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崇年《正說清朝十二帝》

閻崇年 1934 年生於山東蓬萊。高中畢業後，他考入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師從著名歷史學家白壽彝。大學畢業後，閻崇年對先秦史很感興趣，拿着自己研究先秦史的論文，請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楊向奎指教。楊向奎寫了一封信給閻崇年，建議他轉攻清史，理由是先秦史大多依靠關中的地下發掘，在西安研究更方便，身在北京只能吃人家的「殘羹剩飯」。清史則宮廷建築、清宮檔案集中在北京，而且人們都是「厚今薄古」。閻崇年經過考慮，決定將研究方向轉至清代。除了研究清史，閻氏還治滿學，兼及北京史，更為央視《百家講壇》主講系列講座，引起強烈迴響。

《正說清朝十二帝》是閻崇年在《百家講壇》主講「清十二帝疑案」的紀錄。全書十六、十七萬字，透過史料的釐清，建立有充分證據支持的對清朝歷史的「正論」。

清初四大疑案，以「孝莊下嫁」為首出，閻氏認為，孝莊文皇后並無下嫁攝政王多爾袞。

可以說，至今還沒有見到一條關於「太后下嫁」的史證……我認為：孝莊太后同多爾袞的情愫可能有，「太后下嫁」的事確實無。不管下嫁與否，孝莊太后出於母子命運和大清江山的考慮，盡量籠絡多爾袞，倒是不用懷疑的。

關於「順治出家」，閻崇年先考證董鄂妃不是董小宛。

其實，只要用一些史料排比看一看，就知道這個說法站不住腳。根據冒辟疆《影梅庵憶語》記載，冒辟疆初識董小宛在崇德四年 (一六三九年)，那一年董小宛十六歲，順治帝才二歲。而順治娶董鄂妃時是十九歲，董鄂妃十八歲。如果董鄂妃就是董小宛，那麼此時她應當是三十三歲了，顯然年歲不合……董小宛比順治大十四歲，同冒辟疆結婚九年未生育，並於順治八年已病死，所以董小宛即董鄂氏之說實屬望風捕影，不能成立。

再考證順治確實病死而非出家。

有人說，順治並沒有死，而是出家了。這不符合事實。從現有材料來看，順治還是死了。順治帝患天花有歷史記載，清廷還曾禁止民間炒豆。還有更直接的證據。順治病危時，翰林院清孝陵掌院學士王熙起草《遺詔》。《王熙自定年譜》記載了這件事情：正月初二日，順治帝突然病倒，病情嚴重。第二天，召王熙到養心殿。初六日子夜，又召王熙到養心殿，說：「朕患痘，勢將不起。爾可詳聽朕言，速撰詔書。」王熙退到乾清門下西圍屏內，根據順治的意思撰寫《遺詔》，寫完一條，立即呈送。一天一夜，三次進覽，三蒙欽定。《遺詔》到初七日傍晚撰寫與修改完畢。當夜，順治就去世了。順治臨終前說：「祖制火浴，朕今留心禪理，須得秉炬法語……」順治帝死後被火化，由䒢溪森和尚主持。四月十七日，䒢溪森和尚在景山壽王殿為順治遺體秉炬火化。䒢溪森死後，他的門人編輯他的語錄《敕賜圓照䒢溪森禪師語錄》記載了這件事。所以，順治帝確是死了，而不是出家了。

順治雖未出家，但董鄂妃之死確實給他很大打擊。

順治帝對董鄂妃可謂是一見鍾情，至死不渝……自從遇到董貴妃後，少年天子變得專一起來。兩人情投意合，心心相印……董鄂妃本來就體弱多病，生了一個男孩兒又百日而殤，這種打擊使得她一病不起，二十二歲就告別了深愛著她的少年天子。順治得知噩耗，痛不欲生……貴妃辭世，留給少年天子無盡的哀思。四個多月之後，福臨就溘然離世，追隨愛妃而去……順治是個既任性又脆弱、既多情又哀愁的人。他接連受到情感上的打擊 – 愛子夭折、寵妃死亡、出家不成，他極度憂傷的精神垮了，他骨瘦如柴的身體也垮了！董鄂妃死後剛過百天，「癡情天子」順治，因患天花，終因醫治無效，崩於養心殿。

雍正有無奪位，眾說紛紜，閻崇年表示，有「遺詔繼位說」和「改詔篡位說」兩種立場：

第一，遺詔繼位說

持此說者認為：

(一) 雍正受到皇父康熙的信任，派他到天壇代行祭天大典，說明康熙臨終前有意讓雍親王繼承皇位。

(二) 有康熙遺旨為證。康熙六十一年 (一七二二年) 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病重。《清聖祖仁皇帝實錄》記載：召皇三子誠親王允祉、皇七子淳郡王允祐、皇八子貝勒允禩、皇九子貝子允禟、皇十子敦郡王允䄉、皇十二子貝子允祹、皇十三子允祥、理藩院尚書隆科多至御榻前，諭曰：「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登基，即皇帝位。」

(三) 有《康熙遺詔》為證。《康熙遺詔》今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上面寫道：「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登基，即皇帝位。」

第二，改詔篡位說

持此說者認為：

(一) 胤禛雖在康熙眼中印象不錯，讓他代為天壇祭天，但不能證明康熙有意、有遺旨讓他繼位。

(二) 康熙在臨終的當天 (十三日)，寅刻，宣召皇三子、皇七子、皇八子、皇九子、皇十子、皇十二子、皇十三子共七位阿哥和隆科多進宮，向他們宣諭：「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登基，即皇帝位。」這麼重要的決定，既然將繼位大事告訴七位阿哥和隆科多，為什麼不向當事人 – 繼位者胤禛宣諭？所以有的學者認為這件事是無中生有，是雍正繼位後編造的。

(三) 如果說胤禛當時代父到天壇祭天不在西郊，那麼胤禛在當天曾三次受召到康熙榻前問安，《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記載：「皇四子胤禛聞召馳至。巳刻，趨進寢宮。上告以病勢日臻之故。是日，皇四子胤禛三次進見問安。」可見這時康熙並沒有糊塗。可他為什麼在從早上八點到晚上八點十二個小時之間，三次召見胤禛，都沒有當面告訴由他繼承皇位？有的學者認為：這反倒證明康熙沒有向七位皇子宣佈由胤禛繼位遺旨這件事。

(四) 康熙嚥氣之後，為什麼由隆科多一人單獨向胤禛宣諭由皇四子繼位的遺詔？而宣諭康熙遺旨時王公大臣和其他兄弟都不在場？有的學者認為：這個康熙遺旨是假的。

(五) 康熙崩逝的噩耗傳出，京城九門關閉六天，諸王非傳令旨不得進入大內。這就使人們產生「雍正政變」的疑問。

(六)《康熙遺詔》自然應在康熙去世之前已經定稿並經康熙審定，本應在康熙十三日死後立即當眾宣佈，為什麼到十六日才公佈？可見這段記載有偽造的嫌疑。

(七) 經過清史專家研究，這份《康熙遺詔》是參照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諭旨加以修改而成的。康熙帝說：「此諭已備十年，若有遺詔，無非此言。」因此，有的學者認為：「康熙遺詔漏洞百出。」

(八) 有人說，雍正死後不埋在清東陵而埋在清西陵，說明他得位不正，不願意、沒有臉面在地下見他的皇父康熙、祖父順治。

(九) 雍正對諸多兄弟或殺害、或監禁，似有「殺人滅口」或有口不能說之嫌。(詳見下文)

(十) 雍正繼位後殺年羹堯、隆科多是為了「殺人滅口」。

關於「傳位十四王子」，閻氏覺得，純屬傳聞，查無實據。

雍正篡了他的同胞皇十四弟允禵的位。其理由是：

(一) 康熙意中的繼承者是皇十四子允禵，派他做撫遠大將軍，就是讓他立軍功、掌軍權、樹威信以備接班。

(二) 有的學者認為康熙臨死之前，沒有留下讓雍親王繼位的遺詔。這份所謂《康熙遺詔》是偽造的。康熙剛死，就傳出雍正黨人將康熙遺囑「傳位十四子」，篡改作「傳位於四子」的說法。共有胤禛改詔、隆科多改詔、年羹堯改詔三種說法。如說康熙臨終前本來發了一道詔諭，叫遠在西寧的撫遠大將軍、皇十四子允禵緊急回京繼位，卻被步軍統領隆科多捏在手裡不發，改作「傳位於四子」。此屬傳聞，不為史實。因為如果康熙帝真有「傳位於四子」的遺囑，那麼：

其一，當時繁體字的「于」寫作「於」，「十」字很難改成「於」字；

其二，當時行文規範是「皇某子」，「于」與「四」之間隔了一個「皇」字，很難改；

其三，滿文為清朝的國書，如此重要的遺旨應同時以滿、漢兩種文字書寫，滿文又豈能改「十」為「于」？

……總之，康熙臨終前立皇十四子允禵繼位說，可謂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

是書一大好處，在於將各方理據都擺上枱面，讓材料說話。此於處理同治之死也是這樣。

同治之死，傳說頗多，主要有死於天花、死於梅毒、死於天花和梅毒三說。

主同治死於天花說。主要是根據歷史檔案和翁同龢日記。翁的日記記載：同治於十月「二十一日，西苑著涼，今日 (三十日) 發疹」。十一月初二日，「聞傳蟒袍補褂，聖躬有天花之喜」。又記載：「昨日治疹，申刻，始定天花也。」初九日，召見御前大臣時，「氣色皆盛，頭面皆灌漿泡飽滿」。上諭云：「朕於本月遇有天花之喜，經惇親王等合詞籲請靜心調攝」云云。經學者研究清宮歷史醫案《萬歲爺進藥用藥底簿》後認為：同治帝係患天花而死。在同治得了天花以後，太醫公佈病情與藥方，宣佈同治之病為「天花之喜」。慈禧太后暨文武大臣對同治之病，不是積極地尋求新醫藥和新療法，而是依照祖上傳下的規矩，在宮內外進行「供送痘神」的活動，敬請「痘神娘娘」入皇宮養心殿供奉。宮內張掛驅邪紅聯，王公大臣們身穿花衣，按照「前三後四」的說法，要穿七天花衣。同治的「花衣期」延長為「前五後七」，就是可望十二天度過危險期。慈禧、慈安兩宮太后，還親自到景山壽皇殿行禮，祈求祖先神靈賜福。內務府行文禮部，諸天眾聖，皆加封賞。一身瘡痍的同治，在皇宮求神祭祖的喧囂中離開了人世。他死在養心殿，這裡恰是他的祖先順治被天花奪去性命的寢殿。《崇陵傳信錄》記載：「惠陵上仙，實係患痘，外傳花柳毒者非也！」近年專家們發現了御醫給同治看病的《脈案》。醫學史專家對相關檔案進行了認真分析，結論是：同治皇帝死於天花。

主同治死於梅毒說。也主要是根據歷史檔案和翁同龢日記。野史中也有載述，《清宮遺聞》記載，同治到私娼處，致染梅毒。翁同龢日記云：十一月二十三日，「晤太醫李竹軒、莊某於內務府坐處，據云：脈息皆弱而無力，腰間腫處，兩孔皆流膿，亦流腥水，而根盤甚大，漸流向背，外潰則口甚大，內潰則不可言，意甚為難。」二十八日又記：太醫云：「腰間潰如椀，其口在邊上，揭膏藥則汁如箭激，丑刻如此，卯刻復揭，又流半盅。」二十九日再記：見「御醫為他揭膏藥擠膿，膿已半盅，色白而氣腥，漫腫一片，腰以下皆平，色微紫，看上去病已深。」李慈銘日記也記載：「上旋患癰，項腹皆一，皆膿潰。」但他又說：「宮廷隔絕，其事莫能詳也。」

但清宮史專家指出，清朝的典章制度是非常嚴格的，皇帝私自從紫禁城裡出去尋花問柳，是沒有什麼可能性的。另一種意見卻認為，同治重修圓明園計劃遭百官反對而失敗後，百般無聊，便在太監引導下，微服出宮，尋歡取樂。時外國人可能已知同治帝之病，如美國公使給本國政府的報告說，「同治皇帝病若以西醫及科學方法診治，決無不可醫治之理，決非不治之症。」然而，同治帝是一國之君，太醫開方要經過嚴審，出於為君者諱，是不能公佈病症實情，也不能按病開方，下藥不對症，醫治無療效。

主同治死於天花梅毒說。也主要是根據歷史檔案與文獻資料推斷。御醫診斷同治的症狀是：濕毒乘虛流聚，腰間紅腫潰破，漫流膿水，腿痛盤攣，頭頸、胳膊、膝上發出痘癰腫痛。這種看法是：同治或先患天花未癒而又染上梅毒，或先患梅毒而又染上天花，兩種疾病並發，醫治無效而死。

民間對於同治皇帝死因有種種說法，清朝官方則保持沉默，不予申辯。因此，同治到底是死於什麼病，成了一個歷史疑案。

另談及光緒之死，

光緒帝的死因，主要有兩說：一說是患病正常死亡；二說是被人下毒致死。

光緒正常病死說。有人認為：根據光緒三十七歲時的病案，遺精已經將近二十年，前幾年每月遺精十幾次，近幾年每月二三次，經常是無夢不舉就自行遺洩，冬天較為嚴重，腰腿肩背經常感覺酸沉，稍遇風寒，耳鳴頭疼。光緒一直身體不好，體弱多病。從現代醫學角度來看，光緒患有嚴重的神經官能症、關節炎和骨結核等疾病。這是導致光緒壯年死亡的直接病因。光緒的御醫六人，每日一人輪診，各抒己見，治法不一，也耽誤了醫治。

光緒三十四年  (一九零八年) 三月初九日，脈案記載：皇上肝腎陰虛、脾陽不足、氣血虧損，病勢嚴重。在治療上不論是寒涼藥，還是溫燥藥都不能用，處於無藥可用的地步，宮中御醫們束手無策。五月初十日脈案記載：調理多時，全無寸效。七月十六日，江蘇名醫杜鍾駿看過光緒的病症說：「我此次進京，以為能治好皇上的病，博得微名。今天看來，徒勞無益，不求有功，只求無錯。」九月的脈案記載：病狀更加複雜多變，臟腑功能已經失調。十月十七日，三名御醫會診脈案記載：光緒的病情已經出現肺炎症，及心肺衰竭的臨床症狀。一致認為光緒皇帝已是極度虛弱，元氣大傷，病情危重。十月二十日，光緒的脈案記載：夜裡，光緒開始進入彌留狀態、肢體發冷、白眼上翻、牙關緊閉、神志昏迷。十月二十一日，脈案記載：光緒的脈搏似有似無，眼睛直視，張口倒氣。傍晚時，光緒死。

有的學者根據清宮醫案記載認為：光緒帝從開始病重，一直到臨終，病狀逐漸加劇，既沒有中毒的跡象，也沒有暴死的症象，屬於正常死亡。

光緒被人毒死說。這裡面下毒者又分解為慈禧、李蓮英、袁世凱等多種說法。

其一，說慈禧臨終前派人毒死光緒。《崇陵傳信錄》和《清稗類鈔》等書裡認為：慈禧太后病危期間，唯恐自己身後光緒重新執政，推翻前案，倒轉局勢，於是令人下毒手，將光緒害死。《我的前半生》一書載述：「有一種傳說，是西太后自知病將不起，她不甘心死在光緒前面，所以下了毒手。」人們普遍認為：年僅三十八歲的光緒，反而死在七十四歲的慈禧的前面，而且只差一天，這不會是巧合，而是慈禧處心積慮的謀害。

其二，說李蓮英毒死光緒。英國人濮蘭德．白克好司的《慈禧外傳》和德齡的《瀛台泣血記》等書，認為清宮大太監李蓮英等人，平日裡仗著主子慈禧的權勢，經常中傷和愚弄光緒，他們怕慈禧死後光緒重新掌權，對自己不利，就先下毒手，在慈禧將死之前，先把光緒害死。

其三，說袁世凱毒死光緒。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一書中，談到袁世凱在戊戌變法時，辜負了光緒帝的信任，在關鍵時刻出賣了皇上。又說：袁世凱擔心一旦慈禧太后死去，光緒決不會輕饒他，所以就藉進藥的機會，暗中下了毒，將光緒毒死。

其四，說不知姓名之人毒死光緒。曾做過清宮御醫的屈貴庭，在民國間雜誌《逸經》上著文說：在光緒臨死的前三天，他最後一次進宮為皇上看病，發現皇上本已逐漸好轉的病情，突然惡化，在床上亂滾，大叫肚子疼，沒過幾天，光緒便死了。這位御醫認為，雖不能斷定是誰害死了光緒，但肯定光緒是被人暗中害死的。

清代官方文獻和宮廷檔案表明：光緒是病死的。但是，從光緒死的那天開始，人們就懷疑他不是正常死亡。人們總覺得他死在慈禧前面，而且只比慈禧早死了一天，這件事太奇怪了！是慈禧手下的人最後幾天在藥裡下了什麼東西？但所有這些猜疑，到今天為止，也只是猜疑，因為至今沒有確鑿史料證明光緒是被害死的。

大抵學界已有共識，或理據已夠充分，閻氏才下結論，如雍正非死於呂四娘行刺。

學者認為，呂留良之案，呂氏一門，男女老幼，俱已嚴禁，不能逃逸。就連呂留良父子墳墓，都加以監視，呂女不可能逃脫。所以，呂四娘行刺雍正說，實屬子虛烏有，絕不可信。

最後，和香港人最有關係的鴉片戰爭，閻崇年以為，道光皇帝要負上責任。

穆彰阿是揣摩道光皇帝的心理，觀察道光皇帝的意向，才主張和議的。《清史稿．穆彰阿傳》明確記載：「穆彰阿窺帝意移，乃贊和議，罷則徐，以琦善代之。」

以上就是說：第一，穆彰阿主和是窺伺道光皇帝旨意而秉承的；第二，因為道光主和，穆彰阿乃跟著贊成主和，這裡的主從關係不能顛倒；第三，罷免林則徐是穆彰阿根據道光皇帝意圖行事的。像林則徐這樣的封疆大吏，沒有道光的「諭旨」，穆彰阿再專權也是搬不倒的；第四，琦善身任文淵閣大學士、直隸總督，其替代林則徐，沒有道光皇帝諭准同樣也是不能的。在大敵當前之時，林則徐被斥責、革職並謫戍伊犁，這和當年崇禎皇帝在皇太極兵臨北京城下逮捕並事後凌遲袁崇煥一樣，都是「自毀長城」！歷史的悲劇又一次重演。

總之，穆彰阿窺出道光之所思，說出道光之所欲言，做出道光之所欲為，所以穆彰阿始終得到道光的支持與信任。因此，鴉片戰爭的責任主要應由道光皇帝來負。

全書有深度，也通俗好讀，絕不枯燥，是上好的歷史讀物。

孟森《明史講義》

孟森，號心史，別署純生，江蘇武進人，清末曾留學日本東京法政大學，攻讀法律，對政治、經濟等知識亦有所涉獵，歸國後先被鄭孝胥聘為幕僚，後籌組預備立憲公會，主張君主立憲。他認為，君主立憲「雖與革命黨主張武裝暴動的旨趣不同，但二者對喚起民眾、加速清政府垮台的效果卻有異曲同工之妙」。

光緒三十四年 (1908 年)，孟森接任《東方雜誌》主編。次年，即宣統元年 (1909 年)，他當選江蘇諮議局議員，被派往奉天、吉林、黑龍江、直隸、山東各省考察憲政。武昌起義爆發後，清廷垮台已成定局。孟森逐漸放棄憲政立場，響應革命，與革命軍取得聯繫。1912 年共和黨成立，孟森被推舉為共和黨幹事。他更在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當選。

無奈袁世凱於 1914 年解散國會，孟森從此退出政界，專心研究學術。早於 1913 年底，孟森已憑＜朱三太子事述＞，轉向明清史研究。他尤其注重清朝入關前的歷史，以及清史疑案的研究，並充分運用第一手檔案資料，其考證功深，論斷獨到，震撼當時學術界。1929 年，孟森就聘於南京中央大學歷史系為副教授，主講清史。1931 年被聘為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講授滿洲開國史，並印發《明元清系通紀》講義，1937 年又印《明史講義》與《清史講義》。

孟森是中國近代明清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七七事變發生後，他選擇留守北平，1938 年 1 月 14 日去世。

《明史講義》是孟森 1935 – 1937 年在北京大學授課的講義。錢穆《師友雜憶》有以下一段：

心史是一好好先生，心氣和易。所任明清史，講義寫得太詳密，上堂無多話講，學生缺席，只少數人在堂上，遇點名時輪流應到。心史說，今天講堂座上人不多，但點名卻都到了，仍自講述不輟。學生傳為談資。

楊向奎、何齡修《孟森學案》亦言：

孟森先生不喜高談闊論，在課堂授課讀講義，以致課時未滿，學生已散去，先生不以為忤，異日仍如是。

然則以講堂遺錄看《明史講義》未嘗不可。

全書開首先探討明史地位和《明史》這部書，這是史學史和史料學的課題。接著，「開國」、「靖難」、「奪門」、「議禮」次第展開，直至南明覆亡，綱舉目張，有條不紊。

書中不乏獨到觀點，每於大段史料徵引及比對後表出，夾敍夾議。

如評論建文帝及其所用的大臣時，他說：

帝仁柔樂善，實為守文令主，但英斷不足，所用齊泰、黃子澄固非任當日艱巨之材；即所敬信之方孝孺亦不免迂闊之誚，主張削藩，輕為禍始。然方以古官制、古宮殿門名日夜講求，自命制作，其所以應變之道，多不中窾要。後人特以齊、黃及方皆能死事，正學先生被禍尤酷，百世崇拜其大節，然於事實之得失則不可不知也。

有關建文帝削藩，孟森拿西漢初年諸侯王坐大的情況來比較，認為建文及齊、黃、方皆有疏忽，未能從歷史中吸取教訓。

削藩一事，古有明鑒，正學先生以學問名世，何竟不能以古為鑒，避其覆轍！漢初強宗，與明初同，賈誼痛哭而談，未見用於文帝，至景帝時，晁錯建議削藩，遂有吳、楚七國之變，以師武臣力，僅而克之，天下已被塗炭，且禍本未拔。至武帝時，用主父偃推恩之策，諸王之國，不削自削。至強藩盡而又無以制異姓之奸，王莽篡漢，諸侯王無一能與抗者，此為別一義。果不主削藩，自當權有無強宗之利害；既主削藩，則賈誼之說、主父偃之謀不可廢也。且當時明明有上此策者，帝甫即位，當洪武三十一年，未改建文之號之日，高巍已言之，帝固不省，齊、黃亦不為意，時方孝孺已至，帝方倚以致太平，倘助巍之說，必可見聽，亦竟不然，此不能不謂帝之暗，亦諸臣之疏也。

成祖藉靖難之變奪得帝位，卻衍生出兩個壞影響。第一是宦官專權。

然內政之敗壞，其弊亦自成祖而起。蓋篡弑之為大惡，欲濟其惡，必有倒行逆施之事。靖難兵起，久而無成，因建文馭宦官極嚴，而叛而私以虛實報燕，遂敢於不顧中原，直趨京邑。篡弒既成，挾太祖之余烈以號召天下，莫敢不服，以此德閹，一意重用，盡壞太祖成憲。

第二是成就特務政治。

既篡大位，不知國君含垢之義，諸忠斥責，激成奇慘極酷之舉，復太祖永廢不用之錦衣衛、鎮撫司獄，用紀綱為錦衣，寄耳目，一時被殘殺者猶有數，遂為明一代屠戮忠良之特制，與東廠並用事，謂之廠衛，則流禍遠矣。

英宗在土木堡為也先所俘，孟森認為，關鍵在大軍不經紫荊關入順天。他說：

《紀事本末》：「振班師，大同總兵郭登告學士曹鼐等，車駕入，宜從紫荊關，庶保無虞。王振不聽。振，蔚州人，蔚州，明屬大同府，故振亦稱大同人。清改屬宣化府。因欲邀駕幸其第，既又恐損其禾稼，行四十里，復轉而東。」此所敍起人誤會，似謂振之不從紫荊關，因欲邀駕至蔚州，既又恐損禾稼，復轉而東，又擬轉由紫荊關矣。按紫荊關在易州，由大同東南行，經蔚州入紫荊關，即至順天府界。若由此路，安得為也先所邀？《明史瓦剌傳》亦同《三編》，惟云改道宣府，軍士紆回奔走，壬戌，八月十五。始次土木。《英宗紀》：庚戌師還，是為八月初三。丁巳次宣府，是為初十。庚申，瓦剌兵大至，吳克忠兄弟戰股，朱勇等救之，遇伏，全軍盡覆，是為十三日。辛酉次土木，被圍，壬戌師潰，帝北狩。較《瓦剌傳》詳確。足明當日師行日期，為虜所及，全由王振之罪，若由紫荊關，旬日已至京師矣。

宦官曹吉祥等擁英宗復辟，于謙被殺，但隨著時日推移，

前之功人多為叛逆，而所殺以為名之于謙，公道已大彰，然終英宗之世不與平反也。

孟森覺得

陷謙諸人，惟徐有貞尚有小才，石亨、曹吉祥之流，若君主稍有常識，豈假以大權至迭起禍變？亨、吉祥何足道，英宗始終為庸稚之君而已。

明武宗雖荒唐胡鬧，但那時的明朝尚不至於亡國。

武宗之昏狂無道，方古齊東昏、隋煬帝之流，並無遜色，然竟外禦強虜，內平大亂，卒晏然死於豹房。雖荒淫無嗣，迎立宗藩，得一稍明事理之世宗，依然成守文之世，元氣初無虧損也；以是見明初諸帝遺澤之厚，最要者，扶植清議，作養士氣。正德間，初以劉瑾挾帝用事，幾乎盡逐正人，遍引邪佞當要地，幸而閹權未能統一，以閹圖閹，遂殄巨憝。至江彬、錢寧輩之導帝淫荒，轉於朝事不甚過問，於是祖宗所貽之綱紀，仍托士大夫之手，遇無道之事，諫諍雖不納，亦不甚摧折朝士，惟於十四年帝欲南幸時，正邪相激，多有被禍，而佞人卒為奪氣，公論益見昌明，此即國祚未傾之征驗也。

亡國之兆，見於萬曆末年，至崇禎朝無復挽救。

明自中葉以後，人民起事雖時有，然旋起旋滅，至崇禎朝遂以亡明，蓋由外困於建州，內民生日蹙故耳。萬曆之末，東事既起，餉不足而加賦無已，民失其樂生之心。兵弊於軍制廢弛，班軍困於占役，而京營不足用，衛所之軍，亦為豪家供奔走，雖一諸生可役使之，重以隱占虛冒，舉天下之兵不足以任戰守。而召募之說興，於是聚游手好閒，無尺籍可稽之民，假以器械，教之技擊，赴警則脫逃嘩潰，既窮且悍之眾遍於閭里。

據孟森的看法，內 (經濟崩潰，稅擔沉重) 外 (東北女真崛起) 交困，衛所制無法維持，被迫招募游民當兵，致使軍力薄弱，是明朝的死症。

就崇禎本人言，他好猜疑，喜歡阿諛奉迎之輩。

帝茫無主宰，而好作聰明，果於誅殺，使正人無一能任事，惟奸人能阿帝意而日促其一線僅存之命，所謂「君非亡國之君」者如此。

換宰相更猶如走馬燈。

崇禎十七年中，用宰相至五十人。宋開國至元祐初百三十年，至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為相時，始為五十一人。明盛時本無宰相，至中葉以後有相矣，而崇禎中則置相如弈棋，十七年恰得五十人。

所用又多為奸佞小人，賢士大夫不是被殺，就是被驅逐。

賢士大夫受杖獲譴相繼，不於其中物色一二以自輔，惟奸庸者登進不已，此用相之大概也。崇禎宰相被戮者薛國觀、周延儒，遣戍者劉鴻訓、錢龍錫，劉、錢尤非其罪。自有閣輔以來，戮死者惟一夏言，崇禎間則再見，豈復有敬大臣之意？

復添以想與滿洲議和而不敢，兼錯殺邊防大將袁崇煥，明朝焉得不亡？

建州之為明患，清太宗之繼承太祖，由天命改稱天聰，乃在崇禎改元之先一年。其對明屢言願和，亦未必非蓄銳持重本意。自袁崇煥遣使通吊以後，任事者亦非無欲和之意，在明欲休民整軍，實宜許和而修內政。乃力已不竟，必爭虛驕之氣，欲建州屈身歸罪，而後宣赦受降，其勢不能。於是君臣間務為掩耳盜鈴之計，意實願和，而有人揭明和字，必引為大恥，譴責任事之臣，朝野議論，亦以言和者為賣國大罪，劫持君相，君相又無知己知彼之定力，始用反間而殺袁崇煥，使天下誤信為以言和受戮。既而陳新甲在兵部主和，而帝意亦向之，惟意在委其事於本兵，或者外有虛驕之浮言，即可譴本兵以自蓋其醜，君臣間先有此等巧卸謬見。一聞新甲揚言主和已得帝允，則發怒殺之，天下亦多以為主和當殺。危急時一聽不負責任者之意氣用事。又敢於敲剝國中，驅民走險，以自剿絕其命，此所以童昏之武宗、熹宗不亡國，時未至也；思宗而欲免於亡，非於任人恤民兩事加意不可，乃俱反之，獨自謂「非亡國之君」，此其所以死而不悟其非也。若自知所為足以亡國，或尚有一線之望耳，乃至殉國之日，猶曰「朕非亡國之君」，可謂至死不悟矣。至後人亦諒其非亡國之君，則美其能殉社稷，固應善善從長也。

孟森又批評三餉中的練餉無助改善明軍實力，只令人民百上加斤：

剿餉之用途猶有可指，若練餉之用途實為可笑。各鎮就舊兵而抽練之，當時論者即謂九邊自有額餉，概予新餉則舊餉安歸？邊兵多虛額，今指為實數，餉益虛糜而練數仍不足，且抽練而其餘遂不問，則舊餉之兵公然不練，而練者又仍虛文，加練餉而邊防愈弱矣。至州縣民兵益無實，徙糜厚餉。

思想史方面，明代理學昌盛，尤以陽明心學為甚，孟森根據黃宗羲《明儒學案》，對有明一代學術，作出扼要的概括：

明代學術，皆尊程、朱。自正德間，王守仁始有直接孟子以學孔子之說，於宋儒則尊陸九淵之學，而不甚滿於朱子。嗣是以來，其說亦風靡天下，而尊之者曰：「無姚江，則古來之學脈絕。」毀之者曰：「與朱子異趣，頗流於禪。」自此程、朱與陸、王分為道學中兩派，辯論相激，至詆守仁為異端。同時有湛若水，初與守仁同講學，後各立宗旨，學者稱甘泉先生，一時分王、湛之學。承學之士，不歸王，則歸湛。若水為增城人，與陳獻章均粵人，蓋傳獻章之學，亦與朱子之學不盡同。惟羅欽順、呂柟二家，篤守程朱。欽順與守仁反復辯難，具載所著《困知錄》中。當嘉靖間，守仁之學已為廷臣所指斥，桂萼於守仁既卒，議言：「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為名，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眾論之不予，則為《朱子晚年定論》之書，號召門徙，互相唱和。才美樂其任意，或流於清談；庸鄙借其虛聲，遂至於縱肆；傳習轉訛，背謬日甚。討捕軬賊，擒獲叛藩，據事論功，誠有足錄。陛下御極之初，即拜伯爵，宜免追奪以彰大信，禁邪說以正人心。」帝乃下詔停世襲，恤典俱不行。給事中周延先爭之，被黜。隆慶初，廷臣多頌其功，詔贈新建侯，諡文成。萬曆十二年，乃從祀文廟。明世從祀者四人，薛暄已從祀於隆慶間，守仁與陳獻章、胡居仁同從祀。蓋守仁之事功莫能訾議，而學術則為守洛、閩者所詆毀云。

王守仁、湛若水並列，同代表心學陣營，與羅欽順、呂柟所代表的程朱理學分庭抗禮。

跟同樣以治明史聞名的黃仁宇相比，孟森許多論斷提煉自正史 (即官修史書)，較為保守及傳統。

樊樹志《國史十六講》

要數到適合高中生閱讀的中國歷史讀物，不得不提樊樹志這個名字，他的《國史概要》、《國史十六講》和新近出版的《圖文中國史》，資料豐富，卻要言不煩，生動有趣，可讀性甚強。

先介紹一下樊樹志的生平。樊樹志，1937 年生於浙江湖州。1962 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歷史系，畢業後留校任歷史系副教授，兼任中國明史學會理事和《明史研究》雜誌常務編委，主攻明清史與中國經濟史，著有《中國封建土地關係發展史》、《明清江南市鎮探微》、《萬曆傳》、《崇禎傳》、《晚明史 (1573 – 1644 年)》、《晚明大變局》等，普及讀物則有方才提過的國史三書。

《國史概要》是樊樹志為本科生講中國通史所採用的教材，起自史前，下迄清代，篇幅較巨。《國史十六講》是《概要》的精簡本，也可說是課堂講稿，內裡援引更多近期的研究成果，使讀者對國史有更深一層的了解。至於《圖文中國史》，旨在「簡明而不膚淺，專精而不枯燥」，是「一本社會大眾看得懂又喜歡看的歷史讀物」，既以前兩書為基礎，又力求通俗易明。

以下我們主要集中談《國史十六講》。

書中開首便討論「中國人起源於非洲嗎？」這是非常破格的，以往通史都講元謀人、北京人，樊樹志卻由「夏娃理論」講起，什麼叫做「夏娃理論」？他說：

國際學術界關於「現代人類」的「單一起源論」，近來呼聲很高。他們根據分子生物學的研究，提出一種假設：現代人類起源於非洲，這就是所謂「夏娃理論」。這種「夏娃理論」認為，目前地球上的各個人種，都是二十萬年前某一個非洲女性祖先的後代，這個非洲女性祖先被稱為「夏娃」。「夏娃」的後代離開非洲，擴散到歐洲、亞洲等地，取代了當地原有的早期智人；而歐洲、亞洲原先的早期智人並非現代人類的祖先，它們與現代人類之間沒有什麼關係。

復旦大學生命科學院的研究人員及其全球合作夥伴，2001 年在美國《科學》雜誌上披露他們對一萬二千條染色體的研究結果，在東亞人身上發現了七萬九千年前非洲人特有的遺傳標記。這一課題組負責人金力認為，這是目前支持「東亞人非洲起源說」的有力證據，它進一步表明，來源於非洲的人群完全取代了原來居住在亞洲的古人類。他們推論，東亞人的祖先大約是在六萬年前從非洲到達東南亞一帶，然後向北遷移至中國。

「夏娃理論」看似有理，但樊氏不以為然，他引用吳新智院士的研究發現指出：

在中國大地上，從直立人到早期智人再到現代人類的化石表明，他們之間存在著明顯的連續進化，東亞的蒙古人種是從當地的古人類發展而來的，並非來自非洲。此外，中國的直立人與智人的舊石器文化，存在著明顯的前後連續性，根本沒有出現過由於人類滅絕而導致的文化中斷，根本不存在外來文化大規模取代原有文化的跡象。因此說非洲人取代中國大地上的早期智人而成為中國人的祖先的推論是難以成立的。

摒棄「單一起源論」、「人類起源非洲說」，樊氏傾向相信「多區起源論」：

這種學說認為，地球上各地區的現代人類是從各地區的早期智人進化而來的。地球上的早期文明是多元的，埃及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中華文明都是相對獨立起源的，締造各種文明的古人類，理所當然應該是多元的——多區起源的。

這種對中華民族起源的說法，是相當新鮮的。

關於王莽的失敗，樊樹志認為

王莽的悲劇在於，過分迷戀於已經風靡一時的儒家經學，企圖用儒家經學重建一個理想世界……

……王莽似乎有意效法孔子，事事處處學習周公，把周公視為政治的楷模，使他的改革顯得迂腐不堪，與時代格格不入。看來他完全忘記了當年漢宣帝對太子 (即後來的漢元帝) 的教訓：「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時代不同了，把周公治理周朝的德政，用來治理漢朝，未免過於迂腐、背時。

何況王莽「托古改制」企圖解決的首要問題是長期困擾社會的土地問題和農民問題，也就是土地兼併及其所帶來的貧富兩極分化問題。這是一個根本無法用儒家經典的教條解決的問題……

……王莽妄圖按照儒家經學重建一個「大同」世界，一勞永逸地解決社會問題。其初衷似乎無可厚非，關鍵在於向前看還是向後看？要解決社會問題，倒退是沒有出路的，倒行逆施的結果，不但無助於社會問題的解決，反而使社會瀕臨崩潰的邊緣，引來了綠林、赤眉起義，王莽的新朝僅僅存在了十幾年，就壽終正寢，根本原因就在於此。

此和黃仁宇《中國大歷史》「他盡信中國古典，真的以為金字塔可以倒砌」是一脈相承。

論及唐朝，樊樹志表現出非凡的史識，他首先肯定李淵不是庸碌之輩，乃「晉陽起兵」的主要策劃者：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一個度，不能講過頭。由於李世民是殺兄逼父取得帝位的，不合乎儒家倫理，因此即位後便致力於篡改國史，為自己辯護，御用文人把太原 (晉陽) 起兵時的李淵 (李世民之父) 寫成無所作為的庸碌之輩，李世民則成了唐朝的締造者。其實，李淵決不是庸碌之輩，而是一個有政治遠見和軍事才能的開國君主。

這和黃永年據《大唐創業起居注》所得的結論一致。

其次，他認定「玄武門之變」是世民先下手為強，殺兄逼父以奪位。

李建成與李元吉企圖削奪李世民的兵權，唐高祖李淵同意這一預謀，但是由於軍事行動未停，暫時不便下手。武德九年 (626 年)，李建成、李元吉加劇了預謀活動，想以李元吉擔任出征元帥，削奪李世民的兵權。李世民獲悉後，與他的親密顧問、內兄 (妻兄) 長孫無忌等人商量，採取先發制人的對策，發動玄武門之變，殺死李建成、李元吉，逼唐高祖李淵立自己為太子。這一事變充滿血腥，令人觸目驚心：李建成被李世民用弓箭射死，李元吉則死於埋伏；李世民連李建成、李元吉的兒子也不放過，一併殺死。在殺死了他的對手之後，到了葬禮的那天，李世民還假惺惺地在公眾面前，裝出一副哭得很傷心的樣子。兩個月之後，唐高祖被迫放棄皇位，李世民終於成了唐朝的第二代皇帝——唐太宗，改年號為貞觀，唐高祖被尊為太上皇。李世民的上台充滿如此之多的陰謀和血腥，讓人心寒；然而唐太宗的御用文人千方百計地粉飾歷史，力圖掩蓋歷史的真相，關於玄武門之變便有了不同的說法。

儘管和呂思勉撰通史一樣，書中考證有欠慎密，且看以下一段：

武則天對於大權在握的「二聖」地位並不滿足，她的目標是要當皇帝。高宗想禪位給太子李弘 (武則天所生長子)，武則天不顧母子之情，用毒酒殺死李弘，改立次子李賢為太子。由於李賢有才幹又有文采，在士人中聲望很高，武則天恐怕難於控制，就找個藉口把他廢為庶人，改立三子李顯為太子。

忽略了武則天稱帝帶有相當的偶然性 (即其非自始即有心於稱帝)，也未考慮到李弘死於肺結核、李賢是武則天之姊韓國夫人所生。

書中一大特色是旁徵博引學者們的研究成果，在論及封建時，他說：

呂思勉《中國制度史》在論述「國體」時，把中國歷史劃分為三個時代：(一) 部落時代，(二) 封建時代，(三) 郡縣時代。他認為，秦以後，由封建時代進入郡縣時代，此後雖然出現了「封建的四次反動」，但都是失敗的嘗試。這種立論，顯然是從「封建」的本意出發的。

北宋人口急速增長，樊樹志引葛劍雄以作說明：

葛劍雄主編的《中國人口史》指出，北宋以前人口增長緩慢，西漢元始二年 (公元 2 年) 全國人口六千餘萬，此後由於分裂和戰亂，人口總數幾起幾落，到唐朝人口峰值階段的天寶十四年 (755 年) 約有七千餘萬。經過唐末五代的動亂，宋初太平興國五年 (980 年) 全國人口只有三千五百四十萬。此後的一百餘年，人口迅速增長，到 12 世紀初 (即北宋末年) 進入峰值階段，當時在北宋、遼、西夏、大理等範圍內，總人口達到一億四千萬。

不只華裔學者，西方、日本漢學家也在引用之列，如提到宋代「商業革命」，他說：

費正清和賴肖爾合著的《中國：傳統與變革》，關於宋朝的第六章第四節的標題就是「商業革命」四個字。他們寫道，宋朝經濟的大發展，特別是商業方面的發展，或許可以恰當地稱之為中國的「商業革命」。這一迅速發展使中國經濟發展水準顯然高於以前，並產生出直至 19 世紀在許多方面保持不變的經濟和社會模式。

斯塔夫里阿諾斯 (L. S. Stavrianos) 的《全球通史》在「宋朝的黃金時代」的標題下寫道：除了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時期值得注意的是，發生了一場名副其實的商業革命，對整個歐亞大陸有重大意義。

「坊」的演變，他說：

唐朝的長安是一個棋盤狀的封閉結構，縱橫相交的街道形成許多由圍牆封閉起來的居民區——「坊」，商業區也封閉在「坊」的區域內，這就是東市與西市。這種封閉性結構在宋朝的開封被打破了。日本學者加藤繁在《宋代都市的發展》中說：「坊的制度——就是用牆把坊圍起來，除了特定的高官以外，不許向街路開門的制度——到了北宋末年已經完全崩潰，庶人也可以任意面街造屋開門了。」楊寬在《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一書中，進一步指出，這種變革在五代至宋初逐步顯現，隨著開封的繁榮，不再有坊市之間的嚴格區分。

書中還有許多精彩的地方，例如：

(1) 視兩宋黨爭「並非學派之爭，而是排斥異己的政治鬥爭手段」，南宋「道學」集團因反對「和議」被依附秦檜的官僚攻擊 (跟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有接合處)

(2) 借湯因比在《人類與大地母親》的分析，指蒙古帝國使得許多區域性文明發生了迅速的相互接觸，而在此之前，這些文明在其發展中很少把它們聯繫在一起，甚至很少知道同時代的其他文明。

(3) 借弗蘭克《白銀資本》和全漢昇的研究，指出晚明時期，即 16 世紀中期至 17 世紀中期，中國通過「絲——銀」貿易獲得世界白銀產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有興趣國史者不妨自行發掘一下。

傅斯年《民族與古代中國史》

傅斯年，字孟真，山東聊城人。1909 年就讀於天津府立中學堂，1916 年進入北京大學。1918 年，受民主、科學新思潮影響，與羅家倫、毛子水等組織新潮社，創辦《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傅氏未幾更成為著名學生領袖。五四運動期間，他擔任遊行總指揮，扛着大旗走在遊行隊伍最前面。及後受胡適影響，退出學運，返回書齋。

大學畢業後，傅斯年獲推薦出洋留學，先入英國愛丁堡大學，後轉入倫敦大學研究院攻讀心理學碩士學位，1923 年轉赴柏林大學人文學院。遊學六年半，對實驗心理學、生理學、數學、物理、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勃朗克的量子論、比較語言學等皆有鑽研。1926 年應國立中山大學聘請回國。

傅斯年在國立中山大學出任教授、文學院長，兼文學、史學兩系主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創立後，出任專職研究員兼所長。往後的日子，他培養出大批優秀學生，桃李滿天下。抗戰爆發，史語所遷入昆明，傅斯年亦開始參與政治。細按傅氏的政治立場，基本上擁護蔣介石 (支持北伐、清黨)，反對「中國走布爾什維克道路」，也贊成對抗日本。

傅斯年一度兼教北京大學，講授中國上古史、中國古代文學史，並於胡適主持的《獨立評論》上發表政論文章。《東北史綱》一書，針對日本學者「滿蒙在歷史上非中國領土」，從歷史角度詳細論證東北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抗戰勝利後，傅斯年一度代理北京大學校長。1949 年隨史語所遷至台北，任台灣大學校長。

四六學潮，國民政府大規模逮捕台大學生，時任校長的傅斯年，曾向台灣警備總司令彭孟緝說：「若有證據該抓就抓，若無證據就不能隨便進學校抓學生！我有一個請求，你今天晚上驅離學生時，不能流血，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晚年因身體肥胖，患有高血壓，1950 年在一次講話中過度激動，突患腦溢血逝世，享年 54 歲。

傅氏治學，恪守考證學派傳統，主張純客觀科學研究，注重史料的發現與考訂，尤其重視考古材料在歷史研究中的作用，撰有《性命古訓辨證》，還有我們現在即將介紹的《民族與古代中國史》。

《民族與古代中國史》是傅斯年有關中國上古史研究的論文集，共收入五篇代表作：＜夷夏東西說＞、＜姜原＞、＜周東封與殷遺民＞、＜大東小東說＞、＜論所謂五等爵＞。傅氏 1929 年開始撰寫，因時局動盪，公務繁忙，未能完成。可是，其學生何茲全仍高度評價全書：「篇篇都有精意，篇篇都有創見——獨到的見解，篇篇都是有突破性、創造性的第一流的好文章。就這一本未完成的書之已完成的幾篇文章，已足以使傅斯年坐上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大師的寶座，享有大師榮譽。」

在全書開首的序文，傅氏已提出一精闢的觀察：

自東漢末以來的中國史，常常分南北，或者是政治的分裂，或者由於北方為外族所統制。但這個現象不能倒安在古代史上。到東漢，長江流域才大發達。到孫吳時，長江流域才有獨立的大政治組織。在三代時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進，由部落到帝國，是以河、濟、淮流域為地盤的。在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勢只有東西之分，並無南北之限。歷史憑藉地理而生，這兩千年的對峙，是東西而不是南北。現在以考察古地理為研究古史的一個道路，似足以證明三代及近於三代之前期，大體上有東西不同的兩個系統。這兩個系統，因對峙而生爭鬥，因爭鬥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進展。夷與商屬於東系，夏與周屬於西系。

扼要言之，他認為，夏商周三代或以前，政治中心的對峙主要表現為「東—西」，由「東—西」轉為「南—北」，始於東漢末年。

在＜夷夏東西說＞，他進一步指出，東西對峙的局面，歷秦漢而未改：

且東西二元之局，何止三代，戰國以後數百年中，又何嘗不然？秦并六國是西勝東，楚漢亡秦是東勝西，平林赤眉對新室是東勝西，曹操對袁紹是西勝東。不過，到兩漢時，東西的混合已很深了，對峙的形勢自然遠不如三代時之明瞭。到了東漢，長江流域才普遍的發達。到孫氏，江南才成一個政治組織。從此少見東西的對峙了，所見多是南北對峙的局面。然而這是漢魏間的新局面，憑長江發展而生之局面，不能以之追論三代事。

周公在上古史可謂一傳奇人物，在＜周東封與殷遺民＞，傅氏別出心裁地將其事跡與清初史事相提並論，加以比較：

周公之在周，猶多爾袞之在後金。原武王雖能平殷，而不能奠定其國。武王初崩之歲，管、蔡流言，武庚以淮夷叛，此其形勢之危急，有超過玄燁既親政後，吳三桂等之倒戈而北。蓋三藩之叛，只是外部問題，周公時之困難，不僅奄淮，兼有三叔。

三監亂平，周公營建洛邑，傅氏指出：

雒邑之形勢，至今日猶有足多者，在當年實為形勝之要地，同人據之以控南方東方之諸侯者也。

全書尾聲，有一附錄，名為＜與顧頡剛論古史書＞，其中提到：

三百年中所謂漢學之一路，實在含括兩種學問：一是語文學，二是史學、文籍考訂學。這倆以外，也更沒有什麼更大的東西；偶然冒充有之，也每是些荒謬物事，如今文家經世之論等。

清中葉今文家的經世之論，旨在匡時濟世，改革政治，焉能用「荒謬物事」名之？由此見傅氏對學問有某種偏見。

他又說：

我不贊成適之先生把記載老子，孔子，墨子等等之書呼作哲學史。中國本沒有所謂哲學。多謝上帝，給我們民族這麼一個健康的習慣。我們中國所有的哲學，盡多到蘇格拉底那樣子而止，就是柏拉圖的也尚不全有，更不必論到近代學院中的專技哲學，自貸嘉，萊布尼茲以來的。我們若呼子家為哲學家，大有誤會之可能。大凡用新名詞稱舊物事，物質的東西是可以的，因為相同；人文上的物事是每每不可以的，因為多是似同而異。現在我們姑稱這些人們 (子家) 為方術家。思想一個名詞也以少用為是。蓋漢朝人的東西多半可說思想了，而晚周的東西總應該說是方術。

此後來直接影響胡適改「哲學史」為「思想史」。

秦之先世必是外國，後來染上些晉文化，但俗與宗教想必同於西戎。

齊有齊俗，有齊宗教，雖與魯近，而甚不同。大約當年鄒魯的文化人士，很看不起齊之人士，所以孟子聽到不經之談，便說是「齊東野人之語也」，而笑他的學生時便說：「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正是形容他們的坐井觀天的樣子。看來當年齊人必有點類似現在的四川人，自覺心是很大的，開口蘇東坡，閉口諸葛亮，誠不愧為夜郎後世矣。魯之儒家，迂而執禮。齊之儒家，放而不經。如淳于、鄒衍一切荒唐之詞人，世人亦謂為儒家。

把秦同於西戎、看出齊魯兩地有分歧，鮮有學者能道出其所以然。

所謂秦漢帝國，予以解剖，即

秦本以西戎之化，略收點三晉文俗而統一中國。漢但接秦，後來魯國齊國又漸於文化上發生影響。可如下列看：

統一中國之國家者——秦。

統一中國之文教者——魯。

統一中國之宗教者——齊。

統一中國之官術者——三晉。

至於東周與西漢的歧異，傅氏說：

西漢人的思想截然和晚周人的思想不同。西漢人的文章也截然與晚周人的文章不同。我想下列幾個標準可以助我們決定誰是誰。

(一) 就事說話的是晚周的，做起文章來的是西漢的。

(二) 研究問題的是晚周的，談主義的是西漢的。

(三) 思想也成一貫，然不為系統的鋪排的是晚周，為系統的鋪排的是西漢。

(四) 凡是一篇文章或一部書，讀了不能夠想出他時代的背景來的，就是說，發的議論對於時代獨立的，是西漢。而反過來的一面，就是說，能想出他的時代的背景來的卻不一定是晚周。因為漢朝也有就事論事的著作家，而晚周卻沒有憑空成思之為方術者。

他所提的判準能否成立是一回事，但能夠如此提出，已經非常了不起。

胡適讚揚傅斯年：「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記憶力最強，理解力也最強。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工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他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同時，他又是最温柔、最富於理智、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這都是人世最難得合併在一個人身上的才性，而我們的孟真確能一身兼有這些最難兼有的品性與才能。」

李敖則從公共知識分子及自由主義者的角度稱許傅氏：「有一個學生領袖傅斯年，終其一生不肯加入國民黨。他不但不加入國民黨，還鼓勵他的老師胡適要採取跟國民黨並不很合作的態度。這一點我覺得傅斯年很了不起……他們要發揮這個知識分子的力量，可是又不想被國民黨吃掉，不被國民黨同化……真正的夾縫裡面的自由主義者，不做國民黨也不做共產黨，他沒有社會地位，很苦。」

從胡、李的話，可窺傅斯年人格之一斑。

羅爾綱《太平天國史》

執筆之際，想起十七、十八年前，在荃濟讀中四、五時，官德祥師每喜在課堂上介紹學生讀吳晗的《朱元璋傳》。另外，太平天國方面，他必介紹羅爾綱的《太平天國史》。印象中，他推介不只一次，可見二書確有相當的史學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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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爾綱 1901 年生於廣西貴縣。1930 年畢業於上海中國公學中文系，畢業後隨校長胡適學習考據學。1932 年開始研究太平天國史。1934 年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任職助理員，從事研究工作。1936 年任助教，期間寫成《太平天國史綱》、《太平天國史叢考》等著作。抗戰八年，羅爾綱先後寫成《湘軍新志》、《綠營兵志》、《晚清兵志》等，對晚清兵制有深刻研究。及後他專撰太平天國史，新中國成立後，他積極籌建太平天國紀念館 (後擴充成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1958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寫成《太平天國史》等書。1997 年 5 月在北京逝世。

羅爾綱擅長考據，在太平天國史料發掘、史事考訂上用力甚勤，他不諱言自己深受胡適治學態度和方法的影響。胡適倡導「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重視提出新見解、探索新領域，卻又強調有一分證據 (資料) 説一分話，這些都引導著羅氏的治學。不過，胡適不接受馬克思的歷史唯物史觀，對太平天國的破壞性亦較看重，羅爾綱則認為太平天國的性質是貧農革命，其亦不時用唯物史觀解釋歷史。

《太平天國史》是羅爾綱於 1958 年夏天據《太平天國史稿》寫成的代表作。羅氏日夜埋首著述，全書體現出作者非凡的毅力，以及深厚的史學功力。書分四冊，一百五十四萬餘字，八十八卷。第一部分為「序論」，第二部分為「紀年」，第三部分為「表」，第四部分為「志」，第五部分為「傳」。

以下且於「序論」擷取若干精華，跟大家分享。

羅氏率先說明

歷史科學的根本任務之一，是要正確說明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全書因此有一大宗旨，即

向讀者說明人民群眾是創造太平天國歷史的動力。

細緻言之，

太平天國的人民群眾，主要是農民，還有與農民血肉相連的傭工、手藝勞動者、水手、陸路運輸夫、礦工以及走江湖的人們等等。

以金田起義為例，

就是人民群眾發動起來。那時候，洪秀全在廣西桂平、武宣、貴縣、平南、藤縣、象州、陸川、博白和廣東信宜這幾個州縣星羅棋佈的農村裡面進行革命活動，一人傳十，十傳百，百傳千，千傳萬，「從者具 (俱) 是農夫之家，寒苦之家」，日聚日多，於是拜上帝會群眾與地主階級壁壘分明，金田、白沙、花洲、陸川、博白等地的農民群眾在劇烈的階級鬥爭中，都圍聚起來向地主階級展開鬥爭，就掀起金田起義。金田起義的群眾，都是最貧苦的純樸的農民，他們成為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骨幹。

不過，太平天國內部也有地主階級的代表，此人便是韋昌輝。

在天京事變的時候，韋昌輝奪取大權，向革命發動瘋狂的進攻。當時天京處在反革命恐怖統治中，太平天國政權，已經到了顛覆的邊沿。這是一場決定革命與反革命誰死誰活的大決鬥。人民群眾就奮然起來，「各眾內外，併合朝同心」，把韋昌輝誅殺，保衛了革命政權，保衛了太平天國。

不難發現，羅氏是站到人民群眾一邊，反對地主階級，視之為反革命力量，此乃唯物史觀的應用。

關於建都南京 (楊秀清的提議)，羅氏不以為然，他從軍事策略及歷史地理的角度分析，更贊成洪秀全原來建都河南的主張：

在攻克南京後，建立首都問題擺在太平天國領導者的面前。這一個決定革命前途的決策，要他們立刻作出決定。洪秀全是早已主張建都河南的，在長沙北出時，已採取過要到常德經鄂北出河南的行動。只因到益陽忽得民船數千，才改作順流而下。到這時候，洪秀全主張分軍鎮守江南，大軍向河南挺進，取河南建都。這一個主張，不論是在戰略思想上或政策方針上都是十分英明正確的。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論河南說：「河南所稱四戰之地也，當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爭」。當時太平天國的革命形勢尤其如此。因為清朝首都在北京，「太平天國之存在必待清朝滅亡後始可得人承認。清室存亡當視北京之能守與否為斷」。而太平天國要攻克北京，就必須先取河南，建立臨時的首都。這樣就把自己的首都放在敵人首都的大門口，隔著黃河遙遙對峙，擺開進攻的形勢，然後用全力向北京進攻，大軍渡河，有了一個鞏固的大後方，源源向前方支援，先立於不敗之地，而根據當時雙方形勢判斷，北京又是斷然可以攻取的。洪秀全考慮這問題時，他不是不看到太平天國擁有一萬多艘船隻，滿載數不盡的輜重，進入了資源豐富，龍蟠虎踞，號稱帝王之家的南京的。但是，他熟悉中國歷史，知道南京「局促於東南，而非宅中圖大之業」。歷史上建都南京的都是一些偏安的或者割據的皇朝，結果沒有不遭滅亡的。所以他不從南京建都的一些表面利益來看問題，而從革命的根本大計來著眼，提出分軍鎮守江南，大軍取河南建都的主張。可是，楊秀清卻採取了老水手的建議，在南京建都，在太平天國興亡史上，鑄成了大錯。

至於孤軍北伐，更是楊秀清一大錯，他說：

孤軍北伐，是楊秀清在建都問題鑄成大錯之後，又一次大錯誤，楊秀清既定都南京，就應該用全力來先平定東南，然後北伐，還不失為中策，卻孤軍北伐，竟出下策。北伐軍出發時只二萬二千五百人，到靜海時，也不過四萬人。由於兵力單薄，故四月出發，五月就過黃河，在懷慶府竟停留了三個月，不能北進，而不得不西入山西，企圖從西面進攻北京。到了山西被阻，又折回河南，突入直隸，前鋒直迫保定，但仍不能直攻北京，又不得不迂回而東，改從東面進攻北京。北伐軍之所以採取避實擊虛、忽東忽西的戰略，就是因為兵力太單薄的緣故。到靜海後，清軍以重兵結集楊村，就不能再前進了。也就由於孤軍深入，與後方隔絕，無法運輸糧食。行軍無糧食，必敗之道。北伐軍過臨淮關後，就已經感到「糧料甚難」。過黃河後，得到河南、山西人民熱烈供應，維持了一個時期。到屯軍靜海、獨流時，就因為沒有大村莊供給，糧盡不得不退卻，以致於全軍覆沒。

從中國戰史看來，明太祖朱元璋既定江南，議北伐。他不取常遇春直搗北京的建議，認為「懸軍深入，饋餉不前，援兵四集，危道也」。他定策「先取山東，撤彼屏蔽，移兵兩河，破其藩離，拔潼關而守之，扼其門檻，天下形勢人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他動員兵力二十五萬人，照他的計畫平定了中原。朱元璋的戰略思想，就是兵法上說的「致人不致於人」。在元末北方政權已呈解體的時候，朱元璋還不能直搗北京，要先立於不敗之地，並且還要用到二十五萬人的大兵力。而楊秀清在清朝政令還統一，政權比元末牢固得多的情況下，卻要以二萬二千五百人北伐，還取北京，怎能免於敗亡？

林鳳祥、李開芳是太平天國的開國英雄，兩員最傑出的大將，從廣西打到南京，都由他們打先鋒，名城重鎮都是他們先登。由他們領導的北伐軍，是太平天國最基本、最精銳的軍隊。在建都天京後，這一支軍隊，應該用來做西征的主力。那麼，湘潭之役，由他們去擔任，就斷不會全軍覆敗。而曾國藩先已在靖港潰敗，投水自殺，被救起來躲在長沙南門外高峰寺，地主官僚紛紛向他攻擊。他羞憤極了，又幾次要自殺。假如湘潭據點得鞏固，剛剛組織起來的曾國藩湘軍在內外夾攻、四面楚歌中一定會被消滅掉。當劉麗川小刀會在上海起義時，也不至於派不出軍隊去支援。楊秀清不這樣做，卻派他們去孤軍北伐，全部喪亡，造成了難以估計的損失。李秀成說的天朝十誤，其中第一、二、三條錯誤，就都是指孤軍北伐說的，論為「誤國之首」。

後世鮮有學者能深入剖析至此！

太平天國由盛轉衰，「天京事變」是一大關鍵，羅爾綱對這件事怎麼看呢？

在太平天國農民革命隊伍裡面存在著兩類矛盾，一類是農民領袖之間的內部矛盾，另一類是農民領袖和隱藏在農民革命隊伍裡面的階級異己分子之間的矛盾。這是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洪秀全和楊秀清之間的矛盾，是屬於農民的內部矛盾，而洪秀全、楊秀清和韋昌輝之間的矛盾，則是農民和隱藏在農民革命隊伍裡面的地主勢力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實際就是當時農民同地主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在革命內產中的反映。天京事變，就是這兩類矛盾在太平天國革命隊伍裡面發展的結果。

……韋昌輝既殺楊秀清，就逞出地主階級窮凶極惡的獸性，用詭計屠殺東王府所屬部隊，奪取大權。於是肆行大規模的屠殺，向革命瘋狂進攻，要把革命政權顛覆。革命和反革命在天京展開一場生死的決戰。石達開聞變，從武昌趕回京，要止亂。他當面斥責韋昌輝。韋昌輝又要殺他。石達開弔城走到安慶，起兵靖難。京外軍民都聲討韋昌輝。在石達開的軍隊還沒有回到天京的時候，韋昌輝和他的黨羽，已經給天京軍民誅滅了。

這一場天京事變，總計被韋昌輝屠殺太平天國革命骨幹兩萬多人。這對太平天國革命是何等慘重損失！而變亂並不是到此為止。在誅韋昌輝之後，全朝公舉石達開提理政務。洪秀全卻迫走石達開。石達開又把太平天國的精兵良將都還走。禍亂迭出，此禍未已，彼禍又起，於是把剛遭反革命大亂的太平天國陷於萬劫不返的境地。早在太平天國甲寅四年四月的時候，美國公使麥蓮 (Robert. M. Mclane) 到天京採訪，他有一個隨員分析太平天國各方面的情況，曾作過判斷說：「照現在形勢來看，沒有甚麼東西可以阻他們的勝利，有之，唯內訌而已」。侵略者所謂「內訌」，就是希望農民內部矛盾的爆發，就是希望潛藏在太平天國革命內部的地主階級勢力爆發顛覆活動，從內部攻破堅堡。兩年之後，侵略者所企望的天京事變爆發了，其結果，竟阻止了太平天國的勝利，毀滅了太平天國。

毛澤東 1957 年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明確將當時社會中的矛盾分為「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即「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羅氏分析「天京事變」時，顯然有把毛氏意見融入其中。

在「奸宄传」，有以下一段：

毛澤東說：「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拼死的鬥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太平天國沒有懂得這條階級鬥爭的真理，就使奸宄得在革命內部無孔不入地進行陰謀破壞。其中如天京的顛覆活動，廬州的顛覆活動，蘇州的顛覆活動，尤其是驚心動魄的大事。廬州守軍，在敵人大兵兩年多長期圍攻之下，屹立如山，攻不倒，圍不動，而由於思想上發生麻痹，沒有注重防備奸宄，卻全軍犧牲於奸宄之手。天京和蘇州的顛覆活動雖幸得撲滅，但也都到了顛覆的邊沿。這是何等慘重的教訓！往事不忘，後事之師，可不鑒諸！

此更明白援引毛澤東思想。大體當時在中國大陸從事學術研究，言必稱馬列毛，是必不可少，羅氏也不例外。

最後，本乎馬列主義「反帝反殖」的立場，羅氏高度肯定太平天國阻止英國侵略。

太平天國反侵略是發揚光大鴉片戰爭人民群眾的戰鬥精神的。到辛酉十一年十一月，英國侵略者乘太平天國在長江上游戰事失敗，安慶陷落的形勢，幻想用利誘、威脅的手段向太平天國提出幫助打倒清朝平分中國的談判。太平天國拒絕了它。英國侵略者由於這件陰謀，見不得天日，他們在陰謀失敗之後，就進行公開的挑釁，向太平天國提出四項強橫的要求。太平天國逐項駁斥，向英國侵略者宣告說：「我全國官兵上自諸王，下至兵士，勢必憤怒，不准此類協定繼續施行」。在照會發出後，立即展開偉大的反侵略戰爭，阻止了英國侵略者把中國變為殖民地的兇狂企圖，顯示出中國人民無比強大的反侵略的力量。

全書資料翔實，分析獨到，作為工具書、參考書、入門書絕對合適，惟箇中不脫馬列毛教條色彩，以「農民 – 地主階級」矛盾解釋亦甚牽強，有穿鑿附會之嫌，讀者必須細心揀擇，去蕪存菁，方不致誤墮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