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開鑿運河弊多於利？

在隋代以前，連接黃河、淮水的人工運河，只有鴻溝。鴻溝於戰國時由魏惠王下令開鑿，劉邦、項羽兩分天下，便是以此為界。歷兩漢、魏晉、南北朝，鴻溝一直是黃淮主要水運交通線路之一，但隨著時日推移，河道不免淤塞，於是有另建新運河的需要。

隋代建成的運河，共有五條。

1. 廣通渠

開鑿年份：隋文帝開皇四年 (公元 584 年)

位置：大興城至潼關

功能：將關東的米糧運入關中

2. 通濟渠

開鑿年份：隋煬帝大業元年 (公元 605 年)

位置：自西苑 (河南洛陽縣西) 引穀洛水到黃河，又自板渚 (河南氾縣東北二十里) 引黄河水通淮河

功能：將江淮地區的米糧運至洛陽

3. 永濟渠

開鑿年份：大業四年 (公元 608 年)

位置：由黃河北通涿郡

功能：把將士及軍糧運至東北前線，以便對高麗用兵。

4. 山陽瀆 (邗溝)

開鑿年份：大業元年 (公元 605 年)

位置：自山陽 (江蘇淮安縣治) 引淮水至揚子 (江蘇儀徵縣東南) 人長江

功能：巡幸江都

5. 江南河

開鑿年份：大業六年 (公元 610 年)

位置：自京口 (江蘇丹徒縣治) 引長江水至餘杭，入錢塘江。

功能：東巡會稽

不難發現，除了山陽瀆、江南河，廣通、通濟、永濟三渠皆有漕運功能，即運送官糧到朝廷 / 運送軍糧到軍區的作用。唐人杜佑在《通典．食貨十．漕運》形容廣通渠令「轉運通利，關內賴之」，通濟渠則使得「天下利於轉輸」。

事實上，即使山陽瀆，其早在隋文帝開皇七年 (公元 587 年) 已開通，「於揚州開山陽瀆，以通運漕」(《隋書．高祖紀上》)，值得注意是「以通運漕」四字，山陽瀆未必全無漕運作用。

誠然，生於杜佑之前的人，如魏徵等撰《隋書》、李延壽撰《北史》，都喜歡強調煬帝為遊幸娛樂而開鑿運河 (「發河南諸郡男女七百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自板渚引河通於淮」後，便接著寫「遣黃門侍郎王弘、上儀同於士澄往江南採木，造龍舟、鳳抃、黃龍、赤艦、樓船等數萬艘」)，這論調為司馬光撰《通鑑》時所繼承。

可是，如《劍橋中國隋唐史》指出，此極有可能是受儒家思想薰陶的史學家的偏見，他們只知重農、反對戰爭，卻看不見運河有推動經濟發展的益處，並有助軍事行動的進行。

退一步看，即使煬帝真是為遊幸娛樂而開鑿運河，主觀動機是一回事，客觀效果又是另一回事。運河建成後，的確實現「以東南糧餉養西北士馬」，煬帝未嘗沒有「無心插柳柳成蔭」的功勞。

全漢昇對隋代運河有很高的評價 (受陳寅恪啟發)，他說：

隋煬帝因為要遊幸江都而開鑿的運河，完成不久以後，由於歷史上其他因素的影響，在此後的六百多年內變為唐宋帝國的大動脈。這一條動脈的暢通與停滯，足以決定唐宋國運的盛衰隆替，其關係的密切簡直有如真正的動脈之於身體那樣。(《唐宋帝國與運河》緒論)

無獨有偶，《劍橋中國隋唐史》有以下一段：

如果人們看過中國的地形圖和對定居的農業已有所瞭解，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些運河，再加上自然的水道，保證了隋能獲取所有最富饒地區的資源 (只有四川除外，但它與京都有一條相當完善的驛道相連)。我們現在沒有關於隋代船運的稅、糧和布的數字，但大糧倉儲糧充足，有幾個成了隋末奪權鬥爭的重要戰利品。唐代的繁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因於它繼承和改善了這一運河體系。通往東北的永濟渠之開鑿，不但是為了運來河北的稅收，而且部分地出於重要的戰略目的，即在需要軍隊防禦北方和東北部區域時供應兵員。此渠還有政治用途。如上所述，中國經過長期的分裂後，最近才靠武力被重新統一。新君主在全帝國炫耀其財富和威嚴的能力是重要的有利條件；當然，把軍隊和供應以船運至有潛在反抗危險的地區的能力則更重要。長江南面的中國東南部已處於移民定居的過程中；運河系統延伸至杭州，舉例來說，就大大促進了杭州的發展，使它從一個邊境前哨地一躍而為繁榮的商業城市。

正面肯定隋代運河系統的貢獻，基本上已成為中外史學界的共識。

至元朝，因以大都 (今北京) 為首都，為了令江浙一帶的米糧直向北運，於是避免繞道洛陽，裁彎取直，修建濟州、會通、通惠等河，成為京杭大運河。

楊廣有弒父淫母嗎？

楊廣弒父淫母，不見於《隋書》本紀，而見於后妃傳。司馬光撰《資治通鑑》，採后妃傳說法，但兩書皆後出 (《隋書》由魏徵等編撰，《通鑑》寫於北宋)，追源溯始，故事可能來自隋末唐初趙毅的筆記《大業略記》。

比對《大業略記》和《隋書．后妃傳》，可以發現《略記》：

a. 指被姦者為容華夫人蔡氏，非宣華夫人陳氏。

b. 有疑似強姦的描述，如「召蔡於別室」、「面傷而髮亂」，為后妃傳所無。

c. 有具體描述文帝怒時動作「齧指出血」。

d. 無后妃傳特別提到的「獨孤誤我」。

e. 提及文帝急召楊勇的動機 – 即令廢立。

f. 不把柳述、元巖歸入楊廣陣營，即未有與楊廣、楊素同流合污。后妃傳則有「述、巖出閤為勑書訖，示左僕射楊素」，含主動出示義。

g. 有楊廣遣楊素、張衡同進毒藥一節。后妃傳刪去楊素、進毒藥，改為楊廣遣張衡入文帝寢殿，不久文帝暴崩。

h. 有「帝簡驍健官奴三十人皆服婦人之服，衣下置仗，立於門巷之間，以為之衛」。

從史籍可信性看，后妃傳雖為正史一部份，但因其成書年代較後，且有相當部份疑似抄自《大業略記》，其並不比《大業略記》更可信。但《大業略記》本身是部筆記，筆記自不免含有主觀虛構杜撰成分，如是者，楊廣弒父淫母，可以是純屬虛構，至少無法完全獲得證實。故此，若用嚴謹的治史態度，此則隋宮疑案可謂無討論餘地，只能付之闕如。

不過，退後一步，在相信二書皆反映一定史實的前提下，我們未嘗不可考證出哪個版本比較合理，從而還原較為貼近史實的說法。

以下我們從一個不顯眼，卻非常重要的人物切入，這個人物是張衡。

據《隋書．張衡傳》：

衡幼懷志尚，有骨鯁之風。年十五，詣太學受業，研精覃思，為同輩所推……擢拜漢王侍讀。衡又就沈重受《三禮》，略究大旨。

讀儒書出身，曾親自前往太學受業，又任侍讀，跟隨沈重受《三禮》，張衡怎可能違背忠臣節義，助紂為虐，毒殺文帝？

他對楊廣「竭慮盡誠事之」，甚至「奪宗之計，多衡所建」，一來楊廣是他的直屬上司，待他甚為親厚 (見「王甚親任之」)，基於報答知遇之恩，不得不為此。二來楊廣與當時太子楊勇相比，確有過人德行 (見《隋書．煬帝紀上》「當時稱為仁孝」)。張衡認楊廣有聖主之資，為其出謀劃策，在當時是很合理的，亦符合其儒生身份。

然而，「衡亦竭慮盡誠事之，奪宗之計，多衡所建也」不等於無底線地幫助楊廣奪位，後者張衡決不為之，因違背儒家忠義觀念也。事實上，楊廣做了皇帝後，大興土木，張衡曾不怕身死，勸諫楊廣，《隋書．張衡傳》：

時帝欲大汾陽宮，令衡與紀弘整具圖奏之。衡承間進諫曰：「比年勞役繁多，百姓疲敝，伏願留神，稍加折損。」帝意甚不平。

張衡既不唯楊廣之命是從，當他知道楊廣要毒殺當今聖上，其怎願意為之？其必諫止楊廣所為，至少事後和楊廣關係有隔閡。可是，觀乎楊廣即位後，「煬帝嗣位，除給事黃門侍郎，進位銀青光祿大夫，俄遷御史大夫，甚見親重」，二人關係並未疏遠，反而親上加親，據此逆推，楊廣必定並未要求張衡做不忠之事，甚至乎，在張衡看來，楊廣亦未做出謀父性命一類禽獸般的惡行，否則「甚見親重」不可能成立。

有謂張衡送藥時，或不知該藥為一毒藥，至文帝服用暴斃，楊廣以藥力過猛解釋開脫，張衡便不覺楊廣有心下毒弒父。此非不可能，但張衡熟讀儒書，會不問情由為楊廣送藥嗎？又文帝暴卒，楊廣雖可砌辭狡辯，但張衡內心必存愧疚，繼而不願受楊廣的升官。兩人關係全無影響，只有一個可能，就是：張衡並未在知情 / 不知情下殺害隋文帝。

假如以上分析無誤，張衡無親手殺死隋文帝，已可確定。但《大業略記》記楊素、張衡一同入內，會否楊素出手，張衡敢怒而不敢言？且看《隋書．張衡傳》以下一段：

禮部尚書楊玄感使至江都，其人詣玄感稱冤。玄感固以衡為不可。及與衡相見，未有所言，又先謂玄感曰：「薛道衡真為枉死。」玄感具上其事……

如果楊素真是進毒弒帝 / 揮刀殺帝，而張衡又親眼目擊，他不可能仍視楊素之子楊玄感為心腹好友，向他吐露心聲「薛道衡真為枉死」。只有張衡視玄感為故人之子，他才會如此做，既如此做，就反映他對楊素父子完全信任。楊素果真弒帝，張衡能對他有這種信任嗎？

所以，楊素、張衡都沒有動手殺死隋文帝，那麼，隋文帝是怎樣死的？

《大業略記》、《隋書．后妃傳》不約而同提到楊廣覬覦父皇妻子的美色。但翻查史料，煬帝後宮只得八人，其是否如此好淫，或有亂倫的性癖好，值得存疑。

真正導致文帝改弦易轍，要重立楊勇為太子，必有比強姦 / 非禮名義上的母親更可恨的事，此即《隋書．楊素傳》記載：

時皇太子入居大寶殿，慮上有不諱，須豫防擬，乃手自為書，封出問素。素錄出事狀以報太子。宮人誤送上所，上覽而大恚。

試想文帝當時心情：我尚未死，彼已汲汲於想我死，安排好一切謀我的天下，如此不仁不孝的忤逆子，怎配當天下君主？「獨孤誤我」未必出自文帝之口，但必是其心聲。因想到「畜生何足付大事」，遂決意廢立，決意召回楊勇。

一個旁證是，楊廣即位不久，便馬上縊殺楊勇，《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

太子遣約入長安，易留守者，矯稱高祖之詔，賜故太子勇死，縊殺之；然後陳兵集眾，發高祖凶問。煬帝聞之，曰：「令兄之弟，果堪大任。」追封勇為房陵王，不為置嗣。

《資治通鑑考異》：

大業略記云：「庶人勇八男，亦陰加酖害，恐其為厲，皆倒埋之。」

楊廣必知父親死前欲重立楊勇，故狠下毒手。

據《隋書．柳述傳》：

楊素時稱貴倖，朝臣莫不讋憚，述每陵侮之，數於上前面折素短。判事有不合素意，素或令述改之，輒謂將命者曰：「語僕射，道尚書不肯。」素由是銜之。

柳述與楊素有宿怨，《隋書．后妃傳》「述、巖出閤為勑書訖，示左僕射楊素」根本不可能發生。

又楊廣強行令柳述家散人亡，元巖也好不了多少，《隋書．華陽王楷妃傳》：

父巖，性明敏，有氣幹。仁壽中，為黃門侍郎，封龍涸縣公。煬帝嗣位，坐與柳述連事，除名為民，徙南海。後會赦，還長安。有人譖巖逃歸，收而殺之。

如果二人有「示左僕射楊素」，當有通風報信之大功，怎會被置於死地？除非二人奉文帝敕令，正急召楊勇，而為楊素暗中知悉，告知楊廣，楊廣懷恨在心，決意報復，二人方得到如此悲慘的下場。

楊廣發動政變，一方面要萬無一失，一方面又不能過於張揚。遣楊素、張衡入文帝寢殿是有的，但未必下弒父命令，即使下，亦可能只楊素得知，張衡則不知也。同一時間，矯詔執柳述、元巖，並派東宮士兵入宮守衛，由親信宇文述、郭衍控制，亦是應有之事。為免打草驚蛇，於是要求衛士「皆服婦人之服，衣下置仗，立於門巷之間」，《大業略記》與《隋書．楊素傳》的記載可同時並存 (《隋書．楊素傳》：「素矯詔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

文帝已經病重，加上之前大恚，身體狀況急轉直下，可想而知。本來一心等待楊勇歸來，豈料楊勇未至，楊素等已前來，憶起不肖子與楊素合謀種種，復添以外面疑有東宮衛士，雙重刺激之下，文帝再次大恚，氣絕而死，絕非不可能。也只有這樣死法，張衡不覺楊廣弒父，楊素亦未弒君，三人得以維持互相信任的關係。

今再整理隋文帝死亡始末：

1. 病中得知太子楊廣和楊素圖謀不軌，覬覦自己的帝位。

2. 太子楊廣開始將圖謀轉為行動，為文帝所知悉。

3. 敕令柳述、元巖急召楊勇。

4. 機事不密，為楊素知悉，並通知太子楊廣，二人商討對策。

5. 楊廣遣楊素、張衡入文帝寢殿侍疾，同時矯詔執柳述、元巖，並派東宮士兵入宮守衛，由親信宇文述、郭衍控制。

6. 文帝見楊勇未至，楊素等已前來，憶起楊廣與楊素合謀種種，復添以外面疑有東宮衛士，雙重刺激，大恚氣絕而亡。

7. 嚴懲柳述、元巖，賜死楊勇及其後代。

順便一提，中國大陸著名隋唐史學者蒙曼，在百家講壇開講「大隋風雲」系列，提及文帝之死，說：

可能有人會說，既然如此，為甚麼隋文帝當晚就死了呢？這應該是一連串事情既怒又驚的結果。怒，當然是指密信事件；驚，則是指楊廣派兵軟禁他。隋文帝本來就已處於彌留之際，就算沒有這些變故，也未必活過十三日。何況經過一番折騰，當然死得更快了。

我們分析到這一步，得出的結論是：隋文帝之死介於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之間。

所謂正常死亡，是指他並沒有真正遭到外力的侵害，既沒被投毒，也沒被打死。所謂非正常，則是指七月十三日的一連串事件，確實對他的精神構成重大打擊，加速了他的死亡。

這樣看來，歷史上所謂的隋煬帝弒父其實並不完全正確，楊廣所為只是以軟暴力加速隋文帝死亡而已。如果他日後做得好，人們很可能會慢慢忘掉這件事，只可惜楊廣後來亡了國，人們便開始把各種各樣的帽子扣到他身上，在這種背景下，所謂淫母弒父的說法紛紛出籠，直到最後被寫進史書之中。(《蒙曼說隋：隋文帝楊堅》)

她的見解，與筆者真可謂「英雄所見略同」！這也是筆者看過比較貼近史實的論斷。

楊廣為何被改立為皇太子？

談到隋煬帝楊廣，大家都會想到他矯情造作，欺騙了父皇及母后，耍手段奪得太子之位。然而，這說法不盡準確。須知道隋文帝及獨孤皇后都是有政治識見及相當閱歷的人，他們決不會因楊廣一時的討好而易儲。事實上，如過去我們所講，楊勇本身存在不少問題，楊廣在這些方面比他優秀，此方是隋文帝廢長立庶的主因。

細讀《隋書．煬帝紀上》首兩段，楊廣何以優於楊勇，一目了然。

上美姿儀，少敏慧，高祖及后於諸子中特所鍾愛……上好學，善屬文，沉深嚴重，朝野屬望。

楊勇率性而為，未有考慮他人想法。楊廣卻不然，善於鑒貌辨色，見機行事 (所謂「敏慧」)，城府極深，不隨便表露自己的感情及想法 (所謂「沉深嚴重」)。

既而高祖幸上所居第，見樂器弦多斷絕，又有塵埃，若不用者，以為不好聲妓，善之。

「無弦琴」有典故，《宋書．隱逸傳》：「(陶) 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無絃，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楊廣是要在父親面前，塑造淡泊名利、安貧樂道的形象。適值文帝好儉樸，見之自然龍顏大悅。

另《隋書．楊勇傳》有「晉王知之，彌自矯飾，姬妾但備員數，唯共蕭妃居處。皇后由是薄勇，愈稱晉王德行。其後晉王來朝，車馬侍從，皆為儉素，敬接朝臣，禮極卑屈，聲名籍甚，冠於諸王。」「皆為儉素」呼應「樂器弦多斷絕，又有塵埃」，旨在博得文帝歡心。「姬妾但備員數，唯共蕭妃居處」則呼應「不好聲妓」，以爭取獨孤后的稱許。

和楊勇不寵嫡妻而多妾迥異，楊廣只與蕭妃在一起，蕭妃由隋文帝一手選定。論家世背景，蕭妃出身蘭陵蕭氏，為「梁明帝巋之女」，加上「躬親勞苦」，「性婉順，有智識」，獨孤后見此兒媳，定必想起年輕的自己，由此更添幾分好感，這對楊廣無疑極為有利。

上尤自矯飾，當時稱為仁孝。

《隋書》是後來寫成，方知楊廣「矯飾」。在當時來說，楊廣言行體現著仁孝，為活生生的君子。

楊勇「總統舊齊之地」、跟舊北齊勳舊過從甚密，楊廣卻在平陳、征突厥等戰役擔任行軍元帥，與關隴武將有實質合作。

八年冬，大舉伐陳，以上為行軍元帥……後數載，突厥寇邊，復為行軍元帥，出靈武，無虜而還。

對前線將士體恤，尤其得到關隴武將支持，這些都是楊勇所欠奉。

嘗觀獵遇雨，左右進油衣，上曰：「士卒皆霑濕，我獨衣此乎！」乃令持去。

楊素是楊廣堅實的盟友，觀其生平事跡，差不多都與疆場結緣，《隋書．楊素傳》：

及平齊之役，素請率父麾下先驅……素與驍將十餘人盡力苦戰，憲僅而獲免。其後每戰有功……

……尋從韋孝寬徇淮南，素別下盱眙、鐘離……行至洛陽，會尉遲迥作亂，滎州刺史宇文胄據武牢以應迥，素不得進。高祖拜素大將軍，發河內兵擊胄，破之。遷徐州總管，進位柱國，封清河郡公，邑二千戶……

……上方圖江表，先是，素數進取陳之計……

……俄而江南人李稜等聚眾為亂，大者數萬，小者數千，共相影響，殺害長吏。以素為行軍總管，帥眾討之……

楊廣能結交楊素，亦跟其行軍元帥身份有關。

二十年，晉王廣為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為長史。王卑躬以交素。

楊素與高熲本來平起平坐，「代蘇威為尚書右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但開皇十九年 (公元 599 年)，高熲失勢，被免官，「仁壽初，(楊素) 代高熲為尚書左僕射」。楊廣取代楊勇成為太子，楊素是始作俑者。

早在監營仁壽宮時，楊素因督役嚴急，致使民伕死者甚眾。隋文帝追究責任，幸得獨孤后為其說項，楊素才避過一劫。往後的日子，楊素成為獨孤后心腹，高熲對文帝說「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獨孤后事後竟能知悉，對高熲懷恨在心，扳倒高熲，楊素在此不可能無角色 (《隋書．后妃傳》)。

正因為獨孤后和楊素站在同一陣線，當楊素建議廢勇立廣，獨孤后表示贊同。此從下列史料獲得證實：

由是諷上黜高熲，竟廢太子立晉王廣，皆 (獨孤) 后之謀也。(《隋書．后妃傳》)

(晉) 王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蓄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讒譖生於投杼，鴆毒遇於杯勺，是用勤憂積念，懼履危亡。」皇后忿然曰：「睍地伐漸不可耐，我為伊索得元家女，望隆基業，竟不聞作夫妻，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婦本無病痛，忽爾暴亡，遣人投藥，致此夭逝。事已如是，我亦不能窮治，何因復於汝處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大苦痛邪！」晉王又拜，嗚咽不能止，皇后亦悲不自勝。(《隋書．楊勇傳》)

時皇太子無寵，而晉王廣規欲奪宗，以素幸於上，而雅信約 (楊約是楊素弟弟)。於是用張衡計，遣宇文述大以金寶賂遺於約，因通王意……約然之，因以白素。素本兇險，聞之大喜，乃撫掌而對曰：「吾之智思，殊不及此，賴汝起予。」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宜因機會，早自結托，則匪唯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又晉王傾身禮士，聲名日盛，躬履節儉，有主上之風，以約料之，必能安天下。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素遂行其策，太子果廢。(《隋書．楊約傳》)

楊廣收買楊約，說服楊素提出廢長立庶，再而楊素的話得到獨孤后支持，文帝復相信獨孤后及楊素，還有自己對楊勇、楊廣的觀感，於是在開皇二十年 (公元 600 年) 下詔廢太子楊勇為庶人，改立晉王楊廣為皇太子。

太子楊勇為何被廢？

太子楊勇早年「總統舊齊之地」，其與舊北齊勳貴該有某種聯繫。事實上，隋文帝欲徙齊地百姓「北實邊塞」，楊勇立刻上書諫止，為齊地百姓講說話，避免其受勞擾，太行山以東似是楊勇勢力所在，而非關中地區。

楊勇在開皇元年 (公元 581 年) 被立為皇太子，隋文帝這麼早冊立他，很大可能是汲取歷朝教訓，意圖避免帝位繼承所引起的骨肉相殘。觀乎「朕傍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若前代多諸內寵，孽子忿諍，為亡國之道邪」，繼承人一早已定，加上「五子同母」，隋文帝確有自信將來不會出現骨肉相殘。「軍國政事及尚書奏死罪已下，皆令勇參決之」，可知楊勇已獲安排做帝位接班的工作。

不過，楊勇為人處事頗迥異於代北武川鎮一貫胡化及尚武的作風，其「頗好學，解屬詞賦……引明克讓、姚察、陸開明等為之賓友」。明克讓，字弘道，父親明山賓，是南方梁朝的侍中。克讓「少好儒雅，善談論，博涉書史，所覽將萬卷。《三禮》禮論，尤所研精」，換言之，他是一儒生。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吳太常卿姚信九世孫，「幼有至性，六歲誦書萬餘言。不好戲弄，勵精學業，十二能屬文」，然則他也是讀書人。至於陸開明，北齊滅亡後，隨北周武帝西行入長安，屬北齊舊臣。楊勇愛好文學，且與南朝遺臣之後、北齊前官員過從甚密，其不得關隴武將歡心，可以想像。

尤其甚者，楊勇「性寬仁和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簡單講，就是率性而為，全無機心。他喜歡蜀鎧 (筒袖鎧甲，三國至南北朝初期普遍使用，相傳是諸葛亮發明，故名「蜀鎧」)，為之添以紋彩修飾，令其更美觀，卻未有考慮父親「居處服玩，務存節儉」，結果做法惹起文帝不悅，予以告誡。這是太子與皇帝首次出現分歧。值得注意是，史書載有「恐致奢侈之漸」，隋文帝擔心楊勇襲有北魏漢化後貴族奢靡之風，在他看來，貴族習氣必致亡國 (文帝曰：「歷觀前代帝王，未有奢華而得長久者」)，不得不予以警惕，此一層，楊勇似乎懵然不知。

「今以刀子賜汝，宜識我心」，文帝賜刀給楊勇，正是要提醒兒子對漢化要有底線，勿忘記代北武川鎮，勿忘記「馬上得天下」。奈何太子羽翼漸豐，隱然有僭越文帝的架勢，「百官朝勇，勇張樂受賀。高祖知之，問朝臣曰：『近聞至節，內外百官，相率朝東宮，是何禮也？』太常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宮是賀，不得言朝。』高祖曰：『改節稱賀，正可三數十人，逐情各去。何因有司徵召，一時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東宮如此，殊乖禮制。』……自此恩寵始衰，漸生疑阻。」

高熲深得文帝信任，文帝曾稱讚「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可是，在楊勇和文帝之間，高熲竟站到楊勇一邊，「時高祖令選宗衛侍官，以入上臺宿衛。高熲奏稱，若盡取強者，恐東宮宿衛太劣。高祖作色曰：『我有時行動，宿衛須得雄毅。太子毓德東宮，左右何須強武？此極敝法，甚非我意。如我商量，恒於交番之日，分向東宮上下，團伍不別，豈非好事？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蓋疑高熲男尚勇女，形於此言，以防之也」。

誠然，高熲與楊勇是姻親，高熲之子是楊勇的女婿，楊勇又是儲君，高熲維護楊勇的利益，在所難免。但是，看在文帝眼裡，高熲所奏，等於自白是楊勇陣營的人，而且設法阻止他削弱「東宮宿衛」的武力。「太子毓德東宮，左右何須強武？此極敝法，甚非我意……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據此，文帝對高熲已甚為不滿，這自然和楊勇「太子黨」勢力過大有關。

獨孤皇后意見能左右隋文帝，她如何看楊勇？「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稱嬖幸，禮匹於嫡。勇妃元氏無寵，嘗遇心疾，二日而薨。獻皇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自是雲昭訓專擅內政，后彌不平，頗遣人伺察，求勇罪過。」首先，獨孤皇后不喜歡看見人納妾，偏偏楊勇「多內寵」，此已是一致命傷。其次，楊勇嫡妻元妃，乃獨孤皇后親自選定，楊勇不加珍惜，反而迷戀雲昭訓。這裡元妃及雲昭訓的出身亦須一提。元妃出身，據次子楊廣取蘭陵蕭氏為妃推斷，其必是名門之後，為鮮卑貴族之女 (魏孝文漢化，拓跋改姓元)。雲昭訓父親雲定興，僅為一巧手工匠，身份卑賤。獨孤后不喜雲昭訓，更多是從家世背景、皇族血裔上考慮。有傳元妃暴斃是楊勇和雲昭訓下的毒手，獨孤皇后知悉，遂加倍痛恨楊勇。

隋朝承北周而來，北周脫胎自西魏，當初隨宇文泰入關中者，普遍厭惡漢化。文帝雖借漢人支持篡周自立，但他仍未有徹底的漢化，朝中也有相當數量不接受漢化的關隴武將。楊勇一面倒向漢文化靠攏，不喜鮮卑貴族之女，行事又雜有漢人的奢侈，一旦為帝，隨時打破當初的平衡，而令新生政權走向分裂。阻止楊勇勢力發展刻不容緩，廢太子勢在必行，剩下的問題是：誰有資格取代楊勇成為太子？楊廣於是被看中。

[主要參考資料]

1. 魏徵等，《隋書．楊勇傳》

2. 魏徵等，《隋書．明克讓傳》

3. 李延壽，《南史．姚察傳》

4. 李延壽，《北史．陽尼傳》

5. 魏徵等，《隋書．高熲傳》

6. 魏徵等，《隋書．雲定興傳》

7. 魏徵等，《隋書．高祖紀下》

營建大興城與開鑿廣通渠

開皇二年 (公元 582 年)，隋文帝下令興建新都大興城，這亦即是唐代的長安城，《舊唐書卷三十八．地理一》：

京師，秦之咸陽，漢之長安也。隋開皇二年，自漢長安故城東南移二十里置新都，今京師是也。

關於這座新城興建的原因，清人顧祖禹說：

漢之盛時，宮殿臺觀，高下羅列，千有餘區。及王莽更壞，赤眉殘破，西京宮闕，半為禾黍。又變亂迭乘，氐羌竊據，以及西魏後周之際，雖數有增飾，而前規未逮。隋開皇二年，以故都制度狹小，歷年既久，宮宇朽蠹，乃議遷都於故城之東南十三里。 (《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三．陜西二》)

簡單講，從新朝王莽至北周，漢長安城飽受戰火摧殘，宮闕用木材建成，或為火所焚毀，或隨時日朽腐而被蟲蝕，加上規模狹小，承受不住大量人口，遂有另建新城的必要。

舊長安城還有一個大問題，即水污染極為嚴重。《隋書．庾季才傳》：

高祖將遷都，夜與高熲、蘇威二人定議，季才旦而奏曰：「……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陛下協天人之心，為遷徙之計。」

司馬光《資治通鑑》注解「水皆鹹鹵」：

京都地大人眾，加以歲久壅底，墊隘穢惡，聚而不泄，則水多鹹鹵。

由於生活垃圾、人畜糞便滲入地下，發生複雜的化學反應，令食水帶有苦、澀、鹹的味道，百姓多以水井取水，不能不受影響。隋文帝考慮種種因素，遂決定營建大興城。

命名「大興」，據《太平御覽．州郡部二．敍京都下》引《兩京記》：

隋文初封大興公，及登極，縣門園池多取其名。

新城在龍首原的黃土台地上建築。奉命主持是項工程的大臣為宇文愷。

宇文愷是西魏十二大將軍之一宇文貴之子，屬鮮卑族。《隋書．宇文愷傳》記

愷獨好學，博覽書記，解屬文，多伎藝。

換言之，他不是純粹的武人，而是有學問知識，尤其是關於建築工藝方面。隋文帝營建新城，

上以愷有巧思，詔領營新都副監。高熲雖總大綱，凡所規畫，皆出於愷。(同上)

據此，謂宇文愷是大興城的總設計師亦未嘗不可。他後來還參與廣通渠的建造，見

決渭水達河，以通運漕，詔愷總督其事。(同上)

詔宇文愷鑿渠引渭，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廣通渠，漕運通利。(《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二．陜西一》)

早在西漢武帝時，便曾令齊人水工徐伯表發卒數萬人挖通漕渠。

鄭當時為大司農，言「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上，度六月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遭，度可令三月罷；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此捐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上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矣。(《漢書．溝洫志》)

開啟利用漕渠運關東米糧接濟關中的先河。

至隋文帝，因大興城為新城，先在

隋開皇元年，詔郭衍開漕渠，引渭水經大興城北，東至潼關，漕運四百餘里，關中賴之，名富人渠。(《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二．陜西一》)

再因「渭水多沙，深淺不常，漕者苦之」(《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二．陜西一》)，安排宇文愷鑿廣通渠。廣通渠自大興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漢代漕渠故道而東，至潼關入黃河，長三百餘里。水到渠成，自此關東糧食源源不絕運到大興城，令「以關隴地域為本位」的政策更加鞏固。

隋文帝為人吝嗇，不憐百姓而惜倉庫？

論者每謂隋文帝為人吝嗇，面對開皇十四年 (公元 594 年) 大旱，寧願讓老百姓餓死，都不肯開倉救濟。這個教科書上的共識，近人官德祥不以為然，在＜隋文帝與開皇十四年旱災＞(收氏著《中古社會經濟生活史稿》)，其條分縷析論證隋文帝非一般人所想，今嘗試簡單介紹其獨到見解。

官氏首先指出，「不憐百姓而惜倉庫」的印象，來自吳兢《貞觀政要》＜辯興亡＞：

貞觀二年，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隋開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饑乏。是時倉庫盈溢，竟不許賑給，乃令百姓逐糧。隋文不憐百姓而惜倉庫，比至末年，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煬帝恃此富饒，所以奢華無道，遂致滅亡。煬帝失國，亦此之由。凡理國者，務積於人，不在盈其倉庫。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但使倉庫可備兇年，此外何煩儲蓄！後嗣若賢，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積倉庫，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

這是唐太宗回憶前朝舊事後對隋文帝的評價，有相當的主觀性。豈料民國以來史家如錢穆、王壽南等皆採此說，儘管也有別的史家如馮柳堂對隋文帝「不開倉」抱持懷疑，前者仍有相當支持者。官氏欲單刀直入，一探究竟，遂跳開近代種種議論，回到史籍原文本身查證。他主要考慮幾個問題：

1. 開皇十四年是否確有大旱？

開皇十四年大旱確有其事，但這不是單一事件，而是連串天災的頻密發生。《通志》卷十八：

(開皇)十四年……五月辛酉京師地震，關內諸州旱……八月辛未關中大旱人饑，行幸洛陽，並命百姓山東就食。

據此，可知受災地為隋朝心臟關中地區，而且出現缺糧，五月辛酉旱災已出現，八月辛未再來一次「大旱」，使問題惡化，雪上加霜。

2.「人多饑乏」是否合乎事實？

在大旱初期，「人多饑乏」確實存在。但未幾文帝用「令民就食」的救荒策略，困境稍為舒緩。到了開皇十八年 (公元 598 年)，文帝再下令開倉賑給，前後用穀五百餘萬石 (《隋書．食貨志》：「十八年……困乏者，開倉賑給，前後用穀五百餘石)。「饑乏」並未持續，「令民就食」亦不是單一方法。

3.「倉庫盈溢」是否當時真實現象？

從開皇九年隋滅陳至開皇十四年，國內基本上無大事發生。《北史．隋本紀上》：

自開皇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宇之內，晏如也。

可以為證。

又開皇十四年前後幾年雖有內憂問題 (如平江南「叛亂」)，但不難處理。《隋書．食貨志》：

開皇十七年，戶口滋盛，中外倉庫，無不盈積。

此語可見直至十七年 (公元 597 年) 為止，隋政府倉庫存量仍十分充足。

對外邊事上，隋文帝用長孫晟「遠交近攻離強合弱」之離間政策 (嚴耕望語)，成功逼使啟民可汗率領部眾內遷，留下「千萬世與大隋典羊馬」之語。到了開皇十三年 (公元 593 年)，突厥基本上不再對隋政權構成威脅，「外患」未有令國內糧食不足。

4.「不許賑給」是否合乎隋文帝一貫對百姓的態度？

官氏從不同傳世資料窺探出：隋文帝在開皇十四年前及其後，皆關心民情，對救荒不遺餘力。「遣使巡察」、「開倉賑賜」、「設義倉」、「免租調」等更是他一向採用的救荒措施。「愛民」一面不可能到開皇十四年出現逆轉，他應是「憐百姓」的好君王。

5. 令百姓逐糧實情如何？

南宋鄭樵指隋文帝應對開皇十四年大旱的方法是「命百姓山東就食」。此與《隋書．食貨志》、《隋書．五行志下》、《北史．隋本紀上》記載契合。《隋書．食貨志》：

十四年，關中大旱，人飢。上幸洛陽，因令百姓就食。

《隋書．五行志下》：

開皇十四年五月，京師地震……是歲關中饑，帝令百姓就糧於關東。

《北史．隋本紀上》記載：

八月辛未，關中大旱，人饑。行幸洛陽，並命百姓山東就食。

不過，《隋書．高祖紀下》：

八月辛未，關中大旱，人饑。上率戶口就食於洛陽。

不是「令民」就食，而是「率民」就食 ，有皇帝親自帶領老百姓到洛陽就食的意思。司馬光《資治通鑑》採《隋書．高祖紀下》，改「率」為「帥」。

官氏覺得，

若此屬實，開皇十四年大旱災在隋朝歷史上是件非同小可的大事，儘管在中國歷史時期皇帝「率民就食」非僅見，但對隋一朝來說，並無先例可援。試想像由當今皇帝率民就食，其饑荒災情應是達何等嚴峻程度。要之，在「率民」行動中，皇帝再不是孤家寡人，滿朝文武百官，加上隨從家眷成千上萬。若非情勢岌岌，筆者估計皇室絕不輕易作出如此「大動作」。筆者對「上率戶口就食」是有所置疑。

加上《隋書》、《北史》成書較《通鑑》早，鄭樵在處理相關記載時，亦未採用《通鑑》等材料和說法，而傾向接受《隋書》及《北史》的說法。官氏於是認為，單憑《隋書．高祖紀下》「上率戶口就食於洛陽」一句便認定其為史實，有欠說服力。

「命百姓山東就食 (山東指太行山以東，亦即函谷關以東，故又名關東，當時關東最大都城為洛陽，故復有就食洛陽之說)」未必是件壞事，還要考慮其他因素如災情嚴重度、倉儲儲存量、漕運交通暢通等問題。

觀乎關中倉廩底子薄弱，山東向來是農產富庶地區，確為理想就食地點。況且，自秦統一至隋，解決關中缺糧，都是依靠關東接濟，逾八百年而未改 (史念海語)。效果上，「命百姓山東就食」是移民就粟，建廣通渠將山東米糧引入關中是移粟就民，要之，二法有異曲同工之妙 (卜風賢語)。吾人實不能因文帝「命百姓山東就食」而說他「不憐百姓」。

至於不開官倉救災，非「惜倉庫」，而是要藉開皇十四年這場旱災所造成的種種不便，帶出「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乏絕」(《隋書．食貨志》)，從而推動義倉 (社會各界負擔倉穀，災荒時向饑饉者賑給糧食的民營倉窖) 改革。官氏說：

《隋書．食貨志》中的記載便是明證。細心閱讀《隋書．食貨志》，可以透視到撰史者的刻意鋪排……引文明言開皇十四年有一場旱災，然後把義倉的衰敗問題歸咎於「百姓之徒，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乏絕」，娓娓道來。繼而撰史者一口氣介紹出隋文帝幾道詔書，內容都是圍繞著義倉的改革……《隋書》作者利用通古今式之志書撰寫筆法，交待出義倉由「私營」變「官營」的一段沿革史。

……十四年辛未大旱災的出現，正好讓隋文帝政府利用移民就食洛陽，製造輿論，公告天下，促成義倉順理成章由「私」變「官」。

如果文帝真的視倉庫比人命更重要，開皇十八年開倉從何說起？文帝又為何下詔曰「寧積於人，無藏府庫」？

總括而言，官德祥根據史料，判斷隋文帝「不憐百姓」及「惜倉庫」之說有違歷史事實，「命百姓山東就食」也是情有可原，屬移民就粟的救荒手法。這可謂一新耳目，既將教科書上的偏見一掃而空，亦推進香港隋史研究的進展，功不可沒。引一網友的話：「這篇論文算是我查找到的參考價值很高的文章」。

又連錢穆先生都受唐太宗意見誤導，可見治史建基於客觀可信的史料之不容易。另查《朱子語類》，有「雖會節儉，又須著有愛民之心，終不成自儉嗇而愛不及民，如隋文帝之所為」，可見南宋時《貞觀政要》已起誤導作用，受誤導的包括朱夫子。

[註] 官氏＜隋文帝與開皇十四年旱災＞細針密縷，旁徵博引，牽涉的考證甚多，而且皆極具史學價值，上文只勾勒其大概而已，詳細仍可拜讀其文章。

隋代大儒文中子王通其人其學

欲數隋代大儒，不得不提王通。

薛收＜隋故徵君文中子碣銘＞：

夫子諱通，字仲淹，姓王氏，太原人……十八舉本州秀才，射策高第。十九除蜀州司戶，辭不就列。大業伊始，君子道消……以為卷懷不可以垂訓，乃立則以開物；顯言不可能避患，故託古以明義。懷雅頌以濡足，覽繁文而援手，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贊易象……

據此可知王通為山西人，年輕時有經世致用之志，及後見政局日益昏暗，遂退而從事著述及教育工作。

杜淹＜文中子世家＞：

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仁壽三年，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驗古，恢恢乎運天下於指掌矣。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墻之釁，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也……帝聞而再征之，不至。四年，帝崩。

……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贊《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巨鹿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人。

比薛收更完整，杜淹提到：

(1) 王通出生年份為公元 584 年；

(2) 隋文帝死前一年，曾見王通，王通獻上《太平十二策》，獲文帝賞識，但終因「蕭墻之釁」(太子勇與晉王廣陣營的鬥爭)，未有為官；

(3)《太平十二策》的宗旨是「尊王道，推霸略」，一言以蔽之，就是王霸並用。

(4) 唐初重要大臣及名將，如李靖、房玄齡、魏徵、溫大雅、陳叔達等，皆以王通為師，學習輔助君主之道。

南宋「事功學派」陳亮，對王通推崇備至，＜問皇帝王霸之道＞：

王通之言曰「天子而戰兵，則王伯之道不抗」，其真知言邪？孟軻荀卿其真迂闊而不切於事情邪？

相比之下，陳亮的論敵、大理學家朱夫子，即對王通其人其學不以為然，他說：

且如王通這人，於世務變故、人情物態，施為作用處，極見得分曉，只是於這作用曉得處卻有病。

問：「王通病痛如何？」曰：「這人於作用都曉得，急欲見之於用，故便要做周公底事業，便去上書要興太平。及知時勢之不可為，做周公事業不得，則急退而續詩書，續玄經，又要做孔子底事業。殊不知孔子之時接乎三代，有許多典謨訓誥之文，有許多禮樂法度，名物度數，數聖人之典章皆在於是，取而纘述，方做得這箇家具成。王通之時，有甚麼典謨訓誥？有甚麼禮樂法度？乃欲取漢魏以下者為之書……它只是急要做箇孔子，又無佐證，故裝點幾箇人來做堯舜湯武，皆經我刪述，便顯得我是聖人。如中說一書，都是要學孔子……它自要做孔夫子，便胡亂捉別人來為聖為賢。殊不知秦漢以下君臣人物，斤兩已定，你如何能加重！中說一書，固是後人假託，非王通自著。然畢竟是王通平生好自誇大，續詩續書，紛紛述作，所以起後人假託之故。後世子孫見它學周公孔子學不成，都冷淡了，故又取一時公卿大夫之顯者，纘緝附會以成之。畢竟是王通有這樣意思在。雖非它之過，亦它有以啟之也……然王通比荀揚又夐別。王通極開爽，說得廣闊。緣它於事上講究得精，故於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革沿襲，施為作用，先後次第，都曉得；識得箇仁義禮樂都有用處。若用於世，必有可觀。只可惜不曾向上透一著，於大體處有所欠闕，所以如此……然王通所以如此者，其病亦只在於不曾子細讀書。他只見聖人有箇六經，便欲別做一本六經，將聖人腔子填滿裏面。若是子細讀書，知聖人所說義理之無窮，自然無工夫閑做。他死時極後生，只得三十餘歲。它卻火急要做許多事。

王通也有好處，只是也無本原工夫，卻要將秦漢以下文飾做箇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比得！ (以上見《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七．戰國漢唐諸子》)

扼要言之，朱子認為，

a. 王通對現實世界的人情物態、世變興亡、更革沿襲，了解得極清楚，卻對規範、引導現實世界走向美善的應然的道德義理不甚了了 (只能從管治效果上承認儒家仁義有用，不能理解義理本身)；

b. 好自誇大，急於要做周公、孔子的事業，卻未能虛心審視自己有無相應的條件，結果部部著作皆淪為妄人妄作，闡述儒家義理不成，反添混亂。

c. 不曾仔細讀聖賢書，脫略本原工夫 (對道德心性茫然不知)。

觀乎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王通「尊王道，推霸略」確實有問題，不應被列入儒門之內。可是，孔子不是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嗎？依此，謂王通完全背離孔子又講不過去。

準確地說，王通思想是遙接孔子而與孟子迥異。中唐韓愈建立「道統說」後，歷兩宋而未改，朱子相信孔孟一脈相承，於是才對王通有微辭。

事實上，兩漢、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更長時間是孔荀並稱，西漢儒生如賈誼、董仲舒、劉歆等皆有經世之志，北魏更全賴經世致用的儒生走向文治，王通不走「貴王賤霸」的道路，有其歷史上的淵源，不能一面倒苛責。

又自董仲舒起，即主張「性善情惡」，東漢王充說：

董仲舒覽孫、孟之書，作情性之說曰：「天之大經，一陰一陽。人之大經，一情一性。性生於陽，情生於陰。陰氣鄙，陽氣仁。曰性善者，是見其陽也。謂惡者，是見其陰者也。」(《論衡卷十三．本性》)

王通《文中子中說卷九．立命》：

子曰：「以性制情者鮮矣。我未見處歧路而不遲迴者。」

情要被制，必是情有惡。性能制情，性必含善。如此，王通主張「性善情惡」明矣。這是漢儒一貫思路。

韓愈弟子李翱，亦主「性善情惡」，「性善情惡」堪稱漢唐儒之共識，至宋代方有改變。朱子怎能說王通對道德心性茫然不知？

總之，王通是儒者，此乃無容置疑。其上接兩漢，下啟唐代儒學，卻有別於宋明理學。宋明理學被稱為「新」儒學，這個「新」，在與王通思想對比時，尤其能夠突顯出來。

干涉突厥內政的聖人可汗

公元 552 年，原先在柔然統治下的阿史那氏部族，連合各游牧部落，建立一帝國，控制漠北、中亞等柔然故地，稱突厥汗國。

公元 581 年，沙缽略可汗成為汗國最高領導人。北周趙王宇文招之女千金公主，出嫁沙缽略可汗為妻。北周滅亡後，千金公主「自傷宗祀絕滅……日夜言之於沙缽略。由是悉眾為寇，控弦之士四十萬」，屢次侵犯隋朝北邊。文帝派兵出塞討伐，突厥不敵，敗走遁去。從「時虜飢甚，不能得食，於是粉骨為糧，又多災疫，死者極眾」，侵隋為突厥帶來的傷害非常大。

有一阿波，因驍悍而被沙缽略忌憚，致使母親被殺，無處容身。他西奔投靠達頭可汗 (沙缽略叔父)，與達頭合攻沙缽略。自此突厥分裂成東、西兩部。

隋文帝對東、西突厥有什麼樣的取態？由

高祖報書曰：「……既是沙缽略婦翁，今日看沙缽略共兒子不異。即以親舊厚意，常使之外，今特別遣大臣虞慶則往彼看女，復看沙缽略也。」

以及

時沙缽略既為達頭所困，又東畏契丹，遣使告急，請將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內，有詔許之。詔晉王廣以兵援之，給以衣食，賜以車服鼓吹。沙缽略因西擊阿波，破擒之。而阿拔國部落乘虛掠其妻子。官軍為擊阿拔，敗之，所獲悉與沙缽略。

他大概是支持東突厥，亦認北周千金公主為隋之公主，故自稱是沙缽略之「婦翁」

沙缽略死，其弟處羅侯即位，即葉護可汗。葉護可汗西征，中箭身亡。沙缽略之子阿史那雍虞閭被擁立，是為都藍可汗。千金公主汲汲於為北周復國，惹起隋文帝疑慮。趁染干 (葉護之子) 前來求婚，遂令裴矩對他說：「當殺大義主 (案：即千金公主) 者，方許婚。」染干在都藍面前毀謗、誣諂千金公主，都藍盛怒之下，殺公主於帳。

隋文帝把安義公主嫁給染干，染干變相成為其女婿。文帝又贈予厚禮，史載「突利本居北方，以尚主之故，南徙度斤舊鎮，錫賚優厚」。凡此種種，慢慢令都藍可汗有所不滿，覺得染干僭越，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於是朝貢斷絕，邊患代之而起。

文帝派兵擊都藍，都藍與達頭可汗聯手舉兵攻染干，盡殺其兄弟子姪。染干連夜與隋使長孫晟南下歸附隋朝，隋文帝予以厚待，陪同染干歸朝的，還有都藍之弟都速六。

高熲、楊素擊敗達頭可汗，隋文帝旋即立染干為可汗，稱啟民可汗。安義公主卒，文帝再以宗室女義成公主妻之。東突厥部落前來歸附者甚眾，都藍未幾為部下所殺，達頭屢次欲攻啟民，皆為隋文帝發兵阻止。

啟民可汗從一無所有，到成為天朝女婿、東突厥首領，全賴隋文帝鼎力支持，他因此上表陳謝：

大隋聖人莫緣可汗，憐養百姓，如天無不覆也，如地無不載也。諸姓蒙威恩，赤心歸服，並將部落歸投聖人可汗來也。或南入長城，或住白道，人民羊馬，徧滿山谷。染干譬如枯木重起枝葉，枯骨重生皮肉，千萬世長與大隋典羊馬也。

用「聖人可汗」稱呼中原王朝皇帝，自古未有，始於隋文帝。往後唐太宗有「天可汗」之稱，該是以「聖人可汗」為濫觴。

隋文帝能夠控制東突厥，長孫晟功不可沒。據史書記載：

(開皇) 四年，遣晟副虞慶則使於攝圖 (即沙缽略可汗)，賜公主姓為楊氏，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肯起拜，晟進曰：「突厥與隋俱是大國天子，可汗不起，安敢違意。但可賀敦為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婿，奈何無禮，不敬婦公乎？」攝圖乃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公，我從之耳。」

據此可知隋文帝視北周千金公主為隋之公主，自認是沙缽略之「婦翁」，乃長孫晟之計謀。

晟又奏曰：「臣觀雍閭，反覆無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國家。縱與為婚，終當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又受其徵發。強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也，素有誠款，于今兩代。臣前與相見，亦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敵雍閭，以為邊捍。」上曰：「善。」又遣慰喻染干，許尚公主。

此見拉攏染干以對付都藍，亦是出自長孫晟。

長孫晟自北周開始，便長期處理與突厥的外交關係，是很出色的外交家。唐朝太宗長孫皇后，以及高宗朝重臣長孫無忌 (長孫皇后之兄)，都是長孫晟的子女。

[主要參考資料]

1. 魏徵等，《隋書．北狄傳》

2. 魏徵等，《隋書．長孫晟傳》

獨孤后與楊堅帶有缺陷的婚姻

獨孤后與楊堅的婚姻，與其說是自由戀愛的結果，不如理解為政治聯姻更為合適。

獨孤信有三女，長女嫁北周明帝宇文毓為皇后，四女嫁李昞為夫人，七女 (即獨孤后) 嫁楊堅為夫人。宇文毓是皇帝，宇文泰之後。李昞父親為李虎，李虎是西魏八柱國之一。楊堅父親楊忠是十二大將軍之一。要之，三人皆來自代郡武川鎮，有鮮卑血統，而且身份顯赫。獨孤信是想借此擴展自己的政治實力。

對女兒們來說，以獨孤后為例，她嫁楊堅時才十四歲，我們委實很難想像如此年少的女子如何與異性自由戀愛至結婚。史書記「高祖與后相得，誓無異生之子」更多是講婚後二人相處得宜，相敬如賓，基於親厚的夫妻情，加上忌憚獨孤后的家世背景，楊堅遂發「無異生之子」之誓言。這不是熱戀男女情到濃時的承諾，因二人本沒經過此一階段也 (漢光武與陰麗華、清光緒與珍妃有，但楊堅與獨孤后則未必)。

關於獨孤后的名字，《周書》、《隋書》未有記載，僅《北史》有「隋文獻皇后獨孤氏，諱伽羅，河南洛陽人，周大司馬、衛公信之女也。」提及「伽羅」二字。「伽羅」語出佛典，多伽羅 (Tagara) 的簡稱，香木名。由這個名字，可窺獨孤家篤信佛教，整個家族該有胡人血統 (佛教當時被視為胡人的宗教)。

又獨孤后之母為崔氏，證據見於：

崔彥穆……隋開皇初，以獻皇后外曾祖，追贈上開府儀同三司、新州刺史。

初，信入關後，復娶二妻。郭氏生子六人，善、穆、藏、順、陀、整；崔氏生隋獻皇后。

崔彥穆出身清河崔氏，清河崔氏乃北方漢人士族大姓之一。換言之，獨孤后是胡漢混血兒。此也令她和楊堅有接合點，楊堅自稱是東漢楊震之後，為站到漢人一邊的代北胡人。

和漢族婦女順從夫君、一心專注家庭事務迥異，獨孤后有政治識見，且親手化解過一些危機，以下是其中例子：

(1) 鼓勵楊堅奪位：周宣帝死，楊堅居禁中，總攬朝政，獨孤后竟使人對高祖說：「大事已然，騎獸之勢，必不得下，勉之！」

(2) 體恤將士辛勞：幽州總管陰壽私自勸獨孤后買胡商價值八百萬的明珠，被獨孤后嚴辭拒絕，理由是「非我所須也。當今戎狄屢寇，將士罷勞，未若以八百萬分賞有功者」。

(3) 救出親女麗華：北周宣帝欲賜楊麗華死，獨孤后親自到皇宮為女兒求情，不惜叩頭流血，救出女兒之餘，也令楊家、獨孤家避過一劫。

尤其甚者，楊堅做了皇帝後，每次臨朝，獨孤后必與丈夫「方輦而進，至閣乃止」，兩車並排而入，標誌著獨孤后擁有和楊堅平等的地位，宮中因此有「二聖」之稱。「使宦官伺上，政有所失，隨則匡諫，多所弘益」，據此，獨孤后儼然成為楊堅的政治顧問，楊堅一言一行，皆難逃獨孤后的法眼。儘管史載「候上退朝而同反燕寢，相顧欣然」，楊堅有感痛失自由，為此忿忿不平，箇中心境，亦不難推想。

欲見楊堅自覺不得自由，可參考：「尉遲迥女孫有美色，先在宮中。上於仁壽宮見而悅之，因此得幸。后伺上聽朝，陰殺之。上由是大怒，單騎從苑中而出，不由徑路，入山谷間二十餘里。高熲、楊素等追及上，扣馬苦諫。上太息曰：『吾貴為天子，而不得自由！』高熲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上意少解，駐馬良久，中夜方始還宮。」

尉遲迥孫女被獨孤后殺害只是一觸發點，背後是多年來楊堅的委屈，以及對獨孤后的不滿的總爆發。

在這件事上，渤海高氏出身的文官高熲，站到楊堅一邊，「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可以為證。武官楊素未見反應，但由獨孤后後來「聞熲謂己為一婦人，因此銜恨」，誰向獨孤后告密當天的事？必是楊素無疑！楊素選擇站在獨孤后一邊。這個分歧，不久成就太子楊勇與晉王楊廣的對立。

請留意，「后俟上於閣內。及上至，后流涕拜謝，熲、素等和解之。上置酒極歡，后自此意頗衰折。」獨孤后清楚知道，經過尉遲迥孫女一事，她和楊堅之間的信任、相敬如賓已不復再，她因此要自保，將隨時危及自己權力地位的人 (如高熲) 剷除，並時刻提醒楊堅妾侍是可惡的 (高熲有妾生子，獨孤后加以譖毀。諸王及朝士有妾懷孕，獨孤后勸楊堅斥責。太子楊勇多內寵，又愛妾侍雲氏，獨孤后叫楊堅廢太子)，從而鞏固自己元配的地位。

楊堅愛不愛獨孤后？不愛又怎會言聽計從？但獨孤后呢？她的嫉妒，是出於真愛，抑或對權力地位的迷戀？答案不言而喻。唐朝高宗李治對武后也有深情，但武后更多是看中李治手上的權力，另一對「二聖」，另一段帶缺陷的婚姻，歷史何其相似！

[主要參考資料]

1. 李延壽，《北史．后妃傳下》

2. 魏徵等，《隋書．后妃傳》

3. 李延壽，《北史．崔彥穆傳》

4. 李延壽，《北史．獨孤信傳》

楊堅為何自稱是漢人之後？

隋文帝楊堅，《隋書．高祖紀上》稱他是「弘農郡華陰人」，乃東漢太尉楊震之後。不過，翻查其父楊忠及上幾代的家族資料，早自楊元壽起，已於「後魏代為武川鎮司馬」，至楊忠，跟從宇文泰入關中，賜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國、大司空。能在關隴集團內手握軍政實權，楊忠必定是鮮卑人，或至少有鮮卑血統 (王桐齡＜楊隋李唐先世系統考＞)，要之，他不可能是純正漢人。可是，何解《隋書》要提到弘農楊氏？要提到楊震？竊以為這和楊堅有意爭取漢人士族大姓支持有關。

有別於一般代北胡人，楊堅對漢文化並不抗拒，一個旁證見於《隋書．鄭譯傳》：

初，高祖與譯有同學之舊……

《周書．鄭孝穆傳》：

譯幼聰敏，涉獵群書，尤善音樂，有名於時。

楊堅能與滎陽鄭氏出身的鄭譯一同讀書，講究音律，此令他顯得不一樣，可充當代北胡人、漢人士族大姓之間的橋樑。又與鄭譯矯詔安排楊堅輔政的劉昉，是「博陵望都人」(《隋書．劉昉傳》)，楊堅在漢人士族大姓中有相當份量的地位，可見一斑。

北周武帝是一令主，任內消滅北齊，統一北方。他死後，長子宇文贇繼位，是為宣帝。劉昉於周武帝時，

以功臣子入侍皇太子。及宣帝嗣位，以技佞見狎，出入宮掖，寵冠一時。(《隋書．劉昉傳》)

至於鄭譯，

東宮建，以譯為宮尹下大夫，特被太子親愛……宣帝嗣位，授開府儀同大將軍、內史中大夫，封歸昌縣公，邑千戶。既以恩舊，任遇甚重，朝政機密，並得參詳。(《周書．鄭孝穆傳》)

換句話說，劉、鄭皆以東宮僚屬的身份，進入中央權力核心。楊堅方面，一方面承繼父親的「隨國公」，一方面將女兒楊麗華嫁予宣帝，以后父身份攝政。劉昉之所以支持楊堅，就是因為楊堅「又以后父之故，有重名於天下」(《隋書．劉昉傳》)。

不過，楊堅此一外戚身份，並不保其全家安全。據《隋書．高祖紀上》：

高祖位望益隆，帝頗以為忌。帝有四幸姬，並為皇后，諸家爭寵，數相毀譖。帝每忿怒，謂后曰：「必族滅爾家！」因召高祖，命左右曰：「若色動，即殺之。」高祖既至，容色自若，乃止。

北周宣帝早對楊堅起猜疑，甚至動殺機，而這又有一遠源，即宇文護、宇文憲對楊堅的不放心：

宇文護執政，尤忌高祖，屢將害焉，大將軍侯伏、侯壽等匡護得免。其後襲爵隋國公。武帝聘高祖長女為皇太子妃，益加禮重。齊王憲言於帝曰：「普六茹堅相貌非常，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帝曰：「此止可為將耳。」內史王軌驟言於帝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貌有反相。」帝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高祖甚懼，深自晦匿。(同上)

不只北周宗室不信任，連北周武帝最信任的王軌 (父親王光，自稱是東漢司徒王允的後裔，卻有胡姓烏丸氏，曾作為爾朱榮部下參與「河陰之難」屠殺漢人) 都說楊堅「有反相」，楊堅必有一些東西，在根本上與北周立國原則相違背，這極有可能就是與漢人士族大姓過從甚密，乃至把自己看成是漢人的一分子。

朝中大臣對自己疑心，連天子女婿都不相信自己，處處恫嚇威脅，楊堅唯一可以做，就是盡力巴結宣帝兩位寵臣。劉、鄭選擇和楊堅合作，也很簡單，二人在朝堂上本來就無深厚根基，純粹依賴宣帝寵信，火速冒起。但宣帝一死，二人何去何從？在代北武川鎮出身的人主導的朝堂，二人要麼被整肅，要麼靠邊站，既然如此，何不推舉一個與自己為善的代北武將輔政？況且，鄭譯與楊堅曾是同學，推楊堅出來絕對萬無一失。

只有置於這一脈絡，我們才可理解為何楊堅汲汲於要說自己是弘農楊氏「關西孔子」楊震之後，為何他專政後尉遲迥、王謙要起兵發難。尉遲迥正是代北鮮卑人，王謙父親王雄則跟從賀拔岳入關中。「謙以世受國恩，將圖匡復，遂舉兵」(《周書．王謙傳》) 不是為反叛而作的藉口，而是發自內心的真誠。

《周書．顏之儀傳》：

顏之儀字子升，琅邪臨沂人也……之儀幼穎悟，三歲能讀《孝經》。及長，博涉群書，好為詞賦……江陵平，之儀隨例遷長安……太子後征吐谷渾，在軍有過行，鄭譯等並以不能匡弼坐譴，唯之儀以累諫獲賞。即拜小宮尹，封平陽縣男，邑二百戶。宣帝即位，遷上儀同大將軍、御正中大夫，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帝後刑政乖僻，昏縱日甚，之儀犯顏驟諫，雖不見納，終亦不止。深為帝所忌。然以恩舊，每優容之。及帝殺王軌，之儀固諫。帝怒，欲并致之於法。後以其諒直無私，乃舍之。

宣帝崩，劉昉、鄭譯等矯遺詔，以隋文帝為丞相，輔少主。之儀知非帝旨，拒而弗從。昉等草詔署記，逼之儀連署。之儀厲聲謂昉等曰：「主上升遐，嗣子沖幼，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賢戚之內，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思盡忠報國，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於是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隋文帝後索符璽，之儀又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於是隋文帝大怒，命引出，將戮之，然以其民之望也，乃止。

顏之儀是南人，後入北周為官，以直言極諫見稱。宣帝死前，以他為輔政大臣之一，匡扶年幼的靜帝，《隋書．劉昉傳》：

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並見親信。及帝不悆，召昉及之儀俱入臥內，屬以後事。帝喑不復能言。

顏氏既以北周為歸宿，且看其如何對待劉、鄭矯詔一事，又如何反應楊堅索取符璽，清一色義正辭嚴地反對，不惜冒死直言。由顏之儀的言行，可知楊堅仍爭取不到朝中全部漢人官員支持。他和劉昉、鄭譯亦基本上是北周的背叛者。楊堅後來是篡周自立。

補充一點，為楊堅所用以平定尉遲迥的韋孝寬，乃「京兆杜陵人」，「世為三輔著姓」，「涉獵經史」(《周書．韋孝寬傳》)。另有王誼，

河南洛陽人也……誼少慷慨，有大志，便弓馬，博覽群言……時大塚宰宇文護執政，勢傾王室，帝 (北周孝閔帝) 拱默無所關預。有朝士於帝側微為不恭，誼勃然而進，將擊之。其人惶懼請罪，乃止。自是朝士無敢不肅……丁父艱，毀瘁過禮，廬於墓側，負土成墳……

也是漢人，有文化素養，本乎忠孝行事。大體為楊堅所吸納的，皆為北方漢人。

楊堅代周後，劉昉被投閒置散，《隋書．劉昉傳》：

昉鬱鬱不得志。時柱國梁士彥、宇文忻俱失職忿望，昉並與之交，數相來往。士彥妻有美色，昉因與私通，士彥不之知也，情好彌協，遂相與謀反，許推士彥為帝。後事泄，上窮治之。昉自知不免，默無所對。

鄭譯方面，《隋書．鄭譯傳》：

譯性輕險，不親職務，而臟貨狼籍。高祖陰疏之……譯自以被疏，陰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其婢奏譯厭蠱左道。上謂譯曰：「我不負公，此何意也？」譯無以對。譯又與母別居，為憲司所劾，由是除名。下詔曰：「譯嘉謀良策，寂爾無聞，鬻獄賣官，沸騰盈耳。若留之於世，在人為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為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

《隋書．劉昉傳》有以下一段：

于時尉遲迥起兵，高祖令韋孝寬討之。至武陟，諸將不一。高祖欲遣昉、譯一人往監軍，因謂之曰：「須得心膂以統大軍，公等兩人，誰當行者？」昉自言未嘗為將，譯又以母老為請，高祖不懌。而高熲請行，遂遣之。由是恩禮漸薄。

不敢與代北武川鎮勢力直接正面衝突，決志效忠楊堅，是劉、鄭被疏遠的主因。

韋孝寬死於公元 580 年，公元 581 年楊堅始篡周，故得免。但王誼也難逃楊堅猜疑，而不得善終，《隋書．王誼傳》：

于時上柱國元諧亦頗失意，誼數與相往來，言論醜惡。胡僧告之，公卿奏誼大逆不道，罪當死。上見誼，愴然曰：「朕與公舊為同學，甚相憐湣，將奈國法何？」……于是賜死於家，時年四十六。

楊堅得位不正，故每有風吹草動，必起過度的疑心。劉、鄭方面，當初擁楊純為保存自身權力，豈料事成後竟落得被疏遠，投閒置散，他們自然要「另謀出路」，這也在情理之中。總之，三人的結合本來就是建基於利益 (故為顏之儀所不恥)，兔死狗烹，鳥盡弓藏，此也是理所當然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