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部著作闡述中山思想
(1) 《民權初步》(寫於民國五年)
戴氏認為，這「不是一個理論，乃是一個組織民眾的基本方法」。「要有訓練有組織的國民，才能夠在國際的政治鬥爭上得勝利，才能夠得到真正的民權，才能夠運用真正的民權，建設民生主義的安樂幸福的社會」。
(2) 《孫文學說》(寫於民國六七年中間)
歷經辛亥革命的假成功和二次革命的真失敗，孫「認定彌漫中國當時人心的知易行難的思想，是阻礙革命的大障礙物，於是創為行易知難的學說......作為改變中國人心理的基礎。這行易知難的話，有兩層意義，一層是能知必能行，一層是不知亦不能行。」戴氏據此謂孫「是一個主知主義者」。
(3) 《軍人精神教育》(民國十年在桂林集合各軍將校講演的紀錄)
全書旨在培訓革命軍人，其思想可用幾句話表達：「天下之達道三，民族也，民權也，民生也。所以行之者三，智也，仁也，勇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何？誠也。誠也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戴氏覺得，孫這一部份思想，關於道德的主張，應劃歸「能作」，乃繼承古代中國正統的倫理思想，跟「所作」對揚，「所作」指孫的政治主張，「由現代世界的經濟組織國家組織國際關係種種制度上面著眼，創出的新理論」(以求知的精神，盡量吸收近代科學知識，應用科學的方法，向現代科學文明迎頭趕上，亦屬「所作」)。
戴氏稱孫為「中國繼往開來的聖哲」，且強調孫生前汲汲於復興中國民族文化的自信力。
(4) 《三民主義》(民國十三年講稿)
「三民主義」是孫一生偉大創作的本體，其目的「是在救國」。它「並不是三個部份。就本體上看，只有一個民生主義。就方法上看，才有民族民權民生三個主義」。
「民族主義是三民主義革命的第一步工作，也可以說是實行民生主義的基礎。就是要達解決民生問題的目的，便要先排除障礙民生的惡勢力，要排斥障礙民生的惡勢力，第一便先要民族自身具備一種偉大的能力，把國家和民族的地位，扶植起來，脫離帝國主義的壓迫，造成完全自由獨立的國家。」
「民權主義是為甚麼呢？就是要解決民生問題，必定要人民自身來解決，才是切實，才是正確。所以為了解決民生問題，就非建設人民的權力不可，尤其非建設起在政治上經濟地位上立於被壓迫地位的農工階級的權力不可。所以三民主義中的民權主義，是主張全體人民男女的普通直接民權。」
國民革命，「最初的動機，最後的目的，都是在於民生」，而「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
(5) 《實業計劃》(民國九年完稿)
實行民生主義的第一部規劃，分設計、組織、管理三個部份。「把全國的人口、土地、生產消費的能力，三件大事作標準，製成總規劃」，旨在「增加中國的生產能力，同時防止由生產能力發達而生的社會病」。
戴氏指孫看見「工業革命之後，實業集中。在私有財產的原則上面，少數有產階級的人，一方面負設計組織管理之全責，一方面操分配的全權，而結果便享受最大限的報酬。一切實業的運用，又都在自由競爭與工銀制度兩個原則之下。種種社會病，都由此產生出來。大多數從事於勞動的人民，和生產機關分離開來，農民失卻土地，工人失卻工具，形成一個極大的無產階級。所謂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原則，只適用於極少數的有產階級。這就是由經濟生活不平等而引起政治不平等的現象」，但須知「中國的經濟問題，是以生產問題為主要部份，而及於分配問題，不是像生產已經過量發達的國家，以分配問題為主要部份，而後及於生產問題」。故此，「只要革命黨的訓練充分，能夠建設得起內力充實的革命政府，由革命政府來解決土地問題和資本問題」。
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異同
在論述「三民主義」時，戴氏對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作出嚴格區分：
(a) 民生主義在目的上與共產主義完全相同。因為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所要解決的問題是相同的。
(b) 民生主義在性質上與共產主義完全相同。因為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都是突破了國界，以全世界為實行主義的對象。
(c) 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在哲學基礎上完全不同。共產主義，是很單純的以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為理論的基礎。而民生主義，是以中國固有之倫理哲學和政治哲學的思想為基礎。
(d) 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在實行的方法上完全不同。共產主義以無產階級之直接的革命行動為實行方法，所以主張用階級專政，打破階級。民生主義是以國民革命的形式，在政治的建設工作上，以國家的權力，達實行的目的。所以主張革命專政，以各階級的革命勢力，阻止階級勢力的擴大，而漸進的消滅階級。
戴氏進而說：「今天中國國民黨同志當中，我們很看得出有兩種人。一種是要民生主義之名而反對民生主義之實的。這一種人......很快會要變成被革命的東西。一種是要民生主義的實際，而不願意要民生主義之名的。這一種人，我覺得可以是先生所說中國人失卻了民族自信力一種現象。一個民族，沒有認識自己的歷史承認自己的歷史的勇氣，沒有信任自己的民族能夠創造世界文化的勇氣，這實在是很不幸的一件事實。」
左右開弓，既批評國民黨老同志假裝革命，亦鞭撻共黨分子媚外親蘇。
以仁愛為基礎，國民革命是聯合各階級的革命
戴氏相信孫高度珍視中國固有仁愛思想，以之作為全人類得真正解放的關鍵。由愛中國人，推擴到愛全亞洲被壓迫民族、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再到愛一切人類，「大亞細亞主義」因此不是大亞洲主義，也不是大中國主義。
愛中國人的心，生出救中國的行為。要把中國從世界帝國主義的鐵鍊束縛之下解放，產生民族主義。要拯救最受痛苦又為最大多數的農夫工人，產生民生及民權主義。孫據此反對「資本主義和由資本主義發展開來的帝國主義與為資本主義基礎的個人主義」。
孫亦不贊成「以階級鬥爭為絕對的手段之社會革命思想」，戴氏說：「我們所以不認階級鬥爭為革命唯一的手段的原故，並不只是在國民革命時代，為維持聯合戰線而糊塗過去。我們是認為在階級鬥爭之外，更有統一革命的原則。階級的對立，是社會的病態，並不是社會的常態。這一種病態，既不是各國都一樣，所以治病的方法，各國也不能同。中國的社會，就全國來說，既不是很清楚的兩階級對立，就不能完全取兩階級對立的革命方式，更不能等到有了很清楚的兩階級對立才來革命。中國的革命與反革命勢力的對立，是覺悟者與不覺悟者的對立，不是階級的對立。所以我們是要促起國民全體的覺悟，不是促起一個階級的覺悟。知難行易說在革命運動上的意義，便是如此。並且就事實上看，我們中國數十年來的革命者，並不出於被支配的階級，而大多數卻出於支配階級。因為在中國這樣的國家裡面，除了生活能夠自如的人而外，實不易得到革命的智識，所以結果只是由知識上得到革命覺悟的人，為大多數不能覺悟的人去革命。」
用 (i) 利己還是利他 (ii) 能否愛最受痛苦的農夫工人和沒有工作的失業者來分別革命、反革命，再聯合各階級已覺醒的革命分子，為最受痛苦的平民而奮鬥 (治者階級的人覺悟了為被治者階級的利益來革命；被治者階級勞動階級農民階級起來為自己利益而革命)，這才是真正的國民革命。
結語
戴氏最後尊孫中山為「孔子以後第一個繼往開來的大聖」。從契接仁心、開出外王 (成就民主與科學) 一面看，未嘗不對。
可是，他以《大學》、《中庸》作為孔子思想，失於膚淺。把中國千百年專制黑暗歸咎於老子 (派生出頹敗的個人主義和殘酷寡恩的法家思想)、佛教，也稍欠公允。
至於「二千年來許多咬文嚼字的腐儒，一切似是而非的尊孔的論辯，爭道統的混戰，在中山先生創國的青天白日朗照之下，完全失了存在的意義。他們那些沒有建國經綸的空談性理，沒有實際效用的偷閒文學，那才真是失了創造文化能力的中國人的供狀」，更是對宋明儒學完全不了解，反空談性理、重實效等仍不脫清儒窠臼 (此為戴氏之認知局限)。
按照戴氏對中山思想的定位，它明顯較五四「全盤西化」、「打倒孔家店」的激進思想保守，卻又不如熊十力等新儒家輕視知解理性，帶有「智識主義」性格。晚年歸宗孔子和朱子的錢穆先生，在＜敬告中華民國的青年們＞(收錄在《歷史與文化論叢》) 稱孫「是中國近代的大聖大賢」，值得玩味 (彷彿孔子、朱子、孫中山、錢穆在思想上一脈相承，崇尚仁智兼備，品德與事功並重)。
美國左翼自由主義 (liberalism) 哲學家羅爾斯 (John Rawls)，1971 年發表成名作《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其中反對極端個人主義和放任主義、要求財富不均必須對社會上最不利者帶來最大利益，皆與孫中山不謀而合，英雄所見略同。換言之，中山思想是左翼自由主義 (中間偏左路線) 的一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