南」,另派大門藝前往安西。然而,此事竟然為大武藝所識破,大武藝堅持請殺大門藝。玄宗礙於情勢,只好暫遣大門藝前赴嶺南。

上密遣門藝詣安西;留其使者,別遣報云已流門藝於嶺南。武藝知之,上表稱:「大國當示人以信,豈得為此欺誑?」固請殺門藝。上以鴻臚少卿李道邃、源復不能督察官屬,致有漏洩,皆坐左遷。暫遣門藝詣嶺南以報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大武藝請玄宗殺大門藝不得,其對唐室日益憤恨。開元二十年 (公元七三二年) 九月,大武藝派遣大將張文休率領海賊入侵登州,殺死刺史韋俊。玄宗命右領軍將軍葛福順帶兵討伐。

八月,勃海靺鞨王武藝遣其將張文休帥海賊寇登州,殺刺史韋俊,上命右領軍將軍葛福順發兵討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次年 (開元二十一年,公元七三三年),玄宗又派遣大門藝前往幽州發兵,以討伐渤海王大武藝;且命太僕員外卿金思蘭出使新羅,令新羅從南方攻擊渤海國。

上遣大門藝詣幽州發兵,以討渤海王武藝;庚申,命太僕員外卿金思蘭使於新羅,發兵擊其南鄙。(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適逢天降大雪,山路被風雪所阻,「士卒死者過半,無功而還」。

會大雪丈餘,山路阻隘,士卒死者過半,無功而還。(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大門藝打算在幽州出兵的舉動,令大武藝對他更添怨恨。大武藝於是派遣刺客於天津橋南暗殺大門藝。大門藝最終僥倖得免。事後,玄宗命令河南府搜捕大武藝派來的刺客,把他們全部殺死。

武藝怨門藝不已,密遣客刺門藝於天津橋南,不死;上命河南搜捕賊黨,盡殺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後世史家把大門藝諫止大武藝出兵、投奔唐室、遇刺等一連串事件稱為「大門藝事件」。透過這次事件,我們其實可以看出若干重要的地方:

第一,相較於貞觀年間唐太宗之所為,玄宗的做法更多帶有欺詐、不信實的特徵 (這其實在封禪大典後玄宗不賜婚突厥一事已可見一二),這由「上密遣門藝詣安西;留其使者,別遣報云已流門藝於嶺南」可見。

第二,玄宗作出決策時,其往往只著重客觀形勢的考量,卻忽略了道義的準繩、尺度。對此,司馬遷說得好:

臣光曰:王者所以服四夷,威信而已。門藝以忠獲罪,自歸天子。天子當察其枉直,賞門藝而罰武藝,為政之體也。縱不能討,猶當正以門藝之無罪告之。今明皇威不能服武藝,恩不能庇門藝,顧效小人為欺誑之語,以取困於小國,乃罪鴻臚之漏洩,不亦可羞哉!(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我們不妨說,玄宗時期的對外困局,乃由玄宗失卻了太宗時期的信實不欺、重視道德的對外態度所引致。

二十一、開元中期的危局 (下):水災連年

唐玄宗開元中期,河南地區的水患異常嚴重。

早在開元八年 (公元七二零年) 六月,瀍、穀兩條河流已出現河水暴漲的情況,溺死接近二千人。

六月,瀍、穀漲溢,漂溺幾二千人。(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所謂「瀍」,是指「瀍河」,位於今日河南省洛陽市境內,發源於洛陽市孟津縣會瀍溝,全長35公里,於洛陽市東注入洛河。至於「穀」,即「穀水」,屬洛河 (又稱「洛水」) 的支流。兩條河流的位置,剛好處於黃河南岸,足以證明水災爆發的地點為河南。

兩年後,即開元十年 (公元七二二年) 五月,伊、汝水亦發生河水暴漲,數千家遇溺身亡。

五月,伊、汝水溢,漂溺數千家。(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伊水為洛河的另一支流,而汝水則是河南地區洪河右岸的一條支流。

河南水患嚴重,其逐漸有波及周邊州縣的趨勢。同年六月,博州河潰決。玄宗命當時任職按察使的蕭嵩負責治理河患。

六月,丁巳,博州河決,命按察使蕭嵩等治之。嵩,梁明帝之孫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博州的位置相當於今日山東省的高唐、茌平、聊城等地。博州河潰決,意味著水患已蔓延至山東一帶。

開元十四年 (公元七二六年) 七月,河北也爆發大規模水災。

秋,七月,河南、北大水,溺死者以千計。(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八月,魏州出現河水氾濫。

八月,丙午朔,魏州言河溢。(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魏州相當於今日河北省的大名、魏縣、館陶,河南省南樂、清豐、范縣和山東省冠縣、莘縣等縣地。其地為河北與江淮之間水運交通的樞紐,是河北平原南部一大都會。魏州爆發水災,其對唐室經濟所造成的巨大損失,吾人不難想像。

十五年 (公元七二七年) 七月,冀州 (位於河北) 河水氾濫。

秋,七月,戊寅,冀州河溢。(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十八年 (公元七三零年),洛水 (位於河南) 發生氾濫,溺斃東都千餘家。

壬午,洛水溢,溺東都千餘家。(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有人或問:為什麼河水氾濫的情況最先發生在河南地區?對此問題,我們可以參考一下黃仁宇的解答。黃仁宇在其著作《中國大歷史》中說:

黃河中游由北至南將黃土地區割成兩半,其縱長500英里。它也在內地接受幾條支流的匯入,其結果是黃河的流水中夾帶著大量的泥沙。通常河流的水內夾帶著5%的泥沙已算相當的多,南美洲的亞馬孫河夏季裡可能高至12%,而黃河的流水曾經有過46%的紀錄。其中一條支流曾在一個夏天達到了難於相信的含沙量63%。所以黃河經常有淤塞河床,引起堤防潰決氾濫,造成大量生命與財產損失的可能。這河流的水量在洪水期間和枯水期間幅度的變化又大,更使潛在的危機經常惡化。

由於黃河的含沙量較高,當它流經河南一帶較為平坦的地區時,其不時留下大量泥沙,造成河床的淤塞。堤防潰決氾濫於是較容易在河南發生。

黃仁宇提出消解水患的方法:

按理說來,有一個最好坐落於上游的中央集權,又有威望動員所有的資源,也能指揮有關的人眾,才可以在黃河經常的威脅之下,給予應有的安全。

不過,觀乎玄宗面對水患時的無能為力,這似乎暗示著唐朝沒有足夠的能力動員所有的資源、指揮有關的人眾參與防洪。

唐朝的衰弱姿態,於此已能披露一二了。

二十、開元中期的危局 (上):宰相質素下降

「開元之治」的出現,一定程度上是由姚崇、宋璟等人合力締造的。

然而,隨著時日的推移,姚崇、宋璟等相繼離開宰相的崗位,繼任的新宰相在待人處事、政治識見上皆有不及姚崇、宋璟者,「開元之治」終伴隨宰相質素之下降而宣告結束。

概言之,開元中期的宰相有以下兩大問題。

第一,他們大多喜歡互相爭辯,繼而與對方產生嫌隙、誤會,進而排斥、指罵對方。

(開元十二年,即公元七二四年,十一月)群臣屢上表請封禪,閏月,丁卯,制以明年十一月十日有事於泰山。時張說首建封禪之議,而源乾曜不欲為之,由是與說不平。(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開元十四年,即公元七二六年)惡御史中丞宇文融之為人,且患其權重,融所建白,多抑之。中書舍人張九齡言於說曰:「宇文融承恩用事,辯給多權數,不可不備。」說曰:「鼠輩何能為!」(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開元十七年,公元七二九年)初,張說、張嘉貞、李元紘、杜暹相繼為相用事......元紘、暹議事多異同,遂有隙,更相奏列。(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這不但影響政治效率,而且也會造成不良的官場風氣。

第二,他們要不自鳴清高,退守自保 (如源乾曜);要不援引親信以為羽翼,建立朋黨 (如張說)。

源乾曜以清謹自守,常讓事於說等,唯諾署名而已。(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張說多引兩省吏及以所親攝官登山。禮畢推恩,往往加階超入五品而不及百官;中書舍人張九齡諫,不聽。(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唐代「三省制」之設置,其用意本是為了平分相權,避免宰相獨大的情況出現,且可收「集思廣益」之效。現在宰相們退守自保、建立黨羽的做法,不但違背了「三省制」的原意,其更易於造成宰相一人獨大的局面。日後李林甫終成就出「一相獨大」之政治歪風,這可謂由開元中期諸位宰相所間接導致也 (補充一點,張說援引黨羽、打算巴結武惠妃以鞏固權位之舉動,與李林甫日後之行徑極為類似,唐代政風由盛轉衰,張說實在難辭其咎)。

現任宰相既存在著不少問題,適當的更新自屬必要。玄宗於是把杜暹貶為荊州長史、李元紘貶為曹州刺史。另外,源乾曜亦被罷相,代之以宇文融 (其原來任職戶部侍郎兼魏州刺史,充河北道宣撫使。後來檢校汴州刺史,充河南北溝渠堤堰決九河使。)、裴光庭、蕭嵩。

(開元十七年,公元七二九年)上不悅,六月,甲戌,貶黃門侍郎、同平章事杜暹荊州長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元紘曹州刺史,罷乾曜兼侍中,止為左丞相;以戶部侍郎宇文融為黃門侍郎,兵部侍部裴光庭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蕭嵩兼中書令,遙領河西。(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開元十六年,即公元七二八年,春,正月)甲寅,以魏州刺史宇文融為戶部侍郎兼魏州刺史,充河北道宣撫使。(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開元十六年,即公元七二八年,春,正月)丙寅,以魏州刺史宇文融檢校汴州刺史,充河南北溝渠堤堰決九河使。融請用《禹貢》九河故道開稻田,並回易陸運錢,官收其利;興役不息,事多不就。(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可惜的是,情況並未因玄宗的調動而有所改善。

宇文融任職黃門侍郎期間,大肆於民間進行搜刮,跡近聚斂,惹得百姓怨憤。又百官多無法完成宇文融所指派的任務,失職者眾多。玄宗方面,其目睹國家財富日多,奢侈之心漸萌。

宇文融性精敏,應對辯給,以治財賦得幸於上,始文置諸使,競為聚斂,由是百官浸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姓皆怨苦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又宇文融的人格不純粹,經常恃治財賦之才能以自誇。

為人疏躁多言,好自矜伐,在相位,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這樣的人物居處相位,政風焉能得到改善?

慶幸的是,宇文融後來因彈劾信安王李禕失敗,被貶為汝州刺史。

(開元十七年,公元七二九年)信安王禕,以軍功有寵於上,融疾之。禕入朝,融使御史李寅彈之,洩於所親。禕聞之,先以白上。明日,寅奏果入,上怒,九月,壬子,融坐貶汝州刺史,凡為相百日而罷。是後言財利以取貴仕者,皆祖於融。(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不久逝世。

(開元十七年,公元七二九年,十月)宇文融既得罪,國用不足,上復思之,謂裴光庭等曰:「卿等皆言融之惡,朕既黜之矣,今國用不足,將若之何!卿等何在佐朕?」光庭等懼不能對。會有飛狀告融贓賄事,又貶平樂尉。至嶺外歲餘,司農少卿蔣岑奏融在汴州隱沒官錢巨萬計,制窮治其事,融坐流巖州,道卒。(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朝中主要政務的處理,於是由裴光庭、蕭嵩全權負責。

開元十八年 (公元七三零年) 春,正月,辛卯,裴光庭被任命為侍中 (門下省的最高長官)。

春,正月,辛卯,以裴光庭為侍中。(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四月,乙丑,光庭兼任吏部尚書,掌握銓選之權柄。

乙丑,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不過,光庭處事有一缺點:默守成規,恪守定制。他因此無法為國家銓選出真正具有才能的人,「才俊之士無不怨歎」(宋璟對光庭的做法亦不同意,只是苦於年老力衰,已無法加以挽救)。

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即注,限年躡級,毋得逾越,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其庸愚沉滯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歎。宋璟爭之不能得。光庭又令流外行署亦過門下省審。(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蕭嵩方面,其更多是一「邊將入相」的典型人物。這由他長期出任節度使的崗位可知。

(開元十五年,公元七二七年)以朔方節度使蕭嵩為河西節度等副大使。(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當然,就戰爭謀略及部署、領兵出戰而論,蕭嵩未嘗沒有過人的才能。

(開元十五年,公元七二七年)悉諾邏威名甚盛,蕭嵩縱反間於吐蕃,云與中國通謀,贊普召而誅之;吐蕃由是少衰。(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開元十六年,公元七二八年)秋,七月,吐蕃大將悉末郎寇瓜州,都督張守珪擊走之。乙巳,河西節度使蕭嵩、隴右節度使張忠亮大破吐蕃於渴波谷;忠亮追之,拔其大莫門城,擒獲甚眾,焚其駱駝橋而還。(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辛卯,右金吾將軍杜賓客破吐蕃於祁連城下。時吐蕃復入寇,蕭嵩遣賓客將強弩四千擊之。戰自辰至暮,吐蕃大潰,獲其大將一人;虜散走投山,哭聲四合。(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其能升任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正是他這方面才能優越的明證。

(開元十六年,公元七二八年)十一月,癸巳,以河西節度副大使蕭嵩為兵部尚書、同平章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可是,中書令一職更多是需要政治上的識見,此乃蕭嵩所欠缺者。

蕭嵩既缺乏政治才幹而居相位,此好比「濫竽充數」的南郭先生。為保自身之權位富貴於不墮,蕭嵩開始援引黨羽、建立勢力。

開元二十一年 (公元七三三年) 三月,侍中裴光庭去世。

三月,乙巳,侍中裴光庭薨。太常博士孫琬議:「光庭用循資格,失勸獎之道,請謚曰克。」其子稹訟之,上賜謚忠獻。(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玄宗問蕭嵩誰人可以接掌光庭的職務,蕭嵩打算舉薦與自己友好的右散騎常侍王丘。不料王丘拒絕而將機會讓給右丞相韓休,蕭嵩初以為韓休為人恬和,易於控制,其於是改薦韓休。韓休因此被任命為黃門侍郎、同平章事。

上問蕭嵩可以代光庭者。嵩與右散騎常侍王丘善,將薦之;丘聞之,固讓於右丞韓休。嵩言休於上。甲寅,以休為黃門侍郎、同平章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始,嵩以休恬和,謂其易制,故引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然而,隨著與韓休共事日久,蕭嵩漸厭惡韓休「守正不阿」的剛直性格。

休為人峭直,不干榮利;及為相,甚允時望。始,嵩以休恬和,謂其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休守正不阿,嵩漸惡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儘管韓休的性格確能繼承姚、宋之餘緒,為社稷、百姓造福。

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指,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可是,對蕭嵩而言,韓休屹立於朝中只有一個目的:幫助他鞏固自身之權位、富貴。現在,韓休不但不能對自己有利,而且有害自己維持既得之權位、富貴。蕭嵩自然不能容忍。他之所以厭惡韓休,原因在此。

韓休剛正不阿,蕭嵩則對韓休日益憎惡。終於,在開元二十一年 (公元七三三年) 十月,韓休因多次在玄宗面前與蕭嵩爭論,斥罵蕭嵩,惹得玄宗不悅。丁巳,蕭嵩、韓休俱被罷官,代之以裴耀卿、張九齡。

韓休數與蕭嵩爭論於上前,面折嵩短,上頗不悅。嵩因乞骸骨,上曰:「朕未厭卿,卿何為遽去!」對曰:「臣蒙厚恩,待罪宰相,富貴已極,及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君已厭臣,臣首領且不保,安能自遂!」因泣下。上為之動容,曰:「卿且歸,朕徐思之。」丁巳,嵩罷為左丞相,休罷為工部尚書。以京兆尹裴耀卿為黃門侍郎,前中書侍郎張九齡時居母喪,起復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透過上面的敘述,我們可以肯定,開元中期以後,宰相質素不斷下降。這無疑為唐代之衰敗留下一伏筆。

十九、開元之治:對外局面 (下)

契丹

開元十八年 (公元七三零年) 六月,唐、契丹的外交關係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兩國開始交惡。

事緣契丹王李邵固派遣可突於 (《通鑑》作可突干) 入貢,卻遭受同平章事李元紘不友善的對待。

初,契丹王李邵固遣可突干入貢,同平章事李元紘不禮焉。(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張說 (當時張說已致仕,正任職尚書左丞相) 又經常對人說「奚、契丹必叛」。

左丞相張說謂人曰:「奚、契丹必叛。可突干狡而狠,專其國政久矣,人心附之。今失其心,必不來矣。」(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可突於不久將李邵固殺死。

己酉,可突干弒邵固。(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可突於深恐唐室會出兵對付自己,其於是率領國人脅迫奚人叛降突厥。

帥其國人並脅奚眾叛降突厥。(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奚王李魯蘇及其妻韋氏、邵固妻陳氏見情勢不對,紛紛奔入唐境。另一邊廂,玄宗派遣幽州長史趙含章負責討伐可突於,裴寬、薛侃等則於關內、河東、河南、北分道招募勇士,以作預備。

奚王李魯蘇及其妻韋氏、邵固妻陳氏皆來奔。制幽州長史趙含章討之,又命中書舍人裴寬、給事中薛侃等於關內、河東、河南、北分道募勇士。(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六月,丙子,玄宗對奚、契丹發動總攻。他以單于大都護忠王李浚擔任河北道行軍元帥,御史大夫李朝隱、京兆尹裴胄先擔任副帥,統率十八總管以討伐奚、契丹。

六月,丙子,以單于大都護忠王浚領河北道行軍元帥,以御史大夫李朝隱、京兆尹裴胄先副之,帥十八總管以討奚、契丹。(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忠王李浚頗有帝王之相,當時張說已然看出。

命浚與百官相見於光順門。張說退,謂學士孫逖、韋述曰:「吾嘗觀太宗畫像,雅類忠王,此社稷之福也。」(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李浚後來改名李亨,其即日後的唐肅宗。

話說回來。可突於方面,其率眾寇掠平盧,被先鋒使張掖人烏承玼 (其父烏知義曾是史思明的長官) 大破於捺祿山。

可突干寇平盧,先鋒使張掖烏承玼破之於捺祿山。(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開元二十年 (公元七三二年) 春,正月,玄宗以朔方節度副大使信安王李禕為河東、河北行軍副大總管,領兵出擊奚、契丹,戶部侍郎裴耀卿擔任副總管。

春,正月,乙卯,以朔方節度副大使信安王禕為河東、河北行軍副大總管,將兵擊奚、契丹;壬申,以戶部侍郎裴耀卿為副總管。(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在李禕、裴耀卿、趙含章等人的努力下,契丹兵勢稍減。

信安王禕帥裴耀卿及幽州節度使趙含章分道擊奚、契丹,含章與虜遇,虜望風遁去。(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惜乎趙含章不聽平盧先鋒將烏承禕的提醒,致使唐軍大敗於白山。

平盧先鋒將烏承禕言於含章曰:「二虜,劇賊也。前日遁去,非畏我,乃誘我也,宜按兵以觀其變。」含章不從,與虜戰於白山,果大敗。(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幸得烏承玼領兵來助,契丹終被擊破。

承玼引兵出其右,擊虜,破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信安王李禕後來又大破奚、契丹,契丹人被俘被斬者甚眾。可突於至此可謂已到窮途末路了。

己巳,禕等大破奚、契丹,俘斬甚眾,可突干帥麾下遠遁,餘黨潛竄山谷。(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奚族酋長李詩、瑣高見可突於大勢已去,其於是率領五千餘帳投降唐室。玄宗封李詩為歸義王,充任歸義州都督,其部落被徙置於幽州境內。

奚酉李詩瑣高帥五千餘帳來降。(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賜李詩爵歸義王,充歸義州都督,徒其部落置幽州境內。(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隨著奚人歸降,信安王李禕領兵回國。六月,李禕被加封「開府儀同三司」。

禕引兵還。(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六月,丁丑,加信安王禕開府儀同三司。(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契丹餘眾方面,開元二十一年 (公元七三三年),幽州道副總管郭英傑受節度使薛楚玉 (薛仁貴之子薛訥的弟弟) 差遣,率領精銳騎兵一萬人、奚族的降卒討伐契丹,於都山遭受可突於的圍攻,英傑戰敗身亡,其所率領的將士全體被殲滅。

閏月,癸酉,幽州道副總管郭英傑與契丹戰于都山,敗死。時節度薛楚玉遣英傑將精騎一萬及降奚擊契丹,屯於榆關之外。可突干引突厥之眾來合戰,奚持兩端,散走保險;唐兵不利,英傑戰死。餘眾六千餘人猶力戰不已,虜以英傑首示之,竟不降,盡為虜所殺。楚玉,訥之弟也。(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幸得張守珪 (當時出任幽州節度使,其藉著征討吐蕃而出身,見下節) 於開元二十二年 (公元七三四年) 多次打敗契丹。

六月,壬辰,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大破契丹,遣使獻捷。(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時可突干連年為邊患,趙含章、薛楚玉皆不能討。守珪到官,屢擊破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加上王悔洞悉可突於之詐降、李過折與可突於內部不和。

時可突干連年為邊患,趙含章、薛楚玉皆不能討。守珪到官,屢擊破之。可突干困迫,遣使詐降,守珪使管記王悔就撫之。悔至其牙帳,察契丹上下初無降意,但稍徙營帳近西北,密遣人引突厥,謀殺悔以叛;悔知之。牙官李過折與可突干分典兵馬,爭權不葉,悔說過折使圖之。過折夜勒兵斬屈烈及可突干,盡誅其黨,帥餘眾來降。(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可突於及其餘黨才得以被肅清。可突於最終為守珪所斬殺。

守珪出師紫蒙州,大閱以鎮撫之,梟屈烈、可突干首於天津之南。(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乙巳,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傳首。(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可突於死後,玄宗以李過折為北平王,檢校松漠都督,時為開元二十三年 (公元七三五年) 春天。

春,正月,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折來獻捷;制以過折為北平王,檢校松漠州都督。(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可是,不過一年,李過折為其大臣涅禮所殺,過折的兒子們紛紛遇害 (只李刺乾倖免於難,逃至安東都護府)。

是歲,契丹王過折為其臣涅禮所殺,並其諸子,一子刺乾奔安東得免。(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涅禮向玄宗述說殺害李過折的緣由。玄宗見其真誠,赦免其罪,且以他為松漠都督。

涅禮上言,過折用刑殘虐,眾情不安,故殺之。上赦其罪,因以涅禮為松漠都督,且賜書責之曰:「卿之蕃法多無義於君長,自昔如此,朕亦知之。然過折是卿之王,有惡輒殺之,為此王者,不亦難乎!但恐卿今為王,後人亦爾。常不自保,誰願作王!亦應防慮後事,豈得取快目前!」(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在涅禮的帶領下,契丹曾聯合奚人,共擊東侵的後突厥汗國,勢力日盛。

突厥尋引兵東侵奚、契丹,涅禮與奚王李歸國共擊破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其與唐室的關係,雖然友好,但契丹族人中不乏叛唐的分子。

(開元二十四年,公元七三六年)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討奚、契丹叛者,祿山恃勇輕進,為虜所敗。(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唐、契丹仍不時發生軍事衝突 (日後引發「安史之亂」的蕃將安祿山,主要藉討平契丹叛逆而初登歷史舞台)。

(開元二十五年,公元七三七年)乙酉,幽州節度使張守珪破契丹於捺祿山。(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開元二十八年,公元七四零年)秋,八月,甲戌,幽州奏破奚、契丹。(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吐蕃

開元十五年 (公元七二七年) 年初,涼州都督王君㚟大破吐蕃於青海之西。

春,正月,辛丑,涼州都督王君㚟破吐蕃於青海之西。(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王君㚟原本和郭知運共同以驍勇善騎射著名於西陲。知運於開元九年 (公元七二一年) 十月逝世後,「河西節度使」、「隴右節度使」兩職出缺。王君㚟於是被玄宗起用以接掌知運的職務,代任河西、隴右節度使,判涼州都督。

冬,十月,河西、隴右節度大使郭知運卒。知運與同縣右衞副率王君㚟,皆以驍勇善騎射著名西陲,為虜所憚,時人謂之王、郭。㚟遂自知運麾下代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判涼州都督。(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君㚟的軍事成功,助長了玄宗堅持對吐蕃用兵的決心。玄宗因此反對與吐蕃和親友好。

初,吐蕃自恃其強,致書用敵國禮,辭指悖慢,上意常怒之。返自東封,張說言於上曰:「吐蕃無禮,誠宜誅夷,但連兵十餘年,甘、涼、河、鄯、不勝其弊,雖師屢捷,所得不償所亡。聞其悔過求和,願聽其款服,以紓邊人。」上曰:「俟吾與王君㚟議之。」說退,謂源乾曜曰:「君㚟勇而無謀,常思僥幸,若二國和親,何以為功!吾言必不用矣。」及君㚟入朝,果請深入討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而在玄宗的同意下,君㚟得以盡情發揮其軍事才華,屢破吐蕃,建立戰功。

去冬,吐蕃大將悉諾邏寇大斗谷,進攻甘州,焚掠而去。君㚟度其兵疲,勒兵躡其後。會大雪,虜凍死者甚眾,自積石軍西歸。君㚟先遣人間道入虜境,燒道旁草。悉諾邏至大非川,欲休士馬,而野草皆盡,馬死過半。君㚟與秦州都督張景順追之,及於青海之西,乘冰而度。悉諾邏已去,破其後軍,獲其輜重羊馬萬計而還。君㚟以功遷左羽林大將軍,拜其父壽為少府監致仕。(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可惜的是,隨著君㚟的飛黃騰達,唐的軍事實力日趨枯竭,玄宗亦日益重視對外的軍事成就,置內部問題於不顧。這一切流弊的出現,君㚟實難逃其責也 (儘管君㚟為人忠直、有仁愛之心)。

上由是益事邊功。(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九月,丙子,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祿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及河西節度使王君㚟之父,進攻玉門軍;縱所虜俘使歸涼州,謂君㚟曰:「將軍常以忠勇許國,何不一戰!」君㚟登城西望而泣,竟不敢不兵。(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言歸正傳。玄宗態度強硬,吐蕃亦不甘示弱。九月,丙子,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祿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州,俘虜刺史田元獻及河西節度使王君㚟之父。

九月,丙子,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祿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及河西節度使王君㚟之父,進攻玉門軍......(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不久,莽布支轉攻常樂縣,縣令賈師順率眾拒守。悉諾邏親自領兵與莽布支會合,始終久攻不下 (此見當時吐蕃的軍事力量仍不及唐)。最後,悉諾邏只好派人勸降,卻失敗而回。

莽布支別攻常樂縣,縣令賈師順帥眾拒守。及瓜州陷,悉諾邏悉兵會攻之。旬餘日,吐蕃力盡,不能克,使人說降之;不從。(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悉諾邏降低要求說:我們只斂取城中所有財物。然而,賈師順依舊不從。結果,悉諾邏等人不得要領,其只好將怒火發洩於瓜州城,把瓜州城毀壞。

吐蕃曰:「明府既不降,宜斂城中財相贈,吾當退。」師順請脫士卒衣;悉諾邏知無財,乃引去,毀瓜州城。(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悉諾邏等人退兵後,賈師順未有鬆懈,反而「收器械,修守備」,悉諾邏後來再次派遣精騎至城下,打算發動進攻,卻已再無可乘之機了。

師順遽開門,收器械,修守備;虜果復遣精騎還,視城中,知有備,乃去。師順,岐州人也。(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另外,當吐蕃攻打瓜州時,其曾致書後突厥汗國之毗伽可汗,邀請他出兵侵唐,惜未能成功。

吐蕃之寇瓜州也,遺毗伽書,欲與之俱入寇,毗伽並獻其書。上嘉之,聽於西受降城為互市,每歲繼縑帛數十萬匹就市戎馬,以助軍旅,且為監牧之種,由是國馬益壯焉。(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吐蕃勢孤力弱,其只好拉攏突騎施之蘇祿可汗。

然而,開元十五年 (公元七二七年) 年中,吐蕃、突騎施聯軍圍攻安西城時,其仍被安西副大都護趙頤貞擊敗。

閏月,庚子,吐蕃贊普與突騎施蘇祿圍安西城,安西副大都護趙頤貞擊破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儘管屢敗吐蕃的王君㚟不久因回紇承宗的事件而被瀚海司馬護輸襲殺 (距其出任「河西節度使」、「隴右節度使」僅五年矣)。

(開元十五年,公元七二七年)初,突厥默啜之強也,迫奪鐵勒之地,故回紇、契苾、思結、渾四部度磧徙居甘、涼之間以避之。王君㚟微時,往來四部,為其所輕;及為河西節度使,以法繩之。四部恥怨,密遣使詣東都自訴。君㚟遽發驛奏「四部難制,潛有叛計。」上遣中使往察之,諸部竟不得直。於是瀚海大都督回紇承宗流瀼州,渾大德流吉州,賀蘭都督契苾承明流籐州,盧山都督思結歸國流瓊州;以回紇伏帝難為瀚海大都督。己卯,貶右散騎常侍李令問為撫州別駕,坐其子與承宗交遊故也。(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回紇承宗族子瀚海司馬護輸,糾合黨眾為承宗報仇。會吐蕃遣使間道詣突厥,王君㚟帥精騎邀之於肅州。還,至甘州南鞏筆驛,護輸伏兵突起,奪君㚟旌節,先殺其判官宋貞,剖其心曰:「始謀者汝也。」君㚟帥左右數十人力戰,自朝至晡,左右盡死。護輸殺君㚟,載其屍奔吐蕃;涼州兵追及之,護輸棄屍而走。(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在蕭嵩、張守珪等後繼者的努力下,吐蕃所得的利益仍是少之又少。瓜州不久更被收復。

辛巳,以左金吾衛大將軍信安王禕為朔方節度等副大使。禕,恪之孫也。以朔方節度使蕭嵩為河西節度等副大使。時王君㚟新敗,河、隴震駭。嵩引刑部員外郎裴寬為判官,與君㚟判官牛仙客俱掌軍政,人心浸安。寬,漼之從弟也。仙客本鶉觚小吏,以才幹軍功累遷至河西節度判官,為君㚟腹心。(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嵩又奏以建康軍使河北張守珪為瓜州刺史,帥餘眾築故城。板干裁立,吐蕃猝至,城中相顧失色,莫有鬥志。守珪曰:「彼眾我寡,人瘡痍之餘,不可以矢刃相持,當以奇計取勝。」乃於城上置酒作樂。虜疑其有備,不敢攻而退。守珪縱兵擊之,虜敗走。守珪乃修復城市,收合流散,皆復舊業。朝廷嘉其功,以瓜州為都督府,以守珪為都督。(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吐蕃贊普後來又中了蕭嵩設下的反間計,將威名甚盛的悉諾邏誅殺。吐蕃由是稍為衰落,不足為唐室之禍患。

悉諾邏威名甚盛,蕭嵩縱反間於吐蕃,云與中國通謀,贊普召而誅之;吐蕃由是少衰。(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吐蕃稍衰,玄宗卻用兵防範如舊。玄宗的防範措施有下列要點:

A. 隴右道及諸軍,團兵五萬六千人。河西道及諸軍,團兵四萬人。

B. 征關中兵萬人,集結於臨洮。征朔方兵二萬人,集結於會州。

C. 所集士兵,其主要工作在:防止吐蕃於秋天時入侵。倘若吐蕃無侵掠的行為,士卒可於冬天初至時解散。

十二月,戊寅,制以吐蕃為邊患,令隴右道及諸軍團兵五萬六千人,河西道及諸軍團兵四萬人,又征關中兵萬人集臨洮,朔方兵二萬人集會州防秋,至冬初,無寇而罷;伺虜入寇,互出兵腹背擊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次年 (開元十六年,公元七二八年),趙頤貞、張守珪、蕭嵩、張忠亮、杜賓客又先後大敗吐蕃。

春,正月,壬寅,安西副大都護趙頤貞敗吐蕃於曲子城。(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秋,七月,吐蕃大將悉末郎寇瓜州,都督張守珪擊走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乙巳,河西節度使蕭嵩、隴右節度使張忠亮大破吐蕃於渴波谷;忠亮追之,拔其大莫門城,擒獲甚眾,焚其駱駝橋而還。(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辛卯,右金吾將軍杜賓客破吐蕃於祁連城下。時吐蕃復入寇,蕭嵩遣賓客將強弩四千擊之。戰自辰至暮,吐蕃大潰,獲其大將一人;虜散走投山,哭聲四合。(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這情況下迄十七年 (公元七二九年) 尚未有改變。

三月,瓜州都督張守珪、沙州刺史賈師順擊吐蕃大同軍,大破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甲寅,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攻吐蕃石堡城,拔之。初,吐蕃陷石堡城,留兵據之,侵擾河右。上命禕與河西、隴右同議攻取。諸將咸以為石堡據險而道遠,攻之不克,將無以自還,且宜按兵觀釁。禕不聽,引兵深入,急攻拔之,仍分兵據守要害,令虜不得前。自是河隴諸軍游弈,拓境千餘里。上聞,大悅,更命石堡城曰振武軍。(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吐蕃接連遭受軍事上的挫折,其終於在開元十八年 (公元七三零年) 五月向唐室求和。

五月,吐蕃遣使致書於境上求和。(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吐蕃向唐室求和親。玄宗初以吐蕃態度傲慢,不欲答允。幸得皇甫惟明 (忠王李浚的朋友) 極力勸說,唐、吐蕃才得以重修舊好。

吐蕃兵數敗而懼,乃求和親。忠王友皇甫惟明因奏事從容言和親之利。上曰:「贊普嘗遺吾書悖慢,此何可捨!」對曰:「贊普當開元之初,年尚幼稚,安能為此書!殆邊將詐為之,欲以激怒陛下耳。夫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匿官物,妄述功狀以取勳爵。此皆奸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兵連不解,日費千金,河西、隴右由茲困敝。陛下誠命一使往視公主,因與贊普面相約結。使之稽顙稱臣,永息邊患,豈非御夷狄之長策乎!」上悅,命惟明與內侍張元方使於吐蕃。贊普大喜,悉出貞觀以來所得敕書以示惟明。冬,十月,遣其大臣論名悉獵隨惟明入貢,表稱:「甥世尚公主,義同一家。中間張玄表等先興兵寇鈔,遂使二境交惡。甥深識尊卑,安敢失禮!正為邊將交構,致獲罪於舅;屢遣使者入朝,皆為邊將所遏。今蒙遠降使臣,來視公主,甥不勝喜荷。倘使復修舊好,死無所恨!」自是吐蕃復款附。(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值得一提的是,由「贊普大喜,悉出貞觀以來所得敕書以示惟明」,我們可見吐蕃的心底裡仍是傾向於唐室的,只是礙於玄宗強硬的防範態度,吐蕃才不得已與唐發生軍事衝突。

唐不久賜吐蕃以《毛詩》、《春秋》、《禮記》等書籍。

(開元十九年,公元七三一年,春天)辛未,遣鴻臚卿崔琳使於吐蕃。琳,神慶之子也。吐蕃使者稱公主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字於休烈上疏,以為:「東平王漢之懿親,求《史記》、《諸子》,漢猶不與。況吐蕃,國之寇仇,今資之以書,使知用兵權略,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也。」事下中書門下議之。裴光庭等奏:「吐蕃聾昧頑嚚,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之漸陶聲教,化流無外。休烈徒知書有權略變詐之語,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也。」上曰:「善!」遂與之。休烈,志寧之玄孫也。(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利用溫和、親厚的道德教化取代強硬的用兵防範。

吐蕃因此益轉其氣焰為和順。唐、吐蕃後來更建立起貿易關係來。

(開元十九年,公元七三一年)秋,九月,辛未,吐蕃遣其相論尚它硉入見,請於赤嶺為互市;許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開元二十一年,公元七三三年)二月,丁酉,金城公主請立碑於赤嶺以分唐與吐蕃之境;許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不過,好景不常,到了開元二十五年 (公元七三七年) 年初,唐竟在吐蕃未有守備的情況下,對吐蕃用兵。吐蕃因此與唐絕交。

己亥,河西節度使崔希逸襲吐蕃,破之於青海西。(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初,希逸遣使謂吐蕃邊將乞力徐曰:「兩國通好,今為一家,何必更置兵守捉,妨人耕牧!請皆罷之。」乞力徐曰:「常侍忠厚,言必不欺。然朝廷未必專以邊事相委,萬一有奸人交斗其間,掩吾無備,悔之何及!」希逸固請,乃刑白狗為盟,各去守備;於是吐蕃畜牧被野。時吐蕃西擊勃律,勃律來告急。上命吐蕃罷兵,吐蕃不奉詔,遂破勃律;上甚怒。會希逸傔人孫誨入奏事,自欲求功,奏稱吐蕃無備,請掩擊,必大獲。上命內給事趙惠琮與誨偕往,審察事宜。惠琮等至,則矯詔令希逸襲之。希逸不得已,發兵自涼州南入吐蕃境二千餘里,至青海西,與吐蕃戰,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乞力徐脫身走。惠琮、誨皆受厚賞。自是吐蕃復絕朝貢。(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細考唐發兵攻打吐蕃的原因,關鍵仍在出爾反爾、不信實的態度,即所謂「失信」。

(開元二十六年,公元七三八年,五月)丙申,以崔希逸為河南尹。希逸自念失信於吐蕃,內懷愧恨,未幾而卒。(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由於唐人的「失信」,吐蕃於是在往後的日子恢復進犯,唐室的軍事力量為之耗損 (儘管唐於整體軍事形勢上較為佔優)。

(開元二十六年,公元七三八年)三月,吐蕃寇河西,節度使崔希逸擊破之。鄯州都督、知隴右留後杜希望攻吐蕃新城,拔之,以其地為威戎軍,置兵一千戍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開元二十六年,公元七三八年,七月)杜希望將鄯州之眾奪吐蕃河橋,築鹽泉城於河左,吐蕃發兵三萬逆戰,希望眾少,不敵,將卒皆懼。左威衛郎將王忠嗣 (案:王海賓之子,曾任朝散大夫、尚輦奉御) 帥所部先犯其陳,所向辟易,殺數百人,虜陳亂。希望縱兵乘之,虜遂大敗。置鎮西軍於鹽泉。忠嗣以功遷左金吾將軍。(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開元二十六年,公元七三八年,九月)初,儀鳳中,吐蕃陷安戎城而據之,其地險要,唐屢攻之,不克。劍南節度使王昱築兩城於其側,頓軍蒲婆嶺下,運資糧以逼之。吐蕃大發兵救安戎城,昱眾大敗,死者數千人。昱脫身走,糧仗軍資皆棄之。貶昱括州刺史,再貶高要尉而死。(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開元二十七年,公元七三九年,八月)壬午,吐蕃寇白草、安人等軍,隴右節度使蕭炅擊破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開元二十七年,公元七三九年,八月)章仇兼瓊潛與安戎城中吐蕃翟都局及維州別駕董承晏結謀,使局開門引內唐兵,盡殺吐蕃將卒,使監察御史許遠將兵守之。遠,敬宗之曾孫也。(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開元二十八年,公元七四零年)六月,吐蕃圍安戎城。(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開元二十八年,公元七四零年,十月)吐蕃寇安戎城及維州;發關中強騎救之,吐蕃引去。更命安戎城曰平戎。(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開元二十九年,公元七四一年)六月,吐蕃四十萬眾入寇,至安仁軍,渾崖峰騎將臧希液帥眾五千擊破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十二月,乙巳,吐蕃屠達化縣,陷石堡城.......(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尤有進者,「節度使」越設越多,與吐蕃恢復進犯不無關係。

(開元二十六年,公元七三八年,六月)辛丑,以岐州刺史蕭炅為河西節度使總留後事,鄯州都督杜希望為隴右節度使,太僕卿王昱為劍南節度使,分道經略吐蕃,仍毀所立赤嶺碑。(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總結一句,唐、吐蕃的失和,責任在唐而不在吐蕃,這由吐蕃於金城公主死後,前來求和,卻為玄宗拒絕一事可見。

(開元二十八年,公元七四零年,十二月)金城公主薨;吐蕃告喪,且請和,上不許。(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唐在對外局面上受困,一定程度上是「自食苦果」。

後突厥汗國

開元十五年 (公元七二七年) 年中,毗伽可汗派遣其大臣梅祿啜入唐朝貢,以示友好。

丙戌,突厥毗伽可汗遣其大臣梅祿啜入貢。(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吐蕃本來致書毗伽可汗,邀請他聯兵合攻唐朝。不過,毗伽不但沒有答應,反而將有關書函呈交玄宗。玄宗欣賞其忠心,給予嘉許。兩國自此展開互市 (即貿易往來)。

吐蕃之寇瓜州也,遺毗伽書,欲與之俱入寇,毗伽並獻其書。上嘉之,聽於西受降城為互市,每歲繼縑帛數十萬匹就市戎馬,以助軍旅,且為監牧之種,由是國馬益壯焉。(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開元十九年 (公元七三一年) 三月,左賢王闕特勒逝世。由玄宗賜書弔慰之舉動,我們可見唐、後突厥汗國之關係十分友好。

三月,突厥左賢王闕特勒卒,賜書弔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開元二十二年 (公元七三四年) 十二月,毗伽可汗為其大臣梅錄啜所毒害。毗伽可汗大難不死,旋即起兵討誅梅錄啜及其族黨。後突厥汗國陷入混亂狀態。

突厥毗伽可汗為其大臣梅錄啜所毒,未死,討誅梅錄啜及其族黨。(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未幾,毗伽可汗逝世,其弟登利可汗繼位。登利可汗對唐的態度仍然友善。

既卒,子伊然可汗立。尋卒,弟登利可汗立。庚戌,來告喪。禁京城丐者,置病坊以廩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登利可汗後來與其母合謀,集中力量對付專權的左、右殺 (其從叔二人,分典兵馬)。

初,登利從叔二人,分典兵馬,號左、右殺。登利患兩殺之專,與其母謀,誘右殺,斬之,自將其眾。(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不久,左殺判闕特勒背叛登利可汗,將登利可汗殺死。後突厥汗國落入汗位繼承的紛爭中,勢力大為削弱。

左殺判闕特勒勒兵攻登利,殺之,立毗伽可汗之子為可汗;俄為骨咄葉護所殺,更立其弟;尋又殺之,骨咄葉護自立為可汗。(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鷸蚌相爭,漁人得利」,後突厥內部出現動亂,得益者乃是唐室。

開元二十九年 (公元七四一年) 七月,當突厥派遣使者來唐報告登利可汗的死訊時,玄宗立即命左羽林將軍孫老奴招諭回紇、葛邏祿、拔悉密等部落,發展勢力。

秋,七月,丙寅,突厥遣使來告登利可汗之喪......上以突厥內亂,癸酉,命左羽林將軍孫老奴招諭回紇、葛邏祿、拔悉密等部落。(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突騎施 (西突厥別部)

唐、突騎施的外交關係往往表現反覆,時而交戰,時而友好。

這種反覆的外交關係所以形成,一定程度上和唐貶抑外來民族的態度 (此即近人所謂「天朝大國之心理」,於玄宗朝尤其顯著) 有關。

(開元十四年,公元七二六年,十二月)杜暹為安西都護,突騎施金河公主遣牙官以馬千匹詣安西互市。使者宣公主教,暹怒曰:「阿史那女何得宣教於我?」杖其使者,留不遣;馬經雪死盡。突騎施可汗蘇祿大怒,發兵寇四鎮。(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彼既不能待我以尊重,我又何必待彼以禮?於是,軍事衝突遂不時發生。

(開元十四年,公元七二六年,十二月)突騎施可汗蘇祿大怒,發兵寇四鎮。會暹入朝,趙頤貞代為安西都護,嬰城自守;四鎮人畜儲積,皆為蘇祿所掠,安西僅存。既而蘇祿聞暹入相,稍引退,尋遣使入貢。(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開元十五年,公元七二七年,年中)閏月,庚子,吐蕃贊普與突騎施蘇祿圍安西城,安西副大都護趙頤貞擊破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不過,突騎施的實力始終不及唐 (由突厥使者謂「突騎施小國,本突厥之臣」可見)。礙於情勢,它只好遣使入貢,與唐室交好。

(開元十八年,公元七三零年,年底)突騎施遣使入貢,上宴之於丹鳳樓,突厥使者預焉。二使爭長,突厥曰:「突騎施小國,本突厥之臣,不可居我上。」突騎施曰:「今日之宴,為我設也,我不可以居其下。」上乃命設東、西幕,突厥在東,突騎施在西。(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直至開元二十三年 (公元七三五年) 十月,突騎施才再度舉兵,寇掠北庭及安西拔換城。

冬,十月,戊申,突騎施寇北庭及安西拔換城。(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惜為北庭都護蓋嘉運所擊破,事在次年 (公元七三六年) 春,正月。

北庭都護蓋嘉運擊突騎施,大破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突騎施屢次侵唐而不可得,其於是改用「請降」的策略,以維護兩國的和平穩定。玄宗答允。

(開元二十四年,公元七三六年,年中)甲寅,突騎施遣其大臣胡祿達干來請降,許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突騎施「請降」唐室,細究其根源,又和突騎施內部政情發生轉變、政局混亂有關。

突騎施可汗功祿,素廉儉,每攻戰所得,輒與諸部分之,不留私蓄,由是眾樂為用。既尚唐公主,又潛通突厥及吐蕃,突厥、吐蕃各以女妻之。蘇祿以三國女為可敦,又立數子為葉護,用度浸廣,由是攻戰所得,不復更分。晚年病風,一手攣縮,諸部離心。酋長莫賀達干、都摩度兩部最強,其部落又分為黃姓、黑姓,互相乖阻,於是莫賀達干勒兵夜襲蘇祿,殺之。都摩度初與莫賀達干連謀,既而復與之異,立蘇祿之子骨啜為吐火仙可汗,以收其餘眾,與莫賀達干相攻。(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在莫賀達干的要求下,玄宗派遣蓋嘉運率兵介入突騎施的內部紛爭。吐火仙、黑姓可汗先後被蓋嘉運擒獲,唐室因此「威震西陲」。事在開元二十七年 (公元七三九年) 八月。

(開元二十六年,公元七三八年)莫賀達干遣使告磧西節度使蓋嘉運,上命嘉運招集突騎施、拔汗那以西諸國;吐火仙與都摩度據碎葉城,黑姓可汗爾微特勒據怛邏斯城,相與連兵以拒唐。(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開元二十七年,公元七三九年)秋,八月,乙亥,磧西節度使蓋嘉運擒突騎施可汗吐火仙。嘉運攻碎葉城,吐火仙出戰,敗走,擒之於賀邏嶺。分遣疏勒鎮守使夫蒙靈察與拔汗那王阿悉爛達干潛引兵突入怛邏斯城,擒黑姓可汗爾微,遂入曳建城,取交河公主,悉收散發之民數萬以與拔汗那王,威震西陲。(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事後,玄宗對待吐火仙可汗及突騎施以寬仁。

(開元二十八年,公元七四零年)甲寅,蓋嘉運入獻捷。上赦吐火仙罪,以為左金吾大將軍。嘉運請立阿史那懷道之子昕為十姓可汗;從之。夏,四月,辛未,以昕妻李氏為交河公主。(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原來隸屬突騎施的處木昆、鼠尼施、弓月等諸部又紛紛率眾內附。

(開元二十七年,公元七三九年)九月,戊午,處木昆、鼠尼施、弓月等諸部先隸突騎施者,皆帥眾內附,仍請徙居安西管內。(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儘管莫賀達干一度不滿阿史那昕出任可汗,率領諸部作亂。

(開元二十八年,公元七四零年,十一月)突騎施莫賀達干聞阿史那昕為可汗,怒曰:「首誅蘇祿,我之謀也;今立史昕,何以賞我?」遂帥諸部叛。(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亂事不久被平息。

(開元二十八年,公元七四零年)上乃立莫賀達干為可汗,使統突騎施之眾,命蓋嘉運招諭之。十二月,乙卯,莫賀達干降。(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自此以後,突騎施於開元一朝不復為唐之邊患。

2014年6月23日 星期一

十八、張說致仕

張說重返朝廷後,日漸獲得玄宗的重用,事見「張說回歸」一章。

然而,張說恃寵專斷。其一方面與朝中的官員有隙,一方面經常提拔自己的親信,貶抑自己不喜歡的人才。他因而開罪崔隱甫。

(開元十四年,公元七二六年,年初)上召河南尹崔隱甫,欲用之,中書令張說薄其無文,奏擬金吾大將軍;前殿中監崔日知素與說善,說薦為御史大夫;上不從。丙辰,以日知為左羽林大將軍,丁巳,以隱甫為御史大夫。隱甫由是與說有隙。(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說有才智而好賄,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好面折之,至於叱罵。(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他又經常貶抑御史中丞宇文融的建議,且譏諷宇文融為「鼠輩」,宇文融自此與張說不合。

惡御史中丞宇文融之為人,且患其權重,融所建白,多抑之。中書舍人張九齡言於說曰:「宇文融承恩用事,辯給多權數,不可不備。」說曰:「鼠輩何能為!」(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張說所種下的惡果,終於在開元十四年 (公元七二六年) 四月到來。崔隱甫聯同宇文融、李林甫 (李叔良之曾孫) 等人共同上奏彈劾張說,指斥張說「引術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納賄賂」。

夏,四月,壬子,隱甫、融及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奏彈說「引術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納賄賂。」(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玄宗敕令源乾曜、韋抗等人加以審問調查。

敕源乾曜及刑部尚書韋抗、大理少卿明珪與隱甫等同於御史台鞫之......抗,安石之從父兄子也。(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然而,源乾曜早因「封禪大典」的問題與張說發生矛盾,調查、審訊的結果,吾人不難推知。

源乾曜等鞫張說,事頗有狀。(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慶幸的是,高力士 (玄宗寵信的宦官) 為張說求情,指出張說對國家有功,張說最後只被罷免中書令的職務。

上使高力士視說,力士還奏:「說蓬首垢面,席蒿,食以瓦器,惶懼待罪。」上意憐之。力士因言說有功於國,上以為然。庚申,但罷說中書令,餘如故。(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其仍任職尚書右丞相。

張說逃過一劫後,玄宗對他的信任大不如前。這由玄宗不接受他「與吐蕃和親」的建議可見。

(開元十五年,公元七二七年,正月)初,吐蕃自恃其強,致書用敵國禮,辭指悖慢,上意常怒之。返自東封,張說言於上曰:「吐蕃無禮,誠宜誅夷,但連兵十餘年,甘、涼、河、鄯、不勝其弊,雖師屢捷,所得不償所亡。聞其悔過求和,願聽其款服,以紓邊人。」上曰:「俟吾與......議之。」說退,謂源乾曜曰:「......若二國和親,何以為功!吾言必不用矣。」......果請深入討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崔隱甫、宇文融方面,二人深恐張說日後復被起用,對自己構成不利,其於是多次上奏詆毀張說,且樹立朋黨。

御史大夫崔隱甫、中丞宇文融,恐右丞相張說復用,數奏毀之,各為朋黨。(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崔隱甫、宇文融之所為,漸令玄宗感到不滿。終於在開元十五年 (公元七二七年) 二月,玄宗從問題的根源著手,「制說致仕 (案:指退休)」。又崔隱甫被免官侍母,宇文融則被外調為魏州刺史。

上惡之,二月,乙巳,制說致仕,隱甫免官侍母,融出為魏州刺史。(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問題至此可謂得一完滿的解決。

張說退休後,專任文史之職。十六年 (公元七二八年) 二月,他「兼集賢院學士」。

二月,壬申,以尚書右丞相致仕張說兼集賢殿學士。(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不過,雖則如此,國家每有大事,玄宗仍派人詢問張說的意見。

說雖罷政事,專文史之任,朝廷每有大事,上常遣中使訪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換言之,張說在政治上仍有一定的影響力。

張說後來曾呈上《開元大衍歷》,對中國歷法有大貢獻。

(開元十六年,公元七二八年)八月,乙巳,特進張說上《開元大衍歷》,行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其又和諸學士合力編纂《開元禮》(張說死後,由蕭嵩完成之)。

初,上命張說與諸學士刊定五禮。說薨,蕭嵩繼之。起居舍人王仲丘請依《明慶禮》,祈谷、大雩、明堂,皆祀昊天上帝;嵩又請依上元敕,父在為母齊衰三年。皆從之。以高祖配圜丘、方丘,太宗配雩祀及神州地祇,睿宗配明堂。九月,乙巳,新禮成,上之,號曰《開元禮》。(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開元十八年 (公元七三零年),張說患病。玄宗每日派人前來探問最新病情,並手寫藥方賜予張說 (此見玄宗始終關心張說)。

十八年,遇疾,玄宗每日令中使問疾,並手寫藥方賜之。(《舊唐書》之《張說傳》)

惜乎到了十二月,張說始終病逝,享年六十四歲。

十二月薨,時年六十四。上慘惻久之,遽於光順門舉哀,因罷十九年元正朝會,詔曰:

弘濟艱難,參其功者時傑;經緯禮樂,贊其道者人師。式瞻而百度允厘,既往而千載貽範。臺衡軒鼎,垂黼藻於當今;徽策寵章,播芳蕤於後葉。故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丞相、集賢院學士知院事、上柱國、燕國公張說,辰象降靈,雲龍合契。元和體其沖粹,妙有釋其至賾。挹而莫測,仰之彌高。精義探系表之微,英辭鼓天下之動。昔侍春誦,綢繆歲華。含舂容之聲,叩而盡應;蘊泉源之智,啟而斯沃。授命興國,則天衢以通;濟用和民,則朝政惟允。司鈞總六官之紀,端揆為萬邦之式。方弘風緯俗,返本於上古之初;而邁德振仁,不臻於中壽之福。於嗟不慭,既喪斯文。宣室余談,泠然在耳;王殿遺草,宛留其跡。言念忠賢,良深震悼。是使當寧撫幾,臨樂徹懸,罷稱觴之儀,遵往襚之禮。可贈太師,賜物五百段。(《舊唐書》之《張說傳》)

與唐太宗時期的房玄齡、魏徵相比,張說固然不可及。即使是與宋璟比較,張說援引黨羽、排斥異己的做法似也令其成就難望宋璟之項背。

可是,從另一觀點看,張說無疑對唐代的軍事制度改革、文化的弘揚和推動有大貢獻,他仍不失為開元年間一重要之宰相。

十七、宦官帶兵的先例:楊思勖討賊

玄宗開元年間,有一宦官,名曰楊思勖。

三月,乙卯,以左武衛大將軍、檢校內外閒廄使、苑內營田使王毛仲行太僕卿。毛仲嚴察有干力,萬騎功臣、閒廄官吏皆憚之,苑內所收常豐溢。上以為能,故有寵。雖有外第,常居閒廄側內宅,上或時不見,則悄然若有所失;宦官楊思勖、高力士皆畏避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開元十年 (公元七二二年),安南 (即今越南) 都護府梅叔鸞 (越南梅朝的開國君主) 發動叛亂,號稱黑帝。思勖被玄宗派遣以討平之。

安南賊帥梅叔鸞等攻圍州縣,遣驃騎將軍兼內侍楊思勖討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思勖招募群蠻子弟十餘萬,對梅叔鸞發動攻擊,叔鸞大敗,被斬而死。

思勖募群蠻子弟,得兵十餘萬,襲擊,大破之,斬叔鸞,積屍為京觀而還。(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思勖後來又率兵生擒造反的奚州蠻覃行璋,斬敵首三萬而歸。

(開元十二年,公元七二四年,七月)奚州蠻覃行璋反。以監門衛大將軍楊思勖為黔中道招討使,將兵擊之。癸亥,思勖生擒行璋,斬首三萬級而歸。(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思勖表現勇武,玄宗尤為賞識,玄宗因此加封思勖為輔國大將軍,俸祿、防閣皆依品給 (至於覃行璋,玄宗最後把他赦免)。

加思勖輔國大將軍,俸祿、防閣皆依品給。赦行璋以為洵水府別駕。(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開元十四年 (公元七二六年) 二月,邕州封陵獠梁大海等人據守賓州、橫州,起兵作反,玄宗再度命思勖出兵討伐。

邕州封陵獠梁大海等據賓、橫州反;二月,己酉,遣內侍楊思勖發兵討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十二月,思勖生擒梁大海等三千餘人,斬敵首二萬而歸。

楊思勖討反獠,生擒梁大海等三千餘人,斬首二萬級而還。(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思勖後來又協助平定陳行範、馮璘、何游魯 (俱為獠人) 之亂,戰功顯赫。

(開元十六年,公元七二八年,正月)乙卯,春、瀧等州獠陳行範、廣州獠馮璘、何遊魯反,陷四十餘城。行範稱帝,遊魯稱定國大將軍,璘稱南越王,欲據嶺表;命內侍楊思勖發桂州及嶺北近道兵討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開元十六年,公元七二八年,十二月)楊思勖討陳行範,至瀧州,破之,擒何遊魯、馮璘。行範逃於雲際、盤遼二洞,思勖追捕,竟生擒,斬之,凡斬首六萬。(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思勖的軍事表現雖然優秀,但其為人卻殘暴不仁。

據《通鑑》所記,其所得俘虜,必剝臉皮、敲腦殼。將士對他都非常害怕,他因此在這種情況 (即士卒皆怕被虐殺) 下能建立軍功。

思勖為人嚴,偏裨白事者不敢仰視,故用兵所向有功。然性忍酷,所得俘虜,或生剝面皮,或以刀剺髮際,掣去頭皮;蠻夷憚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又內給事牛仙童日後受張守珪賄賂,唐玄宗把牛仙童交給楊思勖。楊思勖竟把他綁上,挖心,截斷手足,剔肉來吃,肉被剔光才死。

(開元二十七年,公元七三九年)幽州將趙堪、白真阤羅矯節度使張守珪之命,使平盧軍使烏知義邀擊叛奚餘黨於橫水之北;知義不從,白真阤羅矯稱制指以迫之。知義不得已出師,與虜遇,先勝後敗;守珪隱其敗狀,以克獲聞。

事頗洩,上令內謁者監牛仙童作察之。守珪重賂仙童,歸罪於白真阤羅,逼令自縊死。仙童有寵於上,眾宦官疾之,共發其事。上怒,甲戌,命楊思勖杖殺之。思勖縛格,杖之數百,刳取其心,割其肉啖之。守珪坐貶括州刺史。太子太師蕭嵩嘗賂仙童以城南良田數頃,李林甫發之,嵩坐貶青州刺史。(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思勖的殘忍、狠辣,多少令人側目,其軍功之卓越何嘗能抵償其過失?

補充一點,楊思勖以宦官身份帶兵打仗,這實開創出宦官執掌軍權的先河。中唐以後,宦官恃手握中央禁衛軍以干預帝位廢立,終致文宗發出「赧、獻受制於強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之嘆。窮源溯始,這未嘗和玄宗利用宦官帶兵無關。

當然,玄宗重用宦官的情況又與中唐的君主有些微不同:

第一,玄宗重用思勖乃出自對思勖軍事表現的考慮,中唐的君主更多是怯於宦官已有的軍隊、勢力、黨羽。

第二,玄宗只要求思勖帶兵於外,卻未有將禁衛軍的控制權交給他;中唐以後的宦官則多掌控中央禁軍,其因此得以發動政變,干預廢立。

中唐以後宦官專權的局面,只怕非玄宗當初所能預料。

十六、杜暹清廉

杜暹,濮州濮陽 (今河南濮陽) 人。他乃開元年間的優秀人物之一,以孝、廉聞名於世。

開元十一年 (公元七二三年) 年底,當時的杜暹任職監察御史。因調查案件的需要,杜暹到了突騎施。

初,監察御史濮陽杜暹因按事至突騎施。(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突騎施人向杜暹饋贈黃金,杜暹堅持不受。隨從對杜暹說:「你現在身處異域,不應違逆他們的盛情。」杜暹礙於情勢,只好把黃金接受。

突騎施饋之金,暹固辭。左右曰:「君寄身異域,不宜逆其情。」乃受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然而,杜暹根本無意吞取黃金。他於是安排人把黃金埋到自己住的賬篷下面,等到完成使命離開突騎施之後,他寫信告訴突騎施人,讓他們自己把黃金取出來。突騎施人見信後,十分驚異,立即越過沙漠追趕,卻未能追上。

埋於幕下,出境,移牒令取之。虜大驚,度磧追之,不及。(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杜暹回國後,不久,其母逝世,暹為母守喪。

時暹自給事中居母憂。(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適逢安西都護一職出缺,有人推薦杜暹前去就任。

及安西都護闕,或薦暹往使安西,人服其清慎。(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結果,杜暹憑著其清廉、處事謹慎、孝順等優點,被玄宗起用為安西副大都護、磧西節度使,時為開元十二年 (公元七二四年) 三月。

春,三月,甲子,起暹為安西副大都護、磧西節度等使。(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在任期間,杜暹施行善政,減輕百姓的負擔,時人多將他與田揚名、郭元振、張嵩並稱。

自王孝傑克復四鎮,復於龜茲置安西都護府,以唐兵三萬戍之,百姓苦其役;為都護者,惟田揚名、郭元振、張嵩及暹皆有善政,為人所稱。(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他又曾捕斬暗中謀反的于闐王尉遲眺。

(開元十三年,公元七二五年)于闐王尉遲眺陰結突厥及諸胡謀叛,安西副大都護杜暹發兵捕斬之,更為立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憑著優秀的才能,兩年後 (公元七二六年),杜暹拜相。

九月,己丑,以安西副大都護、磧西節度使杜暹同平章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可惜的是,杜暹入朝期間,突騎施蘇祿可汗乘機發兵侵略安西四鎮。杜暹長久以來的經營,一朝盡毀。

杜暹為安西都護,突騎施金河公主遣牙官以馬千匹詣安西互市。使者宣公主教,暹怒曰:「阿史那女何得宣教於我?」杖其使者,留不遣;馬經雪死盡。突騎施可汗蘇祿大怒,發兵寇四鎮。會暹入朝,趙頤貞代為安西都護,嬰城自守;四鎮人畜儲積,皆為蘇祿所掠,安西僅存。既而蘇祿聞暹入相,稍引退,尋遣使入貢。(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杜暹入相後,又經常和李元竑爭拗。結果,開元十七年 (公元七二九年) 六月,杜暹被貶荊州。

初,張說、張嘉貞、李元紘、杜暹相繼為相用事......元紘、暹議事多異同,遂有隙,更相奏列。上不悅,六月,甲戌,貶黃門侍郎、同平章事杜暹荊州長史...... (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杜暹的宰相生涯雖然只有三年,但他為人之忠孝、為官之清廉,確實值得後人敬仰、學習。

十五、盡忠為國:王晙的下場

康待賓謀反期間,由於郭知運與王晙不和,亂事不能平。

(開元九年,公元七二一年,九月)康待賓之反也,詔郭知運與王晙相知討之;晙上言,朔方兵自有餘力,請敕知運還本軍。未報,知運已至,由是與晙不協。晙所招降者,知運復縱兵擊之;虜以晙為賣己,由是復叛。(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玄宗事後追究責任,王晙終被貶梓州。

上以晙不能遂定羣胡,丙午,貶晙為梓州刺史。(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直至開元十年 (公元七二二年),王晙才被重新起用,官拜太子詹事,封中山郡公。

十年,拜太子詹事,累封中山郡公。(《舊唐書》之《王晙列傳》)

是時,郭知運早已離世。

(開元九年,公元七二一年)冬,十月,河西、隴右節度大使郭知運卒。(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開元十一年 (公元七二三年) 春,正月,玄宗北巡。其至并州,改并州為太原府,設為北都,刺史改稱府尹。王晙被授予吏部尚書兼太原尹。

春,正月,己巳,車駕自東都北巡;庚辰,至潞州,給復五年;辛卯,至并州,置北都,以并州為太原府,刺史為尹;二月,戊申,還至晉州。(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屬車駕北巡,以晙為吏部尚書,兼太原尹。(《舊唐書》之《王晙列傳》)

四月,王晙又升任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夏,四月,甲子,以吏部尚書王晙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五月,王晙更兼任朔方軍節度大使,巡河西、隴右、河東、河北諸軍。

五月,己丑,以王晙兼朔方軍節度大使,巡河西、隴右、河東、河北諸軍。(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至此,王晙的地位可謂再度恢復。

王晙後來又因以前破突厥有功,被加封為「金紫光祿大夫」。

追錄破胡之功,加金紫光祿大夫。(《舊唐書》之《王晙列傳》)

王晙盡心為國,玄宗尤其欣賞。

其年冬,上親郊祀,追晙赴京,以會大禮。晙以時屬冰壯,恐虜騎乘隙入寇,表辭不赴,手敕慰勉,仍賜衣一副。(《舊唐書》之《王晙列傳》)

可惜的是,好景不常,十一年年底,許州刺史王喬的家奴誣告喬與王晙圖謀不軌,王晙因而復被貶蘄州。

會許州刺史王喬家奴告喬與晙潛謀構逆,敕侍中源乾曜、中書令張說鞫其狀。晙既無反狀,乃以違詔追不到,左遷蘄州刺史。(《舊唐書》之《王晙列傳》)

庚申,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王晙坐黨引疏族,貶蘄州刺史。(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開元二十年 (公元七三二年),王晙因病去世,終年七十九歲。王晙死後,獲朝廷贈予尚書左丞相,諡曰忠烈。

二十年卒,年七十餘,贈尚書左丞相,諡曰忠烈。(《舊唐書》之《王晙列傳》)

綜觀王晙一生,其雖有處事不周的地方,但其盡心為國的精神、所建立的邊防上的貢獻,已足夠令他名留青史了。

十四、秉筆直書:吳兢之良史風範

清人章學誠於其著作《文史通義》中曾指出:史家當具「史德」。所謂「史德」,要言之,莫過於用客觀、如實的態度對待所記述的每項歷史事件。

在中國眾多的歷史撰述者中,唐代的吳競可謂最能體現章學誠所說的「史德」,理由是:他能做到秉筆直書,公正不偏地對待過去的史實。

他曾撰述《則天實錄》,記錄武則天主政期間的種種事跡。

(開元九年,公元七二一年,十二月)著作郎吳兢撰《則天實錄》。(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由於書中提到張說曾被張易之收買一事 (且說張易之曾收買脅迫張說誣陷魏元忠,後來張說被宋璟感動,如實說出事情真相),張說心感不安,多次暗中要求吳競更改數字。

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說脩史見之,知兢所為......其後說陰祈兢改數字,兢終不許......(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然而,吳競始終不怯於張說的權威 (張說當時已拜相),秉筆直書,透過史料告訴後人事實的真相。

兢起對曰:「此乃兢所為,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同僚皆失色。(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兢終不許,曰:「若徇公請,則此史不為直筆,何以取信於後!」(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吳競能恪守良史之風範,這在國史中實屬難得。現在,中國歷史敘述乃全世界最完備者,此豈純然是偶然之結果?

補充一點,同一時期,另一著名史學家劉知幾逝世。

安州別駕劉子玄卒。子玄即知幾也,避上嫌名,以字行。(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十三、盛世中之衰象:封禪大典

開元十三年 (公元七二五年) 年底,玄宗於泰山進行封禪大典。

張說乃首位提出封禪之議的官員。

(開元十二年,即公元七二四年,年底)羣臣屢上表請封禪,閏月,丁卯,制以明年十一月十日有事于泰山。時張說首建封禪之議,而源乾曜不欲為之,由是與說不平。(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早於十三年三月,張說已經草好封禪儀,將之呈獻給玄宗過目。

張說草封禪儀獻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為了防止突厥乘機入侵,張說又打算增兵守邊。幸得裴光庭 (裴行儉之子) 代之以「徵求一突厥大臣跟隨陛下一同上泰山封禪」,否則唐、後突厥汗國之外交關係將進一步緊張。

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議加兵守邊,召兵部郎中裴光庭謀之。光庭曰:「封禪者,告成功也。今將升中於天,而戎狄是懼,非所以昭盛德也。」說曰:「然則若之何?」光庭曰:「四夷之中,突厥為大,比屢求和親,而朝遷羈縻,未決許也。今遣一使,征其大臣從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來,則戎狄君長無不皆來。可以偃旗臥鼓,高枕有餘矣。」說曰「善!說所不及。」即奏行之。光庭,行儉之子也。(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玄宗遣袁振為之奏請,突厥最後派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唐,跟隨玄宗一同上泰山。

上遣中書直省袁振攝鴻臚卿,諭旨於突厥,小殺與闕特勒、暾欲谷環坐帳中,置酒,謂振曰:「吐蕃,狗種;奚、契丹,本突厥奴也;皆得尚主。突厥前後求婚獨不許,何也?且吾亦知入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今豈問真偽!但屢請不獲,愧見諸蕃耳。」振許為之奏請。小殺乃使其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貢,因扈從東巡。(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補充一點,此事之前,突厥曾多次要求玄宗賜婚,不果。

(開元十二年,即公元七二四年)秋,七月,突厥可汗遣其臣哥解頡利發來求婚。(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同年)八月,丙申,突厥哥解頡利發還其國;以其使者輕,禮數不備,未許婚。(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八月,張說奏請以睿宗配皇地祇,玄宗接納。

秋,八月,張說議封禪儀,請以睿宗配皇地祇;從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十月,辛酉,玄宗由東都洛陽出發 (玄宗於去年十一月至東都),百官、貴戚、四夷酋長皆伴隨玄宗東行。

辛酉,車駕發東都,百官、貴戚、四夷酋長從行。(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玄宗此次東行,排場甚大,耗費不少人力、物力。

每置頓,數十里中人畜被野;有司輦載供具之物,數百里不絕。(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上之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為群,望之如雲錦。(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這和隋煬帝之巡行可相比擬。

十一月,丙戌,玄宗一行人抵達泰山。封禪大典不久進行。

十一月,丙戌,至泰山下,己丑,上備法駕,至山下,御馬登山。留從官於谷口,獨與宰相及祠官俱登,儀衛環列於山下百餘里。上問禮部侍郎賀知章曰:「前代玉牒之文,何故秘之?」對曰:「或密求神仙,故不欲人見。」上曰:「吾為蒼生祈福耳。」乃出玉牒,宣示群臣。庚寅,上祀昊天上帝於山上,群臣祀五帝百神於山下之壇;其餘仿乾封故事。辛卯,祭皇地祇於社首。壬辰,上御帳殿,受朝覲,赦天下,封泰山神為天齊王,禮秩加三公一等。(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典禮過後,伴隨玄宗登山的官員多獲官階上的提升。而伴隨玄宗登山的官員多為張說的親信,此卒令百官 (包括張九齡) 感到不滿。

張說多引兩省吏及以所親攝官登山。禮畢推恩,往往加階超入五品而不及百官;中書舍人張九齡諫,不聽。(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另外,對於隨從士卒,玄宗只加勳而不賜物,士卒怨憤。

又,扈從士卒,但加勳而無賜物,由是中外怨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慶幸的是,玄宗尚有尊重古聖先賢之心。

甲午,車駕發泰山;庚申,幸孔子宅致祭。(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且能知人善任,知悉王丘、崔沔、斐耀卿盡忠為國,以王丘為尚書左丞,崔沔為散騎侍郎,裴耀卿為定州刺史 (補充一些資料:王丘原本擔任黃門侍郎,後調任懷州刺史;崔沔原本擔任中書侍郎,後出任魏州刺史。兩人皆是玄宗改革「重京官,輕外任」風氣的證明)。

上還,至宋州,宴從官於樓上,刺史寇泚預焉。酒酣,上謂張說曰:「向者屢遣使臣分巡諸道,察吏善惡,今因封禪歷諸州,乃知使臣負我多矣。懷州刺史王丘,餼牽之外,一無他獻。魏州刺史崔沔,供張無錦繡,示我以儉。濟州刺史斐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且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告成。』朕常置之坐隅,且以戒左右。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真良吏矣!」顧謂寇泚曰:「比亦屢有以酒饌不豐訴於朕者,知卿不借譽於左右也。」自舉酒賜之。宰臣帥群臣起賀,樓上皆稱萬歲。由是以丘為尚書左丞,沔為散騎侍郎,耀卿為定州刺史。耀卿,叔業之七世孫也。(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開元十二年,即公元七二四年,六月)上以山東旱,命選臺閣名臣以補刺史;壬午,以黃門侍郎王丘、中書侍郎長安崔沔、禮部侍郎、知制誥韓休等五人出為刺史。丘,同皎之從父兄子;休,大敏之孫也。(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否則此次東封必定得不償失。

十二月,乙巳,玄宗車駕返回東都洛陽。

十二月,乙巳,還東都。(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玄宗本來答應於封禪大典後賜婚突厥。可是,封禪大典結束後,玄宗竟然出爾反爾,不答應賜婚,只予以頡利發封厚的賞賜,便遣送他回國。

突厥頡利發辭歸,上厚賜而遣之,竟不許婚。(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玄宗此番做法,固然有損大唐的聲譽,但更重要的是,它無疑加深了日益強大的後突厥汗國對唐室之不滿。

又張說之用人唯親、玄宗之開罪百官和近身侍衛、東行之奢侈,這多少預示著唐室衰敗之命運,為開元盛世中之衰象。

十二、王皇后事件

開元十二年 (公元七二四年) 七月,玄宗的皇后王氏因意圖謀反而被廢,史稱「王皇后事件」。

要了解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我們不能不從開元年間的宮廷風波說起。

唐玄宗早期有三位妃子,一為劉華妃,一為趙麗妃,一為武惠妃。

劉華妃生有皇子李琮 (又名李嗣直),琮乃玄宗之嫡長子,被封為郯王。又李琬 (又名李嗣玄) 亦是華妃所生,被封為甄王。至於趙麗妃,其生有皇子李瑛 (又名李嗣謙),瑛乃玄宗之次子,深得玄宗之寵信,被封為郢王。後來,他更被立為皇太子。

(開元二年,即公元七一四年,十二月)乙丑,立皇子嗣真為鄫王,嗣初為鄂王,嗣玄為鄄王。辛巳,立郢王嗣謙為皇太子。嗣真,上之長子,母曰劉華妃。嗣謙,次子也,母曰趙麗妃;麗妃以倡進,有寵於上,故立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武惠妃 (武攸止之女兒,武則天的侄孫女,其與武氏集團的關係可想而知) 原本生有皇子李嗣一。可惜的是,嗣一於開元五年 (公元七一七年) 四月離世。惠妃頓失依靠。

己丑,皇子嗣一卒,追立為夏王,謚曰悼。嗣一母武惠妃,攸止之女也。(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幸好惠妃遺傳了祖姑母武則天的美艷、聰敏,加上年紀較輕,其因此仍深受玄宗的寵愛。

劉華妃、趙麗妃「母憑子貴」,而武惠妃則有玄宗的愛惜作為護符,這對玄宗的元配夫人-王皇后的地位多少構成威脅。

雖然,就出身而論,王皇后乃出自顯赫的太原王氏;就事功而論,玄宗尚為臨淄王的時候,王皇后已協助玄宗討伐韋氏。可是,隨著時日的推移,王皇后漸告年老色衰,加上其始終無子,玄宗於是日漸對她冷淡,繼而疏遠。

初,上之誅韋氏也,王皇后頗預密謀,及即位數年,色衰愛弛。(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王皇后的兄長王守一又有恃外戚身份專權的企圖。

(開元七年,公元七一九年)夏,四月,壬午,開府儀同三司祁公王仁皎薨。其子駙馬都尉守一請用竇孝諶例,築墳高五丈二尺;上許之。宋璟、蘇頲固爭,以為:「準令,一品墳高一丈九尺,其陪陵者高出三丈而已。竇太尉墳,議者頗譏其高大,當時無人極言其失,豈可今日復踵而為之!昔太宗嫁女,資送過於長公主,魏徵進諫,太宗既用其言,文德皇后亦賞之,豈若韋庶人崇其父墳,號曰酆陵,以自速其禍乎!夫以后父之尊,欲高大其墳,何足為難!而臣等再三進言者,蓋欲成中宮之美耳。況今日所為,當傳無窮,永以為法,可不慎乎!」上悅曰:「朕每欲正身率下,況於妻子,何敢私之!然此乃人所難言,卿能固守典禮,以成朕美,垂法將來,誠所望也。」賜璟、頲帛四百匹。(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玄宗對王皇后加以提防,此層吾人當不難想見。

適逢武惠妃恃寵生「傾奪之志」(此頗近似武則天之所為),王皇后見之,意常怏怏,憂憤難平,其因此多在言語上得罪玄宗。玄宗面對王皇后的無理頂撞,心感不快,其於是在開元十年 (公元七二二年) 八月暗生廢后之意。

武惠妃有寵,陰懷傾奪之志。后心不平,時對上有不遜語。上愈不悅,密與秘書監姜皎謀以后無子廢之...... (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玄宗廢王皇后的消息,後來被秘書監姜皎洩露了出來。

皎洩其言。(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姜皎及其家人、親黨終不得好下場。

嗣滕王嶠,后之妹夫也,奏之。上怒,張嘉貞希旨構成其罪,云:「皎妄談休咎。」甲戌,杖皎六十,流欽州,弟吏部侍郎晦貶春州司馬;親黨坐流、死者數人,皎卒於道。(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玄宗對姜皎予以嚴懲,這其實更加反映姜皎所言非虛。王皇后由是「愈憂畏不安」。不過,礙於王皇后的家世背景,加上她有恩於宮中的下人、婢女,玄宗始終未有下旨廢后 (玄宗當時的心態應該是:靜待一些可製造口實的時機,以合理化其廢后之舉動)。

姜皎既得罪,王皇后愈憂畏不安,然待下有恩,故無隨而譖之者,上猶豫不決者累歲。(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直到兩年後,即開元十二年 (公元七二四年) 七月,王守一以王皇后無子,要求僧人明悟為王皇后求子,替王皇后製作符咒,貼身配戴,聲稱:「佩此有子,當如則天皇后。」(即「可保祐早生貴子,日後可與則天皇后相比」的意思)。

后兄太子少保守一,以后無子,使僧明悟為后祭南北斗,剖霹靂木,書天地字及上名,合而佩之,祝曰:「佩此有子,當如則天皇后。」(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這事後來被玄宗知悉,玄宗以為王皇后欲行則天故事。王皇后於是被廢為庶人,王守一被賜死。戶都尚書張嘉貞與王守一通好,亦被貶至台州。

事覺,己卯,廢為庶人,移別室安置;貶守一潭州別駕,中路賜死。戶都尚書張嘉貞坐與守一交通,貶台州刺史。(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十月,王氏鬱鬱而終,後宮囚人思慕王氏不已,玄宗始悔。

廢后王氏卒,後宮思慕后不已,上亦悔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王皇后被廢,武惠妃本來少了一個對手。然而,玄宗終身並未另立皇后 (即使是他後來寵愛的楊貴妃,其亦並未被冊立為皇后。這可能和玄宗後悔廢王皇后有關。),武惠妃的如意算盤終究打不響。

十一、張說回歸

張說早年因和姚崇不和,被玄宗外調至相州。

甲辰,獵於渭川。上欲以同州刺史姚元之為相,張說疾之,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之,上不納。又使殿中監姜皎言於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上問為誰,皎曰:「姚元之文武全才,真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也,汝何得面欺,罪當死!」皎叩頭首服,上即遣中使召元之詣行在。既至,上方獵,引見,即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

姚崇即為相,紫微令張說懼,乃潛詣岐王申款。他日,崇對於便殿,行微蹇。上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其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為輔臣,而密乘車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癸丑,說左遷相州刺史。(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

其後來輾轉出任岳州刺史、右羽林將軍等職位,地方行政經驗豐富。《舊唐書》記曰:

俄而為姚崇所構,出為相州刺史,仍充河北道按察使。俄又坐事左轉岳州刺史,仍停所食實封三百戶,遷右羽林將軍,兼檢校幽州都督。(《張說傳》)

開元七年 (公元七一九年),張說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天兵軍大使,攝御史大夫,兼修國史。

開元七年,檢校並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天兵軍大使,攝御史大夫,兼修國史。(《張說傳》)

并州長史、天兵軍大使 (為防範突厥九姓新降者反叛而設置) 原本由張嘉貞擔任 (此時張嘉貞已入中央),至此由張說承繼。

開元八年 (公元七二零年) 年中,王晙 (當時王晙任職鴻臚少卿、朔方軍副大總管,兼安北大都護、朔方道行軍大總管,豐安、定遠、三受降城及旁側諸軍,一律受王晙節度) 利用預先埋伏的唐兵,將突厥在河曲的降戶盡數誅殺 (王晙以為突厥降戶僕固都督勺磨暗中勾結突厥,故先下手為強)。

突厥降戶僕固都督勺磨......部落散居受降城側,朔方大使王晙言其陰引突厥,謀陷軍城,密奏請誅之。誘勺磨等宴於受降城,伏兵悉殺之,河曲降戶殆盡。(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開元二年,即公元七一四年,二月)閏月,以鴻臚少卿、朔方軍副大總管王晙兼安北大都護、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令豐安、定遠、三受降城及旁側諸軍皆受晙節度。徙大都護府於中受降城,置兵屯田。(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這件事震驚拔曳固、同羅諸部。

拔曳固、同羅諸部在大同、橫野軍之側者,聞之皆忷懼。(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作為并州長史、天兵軍大使的張說,其有責任安撫突厥降戶。他於是帶領二十多人,到各突厥部落進行慰撫,並宿於其帳下,以示友好。

(開元六年,公元七一八年)二月,戊子,移蔚州橫野軍於山北,屯兵三萬,為九姓之援;以拔曳固都督頡質略、同羅都督毗伽末啜、霫都督比言、回紇都督夷健頡利發、僕固都督曳勒歌等各出騎兵為前、後、左、右軍討擊大使,皆受天兵軍節度。有所討捕,量宜追集;無事各歸部落營生,仍常加存撫。(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秋,并州長史、天兵節度大使張說引二十騎,持節即其部落慰撫之,因宿其帳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副使李憲止之,未能成功。結果,拔曳固、同羅諸部受張說所感動,變得安心。

副使李憲以虜情難信,馳書止之。說復書曰:「吾肉非黃羊,必不畏食;血非野馬,必不畏刺。士見危致命,此吾效死之秋也。」拔曳固、同羅由是遂安。(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張說既有豐富的地方行政經濟,又無畏無懼,玄宗對他日益重視。

開元九年 (公元七二一年) 四月,蘭池州的胡人康待賓引誘諸降戶一同作反,攻陷六胡州,號稱擁兵七萬,威脅夏州。

蘭池州胡康待賓誘諸降戶同反,夏,四月,攻陷六胡州,有眾七萬,進逼夏州。(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玄宗命王晙、郭知運聯合平亂,張說則於其中加以協助。

命朔方總管王晙、隴右節度使郭知運共討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以太僕卿王毛仲為朔方道防禦討擊大使,使與王晙及天兵軍節度大使張說相知討康待賓。(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在平亂的過程中,張說親身經歷王晙生擒康待賓,殺叛胡一萬五千人。

秋,七月,己酉,王晙大破康待賓,生擒之,殺叛胡萬五千人。(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這對張說而言可說是一難得的軍事歷練。

尤有進者,張說配合王晙等人的部署,率領步兵、騎兵萬餘人出合河關,大破與黨項人交通、攻銀城和連谷的叛胡。

先是,叛胡潛與黨項通謀,攻銀城、連谷,據其倉庾,張說將步騎萬人出合河關掩擊,大破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叛胡後來敗走鐵建山,康待賓則被腰斬。

追至駱駝堰,黨項乃更與胡戰,胡眾潰,西走入鐵建山。說安集黨項,使復其居業。(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辛酉,集四夷酋長,腰斬康待賓於西市。(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親身的交戰經驗,無疑令張說的視野、眼界變得更為開闊。

不過,骨子裡,他仍然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這從他不趁著黨項傾覆而加以追擊一事可見。

討擊使阿史那獻以黨項翻覆,請並誅之,說曰:「王者之師,當伐叛柔服,豈可殺已降邪!」因奏置麟州,以鎮撫黨項餘眾。(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與張說的仁者之風相對,是王晙、郭知運的各懷鬼胎。

康待賓之反也,詔郭知運與王晙相知討之;晙上言,朔方兵自有餘力,請敕知運還本軍。未報,知運已至,由是與晙不協。晙所招降者,知運復縱兵擊之;虜以晙為賣己,由是復叛。上以不能遂定群胡,丙午,貶晙為梓州刺史。(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結果,「康待賓謀反被平定」一事,張說成為立功最多而無缺失者。開元九年 (公元七二一年) 九月,癸亥,張說升任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正式進入中央政治核心。

癸亥,以張說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此事之前,張說舊日的政敵姚崇剛去世。

丁未,梁文獻公姚崇薨,遺令:「佛以清淨慈悲為本,而愚者寫經造像,冀以求福。昔周、齊分據天下,周則毀經像而修甲兵,齊則崇塔廟而馳刑政,一朝合戰,齊滅周興。近者諸武、諸韋,造寺度人,不可勝紀,無救族誅。汝曹勿效兒女子終身不寤,追薦冥福。道士見僧獲利,效其所為,尤不可延之於家。當永為後法!」(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開元十年 (公元七二二年) 四月,張說兼知朔方軍節度使。

夏,四月,己亥,以張說兼知朔方軍節度使。(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張說一方面盡忠職守。

(開元十年,即公元七二二年,五月)閏月,壬申,張說如朔方巡邊。(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康待賓餘黨康願子反,自稱可汗;張說發兵追討擒之,其黨悉平。徙河曲六州殘胡五萬餘口於許、汝、唐、鄧、仙、豫等州,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大幅改革唐室的軍事制度 (如主張「罷兵還農」、施行「長從宿衛」)。

(開元十年,即公元七二二年)先是,緣邊戍兵常六十餘萬,說以時無強寇,奏罷二十餘萬使還農。上以為疑,說曰:「臣久在疆場,具知其情,將帥苟以自衛及役使營私而已。若禦敵制勝,不必多相冗卒以妨農務。陛下若以為疑,臣請以闔門百口保之。」上乃從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開元十年,即公元七二二年)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為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從此始矣。(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重視農業發展。

(開元十年,即公元七二二年,十二月)上將幸晉陽,因還長安。張說言於上曰:「汾陰睢上有漢家后土祠,其禮久廢;陛下宜因巡幸修之,為農祈谷。」上從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另一方面,他又秉持儒家「刑不上大夫」、「士可殺不可辱」的原則,反對杖責前廣州都督裴胄先,因而與張嘉貞不和。

(開元十年,即公元七二二年,十一月)前廣州都督裴胄先下獄,上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臣聞刑不上大夫,為其近於君,且所以養廉恥也。故士可殺不可辱。臣向巡北邊,聞杖姜皎於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應死則死,應流則流,奈何輕加笞辱,以皁隸待之!姜皎事往,不可復追,胄先據狀當流,豈可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為之。若國之大臣皆可笞辱,但恐行及吾輩。吾此言非為胄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開元十一年,即公元七二三年,二月)張說與張嘉貞不平,會嘉貞弟金吾將軍嘉祐贓發,說勸嘉貞素服待罪於外。己酉,左遷嘉貞幽州刺史。(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張說於開元十一年 (公元七二三年) 春天升任中書令。

癸亥,以張說兼中書令。(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在職期間,他曾支持玄宗「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即提倡文教)。

(開元十一年,即公元七二三年,五月)上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秘書監徐堅、太常博士會稽賀知章、監察御史鼓城趙冬曦等,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為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洛陽陸堅以為此屬無益於國,徒為糜費,欲悉奏罷之。張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上聞之,重說而薄堅。(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主張「改政事堂曰中書門下,列五房於其後,分掌庶政」(即改良政府組織)。

(開元十一年,即公元七二三年,十二月)是歲,張說奏改政事堂曰中書門下,列五房於其後,分掌庶政。(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可惜的是,張說為人過於堅持己見,不願接納他人的看法。崔沔、源乾曜相繼與之不和。

初,張說引崔沔為中書侍郎;故事,承宣制皆出宰相,侍郎署位而已。沔曰:「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事乃無失。侍郎,令之貳也,豈得拱默而已!」由是遇事多所異同,說不悅,故因是出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群臣屢上表請封禪,閏月,丁卯,制以明年十一月十日有事於泰山。時張說首建封禪之議,而源乾曜不欲為之,由是與說不平。(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玄宗不計較張說的缺點,堅持對張說委以重任。這既是張說的福氣,也是玄宗知人善任的反映。

(開元十三年,即公元七二五年)夏,四月,丙辰,上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上曰:「仙者憑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朕今與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殿。」其書院官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以張說知院事,右散騎常侍徐堅副之。上欲以說為大學士,說固辭而止。(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值得一提的是,細心觀察張說的思想取態、處事作風,其明顯近於儒家,遠於法家。張說因此和宋璟有若干相似處,卻與姚崇距離較遠。

十、宋璟罷相

開元八年 (公元七二零年) 春,正月,宋璟被罷為「開府儀同三司」。

事緣宋璟將負罪而上訴不已的人繫於獄中,致令人對之多生怨恨。

侍中宋璟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台治之。謂中丞李謹度曰:「服不更訴者出之,尚訴未已者且系。」由是人多怨者。會天旱有魃,優人作魃狀戲於上前,問魃:「何為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魃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系獄抑之,故魃不得不出。」上心以為然。(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加上宋璟、蘇頲過分打擊「惡錢」,且用人失當,民間被受困擾。

時璟與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蘇頲建議嚴禁惡錢,江、淮間惡錢尤甚,璟以監察御史蕭隱之充使括惡錢。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上於是貶隱之官。(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結果,玄宗只好罷宋璟宰相之職,兼及蘇頲,改為起用源乾曜、張嘉貞 (張嘉貞正是在此時進入中央的,關於張嘉貞的事,見前文)。

辛巳,罷璟為開府儀同三司,頲為禮部尚書。以京兆尹源乾曜為黃門侍郎,并州長史張嘉貞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於是弛錢禁,惡錢復行矣。(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丁卯,以源乾曜為侍中,張嘉貞為中書令。(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張說。

(開元九年,即公元七二一年,九月)癸亥,以張說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開元十一年,即公元七二三年,二月)癸亥,以張說兼中書令。(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嘉貞後因援引黨羽、開罪張說、巴結王守一而被貶地方,乾曜卻一直大公無私。

(開元八年,即公元七二零年,五月)乾曜上言:「形要之家多任京官,使俊乂之士沉廢於外。臣三子皆在京,請出其二人。」上從之。因下制稱乾曜之公,命文武官效之,於是出者百餘人。(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乾曜又支持監察御史宇文融「檢括天下戶口」的建議,對唐室經濟的恢復有大貢獻。

(開元九年,即公元七二一年)監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偽甚眾,請加檢括。」融,弼之玄孫也,源乾曜素愛其才,贊成之。二月,乙酉,敕有司議招集流移、按詰巧偽之法以聞。(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其後來雖因封禪事宜而與張說不和。

(開元十二年,即公元七二四年,十一月)群臣屢上表請封禪,閏月,丁卯,制以明年十一月十日有事於泰山。時張說首建封禪之議,而源乾曜不欲為之,由是與說不平。(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可是,玄宗對乾曜仍予以厚待,這由源光裕出任刺史一事可見一斑。

(開元十三年,即公元七二五年,二月)上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大理卿源光裕、尚書左丞楊承令、兵部侍郎寇泚等十一人為刺史,命宰相、諸王及諸司長官、台郎、御史餞於洛濱,供張甚盛。賜以御膳,太常具樂,內坊歌妓;上自書十韻詩,命將軍高力士賜之。光裕,乾曜之從孫也。(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宋璟罷相後,不久任西京留守。

壬寅,以開府儀同三司宋璟為西京留守。(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其一生剛直,老而彌篤。

王毛仲有寵於上,百官附之者輻湊。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對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張說、源乾曜輩豈不可呼邪?」對曰:「此則得之。」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對曰:「然。」上笑曰:「朕明日為汝召客。」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婚事,卿等宜與諸達官悉詣其第。」既而日中,眾客未敢舉箸,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遽稱腹痛而歸。璟之剛直,老而彌篤。(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我們可以說,「罷相」一事基本上並未損害宋璟作為一代儒臣之風範,其只是轉變了中央政治核心的領導班子 (由宋璟、蘇頲為首轉成張說、源乾曜為首)。

九、張嘉貞失勢

有關玄宗善用人才,我們過去已經講過。其中一個為玄宗所重用的人才乃:張嘉貞。

開元五年 (公元七一七年) 年中,玄宗鑑於突厥新降部落經常反叛,其於是以張嘉貞為天兵軍大使,統率軍隊駐守并州,共八萬人。當時嘉貞正在任職并州長史。

并州長史張嘉貞上言:「突厥九姓新降者,散居太原以北,請宿重兵以鎮之。」辛酉,置天兵軍於并州,集兵八萬,以嘉貞為天兵軍大使。(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嘉貞為人剛愎、易於躁動,其因此惹得軍中士卒不滿,誣告他「在軍奢僭及贓賄」。慶幸的是,嘉貞為人頗為國家著想,嘉貞終可避過一劫,反得到玄宗之信任、重用。

天兵軍使張嘉貞入朝,有告其在軍奢僭及贓賄者,按驗無狀;上欲反坐告者,嘉貞奏曰:「今若罪之,恐塞言路,使天下之事無由上達,願特赦之。」其人遂得減死。上由是以嘉貞為忠,有大用之意。(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由開元八年 (公元七二零年) 開始,張嘉貞由地方官員先後晉升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中書令」,地位舉足輕重。

以......并州長史張嘉貞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丁卯,以......張嘉貞為中書令。(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這可說是張嘉貞「官運亨通」的輝煌時期。

惜乎張嘉貞得勢後,其開始援引黨羽,有所謂「令公四俊」,即苗延嗣、呂太一、崔訓等人。

張嘉貞吏事強敏,而剛躁自用。中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考功員外郎員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嘉貞所引進,常與之議政事。四人頗招權,時人語曰:「令公四俊,苗、呂、崔、員。」(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其又與重新冒起的張說 (關於張說重新冒起的過程,見後文) 不和。

(開元十年,即公元七二二年,十一月)前廣州都督裴胄先下獄,上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臣聞刑不上大夫,為其近於君,且所以養廉恥也。故士可殺不可辱。臣向巡北邊,聞杖姜皎於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應死則死,應流則流,奈何輕加笞辱,以皁隸待之!姜皎事往,不可復追,胄先據狀當流,豈可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為之。若國之大臣皆可笞辱,但恐行及吾輩。吾此言非為胄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適逢張嘉貞的弟弟金吾將軍張嘉祐貪贓被揭發,張嘉貞終遷任幽州刺史,時為開元十一年 (公元七二三年) 春天。

張說與張嘉貞不平,會嘉貞弟金吾將軍嘉祐贓發,說勸嘉貞素服待罪於外。己酉,左遷嘉貞幽州刺史。(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到了開元十二年 (公元七二四年) 七月,嘉貞又因王皇后、王守一事件而被貶台州刺史。

姜皎既得罪,王皇后愈憂畏不安,然待下有恩,故無隨而譖之者,上猶豫不決者累歲。后兄太子少保守一,以后無子,使僧明悟為后祭南北斗,剖霹靂木,書天地字及上名,合而佩之,祝曰:「佩此有子,當如則天皇后。」事覺,己卯,廢為庶人,移別室安置;貶守一潭州別駕,中路賜死。戶都尚書張嘉貞坐與守一交通,貶台州刺史。(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嘉貞至此可謂失勢矣!

為官之道本貴在「為國盡忠」,與不同的官員和衷共濟,合力為國家解決管治上的種種問題。張嘉貞於進入中央政治核心後,卻援引黨羽、巴結國舅王守一、和朝中其他大臣不和,其終被調回外地,這可謂「自食其果」,與人無尤 (此亦見開元年間政風之清明,故張嘉貞不被容許於中央立足也)。

八、睿宗駕崩

自從玄宗即位後,李旦一直以「太上皇」的身份居於宮中,甚少過問政事。

開元四年 (公元七一六年) 六月,癸亥,李旦於百福殿駕崩,享年55歲。

六月,癸亥,上皇崩于百福殿。(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玄宗不久安排自己的女兒萬安公主為女道士,藉以追福。

己巳,以上女萬安公主為女官,欲以追福。(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由於太廟沒有足夠的空間安放睿宗的神主,七月,壬辰,太常博士陳貞節、蘇獻向玄宗建議,遷移中宗神主於別廟,奉睿宗神主祔太廟。玄宗答允。

秋,七月,壬辰,太常博士陳貞節、蘇獻以太廟七室已滿,請遷中宗神主於別廟,奉睿宗神主祔太廟;從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鑑於玄宗的生母為竇德妃 (即昭成皇后),陳貞節、蘇獻於是奏請「遷昭成皇后祔睿宗室,肅明皇后留祀於儀坤廟」。

又奏遷昭成皇后祔睿宗室,肅明皇后留祀於儀坤廟。(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八月,中宗廟營建於太廟之西。十月,上皇葬於橋陵,廟號睿宗。

八月,乙巳,立中宗廟於太廟之西。(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庚午,葬大聖皇帝於橋陵,廟號睿宗。(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補充一點,對於中宗神主遷移至別廟,孫平子曾大力反對,不果。

(開元五年,公元七一七年)冬,十月,癸酉,伊闕人孫平子上言:「《春秋》譏魯躋僖公;今遷中宗於別廟而祀睿宗,正與魯同。兄臣於弟,猶不可躋,況弟臣於兄,可躋之於兄上乎!若以兄弟同昭,則不應出兄置於別廟。願下群臣博議,遷中宗入廟。」事下禮官,太常博士陳貞節、馮宗、蘇獻議,以為:「七代之廟,不數兄弟。殷代或兄弟四人相繼為君,若數以為代,則無祖檷之祭矣。今睿宗之室當亞高宗,故為中宗特立別廟。中宗既升新廟,睿宗乃祔高宗,何嘗躋居中宗之上?而平子引躋僖公為證,誣罔聖朝,漸不可長。」時論多是平子,上亦以為然,故議久不決。蘇獻,頲之從祖兄也,故頲右之。卒從禮官議。平子論之不巳,謫為康州都城尉。(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我們或者可以這樣理解:

睿宗對平定韋后、太平公主之亂有極大的貢獻。其又把唐朝政權重新納入正軌,助成玄宗之治世。睿宗取代中宗被奉於太廟,這未嘗不是合情合理。

再者,將中宗神主遷至別廟畢竟是權宜之計。隨著太廟的室位數目增多,中宗神主仍是會被遷回太廟的。

(開元十年,公元七二二年)二月,己巳,制增太廟為九室,遷中宗主還太廟。(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如是,對中宗又有何不尊敬呢?

七、開元年間之良相 (下):宋璟

開元四年 (即公元七一六年) 十二月,宋璟出任宰相。

宋璟善於選用合適的人才擔任不同官職,且敢於犯顏直諫,賞罰分明。

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積;刑賞無私,敢犯顏正諫。(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玄宗對於宋璟,甚為敬畏。宋璟的提醒,玄宗多樂於聽從。

上甚敬憚之,雖不合意,亦曲從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初,上微時,與太常卿姜皎親善。及誅竇懷貞等,皎預有功。由是寵遇群臣莫及,常出入臥內,與后妃連榻宴飲,賞賜不可勝紀。弟晦,亦以皎故累遷吏部侍郎。宋璟言皎兄弟權寵太盛,非所以安之,上亦以為然。秋,七月,庚子,以晦為宗正卿,因下制曰:「西漢諸將,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以優閒自保。皎宜放歸田園,散官、勳、封皆如故。」(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這好比唐太宗之敬畏、聽從魏徵。

宋璟又和蘇頲交好,頲遇事多讓於璟。璟每論事,頲必從旁協助。

璟與蘇頲相得甚厚,頲遇事多讓於璟,璟每論事則頲為之助。璟嘗謂人曰:「吾與蘇氏父子皆同居相府,僕射寬厚,誠為國器,然獻可替否,吏事精敏,則黃門過其父矣。」(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和姚崇完全重視實際的政治果效不同,宋璟的言論、處事風格頗帶有儒家的色彩。

儒家重視人的心術。郝靈荃得默啜可汗的首級,以此求唐室賞賜,宋璟恐怕予以厚賞將令「好事者競生心徼倖」,其於是建議玄宗「逾年始授郎將」,靈荃因此鬱鬱而終。

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為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徼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慟哭而死。(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儒家又重視宗廟祭祀、三年之喪。宋璟於是以「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當時玄宗之父親唐睿宗剛離世) 諫止玄宗幸東都,其竟絲毫未有考慮當時關中缺乏糧食、百官已經準備起行等問題 (姚崇對此反有所見,這是姚崇政治家的性格使然)。

春,正月,癸卯,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時上將幸東都,以問宋璟、蘇頲,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災異為戒;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崇,對曰:「太廟屋材,皆苻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且王者以四海為家,陛下以關中不稔 (案:『稔』指禾穀豐收) 幸東都,百司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應遷神主於太極殿,更修太廟,如期自行耳。」上大喜,從之,賜崇絹二百匹。己酉,上行享禮於太極殿,命姚崇五日一朝,仍入閣供奉,恩禮更厚,有大政輒訪焉。右散騎常侍褚無量上言:「隋文帝富有天下,遷都之日,豈取苻氏舊材以立太廟乎?此特諛臣之言耳。願陛下克謹天戒,訥忠諫,遠諂諛。」上弗聽。(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又儒家重視成就德行的主體、通五經以致用。宋璟要求玄宗於朝堂之上赦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官,又以《詩經》中的《國風》為典範,制作諸皇子之名及國邑之號。這更明白反映宋璟的思想取態。

辛亥,行幸東都。達崤谷,道隘不治;上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官,宋璟諫曰:「陛下方事巡幸,今以此罪二臣,臣恐將來民受其弊。」上遽命釋之。璟曰:「陛下罪之,以臣言而免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也;請令待罪朝堂而後赦之。」上從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上命宋璟、蘇頲為諸皇子制名及國邑之號,又令別制一佳名及佳號進之。璟等上言:「七子均養,著於《國風》。今臣等所制名號各三十餘,輒混同以進,以彰陛下覆燾無偏之德。」上甚善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我們可以說,姚崇跡近於法家,宋璟則近於經世派的儒家。

由於宋璟深受儒家思想薰陶,其於是主張「復古更化」,提出恢復貞觀時期之舊制,事在開元五年 (公元七一七年) 九月。

九月,中書、門下省及侍中皆復舊名。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於正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為讒慝。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於御坐前屏左右密奏,監奏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群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得互相彈奏,率以險詖相傾覆。及宋璟為相,欲復貞觀之政,戊申,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他又不好阿諛奉迎之舉。這由其反對廣州吏民為自己立遺愛碑、批評山人范知璿可見。

廣州吏民為宋璟立遺愛碑。璟上言:「臣在州無它異跡,今以臣光寵,成彼謅諛;欲革此風,望自臣始,請敕下禁止。」上從之。於是它州皆不敢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有薦山人范知璿文學者,並獻其所為文,宋璟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佞諛。山人當極言讜議,豈宜偷合苟容!文章若高,自宜從選舉求試,不可別奏。」(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對於玄宗略微有失之處,宋璟亦積極進言,以作提醒。

(開元七年,公元七一九年)夏,四月,壬午,開府儀同三司祁公王仁皎薨。其子駙馬都尉守一請用竇孝諶例,築墳高五丈二尺;上許之。宋璟、蘇頲固爭,以為:「準令,一品墳高一丈九尺,其陪陵者高出三丈而已。竇太尉墳,議者頗譏其高大,當時無人極言其失,豈可今日復踵而為之!昔太宗嫁女,資送過於長公主,魏徵進諫,太宗既用其言,文德皇后亦賞之,豈若韋庶人崇其父墳,號曰酆陵,以自速其禍乎!夫以后父之尊,欲高大其墳,何足為難!而臣等再三進言者,蓋欲成中宮之美耳。況今日所為,當傳無窮,永以為法,可不慎乎!」上悅曰:「朕每欲正身率下,況於妻子,何敢私之!然此乃人所難言,卿能固守典禮,以成朕美,垂法將來,誠所望也。」賜璟、頲帛四百匹。(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開元七年,公元七一九年)五月,乙丑朔,日有食之。上素服以俟變,徹樂減膳,命中書、門下察系囚,賑饑乏,勸農功。辛卯,宋璟等奏曰:「陛下勤恤人隱,此誠蒼生之福。然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除讒慝,所謂修德也。君子恥言浮於行,苟推至誠以行之,不必數下制書也。」(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公私分明、不以私害公,更是宋璟處事的基本方針。

(開元七年,公元七一九年,十一月)上以岐山令王仁琛,藩邸故吏,墨敕令與五品官。宋璟奏:「故舊恩私,則有大例,除官資歷,非無公道。仁琛曏緣舊恩,已獲優改,今若再蒙超獎,遂於諸人不類;又是后族,須杜輿言。乞下吏部檢勘,苟無負犯,於格應留,請依資稍優注擬。」從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選人宋元超於吏部自言侍中璟之叔父,冀得優假。璟聞之,牒吏部云:「元超,璟之三從叔,常在洛城,不多參見。既不敢緣尊輒隱,又不願以私害公。向者無言,自依大例,既有聲聽,事須矯枉;請放。」(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寧王憲奏選人薛嗣先請授微官,事下中書、門下。璟奏:「嗣先兩選齋郎,雖非灼然應留,以懿親之故,固應微假官資。在景龍中,常有墨敕處分,謂之斜封。自大明臨御,茲事杜絕,行一賞,命一官,必是緣功與才,皆歷中書、門下。至公之道,唯聖能行。嗣先幸預姻戚,不為屈法,許臣等商量,望付吏部知,不出正敕。」從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值得一提的是,對於官場積弊,宋璟亦勇於革除。

(開元七年,公元七一九年,十一月)先是,朝集使往往繼貨入京師,及春將還,多遷官;宋璟奏一切勒還,以革其弊。(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司馬光於《通鑑》中曾論姚崇、宋璟曰:

姚、宋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遮。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這番議論可算是極平正、極客觀。

尤有進者,溫公續道:

二人每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為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澣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既而歎曰:「欲知古,問高群,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缺政矣。」(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溫公這番話透露出兩個重點:

第一,開元年間,玄宗對宰相的態度甚為優禮。天寶以後,宰相雖得玄宗寵信,其所得的禮遇卻日益卑薄。

第二,開元年間,宰相多認真和其他官員溝通、合作,處理各項政務。其又兼重歷史文化、政治經濟兩方面知識的應用。天寶年間,宰相一人獨大,其多以阿諛奉迎、建立黨羽為務,不再細心斟酌政事的處理。

細心思量,這兩點又非各自獨立,而是互相扣連,唐之由盛轉衰,關鍵正在於此。

六、開元年間之良相 (上):姚崇

「開元之治」得以出現,姚崇貢獻不少。

姚崇一方面位居相位,替玄宗謀取致治之良策。

丙子,申王成義請以其府錄事閻楚珪為其府參軍,上許之。姚崇、盧懷慎上言:「先嘗得旨,云王公、駙馬有所奏請,非墨敕皆勿行。臣竊以量材授官,當歸有司;若緣親故之恩,得以官爵為惠,踵習近事,實紊紀綱。」事遂寢。由是請謁不行。(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尚書左丞韋玢奏:「郎官多不舉職,請沙汰,改授他官。」玢尋出為刺史,宰相奏擬冀州,敕改小州。姚崇奏言:「台郎寬怠及不稱職,玢請沙汰,乃是奉公。台郎甫爾改官,玢即貶黜於外,議者皆謂郎官謗傷。臣恐後來左右丞指以為戒,則省事何從而舉矣!伏望聖慈祥察,使當官者無所疑懼。」乃除冀州刺史。(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簡刺史、縣令,停按察使。」上命召尚書省官議之。姚崇以為:「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況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乃止。(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一方面舉薦可用的人才 (如張九齡),協助玄宗施政。

左拾遺曲江張九齡,以元之有重望,為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諂躁,進純厚,其略曰:「任人當才,為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向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又曰:「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恥。」元之嘉納其言。(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

國家所有大事,按例必交由姚崇裁決。

姚崇嘗有子喪,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姚崇無居第,寓居罔極寺,以病痁謁告。上遣使問飲食起居狀,日數十輩。源乾曜奏事或稱旨,上輒曰:「此必姚宗之謀也。」或不稱旨,輒曰:「何不與姚崇議之!」乾曜常謝實然。每有大事,上常令乾曜就寺問崇。(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細心審視姚崇的思想取態,其跡近法家而不似儒家。

他曾要求齊澣比較管仲、晏嬰的事功和自己的作為。管仲、晏嬰乃「齊魯學」(法家的一支,與「三晉學」相對) 的典型人物。

(開元三年,即公元七一五年,正月)姚崇嘗有子喪,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於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得色,顧謂紫微舍人齊澣曰:「余為相,可比何人?」澣未對,崇曰:「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為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如何?」澣曰:「公可謂救時之相耳。」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他又破除迷信,而重視客觀的政治成效。

(開元三年,即公元七一五年)山東大蝗,民或於田旁焚香膜拜設祭而不敢殺,姚崇奏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議者以為蝗眾多,除不可盡;上亦疑之。崇曰:「今蝗滿山東,河南、北之人,流亡殆盡,豈可坐視食苗,曾不救乎!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以乃從之。盧懷慎以為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蛭而愈疾,孫叔殺蛇而致福,奈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饑死乎?若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開元四年,即公元七一六年)山東蝗復大起,姚崇又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宜脩德以禳之。劉聰時,常捕埋之,為害益甚。」拒御史,不從其命。崇牒若水曰:「劉聰偽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脩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若水乃不敢違。夏,五月,甲辰,敕委使者詳察州縣捕蝗勤惰者,各以名聞。由是連歲蝗災,不至大饑。(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這和戰國時代的西門豹有類近之處。西門豹治鄴城期間,曾破「河伯娶妻」之淫俗而大興水利。西門豹為一法家人物,與李克同路。此正好反映姚崇有法家的傾向、性格。

雖然,姚崇亦以人民為本,但由其言論、所引用的書籍 (「楚莊吞蛭」、「孫叔殺蛇」出自東漢王充的《論衡》,此乃「異書」,為儒者所不屑) 看來,他明顯不帶有濃厚的儒家色彩。

毛澤東點評《新唐書》中的《姚崇傳》時說:「大政治家、唯物論者 (案:所謂「唯物」,乃籠統地說、非哲學地說,即重視實際事務、果效) 姚崇」。這評價大體恰當。

姚崇為開元一代之良相,備受玄宗重視,此乃無可致疑者。

(開元四年,即公元七一六年,十一月)癸卯,乾曜請遷崇於四方館,仍聽家人入侍疾;上許之。崇以四方館有簿書,非病者所宜外,固辭。上曰:「設四方館,為官吏也;使卿居之,為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辭!」(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然而,他的兒子卻德行有虧,援引黨羽,「廣通賓客,頗受饋遺,為時所譏」。

(開元二年,公元七一四年,五月)黃門監魏知古,本起小吏,因姚崇引薦,以至同為相。崇意輕之,請知古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事,遣吏部尚書宋璟於門下過官;知古銜之。

崇二子分司東都,恃其父有德於知古,頗招權請托;知古歸,悉以聞。他日,上從容問崇:「卿子才性何如?今何官也?」崇揣知上意,對曰:「臣有三子,兩在東都,為人多欲而不謹,是必以事幹魏知古,臣未及問之耳。」上始以崇必為其子隱,及聞崇奏,喜問:「卿安從知之?」對曰:「知古微時,臣卵而翼之。臣子愚,以為知古必德臣,容其為非,故敢干之耳。」上於是以崇為無私,而薄知古負崇,欲斥之。崇固請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陛下赦其罪,已幸矣;苟因臣逐知古,天下必以陛下為私於臣,累聖政矣。」上久乃許之。辛亥,知古罷為工部尚書。(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開元四年,即公元七一六年,十一月)崇子光祿少卿彝、宗正少卿異,廣通賓客,頗受饋遺,為時所譏。(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他的親信趙誨又收受賄賂,被玄宗下獄處死。

主書趙誨為崇所親信,受胡人賂,事覺,上親鞫問,下獄當死。(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姚崇設法營救趙誨,卻開罪了玄宗。

崇復營救,上由是不悅。(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趙誨最後被流放嶺南。

會曲赦京城,敕特標誨名,杖之一百,流嶺南。(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不過,姚崇自此已心生憂懼。他因此多次請避相位,並舉薦廣州都督宋璟繼任宰相。

崇由是憂懼,數請避相位,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不久,姚崇終於黯然下台,被罷為開府儀同三司。

閏月,己亥,姚崇罷為開府儀同三司。(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開元九年 (公元七二一年) 九月,姚崇逝世。由其對子孫後人的最後告誡,我們可見其終身重視歷史的教訓,不好迷信宗教。

丁未,梁文獻公姚崇薨,遺令:「佛以清淨慈悲為本,而愚者寫經造像,冀以求福。昔周、齊分據天下,周則毀經像而修甲兵,齊則崇塔廟而馳刑政,一朝合戰,齊滅周興。近者諸武、諸韋,造寺度人,不可勝紀,無救族誅。汝曹勿效兒女子終身不寤,追薦冥福。道士見僧獲利,效其所為,尤不可延之於家。當永為後法!」(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這更見毛澤東評價的允當。

五、開元之治:軍事方面

「節度使」的設置

開元二年 (公元七一四年) 十二月,甲子,玄宗首次設置「隴右節度大使」,負責統領鄯、奉、河、渭、蘭、臨、武、洮、岷、郭、疊、宕十二州,由郭知運擔任。

甲子,置隴右節度大使,領鄯、奉、河、渭、蘭、臨、武、洮、岷、郭、疊、宕十二州,以隴右防禦副使郭知運為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不久,玄宗又設置「幽州節度、經略、鎮守大使」(幽州即范陽),負責統領幽、易、平、檀、媯、燕六州。

是歲,置幽州節度、經略、鎮守大使,領幽、易、平、檀、媯、燕六州。(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郭知運於開元五年 (即公元七一七年) 曾大破吐蕃。

壬寅,隴右節度使郭知運大破吐蕃於九曲。(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由此可見「節度使」的設置,最初是為了應付強大的吐蕃、契丹。

開元七年 (公元七一九年) 年底,玄宗始於西南設置「劍南節度使」,統領益、彭等二十五州。

是歲,置劍南節度使,領益、彭等二十五州。(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而由於西北邊事的需要,玄宗又加設「朔方節度使」,時為開元九年 (公元七二一年) 十二月。

置朔方節度使,領單于都護府,夏、鹽等六州,定遠、豐安二軍,三受降城。(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開元十一年 (公元七二三年) 二月,玄宗廢棄原有的天兵軍、大武軍,改以大同軍為太原以北節度使,統領太原、遼、石、嵐、汾、代、忻、朔、蔚、雲十州。

己巳,罷天兵、大武等軍,以大同軍為太原以北節度使,領太原、遼、石、嵐、汾、代、忻、朔、蔚、雲十州。(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其他節度使還有河西節度使、磧西節度使。

(開元九年,公元七二一年)冬,十月,河西、隴右節度大使郭知運卒。(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開元十二年,公元七二四年)春,三月,甲子,起暹為安西副大都護、磧西節度等使。(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開元二十年 (公元七三二年) 十二月,玄宗進一步加強幽州節度使的權力,以幽州節度使兼河北採訪處置使,增領衛、相、洛、貝、冀、魏、深、趙、恆、定、邢、德、博、棣、營、鄚十六州及安東都護府。

是歲,以幽州節度使兼河北採訪處置使增領衛、相、洛、貝、冀、魏、深、趙、恆、定、邢、德、博、棣、營、鄚十六州及安東都護府。(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二十九年 (公元七四一年) 十月,壬寅,玄宗又分北庭、安西為二節度。

壬寅,分北庭、安西為二節度。(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節度使」的設置,多少有助唐室抑制吐蕃、契丹,加強對東、西北兩邊的控制。

然而,隨著時日推移,「節度使」的權力日增。加上「節度使」的職位後來漸由蕃將所擔當 (原先多由漢人出任,李林甫為相後有所改變) ,「外重內輕」、「尾大不掉」等動亂因素,終蘊釀在「節度使」的設置之中,靜待爆發的時機。

「彍騎制」的施行

早在開元十年 (公元七二二年),玄宗已聽從當時的宰相張說的建議,改行「長從宿衛」(即所謂「募兵制」)。

事緣唐室規定各地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 (案:即剛成年便加入府兵的行列,至六十歲才可脫離)」,而擔任府兵的壯丁的家庭卻往往不被朝廷免除雜務、徭役,以致府兵的家庭漸趨貧弱。為了改善家中困境,府兵只好紛紛逃離軍伍,造成「逃亡略盡」的情況。

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府兵乃唐室的主要軍事力量,士卒逃亡的情況不容忽視。有見及此,張說向玄宗提議,招募壯士宿衛京師。宿衛京師的兵士,其家不用負擔額外的雜務、徭役。張說預計,新措施將可吸引剛逃亡的府兵士卒重返軍伍。玄宗接受張說的建議。

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為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十日之後,京師得精兵十三萬。「職業軍人」自此出現在唐朝的歷史上,所謂「兵農之分,從此始矣」。

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從此始矣。(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開元十一年 (公元七二三年) 十一月,玄宗又命蕭嵩 (前後梁君主梁明帝的玄孫) 與京兆、蒲、同、岐、華州長官挑選府兵及白丁十二萬,宿衛京師,稱「長從宿衛」。

戊子,命尚書左丞蕭嵩與京兆、蒲、同、岐、華州長官選府兵及白丁一十二萬,謂之「長從宿衛」,一年兩番,州縣毋得雜役使。(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開元十三年 (公元七二五年) 二月,乙亥,「長從宿衞」之士改稱「彍騎」,總兵數十二萬。

乙亥,更命長從宿衞之士曰「彍騎」,分隸十二衞,總十二萬人為六番。(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十六年 (公元七二八年) ,玄宗改「彍騎」為「左右羽林軍飛騎」,並規定「士兵分成五組,輪流宿衛京師,每年批准一組將士回家沐浴洗澡,每五年重覆一次」。

壬辰,改彍騎為左右羽林軍飛騎。(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十二月,丙寅,敕:「長徵兵無有還期,人情難堪;宜分五番,歲遣一番還家洗沐,五年酬勳五轉。」(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錢穆《國史大綱》嘗論唐代「府兵制」之失效源於人道精神的喪失,觀乎「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錢氏之評論確實允當。

又張說提出「彍騎制」,免去宿衛兵士的家庭負擔額外的雜務、徭役等義務,這更多是一補偏救弊的做法,而非在本質上有異於「府兵制」。錢穆言「彍騎制」乃「府兵制」的縮小範圍,這說法頗得史實之真相。

最後,《資治通鑑》記有以下一條:

壬子,敕以役莫重於軍府,一為衛士,六十乃免,宜促其歲限,使百姓更迭為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這條所記為開元八年 (公元七二零年) 二月初之事,比「長從宿衛」施行的時間先於兩年。當時,「役莫重於軍府」的情況已經出現,致使玄宗需要規定衛士年滿六十即可免役。倘若「府兵制」體現著人道精神,「役莫重於軍府」根本不會出現。這正好反映錢穆「『府兵制』之失效源於人道精神之喪失」的論斷無誤。

裁減邊兵

開元十年 (公元七二二年),張說以邊境無強大入侵為理由,奏請玄宗罷廢邊境士卒二十餘萬,使之返還鄉間,從事農業生產。

先是,緣邊戍兵常六十餘萬,說以時無強寇,奏罷二十餘萬使還農。(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玄宗初時不免生疑,但張說以自己的軍事經驗、全家百口的性命保證自己建議的恰當,玄宗終於接納。

上以為疑,說曰:「臣久在疆場,具知其情,將帥苟以自衛及役使營私而已。若禦敵制勝,不必多相冗卒以妨農務。陛下若以為疑,臣請以闔門百口保之。」上乃從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