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30日 星期三

689 連任,港人要小心

「老左派」吳康民一反以往批評的論調,認為「新左派」689「是連任特首的理想人選」。此固然不是基於什麼大徹大悟,而更多受脅於形勢,無奈轉軚。

毫無疑問,689 缺乏民望,管治手段拙劣,政治、民生議題皆不能妥善處理。可是,試觀習近平最近的反應,他依然肯定 689 的工作表現。這裡的「肯定」實際上包含以下三個意思:

(1) 肯定他能「不妥協,不流血」平定「雨傘革命」的大功績;

(2) 肯定他擁有毛澤東式的鬥爭思維;

(3) 肯定他能密切跟隨黨中央的步伐,預先對香港的「新本土主義」有所洞察,並予以警惕。

我們再回頭看 689 在《施政報告》中點名批評港大「學苑」《香港民族論》、在答問大會上公然引述毛澤東的詩句「牢騷太盛防腸斷」、在「全民退保」諮詢文件中故意挑起年青人和老年人兩代的矛盾,凡此種種,根本不是偶然發生,而是 689 刻意做給中共看的!

適值習近平以「二十一世紀的毛澤東」自居。一連串「反貪防腐」行動,將「新四人幫」周永康、薄熙來、徐才厚、令計劃等拉下馬,盡顯好鬥本色。加上強調「近年來,香港『一國兩制』實踐出現了一些新情況」、主張「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前進」,689 乘機投其所好,習總自然龍顏大悅,連番嘉許。

相比之下,「財爺」曾俊華雖然得到習近平主動上前握手,但由於沒有鬥爭意識與正面評價「本土」,注定失落下屆特首寶座,僅能勉強作為其中一位候選人。至於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其早已多次表明不會參選。吳康民現在要改撐「忌才」的 689,更可證明「老左派」人丁單薄,對下屆特首選舉無能為力。

既然 689 很大機會連任,而中共內部可能正在蘊釀另一場「文革」(前中共中央委員于幼軍在中山大學講課時呼籲,警惕文革重演。林和立、劉夢熊亦先後指出,現在習近平的作為有不少類近 1966 年「文革」爆發前夕),香港人於 2016 年實在需要萬分小心,必要時用更激烈的抗爭手段捍衛自己家園,避免捲入漩渦。

2015年12月29日 星期二

大談本土,別有用心

香港本土意識的興起,與中共一連串殖民政策密不可分。清拆皇后碼頭、強推普教中、縱容走私水貨客、呼籲土生土長青年北上發展......凡此種種,俱令港人產生「家園正被瓦解」的覺悟,繼而對中共極度厭惡 (甚至痛恨),並希望盡一己之力挽救危城於不墮,建立一個真正由人民自主的政府。立法會議員黃毓民提出「本土、民主、反共」三大綱領,年輕學者方志恒主張「當下香港人必須建構論述,重認我城的自治傳統......在『天朝中國』下力爭我城應有的自治權」,這些皆可被視為本土意識的核心內容。

然而,「財爺」曾俊華在 12 月 27 日發表的網誌<喇沙與我>中談論本土意識說:

每當我置身舊生圈子,無論是叫口號或者唱校歌,都令我覺得喇沙仔對學校那股近乎狂熱的歸屬感,和近年流行的所謂「本土」意識有着不少共通之處,兩者都是對本身的身份、傳統和文化,有着強烈的感情和自豪感,這種情感,大至國家民族,小至一間學校,都會存在......我相信這一種感情和自豪感,同時存在於所有香港人之中......

對於「反共」、「港中區隔」隻字不提。本土意識淪為一種對香港的歸屬感和自豪感,性質同於對就讀學校的歸屬感和自豪感。如此理解之下,難怪青年民建聯也聲稱要在立場上「諗得再本土啲」。

他又說:

我們對香港深厚的情感,同樣可以團結成一股正面、具建設性的力量,推動香港變得更好,讓香港整體都能夠得益,而絕對不止於一種封閉式的、消極的、甚至是具破壞性的保護主義。

此變相批評現今的本土意識表現為「一種封閉式的、消極的、甚至是具破壞性的保護主義」。

可是,敢問「財爺」,為什麼本土意識會與保護主義掛勾?「封閉式的、消極的、具破壞性的」又如何界定?

說到底,「財爺」依然無視中共殖民,覺得香港年青一代是害怕競爭,拿「捍衛本土」作護身符,加上踢篋、惹得小朋友哭泣,表現還不夠消極、具破壞性?一貫「離地中產」口吻,這是他最大的致命傷。

「財爺」所說的本土意識不是真正的本土意識,忠實的本土派支持者很容易就可以分別出來。他的話更多是說給以下三類人士聽:

(1) 傾向支持本土理念,但不太了解箇中內容的人;

(2) 泛民、建制的支持者;

(3) 中共,

旨在:

(a) 增加自己的民望,為日後參選特首締造有利條件;

(b) 將「本土」進一步普及,令現時的本土派被標籤成本土意識的「不健康體現」,再而被邊緣化;

(c) 勸導中共不必以強硬手段打壓本土意識的興起,以免殺錯良民,激起更大的民憤。

基於 (1)、(2) 類人士佔香港整體人口的大多數,「財爺」的盤算,可謂既能成一己之私,又能成中共之私!

只可惜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樊鵬昨天 (12 月 28 日) 在《環球時報》撰有<警惕香港「新本土主義」>一文,配合習近平早前說「『一國兩制』的實踐出現了一些新情況」、689 近日呼籲商界不要捐錢給大學 (大學乃本土意識最澎湃的地方),「財爺」的努力,只怕賠了夫人又折兵,不被中共算賬已是萬幸。

不過,可以肯定一點,由「財爺」大談本土,到中共連番打壓,香港的本土意識確實漸成氣候了。

2015年12月27日 星期日

休兵和解,不易實現

李怡先生昨天 (12 月 26 日) 撰文促請「泛民」與本土派相互「休兵」,立心是良善的,卻不易實現,原因是:兩派之間的矛盾,除了涉及私人恩怨、抗爭手法的不同,更含有意識形態上的根本分歧。

「泛民」不少骨幹成員,如「民主黨」的何俊仁、「工黨」的李卓人,同時是「支聯會」主席、維園六四燭光晚會的搞手。他們仍然相信香港人有責任為大陸同胞爭取民主,中港區隔只是臨時手段,中港兩地實現民主化才是最終目標。李柱銘對此說得最清楚:「現在,你們打的這場仗 (案:指「佔中」),不是為香港自己打的,你們是為十三億人民打的!」(引錄自去年罷課集會上的發言)。

黃毓民卻於 2012 年「人民力量」的選舉造勢大會上高呼:「如果要我承認共産黨一黨專政,才算是中國人,我寧願不做中國人!我是香港人!」。2013 年 1 月 29 日在中大逸夫書院的演講中,毓民再次以「窮則獨善其身」為題,重申香港人沒有責任為大陸爭取民主,要爭取民主必然是爭取屬於香港的民主。另一本土派領袖陳雲則在著作《香港城邦論》中主張,「中港區隔、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應該由臨時狀態演變成常態。

凡此種種,俱在論說上與「泛民」處於敵對狀態,只能捨此取彼,無法相互磨合。兩派南轅北轍,分開無疑對雙方更有利 (至少可明朗化各自的立場,「泛民」極力爭取愛國民主人士支持,本土派則爭取年輕獨立青年、中老年反共人士支持),勉強合作只會催生無數紛爭。

又「泛民」中的「社民連」篤信「社會民主主義」,著重消弭社會上的貧富懸殊。他們始終不知道,不談「香港人優先」,自己努力爭取的,只會淪為大陸人的嫁衣裳,受益的始終不是香港本地人。理論上,他們本來可以過渡成為本土派,但礙於盲信「大陸人是弱勢社群」、「大陸人和香港人都是人,雙方應享有相同的權利和義務」,他們不願調整自己的步伐,甚至帶頭譴責、詆毀,結果是與「泛民」同流合污,變相為大陸人爭取權益,壓迫香港人。本土派旨在守護自己的主場,捍衛自己的權益,「社民連」的做法,猶如助長中共殖民香港人,合作、諒解自然無從談起!

至於「人民力量」,蕭若元、陳偉業等人皆是政治上的機會主義者,見利忘義,加上有「篤灰」(向黑警告密) 前科,休兵?何處言休?

「團結就是力量」,大家固然明白,誰喜歡互相敵視、追擊?但當彼此政見迥異、立場截然不同,或許自立門戶、各據山頭更為合適。

2015年12月26日 星期六

改良笞刑

「改良笞刑」是軒尼詩的一大建樹。

開埠初期笞刑施行的情況

笞刑,俗稱打籐。犯人一般被捆綁在木樁上,行刑者頭戴紅帽,手持浸透煤油的「九尾鞭」(用九條皮帶 / 九根麻繩束成的鞭子,上面有許多節,一鞭下去會有九條傷痕),用力抽打其赤裸的脊背。十九世紀初,英國將此一刑罰引入印度。1841 年香港開埠,笞刑旋即被帶至這個「荒蕪、地瘠山多、天然資源缺乏的小島」上。

根據葉靈鳳的記述,砵甸乍年代華人遭受笞刑的過程是這樣的:

向中國人所施用的刑罰是鞭笞、苦工和監禁。全部,或者近於全部都要鞭笞,鞭笞的數目從 20 下至 100 下不等。笞 100 下的很少,大都是 40 下或 50 下,後一數目是最普通者。這是公開當眾施行的。罪犯背上掛著一塊牌,寫著中國文字,從監獄領至上環街市的刑場,在那裡執行法律所判處的刑罰,然後再送回監獄。

為什麼港府普遍對華人判以笞刑,卻不判以做苦工、監禁?高馬可有以下一番解釋:

殖民統治者相信,貧窮華人寧進監牢多於流落街頭,所以經常對華人判以當眾鞭笞,而杖刑和戴枷這些刑罰只會施用於華人身上。

加上歐籍人士的「圍城心態」和「白人至上」信念作祟、華人不熟悉英國法律而鮮能上訴、法院帶有「華人被告定然有罪」的主觀偏見,笞刑於是被濫用,每星期施行一次,每次受刑不只一人。華人偶有輕微過失,如不繳罰款、偷一盞燈,都會受到笞刑,動輒數十、數百下。

儘管 1845 年以後笞刑的施行受到節制 (英國下議院有人對香港的笞刑提出質疑),麥當奴出任港督,依舊大量運用笞刑對付被定罪的犯人、乞丐、麻痺病人、危險可疑人物。直至軒尼詩上任,情況才有所改善。

軒尼詩積極改革刑罰制度

和歷任港督一樣,軒尼詩需要有效控制華人,他因此把犯罪行為定義得很寬泛,令華人動輒得咎,不敢造次。

不過,軒尼詩擔任納閩 (Labuan) 總督期間,對當地華人留下良好印象。抵達香港後,他較為同情華人的遭遇,遂著手改革對華人罪犯的刑罰制度。

針對囚犯必須以打烙印 / 刺字來換取遞解出境的機會 (這是 1866 年由麥當奴推行的措施,旨在減少監獄內的人數),軒尼詩表示反對,建議用「實行更長的監禁期」取代。

至於笞刑,軒尼詩認為此乃有違人道精神,不符合英國法制,主張廢除。他先向法庭要求暫緩對罪犯執行笞刑,再而委託醫生撰寫報告書,證成廢除有理。只可惜事與願違,受委託的醫生竟然同意笞刑有助遏止犯罪。軒尼詩的努力,最後僅能獲取:

(1) 把刑具改良,將「九尾鞭」尾上的結解除不用;

(2) 不再公開笞藤,笞刑在監獄內執行;

(3) 笞藤時不再打犯人的脊背,改打臀部,行刑時對犯人的頸部、大腿予以遮護。

然而,這已足夠令他得到整體華人社會的支持。

結語

「改良笞刑」是軒尼詩竭力爭取、在港歐籍人士頑固反對相互磨合的產物。它既反映軒督對本地華人的尊重、關心 (源自相信種族平等的自由主義思想),亦揭示當時歐籍人士對華人充滿歧視、抗拒 (源自種族優越論)。

除了改革刑罰制度,軒尼詩還用心將監獄打造成幫助囚犯的社區 (a prisoners-aid society)。換句話說,即將「更生」、「互助」等觀念帶進監獄。他又相信預防勝於治療,大力加強各項教育設施以消弭人們的犯罪意識。

由於與歐籍人士對著幹,軒尼詩並不受歡迎,被批評為「偏袒華人」,以致罪案數字增加。即使 1882 年他卸任離港,歐籍人士也未有前往送行。

[主要參考資料]

1.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2.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3. 佘義 (Geoffrey Robley Sayer),Hong Kong 1862 - 1919:Years of Discretion。

4. 葉靈鳳,<香港笞刑史話>,收錄於《香海浮沉錄》。

2015年12月24日 星期四

聖誕節帶給香港人的意義

聖誕節對香港人來說有兩重特別的意義:

1. 反映香港文化深受英國影響

每逢聖誕節臨近,中小學就會有學生誦唱 “Joy to the world”、“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Jingle Bells”。“Joy to the world” 出自英國 17 世紀一位聖詩作者 - 以撒‧華滋 (Isaac Watts) 的手筆,“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是 1935 年發表的一首英國西部鄉村的歌謠,“Jingle Bells” 的創作人詹姆斯‧羅德‧皮爾龐特 (James Lord Pierpont) 則在新英格蘭 (New England,位於美國大陸東北角、瀕臨大西洋、毗鄰加拿大的區域,屬英屬北美殖民地之一) 出生。

又「聖誕大餐」中循例有火雞作為主菜,可追溯到 18 世紀時法國耶穌會進口火雞至英國,以致火雞逐漸在英國大行其道。至於參與報佳音、子夜彌撒,主要和港府過去友善歡迎羅馬天主教、英國以基督新教為國教密不可分。

我們不妨說,英國因素乃香港文化構成一個關鍵的部份。所謂「去 (英國) 殖民化」,無異於扼殺香港,這是中共心腸歹毒的地方。

2. 讓人憶起 1941 年的「香港保衛戰」

第 21 任港督楊慕琦在九龍半島酒店向日軍無條件投降,正值聖誕節。「黑色聖誕」的到來,標誌著「香港保衛戰」正式結束。

歷經 18 日,駐港英軍、英聯邦軍人、義勇軍等奮勇抗敵,寫下了一頁又一頁捍衛香港主權的輝煌歷史。

曉士兵團 (Hugheseliers) 放下商人身段,以一戰老兵的身份重返戰場,死守北角發電廠,阻止日軍沿英皇道入市區,表現英勇。加拿大軍人約翰‧奧斯本 (John Robert Osborn) 為救同僚,不惜縱身覆蓋手榴彈,壯烈犧牲。羅遜准將 (Brigadier John Kelburne Lawson) 更在日軍兵臨西旅指揮部 (位於黃泥涌峽) 時,手握短槍,隻身突圍被殺,終年 54 歲。

楊督方面,其先後兩度拒絕投降,意志堅決 (最後投降乃出於彈盡糧絕)。英國首相邱吉爾亦多次發電報鼓勵守軍戰鬥到底,訓示他們「不要有任何投降的設想」。

王晶、陳佐洱之流斥責英國未有盡力守護香港,這是歪曲歷史!聖誕節正好給予港人機會認清此段史實。

2015年12月22日 星期二

無心退保,教授遭殃

港共政府昨日 (12 月 22 日) 公佈「退休保障諮詢文件」,列出「不論貧富」及「有經濟需要」兩個模擬方案,供市民選擇其一。「不論貧富」方案主張對所有長者每月發放津貼 3230 元,「有經濟需要」方案則建議先經過資產審查 (資產限額定於 8 萬元) 才發放津貼。

政府指出,50 年後,「不論貧富」方案將會耗費接近 24000 億元,屆時庫房可能因此提早「爆煲」,出現結構性財赤,需要透過增加「薪俸稅」或開徵「銷售稅」來應付有關開支。「有經濟需要」方案則只需耗費約 2500 億元 (佔「不論貧富」方案總開支十分之一) ,且能夠收取更大的效益。

退休保障之所以要推行,旨在肯定每位市民年輕時為社會所作出的貢獻,確保他們年老時有足夠的經濟條件維持基本的日常生活。這種希望每位市民「老有所養」的想法,其實可以追溯至《孟子》:「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可是,港共政府竟將帶有資產審查的「有經濟需要」方案置於退保諮詢文件中,且不斷宣傳其優點,貶抑另一方案,這裡衍生出三個流弊:

(1) 政府既然一早認為「有經濟需要」方案比較可取,諮詢根本無須進行。現在勉強進行,諮詢必然淪為「假諮詢」。

(2) 政府傾向「有經濟需要」方案,意味著它只願意保障某部份市民,此與退保的原意相違,而近似於扶貧,「掛羊頭賣狗肉」,混淆視聽。

(3) 汲汲於推介「有經濟需要」方案,選擇性給予某部份市民津貼,容易令人懷疑政府眼中只知節省金錢,卻忽略了全體市民的福祉。

周永新教授斥責政府將扶貧和退保混淆、質問「既然政府已有立場,點解要再諮詢市民?」、指出退保是倫理道德問題,可謂切中箇中要害。

只可惜癡心畢竟錯付了,周教授團隊不少研究數據仍然被港共惡意利用。林鄭還要得勢不饒人說「但當然做研究過程之中,周教授有他自己的感受,我從來不會抹黑或者扭曲周永新教授的研究報告」,變相暗示周教授感情用事,研究態度有欠社會科學專業所要求的客觀、冷靜。

回想立法會議員黃毓民曾多次勸告「別淌政治渾水」,不知周教授會否後悔自己太遲醒悟?

2015年12月21日 星期一

坐井觀天,劃地自限:阿叻、大台的可悲

「阿叻」陳百祥嘲諷黃之鋒沒有 12 個 A,且考不上八大院校,所以沒有資格認叻。他彷彿不知道黃之鋒去年登上《時代雜誌》封面、現在 DSE 只准許考生報考八科,12 個 A 根本不可能出現、不少愚昧無知的小人皆出身自八大院校 (例如林鄭和馮煒光)。

盲目沉溺於舊日扭曲的價值標準,視之為天經地義,以理殺人,卻不能張開雙眼看清世代更替、接受一套新的價值標準,這是「阿叻」最可悲的地方。

同樣可悲的還有「勁歌金曲頒獎典禮」。當年星光熠熠、充滿廣泛代表性的樂壇盛事,今時今日竟淪為 TVB 的小圈子。二十首得獎歌中,有五首是電視劇主題曲。星夢旗下藝人許廷鏗、鄭俊弘、胡鴻鈞、吳若希各自奪得兩個以上的獎項,獲力捧的吳業坤則成為「最受歡迎新人獎 - 金獎」得主。對於周柏豪、連詩雅、JUDE 曾若華、糖妹等人的努力,頒獎禮一點肯定也沒有給予。

鄭丹瑞過去曾在《勁歌金曲》節目中探討香港樂壇的死因,其實,香港樂壇並未死去,只是 TVB 不願意緊貼樂壇發展的步伐,向觀眾如實反映樂壇的實況。

「阿叻」又好,「勁歌金曲頒獎典禮」又好,兩者的共同病患皆在於:坐井觀天,劃地自限。朱子《論語集注》:「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觀乎「阿叻」被搬上神台 (獲頒「萬千星輝演藝人大獎」)、「勁歌金曲頒獎典禮」的支持度一年不如一年,退步似乎已經出現。

2015年12月18日 星期五

自虐之都

當下香港是一個反常的地方。這裡土生土長的人,自小就進入幼稚園,歷經小學升中試、中三評核試、中五會考、中七高考,成就出一套喜歡爭勝的心態,以及仰慕成功者、賤視失敗者的白鴿眼。

儘管大學三年反覆宣揚「不同系的同學都是一家人」,這些俱是哄騙話。到了求職的時候, BBA、醫科、法律、工程等畢業生相繼覓得工作,哲學系、宗教系的卻面臨就業無門、眾叛親離的困窘,真相即時大白。

成功進入各行各業的新人類,一方面受著老一輩的頤指氣使,一方面則不斷嘲笑學歷、收入比自己低的人以洩忿。大說風涼話的背後,是不斷提醒自己教導下一代「千萬不要做 loser」。

因為「不要做 loser」,孩子還未懂得喊「爸爸」、「媽媽」,就要帶他 / 她上 playgroup 學「煲冬瓜」,贏在起跑線嘛。幼稚園一定要「有西人教英文」,小學必須讀直資,最好能夠「一條龍」升入傳統名校,遇強越強,競爭力充足,就不怕落後於人,HKU 不收自己。

孩子悶悶不樂說:「TSA 補充太多,做唔哂」,你卻氣急敗壞道:「一日都係你唔勤力,做極都唔識,浪費哂 D 時間」,孩子發怒了,你怪責他 / 她變壞。孩子終於屈服,用弱小的身軀背起異常沉重的書包,一步一步走著,抑鬱亦一步一步伴隨而來。是你,作為父母的,親手扼殺自己的孩子,天真爛漫的孩子。

未曾生兒育女?不打緊。正所謂「學到老,做到老。唔學到老,做都冇得你做」。一筆一筆收入,奉獻給一張一張證書、文憑。學士不夠,可以讀碩士、博士,最緊要有錢。於是,人不斷辛苦自己以確保自己未來可以繼續辛苦,無限輪迴,直至撒手塵寰。

一朝事業有成,由於得來不易,遂決定死不放手。「維持現狀」是硬道理,哪怕當權者是共產黨,反正鉛水不會是我這些努力上進的有錢人喝得到。水貨走私客?sorry,我看不到。金舖、藥房滿街?R. I. P.,與我無關。大陸人搶床位、奶粉?never mind,我可以住私家醫院、買價格高昂的奶粉。總之,香港要繁榮穩定,不要拉布示威。所有反對派都是收錢搞亂香港的,越早清除越好。

他們始終不知大陸專才一南來,多年來建立的名譽、地位就會被褫奪。又或者,他們不是不知道,只是已經打算「默含淚光衝往世外」。

孩子的爸媽,眼見子女日益長大,香港越來越躁動不安,亦開始計劃移民了。原來勞碌大半生,最後是要親手將自己趕出家鄉,不可謂不諷刺。

還記得彭督曾經說過:「將來香港的自由,不一定由中國來剝奪,而更有可能是香港一些人自己主動一點點來葬送」,真想不到這裡的「一些人」,竟然佔整體香港人口的大部份。當人人習慣了反常,醉心自殺而不自知,即使 2047 年香港依然存在,它也不過是一具喪失生命力的死屍。

建制泛民,全是垃圾

《2014 版權 (修訂) 條例草案》的「中止待續」辯論,在立法會進行僅兩日,議員的荒誕、愚蠢即盡現人前。

民建聯蔣麗芸說:「精神病醫生聽精神病人講太多嘢,聽聽下自己都黐線埋啊主席」,一來是歧視精神病人,二來是嘲諷拉布議員有精神病。議員論政應該謹慎自己的言辭,針對相關議題條分理析,「元秋」卻傲慢無禮而不知檢點,胡說八道,無怪乎曾鈺成曾經批評「元秋」:「我建議你少 D 講無乜用嘅說話」。

民建聯作為建制派,一昧替港共護航,毫無獨立意志,言辭荒誕在所難免。然而,民主黨也好不了多少。黃碧雲企圖用「點人數」導致流會,何俊仁、單仲偕竟未有相應配合離開會議廳。事後,黃氏還要在面書強辯「留一兩名泛民議員在會議廳」是「為免被主席偸雞剪布立即投票」、「以免被突襲」,彼似乎不知「只要何、單二人離席,流會即時出現,突襲根本沒有發生的可能」這個簡單的道理。

又黃氏在毓民痛斥「泛民」時提出「點人數」,此舉旨在捍衛民主黨的名聲,並非真心拉布。彼卻不知『點人數』結束後毓民可以繼續發言,民主黨的名聲一樣保不住。折騰一番,僅留下「你用屎忽講嘢呀?」一句有失斯文的說話,以及抗爭者異口同聲呼叫「民主黨,賣香港」,若非愚蠢至極,焉能為此?

議員質素低劣,缺乏能力,誰要負上最大的責任?當然是選民!正因為香港人著重眼前實利、喜歡「蛇齋餅粽」、相信「唔投民主黨,共產黨最高興」,民建聯、民主黨的垃圾才可以長期盤踞立會,絲毫無損。「青年新政」、獨立「傘兵」雖然次第冒起,但港人心態只要一日不變,香港未來依然是一片死寂,看不見曙光。

2015年12月13日 星期日

軒尼詩登場

堅尼地於 1877 年 4 月 22 日卸任「香港總督」一職後,旋即出任「昆士蘭總督」。1883 年,堅尼地正式退休,結束多年對殖民地的管治。6 月,堅尼地在乘船返英途中死亡,享年 74 歲。

堅尼地是一個務實、穩健的政治家。他不對民間作出過分的干預,這有助香港的社會、經濟自生自長,逐漸邁向繁榮。另外,友善待人的態度,亦令他贏得不少市民的支持。

堅尼地卸任後,由軒尼詩 (Sir John Pope Hennessy,1834 年 4 月 5 日 - 1891 年 10 月 7 日) 接任港督。以下我們嘗試簡介其生平。

出身叛逆家庭,長大棄醫從政

和麥當奴、堅尼地一樣,軒尼詩出生於愛爾蘭的科克郡 (County Cork)。他的父母乃虔誠的羅馬天主教徒,反對奉行基督新教的英國的統治。獨特的家庭背景,令他有別於一般的英國人。

軒尼詩幼年體弱多病,患有慢性支氣管炎 (Chronic bronchitis),不能上學,只能在家中隨私人教師學習。長大以後,遵從家人的意願,在「科克女皇學院」(Queen's College, Cork) 習醫,成績驕人 (以一級榮譽畢業)。1855 年 5 月,軒尼詩離開愛爾蘭,前往英格蘭繼續學醫。次年,他毅然棄醫從政,到樞密院辦公室擔當職員。後來,他又進入內殿律師學院 (The Honourable Society of the Inner Temple),修讀法律,期間加入「保守黨」(Conservative Party)。

從當選到落選,短暫的國會生涯

軒尼詩之所以選擇「保守黨」而不是「自由黨」(Liberal Party),原因有二:

(1) 「自由黨」崇尚「自由主義」(Liberalism),重視個體,破除對宗教神靈的迷信。加上黨魁威廉‧格萊斯頓 (William Ewart Gladstone) 出任首相時推行多項反天主教徒的政策,致使軒尼詩對「自由黨」並無好感。

(2) 對於「保守黨」政治家本傑明‧迪斯雷利 (Benjamin Disraeli) 堅持「貿易保護主義」(一種保護本國產業免受國外競爭壓力而對進口產品設定極高關稅、限定進口配額的經濟政策),軒尼詩深表贊同。

自 1859 年起,軒尼詩以「保守黨」人身份,在國王郡 (King's County) 選區參選國會議員,取得勝利,成為首位信仰羅馬天主教的「保守黨」籍下議院 (House of Commons) 議員。

在任期間,他一方面推動國會修訂扶貧法 (Poor law)、監獄法 (Prison Ministers Act)、采礦守則法 (Mines Regulation Acts),一方面主張修改愛爾蘭土地法、透過填海造地安置移民、改革教育制度,對英國作出了不少貢獻。

「印度民族起義」(又名「印軍叛變」、「印度第一次獨立戰爭」) 結束,他更建議英國政府改弦易轍,全面檢討對印度的殖民地政策 (詳情可參考 1860 年 7 月 26 日英國下議院的逐字紀錄,收於《英國國會議事錄 1803 - 2005》)。

可惜好景不常,1861 年的大選,軒尼詩以七票之差落敗。與此同時,他因私人問題而負債累累。在本傑明‧迪斯雷利的安排下,軒尼詩黯然退出本土政壇,轉往納閩 (Labuan,位處今天馬來西亞東部) 出任總督,展開殖民地管治的歲月,時為 1867 年。

急當地人所急,稱職的殖民官

納閩是一個貧窮、落後、遍佈沼澤的地方,軒尼詩被派往此處出任總督,可謂大材小用。不過,他擁有在地管治的視野,任內積極改善囚犯的待遇,提高了稅率,深受當地人歡迎。惟部份官員與他不咬弦,軒尼詩卒之在 1871 年 9 月離開納閩,啟程返國。

1872 年 2 月,軒尼詩被派往塞拉利昂 (Sierra Leone) 出任總督。有別於一貫殖民者的高高在上,他堅持攜帶三歲長子約翰到塞拉利昂首都 - 自由城 (儘管約翰不久因染上當地流行的痢疾而病逝),以示親民。上任後,他實施一系列改善當地居民權益的政策,包括:

(a) 任命當地人為高級官員;

(b) 尊重當地人信仰伊斯蘭教,批評前來傳教的新教教士;

(c) 展開衛生改革;

(d) 取消直接稅、木材稅;

(e) 鼓勵興建大學。

軒尼詩時刻替當地人打算,為他贏得不少民心。塞拉利昂人甚至設立「軒尼詩日」紀念他。1875 年,軒尼詩被委任為「巴巴多斯及向風群島總督」(Barbados and the Windward Islands)。兩年後,他接替堅尼地,成為香港第八任總督。

結語

軒尼詩出身愛爾蘭、信奉羅馬天主教,凡此種種,俱導致他經常被英國殖民地精英 (接受基督新教) 視作局外人 (outsider)。他因而鍛鍊出特立獨行的處事作風、不偏不倚的思想立場,有利於香港維持高度自治、避免倫敦政府過度干預。

又軒尼詩對納閩的華人留下良好印象,促使他成為首位認真採取措施以尋求華人協助、聽取華人意見的港督。張連興說:「香港輿論界認為,比起以往七任總督,軒尼詩是『最沒有種族歧視』的一任總督」,所言甚是。

軒尼詩任內,華人伍廷芳獲委任為太平紳士、定例局非官守議員,這皆事出有因,並非偶然發生的。

[主要參考資料]

1.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2.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3. 佘義 (Geoffrey Robley Sayer),Hong Kong 1862 - 1919:Years of Discretion。

4. 《英國國會議事錄 1803 - 2005》,http://hansard.millbanksystems.com/。

2015年12月11日 星期五

垃圾桶爆炸,何用急譴責

周三 (12 月 9 日) 的立法會大會因法定人數不足而流會,《版權 (修訂) 條例草案》被迫押後至下周才恢復二讀,這是一個好消息。不過,「泛民」議員紛紛譴責「垃圾桶爆炸案」的放火人士,這對香港無疑極為不利。

「雨傘革命」失敗後,我們都知道,大規模的「公民抗命」無助迫使港共政權讓步。要令港共俯聽民意、黑警獲得應有的懲罰,更激烈的抗爭手段必須採取,例如:衝擊、爆玻璃、投擲氣油彈之類。在本土意識日益高漲的當下,論述者眾,行動者少。難得一群人冒著被捕風險,將不滿化成具體行動,做了我們想做而不敢做的義事,我們向他們致敬尚且來不及,何用譴責?

「泛民」只知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對放火人士指手劃腳,一昧譴責,此乃昧於香港政局之嚴峻!劉慧卿不知「網上直播打機」為何物事小,以為「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手段仍然適用事大。何秀蘭還要呼籲放火人士「收手」,這與默許中共、港共侵蝕香港有何分別?賣港有需要賣得如此明顯麼?

「青年新政」成員游蕙禎表示,不會隨便揣測作案者的動機或目的。答得中規中矩,足以取「泛民」而代之。至於希望香港將來能夠建國的我們,心志應該更堅決些。對於「義士」所作出的努力,我們全力支持,予以高度評價!勉強要譴責,也只能如劉穎匡在面書所言:「我強烈譴責炸垃圾桶事件!因為......點解唔炸埋立法會大門?」。

清代史學家趙翼《說詩》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由「垃圾桶爆炸案」一事,可見日後在香港「各領風騷」的「才人」一定不是「泛民」!

2015年12月9日 星期三

談季卿叔、杜葉錫恩辭世

近日,孫季卿、杜葉錫恩相繼辭世。二人雖然同歸塵土,卻展現出截然不同的人生形態,值得我們這些在生者「心嚮往之」。

季卿叔生前乃無線的金牌綠葉。因 76 年投考佳視編劇不遂,輾轉加入演員行列,一演就超過 30 年。和尚、醫師、掌櫃、市井小民等角色,皆是季卿叔的拿手好戲。不過,要數到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莫過於 1996 年版《笑傲江湖》中的「莫大先生」。遺憾的是,他從未飾演過男主角。2013 年,他的頸部更長有一巨大腫瘤。然而,事業上的失意、身體上的毛病並未令季卿叔心生沮喪。練得一手好書法的他,以「流水落花春去也,行雲野鶴任逍遙」自勉。即使死訊傳出,也是異常的低調。這種「知足寡欲」、「安時處順」的做人態度,只有道家型的隱士可以持守。

和季卿叔迥異,杜葉錫恩早年積極從事教育及社會運動。1954 年與杜學魁創立慕光英文書院。六十年代,出任市政局議員,連番利用傳媒的輿論壓力逼使港府正視日益嚴重的貪污問題,間接促使「廉政公署」的成立。她又積極為社會基層爭取權益,認為「活著就要為窮人說話」。儘管近年親共取向越趨明顯,杜葉錫恩依然深受老一輩民主派的尊重,這由李柱銘讚揚她是「爭取民主的先驅」可見一斑。儒家向來要求「君子」仗義執言,不屈服於當權者的淫威之下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對社會上顛連無告者予以支持 (《禮記》:「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觀乎杜氏的一生,正好是儒門「君子」的具體示範。

季卿叔、杜葉錫恩皆是香港輝煌時代的象徵。他們的辭世,多少標誌著昔日盛世正式離我們而去。

又綜觀今天的政圈、娛圈人物,能恬淡自守者固然不多,擇善固執者更屬稀有品種。當吳克儉可以自吹自擂「一個月睇三十本書」、「財爺」曾俊華憑威士忌吧越來越多論證低下階層生活已經有所改善,回望季卿叔、杜葉錫恩的一生,不禁令人唏噓。

                       

2015年12月8日 星期二

再造奇蹟,圍堵立會

《2014 年版權 (修訂) 條例草案》將於本周三 (12 月 9 日) 在立法會恢復二讀。這個被形容為「網絡 23 條」的惡法,阻礙其通過乃是理所當然的事。只可惜現任立法會議員中,唯黃毓民、梁國雄、陳志全、范國威四人堅決表示會「拉布」。「泛民」陣營內,僅工黨表示會盡力發言,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則揚言不會「拉布」而只會投反對票。

在現時功能組別議員循例護航之下,民主黨投反對票根本毫無作用。「拉布」至少可換取時間讓議會外的群眾聚集、作出抗爭行動,投反對票則是一點作用也沒有,難怪「學民思潮」周庭也看不過眼,急切呼籲民主黨這個「大佬」積極參與「拉布」。

誠然,按目前的情況看來,「拉布」戰亦不易打。毓民 903 條修正案被曾鈺成無理刪剩 42 條,另有 10 條將由陳鑑林代表委員會提出。倘若沒有發生任何變故,有關條例必然被通過,此亦是 689 嘲諷「『拉布』無補於事」的原因。

不過,議會抗爭走不下去,正好更清晰地告訴所有香港人:「是時候重返街頭抗爭的行列了」。

有人認為:「即使包圍立法會,也要對準版權 (修訂) 條例,而且採用和平理性非暴力手段」,筆者對此並不苟同。

首先,假設港共今次在群眾壓力下讓步,難保他朝有一日它會舊事重提,猶如 23 條的夢魘般揮之不去。其次,由「雨傘革命」至今,港共從未作出過任何疏導民怨的嘗試。暗角七警依舊逍遙法外,「佔中」仍然被視為大逆不道的違法活動,義士不斷被起訴。怨憤無處宣洩,為何不可借「包圍立法會」好好的爆發?請不要忘記,這是港共一手造成的。其三,既然是宣洩去年一直累積的怨憤、怒火,「和理非非」自然應該被勇武手段取代,否則只會遭受秋後算賬。

2003 年七一大遊行,50 萬人上街「倒董」,是香港人第一次創造奇蹟。2012 年反國教事件,12 萬人包圍政總,是香港人第二次創造奇蹟。2014 年「雨傘革命」,20 萬人佔領主要街道,是香港人第三次創造奇蹟。

各位,請再次創造奇蹟,給香港一個希望,明天前往立法會門外。

2015年12月6日 星期日

甲戌風災

1874 年 9 月 22 日 (即同治甲戌年農曆八月十二日),一個強烈颱風吹襲香港,造成大量的人命傷亡及財物損失,史稱「甲戌風災」。

颱風與香港地理

香港位處華南一隅,屬亞熱帶地區 (subtropics)。典型的海洋性亞熱帶季風氣候,令到香港夏季經常遭受熱帶氣旋侵襲,每年最少有一次颱風,十年即有一次風力比較強勁的。

由於香港早期尚未設有「天文台」,加上民間的防風意識不足,每次颱風襲來,人民例必損失慘重,生活飽受影響。

「甲戌風災」發生的經過,以及所造成的破壞

根據香港港口當局事後依靠船隻紀錄所進行的調查,引起「甲戌風災」的颱風在 9 月 22 日下午 4 至 6 時仍位於東沙附近,向西北方向移動。9 月 23 日上午 2 時,風暴最接近香港,當時其中心位處香港的南面數海里,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動,部份地區的風勢一度保持平靜。

最低氣壓方面,香港錄得 28.88 吋汞 (978 百帕),風速則因風速計被吹毀而不可知。颱風最後橫過珠江口,在澳門附近登陸。

颱風襲港持續了兩日 (由 9 月 22 日至 24 日)。陸上 17 名歐洲人死亡,華人死亡人數估計超過 2,500。海上約 200 名歐洲水手及船員死亡,十多艘遠洋船隻沉沒,數十艘擱淺或損壞 (包括太平洋郵輪「阿拉斯加號」),數百至千隻中國漁船沉沒,死傷數千人。

風暴之威猛,又掀起數丈高的巨浪 (儘管 9 月 23 日上午 2 至 3 時為天文低潮,維多利亞港內依然出現風暴潮,海水比正常高潮高出 5 至 6 呎),石澳、鶴園、土瓜環、馬頭圍等村落被夷為平地,海旁的碼頭貨倉、新建成的「聖約瑟教堂」、「昂船洲監獄」(第五任港督羅便臣批准興建,1863 年 2 月 10 日落成啟用,專門監禁刑期五年以上的囚犯,共 600 名) 全被摧毀,港督居住的「山頂別墅」、筲箕灣及油麻地的「天后廟」、清廷設在鯉魚門和汲水門的稅廠房屋被吹至倒塌,香港仔「黃埔船塢」受到重創,市內多處起火,尤以華人居住地區的災情最為嚴重。

漢學家歐德理 (Ernest John Eitel) 目擊整場風災,他在一部著作中指出,自從風災發生以後,香港市面慘遭蹂躪,不少歐式及中式房屋被破壞及失去屋頂,大樹被連根拔起,屍體遍佈在海濱之上。歐氏之說,大體與事實相符。

警方拒絕救援,民間著力善後

風災發生後,警察司甸尼 (Walter Meredith Deane,1867 年上任) 以保障下屬的生命安全為理由,禁止警員參與救災工作。坊間紛紛發表輿論譴責,要求追究甸尼的責任,卻遭到港督堅尼地的拒絕。甸尼終於未被處分,殖民地大臣卡納芬 (The Earl of Carnarvon) 甚至認為,甸尼下此命令是出於「良好動機」(平情而論,甸尼關注警員的生死,這亦未嘗逾越「人本主義」的考量,堅尼地、卡納芬不追究甸尼,尚算合理)。

不過,救災工作始終刻不容緩,「東華醫院」於是肩負起這個重任。它一方面用心照顧傷者,一方面妥善安葬死者,將昂船洲被發現的屍體與其他罹難者合葬在雞籠灣墳場,稱為「遭風義塚」(1959 年,雞籠灣墳場停用,義塚遷到和合石墳場)。

值得一提的是,筲箕灣「天后廟」的重建,主要得力於當地居民的慷慨解囊,自行籌募經費,南海人潘藜閣所撰的<天后古廟重修碑記>有以下一段,可以為證:

創始自壬申,繼遭風於甲戌。茲棟宇,盡屬荒涼;獨視几筵,又經摧毀。抑知各共一心,蚨錢爭擲,工興數月,鳳闕新成。

風災促使「天文台」成立

「甲戌風災」是香港開埠以來較為嚴重的風災。經此一役,香港的有識之士 (例如測量署署長派斯) 逐漸認識到觀測氣象對預防自然災害的重要,他們於是積極建議設立氣象觀測機構,以便發佈及接收信息。1883 年,香港「天文台」正式成立,由杜伯克博士 (Dr. Doberck) 出任台長。

結語

「甲戌風災」雖然令香港蒙受重大損失,但華人自治傳統的進一步鞏固、「天文台」的成立、港人對觀測氣象及預防颱風的重視,無不得益於此。老子曰:「禍兮福之所倚」,此番道理正好為「甲戌風災」所體現。

又由狼狽面對「甲戌風災」到毅然成立「天文台」,再一次印證筆者過往所言非虛:「港府在『防患於未然』上誠有做得不足的地方,但在有效對治已然出現的問題上,其明顯有異常出色的表現」(見<興建水塘>)。這是港府過去具備的一大優點。

[主要參考資料]

1. 香港史學會,《文物古蹟中的香港史 I 》。

2.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3. 歐德理 (Ernest John Eitel),《歐洲在中國:從開埠到 1882 年的香港歷史》(Europe in China :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

4. 蕭國健、湯開建,《香港 6000 年 (遠古 - 1997)》。

5. 陳昕、郭志坤,《香港全記錄 (卷一)》。

2015年12月5日 星期六

立足本土,何需錢穆

中大校長沈祖堯對部分學生噓「義勇軍進行曲」感到痛心,並希望學生緊記錢穆的話:「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敢問沈校長,「義勇軍進行曲」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作詞人田漢於 1932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而錢先生一生尊稱蔣介石為「蔣公」,著作序必以「中華民國」紀年,錢氏果真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之正朔乎?抑或是閣下心術不正,誣枉前人?

沈祖堯心繫中共,只表示香港的大專院校進一步被染紅,並無什麼值得驚訝。反而,「本土派」輿論領袖紛紛替錢穆辯解,此處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怎樣解釋「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都應該反對

對於錢穆「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盧斯達<沈祖堯,請不要強姦錢穆的屍體>作出了以下的詮釋:

錢穆那句「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首先是針對共產黨盤踞整個中國,香港是中華文化最後的傳人;其次是針對當時以英國人為主導的社會環境,告誡學生不能忘了自己文化上的根,就算你講一口英文,你都不是英國人。

不過,即使採用這種詮釋,香港人也不見得不應該反對。

首先,香港有自身一套混合各海洋族群 (福佬、蜑家、來港定居的英國人) 的文化、百多年的開埠發展歷史。「中華文化」只是 1949 年以後,在香港自由流通、傳播、普及的文化之一。故此,所有香港土生土長的人不一定需要肩負起保存、弘揚「中華文化」的重任。而「中華文化的傳人」則需要終身肩負起保存、弘揚「中華文化」的重任,視之為使命。倘若錢先生「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有「香港是中華文化最後的傳人」的意思,這其實強行剝奪了香港人選擇不保存、弘揚「中華文化」的自由。更根本的問題是:為什麼我們必須終身保存、弘揚鄰國傳入的歷史和文化?即使要保存、弘揚,亦應該是香港自身固有的歷史和文化,而不是「中華文化」(流亡至香港的大陸知識分子除外)!

其次,「文化上的根」未嘗不可以忘記,先決條件是:忘記了以後,我們將能夠走上更美滿、更幸福的道路。用一個簡單的類比來說明,一個慘遭父親虐打、母親毒殺的可憐人,只有忘記了自己從何處來、姓甚名誰,他才可以在外面的世界打開心胸結交新朋友,展開快樂、有意義的人生。個人如是,國家民族亦然。倘若錢先生「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有「告誡學生不能忘了自己文化上的根,就算你講一口英文,你都不是英國人」的意思,一來助長人們拒絕沉浸於外國文化的惰性,二來亦容易令人變得抱殘守缺、劃地自限。觀乎錢先生自白:「余年六十五,赴美任教於耶魯大學。余不能英語,課務輕簡,乃草為此注,自遣時日」(《論語新解》再版序),可見箇中弊害之大。港人不應步錢先生後塵,借寫書逃避無法與世界各地人士交談的孤寂,「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因此並不可取。

「反共」必須「反中」

「墳總」青永屍撰有<共產中國不是中國,中國在中國人身上>,文中說法亦不無問題:

錢賓四先生向記者解釋,中國共產黨的邪惡:「共產主義主張經濟決定一切的、也強調階級鬥爭。但人心永遠向『和與安』而前進的。我們不能說人類永遠喜歡分着階級來鬥爭。共產黨為什麼要被批評和唾棄?須知共產主義推行,使人心不和,使人心不安,他背逆了人性、他是不道德的。」

有留意中共近二十年發展的人都知道,「六四慘案」以後,大中華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成為大陸官民之間的黏合劑。1994 年 10 月,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更揚言:「孔子是中國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創立的儒家學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支柱,是中華民族的希望」。自此以後,「經濟決定一切」不再,代之以「思想決定一切」(習近平近年出版《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大量援引《中庸》、《孟子》等儒家原典,述說其「中國夢」構想,於此可見一斑)。至於階級鬥爭,今天大陸已不再流行「民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等帽子了。據此,錢先生還有什麼理由反對「中國共產黨」?

當然,錢先生可以回應:「中共現在還有權力鬥爭,人心始終不和、不安,故『反共』仍是必須」。可是,中國歷代也有不同派系之間的權力鬥爭,何解錢先生只知批評中共「使人心不和,使人心不安,他背逆了人性、他是不道德的」?

說到這裡,要麼錢氏的「反共」純粹是一種缺乏理由支撐的情緒反應,要麼錢氏需要提出另外一些具有說服力的理由。

按照筆者的意見,隨著中共日漸演變成「中華文化」的膺品,「反共」不可能不「反中」。墳總「不認同共產中國,不等於數典忘祖」在理論上是成立的,但放在現實政治抗爭上,一天不走到數典忘祖,一天香港仍會被大陸人羞辱「我們都是炎黃子孫嘛」、「我們都是尊敬孔子嘛」、「我們都是打斷骨頭連著筋的同胞兄弟嘛」。「反共」必須「反中」,這是港人需要慢慢適應的,單單接收錢先生遺留下來的話語、論據將無助我們應對今日的困局!

錢穆見解不乏淺陋無知

況且,錢穆曾說:「中國傳統政治,既非貴族政治,又非君主專制,則必為一種民主政體......一種自適國情之民主政治」(《政學私言》),這與習近平去年「(行政長官) 普選必須合乎中國國情和香港區情」、「鞋是否合穿要自己穿著才知」的言論可謂一脈相承。

徐復觀在<良知的迷惘 - 錢穆先生的史學>中說得好:「錢先生所發掘的是二千年的專制不是專制,因而我們應當安住於歷史傳統政制之中,不必妄想什麼民主」,僅憑這一點,我們就沒有必要替錢先生作出過多的辯解,因為辯解了,對香港亦只會有害無益。

結語

「東講西讀」<你是香港人,不要忘記了香港!>說:

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引述錢穆先生給學生的贈言:「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

錢穆先生是從中華民國逃難到香港的「中華民國遺民」,香港是他「避秦之地」,他心繫中華民國,因中華民國是他的祖國,故此,以他的身份說這句話是十分合理。

......但,對著今天的青年人,請勿再重複這話了,他們大部份都是英治時期出生的,出世紙上是有皇冠徽號的,國籍也是英國的。

縱使更年輕,97 後出生的一代,他們亦非中國人,他們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權,中國可禁止他們入境;而在中國境內,中國是可隨時把他們趕出國境的。只有香港,只有這裏不能把他們趕出國境,因為他們是香港人,只有香港的公民權。

筆者認為,這是最中肯、客觀的評價,僅以此結束全文,讓各位好好深思。

2015年12月3日 星期四

堅決空襲,絕對有利

英國下議院以 397 比 223 票通過對敘利亞境內的「伊斯蘭國」(ISIS) 據點進行空襲。首相卡梅倫在發言中形容「伊斯蘭國」為「強姦女性、謀害穆斯林的中世紀怪物」(woman-raping, Muslim-murdering, medieval monsters),並指出是次軍事行動純粹為了保障英國人的生命免受傷害。這反映 (1) 英國政府以「捍衛現代的自由、人權,對付中世紀的專制野蠻」看待空襲「伊斯蘭國」(2) 英國政府所捍衛的自由、人權,主要屬於本國公民。

工黨黨魁柯爾賓服膺於馬克思的國際主義,他堅決反對空襲,這並不足為奇。反而,國會外有大批民眾反對出兵,此不免令人懷疑英國是否「承平日久」,以致「民不知戰」。

二戰前夕,英國曾經彌漫反戰情緒。1929 - 1933 年的「經濟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促使英國人只想集中處理國內事務。對於希特拉及納粹黨在德國崛起,他們普遍抱持觀望態度,卻不視之為一種嚴重的威脅。當時,只有邱吉爾一人苦口婆心提醒國民切勿鬆懈,隨時預備作戰。而歷史終於證明,邱吉爾的判斷是對的。

邱吉爾在一次演說中提到:

希特拉深知,如不能在英倫島上擊潰我們,他將徹底失敗。如果我們能抵禦他,整個歐洲便可得到自由,全世界便可走上陽光燦爛的廣闊大道。但是如果我們失敗了,全世界包括美國在內、包括我們所熟悉所熱愛的—切,將陷入一個新黑暗時代的深淵。

「黑暗時代」乃「中世紀」的代名詞。據此,在邱吉爾心目中,希特拉及其納粹主張未嘗不是「中世紀怪物」。

憑著邱吉爾的果斷、力排眾議,英國卒之在上個世紀維持於不墮。今天卡梅倫不理「左膠」、短視民眾的反對,堅決發動空襲,這也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對英國絕對有利。至於那些「出兵只會加快英國遭受恐襲」的言論,筆者不禁要問:難道英國坐以待斃,「伊斯蘭國」就會放它一馬麼?

2015年12月1日 星期二

甘為賣藝人,自然遭奚落

許志安在大陸歌唱比賽節目《中國之星》被崔健奚落,卻依舊堅持「剛才崔老師說得非常對」,這反映香港只有兜售歌聲的賣藝人,並無真正有水準的歌者。

真正有水準的歌者,必然有自己一套歌唱風格、演繹方式,不會為他人而轉移。堅持自我,乃歌者應有之義。一旦怯於權勢 / 名利而背離自己的個人特色,歌者即不是以「歌唱」作為首要考慮,而代之以「生命安全」/「自身利益」。此時,歌者將不成歌者,而淪為在江湖上飄泊的賣藝人。

賣藝人沒有自我,只求生存,著眼金錢實利。市場上需要山歌式的大叫,我就改變唱腔,投其所好。看倌不接受?不打緊,我改,馬上改,最緊要有錢。難道許志安真的認為崔健是他的老師?又真的覺得崔健說得對?當然不是,他只是不敢開罪「金主」(大陸的歌迷),斷絕財路,尤其是現在的他在香港已經半紅不黑。

說到這裡,香港的樂迷其實也要負上一定的責任。我們總是貪新忘舊、喜歡比較。新手上路,沒有包袱,加上唱片公司鋪天蓋地宣傳,他們的作品不一定吸引,但至少較易為人認識,亦較易獲得寬容。相比之下,陳年紅星擁有無數精彩作品,卻得不到唱片公司的全力支持、樂迷的高度容忍。在星途日趨黯淡、生活仍需繼續的困境下,只好「跪地餼豬乸」、北上賺取人民幣,任人戲弄。早前的李克勤如是,今天的許志安亦如是。

崔健說:「為甚麼沒有更現代、更年輕一點的香港人登陸到大陸舞台上去表現自己的聲音?」,這本來是一個很好的觀察,只可惜他未有深究背後的原因。

又他說:「讓現在的觀眾、年輕人聽一個老歌,而且用廣東話唱,你的寓意是什麼?」,寓意很簡單,就是:「戀殖」、「反中」、「保港」。不過,許志安唯錢是尚,他是沒有膽量說出這番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