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30日 星期四

義利王霸之辯

南宋大儒朱子和事功學派代表陳同甫辯王霸。

陳認為:「(漢) 高祖、(唐) 太宗……,禁暴戢亂,愛人利物而不可掩者,其本領宏大開廓故也。……此儒者之所謂見赤子入井之心也。」

朱子不以為然,回答:「老兄視漢高帝、唐太宗之所為而察其心,果出於義耶利耶?出於邪耶正耶?若高帝則私意分數猶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慾也。」

按照其看法,「千五百年之間......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耶?」

戰國以後歷史都是人欲橫流,互相殺戮的全紀錄,古聖先賢之道理從未實現過半分,朱子見解可謂激進。

陳說:「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又說:「天地而可架漏過時,則塊然一物也;人心而可牽補度日,則半死半活之蟲也,道於何處而常不息哉?」明顯對朱子觀點不敢苟同。聖賢道理多少被實現了一點,否則它如何流傳至今?

朱子應對得妙:「若論道之常有,卻又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個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耳」,聖賢道理不是因為有人實行過而流傳,只是未被毀滅剩盡罷了。

今時今日,有親建制人士覺得,中共建政六十多年,對內令一部份人富起來,對外洗雪百年恥辱,使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可與美國比肩,其管治有一定合理性。反對派則堅持,無論中國人民如何富足,國際地位如何提升,皆無法掩埋此一政權在過去犯下的種種不人道罪行。六十多年,說到底,不過是另一段「架漏過時」「牽補度日」的日子。

朱、陳對辯,彷彿仍以某種方式延續著。

2017年11月29日 星期三

小孩也不放過

北京紅黃藍幼兒園涉嫌虐待及性侵兒童。據報導,兒童不睡覺,老師會打針及餵食來歷不明的白色藥片,有一位 3 歲小孩向母親表示,打針時,全體同學被帶進小黑屋,爺爺醫生和叔叔醫生「光溜溜」替他們檢查身體,他們也需「光溜溜」。2 名男孩、1 名女孩更在校被全裸罰站,駭人聽聞。

該幼稚園學費高昂 (每月近 5000 元人民幣),入讀不易,專為「高端人口」服務,質素卻如此低劣,看來中共並未忘記共產思想背後的平等理念,不人道對待「低端人口」之餘,亦不人道對待「高端人口」及其子女。

歐美文明國家向來對兒童予以相當尊重,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即旨在保障兒童享有生存、發展、參與、受保護的權利。

唯獨中國,基於「家長主義」傳統和「唯物論」思維,不把兒童當作人,視之為有待馴養操縱的小動物。好一點的懂得蘿蔔與棒子軟硬兼施,壞的則一面倒用棒子,甚至棒子都嫌不夠,要用藥物乃至種種羞辱手段。兒童心底留下不可磨滅的陰影,影響日後成長,通通不在乎,總之「聽話」至上。這樣,學校與監獄有何分別?

台灣藝人大 S 徐熙媛,得知紅黃藍幼兒園醜聞,哭不成聲。其丈夫大陸商人汪小菲坦言不敢回北京。值得注意是大陸網友回應:「真的沒必要在內地上學,去台北吧!」「為了孩子留在台灣吧,台灣社會的愛心和人情好太多了。」

想起《論語》一段:「葉公問政。子曰:『近者悅,遠者來。』」當鄰近的人擔心殃及池魚,遠方的人聞風先遁,大國文明可親?似乎談不上。


2017年11月28日 星期二

背棄共產理想,違離中國特色

北京市大興區發生住宅大火導致 19 人死亡,市政府未有妥善安頓受災者,反而藉此展開「安全隱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專項行動」,將數以千計「低端人口」(低收入、低學歷或從事低端產業的基層民眾) 驅離家園,任由他們在嚴冬裡無家可歸。網上流傳市郊一幅「清退低端人人有責」的橫額,相信清除「低端人口」是北京市委蔡奇的重點工作,而蔡乃習近平親信,整件事可視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體現,殆無懸念。

有民眾怒斥當局做法猶如納粹黨衛軍對付猶太人,2014 年,在越南的反華示威中,就有人把中共和納粹德國相提並論,空穴來風,未必無因。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中共昔日以打倒死不悔改的「高端人口」(如資本家、知識份子、封建地主)、匡扶備受壓迫的「低端人口」(工農無產階級) 奪取政權。馬克思亦強調,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有產者和無產者必然出現階級矛盾,繼而發生階級鬥爭,鬥爭的結果,無產者消滅有產者,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社會由資本主義階段過渡到共產主義階段。今天馬雲、馬化騰一類富商權貴在大陸地位顯赫,「低端人口」卻被拆屋驅趕,叫天不應,叫地不聞。這是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思想麼?哪個地方繼承自馬克思?嚴格些說,習近平的思想路線,是「脫離群眾」!是「反黨」、「反革命」!

習又以「孫中山最忠實繼承者」自居,廖仲愷解釋孫重視農工原委:「我國農工佔十分之九,農工階級受經濟壓迫,無路謀生,他一天做十數小時的工,且不得兩餐飽食,何有餘力教育子女呢?全國國民十之九無受教育機會,知識當然落後,國何能強:若要中國強,必須提高農工地位,引導他有政治知識、方有希望。且農工俱為我同胞,當有互助義務,農夫耕田,秋寒盛暑風雨飄搖之時,辛苦作工,每日充饑者不過薯芋,以穀米供給他人,養蠶繅絲者祇穿布衣,建造工人,僅住棚廠,農工辛苦供給我們衣食住,飲水思源,我們不當助他嗎?挽救農工即所以挽救中國。」(《廖仲愷先生哀思錄》)「國父」本乎仁心扶助弱勢社群,透過建立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改善基層群眾生活質素,是為「民生主義」。習近平利用國家機器對付「低端人口」,絕非「三民主義」同路人,遑論做繼承者,真不知愧恥!

《小戴禮記.禮運篇》有「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儒學也是教人關懷弱小,幫助他們過上好生活。中國特色?不是欺世盜名嗎?

李怡先生說:「所謂『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權貴資本主義。」講中一半,另一半則是國家民族至上的極右法西斯主義。「低端人口」有失大國體面,折損中華民族威風,所以應被整肅、消滅。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人皆生而自由;在尊嚴及權利上均各平等。」第三條「人人有權享有生命、自由與人身安全。」俱立足於把個人置於第一位的自由主義,習近平反其道而行,按照上世紀歷史發展推測,很大機會走上法西斯舊路,重蹈軸心國覆轍。

消息指寧波、廣州等地已經開始整治分租房屋,驅逐「低端人口」,實行另類滅貧。在中港融合的主旋律下,他朝香港有廢青、劏房租客被逐出街頭,具物業者遭充公財產變為「低端人口」,亦未可知。

1956 年 11 月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語重心長告誡與會人士︰

「縣委以上的幹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裡。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鬥,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六十一年了,仍然適用,習近平慎思之!


2017年11月27日 星期一

周世宗勢如破竹,唐主錯殺李德明

顯德二年 (公元 955 年) 十二月,後周世宗詔諭吳越王錢弘俶,要求他出兵攻打南唐。

弘俶調遣軍隊屯駐在吳越與南唐的邊境上,等待世宗的命令。蘇州營田指揮使陳滿向丞相吳程建議:「周師南征,唐舉國驚擾,常州無備,易取也。」適逢李璟對江陰地區百姓發佈詔書安撫,陳滿乘機告訴吳程:「周詔書已至。」吳程把有關消息轉告弘俶,希望弘俶立即出兵,豈知丞相元德昭曰:「唐大國,未可輕也。若我入唐境而周師不至,誰與并力,能無危乎!請姑俟之。」大表反對。吳程力爭,弘俶卒之採納其意見,派鮑脩讓、羅晟領兵前往常州。途中,吳程對將士說:「元丞相不欲出師。」致使將士大怒,有人甚至揚言要擊殺元德昭。弘俶把德昭藏於自己府內,且派人捕捉發放流言者,感嘆道:「方出師而士卒欲擊丞相,不祥甚哉!」

戰爭固然可令生氣勃勃的國家一展英姿,但也能令本身羸弱不堪的國家暴露種種潛在矛盾,吳越因響應後周軍事行動而弄得內部一團糟,反映其暗藏隱憂。

後周世宗派韓令坤攻揚州,令坤先遣白延遇率數百騎兵馳入城內,未遭發現。令坤隨即率大軍前來,南唐東都營屯使賈崇焚燒官府民舍,棄城南逃。副留守工部侍郎馮延魯「髡髮被僧服」假扮和尚藏匿於佛寺,被後周軍隊搜出 (敵軍一來,不是逃走,就是自保,南唐焉能不亡?)。揚州得來全不費工夫,令坤安撫當地百姓,讓他們恢復過正常生活。

揚州之外,鄂州 (「庚寅,王逵奏拔鄂州長山寨,執其將陳澤等,獻之」)、泰州 (「韓令坤攻泰州,拔之,刺史方訥奔金陵」) 亦先後落入後周手中。有一南唐天長制置使耿謙,向趙匡胤投降,繳獲軍糧二十餘萬。

形勢越來越不利,李璟只好「遣人以蠟丸求救於契丹」,可惜蠟丸被靜安軍使何繼筠截獲。

顯德三年 (公元 956 年) 三月,世宗在淝橋自行搬一塊大石到水寨,供軍隊石砲發射之用。跟著過橋的官員見狀,每人也各搬一塊 (此見世宗力大無窮,身先士卒)。趙匡胤入壽春城的護城河偵查,城上有人把「大如屋椽」的箭射向他攔截。牙將張瓊用身體給匡胤擋箭,箭擊中他大腿,一度昏厥,後「死而復蘇」。箭頭插在大腿骨內拔不出來,張瓊喝了一大杯酒後,讓人砸爛骨頭取箭頭。張瓊大量失血,但神色自若。

上自皇帝,下至官員牙將,都驃悍過人,南唐注定倒霉 (舞文弄墨的文人政權,怎能抵擋得住能征慣戰的軍人集團?)。光州 (何超以安、隨、申、蔡四州兵數萬攻光州。光州刺史張紹棄城走,都監張承翰以城降)、舒州 (郭令圖攻陷舒州,舒州人逐郭令圖,鐵騎都指揮使洛陽王審琦選輕騎夜襲舒州,復取之)、蘄州 (唐蘄州將李福殺其知州王承巂,舉州來降) 相繼失陷,李璟派李德明、孫晟前往交涉,「請去帝號,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仍歲輸金帛百萬以求罷兵」,被世宗斷然拒絕 (「上以淮南之地已半為周有,諸將捷奏日至,欲盡得江北之地,不許」)。

李德明竭力遊說,承諾用 5 日時間勸服李璟「盡獻江北之地」,以換取干戈之平息,世宗同意。孫晟跟李德明一同返回金陵 (南唐首都),世宗派專人沿途護送,並賜書曰:「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終不迫人於險。」又曰:「俟諸郡之悉來,即大軍之立罷。言盡於此,更不煩云,苟曰未然,請從茲絕。」

李璟聽德明盛稱世宗威德及甲兵之強,力勸自己割讓長江以北土地,心感不悅。宰相宋齊丘趁勢攻擊「德明輕佻,言多過實,國人亦不之信」,且「以割地為無益」。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素來與德明、孫晟有過節,譖告德明「賣國求利」,李璟信以為真,怒不可遏,竟將德明斬首示眾。

忠臣喪命,小人當道,南唐錯失時機跟後周媾和,滅亡乃遲早之事。

[主要參考資料]

1. 司馬光,《資治通鑑》。

2017年11月26日 星期日

南唐求和

後周世宗以武平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逵為南面行營都統,領兵攻南唐鄂州。王逵一行人途經岳州時,岳州團練使潘叔嗣竟向部隊提供財物作為軍餉,奉事甚謹。王逵左右貪得無厭,有拿得不夠的,反過來譖告潘叔嗣謀反。王逵大怒,叔嗣懼不自安 (獻媚求自保未必能如願以償,叔嗣為之,多少反映南唐頹敗之勢已成)。

李璟聞湖南兵將至,命武昌節度使何敬洙徙民入城,準備固守 (此見唐主怯懦)。敬洙不從,積極備戰,曰:「敵至,則與軍民俱死於此耳!」贏得李璟讚賞。

世宗將浮橋遷到下蔡鎮,親自前往視察。廬州、拜州、光州、黃州巡檢使司超上奏「敗唐兵三千餘人於盛唐,擒都監高弼等,獲戰艦四十餘艘」,形勢大好。

世宗命趙匡胤加速行軍襲擊清流關。皇甫暉等列陣於山下,方與後周前鋒部隊交戰,匡胤竟領兵從山後竄出,偷襲唐軍。皇甫暉大驚,走入滁州,打算斷橋自守。豈知匡胤帶著兵馬渡河,直抵城下。暉曰:「人各為其主,願容成列而戰 (希望能和你列陣對戰)。」匡胤笑著答應要求。暉率部眾出城,匡胤突然單槍匹馬衝入南唐軍陣,大呼曰:「吾止 (只) 取皇甫暉,他人非吾敵也!」皇甫暉被匡胤手中長劍擊中頭部,與姚鳳一同遭生擒,滁州落入後周手中。

趙匡胤驍勇善戰之餘,決不徇私枉法 (父親趙弘殷為馬軍副都指揮使,半夜領兵至滁州城下,要求開門。匡胤曰:「父子雖至親,城門王事也,不敢奉命!」)。

他又重用人才如竇儀 (世宗派翰林學士竇儀前往滁州檢查城內寶物,匡胤此時遣親信想把寶物裡的絹取走。竇儀曰:「公初克城時,雖傾藏取之,無傷也。今既籍為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也。」匡胤自此厚待竇儀)、趙普 (薊人,永興節度使劉詞幕僚。滁州平,范質薦普為滁州軍事判官。匡胤跟他交談,非常喜歡。當時捕獲強盜百餘人,本來都被判處死刑,趙普請先審訊後再判決,結果十分之七八的強盜都活了下來)。

凡臨陣作戰,「必以繁纓飾馬,鎧仗鮮明」,故意為敵人所識別,可謂自信十足。

如此一名人物,對世宗來說,既是得力助手,也是一大隱憂。

持續軍事失利使李璟派泗州牙將王知朗前來求和:「唐皇帝奉書大周皇帝,請息兵脩好,願以兄事帝,歲輸貨財以助軍費。」世宗未有回應,繼續軍事行動,命侯章等攻壽州水寨,且「決其壕之西北隅,導壕水入於淝」。

皇甫暉臨死 (傷重難癒) 前說:「臣非不忠於所事,但士卒勇怯不同耳。臣曏日屢與契丹戰,未嘗見兵精如此。」並盛稱趙匡胤之勇,或許可以解釋世宗不退兵的原因 (得勢當然不饒人)。

世宗未幾乘揚州沒有守備,派韓令坤等對之發動襲擊 (從「戒以毋得殘民;其李氏陵寢,遣人與李氏人共守護之」,可見世宗沒有傷害老百姓、羞辱南唐皇室之意)。

南唐軍隊屢戰屢敗,李璟十分恐懼,派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鍾謨,以及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向後周奉表稱臣,請求退兵。同時「獻御服、湯藥及金器千兩,銀器五千兩,繒錦二千匹,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斛」,送抵壽州城下。

世宗帶著全副武裝的士兵見二人,說:「爾 (你) 主自謂唐室苗裔,宜知禮義,異於他國。與朕止 (只) 隔一水 (淮水),未嘗遣一介脩好,惟泛海通契丹,捨華事夷,禮義安在?且汝欲說我令罷兵邪?我非六國愚主,豈汝口舌所能移邪!可歸語汝主:亟來見朕,再拜謝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觀金陵城,借府庫以勞軍,汝君臣得無悔乎!」

言下之意,非李璟親自認錯,卑躬屈膝,南征絕不會停止。南唐第一次求和,以失敗告終。

[主要參考資料]

1. 司馬光,《資治通鑑》。

2017年11月25日 星期六

一周年,斯人獨憔悴

一年前,我和曉瑩相約在青衣城聚首。那天我正在感冒,咳得挺嚴重,我們本來約定 12 月初才見面 (因為 2010 年 12 月 4 日下午六時是她在我眼前走遠的日子),由於她沒空,只得提前。爽快約定時間和地點後,我們在下午一時就見面了,過程很順利。

我在 A 出口候她,坦白說,我十分享受候她的時光。曉瑩終於到來,沒有當年大學時熟悉的黑色衣著,卻帶有些輕淑女的韻味,畢竟時日令她成長了。她第一句對我說的話是:「還可以吧?」她的意思是問我有否覺得她老了,我答:「沒有。」的確,她跟六年前沒有太大分別,淡掃蛾眉配上略為鮮紅的唇膏,仍舊耐看。

我們本來打算飲茶,但人實在太多,於是改往譽居用膳。出門時,我在百佳買了一盒愉快動物餅,我喜歡餅乾上的圖案,希望送給曉瑩,讓她看見快樂。可是,那天不斷交談,到最後她走了,我始終來不及送,結果我獨自沮喪把餅乾吃掉。

我們聊了不少話題,有政治、有大學往事、有這幾年來的個人經歷,具體說了哪些內容,我現在已記不起。

唯一印象最深刻是,我去畢洗手間,重返餐廳時,曉瑩按電話的神態,活像一個年輕貌美的少婦。我看在眼裡,內心忽然一陣感慨,原來她早已不是當年的少女。結帳時,那張信用卡,手上那枚閃亮的戒指,刺得我的心很痛,幸好我懂演戲、懂掩飾,她未有為意。我卒之能夠跟她揮手說再見,只可惜她已成為另一個人的伴侶。

往後的日子,我仍心存寄望。直至知悉她已跟人同居,視太子為自己「屋企」,粉嶺住所成為她外家,我才猛然醒覺,一切都回不去,無法重來。我不捨得,苦苦糾纏,換來是尊嚴掃地,人格破產,一堆堆罵名,兩個多月前 (9 月 2 日中午),她和我斷絕來往,直到今日。

曉瑩卒之可以少點煩惱,安心做別人的好妻子,好媳婦。但我呢?痛到極處,頓覺人生了無意義,不知為何而活。

或許,我應把去年種種,當作從未發生,她一直都沒我的心,對我毫不在乎......

只是,儘管如此想,我的腦海依然泛起她的笑臉、她的話語,「駛咩睇厭世哲學家吖,我咪夠厭世囉」,心很痛。

<初見後記>是我於約會後自創:「夢裡魂牽凡六載,伊人如舊容未忘。論事談天說前塵,但求好夢還未完。」一個寒暑,好夢難再,斯人獨憔悴。

戴季陶談中山思想

戴季陶早年加入同盟會 (留日時認識蔣介石,與蔣為結拜兄弟),後來成為孫中山秘書。有見孫逝世後共黨分子積極分化國民黨,遂於 1925 年撰《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以團結國民黨,在意識形態上和共產主義劃清界線。

五部著作闡述中山思想

(1) 《民權初步》(寫於民國五年)

戴氏認為,這「不是一個理論,乃是一個組織民眾的基本方法」。「要有訓練有組織的國民,才能夠在國際的政治鬥爭上得勝利,才能夠得到真正的民權,才能夠運用真正的民權,建設民生主義的安樂幸福的社會」。

(2) 《孫文學說》(寫於民國六七年中間)

歷經辛亥革命的假成功和二次革命的真失敗,孫「認定彌漫中國當時人心的知易行難的思想,是阻礙革命的大障礙物,於是創為行易知難的學說......作為改變中國人心理的基礎。這行易知難的話,有兩層意義,一層是能知必能行,一層是不知亦不能行。」戴氏據此謂孫「是一個主知主義者」。

(3) 《軍人精神教育》(民國十年在桂林集合各軍將校講演的紀錄)

全書旨在培訓革命軍人,其思想可用幾句話表達:「天下之達道三,民族也,民權也,民生也。所以行之者三,智也,仁也,勇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何?誠也。誠也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戴氏覺得,孫這一部份思想,關於道德的主張,應劃歸「能作」,乃繼承古代中國正統的倫理思想,跟「所作」對揚,「所作」指孫的政治主張,「由現代世界的經濟組織國家組織國際關係種種制度上面著眼,創出的新理論」(以求知的精神,盡量吸收近代科學知識,應用科學的方法,向現代科學文明迎頭趕上,亦屬「所作」)。

戴氏稱孫為「中國繼往開來的聖哲」,且強調孫生前汲汲於復興中國民族文化的自信力。

(4) 《三民主義》(民國十三年講稿)

「三民主義」是孫一生偉大創作的本體,其目的「是在救國」。它「並不是三個部份。就本體上看,只有一個民生主義。就方法上看,才有民族民權民生三個主義」。

「民族主義是三民主義革命的第一步工作,也可以說是實行民生主義的基礎。就是要達解決民生問題的目的,便要先排除障礙民生的惡勢力,要排斥障礙民生的惡勢力,第一便先要民族自身具備一種偉大的能力,把國家和民族的地位,扶植起來,脫離帝國主義的壓迫,造成完全自由獨立的國家。」

「民權主義是為甚麼呢?就是要解決民生問題,必定要人民自身來解決,才是切實,才是正確。所以為了解決民生問題,就非建設人民的權力不可,尤其非建設起在政治上經濟地位上立於被壓迫地位的農工階級的權力不可。所以三民主義中的民權主義,是主張全體人民男女的普通直接民權。」

國民革命,「最初的動機,最後的目的,都是在於民生」,而「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

(5) 《實業計劃》(民國九年完稿)

實行民生主義的第一部規劃,分設計、組織、管理三個部份。「把全國的人口、土地、生產消費的能力,三件大事作標準,製成總規劃」,旨在「增加中國的生產能力,同時防止由生產能力發達而生的社會病」。

戴氏指孫看見「工業革命之後,實業集中。在私有財產的原則上面,少數有產階級的人,一方面負設計組織管理之全責,一方面操分配的全權,而結果便享受最大限的報酬。一切實業的運用,又都在自由競爭與工銀制度兩個原則之下。種種社會病,都由此產生出來。大多數從事於勞動的人民,和生產機關分離開來,農民失卻土地,工人失卻工具,形成一個極大的無產階級。所謂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原則,只適用於極少數的有產階級。這就是由經濟生活不平等而引起政治不平等的現象」,但須知「中國的經濟問題,是以生產問題為主要部份,而及於分配問題,不是像生產已經過量發達的國家,以分配問題為主要部份,而後及於生產問題」。故此,「只要革命黨的訓練充分,能夠建設得起內力充實的革命政府,由革命政府來解決土地問題和資本問題」。

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異同

在論述「三民主義」時,戴氏對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作出嚴格區分:

(a) 民生主義在目的上與共產主義完全相同。因為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所要解決的問題是相同的。

(b) 民生主義在性質上與共產主義完全相同。因為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都是突破了國界,以全世界為實行主義的對象。

(c) 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在哲學基礎上完全不同。共產主義,是很單純的以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為理論的基礎。而民生主義,是以中國固有之倫理哲學和政治哲學的思想為基礎。

(d) 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在實行的方法上完全不同。共產主義以無產階級之直接的革命行動為實行方法,所以主張用階級專政,打破階級。民生主義是以國民革命的形式,在政治的建設工作上,以國家的權力,達實行的目的。所以主張革命專政,以各階級的革命勢力,阻止階級勢力的擴大,而漸進的消滅階級。

戴氏進而說:「今天中國國民黨同志當中,我們很看得出有兩種人。一種是要民生主義之名而反對民生主義之實的。這一種人......很快會要變成被革命的東西。一種是要民生主義的實際,而不願意要民生主義之名的。這一種人,我覺得可以是先生所說中國人失卻了民族自信力一種現象。一個民族,沒有認識自己的歷史承認自己的歷史的勇氣,沒有信任自己的民族能夠創造世界文化的勇氣,這實在是很不幸的一件事實。」

左右開弓,既批評國民黨老同志假裝革命,亦鞭撻共黨分子媚外親蘇。

以仁愛為基礎,國民革命是聯合各階級的革命

戴氏相信孫高度珍視中國固有仁愛思想,以之作為全人類得真正解放的關鍵。由愛中國人,推擴到愛全亞洲被壓迫民族、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再到愛一切人類,「大亞細亞主義」因此不是大亞洲主義,也不是大中國主義。

愛中國人的心,生出救中國的行為。要把中國從世界帝國主義的鐵鍊束縛之下解放,產生民族主義。要拯救最受痛苦又為最大多數的農夫工人,產生民生及民權主義。孫據此反對「資本主義和由資本主義發展開來的帝國主義與為資本主義基礎的個人主義」。

孫亦不贊成「以階級鬥爭為絕對的手段之社會革命思想」,戴氏說:「我們所以不認階級鬥爭為革命唯一的手段的原故,並不只是在國民革命時代,為維持聯合戰線而糊塗過去。我們是認為在階級鬥爭之外,更有統一革命的原則。階級的對立,是社會的病態,並不是社會的常態。這一種病態,既不是各國都一樣,所以治病的方法,各國也不能同。中國的社會,就全國來說,既不是很清楚的兩階級對立,就不能完全取兩階級對立的革命方式,更不能等到有了很清楚的兩階級對立才來革命。中國的革命與反革命勢力的對立,是覺悟者與不覺悟者的對立,不是階級的對立。所以我們是要促起國民全體的覺悟,不是促起一個階級的覺悟。知難行易說在革命運動上的意義,便是如此。並且就事實上看,我們中國數十年來的革命者,並不出於被支配的階級,而大多數卻出於支配階級。因為在中國這樣的國家裡面,除了生活能夠自如的人而外,實不易得到革命的智識,所以結果只是由知識上得到革命覺悟的人,為大多數不能覺悟的人去革命。」

用 (i) 利己還是利他 (ii) 能否愛最受痛苦的農夫工人和沒有工作的失業者來分別革命、反革命,再聯合各階級已覺醒的革命分子,為最受痛苦的平民而奮鬥 (治者階級的人覺悟了為被治者階級的利益來革命;被治者階級勞動階級農民階級起來為自己利益而革命),這才是真正的國民革命。

結語

戴氏最後尊孫中山為「孔子以後第一個繼往開來的大聖」。從契接仁心、開出外王 (成就民主與科學) 一面看,未嘗不對。

可是,他以《大學》、《中庸》作為孔子思想,失於膚淺。把中國千百年專制黑暗歸咎於老子 (派生出頹敗的個人主義和殘酷寡恩的法家思想)、佛教,也稍欠公允。

至於「二千年來許多咬文嚼字的腐儒,一切似是而非的尊孔的論辯,爭道統的混戰,在中山先生創國的青天白日朗照之下,完全失了存在的意義。他們那些沒有建國經綸的空談性理,沒有實際效用的偷閒文學,那才真是失了創造文化能力的中國人的供狀」,更是對宋明儒學完全不了解,反空談性理、重實效等仍不脫清儒窠臼 (此為戴氏之認知局限)。

按照戴氏對中山思想的定位,它明顯較五四「全盤西化」、「打倒孔家店」的激進思想保守,卻又不如熊十力等新儒家輕視知解理性,帶有「智識主義」性格。晚年歸宗孔子和朱子的錢穆先生,在<敬告中華民國的青年們>(收錄在《歷史與文化論叢》) 稱孫「是中國近代的大聖大賢」,值得玩味 (彷彿孔子、朱子、孫中山、錢穆在思想上一脈相承,崇尚仁智兼備,品德與事功並重)。

美國左翼自由主義 (liberalism) 哲學家羅爾斯 (John Rawls),1971 年發表成名作《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其中反對極端個人主義和放任主義、要求財富不均必須對社會上最不利者帶來最大利益,皆與孫中山不謀而合,英雄所見略同。換言之,中山思想是左翼自由主義 (中間偏左路線) 的一種。



2017年11月24日 星期五

修頓署任港督

金文泰卸任,由輔政司修頓爵士署理港督一職。

早年生平

修頓 (Sir Wilfrid Thomas Southorn,舊譯蕭敦) 1879 年 8 月 4 日在英國華威郡的利明頓礦泉 (Leamington Spa) 出生,父親任職拍賣官,也是估價員及物業代理。少年修頓入讀華威學校 (Warwick School),後來進入牛津大學基督聖體學院就讀,1903 年取得文學士學位。

大學畢業後,修頓加入殖民地部,旋即被派往錫蘭 (今斯里蘭卡) 任職。1904 年任北部省政府代表的署理辦公室助理。1905 年 5 月調任北中省政府代表的署理辦公室助理。1907 年 4 月調往漢班托特的坦加勒 (Tangalla) 任署理區域法官。1909 年 7 月調回可倫坡任海關港口檢貨官,同年成為輔政司署任候補輔政司 (Additional Colonial Secretary)。1911 年 11 月,修頓出任馬塔拉 (Matala) 助理政府代表,1914 年 8 月任特委輔政司 (Extra Colonial Secretary) 兼錫蘭總督的私人秘書,1915 年 9 月返可倫坡任副海關課稅官兼港口檢貨官。

一戰爆發,修頓一度離開錫蘭,投身軍伍,1919 年重歸故地,出任第二助理輔政司兼錫蘭總督私人秘書。1920 年 7 月,他獲擢升為首席助理輔政司,次年被委任為首席海關課稅官兼可倫坡港口委員會主席。1924 年 10 月,修頓加入錫蘭立法局,擔任官守議員,11 月進一步成為錫蘭行政局官守議員。

經過多年歷練,累積了豐富的行政經驗,修頓 1926 年 5 月 1 日調至香港出任輔政司。任內主持 Z.B.W. 電台的啟播儀式,Z.B.W. 電台即香港電台前身。

展開公營廣播

1921 年,香港首次進行廣播試驗,無線電波由畢打街的香港大酒店與雪廠街的香港電訊報辦公室之間傳播。1923 年,幾位無線電愛好者組織成立「香港無線電學會」,推動無線電廣播,吸引近百人加入做會員。

礙於無線電廣播當時屬於新興潮流產物,港府對「學會」成立顯得手足無措,既不知對傳送訊號有何要求,也不清楚是否要規管廣播,直到英國內政大臣發出明確指示,倫敦相關專才抵港,一連串政策方訂立。

「學會」成立約半年,港府表示:只要符合海軍對波段及時間的規限,原則上不反對試播 (此一階段,港府主要採取消極意義的不干預、不介入)。「學會」得到一間通訊器材公司 (Radio Communication Co.) 支持,每日傍晚六時試行廣播。

1924 年,港府就本地廣播服務粗略規劃出框架:透過一個廣播電台,發送颱風消息、警察警告以及一些關乎公眾利益的訊息,下一階段則播送音樂節目 (此一階段,港府嘗試積極干預、介入)。基於一些原因,廣播電台未有如期 (1925 年) 成立,「學會」單獨苦苦支撐,財政漸告緊絀。

隨著青年會轄下的娛樂委員會 (Y.M.C.A. Entertainment Committee) 在 1927 年底接力,青年會開始參與無線電廣播,為駐港英軍服務。青年會獲商界支持,在灣仔一個小型單位發送廣播訊號,不久得到利舞台東主利希慎答應,借出天台擺放發射器,廣播質素因而大大改善。

唱片錄音技術的突破、報章不時報導外地電台發展的消息、商界對訊號測試的支持,慢慢加強港府推動廣播的信心。1928 年 6 月 20 日,港府宣佈「政府廣播電台 G.O.W. 於晚上 9 時至 11 時,以 300 米波段進行音樂節目測試」。翌日發佈的新聞稿 (《南華早報》全文刊載) 進一步明確決策,表明「香港殖民地的廣播節目將由政府電台傳送,有關測試會持續至年底」,8 月 17 日,《政府憲報》宣布維多利亞山頂發射站的廣播台號為 G.O.W.。

翌年 (1929 年 2 月 1 日),G.O.W. 電台改名 Z.B.W.,由郵政總監史密夫兼任台長,同年 10 月 8 日,首次現場直播音樂會,慶祝新播音室啟用。

Z.B.W. 電台啟播,標誌著香港正式進入公營廣播時代。修頓以輔政司身份署任港督,剛好見證這個歷史變遷。

興建修頓球場

修頓與夫人貝拉‧雪梨‧伍爾夫 (Bella Sidney Woolf,作家,在港期間熱心參與社會活動,擔當大量公職,1926 - 1936 年出任香港女童軍總監,對女童軍發展作出一定貢獻) 注意到香港遊樂場地不足,在他們爭取下,港府 1934 年撥出灣仔一幅土地作球場之用,並以修頓命名,即今天的修頓球場。

總結

修頓伉儷熱心公益,經常出席公開場合,甚得民心。貝璐爵士 (接替金文泰的港督) 卸任,修頓曾署理港督。1936 年 3 月,修頓離港,1946 年退休。

港府初時默許民間試行無線電廣播,變相保障「消極自由」(免受他人干涉的自由)。又公營電台誕生受唱片錄音技術突破、外地電台發展消息影響,反映英國殖民地身份幫助香港走上現代化。

[主要參考資料]

1. "Southorn, Sir Wilfrid Thomas", Who Was Who, London: A & C Black, 1996.

2. The Colonial Office List, London: His Majesty's Stationary Office, 1936.

3. "Sir Thomas Southorn - Knighthood for Hong Kong Colonial Secretary", Hong Kong Daily Press, 5 June 1933.

4. "Sir Wilfrid Southorn - Colonial Secretary Honoured - Long Career in Ceylon and Hong Kong", The China Mail, 3 June 1933.

5. 李少媚,<從 1928 年說起 - 香港廣播服務何時啟動>,http://rthk9.rthk.hk/mediadigest/20130715_76_123003.html


攻打南唐

後周世宗甫即位,先在高平大敗北漢,再於陝西擊退後蜀 (取得秦、鳳、成、階四州,孟昶大懼,急忙致書請和)。世宗「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適逢王朴提出「先南後北」的統一方略 (趙普日後濫觴於此),他於是用王朴為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同時打算對南唐用兵。

南唐君主李璟生性和善柔弱,喜歡寫文章,尤其愛提拔奉承自己的諂諛之臣,致使政事日亂。僥倖滅亡閩國 (十國之一,由閩太祖王審知建立,轄地為今福建,南唐乘其內亂將之消滅)、楚國 (十國之一,由馬殷建立,以湖南為中心,史稱馬楚,南唐乘其內亂派大軍入侵),令他越來越自大,希望吞併天下。李守貞、慕容彥超叛亂,南唐皆有派兵支援。其又與契丹、北漢勾結共圖中原,野心昭然若揭。

不過,宋人史溫《釣磯立談》:「上意熒惑......由是構怨連禍,蹙國之勢,遂如削肌......兵結而不得解矣。未及十年,國用耗半。」南唐看來屬強弩之末,無力應付大規模戰事。比觀之下,世宗剛滅佛 (「帝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為器皿及佛像,錢益少,九月,丙寅朔,敕始立監采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鍾磐鈸鐸之類聽留外,自餘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給其直;過期隱匿不輸,五斤以上其罪死,不及者論刑有差」),府庫收入大增,其取勝機會較高。

顯德二年 (公元 955 年) 十一月,世宗任命李穀為淮南道前軍行營都部署兼知廬、壽等行府事,忠武節度使王彥超充當副將,督侍衞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等十二名將領率軍南伐。李穀一行人搭建浮橋,從正陽渡過淮河。十二月,王彥超在壽州城下擊敗唐兵兩千餘人,先鋒都指揮使白延遇也於山口鎮擊敗千餘唐兵。

捷報屢傳,世宗未有鬆懈,反而詔諭吳越王錢弘俶,請他出兵擊唐。顯德三年 (公元 956 年) 正月,世宗下詔親征淮南,由向訓擔任東京留守,王朴輔助之。

李穀久攻壽州不下,南唐劉彥貞率兵來救,「以戰艦數百艘趣 (前往) 正陽,為攻浮梁 (浮橋) 之勢」,李穀恐懼後路被切斷 (召將佐謀曰:『我軍不能水戰,若賊斷浮梁,則腹背受敵,皆不歸矣!不如退守浮梁以待車駕』),立即停止進攻,退守正陽。

李穀上奏為自己退守的行為辯解:「賊艦中流而進,弩礮所不能及,若浮梁不守,則眾心動搖,須至退軍。今賊艦日進,淮水日漲,若車駕親臨,萬一糧道阻絕,其危不測。願陛下且駐蹕陳、潁,俟李重進至,臣與之共度賊艦可禦,浮梁可完,立具奏聞。但若厲兵秣馬,春去冬來,足使賊中疲弊,取之未晚。」世宗閱覽後非常生氣。

世宗抵達永寧鎮,謂侍臣曰:「聞壽州圍解,農民多歸村落,今聞大軍至,必復入城。憐其聚為餓殍,宜先遣使存撫,各令安業。」至正陽,以李重進代李穀為淮南道行營都招討使,以穀判壽州行府事。至壽州城下,世宗在淝水南側建營,並命令各部隊圍攻壽州,「徵宋、亳、陳、潁、徐、宿、許、蔡等州丁夫數十萬以攻城,晝夜不息」。

另一方面,世宗命令趙匡胤對駐紮在塗山之下的唐軍發動進攻,匡胤派百餘名騎兵前往其營地之後假裝被擊退,並於唐軍追擊的必經之路上設伏,結果成功在渦口大敗唐軍,「斬其都監何延錫等,奪戰艦五十餘艘」。

[主要參考資料]

1. 司馬光,《資治通鑑》。

2017年11月22日 星期三

陽明心學淺析

明代大思想家王陽明的心學,看似簡單,實則不容易講,亦不容易領會,原因是:陽明一生經歷遠較常人曲折,其才智也較常人為高。

根據黃梨洲《明儒學案》,陽明十五歲在塞外闖蕩,十八歲慨然立志學做聖人。入朝為官後,公然與大權閹劉瑾對著幹,被下詔獄,廷杖四十,貶謫龍場驛。劉瑾途中派人加害,陽明投水逃脫,差點送命。瑾死,陽明獲兵部尚書王瓊舉薦,巡撫南、贛。未幾,平漳南、橫水、桶岡、大帽、浰頭諸寇。寧王朱宸濠謀反作亂,陽明領兵討伐,歷經三戰,俘宸濠。晚年征思田,平藤峽盜亂,不久病逝,享年五十七歲。

梨洲謂王學有「學前三變」和「學後三變」。「學前三變」指 (i) 泛濫於詞章 (包括遵照朱子「格物」之說做「窮理」工夫,格竹子七日) (ii) 出入佛老 (iii) 龍場悟道 (即悟「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學後三變」指 (I) 默坐澄心 (II) 專提「致良知」,尤其重視「知行合一」(四十五歲以後) (III) 進入「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無非,開口即得本心,更無假借湊泊」的圓熟化境 (五十歲以後)。稍欠智慧及反思能力,「三變」決不可能出現。一般人缺乏陽明類似經歷,又不像他聰明,用自己意思強不知以為知,結果生出種種誤解,這是王學的不幸!

欲知陽明心學全體,可參讀《傳習錄》乃至《全集》。然而,扼要領略其英華,當看「四句教」和<大學問>。

「四句教」是陽明征思田前夕,與弟子錢緒山、王龍溪論學留下的四句話頭。

「無善無惡心之體」,非言心是經驗世界的中性的認知心靈,而是從「超越一般意義的善惡相對」,突顯心絕對至善 (心的至善和日常的善念不是處於同一層次)。「有善有惡意之動」,純粹至善的心受外物刺激而起作用、起反應,此作用、反應即意念。意念,按照我們日常體會,當然有善有惡。「知善知惡是良知」,雖然心受外物牽引發出的意念有善有惡,心自身卻能夠判別哪個意念是善,哪個意念是惡,此處「良知」不應被理解為良好認知能力,而應視作道德覺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心不只能知,還能行動,消滅惡念於萌芽狀態,把善念貫徹為種種德行,這就是「格物」。

顯然,陽明對心的理解有別於朱子 (基於「理拗不轉氣」的認識,朱子不信有全善的本心),其亦未有從先天氣稟有偏的角度解釋惡的由來。

王龍溪聽畢老師所言,立即發出疑問:「若說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知亦是無善無惡,物亦是無善無惡矣。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錢緒山回答:「心體是天命之性,原無善惡,但人有習心,意念上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修,此是復性體工夫,若原無善惡,工夫亦不消說矣。」

這段對話要緊。理論上,心誠然至善,但現實生活中,心常被私慾、陋習、主觀偏見蒙蔽,而具上升、下降之二幾 (預兆)。上升可成聖成賢,下降則為奸佞邪魔。工夫於是需要,「致良知」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易事。

事實上,陽明早就考慮到龍溪疑惑,曰:「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為善去惡工夫,只去懸空想個本體,一切事為俱不著實,不過養成一個虛寂,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奈何龍溪始終不明其苦心,學問幾經轉手,卒之產生「狂禪」(一味空談良知,不拘禮法,放浪形骸)。

<大學問>是陽明藉詮釋《大學》弘揚其良知教的作品。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大學」指大人之學,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學問。人如何能與天地萬物為一體,關鍵在恢復、彰顯自身固有的怵惕惻隱、不忍、憫恤、顧惜之心。「明」是恢復、彰顯的意思。「明德」指心,人之所以為人的依據。「在親民」,「親民」等於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一種推愛,一種持續不斷的道德實踐。透過實踐 (行) 以展現本心 (知),暗含著「知行合一」。「在止於至善」,以自身固有的怵惕惻隱、不忍、憫恤、顧惜之心,作為日常行事之總原則,不假外求。

陽明本乎自身領悟,批評朱子「格物」判物理吾心為二,主張「心即理」,「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

另外,他表示:「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人須在事上磨,方能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某於此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只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光景玩弄,不實落用功,負此知耳。」

喜歡空談、執於一己之見的自大狂,絕對不會是王陽明的信徒!


2017年11月21日 星期二

親中親出禍來

老董年代的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涉嫌與塞內加爾前外長加迪奧 (Cheikh Gadio) 代表一家中資能源公司賄賂非洲查德和烏干達的政府高層人員,以獲取當地石油生意,於上周末在美國紐約被捕,控以違反「海外反腐敗法」和清洗黑錢。一旦罪成,何最高可被判囚 20 年。

年逾六旬的何,本來是著名眼科醫生,男拔萃畢業,醉心音樂。妻子胡慧中是台灣女星,羨煞旁人。假如未有涉足政治,一心一意行醫濟世,其晚景想必幸福美滿,至少不致受牢獄之災。參政之餘還要親中愛國,中共是什麼模樣的國家,卒之上得山多終遇虎,臨老唔過得世。

何被捕消息傳出,有人翻查到他去年曾經加入「公職人員誠信關注組」,更親自擔任名譽主席。關注組旨在對公職人員 (特別是立法會議員) 誠信進行監察,以利於建立一個開放及具公信力的社會。何當時批評有議員收取捐款無申報,說:「出得嚟行係要還㗎!」又說:「誠信是中華民族最核心價值觀」。誰知最沒有誠信者是何本人,現在他總算要為過去所做壞事承擔責任,予以償還。

昔日高官,今天快將淪為階下囚,全因靠攏中共太甚。總部設於大陸的中資公司,哪一家沒有政治勢力在背後支持?哪一家不代表著某個派系的利益?貿貿然幫它們從事不法活動,笨人出手,遭殃在所難免。「跟車不要跟得太貼」,這句話是有道理的。

從曾蔭權、許仕仁到何志平,似乎反映:有否做過高官沒什麼大不了,最重要是有沒有光明磊落地做人。想起孔子「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古聖先賢之道理,香港有多少人能夠領會?


2017年11月20日 星期一

西征後蜀

「高平之戰」後,周世宗大幅精簡禁軍,擢升精銳,裁汰羸弱。有見於驍勇之士多為藩鎮所蓄養,遂詔募天下壯士,另組殿前軍,由趙匡胤負責選拔和訓練。經過一番整頓,士卒精強,征伐四方,所向披靡。

周世宗「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適逢秦州部份民眾親自到汴京獻策請求恢復舊疆 (秦州為後蜀佔據),他於是派向訓 (獲王溥推薦)、王景等領兵西征。

後蜀孟昶得知有秦州百姓跑到汴京,遣趙季札前往秦州、鳳州巡視邊防守備。趙季札回來奏稱:「雄武節度使韓繼勳、鳳州刺史王萬迪非將帥才,不足以禦大敵。」孟昶問:「誰可往者?」季札毛遂自薦。結果,孟昶以季札為雄武監軍使。

未幾,孟昶又安排王昭遠前往秦、鳳二州佈置兵力,且「以捧聖控鶴都指揮使、保寧節度使李廷珪為北路行營都統,左衞聖步軍都指揮使高彥儔為招討使,武寧節度使呂彥珂副之,客省使趙崇韜為都監」。

大戰旋即爆發,王景拆掉後蜀八個軍營。趙季札至德陽,聞周軍已經入境,懼不敢進,上書請求解職,同時「先遣輜重及妓妾西歸」。季札隻身返回成都,眾人皆以為蜀軍在前線吃了敗仗,全城陷入恐慌。孟昶詢問前線戰況,季札不能應對。孟昶大怒,把他「繫之御史臺」,「斬之於崇禮門」。

在李廷珪率領下,蜀軍於威武城東擊敗周軍,排陳使濮州刺史胡立等被擒。孟昶積極爭取北漢、南唐出兵牽制後周,獲兩國君主答允。

軍事失利,徒勞無功,令宰相李穀堅持請求罷兵。周世宗派趙匡胤到前線視察,匡胤聲稱秦州、鳳州可以攻取。世宗卒之採納其意見。不久,「王景等敗蜀兵,獲將卒三百」。

李廷珪「遣先鋒都指揮使李進據馬嶺寨,又遣奇兵出斜谷,屯白澗,又分兵出鳳州之北唐倉鎮及黃花谷」,斷絕周軍補給。王景則遣裨將張建雄率領二千兵馬前往黃花谷,又派一千人前往唐倉鎮,扼住蜀軍退路。後蜀染院使王巒領兵出唐倉鎮,與建雄戰於黃花谷,兵敗,奔唐倉,遇周兵,又敗,巒及其將士三千人全數被俘。

駐紮在馬嶺、白澗的蜀軍崩潰,李廷珪和高彥儔等只好退保青泥嶺。雄武節度使兼侍中韓繼勳棄秦州奔還成都,觀察判官趙玭舉城投降,從斜谷趕赴秦州的援兵潰退。成、階二州失陷,蜀人震驚。孟昶致書求和,卻因自稱大蜀皇帝,不合禮節,觸怒周世宗。

孟昶求和不成,內心惶恐,「聚兵糧於劍門、白帝,為守禦之備,募兵既多,用度不足,始鑄鐵錢,榷境內鐵器」,民生越來越困苦。

顯德二年 (公元 955 年) 十二月,王景等圍鳳州,韓通分兵到城固鎮,斷絕蜀軍援兵。鳳州陷落,王環、趙崇溥等將士五千人被擒。崇溥不食而死。

周世宗待俘虜及秦、鳳、階、成四州人民以寬仁 (「乙卯,制曲赦秦、鳳、階、成境內,所獲蜀將士,願留者優其俸賜,願去者給資裝而遣之。詔曰:『用慰眾情,免違物性,其四州之民,二稅徵科之外,凡蜀人所立諸色科傜,悉罷之。』」)。

此後雙方暫時再無戰事。

[主要參考資料]

1. 司馬光,《資治通鑑》。

2017年11月19日 星期日

地獄之門打開

李飛來港講《基本法》,實際是要傳達習帝旨意。觀乎「參天之木,必有其根;懷山之水,必有其源」、「自古英雄出少年」、「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一類旁徵博引,以及「從行為上看是荒謬,從性質上講是違法,從情感上都是絕對不能容忍的」的韻句運用,幾乎屬習一貫風格。50 間中學的學生被要求看直播做筆記,決非偶然,因李所言全代表聖上意思也。

李飛長篇大論,重點有十:

(1) 自吹自擂中共如何大國崛起,對昔日血腥惡行隻字不提

在中共帶領下,經過建國 60 多年和改革開放近 40 年的艱苦奮鬥,中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綜合國力已進入世界前列,人民面貌、國家面貌、民族面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邁進一個前所未有的新時代。不但洗雪了近代百年民族恥辱,還向世界發出響亮的中國聲音,為人類社會發展提供一套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道路,創造出中華民族歷史的華彩新篇章。

(2) 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凌駕《基本法》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依據不是《中英聯合聲明》。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這個「根」和「源」,就沒有《基本法》。

(3) 嚴打分離主義、自決港獨、勇武抗爭

在社會、校園排斥「一國」,抗拒中央,搞「本土自決」、「香港獨立」,否定、詆毀中央人民政府對香港的管治,否認香港是中國一部分,乃至揭櫫「勇武抗爭」大旗,是荒謬、違法、不能容忍。

(4) 將全面實行洗腦教育,並打破公務員政治中立的優良傳統

為了香港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長,有必要在香港樹立正確的國家觀念、「一國兩制」觀念。全社會加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基本法》的宣傳教育,提升國家觀念和公民意識,讓香港市民尤其是公職人員和青少年客觀認識國情,正確認識憲法,主動遵守憲制,共同維護法治。

(5) 消解 97 前香港擁有的準國家地位,使之類似於西藏、新疆自治區

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內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直接管轄、享有高度自治權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不是獨立或半獨立於國家的政治實體。相較於中央人民政府與省、自治區、直轄市等通常的中央與地方關係,作為地方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被授予了更多的管理本區域事務的權力。

(6) 重新詮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港人治港」不是說香港特別行政區所有的事情都由港人自己來管,中央甚麼都不管。「高度自治」不包含港人具「自決」、「獨立」的權力。

(7) 杜絕反對中共管治的言論

香港特別行政區負有尊重國家憲法,維護國家憲制秩序的責任。要做到尊重國家憲法、維護國家憲制秩序,一個基本前提就要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要尊重人民所選擇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尊重內地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在認同國家憲制的基礎上,香港特別行政區應主動地將在香港實行的這套特別行政區制度與整個國家所實行的制度相對接,維護中央的權威和法定權力,保障國家的統一和國家制度的順暢運作。

(8) 迫逼港共加快《基本法》第 23 條立法

香港特別行政區負有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的責任。為《基本法》第 23 條立法,責無旁貸。

(9) 對批評、譏諷、嘲笑中共者予以恫嚇

香港特別行政區負有維護國家發展利益,努力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責任。香港是祖國大家庭的一員。香港的命運從來都同國家的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血脈相連、榮辱與共。唱響中國,維護國家的發展利益,就是維護香港的根本利益;唱衰中國,損害國家的發展利益,就是螳臂當車,最終也將是損人害己。

(10) 以投資為名,騙取港人辛苦賺來的血汗錢

香港特別行政區負有維護香港本地長期繁榮穩定的責任。特區政府應更積極有為,擔當「促成者」和「推廣者」的角色,抓住國家「一帶一路」倡議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帶來的機遇,用好特區在基本法下開拓對外事務的權利,適時擴大投資,為經濟注入新動力。

上述種種,等於宣告中共在香港正式實行「一國一制」!地獄之門已經打開!

香港破亡,處處有人講歪理,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形容香港批評中共者「擁有花崗岩的頭腦,幾十年不變,永遠活在過去、糾纏於歷史上發生的不幸事件不放,時不時打開民族已經癒合的傷疤,不願承認香港已經回歸祖國,已經納入中國的體制之下。」既然如此,何必重設初中中史必修科?利用中史完成某種政治任務,要染紅赤化下一代,不是十分明顯麼?

還有梁愛詩、范徐麗泰、劉兆佳、湯家驊、葉國謙一眾應聲蟲,唯恐賣港不及,彭定康 1996 年說:「我感到憂慮的,不是香港的自主權會被北京剝奪,而是這項權利會一點一滴地,斷送在香港某些人手裡。」廿年後不幸應驗。

汲汲於要求港共擴大對「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的投資,彷彿透露中共經濟暗藏隱憂。「一國一制」來臨,無人權、失自由、遭洗腦尚算其次,私有財產會否被取消,節衣縮食供的單位他朝會否仍然屬於自己,這些才是大問題。

2017年11月18日 星期六

二戰前香港最偉大的總督

1929 年,海峽殖民地總督克利福爵士突然因病提早退休,殖民地部安排金文泰接替,1930 年 2 月 1 日,金不情願地離開香港,結束其只有四年多但大受好評的任期,2 月 5 日抵達新加坡履新。

離別在即,多名華人代表上書英國政府希望挽留金文泰,可惜未獲接納。金留下「離開使得我們一直很愉快的香港是十分痛苦的事情……我寧願快樂地留在這裡,不想去其他地方」,迄今讀來仍令人動容。

綜觀金文泰的作為,他無疑與第五任港督羅便臣比肩,對香港發展有極大貢獻。

羅便臣上任,正值高和爾醜聞鬧得沸沸揚揚、法院和警隊長期無理欺壓華人,他立即作出處理、肅清,成功消弭管治危機。金文泰抵港,適逢「省港大罷工」進行得如火如荼,他運用靈活外交手腕緩和矛盾,平定亂事,卻不得失廣州政府,跟羅一脈相承,皆致力維持香港和平穩定。

羅便臣提倡「官學生計劃」,規定官學生要到廣州受訓兩年,學習當地語言與文化、「四書」和《三字經》;且成立中央書院,培養「與外國強權協力的港式愛國主義」(主張引入英國民權思想、自由貿易、工業主義、立憲政治以令中國強大)。金文泰主張香港大學成立中文學院,請來前清太史賴際熙、區大典等翰林教授經史之學,抗拒五四「打倒孔家店」、推崇白話文的激進思潮;並創辦官立漢文中學,為「保存國粹以挽救中國的港式愛國主義」推波助瀾。

羅便臣用心把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地段發展為商業及居住用地,香港邊界得以順利向北拓展。金文泰用友善態度認真看待新界鄉民訴求,廢除不合理的補地價政策,同時改組「新界農工商業研究總會」為鄉議局,賦予鄉紳更多管理地方事務的權力,香港邊界進一步延伸至深圳河。

香港有自己的貨幣、郵政,始於羅便臣。香港有自己的機場、空軍基地,始於金文泰。因應市民缺乏食水,夜行欠方便,羅便臣下令興建薄扶林水塘,授權英國企業家威廉‧格倫成立「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為維多利亞城提供煤氣照明服務。因應民間 (主要是教會團體及接受西式教育的華人精英) 反蓄婢呼聲熾烈,金文泰勒令所有「妹仔」必須在 1930 年 5 月 31 日前接受登記,且嚴禁再販賣「妹仔」。城門水塘擴建、九龍醫院和瑪麗醫院落成,亦照顧到市民的食水及醫療需求。

政制發展上,羅便臣改組立法局 (有三個非官守議席可由獨立人士出任),金文泰薦周壽臣入行政局、用曹善允及布力架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民意越來越受港府重視。

結合羅便臣奠定香港轉口港地位,金文泰奠定香港本土華人工業的基礎,謂二人是「二戰前香港最偉大的總督」,實無半點誇張 (有趣的是,金文泰官學生出身,與羅便臣有著巧妙的淵源)。

1934 年 6 月,金文泰以健康理由提早退休,由海峽殖民地輔政司郝德傑 (後來成為第 19 任港督) 署任海峽殖民地總督。退休後的金定居英國,從事寫作和學術研究,1947 年 4 月 5 日因心臟衰竭逝世,終年 71 歲。

順帶一提,金文泰在香港邂逅夫人佩內洛普‧露絲‧科博德‧艾爾斯 (Penelope Rose Cobbold Eyres),二人在香港成婚。金夫人一直對丈夫工作給予全力支持。夫婦倆常四處遊歷,新界地區不少山徑都是最先由他們開辟而來。金督馳馬徑和金夫人馳馬徑,相傳便是他們在港島經常騎馬郊遊的山徑。

清代文學家招子庸《解心粵謳》,金文泰將之翻譯成英文 Cantonese Love Songs (《廣東話情歌》),出版成書,首次把《粵謳》介紹到英語世界。他又熱愛漢學,是皇家亞洲學會成員,且擅寫書法,屯門通往青山禪院的路上,豎立了一道香海名山牌樓,牌樓上「香海名山」四個大字即出自金文泰手筆。

金還著有 The Chinese in British Guiana (《英屬圭亞那華人》) 及 A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British Guiana (《英屬圭亞那憲制史》),被印度詩人泰戈爾譽為「我在東方遇過最有修養的歐洲人」。

[主要參考資料]

1. 韋爾許 (Frank Welsh),《香港史 - 從鴉片戰爭到殖民終結》。

2.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3. Russell Spurr,《Excellency: The Governors of Hong Kong》。

4. 鄺健銘,《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

5. 余杰,<金文泰 - 深受港人愛戴的「使君」>,收錄於《1927:民國之死》。

6. Airlie, Shiona M.,<Clementi, Sir Cecil (1875 - 1947)>。

2017年11月17日 星期五

推動中文教育

金文泰對中國傳統學問的支持,帶有明顯政治目的。吳倫霓霞認為,金提倡於香港大學設立中文系,旨在「緩和反英情緒及強調古典文學與儒學,以沖淡由新文化及五四運動所引起的近代中國民族意識」。陳劉潔貞則覺得,金是以儒教去抵擋自「省港大罷工」後興起的共產主義思想。

汲汲於保護傳統,另一面自然是「五四」新文化未能在香港社會落地生根。陳雲指出,金文泰的古文教育 (抗拒白話文) 令香港遵循王朝風格,文風、思潮跟大陸區隔,不受民國共和革命影響,大體無誤。作家阿城說:「香港是清朝」、友生說:「前清之遺老遺少......在國內已成落伍,到香港走其紅運,大現神通」,亦非無根之談。

除了主張「加入大學堂之漢文科」,金文泰又在 1926 年 3 月 1 日成立首間中文官立學校 - 官立漢文中學 (即今天的金文泰中學)。

1925 年 12 月,著名官紳周壽臣、羅旭龢、曹善允、李右泉、馮平山等,商議請求政府撥地,創立一所漢文中學。中文科以經史為主,詞章為輔;英文、算術等學科,則仿照官立英文中學,用英文講授,務求中英文並重,使畢業生能投考香港大學和中國內地的大學。建議獲教育司柯美 (G. N. Orme,1923 - 1926 年在任) 首肯,委派漢文視學官李景康負責草擬籌建辦法。活雅倫 (A. E. Wood) 接任教育司,繼續推動這項計劃。終於,官立漢文中學誕生,由李景康任校長。

官立漢文中學以「文 (學文:中英兼擅,具備文化素養)、行(修行:才德並進,實踐律己恕人)、忠(存忠:忠誠處事,勇於承擔責任)、信(主信:信實待人,建立健全人格)」為校訓,出自《論語》<述而>。

全校分為師範、中學和高小三部。創立之初,師範部以醫院道榮華臺 9 - 10 號為其教學地點,中學部和高小部分別假育才書社和醫院道中華會館開辦 (學生共 200 人)。一年後 (1927 年),官立西營盤書院遷校,其舊址成為官立漢文中學的新校舍。

金文泰為表支持,不惜把自己私人珍藏的中國典籍捐給該校圖書館。他同時頒佈《中小學中文課程標準》,規定香港的中文學校採用與國民政府相同的「六三三」學制,使中文學校學生能夠順利銜接大陸學校課程 (當時中文中學畢業生多數會在中國繼續升學)。

官立漢文中學標誌著「中文中學由民間私辦」的慣例被打破。六十年代中文大學創設,校內大部份學生是它的畢業生。它的校友 (如馮秉芬) 也有份參與開辦中大的工作。坊間將它稱為「中大預備學校」(假如皇仁書院和港大滋長「與外國強權協力的港式愛國主義」,官立漢文中學和中大即孕育「保存國粹以救正中國近百年歧出的港式愛國主義」)。

積極推動中文教育之餘,金文泰批出赤柱一塊地皮讓聖士提反書院 (1903 年創立,校舍原本位於西營盤) 興建新校舍,1928 年 4 月 27 日舉行動土儀式 (邀得金親自出席),1930 年學校主樓初步建成 (署理港督修頓爵士主持揭幕)。

[主要參考資料]

1. 陳學然,《五四在香港 - 殖民情境、民族主義及本土意識》。

2. 王齊樂,《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

3.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4. 鄺健銘,《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

5. 陳雲,<香港舊時的通用中文>。

6. 方駿,<官立男子漢文師範學堂 (1920 - 1940):早期香港中文師資的重要搖籃>。

北征晉陽失利

周世宗柴榮生父為柴守禮,守禮乃郭威妻子的兄長。郭威遭族誅,無子嗣生還,遂以榮為養子,任天雄軍牙內都指揮使,領貴州刺史、檢校右僕射。郭威揮軍南下,他奉命鎮守鄴都。

後周建立,柴榮獲授澶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封太原郡侯。其「為政清肅,盜不犯境」,未幾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授開封尹兼功德使,封晉王。顯德元年 (公元 954 年) 正月,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侍中,且判內外兵馬事。郭威死,榮即皇帝位,在「高平之戰」大敗北漢、契丹聯軍。

歐陽修形容世宗「器貌英奇,善騎射,略通書史黃老,性沉重寡言。」唐太宗李世民是世宗敬仰效法的對象,曾說:「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 (指御駕親征),朕何敢偷安!」(《舊五代史》:「昔唐太宗之創業,靡不親征,朕何憚焉!」)

一代英主,行事難免獨斷,馮道力勸勿冒險上前線,諸將言「芻糧不足,請且班師,以俟再舉」,世宗皆不聽。其不致鑄成大錯,全賴自身判斷準確 (判斷劉崇必親征一事可見),以及身邊有一群大將 (如趙匡胤、張永德等) 支持。

高平一役結束,世宗論功行賞。李重進兼忠武節度使,向訓兼義成節度使,張永德兼武信節度使,史彥超為鎮國節度使,趙匡胤擢為殿前都虞候領嚴州刺史 (張永德盛稱其智勇),馬仁瑀為控鶴弓箭直指揮使,馬全義為散員指揮使。

劉崇收集散卒,積極於晉陽進行防禦工事,且再求契丹發兵救援,契丹答應。

世宗派符彥卿等率步騎二萬從潞州出發,開赴晉陽,初「欲耀兵於晉陽城下,未議攻取」。及後入北漢境內,當地人民爭相以食物歡迎後周軍隊,泣訴劉氏賦役繁重,願供軍需,助攻晉陽,州縣來降者不計其數。世宗聞之,萌生兼併之意。

礙於軍用飼料和糧食不足,勉強攻打實無勝算,世宗一意孤行,卒之令軍士到處劫掠,北漢人民大失所望 (「諸軍數十萬聚於太原城下,軍士不免剽掠,北漢民失望,稍稍保山谷自固」)。

世宗設法補救 (「帝聞之,馳詔禁止剽掠,安撫農民,止徵今歲租稅,及募民入粟拜官有差,仍發澤、潞、晉、絳、慈、隰及山東近便諸州民運糧以饋軍。己未,遣李穀詣太原計度芻糧」),卻為時已晚。

晉陽城牆堅固,易守難攻,加上契丹助戰、史彥超輕敵冒進、持續下雨,後周軍隊終由勝轉敗 (「符彥卿奏請益兵,癸巳,遣李筠、張永德將兵三千赴之。契丹游騎時至忻州城下,丙申,彥卿與諸將陳以待之。史彥超將二十騎為前鋒,遇契丹,與戰,李筠引兵繼之,殺契丹二千人。彥超恃勇輕進,去大軍浸遠,眾寡不敵,為契丹所殺,筠僅以身免,周兵死傷甚眾。彥卿退保忻州,尋引兵還晉陽。府州防禦使折德扆將州兵來朝。辛丑,復置永安軍於府州,以德扆為節度使。時大發兵夫,東自懷、孟,西及薄、陝,以攻晉陽,不克;會久雨,士卒疲病,乃議引還」)。

匆忙退兵尤其令「芻糧數十萬在城下,悉焚棄之。軍中訛言相驚,或相剽掠,軍須失亡不可勝計。所得北漢州縣,周所置刺史等皆棄城走」,異常狼狽。

世宗首次嚐到軍事挫敗,卻依舊乾綱獨斷 (「帝違眾議破北漢,自是政事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於上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以為:『四海之廣,萬機之眾,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一以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舉不信群臣也。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為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為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位而親賤事,無乃失為政之本乎!』帝不從」)。

劉崇憂憤成疾,把國事交給兒子劉承鈞。崇不久去世,承鈞繼位,「性孝謹......勤於為政,愛民禮士,境內粗安。每上表於契丹主稱男,契丹主賜之詔,謂之『兒皇帝』」。

[主要參考資料]

1. 司馬光,《資治通鑑》。

2. 薛居正,《舊五代史》。

3. 歐陽修,《新五代史》。

2017年11月15日 星期三

未來希望之所寄

香港全線失救,但年青一代就是不甘心,不認命!

日前「學生動源」和「香港民族陣綫」聯合發起 20 多名中學生和大專生於校外派傳單和設街站,宣揚「香港獨立,重回正途」、「衛港保民,唯有獨立」。「民族陣綫」召集人阿南表示,「今年毋須再避忌,可以旗幟鮮明地講,我哋需要嘅係香港獨立」,他是中五學生。

無獨有偶,獅子會中學多名學生於接受訪問時透露,同學在國歌播放期間常聊天及「眈天望地」。中五學生蔡詩錡更坦言:「自己個心都冇唱,發緊夢」。

枱面上的政治人物,要麼替中共之高壓管治護航,要麼反抗得來畏首畏尾,個個做起分析家、觀察家、評論家。人到中年的專業精英,非籌謀移民他方,就預備委曲求存。自梁游 DQ 案發生後,無一人敢公然宣揚港獨,「棒打落水狗」者倒大有人在。20 多位年青人刻下不怕大眾嘲諷非難,知其不可為而為,「香港獨立」明顯是他們內心所想望,是他們真誠地希望實現的夢想。在混濁昏暗的世道裡,他們的堅持尤其可貴,值得讚賞。

愛國並非洗腦、強迫能夠促成。七八十年代成長的大中華派之所以愛國,源自他們對中國歷史、文學有較深認識,同時親眼目睹胡耀邦、趙紫陽等「改革派」上場,大陸從「一窮二白」變到「一部份人先富起來」,自由民主思想開始於大專院校流傳。他們覺得,中共有可能在政制發展上更進一步,因而投放不少心力關注大陸事務,生起感情,相信中共不會一壞到底。那份情感是發自內在的 (天真無知),非外邊強加。至於六十年代的「左仔」(即老左派),大都拳拳服膺過共產主義,相信過中共是最光明最進步的黨。

今天年青一代歷經「雨革」,對「一國先於兩制」、「中共牢牢掌握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有切身體會。加上大陸人居港者漸多,其所作所為、生活方式,俱惹人反感,偏偏港共還要袒護他們,講什麼大陸機遇處處,香港不夠鄰近其他城市競爭一類廢話。年青人焉能愛中 (共) 國?

又年青一代在香港土生土長,對深圳河以北的鄉下陌生。初中中史必修科及高中中化科取消,令其對中國認知貧乏,遑論同情。習近平大權一把抓,民主無望,自由收窄。無法「兼善天下」,唯有「獨善其身」。

梁愛詩、黃國健妄圖加強國歌教育。敢問: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誰領導對日抗戰?是蔣委員長,國民政府,非中共。《義勇軍進行曲》填詞人田漢下場為何?「文革」時遭批鬥凌辱,關押於秦城監獄,活活被逼死。奴才們集體失智推愛國,只會適得其反,助燃港獨呼聲。

慶幸我城有這麼一小撮年青人,他們將會為香港帶來曙光,猶如二戰時的詹遜 (日本快將投降,詹遜馬上籌組臨時政府,迎英國軍艦前來,協助香港重光)。

2017年11月14日 星期二

高平之戰

後周顯德元年 (公元 954 年),太祖郭威逝世,養子柴榮繼位,是為世宗。

北漢皇帝劉崇乘世宗初立,周室內部不穩,打算大舉入寇,派遣使者向契丹借兵。二月,耶律敵祿 (一作楊袞) 率騎兵萬餘抵達晉陽。劉崇亦親自率領三萬精兵,夥同張元徽等前來,兩軍會師,旋即向潞州發動進攻。

世宗見漢軍來勢洶洶,欲御駕親征。群臣勸止:「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勢蹙氣沮,必不敢自來。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御之。」世宗不聽:「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馮道甚至為此開罪世宗 (馮道固爭之,帝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朕何敢偷安!」道曰:「未審陛下能為唐太宗否?」帝曰:「以吾兵力之強,破劉崇如山壓卵耳!」道曰:「未審陛下能為山否?」帝不悅)。

世宗主意已決,從汴京出發,過澤州,宿於州東北。劉崇不知世宗親征,過潞州不攻,引兵南下,駐於高平之南。未幾,後周前鋒部隊與北漢軍隊相遇,雙方接戰,北漢兵不敵,向後退卻。當時漢軍陣容嚴整,世宗未有畏怯,反而志氣益銳,親自臨陣督戰。

劉崇見後周人馬不多,開始輕敵。耶律敵祿策馬觀望後周軍隊的陣勢和軍容,對劉崇說:「勍敵也,未可輕進。」劉崇不採納。東北風轉為南風,樞密直學士王得中覺得風勢不利,不宜出擊,劉崇也不聽,曰:「吾計已決,老書生勿妄言,且斬汝。」

大戰展開,北漢最初氣勢如虹,樊愛能、何徽 (世宗主將) ,以及上千步兵投降。隨著世宗「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加上趙匡胤、馬仁瑀、馬全義表現奮勇 (太祖皇帝時為宿衛將,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力戰可破也!公麾下多能左射者,請引兵乘高西出為左翼,我引兵為右翼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太祖皇帝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披靡。內殿直夏津馬仁瑀謂眾曰:「使乘輿受敵,安用我輩!」躍馬引弓大呼,連斃數十人,士氣益振。殿前右番行首馬全義言於帝曰:「賊勢極矣,將為我擒,願陛下按轡勿動,徐觀諸將破之。」即引數百騎進陷陳),形勢逆轉。

劉崇褒賞張元徽,催促他乘勝進兵,豈知元徽戰馬被射倒,元徽被殺。元徽乃北漢之驍將,他的死亡,無疑對漢軍造成重大打擊。適逢南風益盛,後周軍隊乘機猛攻,北漢大敗。

劉崇親自揮舞旗幟,始終無法挽回劣勢。耶律敵祿見後周軍隊驍勇,不敢救援,又恨劉崇不聽他勸告,先率領契丹騎兵撤退了。

劉詞及時趕到,後周軍隊得到增援,再次出擊,北漢兵敗如山倒。

「高平之戰」以後周大獲全勝結束。

[主要參考資料]

1. 袁樞,《通鑑紀事本末》。

花有重開日,人無再少年

「花有重開日,人無再少年」出自元代雜劇作家關漢卿的《竇娥冤》。

關漢卿和馬致遠、鄭光祖、白樸合稱「元曲四大家」,源自周德清《中原音韻》序:「樂府之盛之備之難,莫如今時 (指元朝) ......其備則自關、鄭、白、馬,一新製作。」

《竇娥冤》作為關的代表作,內容主要講述窮書生竇天章為償還高利貸,把女兒竇娥抵給蔡婆做童養媳。不出兩年,竇娥夫君死去,張驢兒要蔡婆將竇娥許配給他不成,下毒殺死蔡婆,卻誤殺其父。張驢兒把殺父罪責推到竇娥身上,官府竟將竇處斬。竇娥臨終發下「血染白綾、天降大雪、大旱三年」的誓願,竇天章中第榮歸,聽聞此事,為女兒平反昭雪。

就字面意思解,嬌艷美麗的花朵凋謝後,翌年尚有重新綻放盛開之日。人呢?光陰一去不復返。少年時期悄悄走遠,就不會再回來,只留下額角一條條皺紋、嘴角一聲聲嘆息。

此兩句其實是提醒年青人珍惜光陰,時間非常可貴。

加以引申發揮,此兩句又可教人珍惜,把自身寶貴青春貢獻給你的女伴。

女性最漂亮最動人的時候是十八廿二,那時不用塗脂抹粉,也不用護膚打針,素顏示人即可以顛倒眾生,所謂「十八無醜婦」也。進入廿九加一,肌膚開始衰老,四十以後,更是體力大不如前。一個女人,如果願意把十八廿二一段美好時光用來陪伴你,你是有幸見證她人生中只此一次的美艷時刻啊!她是多麼的對你好,你是多麼的幸運。日後縱使分手,她遇上另一個,那個他已再不能見證、欣賞她最美艷動人的時刻了。她待你那麼好,你不是要倍加珍惜嗎?

「花有重開日」,大自然總算給人希望。「人無再少年」,人生未免無奈悲涼得多。

2017年11月13日 星期一

北漢伐周

郭威即皇帝位,以周室後人自居,建國號「周」。楊邠、史弘肇、王章等「武官系統」要員,一律獲得平反。郭又廢後漢峻法 (「竊盜一錢以上皆死,又罪非反逆,往往族誅、籍沒」),恢復後晉時的規模,頗能撥亂反正。

劉知遠弟弟河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劉崇聞隱帝遇害,本欲起兵南下,郭威迎立湘陰公劉贇做皇帝,劉贇乃劉崇的兒子。劉崇認為,「吾兒為帝,吾又何求。」中止軍事行動,太原少尹李驤期期以為不可:「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即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為所賣。」劉崇大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將李驤及其妻子斬殺,劉贇不久被廢,於宋州遭殺害。

親兒喪命,劉崇與郭威不共戴天,其自即帝位於晉陽,仍用乾祐年號,以并、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為根據地,建立北漢。鄭珙、趙華、劉承鈞、李存環、張元徽、陳光裕俱擔任要職。有一李光美,更負責構建北漢朝廷制度。

劉崇以「高祖之業一朝墜地,今日位號,不得已而稱之。顧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節度使邪。」決定不建宗廟,祭祀如家人。得知劉贇死訊,他後悔錯怪李驤,為之立祠,每年拜祭。然而,昔日風光始終不再,政權缺乏錢財,致使「宰相俸錢月止百緡,節度使止三十緡,自餘薄有資給而已」,國內多貪官,卻少廉吏 (清廉不足以維持生計)。

北漢初立,第一件做的事是乞援於契丹討伐後周 (「北漢主使承鈞覆書稱『本朝淪亡,紹襲帝位,欲循晉室故事,求援北朝。』契丹主大喜」)。因單憑自身兵力不足以對付 (「北漢兵五道攻晉州,節度使王晏閉城不出。劉承鈞以為怯,蟻附登城。晏伏兵奮擊,北漢兵死傷者千餘人......承鈞乃移軍攻隰州。癸卯,隰州刺史許遷遣步軍都指揮使孫繼業迎擊北漢兵於長壽村,執其將程筠等,殺之。未幾,北漢兵攻州城,數日不克,死傷甚眾,乃引兵去」),爭取外援於是顯得迫切。

契丹最後答應提供軍援,不過,此乃鄭珙用厚重財物賄賂,加上劉崇卑躬屈膝 (自稱「侄皇帝致書於叔天授皇帝」) 的結果。

後周郭威重用文臣如馮道、蘇禹珪、李穀 (「李穀沉毅有器略,在帝前議論,辭氣慷慨,善譬諭以開主意」)、范質 (「范質明敏強記,謹守法度」),同時用「夙夜盡心,知無不為」的王峻掌管軍事,國勢蒸蒸日上。

北漢雖有契丹騎兵支持,但戰事勝少敗多 (久攻晉州不下),死傷慘重 (「北漢土瘠民貧,內供軍國,外奉契丹,賦繁役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眾」,跟後周成一對比)。

後周唯一隱憂為慕容彥超。

且說郭威大軍攻打汴京,彥超曾與侯益在北郊抵抗。郭威稱帝,賜詔書安撫彥超,呼其為弟,彥超十分恐懼。劉崇建立北漢,出兵南伐。彥超乘機與之聯絡,另一方面勾結南唐,伺機反周。

廣順二年 (公元 952 年),南唐兵敗 (北漢、契丹早已自晉州北走),彥超失去靠山。郭威遣曹英等領兵討伐,自己亦御駕親征,五月,兗州城破,彥超夫婦投井自盡。

可惜郭威未幾去世,養子柴榮繼位,新政權仍然面對重重困難。

[主要參考資料]

1. 袁樞,《通鑑紀事本末》。

2017年11月12日 星期日

完了吧,如無意外

立法會上周以 43 票贊成、15 票反對通過施政報告致謝議案,乃 9 年來首次。毛孟靜說:「因為 6 位民主派嘅票,被佢 (林鄭) DQ」,確實點出了反對派在議會內困窘的主因。不過,「棒打落水狗」乃人之常情,「執葉律師」何君堯乘機「抽水」:「今日不用狂點鐘,回復稍為正常及像樣的議會,這種風度、風格值得褒獎。」原來沒有反對聲音、失去監督能力、一味稱讚政府的立法會才算正常和像樣,這或許是習近平的意願,卻一定不是具有良知、具有識見的香港人所想望。

立法機關失陷,《國歌法》即將襲來,范婦人、譚惠珠往昔向英國殖民宗主拋盡媚眼,現在竟搖身一變爭做頭號愛國急先鋒,唯恐天下不亂。

什麼「我參加活動時 (播國歌) 便起立,但我是趕著坐港鐵,我不是你活動一部分,我便繼續趕去坐港鐵。這些是常理常識,如果無無謂謂去拘捕,又控告他,法院都會罵你,而且我們警隊真的很專業。」真好笑,中共及其傀儡管治下,常理常識能起作用嗎?黑警要懷疑你,你趕著坐港鐵亦可被視為參與活動一部份,有什麼稀奇?況且「警隊很專業」,委實不敢恭維。

至於「有人付出代價,才會減少犯法」,英國當年有用刑法懲罰噓《天祐女皇》的人嗎?《天祐女皇》有常常被噓嗎?何解《義勇軍進行曲》近年常常被噓,奴才們有反省嗎?

主流傳媒集中追問林鄭於亞太區經濟合作組織會議能否跟習近平會面,奴性盡現。

昔日大罵泛民左膠「和理非」的梁天琦,則在英國稱雙學三子獲釋是「普天同慶」的事,「諗返當時 (指雨革時) 嘅佢哋,就知道係先行者,佢哋係我哋行先一步嘅人,見到佢哋出返嚟係相當開心」,並表示目前已不再推動香港獨立,若香港一早落實真普選,港人就不會有要求獨立的想法。

首先,雙學三子坐的是政治黑獄,完成服務令,律政司還要上訴令其坐牢,他們理論上一天都不應該坐,何解甫獲釋就普天同慶?其次,雙學三子由始至終都堅持「和非理」公民抗命大原則,梁不是另起爐灶,講「以武抗暴」麼?何來今天三子成為「先行者」?是梁變了,抑或其一直假裝勇武,欺騙新東六萬六千選民?其三,「香港一早落實真普選,港人就不會要求獨立」,政治現實的確如此,但梁不是要揭櫫「香港民族」大旗,借助學苑《民族論》的「民族自決」主張爭取香港 2047 獨立嗎?目前不再推動港獨,他是否對「香港民族」一整套論述真心服膺,頗值得疑問。

溫和泛民學者如張達明,指《國歌法》日後執法不會有困難,因為巿民亦可協助執法,變相默許《國歌法》在港實施。宗教領袖如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楊鳴章,稱「唱國歌是自然事,若堅持不唱,根本是違反社會常態」。

我城全面墮落失救,香港完了,如無意外。



進步與保守之間

二十年代的香港,徘徊在進步與保守之間。

社會福利相對進步

香港開埠前,社會保障主要由家庭、氏族、宗親會提供。1920 年後,華人團體如東華醫院、保良局承擔大部份社會福利,但港府也開始積極介入,此和當時一些因素改變有關。

以下四項因素改變觸發港府主動改善社會福利:

(1) 英國不再採用「殖民主義」作為治理香港的準則,而更傾向於「託管統治」;

(2) 工黨在英國本土得勢,工會及社會主義盛行,致使自由放任主義被放棄,代之以建設福利國家;

(3) 大量中國難民湧入,志願組織提供的服務不勝負荷;

(4) 有見於連串罷工,希望藉提高工人生活及工作條件,壓抑其發動工運鬥爭的意識。

港府作出過下列貢獻:

(a) 1922 年 -《工業上僱用兒童條例》(The Industrial Employment of Children Ordinance) 嚴格禁止工廠僱用 10 歲以下兒童,「危險行業」如搬運煤炭、建築材料或瓦礫等一律不准僱用 12 歲以下兒童,受僱兒童工時有一定限制;

(b) 1927 年 - 華民政務司署之下設立負責勞工事務的部門,《工廠條例》(The Factory Ordinance) 規定派出工廠督察;

(c) 1929 年 - 《婦女、青年及兒童工業僱傭修訂條例》(The Industrial Employment of Women, Young Persons and Children Amendment Ordinance) 對女性受僱於某些行業的情況予以規管;

步入三十年代,港府禁止 16 歲以下兒童和婦女從事煙火、製玻璃、鉛加工和朱砂製造等危險行業 (1932 年《工廠及工場條例》The Factories and Workshops Ordinance),且委派一名勞工事務主任 (Labour Officer) 專責處理勞工條件、工會和勞資糾紛等事務 (1938 年,第一任勞工事務主任是畢拉 H. R. Butters)。工人待遇有顯著改善。

值得一提是,英國十九世紀已著力解決童工問題。「男女平等」在一戰後亦慢慢普及 (女性開始獲得投票權),港府政策改變,莫不受國際環境影響。

不過,香港的社會福利雖較新加坡 / 上海等地進步 (《工業上僱用兒童條例》便是東亞首條同類法例),港府畢竟不願花費太多金錢在有關方面,理由是:如果香港情況太好,會吸引更多中國移民湧入。在港府憂慮下,香港的「生存競爭」始終「非常嚴酷」,有些家庭過於貧窮,無法妥善安葬先人,屍體常被棄置街頭 (上述見港府報告,又 1937 年超過 1,300 具街頭屍體被發現)。

政制發展略嫌保守

和社會福利上的表現迥異,港府於政制發展方面採取較保守的態度。

儘管歐籍人士不時提出政制改革訴求:

(i) 1916 年 - 向殖民地部陳情,要求推動政制改革;

(ii) 1917 年 5 月 - 成立「政制改革協會」;

(iii) 1919 年、1922 年 - 英籍居民 (當中包括立法局非官守議員) 爭取更多代表權,

港府仍舊拒絕答應,因它不信任本地歐籍商人 (司徒拔 1920 年斥「政制改革協會」為「荒唐的組織」,1922 年譏笑參與爭取代表權的人為「寥寥可數的歐籍過客」)。

殖民地部尤其擔心港府一旦答應,商業勢力及影響力持續上升的華人將會提出類似訴求。倫敦則向來視香港「是英中關係這個大棋盤上的一個小格子」(歷史學家 John Darwin 語),害怕這個遠東殖民地的政制發展會破壞英中得來不易的友好關係,處處加以反對。

金文泰上任,在大格局上無能為力,唯有從事小修小補。

1926 年 5 月,他委任華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周壽臣兼任行政局非官守議員之職,以填補遮打爵士逝世後遺下的議席。周是最早留學西方的華人之一,就讀哥倫比亞大學,乃顯赫華商和華人領袖 (卸任後其議席由羅旭龢接替)。他成為首位華人行政局議員,在香港史上具有一定意義。

1928 年 (一說 1929 年),金文泰建議立法局增設官守及非官守議席各兩名。8 個 (原本 6 個) 非官守議席中,華人議員佔 3 席,分別是周壽臣、羅旭龢、曹善允 (華人律師,屬九龍區居民),葡籍人士佔 1 席,為商人布力架 (José Pedro Braga)。立法局代表性加強,但總督仍握有絕對決定權。

結語

過往香港有不少地方進步,與其「英國遠東殖民地」身份密不可分。受制於中國大陸形勢,不能做得太細緻、太完滿,故有科大衛所言:「英國就算在國力最鼎盛的時候,也沒有對香港制定什麼社會政策。」(此亦反映英國非刻意待薄香港)。

殖民地,實際是暫託管治地,港督猶如奉清廷及大英帝國之命管治香港的地方官。他可以吸納更多不同人士協助其管治,聽取來自各方的意見,但不能自行解散手上管治權,將之還給人民,也不能危害英中雙方的外交及經貿關係。金文泰所做,已經是「限米煮限飯」,十分了不起。

韋爾許有一段頗堪玩味的記載。且說外交部及殖民地部俱憂慮周壽臣入行政局,將有泄露官方機密的可能。金文泰反駁,指歐籍議員也有泄密的機會。倫敦最後接受金建議,批准周入局,卻自此不許行政局議員接觸機密文件。

作為港督,金文泰可謂盡心盡力,替香港人爭取最大權利,是香港人的父母官。而英國只知從全球戰略佈局著眼、一心維護自身利益,亦非始於今日。

[主要參考資料]

1.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2.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3. 韋爾許 (Frank Welsh),《香港史 - 從鴉片戰爭到殖民終結》。

4. 王賡武,《香港史新編》。

5. Russell Spurr,《Excellency: The Governors of Hong Kong》。


2017年11月11日 星期六

西漢史事補遺

(一)

漢高祖劉邦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平民皇帝。替他打江山的人物,大多出身民間,有做獄吏的 (如蕭何),也有屠狗的 (如樊噲)。仗賴軍功,得以拜相封侯,故漢初朝廷文化水平較低 (叔孫通未訂宮中禮儀,大臣們常在朝堂上做出失禮行為,如飲酒爭論、醉後喧嘩、拔劍擊打殿內銅柱。經過一番整頓,高祖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曹參甚至不諱言自己只是恪守蕭何定下來的規章制度法令辦事。蕭規曹隨,無為而治,多少有點迫於無奈。

文帝時,周勃為右丞相,乃開國元勳。一天早朝,文帝問:「國家一年判決的訴訟有幾件?」、「國家一年的稅收支出是多少?」周勃竟支吾以對,弄得汗流浹背。這件事尤其突顯具軍功者未必擅長處理政治經濟等問題。有一書生賈誼,可謂極富卓識,曾提出「眾建諸侯而少其力」以解決諸侯王坐大問題。惜乎未獲重用,鬱鬱而終。

文帝得以坐上龍椅,跟生母薄太后不好爭權、家族不強勢有關。因為孝女緹縈冒死上書救父,其下令廢除肉刑,寬仁愛民作風,迄今仍為史家所稱道。皇后竇氏生劉啟,啟即漢景帝。景帝性格剛烈,聽從御史大夫晁錯建議削藩,激發吳王劉濞、楚王劉戊等七國不滿,起兵作亂。幸得周亞夫領兵東征,亂事遂平。亞夫是周勃的兒子。

竇太后崇信道家,要求景帝習黃老之學。盡量避免不必要的干預,使百姓生活富足,安居樂業。景帝死,太子劉徹繼位,徹受儒生趙綰、王臧及舅父田蚡影響,傾向儒學,西漢進入新階段。

竇嬰雖為太皇太后堂兄之子,又以軍功封魏其侯,其卻長期不受竇氏喜愛 (曾公然反對景帝把皇位傳給梁王劉武,梁王是竇氏寵愛的小兒子)。竇氏死,竇嬰失去靠山。適逢好友灌夫在酒席中對田蚡出言不遜,被田蚡逮捕下獄,判處死刑。竇嬰營救不成,反被控以「偽造詔書罪」,斬首棄市。田蚡政治上如日中天,標誌著漢武帝皇權逐步上升。

漢武帝藉「推恩令」解決殘留的諸侯王問題,且積極建立士人政府。對外則出兵攻打匈奴,並聯絡西域各國斷其右臂。

陳嬌是漢武帝第一任皇后。魏晉志怪小說《漢武故事》有「若得阿嬌作婦,當作金屋貯之也」,這是成語「金屋藏嬌」由來。陳皇后生得貌美嫵媚、楚楚動人,卻一直未生子。隨著年老色衰,武帝在平陽公主 (即陽信長公主,武帝姊) 府第看中有傾城之貌的衛子夫。衛子夫未幾懷孕,陳皇后失寵,妒火中燒下,多次對衛施毒手,武帝知悉,廢陳到長門宮。

相傳陳皇后被廢後,相當哀怨,時常懷念以往與武帝恩愛的日子,希望再次得到寵幸,遂以千金做酬勞,請當時最負盛名的司馬相如為她作一篇賦,冀望武帝讀畢,可以回心轉意,恢復舊情。該賦即《長門賦》,收錄於南朝梁蕭統編著的《昭明文選》內。

歷史未有記載陳皇后重新得寵 (38 歲去世),倒交代了衛子夫誕下太子劉據,被冊立為第二任皇后。衛青是衛子夫的弟弟,霍去病是衛子夫的姨甥、衛青的外甥,武帝起用二人出擊匈奴,戰績彪炳。

(二)

衛子夫母親衛媼是平陽侯府中婢女,她則是平陽侯府中的歌姬。建元二年 (公元前 139 年) 春,漢武帝探訪其姊姊平陽公主 (平陽侯妻子) 時,看見衛子夫。武帝借機將她臨幸,平陽公主於是把衛子夫及其弟弟衛青一同送入宮中。

衛子夫誕下太子劉據,取代陳嬌成為皇后。奈何一代絕色美人難敵歲月摧殘,武帝漸把心思轉移到王夫人、李夫人、尹婕妤、趙婕妤身上,衛皇后地位岌岌可危。

江充和劉據有隙,陷害他利用巫蠱詛咒親父,於太子宮掘出桐木做的人偶。劉據恐懼,發兵誅殺江充,江充黨羽往甘泉宮報告武帝,武帝下令軍隊平亂。雙方在長安混戰 5 日,死者數萬人。劉據最後兵敗自盡,衛皇后亦自殺,史稱「巫蠱之禍」。

衛青弟憑姊貴,任大司馬大將軍,封長平侯,曾受命攻打匈奴,後來更與喪偶的平陽公主成婚。

霍去病父親霍仲孺,原為平陽縣衙役,因與平陽公主奴婢衛少兒 (衛子夫、衛青姊姊)私通,生下去病。仲孺未幾回鄉娶妻,生霍光。霍去病托姨母鴻福,16、17 歲時出任侍中 (負責保護皇帝安全),18 歲隨衛青出征。他率領 800 驍騎深入敵境數百里,俘單于叔父,斬單于祖父,獲授驃姚校尉,封冠軍侯。不久他又孤軍深入祁連山,殺敵 30,000 (《西河舊事》載當時的匈奴人唱道:「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且大敗左賢王。

可惜去病英年早逝,死時僅 24 歲。衛青也較姊姊早卒。衛氏家族勢力稍減,代之而起是李夫人的親族。

李夫人兄長李延年因擅長音樂得武帝接見。一日,延年獻歌:「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武帝聞得此曲,慨嘆佳人何在。平陽公主告訴武帝,歌中佳人即李的妹妹。李夫人由是得寵,生劉髆 (即昌邑王)。

李廣利乃李夫人之長兄,武帝起用他攻打大宛取汗血馬,封「貳師將軍」,旨在令李夫人家族得以封侯。豈知廣利久攻不下,被迫撤兵。武帝勒令退入玉門關者立斬,廣利無從退縮,於朝廷增援下再次進行圍攻,大宛終於投降,獻出 3,000 餘匹寶馬。廣利凱旋回國,封海西侯。

衛青、霍去病、李廣利的發跡,證實錢穆所言非虛。錢氏認為,秦漢時期經歷著一個「化家為國」的過程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皇后、寵妃親屬備受重用,參與各種政治軍事行動,此為外戚專權帶來可乘之機。

順便一提,武帝為了大權獨攬,往往架空宰相 (外朝首長),起用尚書、中書 (內朝官)。皇權高漲,一旦旁落,後果不堪設想。武帝死,繼位的漢昭帝劉弗陵年幼,權力落入四名輔政大臣 (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 手裡,其中霍光用計將另外三人鬥倒,自此權傾朝野。

(三)

談霍光事跡前,先簡單交代李陵、司馬遷、蘇武、卜式。

李陵是「飛將軍」李廣的孫子。天漢二年 (公元前 99 年),奉武帝之命出征匈奴,因寡不敵眾,兵敗投降。武帝聞訊,大為震怒,下令誅殺其全家。時任太史令的司馬遷爲李陵辯護,覺得李陵投降是「矢盡道窮,救兵不至」迫使,他始終希望「欲得其當而報漢」。武帝把司馬遷投入牢獄,判處死刑。當時死刑有兩種方式可以充抵:(1) 用金錢贖身 (2) 代之以腐刑 (閹割)。由於沒有足夠金錢,司馬遷選擇接受腐刑,自稱「刑餘之人」。李陵至死未有返歸漢土,用匈奴人身份埋骨異地。

跟李陵不同,蘇武出使匈奴期間被扣留,匈奴施以威迫利誘,蘇武不為所動。單于最後把蘇武安置到北海 (今俄羅斯西伯利亞貝加爾湖) 牧羊。漢昭帝始元六年 (公元前 81 年) 春,蘇武才獲准返回中原 (牧羊北海時,李陵曾勸蘇武投降匈奴,不果)。

卜式,洛陽人,以牧羊為業,經營致富。因見匈奴入侵,願捐一半家財用作防衛邊境 (史稱「卜式獻產」)。漢武帝欲授以官職,他以「自小牧羊,不習仕宦」為理由拒絕。卜式又曾捐 20 萬錢救濟家鄉貧民,後來得武帝重用專責管理羊群,頗見成效 (卜式可謂愛國商人的始祖)。

(四)

武帝晚年,發現太子劉據本無謀反之心,把江充全家族誅,且在湖縣建「思子宮」。

臨終前,武帝立年僅 8 歲的劉弗陵做太子。弗陵生母是鉤弋夫人,為防女禍重演 (武帝對左右說:「往古國家所以亂也,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女不聞呂后邪?」),他借故處死了她。

同時請來霍光 (霍去病異母弟)、金日磾 (匈奴休屠王長子)、上官桀 (征匈奴有戰功,佐理軍務)、桑弘羊 (理財) 四大臣輔政 (呂思勉《中國通史》:「武帝生平溺於女色。他大約是個多血質的人,一生行事,全憑一時感情衝動,安能有深謀遠慮,預割嬖愛?霍光乃左右近習之流,僅可以供驅使。上官桀是養馬的。金日磾係匈奴休屠王之子,休屠王與渾邪王同守西邊,因不肯降漢,為渾邪王所殺,乃係一個外國人,與中國又有殺父之仇。朝臣中即使無人,安得託孤於這幾個人?」)。

武帝死,弗陵繼位,是為昭帝。

昭帝聽從臣下意見,減免賦稅,與民休息,西漢出現中興局面。

不過,霍光和上官桀就上官安 (上官桀兒子,娶霍光長女為妻) 女兒應否入宮為皇后發生分歧,上官桀巴結蓋長公主,得償所願,以支持丁外人 (蓋長公主情夫) 封列侯和光祿大夫作回報,遭霍光阻攔,雙方交惡。適逢桑弘羊 (外朝領袖) 在鹽鐵會議上與霍光 (內朝領袖) 政見不合,霍光用楊敞架空他,致使桑弘羊站於上官桀父子一邊。

上官桀父子聯合蓋長公主、燕王劉旦等謀反,事洩,霍光族誅上官桀父子和桑弘羊,蓋長公主和燕王劉旦自殺。霍光獨攬大權,成為朝政實際決策者,昭帝死,他迎立武帝孫昌邑王劉賀做新皇帝。

劉賀 (父親劉髆,乃李夫人之子) 坐上龍椅僅 27 日,便被霍光以行為淫亂無道廢除,竊以為跟他打算罷黜霍光職權有關。霍光另立武帝曾孫、劉據之長孫劉病已為帝,是為宣帝。

劉病已幼年受祖父連累,被投入大牢,幸得廷尉監丙吉特別保護、照顧,小嬰孩才保住性命。未幾天下大赦,劉病已遇赦出獄,從張賀習詩書,東海澓中翁習儒家經典。

張賀把屬下許廣漢的女兒許平君許配給劉病已,夫妻二人恩愛甜蜜。恰巧霍光正在考慮帝位繼承人,時任光祿大夫的丙吉於是舉薦劉病已。

《漢書》:「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可見宣帝非常忌憚霍光。

霍光把小女兒霍成君嫁給宣帝,不久霍成君生母暗中買通女侍醫淳于衍毒殺許皇后。經過一輪盤問,淳于衍向宣帝坦白。宣帝欲為結髮妻報仇,苦於勢力不足,唯有靜待時機。

地節二年 (公元前 68 年),霍光病逝。宣帝一面厚葬之,一面架空霍家子弟兵權,且立劉奭為太子。兩年後 (即地節四年,公元前 66 年),霍家發動政變失敗,招致滅族。霍成君被廢處昭台宮,十二年後自殺。

(五)

宣帝出身民間,深知民間疾苦。在位期間,整飭吏治,減免租賦,使「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與前任漢昭帝的統治並稱「昭宣之治」。

對外方面,匈奴內亂 (分為 5 單于),加上受烏孫、烏桓、丁零等族侵襲,塞外大雪成災,實力大削,日逐王、呼韓邪單于先後來降,漢北方邊境從此無寇,得減戍卒。又宣帝派趙充國、許延壽出擊西羌,鄭吉出擊車師,皆獲勝利,武力一面都算可觀。

《漢書》如此評價:「孝宣之治,信賞必罰,文治武功,可謂中興」,呂思勉則說:「宣帝是個『舊勞於外』的人,頗知道民生疾苦,極其留意吏治,武帝和霍光時,用法都極嚴。宣帝卻留意於平恕,也算西漢一個賢君。」(《中國通史》)

宣帝立劉奭為太子,主要因為跟結髮妻子許皇后的一段情。劉奭為人「柔仁好儒」,曾向父親進言「持刑太深,宜用儒生」,被宣帝駁斥:「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宣帝甚至預言:「亂我家者,必太子也!」

宣帝臨終,未有易儲,召外戚史高 (檢舉霍光之子霍禹有功)、太子太傅蕭望之和周堪入宮託孤,不久離世。劉奭繼位,是為元帝。

蕭望之、周堪俱為經學大儒,因不滿史高勾結宦官弘恭、石顯 (任中書令) 專擅弄權,夥同劉向 (原名劉更生) 打算罷退史、弘、石。計劃外洩,蕭、周、劉反被史、弘、石陷害,周、劉入獄,蕭遭免職。未幾,元帝重新起用蕭、周、劉,劉上書要求元帝罷退弘、石,奏章偏偏落在弘、石手上。蕭望之最後被迫自殺,劉向被免為庶人,周堪孤掌難鳴 (連弟子張猛也遭石顯誣陷自盡),鬱鬱而終。

這裡有兩點值得注意:

(1) 從史高和弘恭、石顯聯合,可見外戚與宦官於西漢末年尚未相爭;

(2) 劉向上書好言災異,屬今文經學家路數。蕭望之、周堪把劉向引為同道,其自然亦屬於今文經學陣營。他們汲汲於蕩滌朝中污穢,希望元帝開張聖聽,可見今文經學重視政治改良 (體制內改革)。而今文經學始於董仲舒,乃漢儒之主脈,由此可知漢儒非為專制護航,不是「幫閒文人」(蕭公權、徐復觀對漢儒和董仲舒的理解比較允當)。

劉向有一兒子劉歆,經常跟隨父親整理宮中典籍,開古文經學,且抱有強烈的改革理想。他和王莽相結識,王莽即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兒。

元帝任內還發生了兩件大事。

第一件是甘延壽、陳湯誅郅支單于於康居,唯一反漢的匈奴單于被消滅。

第二件是王昭君出塞嫁呼韓邪單于 (《後漢書》:「昭君字嬙,南郡人也。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敕令從胡俗,遂復為後單于閼氏焉。」西晉初年,匈奴人劉淵等便以昭君後人、漢室子裔自居,昭君以漢室公主名義和親)。

(六)

西漢到了成帝開始走下坡 (儘管弘恭、史高已死,石顯失勢被貶,病死途中)。

趙飛燕姊妹是否精於房中術,成帝是否在性交中暴斃,不得而知。可是,有一點可以肯定,趙飛燕姊妹沒有為成帝誕下子嗣,反而盡殺其子女。

成帝縱情聲色,民間則地主、官僚大肆兼併土地,造成嚴重貧富懸殊。貧農無法承擔沉重生活壓力,要麼賣地做佃戶,要麼揭竿起義。農民暴動爆發,標誌漢室距離衰亡不遠。

成帝死,哀帝立,利用祖母傅氏、生母丁氏的親戚 (如傅喜、丁明),剷除王氏家族。王莽當時已獲姑母賞識,出任大司馬。礙於形勢,他辭去官職,隱居新野。

王莽很特別,雖出身外戚,但孝母尊嫂,生活儉樸,飽讀詩書,禮賢下士,活像儒家君子。他曾把自己俸祿分給門客,又賣掉自己車馬接濟貧民。尤其甚者,他主張擴充京師太學,增加五經博士名額,於郡國縣邑廣置學校。儒生們看見王莽所作所為,莫不對其忠心翊戴。

中國自秦統一以來厲行法家,容許土地私有,不講道德只重利益,結果導致土地兼併,家庭倫常出問題 (《漢書》引賈誼<治安策>:「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嶹,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

武帝以後,問題越趨嚴重,「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董仲舒語),賣兒賣女賣妻子時有發生。武帝用桑弘羊行鹽鐵酒專賣、榷酤、平準均輸、算緡告緡等,除了軍事開支考慮,某程度上亦希望藉著一政治手段,實現平均主義,收窄貧富差距 (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稱之為「中國式社會主義」)。

可惜熟讀儒家經典者不明白,奮力批評桑弘羊做法不妥,卻提不出切實可行的解決問題的方案。主張節儉、藏富於民、限民名田,地主富戶身家無數,他們會自願節儉?甘心分錢財予窮人?減少佔田數目?不可能吧!空想有餘,能力不足。更不幸是,霍光竟以外戚身份全力支持儒生們 (即鹽鐵會議中賢良文學一派),借此換取其對自己的支持。霍光成為儒生在朝中的領袖、代表,這是「伊尹」稱譽之由來。

霍光逝世,霍家倒台,儒生要求改革之心不死,利用天降災異迫逼君主改善施政,倒不知自己信以為可行的方案實際根本行不通。王莽自幼深受儒學薰陶,帶有改革熱情之餘,相信儒家經典能夠為現實問題提供適切解答。結果,王莽順理成章充當儒生們在朝中的領袖,地位儼如昔日之霍光。

稍有分別是,霍光篡位未成身先死,王莽利用今文經學看重符瑞、五德終始說成功篡漢自立,將儒生們夢寐以求的改革理想全面落實,推到極至 (「王田」,即把全國田地收歸國有,重新分配,原屬董仲舒主張)。

結果,王莽身敗名裂,霍光做了聖人。

平情而論,王莽新政失敗,並非個人的失敗,而是一整代儒者之失敗。呂思勉講得好:「王莽的失敗,不是王莽一個人的失敗,乃是先秦以來言社會改革者公共的失敗。因為王莽所行,並不是王莽一個人的意見,乃是先秦以來言社會改革者公共的意見。王莽只是此等意見的集大成。經過這一次改革失敗之後,人遂群認根本改革為不可能,想把亂世逆挽之而至於小康的思想,從此告終了。中國的社會改革運動,至此遂告長期的停頓。」(《中國通史》)

由王莽失敗,回想漢宣帝「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及「亂我家者,必太子也」、秦始皇「坑儒」,陽儒陰法果真不對?坑殺儒生純粹一時氣忿、暴力傾向作遂?值得深思、反省。

2017年11月6日 星期一

「十月革命」帶來連場噩夢

1917 年 11 月 7 日爆發的「十月革命」能夠成功,源於 (1) 以克倫斯基為首的臨時政府繼續參與一戰 (2) 布爾什維克用「和平、土地、麵包」作招徠。全球第一個共產政權建立,不在資本主義爛熟的國度,而在東方農業古國,變相令馬克思大跌眼鏡。

內戰未幾爆發,列寧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戰爭平息,新經濟政策取代戰時共產主義,停止配給制度,允許商品買賣,鼓勵外商投資,一時間,連遠在中國的孫中山都以為蘇聯放棄共產主義,俄人總算獲得一段美好光景。

奈何列寧 1924 年病逝,黨內發生托洛斯基和史太林的權力鬥爭。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等支持史太林,令托洛斯基備受孤立。托卒之在鬥爭中失敗,史掌控大局後並未念舊情,聯合布哈林,對抗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1927 年 12 月,蘇共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後,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先後被開除出黨。不久又因推行農業集體化 / 堅持新經濟政策的分歧,批評布哈林是黨內右傾投降主義,將布逼出政治局。至此,史太林大權獨攬。

假如史太林懂經濟,並知道要和人民同步呼吸,問題仍不大。可惜史根本強不知以為知,覺得富農刻意不賣糧致使國家糧食收購出現短缺,遂採取特殊手段打擊他們,包括:(a) 強迫其低價賣出糧食 (b) 沒收其財產並將其放逐 (c) 不准其加入集體公社。不少中農貧農被錯誤劃成富農,慘遭剝奪。

農業集體化煞有介事,結果是未有給農業生產效率帶來顯著提高,更造成嚴重饑荒 (農民入社非甘願,他們因此於入社前屠殺和出售牲畜,且在絕望中毀壞工具、焚燒穀物,還時常參與縱火、暗殺等破壞活動)。1932 - 33 年,烏克蘭、北高加索、伏爾加地區、哈薩克斯坦、西伯利亞等地先後有大批人餓死 (僅烏克蘭就有 240 - 750 萬不正常死亡)。政府強制不許農民向城鎮轉移,激發暴動,暴動最後遭血腥鎮壓。

「和平、土地、麵包」,後兩者已然落空,唯一剩下的也不見得被保證。第二個五年計劃大規模發展重工業,第三個五年計劃集中經營軍事工業,不斷製造火炮、坦克、飛機,日常消費品生產反遭忽視。1941 年,德國向東進犯,和平不再。

另外,史太林任內,對黨、政、軍、中央、地方幹部進行「大清洗」,受害者超過 70 萬。斥孟德爾遺傳學說為「資產階級偽科學」,改為宣傳李森科生物學說,尤其導致農業減產。在「無神論」的意識形態下,天主教、伊斯蘭教等皆受迫害。

「十月革命」未為俄人締造幸福,卻迎來了一個可怕的噩夢。史太林「不要忘記東方」則間接造就出中共,滲透、分化、顛覆國民黨,赤化全中國。

蔣介石上世紀 50 年代撰《蘇俄在中國》,說:「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的產物,乃是蘇俄共產帝國的螟蛉。蘇俄的共產主義不適於人類的生存,更不適於中國的氣候,所以他發育的初期,必須寄生於中國國民黨內,施展其滲透、分化、顛覆的陰謀,透過本黨的機關來組織其工農群眾,並假借本黨的名義來隱蔽其階級鬥爭,而其目的是在中國國民革命的獨立戰爭過程中,建立其蘇維埃傀儡政權,製造其在亞洲第一個典型的附庸。」

神州陸沉,赤禍熾烈,迄於今日。


親中愛國騎呢怪

一群親中愛國出席什麼「國家與香港」研討會,清一色是騎呢怪。

為表達對偉大祖國的熱愛,振英哥率先扯頭纜,面不紅耳不熱說:「喺大家嘅大名入面,至少有 50 位個名入面,有個『國』字,或者有個『華』字,說明我哋香港人內心對國家、對國家發展、對民族復興嘅冀盼。」

喂阿哥,你姓名入面有「振英」兩個字,難道希望「振興英國」?Don't be stupid,好不好?

「老屈」完在場香港人,還要說:「有一種行為,古今中外,都係犯法,就係殺人,而且會處以極刑。但有一個例外,古今中外,都有呢個例外,就係以國家名義去殺人,是合法的......」

以國家之名殺人無問題,1989 年阿哥你就不要譴責解放軍開入天安門殺學生!還有,國民黨蔣介石於「四一二事件」大殺共產黨人也應該合法,為著中華民國長遠發展、安定繁榮,殺少許共黨分子有什麼大不了?中共醜化老蔣的神劇應該回收翻拍。

最可笑提到「學校畢業典禮奏國歌,有人擔遮,但無人處理這些學生,亦無人處理這些校長」。

誰會做最高領導做到如此記仇記恨?祖堯 BB 以為跪低舔共可保平安,人家現在要求處理你,出來回應兩句吧!

不過,低處未算低,「頭號梁粉」陳啟宗忽然「仇幼」,指:香港年輕人大多自我中心,認為「全世界圍繞自己轉」,對外國政治及工業環境未有深刻認識。相反,中國人「好吃得苦」,「抵佢地發達」。

陳君說得沒錯,深圳夜場的囡囡的確很吃得苦,影視界亦如是,否則「誰人及我驚天動地,連流淚都覺嫵媚」的范冰冰怎會連王岐山都......中國人真是非常懂得搵錢,特別是拿渣錢、皮肉錢。

話口未完,雷鼎鳴這位科技大學經濟學教授竟然自爆:「我識得有大陸朋友叫雞 (召妓) 嘅,佢話叫雞都可以拎部手機出嚟 (用手機付款),香港呢啲嘢仲未做得到。」

Oh my god,堂堂大學教授與「宿娼嫖妓」之徒為伍而不以為恥,簡直比五代時期的馮道更加不要臉。他定會和吳亮星一見如故,尚記得「五條書局友,被傳係分別先後坐『洗頭艇』偷渡回內地宿娼嫖妓」?

當「老屈」、無腦、記仇小氣、唯錢是尚、恬不知恥的騎呢怪做了在上者,指手劃腳,擺出一副長者教訓幼小的口吻,香港焉能不死?


2017年11月5日 星期日

反共是為了捍衛人的尊嚴

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是唯物論。唯物論主要內容有四:

(1) 把人視為經濟動物,一心只求欲望滿足。而要滿足欲望,必須勞動。

(2) 一切價值觀都屬「上層建築」,受生產力及生產關係等「下層建築」所左右。當後者發生變化,前者會跟著改變。可是,前者無法影響後者。

(3) 對某一套自由、民主、道德的執著,只是人無法擺脫特定階級 (資產階級) 的烙印所致。

(4) 不信有靈魂不滅和死後世界,亦不信人意志自由。

對於 (1),自由主義者必定反對。他們強調人是「自由人」,有自身的尊嚴、人格和做人態度,凌駕於欲望滿足。又經濟自由容許人透過市場買賣獲得自己想要的物品,以自己所有換取自己所無,親身勞動並非必須。

認同傳統儒家思想者也不會苟同。孔子早已說過:「賢哉,回 (指顏淵) 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孟子亦言:「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孔孟明顯不把人視作經濟動物、欲望奴隸。至於必須勞動,子貢不是最擅營商之道的孔門弟子麼?

對於 (2),自由主義者相信有亙古亙今、千載不變的真理價值存在,以支撐整個公民社會的討論,如人的生命是可貴的、人須本乎良知理性去立論。他們也相信人可被理由說服。

儒家自宋代開始視天理為客觀自存,有待人們自行發現,天理不受經驗世界影響,自然不受生產力及生產關係影響。又孟子說:「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思想無法改變人類世界諸活動?他不以為然。

對於 (3),自由主義者和贊同儒家的人都會認為,自由、民主、道德只有一套。我們建基於對人性的如實了解,覺得它們有助人過上一個好的生活,它們因而值得被追求,與階級烙印無干。

(4) 自由主義者或許會認同前半 (但西方不少崇信自由主義的人都是基督 / 天主教徒),反對後半 (否則談不上承擔責任)。傳統儒家則會通盤反對。按照孔子看法,靈魂不滅和死後世界該存而不論。孟子「今人乍見孺子將人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已經肯定意志自由了。

香港和台灣過去深受自由主義和儒家思想薰陶,對人作為人有尊嚴的自覺,它們抗拒共產黨,至少於思想層次上,在所難免。

刻下共產黨還要變本加厲,立什麼《國歌法》,想人一聽到《義勇軍進行曲》就識趣企定,把人完全看成馬戲團裡的動物。凡有心日後「堂堂地做個人」的,不論是儒家傳統捍衛者、國民黨餘孽、崇歐親英的「洋奴」、汲汲於民族自決的獨派分子,都應該堅決反共!

2017年11月4日 星期六

新界人的「使君」

金文泰曾經出任新界助理田土官兼巡理府,有機會深入民間,了解新界情況。他因此與新界民眾有較要好的關係,更能體恤和掌握民情。

1925 年 12 月,金訪問新界 (抵港履新剛滿一個月),當時鄉紳們就港府不合理的民田建屋補地價政策 (司徒拔主張) 憂心忡忡,成立「新界農工商業研究總會」(荃灣鄉紳楊國瑞、粉嶺鄉紳李仲莊、元朗鄉紳鄧偉棠 1923 年發起,以下簡稱「總會」) 提出抗議。

早於 4 月,671 名新界代表已聯署上書殖民地大臣里奧‧艾默里 (Leo Amery),指港府新政策違反《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跡近強奪民產,要求取消。礙於「總會」全名有「農工」一詞,與中共在大陸建立的組織名稱類似,遭懷疑是共黨組織 (時值「省港大罷工」),其屢次與理民府交涉,均無結果。

金文泰前來巡視,正好給予鄉紳直接表達訴求的良機,「總會」遂於大埔墟搭建歡迎禮堂,禮堂前掛有寫上「還我使君」四個大字的橫額。「使君」是漢代以後對州郡長官的尊稱 (此反映新界傳承中華文化),稱呼金做「使君」,猶如把他看作地方父母官,希望他為老百姓出頭,取消惡政。

金亦深切明白鄉紳意願,在「總會」呈函重申反對意見後,1926 年他命令理民府取消有關政策。

致力消解官民矛盾,加上作風親善,令金文泰贏得鄉民擁戴。9 月 1 日 (一說 5 月),新界罕有地替港督舉辦盛大祝壽會。除安排壽宴外,民眾還特別呈送《金文泰制軍五一賀壽序文》,以為紀念。

席間金用地道廣東話發表演說,澄清「總會」不受中共勢力支配,為免後人因「農工」二字產生誤會,於是把「總會」改名「鄉議局」,以聯絡官民感情,使下情能夠上達,並賦予它更多權力,批准辦理一般民事案件 (充分體現間接管治)。

有見新界屬租借地 (租期 99 年),漢口、九江的英租界被收回,金文泰積極爭取新界永久割讓予英國。

1927 年,他在一份給倫敦政府的電報中指出,鑒於中國各地都有人煽動收回一切租地和租界,現在十分重要的事情是,盡快使得新界永久化。「萬一英國最終不得不對中國南方採取軍事行動的話,可以把割讓新界作為事實上交還威海衛的補償。」

然而,英國駐華大使藍浦生 (Sir M. W. Lampson) 擔心金的建議只會激化中國反殖情緒,且讓英國遭受列強杯葛,竭力反對。

翌年,金文泰再向倫敦建議,延長新界租約至 1997 年 6 月 30 日以後,未被接納。金非常失望。

旅美作家余杰說得好:「倘若金文泰的永久擁有新界的主張得以實現......今天的香港,或者繼續在英國的統治之下,或者成為新加坡那樣的獨立國家,那是大部分對中國『一國兩制』的謊言失去信心的香港人夢寐以求的未來。金文泰離開香港六十年之後,中英雙方關於香港前途的談判,並未聽取港人的意見......今天的香港人再也得不到英國的保護,必須直接面對北京政權,只能孤獨地展開一場牧童大衛面對巨人歌利亞的戰鬥。」

昔日討好洋人港督拿好處 (金文泰允許新界農地轉屋地毋須補地價,但九龍城附近居民則仍須補地價),今天假裝親中愛國揚言「搞港獨者若不認自己是中國人,就是外來人士,必須要殺!」新界鄉紳為保自身利益,「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香港沉淪,部份原因在此 (只知做 servant 不懂做 boss 的高官、取代英商卻唯利是圖的華商、見風使舵的知識精英和新界鄉紳、盲信和平理性大愛包容的社運人士和政客,是刻下制香港死命之主因)。

[主要參考資料]

1.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2. 黃海,《香港社會階級分析》。

3. 薛鳯旋、鄺智文編著,《新界鄉議局史》。

4. 劉潤和,《新界簡史》。

5. 劉智鵬主編,《展拓界址》。

6. 余杰,<金文泰 - 深受港人愛戴的「使君」>,收錄於《1927:民國之死》。

7. 梁寶龍,<鄉議局與港督司徒拔、金文泰>。

8. Airlie, Shiona M.,<Clementi, Sir Cecil (1875 - 1947)>。

2017年11月3日 星期五

中共把港人當畜牲

人大表決通過把《國歌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

《國歌法》第一條規定「為了維護國歌的尊嚴,規範國歌的奏唱、播放和使用,增強公民的國家觀念,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根據憲法,制定本法。」此明顯跟《基本法》第五條「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相牴觸。

《基本法》變相被修改,標誌「兩制」朝不保夕,岌岌可危。各位捫心自問,預備好適應共朝赤裸裸的管治沒有?又是否真能夠適應?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葉國謙表示,《國歌法》日後在港實施,市民一旦聽到播放國歌,即使正於街上走路,都必須「停低企喺度」,否則視作違法。

敢問:

(1) 誰負責執法?如何有效執法?用警察的話,只會加重其工作負擔,而且可以預計定有漏網之魚。難道重開反右、文革年代的告密風?

(2) 駕車人士甫聽到國歌,是否立即煞停車輛,走出車外企定,以示尊重?費時失事不在話下,對市民造成極大滋擾才致命。煞遲半秒,走不出車外,跪倒在地,隨時犯法。動輒得咎,激烈反抗不是間接被催生嗎?

尤其可怕是,人驟聽國歌即驚到站立,與一頭受過訓練的畜牲何以異?

「行為主義」心理學派有一個著名實驗:一隻身處箱中的老鼠,每當前往托盤拿取食物時,必遭電擊而刺痛,久而久之,牠就因怕痛不敢再取食物了。

香港人每次噓國歌、不站立,即受牢獄之災,久而久之,不敢再噓了,乖乖地站立。中共實際是將所有香港人當成動物!當成畜牲!此乃「唯物主義」的極致表現。

對甘心食痌訓屌者,他們未必太在意中共所為。可是,尚有些微人的尊嚴的自覺者,能適應嗎?永遠做畜牲、做奴隸,生不如死,行屍走肉,為何不反抗?

請謹記儲安平的下場。留學英國又如何,妥協適應卒之換來不得好死。還是抖擻精神,伺機揭竿而起是正經!

孔朱學脈

錢穆晚年把孔子、朱子並稱,提出「孔朱學脈」(台灣學者許炎初語)。此一洞見有相當根據。

孔子本乎對不安、不忍的真切體會,發明了「仁」的概念,作為其成德理論重心。朱子則浸淫在這不安、不忍中,發現並慨嘆宇宙永遠不完美、人世間做好人永遠艱難,繼而提出理氣二分、氣強理弱、理拋不轉氣、心性不一不二,以及涵養、省察、格物一大套工夫。儘管二人於觀念使用上不完全相同,孔、朱之間確實體現「東西南北海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這個意義上,謂朱接續著孔未嘗不可。

朱子把仁義禮智視為性,惻隱、是非、羞惡、辭讓看作情,性情分成兩層,乃獨見創獲 (源自他對理拗不轉氣的覺悟,以為性無法完全規範情,情相對於性,總是存有雜質),跟孔子直接用仁指涉惻隱根本迥異。可是,孔子也說:「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提醒單有品德 (仁、智、信、直、勇、剛) 決不足夠,必須好學。他又表示「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持續躬行實踐,借助聖賢往昔言行檢點自身當下的,不斷作出修正,且為此感到悅樂,朱子的「省察」和「格物致知」不是與之相契嗎?

「我欲仁,斯仁至矣」或許有些微偏向孟子及心學,但孔子亦講過「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加上子路、冉有、公西華、宰我各懂專門知識 (子路擅治軍、冉有擅理財、公西華擅外交、宰我擅文學),《六經》是孔子要求學生必讀的書,孟子「盡信書,則不如無書」、陸象山「堯舜以前曾讀何書來?」明顯不契至聖先師遺教。

牟宗三判定朱子在儒家哲學史上的地位是「別子為宗」,從其非繼承孟、荀、濂溪、橫渠、明道而自成一格看,朱子確是別子 (嫡子以外的兒子)。然而,覺得朱子無法承接孔子,僅發揮了伊川哲思,未免對他不公道,無法做到同情理解。

事實上,即使朱子提出一套屬於自己的哲學主張,其往往刻意將之收納、隱藏於前人觀念裡,不隨便表露,沉潛內斂,以免予人標新立異的印象,如以孟子「性善」通於自己提出的仁義禮智之性 (即義理之性)、荀子「性惡」通於自己提出的性與氣質之夾雜 (即氣質之性)、濂溪「乾道」橫渠「太虛」通於自己提出的「理」等。

錢穆說:「是則,即就朱子一人,可證中國學術史一特徵,貴能上同古人,不貴能自創新說矣。然所謂上同古人者,乃以己上同,非除古人外無己......今人治朱子學,每喜分別其與前人之相異處。實則朱子亦豈不知前人有相異......惟朱子為學精神重在會通和合,尋求古人之共同處,不在獨抒己見,表明其個人之特異處。今果專向此方面探索,則不免有失朱子為學精神之主要所在矣。」(<略論朱子學之主要精神>) 可謂深得朱子之心。

朱子以述為作,謙虛踏實,博學而無所成名,與孔子遙相呼應。錢穆悟透孔朱一脈相承,因而對新儒家正面評價孟子及心學不以為然。

他拒絕簽署《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否認自己屬新儒家,是有原因的 (錢穆認為,發表《宣言》像是對世人宣稱「『道』只在我輩」,只會令海外學人更分裂。他說:「國家已到這種地步,此時此刻,大家應該相忍為國,萬不宜再在學術上分黨分派。」對新儒家「以道自任」不敢苟同)。

2017年11月1日 星期三

郭威篡漢

郭威慘遭滅門,身邊諸將紛紛勸其領兵南下。郭崇威等泣曰:「天子幼沖,此必左右群小所為,若使此輩得志,國家其得安乎。崇威願從公入朝自訴,蕩滌鼠輩,以清朝廷,不可為單使所殺,受千載惡名。」趙修己說:「公徒死何益。不若順眾心,擁兵而南,此天啓也。」

郭威卒之聽從眾人建議,留其養子柴榮鎮守鄴都,命郭崇威擔任先頭部隊,揮軍南下。

從他給隱帝的自白書看,其似無心反叛,只希望主上明白事理,誅除譖臣:「臣昨得詔書,延頸俟死。郭崇威等不忍殺臣,云此皆陛下左右貪權無厭者譖臣耳,逼臣南行,詣闕請罪。臣求死不獲,力不能制。臣數日當至闕庭。陛下若以臣為為罪,安敢逃刑!若實有譖臣者,願執付軍前以快眾心,臣敢不撫諭諸軍,退歸鄴都!」

可惜隱帝誤信慕容彥超,派禁軍出擊澶州,僵局遂難化解。

郭威至澶州,得到李洪義、王殷支持,未幾又獲宋延渥響應,延渥乃後漢高祖劉知遠的女婿 (其妻高祖女永寧公主)。郭威取滑州庫物以勞將士,將士們感恩戴德,皆曰:「國家負公,公不負國。所以萬人爭奮,如報私讎......」

隱帝親自到澶州振奮士氣,悔懼不已,李業等主張「傾府庫以賜諸軍」,為宰相蘇禹珪所攔阻。隱帝最後仍「賜禁軍人二十緡,下軍半之,將士在北者給其家,使通家信以誘之」,反映武官系統被整肅未有帶來文官系統被重視。

形勢越來越緊張,李太后怪責兒子往昔未有聽從李濤之言。李濤曾經上疏:「今關西紛擾,外御為急。二樞密 (其中一人是郭威) 皆佐命功臣,官雖貴而家未富,宜授以要害大鎮。樞機之務在陛下目前,易以裁決,逢吉、禹珪自先帝時任事,皆可委也。」

雙方大軍相遇於劉子陂,李太后曰:「郭威吾家故舊,非死亡切身,何以至此......觀其志趣,必有辭理,則君臣之禮尚全,慎勿輕出。」隱帝不聽。由聶文進「有臣在,雖郭威百人,可擒也」、慕容彥超「陛下來日宮中無事,幸再出觀臣破賊。臣不必與之戰,但叱散使歸營耳」二語,可見漢軍輕敵、欠謹慎,戰敗實屬遲早的事。

果然,「慕容彥超引輕騎直前奮擊,郭崇威與前博州刺史李榮帥騎兵拒之。彥超馬倒,幾獲之。彥超引兵退,麾下死者百餘人」,漢軍士氣盡失,全面潰散。

隱帝「下馬入民家,為亂兵所弒」,蘇逢吉、閻晉卿等皆自殺,聶文進挺身走,被軍士追斬,李業奔陝州。儘管劉銖負隅頑抗 (「雨射城外」),卻為時已晚 (「郭威聞帝遇弒,號慟曰:『老夫之罪也!』」他未必有心趕盡殺絕)。

軍隊攻入汴京,通宵搶掠。王殷、郭崇威進言:「不止剽掠,今夕止有空城耳。」郭威於是命諸將分部禁止掠者,不從則斬之。

郭威擁立劉知遠養子武寧節度使劉贇 (生父是劉知遠弟弟劉崇) 為新皇帝。不久「將士數千人忽大譟......曰:『天子須侍中自為之,將士已與劉氏為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突如其來的兵變及黃袍加身,使劉贇遭軟禁,被廢為湘陰公。數日後,郭威正式稱帝,建國號「周」(史稱後周),改元廣順。後漢滅亡,享祚僅四年。

劉贇被殺,其父劉崇在太原登基,建立北漢。

[主要參考資料]

1. 袁樞,《通鑑紀事本末》。

2. 司馬光,《資治通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