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29日 星期一

填海風波

寶靈在任期間,曾推出填海計劃,建議興建一條長約 4 哩闊 50 呎的海旁大道,連接中環政府山以北至東角一帶,以及在填海區興建公眾碼頭。計劃公佈後,由於遭到寶順洋行 (又名顛地洋行,英資怡和洋行和美資旗昌洋行的主要競爭對手) 老闆、定例局成員顛地 (Lancelot Dent) 的強烈反對,定例局最後決定無限期擱置有關計劃。

羅便臣於 1859 年接任「香港總督」後,對香港的填海工程再度予以關注。他一方面完善寶靈任內已經展開的填海工程 (如解決港府與岸邊業主的爭執,令工程得以順利完成),一方面嘗試重提寶靈尚未完成的填海計劃,主張把中區海旁的堤岸向外延伸,填出 100 尺,以獲取更多的土地。

1864 年 8 月 15 日,港府測量官向中區海旁的工商業主公佈填海詳情。儘管港府答應業主們可免費使用填海所得的土地若干年 (填海及築路的費用則由業主們承擔),業主們始終不願接受有關工程。同年 9 月 13 日,中區海旁的業主甚至聯名上書輔政司,要求港府停止計劃。礙於計劃由羅便臣親自提出,輔政司不敢輕舉妄動,官民之間的矛盾一時無法消解。直至羅便臣不久將填海計劃擱置,風波才漸告平息。

「填海風波」反映英治香港也有施政失當的時候。港府之所以能夠化險為夷,全賴:

(1) 將維持有效、穩定的管治置於第一優先 (first priority) 位置;

(2) 對人民的意願予以尊重,不強人所難。

今天,不少香港人仍然難忘英治時期的美好時光,這並不純粹出於「戀殖崇英」,而是有其理性認知作為基礎的。

[主要參考資料]

1.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2015年6月21日 星期日

煤氣公司

羅便臣任內,香港首次有煤氣照明服務提供。

1862 年,羅便臣授權英國企業家威廉‧格倫 (William Glen) 為維多利亞城提供煤氣照明服務。同年 6 月,「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Hong Kong and China Gas Company Limited,以下簡稱「煤氣公司」) 正式成立,開業資本僅 35,000 英鎊。

「煤氣公司」成立初期,大部份股東皆來自英國,只有 500 股是供給本地人士持有。董事局的辦公室設於倫敦,主理員工招聘、公司營運等事宜。

屈地 (R. C. Whitty) 是「煤氣公司」的首任總經理,今天位於香港島石塘咀的屈地街 (Whitty Street),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在屈地的帶領下,「煤氣公司」於西環沿岸興建煤氣廠房 (廠房的設施全部來自英國)。兩年後,即 1864 年 12 月,「煤氣公司」全面投入服務,透過 24 公里長的煤氣管道,為 500 盞街燈供氣,照亮皇后大道至上亞厘畢道一帶 (在「煤氣公司」提供照明服務前,皇后大道至上亞厘畢道一帶主要憑藉居民自行安裝的花生油燈照明,燈光的微弱一度惹起半山區堅道居民的投訴)。

不久,怡和洋行 (Jardine's office)、香港大藥房 (Hong Kong Dispensary,設於上環,今天屈臣氏的前身)、香港大酒店 (the Hong Kong Hotel) 亦採用煤氣照明。「煤氣公司」的服務因而在遠東地區獨佔鰲頭。

惟當時「煤氣公司」只能提供照明服務,無法生產煤氣煮食 / 熱水爐,這略嫌美中不足。

又九龍區的居民仍然沿用蠟燭和油燈照明,直至 28 年後 (即 1892 年),佐敦道廠房投產,煤氣照明服務才延伸至九龍。

「煤氣公司」及其所提供的照明服務,對香港成為一個現代化城市,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它一方面令香港的街道變得光亮,有效防止罪案發生;一方面令居民的生活更趨便利,減少迷路、意外發生的機會。

今天香港的抗爭者只知高舉「華夏」,淡化英人過去的功勞,細讀「煤氣公司」成立的一段歷史,歷史實相豈是如此!

[主要參考資料]

1. Waters, Dan. Hong Kong Hongs with Long Histories and British Connection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Vol. 30 (1990):p.247–p.256

2.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華暉無限,氣象萬千:煤氣 1862 - 2012》。

2015年6月20日 星期六

靠攏本土,虛有其表

由支聯會容許大學生於六四燭光晚會上焚燒《基本法》,到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提出要引入本土視角考慮問題,泛民主派似乎有靠攏「本土」的跡象。近日,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在《明報》撰文,主張利用修憲、公投自決解決香港前途問題。這更是與立法會議員黃毓民去年提出的「全民制憲,重新立約,實現真正『港人治港』」,以及港大學苑《香港民族論》所提倡的公投主張不謀而合。凡此種種,不免令人覺得溫和民主派銳意轉型。

泛民主派、雙學能放下「不要得罪共產黨」的心理包袱,這是一件好事。然而,所謂「立足本土」,並不僅只限於提倡修改《基本法》、公投自決,它還包含一個核心的想法:否定中共殖民管治的合法性 (即所謂「反共」)!觀乎梁家傑的言辭,其一時聲稱「本土並不等於港獨」,一時揚言「香港過去 150 年都係切割咗㗎啦,雖然依家係五星旗,但思維可以切割㗎嘛」,說來說去,始終不敢否定中共的管治合法性,如此走「本土」路線,極其量只能夠做到中港區隔,全民公投自決、修改《基本法》根本無從說起。

又「立足本土」就是要用盡一切可行的手段捍衛家園,守護族群。必要之時,稍作犧牲,在所不惜。黃之鋒過去曾經說過:「革命是要軍火的。香港連槍也買不到,搞甚麼武力革命?你又何來金主買軍火?你沒有一個死的心理準備,就不要說自己在搞革命」。他不會在香港「搞革命」,為香港獻身,這是清楚不過的。如今黃氏突然一反常態,提出修憲、公投自決等中共根本不會接納的革命主張,這只怕更多是為了爭取民意,講群眾喜歡聽的說話,非出於對「本土」主義的真心服膺。

溫和民主派倘若要全面「本土」化,敢於與中共徹底決裂是第一步。第二步則是恪守「身土不二」的原則,放棄「和理非非」的抗爭手法,改採「以武制暴」,堅決抗爭,以爭取全民制憲、公投自決的機會。

奈何按照目前的情況看來,溫和民主派的所謂「本土」化,恐怕只是徒具樣相,虛有其表!

離場鬧劇,醜態百出

立法會於週四 (6 月 18 日) 中午以 28 票反對、8 票贊成大比數否決政改方案,為持續多時的政改爭拗劃上句號。

出乎大眾預期,經民聯林健鋒在響鐘表決的 5 分鐘內,突然提出「我地仲想傾下」,希望可以暫停會議 15 分鐘。主席曾鈺成以「議案正在付諸表決,不容許有任何空間延遲」拒絕林健鋒的要求後,民建聯葉國謙突然聯同新民黨、經民聯等合共 33 人離開議事廳。只有田北俊、方剛、陳婉嫻等 8 人未有配合,繼續留在議事廳投票。政改方案最後在足夠法定人數下被否決。離場的建制派後來雖然解釋:想「等埋發叔」、「製造法定人數上的不足,以拖延表決」,但這已無濟於事。離場鬧劇在網上社交平台廣泛流傳,「等埋發叔」一語更成為香港人近日的口頭禪。

對於建制派是次的失誤,坊間已有不少評論。然而,筆者認為整件事應該被理解如下:

(1) 由建制派必須等待劉皇發的一票,可見他們估計至少會有四名泛民主派議員「轉軚」投贊成票 (只有這樣,發叔的一票才變得史無前例地重要。否則,發叔投票與否,根本無關痛癢)。建制派的估計不可能是天馬行空,而必定建基於一些可靠的來自中共的消息。這其實側面透露中共已經統戰部份泛民議員 (從這一方面看,梁國雄的說法不一定是無的放矢)。

(2) 由「轉軚」大熱湯家驊投下反對票、民主黨六票反對,可見中共的統戰工夫未能收效。這明顯出乎中共的預期 (否則,建制派不可能無力招架,錯漏百出)。

(3) 事前,中共一方面對泛民「轉軚」保持觀望態度,一方面制訂出 Plan B - 製造法定人數上的不足,導致「流會」,以拖延政改表決,從而爭取時間說服泛民人士改變立場。所謂「等埋發叔」只是藉口,非中共原意也。按照中共的計算,一旦泛民全體反對政改,建制派集體引致「流會」就是唯一的應急方案。

(4) 奈何中共未有對全體建制派予以清晰、具體的指示,只有民建聯、經民聯、新民黨能略知一二。加上缺乏演練,執行能力不足 (如未有留下一人於議事廳點人數),溝通出現問題 (這反映建制派內部的不和,至今仍未被完全消除)。結果,中共應急方案的落實,終以「未能全軍撤退,方案依舊被否決」的鬧劇形式告終。

據此,經民聯梁君彥急於約見中聯辦副主任解釋事件、葉劉淚灑商台,便不難明白了。說到底,他們只是希望「阿爺」高抬貴手,不要中斷自己的政治生命。今天展露些微的醜態,換來日後的安枕無憂,何樂而不為。

可悲的是,香港不少人至今仍沉醉於剎那的勝利,對箇中內情未嘗深究。中共不久極有可能扶植新建制派,取代庸碌無能的舊建制派,屆時香港人才懂得驚恐,只怕已經太遲了!

2015年6月16日 星期二

山窮水複疑無路:香港未來前景試探

「雨傘革命」失敗後,香港前途日趨黯淡,去向未明。

本文的作意,旨在揭示港人即將面對的困境,以及探索香港應有的未來。

族群滅絕,打壓不斷

早於「雨傘革命」爆發前,中共已著手滅絕香港原有的族群。

97 主權移交後,港共政府先於中學推行「母語教學」,致使中學生的英語水平大幅下降;繼而利用威迫利誘的手段,在小學實施「普教中」,令小學生以交談普通話為光榮。香港人素來重視粵、英雙語,不以普通話為日常使用語言。港共政府的語文教育政策,無疑是在戕賊香港原有的文化,其目的即是:將香港本土族群邊緣化。

港共政府又往往以「城市發展」為藉口,拆毀英治時期留下的地標性建築 (如皇后碼頭)。「新香港人」觀念 (「新香港人」主要指善用普通話、英語,略懂廣東話的內地居港人士) 的提出、2012 年強推國民教育,更反映中共對香港人始終不信任,決意進行「人口換血」。

本來,「雨傘革命」的成功確能阻礙中共滅港的步伐。奈何其以失敗告終,七十九天的街頭佔領反而成為推動中共滅亡香港原有族群的催化劑。香港族群今後除非發奮自救,否則的話,其生活方式、價值觀、日常用語等將會逐漸為內地的劣質文化所污染。屆時,香港人將不成香港人,而淪為不折不扣的「支那蝗蟲」!

又「雨傘革命」後,警方陸續以「不誠實使用電腦」等罪名逮捕異見人士,製造白色恐怖。港共政權一日未亡,打壓的情況只會越來越嚴重。長此下去,港人一向珍視的言論、新聞自由,恐怕就此斷送。

中共崩潰,港人孤立

儘管本土思潮日益壯大,香港未來的局勢始終深受中國大陸的影響。

而細觀今天中國大陸的狀況,其可謂百病叢生,無力回天。

先就經濟方面說。2015 年初,習近平、李克強分別對外宣稱,中國正在步入「新常態」,由過往堅持 GDP 「保八」的高速增長轉變為 GDP 「保七」的中高速增長。習李的說辭表面風光,實則暗藏玄機: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然急速下滑。加上中國內地「鬼城」處處、「滬港通」勉強開動、「自由行」旅客大幅減少......,種種跡象明白反映中國經濟正處於崩潰的邊緣,急待香港人的血汗錢以解其困厄。

再就政治方面言。習近平雖然強調「依法治國」,但這只是為剷除異己製造藉口而已。其大幅提倡儒學,亦旨在為專制獨裁統治張目,非真心擁護孔孟也。尤有進者,楊中美於《中國即將開戰:中國新軍國主義崛起》中曾援引 2012 年中共軍方的一篇戰略形勢報告,報告裡特別強調:

未來的南海一戰,將是中國作為大國崛起不可避免的一次戰爭洗禮。但是,這個戰略機遇只有三至五年,稍縱即逝,中共黨軍必須牢牢把握這個攸關中國崛起和命運的戰略機遇。 (頁 17)

據此,再看近日菲律賓總統阿基諾將中國比擬為納粹德國,阿基諾的說法未嘗沒有道理。

中共對內為經濟問題所困擾,卻不自量力,生起向外侵奪之野心。港人倘若選擇媚共親中,其終有一日頓失「靠山」,陷入萬劫不復的險地!

美國介入,好夢難圓

中共因開戰失利而垮台,這對香港來說本來是一大轉機:

第一,滅族打壓的政策將被中止,香港族群得以避過一劫。

第二,港人可趁著香港主權懸而未定,直接要求民族自決,爭取獨立。

然而,中共在南海極有可能為美軍所敗 (從今天美國國防部長卡特的強硬措辭,可以推知一二)。基於「重返亞太」的戰略部署,美國獲勝後,很大機會插手香港事務,甚至於必要時佔領香港 (香港畢竟是通往中國內地的南方窗口,具有軍事和經濟價值)。港人只要稍一不慎,隨時淪為美國在東亞的傀儡!

關於「重返亞太」的戰略部署,最早在 2011 年被美國高調宣佈,初時的構想是:透過加強與日本、台灣、菲律賓等國的合作,重建「第一島鏈」,以牽制日益坐大的中共。後來,美國雖因與中國有經貿合作關係而緩和了軍事上的劍拔弩張,其對中國的戒備卻始終未有消除。故此,「雨傘革命」期間,親共人士才經常將「佔中」說成有「外國勢力介入」、是「顏色革命」、是中美外交博奕的其中一個環節。美國近日煞有介事地譴責中共在南海的舉動,這亦不是事出無因。

中、美對碰以中國慘敗告終,東亞形勢變天是必然的。而東亞國家中,日、台、南韓皆與美國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港人即使乘中共戰敗宣告獨立,其所成立的新政府只怕難免走上「親美」的道路 (此乃現實政治的需要使然),更遑論美國不一定准許香港獨立,甚至出賣香港。

又根據新加坡已故總理李光耀的觀察,美國素來以「肌肉發達,慣於耀武揚威」的民族性格見稱 (見《李光耀回憶錄》)。倘若香港獨立是以「親美」政權的成立為結局,港人日後遭受冷待,似乎不難想像。

中港區隔,勇武抗爭

港人要避免不幸,建構屬於自己的幸福生活,其在未來一段時間必須旗幟鮮明地高舉「中港區隔」,並且以勇武的態度進行社會抗爭。

如上所述,中國正面臨經濟、軍事危機。倘若香港人仍然堅信「香港是中國一部份」,一旦中共倒台,香港將不能避免地捲入中原的大旋渦中,為旋渦所吞噬。那時,人民幣淪為廢紙、大量在港的中資機構倒閉自不待言。更慘痛的是,中國的戰爭罪行可能需由香港人平均分擔,猶如日本人需為軍國日本的暴行不斷致歉一樣。港人要逃避這場無妄之災,時刻宣稱「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實在必要。近日,旺角大球場奏起中共國歌時遭到香港球迷集體報以噓聲,這是極好的先兆,象徵著部份香港人開始明白「中港區隔」的重要。此一狀況只要持續不斷,香港能於風暴中獨善其身亦未可知。

又中共 1921 年建黨以來,一直強調革命、鬥爭。自南昌、秋收等暴動,歷井岡山會師、二萬五千里長征,到「三大戰役」,中共可謂深切明白暴力、武裝對革命成功的必要。毛澤東曾說「革命是暴動」,又說「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可以為證。

由於中共一直強調「武裝革命」、「暴力鬥爭」,它才不致為 1989 年的愛國學生所感動,亦不因去年的「雨傘革命」而放下「八三一」框架。

港人日後參與抗爭,必須認清:中共不是英國,其沒有深厚的文化素養和道德意識,只知有「鐵」和「血」而已。

要和這樣一個政權對抗,採取「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則無異於坐以待斃,束手就擒。港人將來更需要的,應該是抱持必死的決心,利用各式各樣的方法,與中共及其傀儡政權周旋到底。老子《道德經》云:「禍兮福之所倚」,只要港人一心為國殉身,香港局勢未必沒有轉寰餘地。

重提舊事,修憲建國

礙於香港欠缺軍事國防力量,勇武抗爭只能作為權宜之計,否則將引致廿三條通過、解放軍入城,無異於玩火自焚。

為長遠計,爭取國際社會協助是必須的。香港人較為審慎的做法應該是:

(1) 重申《中英聯合聲明》已然失效;

(2) 要求聯合國將香港重新置於殖民地名單;

(3) 按照「民族自決」的原則,在香港舉行全民公投,決定香港獨立 / 歸還英國。

當然,在中共日益強大、聯合國淪為「紙老虎」、英國向中國靠攏的情況下,上述的主張看來只是天方夜譚。可是,倘若上文的分析無誤,中共於南海受挫極有可能在數年之內發生。屆時,形勢一轉,上述的主張不見得完全沒有實現的機會。

又香港一旦在公投中選擇直接獨立,為了避免日後成為美國的傀儡,其必須利用迥異於普世價值的「華夏文化」作為招徠,拉攏澳門、台灣甚至中國內地,建立軍事外交同盟,以確保自身的自主和國防安全 (此為陳雲「華夏邦聯」的構想)。

相反,倘若公投的結果是贊成將香港歸還英國,基於香港在 97 主權移交前已被英國內部稱為「香港共和國」、擁有英聯邦成員的身份,英國極有可能讓香港以「共和國」的形式邁向獨立,並批准香港正式成為英聯邦的成員國 (此乃今天部份歸英派所想望)。

要之,不論直接獨立還是歸還英國,香港建國是必然發生的。而為了確保香港公民的基本自由不受侵犯,全民參與修改《基本法》亦是不能避免的。

據此,我們不妨說,「修憲建國」乃是香港應有的未來。

總結

美國權威新聞報刊《紐約時報》選擇在政改表決前數天刊登陳雲有關「城邦論」、「邦聯論」的文章,這是對中共一次善意的提醒 (美國畢竟與中國有不少經濟上的往來。它因此不希望中共為政治上的困局所累,而給予中共一個解決的方案)!倘若中共一意孤行,銳意赤化香港,並發動對外掠奪,上文所言種種,只怕沒有不應驗的可能。

香港今後雖然沉淪,但只要港人鍥而不捨,用心捍衛家園,未來仍然是有希望的。

2015年6月13日 星期六

經營九龍

1860 年 3 月,正當「英法聯軍之役」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英領事巴夏禮 (Sir Harry Smith Parkes) 對時任「香港總督」的羅便臣提出,向廣東政府租借九龍半島南部 (特別是尖沙咀一帶的土地),作為來華英軍的駐紮營地。羅便臣同意其建議,與兩廣總督勞崇光展開交涉。礙於客觀形勢上英軍四十四團早已在尖沙咀登陸,勞崇光被迫將九龍半島南部租借給英國,年租銀 500 兩。

英國之所以租借九龍半島南部,純粹出於軍事上的需要。儘管清廷在 1860 年 10 月答應割讓九龍半島南部予英國 (根據《北京條約》),這無助改變英國的初衷。故此,戰事結束後,巴夏禮旋即代表軍方要求將九龍半島南部撥歸予英軍作為軍營之用。安德葛以下一段描述可以為證:

當被問及對九龍的土地有什麼需求時,(英國) 海軍和陸軍當局幾乎清一色地回應:需要將整塊土地用作軍事用途。海軍司令部 (Admiralty) 甚至要求將整條海岸線 (只有 400 碼土地除外) 和內陸地區變成軍事駐紮的地方。

不過,羅便臣似乎並不贊同巴夏禮的主張。他認為,新獲得的土地應作為商業及居住用地,以保障香港將來的利益。

雙方爭持不下,互不相讓。最後,有關問題轉交倫敦政府提供參考意見,予以解決。

說到這裡,有兩個要點值得大家注意:

第一,羅便臣不同意巴夏禮的建議,主要因為他是香港的「專職總督」,隸屬英國「殖民地部」而不是「外務部」,需以香港長遠的利益為依歸 (有關這方面的詳情,可參考<專職總督>一章)。

第二,由倫敦政府提供參考意見以解決九龍用途爭議,可見港英政府有一套維持穩定管治的系統、模式。李彭廣說得好:

除了殖民地的管治團隊是由英國官員所組成外,在殖民地所建立的典章制度和運作邏輯都是以英國的系統和經驗作為藍本,經過適量的調整便施行於殖民地。因此,殖民地政府更可借鑒英國的管治經驗,作為參考。具體言之,如果派駐殖民地的英國官員在管治或決策時遇上問題,便可尋求英國政府給予政策意見和建議;又或者是透過殖民地部 / 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官員在巡視時或其後所作的報告,與殖民地官員就管治方針和迫切問題作出溝通,並給予方向性的提示或建議。

只可惜 97 主權移交後,英國全面撤出香港,代之以北方欠缺政治智慧的中共 (中共有的是革命鬥爭的經驗、陰謀詭計,不是有助長遠管治的政治智慧)。今天香港落入社會嚴重撕裂、政治爭拗不斷、文化發展停滯等一連串困境,關鍵在於:過去維持穩定管治的系統、模式已然不再。

言歸正傳。羅便臣向殖民地大臣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紐卡素公爵 (The Duke of Newcastle,原名 Henry Pelham-Clinton) 表示,九龍不能完全作為軍事用地,它必須同時顧及在港商人的經濟需要。歷經三年多的爭論,紐卡素公爵於 1863 年 10 月 10 日的一份官方文件中同意羅便臣的看法,並高度讚揚羅便臣致力擁護香港的利益。到了 1864 年,羅便臣單方面將邊界推擴至深水埗一帶,並將英軍遷往該地,事件終於告一段落。

安德葛說:「九龍半島能被保留以用作公共發展,全賴羅便臣一人的堅持和努力」,誠哉斯言!

更重要的是,羅便臣能為香港發聲,拒絕唯命是從,屈就英國軍方,這在今天的香港依然難能可貴。

[主要參考資料]

1. 安德葛 (G. B. Endacott),A Biographical Sketch-Book of Early Hong Kong。

2.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3. 李彭廣,《管治香港:英國解密檔案的啟示》。

2015年6月7日 星期日

興建水塘

羅便臣在社會建設上的一大貢獻是興建了薄扶林水塘。

香港開埠初期,市民主要飲用天然的山水 (來自附近山澗、溪流) 和井水 (市民自行開鑿地下水井,將水取出)。據張連興表示,當時香港仔的瀑布灣和山頂、薄扶林村的瀑布、上環水坑口的坑水,皆是市民日常的食水來源。

然而,隨著城市逐漸發展,人口迅速增加,天然水源已出現供不應求的狀況。加上地下井水容易受到細菌污染,引發各種疾病 (例如痢疾)。港英政府於是開始想辦法另覓潔淨的水源,以解決當務之急。

礙於香港可供開發的土地有限、天然的食用水源不足,羅便臣就任港督後,主張興建水塘,儲存天然水,將水進行加工過濾後,再供應給市民飲用。1859 年 10 月 14 日,港府懸賞 1000 英鎊,公開徵求水塘設計圖則。時任英國皇家工程部文員的羅寧 (S.B. Rawling),其優良精細的設計,最終獲得港府選中,予以落實。

羅寧的構思大致如下:

(1) 利用薄扶林山谷的形勢,蓋建水壩攔截薄扶林谷地的雨水,並將之儲存、過濾。

(2) 安裝引水管,把水輸往半山區般咸道的儲水池,再分別供應各區。

而按照羅寧最初的建議,其包括建造:一個 3,000 萬加侖的儲水庫、一條直徑 10 吋長 17,400 英尺 (從薄扶林水塘,經羅便臣道到般含道) 的引水管、兩個儲水池、連接儲水池的輸水系統,以及 30 個供水點和 125 個滅火龍頭,合計耗費 23,417 英鎊 (港府當時已撥款 25,000 英鎊落實興建水塘)。

1860 年年底,港府正式在薄扶林動土。1863 年,水塘落成,名為「薄扶林水塘」。這是香港有史以來第一座人工水塘。

可惜的是,建造開支的縮減令「薄扶林水塘」的儲水量從原先擬建的 3,000 萬加侖大減至 200 萬加侖,食水問題始終無法被徹底解決 (當時全港每天的用水量為 50 萬加侖)。有見及此,港府旋即展開「薄扶林水塘」擴建工程。經擴建後,水塘的儲水量增加至 6,800 萬加侖,集水區則擴展至 416 英畝、自此以後,水塘每天可輸出高達 200 萬加侖的食用水 (擴建工程全面完成時,羅便臣已卸任)。

值得一提的是,早期的所謂「供水點」,其實只是在街上裝置水龍頭 (俗稱「水喉」),用戶需自行前往街上取水。

根據當時政府的規定,每戶每人每日只供應 6 加侖水。凡使用超過 6 加侖的用戶,需另付水費。水費往往附加在差餉內 (差餉內的 2% 即是水費),一併繳納,最後轉交水務局。

「薄扶林水塘」的興建,反映港英政府懂得因地制宜、接納他人優秀的建議。港英政府在「防患於未然」上誠有做到不足的地方,但在有效對治已然出現的問題上,其明顯有異常出色的表現,這是今天的港共政府所欠奉的。

要進行有效的管治,關鍵不在於長時間遠距離的規劃,而在於急市民所急,為人民當下的福祉打算。蘇俄的「五年計劃」、毛澤東的「超英趕美」可謂極盡長遠規劃之能事,但換來的結果卻是大飢荒、大量人民的不正常死亡。反觀英國對香港的管治,儘管其經常「後知後覺」,港英政府卻每次皆能予以適切的補救,化險為夷。興建「薄扶林水塘」以解決食水不足的問題即為其中一個顯明的例子。

「薄扶林水塘」建成後十年,港府決定在大潭谷興建第二座水塘 -「大潭水塘」,以進一步改善食水供應問題。「大潭水塘」後來在香港保衛戰 (發生於 1941 年) 中成為日軍著力控制的地方,由此可見「大潭水塘」對香港的重要。

[主要參考資料]

1.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2015年6月2日 星期二

本土風盛,傾覆邪壇

今年是「六四慘案」二十六周年紀念。支聯會一如以往舉行遊行示威、燭光晚會,卻遭到年輕一代一面倒的杯葛、批評。港大學生會、學聯早已揚言不會參加六四燭光晚會。而在週日的遊行中,部份年青的「本土派」更向支聯會人士高舉中指,以表達心中的不滿。遙想六年前 (即 2009 年) 不少年青人在六四燭光晚會上手握火把的情景,支聯會今天的下場實在令人嘆息 (當時司徒華尚未離世)!

群起而攻之:從支聯會和六四燭光晚會的本質說起

支聯會籌辦紀念六四的活動已逾廿載,何以今年卻遭到年青人「群起而攻之」?這需要追溯到支聯會和六四燭光晚會本身的性質。

眾所周知,支聯會之所以成立,主要是為了聲援 89 年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前的北京學生。六四屠城發生後,司徒華等人用盡各種隱祕的方法,協助部份北京學生離開中國。支聯會因而深受六四死難家屬的稱許。我們不妨說,「給予 89 民運人士直接而實在的支援」乃是支聯會原來的功能。

至於六四燭光晚會,其更多是作為一渠道,以讓香港人宣洩對中共的憤恨、對爭取民主的絕望、對 97 前路茫茫的恐懼。五大綱領的提出,看似斬釘截鐵,表明立場,實則空洞無物,純粹讓人抒發內心情緒。據此,六四燭光晚會本為一不能長期舉行的活動,這是非常清楚的。

本來,支聯會要繼續保持自身的存在價值、六四燭光晚會要年年舉行,組織的角色及活動背後的理論根據必須深化。奈何的是,二十多年來,支聯會一方面將支援的對象由「89 年的民運人士」錯誤擴大成「中國內地的維權人士」,致使過去實質的經濟資助和人道救援一變而為空頭的聲討;一方面則將六四燭光晚會專利化、教條化,批評「另起爐灶」的組織,且一昧要求參與者高呼「平反六四」、「建設民主中國」,卻不去解釋「平反六四」如何可能,「建設民主中國」對香港是禍是福。六四燭光晚會由是只成為每年向港人派發精神鴉片的邪壇,政客利用港人良心上的不安以謀取政治 (如選票)、經濟利益 (如籌款) 的場所。

「雨傘革命」以前,普遍香港人對中共仍存有天真的幻想,以為高舉手中燭光,口唸咒語,中共後方即會失火。故此,支聯會仍可以利用六四燭光晚會以愚弄群眾,隱瞞箇中的種種問題。可是,928 之後,87 枚催淚彈的氣味已令年青一代猛然覺醒:中共是不會走民主發展的道路的,香港亦不能從中共手上得到丁點兒的民主。支聯會因而無法重施故技,反遭到年青人激烈的圍攻、韃伐。

立足本土的六四悼念

覺醒了的年青人雖然批判支聯會和六四燭光晚會,他們卻始終沒有忘記「六四慘案」。

港大學生會表示他們會於校園內自行舉辦悼念活動,熱血公民、香港本土力量甚至將六四悼念「遍地開花」,讓十八區的市民皆有機會參與,這何嘗是忘記了「六四慘案」?摒棄了歷史?

只是悼念也要理性一點、務實一點。放眼今天的中國大陸,國民質素低劣,官吏以權謀私,貪污成風,習近平表面上強調「依法治國」、打貪防腐,實則是剷除異己,消滅敵對勢力。尤有進者,中共近日在南海的舉動,顯然是向美國挑釁。當中國內部腐爛得連自知之明也沒有的時候,香港人倘若貿然高舉「平反六四」、「建設民主中國」,這只會為香港帶來危險,更遑論真的可以做到「平反六四」、「建設民主中國」。據此,我們實在沒有理由繼續支持支聯會和六四燭光晚會。

再者,誠如陳雲等人指出,一旦中共倒台,民主政治降臨神州,港人能確保新上任的民選政府不廢除一國兩制嗎?不派遣軍隊統一香港嗎?不能。如是,民主中國對香港有什麼作用?我們苦苦追求又為了什麼?

要爭取民主、自由、人權的保障,就必須將焦點放在香港,不應放在中國大陸。至於「六四慘案」,我們銘記於心,永不原諒北方這一「屠夫」政權。不過,銘記之餘,我們亦應該承接北京學生的熱忱,積極參與爭取香港的全面民主,以保障香港每個人的基本自由。尤其是現在的香港處於政改表決前夕,831 框架絲毫未見鬆動,港人更應該將當年北京學生所體現的精神與今天的本土抗爭相結合,以推動香港實現民主化。筆者相信,這才是香港人最恰當的悼念六四的方式。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將悼念「六四慘案」和反對政改相結合,不代表輕視「六四慘案」本身的歷史價值。

著名歷史學家克羅齊曾經說過:「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要對今人有意義,致令今人時刻傳誦,它就不能與今人當下的處境完全無關。「六四慘案」亦然。

假如單純將「六四慘案」定性為一件過去發生過的歷史事件,它不應與今天香港人的處境發生任何關聯,我們對它僅限於追查和悼念,卻不可以說繼承,這只會令香港人對「六四慘案」漸生隔閡,繼而將之淡忘。

要令一代一代的年青人切身感受到「六四慘案」的重要性,把它與香港人當下的抗爭處境結合是最好的做法。只有這樣,「六四慘案」才不致淪為歷史博物館中塵封的木乃伊,而可以具有影響後世的精神和活力。

總結

年青一代杯葛支聯會,拒絕參加六四燭光晚會,不表示他們已經遺忘了「六四慘案」。相反,正因為他們較上一代更能感受到中國大陸之不堪、中共之冥頑不靈、北京學生之苦心,他們才看得透支聯會之荒謬,轉為宣揚「自己香港自己救」。

今天的年青人,確實如司徒華所願,接續了民主、自由的火把。只可惜這火把將引致支聯會的沒落、六四晚會號召力不再,這恐怕並未為司徒華所意料得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