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30日 星期一

宋真宗駕崩

真宗准許丁謂入中書視事。當時翰林學士劉筠早已草擬制書 (皇帝說的話稱為「制書」),稱李迪、丁謂一同罷相。俄而知悉丁謂得以留任,劉筠不接受真宗另草制書的命令。真宗改召學士晏殊草擬。劉筠後來在樞密院南門遇見晏殊,晏殊知道自己做了不該做的事,惶愧萬分,不敢與劉筠正面作揖。丁謂官復原職,更加擅權專恣。劉筠以「奸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力求外調,出任廬州知州。

劉筠,字子儀,河北大名人。晏殊,字同叔,撫州臨川 (今江西) 人。前者屬北人,後者屬南人。劉筠對丁謂避之則吉,晏殊卻助紂為虐,反映「南人在政治上勢力日擴,大非國家前途之福」(錢穆轉述北人對南人之觀感) 所言非虛。事實上,慫恿真宗封禪的王欽若也是南人。至於屬北人的寇準,一度阻止真宗賜晏殊同進士出身:「惜 (晏) 殊乃江外人」,陸游曰:「天聖 (仁宗年號) 以前多用北人,寇準持之尤力。」

真宗不久下詔「自今軍國大事仍舊親決,餘皆委皇太子同宰相、樞密等參議施行。」太子趙受益雖然在資善堂聽事,但一切都由劉皇后裁決,宰相丁謂又用事,中外俱以為憂。

王曾 (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先祖為太原王氏) 任吏部侍郎兼太子賓客,得知錢惟演是劉皇后義兄劉美之妻舅,遂「密語惟演曰:『太子幼,非宮中不能立。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所以安劉氏也。』惟演以為然,因以白 (告訴) (劉) 后」,劉皇后予以採納 (此有效杜絕女禍出現,故陳邦瞻稱讚王曾:「當國家危疑之勢,定社稷,安人主,此天下之所謂大忠也」)。

丁謂威權日盛,朝臣多攀附之,有一李垂,不願同流合污,曰:「謂為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恃權怙勢。觀其所為,必遊朱崖,吾不欲在其黨中。」丁謂聽聞,非常憎惡李垂,把他罷為亳州知州。

寇準與丁謂有仇,一再被貶,越貶越遠。真宗身體不適,病情急轉直下,想見寇準一面,問左右曰:「吾目中何久不見寇準?」群臣畏懼丁謂,竟不敢多講寇準近況。

乾興元年 (公元 1022 年) 二月,真宗駕崩,太子趙受益於父親靈柩前即位,是為仁宗,改名趙禎。

王曾奉命入殿廬 (指殿旁廬幕,為朝臣候朝及值宿之所) 草擬遺詔:「以明肅皇后輔立皇太子,權 (暫且、姑且) 聽斷軍國大事。」丁謂主張去「權」字,王曾不贊成:「皇帝沖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 (壞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邪?」丁謂卒之不敢去。

仁宗尊劉皇后為皇太后,楊淑妃為皇太妃。

由於仁宗年僅 13 歲,群臣建議劉太后臨朝。王曾請如東漢故事,太后坐仁宗右邊,垂簾聽政。丁謂則希望仁宗只於農曆每月的初一 (朔日)、十五 (望日) 見群臣,大事由太后和朝臣議決,非大事由宦官雷允恭傳奏禁中,交仁宗許可。王曾反對,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丁謂不聽。

雷允恭未幾因「擅移陵穴」罪被處死,丁謂也受牽連,禍患幸好沒有發生。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3. 錢穆,《國史大綱》。

2018年4月29日 星期日

論香港的文化精神

香港人如能自成一民族,其必具有一獨特的文化精神。此獨特的文化精神為何?今嘗試簡單論之。

有別於中國人觀賞自然、跟自然相諧和,香港人傾向克服自然、改造自然。新儒學大師梁漱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引日本早稻田哲學教授金子馬治的話:

「歐游以前,予足跡未嘗出國門一步,至是登程西航,漸離祖國。途中小泊香港,登陸遊覽,乃大驚駭。蓋所見之物,幾無不與在祖國所習者異也。據在座之貴國某君言,香港本一磽確之小島,貴國人以廢物視之,及入英人之手,辛苦經營遂成良港。予至香港時,所見者已非濯濯之石山,而為人工所成之良港。予之所驚駭不置者,蓋在於是。日本諸港大都因天然之形勢略施人工所成,香港則異是,觀其全體幾於絕出人工,非復自然之原物。此余所不得不嘆服者。」

香港地處南方邊陲,氣候潮濕炎熱,本不適合人居住,加上帶破壞性的颱風不時襲來,四周山巒起伏,不作後天的人為的徹底改造,生存發展決不可能。

然而,克服自然、改造自然不等於要破壞自然,道路兩旁可種植大樹點綴,市區建設與保存郊野用地並行不悖,「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概念的引入,和英國人的效益主義思維密不可分 (促進社會上最大多數人最大幸福)。

對自然克服、改造,對人生艱難咬緊牙關捱過去。

開埠初期的原住民許多被中原王朝視為叛逆、賤民,他們無法考科舉,朝廷海禁更令其生活無計,被逼鋌而走險,或淪落風塵。初到香港的洋人,不少是在英國本土失意,欲於遠東發財置富,衣錦還鄉者。逃避大陸戰亂南來的華人,他們亦需要適應商業社會的運作、英語較優越的地位、城市面貌的陌生等。

單打獨鬥,無大家族、大人物提攜,生命不免乾枯。於是洋人有與原住民暗通款曲,以求心靈慰藉,相濡以沫。其所誕下的混血兒,備受華洋歧視,要攀上高位,吃苦在所難免。他們也是香港人組成一重要部份。

南來華人孑然一身到港謀生,或尚未成家,或有妻兒子女在家鄉無從理會。同是天涯淪落人,特別容易產生憐憫,由憐生愛,戰後很多家庭因而出現。另外,身體欲望需被安頓的強烈訴求,造就舞廳、夜總會、的士高之昌盛,國語流行曲則麻醉了思鄉之苦。

世途險惡,孤身上路,機靈、智巧、相機行事乃護身符,不可棄也 (有謂港人似韋小寶,即指此而言)。

又香港多山而難於防守,彷彿象徵港人天性外剛內柔。與海為鄰,孕育出港人好冒險 (投機炒賣賭博由好冒險派生)、往外闖、投資未來的習性,跟中國人「父母在,不遠遊」、重視歷史回溯的精神面貌迥異。

中國人講道德,香港人都講道德,但道德另有所在,即合約精神,即公民美德 (civic virtue)。中國人的道德以情為基礎,可以隨時轉變 (如小孩在車上撒尿不宜苛責),香港人的道德講究義和理,白紙黑字寫清楚,就要遵守,不能因人而異。

英國管治下的香港政府,致力推動自由市場、公平競爭、法治 (rule of law) 社會、公民教育......多多少少強化了此一獨特的文化精神。

反觀近年的香港,紅色資本充斥、窮人家子弟永遠鬥不過富二代、法院隱約和行政機構配合、強國大媽唱歌跳舞竟被縱容......最要緊是,所謂「新香港人」,不再是刻苦耐勞的孤獨的個體,而是一批佔盡政經優勢的群體。他們實際上不配稱為香港人,因其文化精神不相應。

被譽為「香港國歌」的《獅子山下》,其中有幾句歌詞,頗能點撥出香港獨特的文化精神:

「人生中有歡喜 / 難免亦常有淚 / 我哋大家 / 在獅子山下相遇上 / 總算是歡笑多於唏噓」

「同處海角天邊 / 攜手踏平崎嶇 / 我哋大家 / 用艱辛努力寫下那 / 不朽香江名句」。

香港港台 1990 年「香港心連心」/「成長 90」活動主題曲《踏上成長路》:

「不要問昨天 / 為何眷戀 / 此際 / 應緊握明天 / 世事常變 / 嶄新的一切等待著 / 我去開創 / 你去拓展 / 熱熾的心燃點 / 用進取心同勉 / 沒羞 / 沒驕 / 沒失意的淚 / 漸暖的手同牽 / 邁向新的挑戰 / 路儘管艱辛 / 狂雨打得狠 / 仍然踏上我方向」

以及呂方《每段路》:

「海有幾深 / 卻淹不到這孤島 / 山外有山 / 應知總靠兩手鋪」

亦然。

勉強比擬,孟子「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孤往精神,庶幾近之,然此終非中國文化精神之主流、正途,棱角太露,不夠一團和氣。

謂香港無文化固然不對,謂香港文化僅限於拳頭 (暴力)、枕頭 (情色)、無厘頭 (搞笑) 也失於膚淺。香港自有其獨一無二的文化精神,我們為此感自豪、感光榮,且堅毅地傳承下去,香港人自能成為一偉大之民族,有別於中華民族。

2018年4月28日 星期六

加國援兵

1941 年 7 月,駐港陸軍司令賈乃鍚 (Arthur Edward Grasett) 卸任返回倫敦,沿途經過加拿大渥太華。

賈乃鍚始終對增兵香港一事念念不忘,8 月初與加拿大陸軍總參謀長加利華少將 (Maj. Gen. Harry Crerar) 和加拿大國防部長 (Minister of National Defence) 羅士頓 (James Ralston) 見面時,再次提到增加兩營步兵可令香港防衛能力大增的想法。

加利華 1934 年入讀帝國國防學院 (Imperial War College),曾分別從英、日角度詳細研究香港的戰略和戰術問題。他基本上認同,如果美、英、中、荷四國聯合牽制日本,日本的「南進」政策必定受阻 (這和陳策、樸芳、賈乃錫的看法一致)。而香港的安全既繫於皇家海軍,亦繫於美、美等國能否一致抗日 (他在 1936 年任職加拿大聯合參謀委員會秘書時,說:「如果英美結成盟友,則它們對日本的威懾作用可抵銷日本在香港附近建立基地」)。

在加利華眼中,條件許可的話,派兵支援香港未嘗不可。適逢加拿大首相麥根慈 (William Mackenzie King) 希望藉派兵海外重振加拿大及其本人在民主陣營中的聲譽,萬事俱備,只欠英國方面的批准。

賈乃錫返抵倫敦,向參謀長委員會提及加國願意派兵一事。除了殖民地部常務助理次官卡達 (John Calder) 不贊成 (擔心做法會引起不良政治後果),反應普遍正面。外相艾登 (Anthony Eden) 表示,日本不敢同時挑戰蘇、美、中、英四國,英國應該繼續向其施壓。邱吉爾則聲言若外相不反對加國派兵,他樂觀其成。

9 月 19 日,聯邦事務部 (Dominion Office) 向加拿大政府發出正式電文:

「我們與剛抵達本國的前香港駐軍司令討論後,重新思考了香港防務問題。現行政策視香港為『前哨』,並命令守軍於亞洲開戰時盡力延長抵抗時間。現時,香港守軍有兵四營,符合任務最低限度的要求,我們以往認為增加其數量並無實際效益。

可是,現時遠東情況有變。我們在馬來亞的防禦已有所改善,日本亦對我們和美國的態度轉趨軟弱。在此情況下,我們認為實有理由酌量增加香港守軍一至兩營。援軍將可以產生與其兵力不成正比的抵抗力,並大為鼓舞守軍和整個殖民地。此事更會在亞洲造成莫大的心理影響,並向蔣介石重申我們守住香港的決心。

加拿大政府應該了解我們難以派出全球各地均需要的部隊,雖然英聯邦已大力援助......從加拿大在北太平洋的特殊地位觀之,我們認為至少應該通知加拿大政府有關增援香港的需要,以及這個小規模增援的價值。不得不提,現時美國正派出援軍至菲律賓......」

澳洲對加拿大派兵協防也感滿意,其國防委員會有成員建議:加國派出一旅至香港、一旅至馬來亞,澳洲主動增兵兩營 (共 2,500 人) 至荷屬東印度的帝汶和安汶島,以相呼應。

11 月 16 日,加國援軍抵港。翌日,新任駐港陸軍司令莫德庇 (Christopher Michael Maltby) 與在港加軍 (稱 C 部隊 C Force) 司令羅遜准將 (Brig. John Lawson)、樸芳等討論自加拿大再派出一營。樸芳 11 月底甚至要求英國增派飛機到啟德機場,可惜未能成事。

今天,提到香港抵抗日本的事蹟,一群東江縱隊老兵總會走出來邀功。其實,當時真正守護及保衛香港的,半數是加拿大的年輕將士,現葬於西灣國殤紀念墳場。

國共兩黨對香港抗日並無實際貢獻。即使是宗主國英國,受限於納粹德國的坐大,其亦無餘暇料理這一遠東殖民地。孤獨前哨之孤獨,決非誇張,乃是實情。

幸好在港任職的羅富國、賈乃錫處處為香港設想,念茲在茲香港的安全和利益,加上英聯邦兄弟國同心協力 (加國派兵支援,澳洲予以響應,都是例證),香港才不致在危難困厄裡楚楚可憐。

加國援兵共兩營:皇家加拿大來福槍營 (Royal Rifles of Canada)、溫尼柏榴彈兵營 (Winnipeg Grenadiers),約 2,000 人,大多是青少年,而且是新兵,缺乏實戰經驗。有加拿大傳媒在戰後指責英國政府誘使加國貢獻炮灰。

補充一些加拿大的資料。十六世紀末,英國開始於加拿大建立殖民地。1867 年,憲法法令通過,規定加拿大省、新布藍茲維省、新斯科細亞省三個英屬北美殖民地合組成為加拿大。加拿大為聯邦制度的自治領,擁有國會上下議院、法院等。1919 年,加拿大以獨立身份加入國際聯盟,外交上不再受英國控制。

[主要參考資料]

1. 鄺智文、蔡耀倫,《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

2018年4月27日 星期五

學校之盛衰,關係天下之盛衰

「學校之盛衰,關係天下之盛衰」出自「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黃宗羲<餘姚縣重修儒學記>。

黃宗羲,世稱梨洲先生,浙江餘姚人。父親黃尊素萬曆年間中進士,為東林黨人,後受閹黨所害,宗羲一度懷錐入京伸冤,用錐擊刺閹黨黨人許顯純、李實,人稱「姚江黃孝子」,明思宗亦讚嘆其為「忠臣孤子」。

宗羲師從劉宗周 (世稱蕺山先生) 學習儒學,又苦讀史書,且為「復社」(明末一個政治、學術團體,以「興復古學」作號召,對清初經世致用思想傳承影響甚大) 領導人之一。明亡後,他積極參與抗清活動,曾組織武裝阻止清兵南下。

康熙皇帝兩度召宗羲赴京應博學鴻儒試,均遭拒絕。宗羲隱居著述講學,終身不仕,《明儒學案》、《明夷待訪錄》皆是他的代表作。

學校,在宗羲眼中,有特殊的意義。除了培養知識分子,還需要提供一套是非標準給統治者判斷自己的所作所為是對是錯,令統治者不敢造次。宗羲認為,學校一旦沉迷「科舉囂爭,富貴薰心」,「天子榮之,則群趨以為是;天子辱之,則群擿以為非」,學校即不成學校,而淪落為低一格的書院。

東漢以郭泰、賈彪為首的太學生三萬餘人,不畏權貴豪強,臧否人物,針砭時弊。北宋以陳東為首的太學生數百人,上書請願,要求朝廷恢復李綱原職。宗羲視上述二例為學校功能之展現。他說:「使當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為非是......君安而國可保也」。

可惜東漢、北宋太學生俱無好下場,東漢、北宋終致滅亡。宗羲根據史實,遂領悟出「學校盛衰」與「天下盛衰」緊密相連。

1957 年,毛澤東發起「反右運動」,把大批敢言的學者教授文化人劃為「右派」,予以打擊。「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 飄揚,學者教授文化人「見過鬼怕黑」,再也不敢提出異議,卒之釀成三年饑荒,大量人民不正常死亡。

宗羲的話委實有劃時代的意義!

不過,他仍寄望統治者自己改過遷善,沒發展成藉民間輿論監督、制衡統治者作為,未免過份樂觀 (儒者一貫通病)。

另外,「公天下」、「私天下」的區分亦來自宗羲,見「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

2018年4月26日 星期四

李迪被逐出朝廷

周懷政擁太子為帝一事,令真宗極為忿怒。真宗想責罰太子,群臣莫敢言,唯李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為此計。」真宗卒之打消念頭,僅誅懷政等。

李迪,字復古,先祖為趙郡人,後徙至幽州。「迪深厚有器局」,曾攜帶自己撰寫的文章見柳開 (宋初文學家、政治及軍事人物),獲柳開讚賞:「公輔材 (輔助主上的人才) 也。」真宗景德二年 (公元 1005 年),「舉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歷通判徐、兗州。改秘書省著作郎、直史館,為三司鹽鐵判官。」天禧年間,官拜給事中、參知政事。

真宗寵愛劉娥 (即後來的章獻明肅皇后),欲立為皇后,李迪屢次上疏諫止,其理由是:劉氏出身寒微,不可母儀天下。劉娥對李迪深感痛恨。

真宗受風疾困擾,政事一律由劉氏裁決。寇準建議讓皇太子 (天禧二年,即公元 1018 年,真宗立趙受益為皇太子) 總軍國事,以避免女禍出現,李迪深表贊同。丁謂以為不便,李迪曰:「太子監國,非古制邪?」據理力爭。二人始有隙 (丁謂乃一趨炎附勢之小人,劉皇后掌權,支持太子豈不是得罪她?故「以為不便」。李迪則是士人出身,以經史為尚,不畏強權,故曰:「太子監國,非古制邪?」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二人不咬弦,勢所難免)。

寇准罷相,真宗欲以李迪為相,李迪堅持不受。真宗最後任命李迪為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景靈宮使、集賢殿大學士。

懷政謀反事敗,李迪阻止真宗遷怒於太子。丁謂借「乾佑天書」事件向寇準報復,迫逼真宗貶寇準到偏遠的小州,李迪曰:「曏者 (從前的人) 聖旨無遠字。」識破丁謂的詭計 (準之貶也,帝命與小州,謂輒云「與遠小州。」迪言:「曏者聖旨無遠字」)。

丁謂擅權用事,竟至暗中任免小吏而不向朝廷稟報。李迪知悉,憤然向身邊同僚說:「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幸為自安計邪!」對丁謂的做法不以為然。

未幾,丁謂要求劉皇后准許「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加他門下侍郎兼太子少傅,加李迪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故事,左、右丞非兩省侍郎所兼」,丁謂此舉旨在壓抑李迪之權勢。李迪極為不滿。

另外,丁謂欲引攻於心計的林特 (「五鬼」之一) 為樞密副使,李迪終於在真宗面前大爆發:「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命。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 (吳越末代國王錢俶第十四子,劉皇后義兄劉美的妻舅) 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遠謫,惟演以皇后姻家,使預朝政,曹利用、馮拯相為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真宗大怒 (此見其昏庸),「罷謂為戶部尚書,迪為戶部侍郎;尋 (不久) 以謂知河南府,迪知鄆州」。

翌日,丁謂入宮謝罪。真宗詰問他與李迪爭拗什麼,丁謂乘機說:「非臣敢爭,乃迪忿詈 (因憤怒而罵) 臣爾,願復留。」真宗信以為真,「自出傳口詔,(批准丁謂) 復入中書視事」,「仍進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兼太子少師。天章閣成,拜司空。乾興元年,封晉國公。」

丁謂官復原職,益擅權專恣,朝中正人為之一空,僅王曾較為可觀 (初,帝欲謫準江、淮間,謂竟除道州,同僚莫敢言,王曾獨以帝語質之,謂顧曰:「居停主人勿復言。」蓋指曾嘗以第舍假準也)。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2018年4月25日 星期三

孫中山無疑比毛澤東更偉大

文憑試歷史科問:「你認為孫中山和毛澤東哪一位是更偉大的中國領袖?」 按照春秋時期叔孫豹提出的「三不朽」,孫明顯比毛更偉大。

在「立德」方面,孫中山一生為國家民族的富強幸福而奮鬥。清朝末年,華興會、光復會次第成立,革命力量分散,孫於東京成立同盟會,予以統合。袁世凱脅北洋陸軍的威勢跟革命軍議和,孫為保革命成果,不戀棧權位,二話不說把臨時大總統位置讓出。進入二十年代,有見國民黨暮氣沉沉,孫決定和蘇俄合作,實行「聯俄容共」政策。儘管黨內同志有不諒解者,孫仍苦口婆心釋除他們疑慮。把共黨當成死敵對付,此非孫的立場,他比較傾向「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毛澤東早年熱衷於為國家民族的富強幸福謀出路,推動過湖南獨立運動。晚年發動「文革」,卻純粹是個人權力欲作祟,不甘心劉少奇、鄧小平奪去自己的權力。延安整風強調「領袖至上」、「集體至上」,毛為此不惜殺害超過一萬人。「反右」、「三面紅旗」......毛的專斷及自以為是,造成不少家庭支離破碎,知識分子受盡屈辱,平民百姓生活困苦。對於黨內持不同意見的同志,毛沒有循循善誘,沒有包容尊重,反而是扣人帽子,大批特批一番,如彭德懷。兩相比較,孫較毛無私,且有仁愛之品德。

在「立功」方面,孫中山結束了中國幾千年專制帝王統治,創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 中華民國。黃埔軍校的構想與設立,為日後北伐統一乃至抗戰勝利提供堅實的軍事基礎。毛澤東以井岡山作為工農紅軍休養生息之地,繼而建立江西蘇區,用游擊戰、運動戰跟國軍周旋,對中共有利,無功於中國。1949 年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某程度上是蘇聯「契弟」,中國邁向獨立自主遭遇挫折。一句「沒有你們皇軍侵略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就不能團結起來對付你們,中國共產黨就奪取不了政權。所以,日本皇軍對我們是一個很好的教員」,甚至揭示出趕走蔣介石一半是日本人功勞。毛事功不如孫明矣!

最後,在「立言」方面,孫吸收、消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一脈相承的「道統」,以仁愛為理論核心,再接通西方的社會契約論、主權在民、權力制衡、分配正義等觀念,建構出獨一無二的內聖外王的思想體系。毛「新 / 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劃分不過拾列寧牙慧,游擊戰十六字訣「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據說來自朱德的經驗實踐,至於《矛盾論》、《實踐論》,根底仍是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抄襲有餘,創新欠奉。

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毛皆不如孫,孫中山當然是更偉大的中國領袖了。

試觀網民一些留言:「毛澤東一手破壞國家,孫中山沒破壞」、「一個推翻獨裁走向民主,一個推翻民主走回獨裁」、「國父是推翻幾千年帝制,走向民主的先烈,毛賊是令中國走向腐敗的創造者」、「孫較毛偉大。孫推翻滿清八百年统治,毛只趕走老蒋幾十年的民國」。

孫、毛的歷史地位非常清楚。

2018年4月24日 星期二

未來香港還有真歷史、真是非可言嗎?

教育局長楊潤雄批「香港位於中國南方」及「中國收回香港主權」不恰當,應改為「香港位於中國境內的南方」及「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

關於前者,李怡駁得最好:「如果『香港位於中國南方』不清晰,一定要改為『香港位於中國境內的南方』,那麼是否教科書提到上海、北京,也一定要改為『上海位於中國境內的東方』、『北京位於中國境內的北方』呢?」

至於後者,鄧小平 1982 年曾對希思 (Sir Edward Heath) 說:「我們是多年的好朋友了,如果中國到那時不把香港主權收回來,我們這些人誰也交不了帳。」他又對戴卓爾夫人表示:「到 1997 年中國要收回的不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島、九龍的主權,這一點是肯定的,不能有別的選擇」。即使到了最近,中聯辦教育科技部長李魯仍言:「香港主權當然要收回啦。」「中國收回香港主權」是習以為常的講法,轉成「恢復行使主權」反覺突兀。

退一步,假設我們接受「收回主權」不精準、「恢復行使主權」準確些,香港主權原屬大清帝國,清朝滅亡後,《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正本交中華民國保管,中共建政,國府遷台,三條約之正本連帶被移至台灣。台灣,根據「一中各表」,也可稱為「中國」。汲汲於講「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台灣 (即中華民國) 不是比 1949 年始創建之中華人民共和國更具資格嗎?改變字眼只會令人懷疑中共對香港行使主權的合法性,打擊中共在香港的管治威信,百害而無一利。

偏偏曾鈺成、林鄭紛紛表態挺楊局長,筆者不禁要問,為何兩人十多年前不提出相關問題,予以糾正?要待楊局長發表高見,方爭相附和?

另外,楊局長此時此刻 (中共嚴厲打壓港獨) 才主張改教科書用字,且與李魯說法不盡一致,背後會否涉及「想擦鞋而擦錯」的問題?

如果中共執意要篡改歷史,香港人是可憐的。如果香港人因媚共而自行篡改歷史,這是自作孽!

今年文憑試中史科有一道題目,同樣教人沮喪。「二十世紀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承傳與轉變」其中一題問到毛澤東思想,指毛澤東思想蘊含中國文化元素,要求考生從「矛盾論與陰陽學說」和「實踐論與知行合一思想」兩方面說明。

熟悉中國學術思想的人都知道,「陰陽學說」的主要內容是:陰陽二氣交感化生天地萬物。而陰陽二氣乃互相依存、互相轉化,整體呈現出一種和諧的狀態,老子所謂「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張載所謂「氣本之虛,湛一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

毛澤東的矛盾論脫胎自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講對立的統一,講否定的否定,最重要是鬥爭永遠必須 (must),「仇必仇到底」(馮友蘭晚年對毛澤東思想的判斷),「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這怎會是繼承陰陽學說,蘊含中國文化元素?

把「實踐論與知行合一」相提並論尤其荒謬。「知行合一」為明代心學大儒王陽明的思想。人能做出種種合乎道德規範的行為,才算得上明白良知,而良知是「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孟子語,陽明思想遙承孟子學)。實踐論的副題卻是「論認識和實踐的關係」,用西方哲學的術語,是探討 knowing what 如何保證 knowing how,後天學習的理論知識怎樣貫徹於 (革命) 生活的各方面。此跟王陽明原意「風馬牛不相及」,真不知繼承、蘊含從何說起!

請注意,題目是要求考生從兩方面說明,不准考生對兩方面作根本否定。設題者媚共已經可恥,還要強不知以為知,錢穆、唐君毅、徐復觀、牟宗三泉下有知,定必破口大罵,他們倒是一生反毛反共以捍衛中國文化。

歷史科問「你認為孫中山和毛澤東哪一位是更偉大的中國領袖?」問得很妙,但試問有多少老師懂得評改?不懂,非因歷史知識不足,而是欠缺氣節、風骨,飯碗要緊。

想起陳寅恪出任中科院中古研究所所長前提出「不宗奉馬列主義」、「不學習政治」兩條件,他的確是一位研究真歷史的學者。

他朝香港還是一個可以讀到真歷史、判別到真是非的地方嗎?

2018年4月23日 星期一

周懷政謀反

天禧四年 (公元 1020 年) 七月,宦官周懷政謀反事敗。

周懷政,并州 (今山西太原) 人。養父周紹忠,跟隨太宗征北漢,於亂屍堆裡發現懷政,養為己子。懷政長大,入宮侍奉皇帝,輾轉升至入內高品。

真宗東封泰山,懷政奉命修行宮、頓遞 (置備酒食郵驛以供軍用,謂之頓遞)。他又負責把泰山天書帶回汴京,並與皇甫繼明共同擔當保護天書的重任。東封禮成,懷政與康宗元留在泰山修圜台。大中祥符六年 (公元 1013 年),劉承規逝世,懷政返回宮中,自此官運亨通,扶搖直上,所謂「日侍內廷,權任尤盛」。

真宗對懷政極度信任,致使前來巴結的人越來越多,懷政乘機黨同伐異。另外,他專取中外帑庫 (官家藏錢財的府庫),且「酷信妖妄」。有一朱能,為人凶狡,因賄賂懷政親信,獲懷政援用。朱能出任永興軍 (「軍」屬地方行政單位,永興軍即今陝西) 巡檢時,適逢寇準「徙永興軍」,他極力討好寇準 (「倚準舊望,欲實其事」),令寇準非常歡喜 (為好勝的性格所累),寇準多依順朱能意見。

天禧三年 (公元 1019 年) 三月,周懷政夥同朱能詐稱天書降於乾佑山。寇準女婿王曙與懷政友好,慫恿寇準附和朱能之言,寇準答應。儘管「中外皆識其詐」(魯宗道言:「奸臣誕妄,以惑聖聽」),真宗深信不疑,寇準更因此第三次拜相 (第一次源自畢士安推薦,第二次是王旦視其為人才,第三次是「乾佑天書」事件中附和朱能)。

真宗晚年「得風疾,事多決於 (劉) 皇后」,寇準密謀請太子監國,被丁謂中傷,罷爲太子太傅。

懷政胡作非為,早已引起朝臣不滿。真宗顧念舊情,未有予以追究。真宗病重,懷政擔心靠山崩塌,自己會遭清算。加上丁謂拉倒寇準後,處處阻礙懷政與真宗接觸,「使不得親近」。懷政內不自安,為保權位,遂與弟弟周懷信聯合,暗中召楊崇勳、楊懷吉等入京,殺丁謂、廢劉皇后,恢復寇準宰相職務,預立太子為帝,奉真宗為太上皇。

豈知楊崇勳、楊懷吉親自向丁謂告密。丁謂連夜偕同二人到樞密使曹利用家中商討對策。翌日,曹利用上奏揭穿懷政陰謀。懷政被收監,不久斬 (首) 於城西普安寺。「父內殿承製紹忠及懷信並杖配復岳州,子侄勒停,貲產沒官」(懷政之未敗也,紹忠嘗詬之曰:「斫頭豎子終累我!」懷信謂之曰:「兄前事必敗,宜早詣上首實,庶獲輕典。」及其謀亂,又泣拜止之,不聽,故皆得免死)。「懷政僕使、親從並杖配海島、遠州,部下使臣貶秩有差」。

丁謂與劉皇后合謀,揭發「乾佑天書」是懷政與朱能偽造以欺騙真宗。朱能不甘被捕,起兵作反,未幾惶懼自殺。寇準被貶為太常卿、相州知州 (寇準曾附和朱能之言),徙安州,再貶道州司馬。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2018年4月22日 星期日

增援始終未能成事

1941 年,有感美日關係惡化,美國政府改變對亞洲防務的態度。3 月,美國通過《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開始向英國供應軍火,並將此案延伸至中、蘇兩國。另外,太平洋艦隊轉移至夏威夷的珍珠港,與日本的距離縮短了三分之一。

美國改變態度,加上地中海、中東和大西洋 (不列顛戰役獲勝) 的戰況稍為好轉,令英國軍方重新考慮增援香港的問題。

德國 6 月發動「巴巴羅薩行動」(Operation Barbarossa),派兵入侵蘇聯,亦是英國軍方再度關注香港的原因之一。蓋香港向來被視為影響中國抗日決心的地方,加強防守香港,能夠激勵中國軍民繼續抗戰,日本無法抽身離開東亞戰場以支援盟友德國,蘇聯即不易對德屈服。又德軍侵蘇減輕了英國本土所面對的壓力,軍方認為刻下有條件理會海外的香港。

當時,陳策海軍上將 (國民政府駐港全權聯絡代表兼中國國民黨港澳支部主任委員) 曾在一個晚宴上,與賈乃鍚等英美軍官討論英、美、日三國海軍兵力的問題,大家普遍同意:如英美可集中軍力至亞太地區,則可逼使日本放棄侵略。

然而,倫敦政府對中英合作持保留態度。

1941 年 2 月,英國派出印度陸軍少將丹尼士 (Maj. Gen. Lancelot Dennys) 出任駐華軍事代表團長,雙方就軍事合作進行討論,但一直未能達成協議。5 月下旬,蔣介石向英國駐重慶大使提出派兵協防香港和緬甸。雖然大使和丹尼士都表示贊成,但倫敦似乎不太願意,擔心中國會將英國拖入亞洲戰場。

倫敦政府是一個阻力,軍方中的陸軍部是另一阻力。

陸軍總參謀長迪約翰 (Gen. John Dill) 聲言「我們不能根據中國短期的戰術需要作出任何決定」,而是要按照「我們自己的全盤戰爭計劃」,因為「中國的未來仰賴我們擊敗日本」。陸軍部甚至堅持英日開戰後才可派出游擊戰專家到中國。

早在 1938 年 3 月,海外及本土防務委員會提交《香港再武裝計劃》時,陸軍部已跟海軍部不咬弦,意見出現分歧。陸軍部反對增加投資為香港裝備 15 吋 (381 毫米) 巨炮、興建兩個新機場,海軍部卻傾向支持。巴度苗《1936 年防衛計劃》遭放棄,守軍轉為「保住港島」,某程度上是陸軍部阻撓導致 (海軍部立場、態度比較有利香港。相反,陸軍部念茲在茲英國本土利益,香港的利益往往被放在次要位置加以考慮。巴度苗要求增派援兵,陸軍部憂慮英國被德軍入侵,遲遲未予回應,便是一例)。

駐港陸軍司令賈乃錫首肯英美聯合兵力以威懾日本,純粹是賈個人想法,不代表陸軍部正式立場。賈對香港有特殊且深厚的感情,此在他卸任返國,途中仍對增兵香港一事念念不忘,卒之請求加拿大增派援兵可以窺見。

倫敦一度答應把自美國購入的 100 架 P-40 戰鷹式戰鬥機轉讓中國,由於北非戰局日壞,邱吉爾臨時把飛機送往該地。

幸好馬來亞及新加坡兵力日厚,英美軍事合作亦漸見端緒,東亞局勢還不至教人絕望,香港處境還不至十分危險。

[主要參考資料]

1. 鄺智文、蔡耀倫,《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

2018年4月21日 星期六

逃兵案與樸芳爭取增援失敗

1939 年 10 月 1 日 (星期日),兩名第 6 拉吉普達拿團第 5 營 (5th Bn. 6th Rajputana Rifles) 的士兵趁休假離營的機會,以探望在深圳河哨站駐守的同鄉為名進入禁區,其後不理哨兵勸告,涉水越過深圳河,向對岸正與游擊隊作戰的日本第 23 軍士兵投降。

兩人俱屬印度兵,對日軍表示,自己不願入伍,抵港後不斷從事土木工作,致使身心疲累,傳聞日人善待印人,於是前來投靠。

他們將所知軍情盡告日軍,其中提到:

(1) 駐港軍隊不斷在山上挖戰壕;

(2) 英國軍官聲稱香港駐有「四團印軍、三團英軍、九十門火炮、二十五架飛機和五十艘軍艦,故不難攻落」。

日軍以二人「智識水平太低」,覺得其情報無甚價值,念在他們真心投靠,未有將之交回英軍,予以釋放。

印兵叛逃案後,兩名皇家蘇格蘭團第 2 營 (2nd Bn. Royal Scots) 士兵亦於 6 日越境到中國,被日軍逮捕。他們稱自己原本是蘇格蘭的勞工階層,因生活所迫當兵,有感軍旅生活艱苦 (其中一人更掛念仍在印度的妻子),遂趁衛兵不察,從營中逃脫,乘火車至深圳羅湖邊境,經中國、印度返國。

他們也把所知軍情告訴日軍,且在地圖上註明:

(a) 英、印軍六團;

(b) 大型軍用機場有五十門高射炮、三十架轟炸機;

(c) 香港島有三門 16 吋 (406 毫米) 炮,每半哩則有一門 6 吋炮,並有機械水雷;

(d) 海軍有巡洋艦八艘、潛艇七艘、炮艦、水雷艇三十多艘等。另外,有法國海軍協防。

資料頗為誇張,兩人不久被遣回香港。

鄺智文、蔡耀倫懷疑,皇家蘇格蘭團士兵「叛逃」,是賈乃錫及其參謀用以迷惑日軍的詭計,旨在用大量假情報覆蓋叛逃印兵可能洩露的機密:

「被俘英兵對醉酒灣防線、啟德機場、昂船洲設施隻字不提,但特別強調英軍在香港島 (包括一直被視為弱點的南岸) 均備有大口徑岸炮,而且鯉魚門附近更備有當時最大口徑的 16 吋炮,似有意無意間給予日軍『不能直接進攻香港島』的印象。」

1941 年日軍用上一個「師」(部隊規模比旅大、比軍團小,介乎 10,000 - 25,000 人之間) 攻打香港,又自其他戰線調來大量炮兵、攻城炮支援,反映日軍多少遭誤導 (mislead),香港變相為其他戰線分薄日軍兵力。

1940 年 12 月,空軍上將樸芳 (Air Mar. Robert Brooke-Popham) 出任遠東三軍總司令。樸芳剛到任,就要求英國政府增援各亞洲屬地,以阻嚇日本。他主張倫敦增派兩營英軍到港,同時延長守軍在新界及九龍半島的抵抗,為防守港島爭取更多時間。可惜有關建議被首相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德國入侵波蘭,主和的張伯倫失算,主戰的邱吉爾臨危受命,接任首相) 反對。

邱吉爾批評派兵援港是「大錯特錯 (This is all wrong)」,重申:香港的防務問題不是能否守住香港或解圍,而是如何平衡「持續抵抗所得到的道義優勢、隨之而來要求解圍的政治壓力,以及因為延長抵抗而導致市民承受更多苦難」三者。倫敦最終僅同意送香港 35 根高射炮備用炮管、15 輛備有布倫式機槍 (Bren Gun) 的履帶式裝甲載具 (Universal Carrier)。

[主要參考資料]

1. 鄺智文、蔡耀倫,《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

2018年4月19日 星期四

風雲的虛妄

戴耀廷遭中共及其傀儡連番批鬥,致使泛民和本土派一致同意「捍衛講港獨的言論自由」。兩派從未在立場、看法上如斯接近,本來戴耀廷大膽些,像黃毓民般,說:「如果這樣就是『港獨』,我們不怕承認!」本土派與泛民有合作空間亦未可知。偏偏戴汲汲於澄清自己不是「港獨」,還急推什麼「風雲計劃」,綰合兩派的歷史機緣就此錯過,誠堪可惜!

何謂「風雲計劃」?戴耀廷日前發表<風雲的未來>詳加解釋。然而,細看之下,不禁教人慨嘆「好傻好天真嘅人真係唔適合搞政治」。

戴首先指出,中共發動文革式批鬥,是因為他正在推動「風雲計劃」,「我相信其中一個目的是要把我孤立,令民主派的朋友不敢與我走得太近」。

「風雲計劃」如果威力驚人,足夠動搖中共對港管治,中共當然會插手阻撓,如他所言。可是,「風雲計劃」果真有此威力?假如沒有的話,而中共向來機關算盡,其批鬥更似出於另外一些動機 (如為廿三條立法製造有利條件),戴未免自視過高了。

「或許中共以為『風雲計劃』是一個新的大台,所有民主派人士都會以『風雲』名義參與 2019 年的區議會選舉。」

這裡戴耀廷其實有一個前設:中共很害怕「風雲計劃」。害怕「風雲計劃」什麼?他進一步解釋「風雲計劃」可能被理解成一個集結所有民主派人士的新的大台。

問題是:戴此一前設頗值得質疑。

第一,我們沒確鑿證據證明中共害怕「風雲計劃」。

第二,就算所有民主派人士都以「風雲」之名參與 2019 年的區議會選舉,又如何?民主派取得過半議席,117 個選委議席都拿到手,在中共精密部署下,彼能選出和民主派立場相近的特首候選人嗎?僥倖選中了,中共樂意任命嗎?特首選舉根本是一場假選舉!一場中共可以操控結果的選舉!彼以正常選舉的博奕策略妄想能取勝,天真有餘,卻忽略政治現實之殘酷。敢問中共會主動關注甚至扼死不切實際的「風雲計劃」嗎?

「在整個過程,我只是扮演一種好像『政治紅娘』的角色,想方法把民主派政黨在各地區聯繫起來,及把政治素人與地區的政治聯盟聯繫起來。」

敢問,本土派需不需要被聯繫?如果要聯繫,泛民擺出一副主人家的嘴臉,本土派對此深惡痛絕,聯繫注定不成。如果不聯繫,如聲援大會中不准本土派上台發言般,泛民現在不是已經很團結嗎?已經有協調合作機制嗎?即使各民主派政黨同氣連枝,「愛與和平」發揮最大力量,對方是手握國家機器的極權,香港有機會變天嗎?恐怕最後僅換來「俾啲掌聲自己」,徒勞無功。

「『正規軍』的成功率只是約五成。若能透過由現在開始就進行貼地的地區工作、地區合作和聯合競選,並把 2019 年參選打造成反專制的關鍵一戰,希望能把成功率提升至六至七成」完全是想當然。對香港大部份人來說,沒飯吃、沒工開、沒錢用比反專制更重要。有些人甚至會講「專制得來令民生改善,有何問題?」至於貼地的地區工作、地區合作、聯合競選可推高成功率,前者不一定保證後者。

培訓「新軍」參選區議會累積經驗,不是不可以做,但「風雲計劃」明顯不值得中共發動文革式批鬥,因殺傷力極低。

天真、自大、思慮欠慎密,是戴耀廷的通病,也是泛民歷來的通病。搞政治不能單靠講道德、講理想主義,每下一步棋,都必須思考其可能帶來的後果,對抗中共尤其應該如此。

戴耀廷說:「『風雲』的真正精神,就是我們沒有放棄,會繼續用和平的方法,透過在選舉中衷誠合作,來取得政治突破,以此頂着專制的壓迫」

筆者想坦白一點,繼續沉迷和平方法和選舉,斷不能帶來政治新突破,只有被專制吞噬的份兒!好自為之!

2018年4月18日 星期三

丁謂得勢

天禧三年 (公元 1019 年) 六月,真宗以寇準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謂為參知政事。

丁謂,字謂之,蘇州長州人 (屬南人系統,史載「少與孫何友善,同袖文謁王禹偁,禹偁大驚重之,以為自唐韓愈、柳宗元後,二百年始有此作。世謂之『孫丁』」,可見其文學才華出眾)。早年獲寇準賞識,舉薦給李沆,李沆不用,寇準問其故,李沆說:「(丁) 謂誠才 (的確是個人才),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言下之意對丁謂的人格有保留。寇準亦非不知丁謂人格有問題,回答:「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丁謂恃才傲物,必不甘位居低微職位,不如給他高官厚祿,用十分尊重換他為國家賣命。對於寇準的想法,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寇準則始終無法理解李沆之高瞻遠囑 (寇準為人主觀太強,成見太深,此乃其致命弱點)。

丁謂得到寇準稱譽,地位日漸崇隆,他因此「事準甚謹 (恭敬)」(寇準罷相,權臣王欽若得勢時,丁謂一度投其所好,屬「五鬼」之一。王欽若罷相,寇準回朝,他又轉而博取寇準信任,是一趨炎附勢的奸佞)。有一次,中書省的官員們一起吃飯,寇準鬍子沾上湯汁,丁謂看見,連忙把寇準鬍子上的湯汁抹掉。寇準笑說:「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耶 (參知政事是國家的大臣,竟然為長官擦鬍子啊)?」寇準直率的調侃,聽在丁謂耳裡,卻覺得對方存心譏諷、羞辱自己,他開始對寇準懷有恨意,二人有仇隙 (丁謂容易記仇,心胸不廣闊,可見他為一小人。寇準也未免太心直口快,禍從口出)。

真宗晚年「得風疾」,政事多由劉皇后裁決。

劉皇后原名劉娥,祖籍太原,後徙益州,為華陽人。她曾嫁一銀匠龔美為妻,不久跟隨丈夫到汴京謀生,以「善播鞀」(擅長擊打撥浪鼓) 聞名。適逢襄王 (即真宗) 選姬妾,龔美易名劉美,自稱劉娥之兄,送劉娥入王府。襄王乳母秦國夫人性格嚴整,覺得劉娥出身寒微,請求太宗迫襄王將劉娥逐出王府。襄王把劉娥偷偷藏在王宮指揮使張耆家中,不時與劉娥私會。太宗駕崩,襄王即位。他馬上迎劉娥入後宮,先封美人,再進德妃。

真宗打算立劉娥為皇后,大臣們以其無子嗣且出身不顯貴,紛紛反對。真宗卒之力排眾議,將侍女李氏 (李宸妃) 所生的兒子 (趙受益,後來的宋仁宗) 當作劉皇后的兒子。

《宋史》:「后性警悟,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真宗退朝,閱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宮圍事有問,輒傅引故實以對」。天禧四年 (公元 1020 年),真宗長期臥病在床,居於深宮,劉皇后儼然成為國家最高統治者。

唐高宗受「風疾」纏擾,致使武皇后有機會垂簾聽政,奪取天下。前車可鑑,寇準等擔心劉皇后稱制,遂向真宗進言:「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羽翼之。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真宗同意。寇準暗中令楊億草擬奏章,請太子監國。可惜機事不密,丁謂知道後,極力說寇準壞話,「請罷其政事」。真宗忘記自己首肯寇準「請太子監國」的主意,竟罷寇準為太子太傅。

丁謂除去了眼中釘,與馮拯「並同平章事」。

[主要參考資料]

1.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2. 脫脫等,《宋史》。

2018年4月17日 星期二

談馬克思

5 月 5 日是德國哲學家馬克思 (Karl Marx) 200 歲冥誕。

談到馬克思,不得不提其歷史唯物主義 (Historical Materialism)。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下層建築和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推動著社會的發展,決定著歷史的一般進程。

當生產力急速上升,適應生產力的性質和發展要求的先進的生產關係伴隨而來。然而,隨著生產力上升到一定程度,生產關係無法與之相適應,這個時候,不適應生產力的性質和發展要求的落後的生產關係,會阻礙生產力的上升。要進一步提高生產力,全新的生產關係必須取代舊者,階級鬥爭於是出現,暴力革命完成後,全新的先進的生產關係確立,社會走入另一新階段。馬克思據此說明人類社會歷經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最終走向共產主義社會。

下層建築對上層建築起著決定性作用,前者左右著後者的變革。所謂下層建築,即經濟基礎,即生產力和生產關係。至於上層建築,泛指一切思想、文化、藝術、意識形態。上層建築總是為了適應經濟基礎的需要而建立,故云「唯物」。可是,它有時也會發揮鞏固 / 損害經濟基礎的作用。

在資本主義社會裡,資產階級是剝削階級,無產者是被剝削階級。後者奮力與前者鬥爭,奪前者的權,結果必然帶來無產階級專政。不過,無產階級專政只是一個過渡時期,終極目標為:消滅一切階級,進入無階級分野、「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天堂。

馬克思這套學說誕生於十九世紀的倫敦。那時英國已完成工業革命,童工問題非常嚴重,馬克思曾狠批英國工業:「不吸血就活不了,連孩子的血也吸。」其對資產階級的仇恨或由此而來。

恩格斯是馬克思的「金主」兼戰友。馬克思窮困潦倒,恩格斯常予以接濟。他又幫助馬克思完成《資本論》第二、三卷,且充實馬克思的見解。因應暴力革命不易成功,恩格斯傾向在民主國家裡組織無產階級合法政黨 - 社會民主黨,在憲法框架下為工人爭取具體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地位。今日歐洲的社會民主黨和工黨,其思想根源可追溯到恩格斯對馬克思的揚棄 (繼承和發揚積極、合理的因素,拋棄和否定消極、不合理的因素,謂之「揚棄」)。

馬克思估計共產主義會由工人階級在大城市較多的國家實現,豈知二十世紀初全球第一個共產國家 - 蘇聯竟是農民佔多數,工業亦相對落後。列寧主張無產階級應與農民群眾相結合,共產主義應與民族主義相結合,更可能為馬克思所反對 (農民是保守落後的,焉能與先進的革命的無產者混合為一?民族主義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怎可和「工人無祖國」的共產主義相提並論?)。

毛澤東覺得中國落後是因為生產力上升滯慢,而生產力上升滯慢是因為封建及資本主義殘餘思想作祟,故要不斷鬥爭、不斷革命,把傳承這些思想的載體 (即知識分子、書籍、文物古蹟) 摧毀殆盡,釀成「延安整風」、「反右」、「文革」......毛澤東的做法其實未有完全違背馬克思的路數 (廓清損害下層建築的上層建築),卻造成人間災難。

到了鄧小平,改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際是市場經濟),這本來無問題 (馬克思以資本主義社會為社會主義社會前一階段),奈何財富慢慢流入共官及其親屬子弟手中,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還要打著「無產階級專政」的招牌,沒放下的打算。此已彷彿跟馬克思的看法對著幹矣!

中國日前贈送一座高 4.4 公尺,重 2.3 噸的馬克思銅像給德國,惹來各方批評。打著馬克思的旗號反馬克思,世人不是傻的。

2018年4月16日 星期一

沉迷道教

宋真宗東封西祀上了癮,竟沉迷起道教來。史載「自天書議起,四方貢諛者日多,帝好之彌篤」。

大中祥符五年 (公元 1012 年) 十月,真宗對群臣說:「朕夢神人傳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趙玄朗授汝天書,今令再見汝。』明日,復夢神人傳聖祖言:『吾坐西,斜設六位以候。』是日,即於延恩殿設道場,五鼓一籌,先聞異香。頃之,黃光滿殿,聖祖至,朕再拜殿下。俄有六人至,揖聖祖皆就坐。聖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黃帝。後唐時復降,主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為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即離座乘雲而去。」

「玉皇」指天廷最高領導者玉皇大帝。「聖祖」即「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名趙玄朗,玄朗自稱是人皇九人中之一位,乃趙之始祖,再生為軒轅黃帝,後唐時奉玉皇大帝之命復降世上,主趙氏之族。

真宗所言,完全是「君權神授論」的中國版。藉趙氏皇室是天神化身、宋朝建立是天命所歸,以加強管治合法性 (因真宗擔心「澶淵之盟」令人民對政權失去信心)。

可惜宰相王旦等竟「再拜稱賀」,投其所好而不予諫止。

未幾,真宗「詔以天尊降臨,分命輔臣告天地、宗廟、社稷」,「上聖祖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聖母 (趙玄朗妻子) 懿號曰元天大聖后」。他又「建景靈宮、太極觀於壽丘,以奉聖祖、聖母」,詔「天下天慶觀並增建聖祖殿」、「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尊像」、「刻天書於宮」,且仿傚唐玄宗創作配享樂章十六首,兼編排有禮儀舞蹈兩種 (文舞曰《發祥流慶》,武舞曰《降真觀德》)。

十一月,真宗在朝元殿親祀玉皇大帝。六年 (公元 1013 年) 正月,司天監言五星同色。八月,應亳州官吏父老 3,000 餘人要求,詔來年春天親自朝謁太清宮 (老子廟所在),同時「詔加上真元皇帝號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孫奭苦口婆心,上疏告誡:「陛下封泰山,祀汾陰,躬謁陵寢,今又將祠於太清宮。外議籍籍,以謂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且以明皇為令德之主耶?甚不然也。明皇禍敗之跡,有足為深戒者,非獨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此懷奸以事陛下也。明皇之無道,亦無敢言者,及奔至馬嵬,軍士已誅楊國忠,請矯詔之罪,乃始諭以識理不明,寄任失所。當時雖有罪己之言,覺寤已晚,何所及也!臣願陛下早自覺寤,抑損虛華,斥遠邪佞,罷興土木,不襲危亂之跡,無為明皇不及之悔,此天下之幸,社稷之福也!」

真宗卻反駁:「封泰山,祀汾陰,上陵,祀老子,非始於明皇,《開元禮》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寶之亂舉謂為非也。秦為無道甚矣,今官名、詔令、郡縣猶襲秦舊,豈以人而廢言乎!」作《解疑論》以示群臣。

忠臣不受重用,另一面則為奸佞小人當道。「時,天下乂安,王欽若、丁謂導帝以封祀,眷遇日隆。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而 (丁) 謂附會之,與陳彭年、劉承珪等蒐講墜典,大修宮觀。以林特有心計,使為三司使,以斡財利。五人交通,蹤跡詭祕,時號『五鬼』」

「五鬼」之中,王欽若任樞密使,丁謂擔當副相,林特理財。政、軍、財權盡為其把持。王旦不想繼續同流合污,但念在聖上於己有恩,不忍去職,只好慨嘆李沆有先見之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至於樞密副使馬知節,對「競言祥瑞」的怪現象也不以為然,常提醒真宗:「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也。」奈何真宗聽不入耳。

七年 (公元 1014 年),真宗「謁老子於太清宮」,年底玉清昭應宮建成。史載「初議營宮,料工須十五年,修宮使丁謂令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二燭,故七年而成。凡二千六百一十楹,制度宏麗。屋宇少不中程式,雖金碧已具,劉承珪必令毀而更造,有司莫敢較其費」,勞民傷財,可見一斑。

陳州知州張詠死,遺表曰:「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王旦死,臨終前,語其子曰:「我別無過,惟不諫天書一節,為過莫贖。我死之後,當削髮披緇以斂。」王曾堅決不願附和怪誕,將會靈觀使一職讓給王欽若,向真宗說:「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駑病,使待罪宰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 (標奇立異) 也。」有趣的是,三人要麼曾受過寇準推薦,要麼是寇準的友好。

《宋史》評價真宗功過時指出:「及澶淵既盟,封禪事作,祥瑞沓臻,天書屢降,導迎奠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值得注意是「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假如皇帝一人沉迷,尚且可以理解,連群臣,甚至老百姓都紛紛支持,中國人在宋朝不見得很文明。

[主要參考資料]

1. 畢沅,《續資治通鑑》。

2.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3. 脫脫等,《宋史》。

2018年4月15日 星期日

王志民的謬論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在「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研討會」致辭:「一些港獨激進分子,肆無忌憚以各種方式,不斷挑戰國家的主權安全,不僅在社會上大肆傳播港獨謬論,還堂而皇之的進入校園,毒害下一代,不僅搞街頭暴力,還滲透到建制框架內,企圖從內部動搖香港的憲制、香港的法治,不僅在香港搞港獨,還跑到台灣和國外,與反華勢力勾連,實現分裂祖國和顛覆國家政權的活動。」

順著王氏的思路,要杜絕港獨,似乎需阻止激進分子進入校園工作 / 演講,不准他們參政,且限制其出境。如此,機會平等、公平競爭、參政權、出入境自由從何談起?

他又指從「回歸」一刻起,中共協助香港度過 1997、2008 兩場金融危機,並支持香港抗擊非典疫情。

首先,香港克服 1997 金融危機,跟中共完全無關。《維基百科》:「香港政府更於 8 月 15 日宣布動用外匯儲備於股市及期指市場入市,打擊炒家操控市場的行為。最終以近 1,200 億港元 (約 150 億美元) 大量購入港股,炒家撤退。」香港完全是靠自身優厚的條件捱過難關。

其次,非典疫情的由來,《維基百科》:「2003 年 2 月,中山大學附屬第二醫院的退休教授劉劍倫,於內地參加抗疫工作時受到傳染,其後被發現出現肺炎病徵,但他自行服用抗生素後病情好轉,並於同年 2 月 21 日攜同妻子到香港參加外甥的婚宴,入住京華酒店 (九龍維景酒店) 一晚,造成 16 位酒店住客和訪客受到感染,繼而引起香港的威爾斯親王醫院大爆發和聖保祿醫院的小型疫情,以及社區大爆發。」有網民指中共當年不過向「香港贈送了一些口罩、消毒藥水等」,虧王氏還洋洋自得中共支持香港抗非典!

至於 2008 金融危機,自由行導致水貨走私猖獗,激化港中矛盾,遺害至今。

提供海外領事保護?2011 年日本 311 地震發生後,大批港人滯留當地,特區政府一直拒絕派包機,港人找中國領事館求助,完全無效,但持有 BNO 護照的香港人則可以乘英國政府包機回港。(李怡<逃生門>)。

把好第一關,令香港得享食品安全港、美食天堂美譽?2014 年 7 月,大陸揭發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將過期及發霉肉加工,供應多間連鎖食肆。香港至少有 5 間麥當勞的麥樂雞、脆辣雞腿、檸檬片、生菜條來自福喜,公眾為之恐慌。

說到底,還是要港人謝主隆恩,切勿反對中共領導。坦坦白白、大大方方承認就是,何必講多錯多?

同場的林鄭表示:「香港特別行政區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但大家對國家安全的定義,是比較模糊的,對國家安全的觀念亦相對薄弱,可能是政府對國家安全的宣傳教育不足夠,亦可能是有人把國家安全簡單地看成是軍事防衛的問題,而既然香港特區沒有國防的責任,也就不需要特別關心國家安全。」

把港獨歸咎於對國家安全宣傳教育的不足 (怪責中共未給予特府明確、具體指引強推國家安全)、港人對國家安全觀念的誤解 (怪責中共不准許港人自願加入解放軍,致使他們不甚關心中共國防,遑論國家安全),而沒有提到現時防範制度存有漏洞。這位小妾看來也頂不順王老爺!

西祀汾陰

大中祥符三年 (公元 1010 年) 六月,屯田員外郎、知河中府楊舉正脅本府父老、僧道 1,290 人意見,請車駕親祀后土於汾陰 (今山西省)。節度使寧王趙元偓在旁附和,真宗以此為「大事」,未予許可。七月,文武官、將校、耆艾、道釋 3 萬餘人到宮中請祀汾陰后土,真宗仍不許。然而,「表既三上」,八月,真宗「詔以來年春有事於汾陰」。

真宗「以知樞密院事陳堯叟為祀汾陰經度制置使,翰林學士李宗諤副之」,同時「命翰林學士晁迥、楊億等與太常禮院詳定祀汾陰儀注」,詔「汾陰路禁弋獵,不得侵佔民田,如東封之制」。四年 (公元 1011 年) 正月,真宗親自於崇德殿熟習祀后土儀式,未幾從汴京出發 (「群臣言日上有黃氣如匹素,五色雲如蓋」,盡顯逢迎拍托之本領)。

二月,「車駕出潼關,渡渭河」,真宗「遣近臣祀西嶽 (華山)」。至寶鼎縣,「祀后土地祗」,詳情如下:

具法駕詣脽壇 (汾陰脽,漢武帝祭祀地神的地方),夾路燎火,其光如晝,甬道盤屈,周以黃麾仗。初,路由廟南,上以未修謁,不欲乘輿輦過其前,令鑿路由廟後。至是從新路至壇次,服衮冕登壇,祀后土地祇,備三獻,奉天書於神坐之左,以太祖、太宗竝配,悉如封禪之禮。先是,脽上多風,及行禮,頓止。司天 (官名。掌管天文,並推算歷法) 言黃氣繞壇,月重輪,眾星不見,惟大角光明。少頃,改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輦詣廟,登歌奠獻,省封石匱,遣官分奠諸神。登鄈邱亭,視汾河,望梁山,顧左右曰:「此漢武帝泛樓船處也。一時之樂,垂於千古。」即日,還奉祗宮,鼓吹振作,紫氣四塞,觀者溢路。民有扶老携幼不遠千里而至者,或感泣言曰:「五代以來,此地為戰場,今乃獲睹天子巡祭,實千載一遇之幸也。」(只知天子之難目睹、巡祭之千載難遇,不明背後如何虛耗人力物力,此乃愚夫愚婦之所以為愚也。有這樣的人民,方能養出荒唐的君主) 詔以奉祗宮為大寧宮,增葺殿室,設后土聖母像,又遣官祭告河瀆。

真宗又「御朝覲壇,受群臣朝賀,大赦天下,恩賜如東封例。河中府特給復 (免除賦稅徭役) 一年半,建寶鼎縣為慶成軍,給復二年......賜天下酺 (宴飲) 三日。大宴穆清殿,賜父老酒食衣幣......作《汾陰二聖配饗銘》,《河瀆》、《西海》等贊」。

跟決意封禪不一樣,真宗最初憂慮「封禪甫畢,遽行此禮,得不以地遠勞費耶?」臣下「陛下為民祈福,不憚櫛沐,聖心始定,固已達於神明矣」,誤導真宗以為西祀是替人民謀福祉,真宗卒之好心做壞事,勞民傷財 (真宗為民設想是肯定的,但他身邊實在太多奸佞小人,令其好意往往以錯誤方式表現)。

真宗愛才見於以下諸條:

召草澤李瀆 (李瀆不願出仕,以足疾辭,自陳世本儒、墨習靜避世之意。素嗜酒,曰:「扶羸養疾,舍此莫可,從吾所好,以盡餘年,不亦樂乎?」有魏晉名士之風度)、劉巽 (授大理評事)。

召見華山隱士鄭隱、敷水隱士李甯,賜隱號曰貞晦先生。

次陝州,召草澤魏野,辭疾不至。野居州之東郊,不求聞達 (架草堂,有水竹之勝,好彈琴作詩,以清苦聞於時。嘗以詩諷寇準、王旦乞休,帝故不強其出)。

如斯質地的君主,若能重用忠言極諫者,如孫奭:

龍圖閣待制孫奭,由經術進,守道自處,即有所言,未嘗阿附取悅。帝嘗問以天書,奭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知奭樸忠,每優容之。是歲,特命向敏中諭奭,令陳朝廷得失。奭上納諫、恕直、輕徭、薄賦四事,頗施用其言。

及將有汾陰之役,會歲旱,京師近郡穀價翔貴,奭遂奏疏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則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昔漢武帝將行封禪大禮,欲優遊其事,故先封中嶽,祀汾陰,始巡幸郡縣,浸尋於泰山。今陛下既已登封,復欲行此,其不可二也。《周禮》圜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漢初承秦,唯立五畤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祠於汾陰。自元、成以來,從公卿之議,徙汾陰后土於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今陛下乃欲舍北郊而祀汾陰,其不可三也。西漢都雍,去汾陰至近。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輕棄京師根本,其不可四也。河東者,唐王業所起之地,唐又都雍,故明皇間幸河東,因祀后土,與聖朝事異。今陛下無故欲祠汾陰,其不可五也。夫遇災而懼,周宣所以中興。比年以來,水旱相繼,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豈宜下徇姦回,遠勞民庶,忘社稷之大計,慕簫鼓之盤遊,其不可六也。夫雷以二月出,八月入,失時則為異,今震雷在冬,為異尤甚。天戒丁甯,陛下未悟,其不可七也。先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其不可八也。陛下欲行此禮,不過如漢武帝、唐明皇,刻石頌功而已,此皆虛名也。陛下欽明睿哲,當追蹤二帝、三王之事,豈止效此虛名!其不可九也。唐明皇嬖寵害政,姦佞當塗,以至身播國屯,兵纏魏闕。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為盛烈,乃欲倡導陛下而為之,其不可十也。臣猶懼言不逮意,願少賜清問,以畢其說。」

帝遣內侍皇甫繼明諭以具條再上,於是奭又上疏曰:「陛下將幸汾陰,而京師民心弗甯,江、淮之眾,困於調發,理須鎮安而矜存之。且土木之功未息而攘奪之盜必行,契丹治兵,不遠邊境,雖馳單使,寧保其心!昔黃巢出自凶饑,陳勝起於徭戍。隋煬帝緣勤遠略,唐高祖由是開基;晉少主智昧邊防,耶律德光因之入汴。今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罔念民疲,不虞邊患,涉仍歲薦饑之地,修違經久廢之祠,又安知饑民之中無黃巢之劇賊乎?役徒之內無陳勝之大志乎?肘腋之下無英雄之窺伺乎?燕薊之間無敵人之觀釁乎?陛下方祠后土,駐蹕河中,若敵騎敗盟,忽及澶淵,陛下知魏咸信能堅據河橋乎?周瑩居中山能摧鋒卻敵乎?又或渠魁俠帥,嘯聚原野,劫掠州縣,侵軼郊畿,行在遠聞,得不驚駭?陛下雖前席問計,群臣欲借箸出奇,以臣料之,恐無及也。又竊見今之姦臣,以先帝寅畏天災,詔停封禪,故贊陛下力行東封,以為繼成先志也。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大勳未集,用付陛下,則群臣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而乃卑辭重幣,求和於契丹,蹙國縻爵,姑息於保吉,謂主辱臣死為空言,以誣下罔上為己任。撰造祥瑞,假託鬼神,才畢東封,便議西幸,輕勞聖駕,虐害饑民,冀其無事往還,謂已大成勳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為佞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歎痛哭也!」

時群臣數奏祥瑞,奭又上疏言:「五載巡狩,《虞書》常典,觀民設教,羲《易》明文。何須紫氣黃雲,始能封嶽,嘉禾異草,然後省方!今野雕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欺後世,則後世必不信;腹誹竊笑,有識盡然,上玷聖明,不為細也!」疏入,不報。

這對國家發展將極為有利。奈何他竟信賴「五鬼」:

時,天下乂安,王欽若、丁謂導帝以封祀,眷遇日隆。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而謂附會之,與陳彭年、劉承珪等蒐講墜典,大修宮觀。以林特有心計,使為三司使,以斡財利。五人交通,蹤跡詭祕,時號「五鬼」。

與民間疾苦距離越來越遠,朝政終致敗壞。

順帶一提,後人每以宋朝尊重知識分子自豪。北宋初年,太宗重文輕武,大量吸納知識分子入朝,至真宗,先有寇準一類剛忿苛刻 (兼容易私怨上頭) 之人物,再有王旦一類左右逢源、唯唯諾諾的「大好人」,以及奸狡古惑、投君主所好的「五鬼」。宋朝尊重知識分子,不見得完全對國家有益 (西漢初年,軍人主政,「蕭規曹隨」,行黃老無為而治,「文景之治」得以成就。由此可見締造治世跟重用知識分子無必然關係)。

[主要參考資料]

1. 畢沅,《續資治通鑑》。

2.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

3.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2018年4月14日 星期六

羅富國呼籲將香港變成「不設防城市」

日本包圍了香港,更可直接攻擊馬來半島和新加坡 (英國在亞洲的戰略重心),適逢英國受歐洲戰場拖累,聯合計劃小組 1940 年提交的《遠東形勢研判》(Far Eastern Appreciation) 對香港的戰略位置非常悲觀:

「香港並非英國核心利益 (vital interest),其駐軍不能長期抵擋日軍進攻。就算主力艦隊正在遠東,香港能否堅持已因為日本在中國大陸有立足點而頗成疑問。它現時亦不能成為艦隊的進攻基地。開戰後,香港將被視為「前哨」,並盡可能維持。我們必須抵抗那些要求增援香港的聲音,亦不能派兵解圍。從軍事上看,我們在遠東的軍事地位將因為少了香港而增強。」

字裡行間,英國明顯不打算長期固守香港,僅希望以有限兵力盡量拖延日軍南進速度。

然而,非長期固守不等於完全不守,參謀長委員會重申:

「(以上) 有關香港的描述並不意味著我們呼籲即時放棄香港,因為如我們主動為之,則此事將對我們的聲譽造成無可估量的損失。」

保存英國聲譽於不墮,是不即時撤防的原因,這完全從英國本土利益的角度思考。

殖民地部向來站於殖民地的立場看問題,有「在地」的視野。其認為缺乏防空武器和民防的香港市區被日本轟炸機連番攻擊,將會釀成「史上僅見的血腥屠殺」。

港督羅富國甚至直言:

「如敵軍由北面來攻,九龍不能久禦。半島的水源將迅速落入敵手,食物亦很快會耗盡。其後,守住香港島一日,就只會為九龍徒添死難者。(倫敦) 政府打算容許此情況持續多久,以維持一個失去制海權後全無價值的據點?」

切中死守港島的防衛計劃的漏洞。

他又指出,香港缺乏戰鬥機、預警系統、防空洞等,而且房屋大多簡陋易燃,一旦遭受大規模空襲,無異「大屠城」(colossal slaughter)。同時列舉八個放棄香港的理由:

(1) 防衛計劃假定將有艦隊運送援軍到港,現時根本無艦可派。

(2) 香港如遇上敵人強力進攻,必將陷落,期間更會造成大量 (特別是華人) 傷亡。

(3) 現時仍可能將大部份守軍送往更有用的地區。

(4) 雖然將會失去「面子」,但對英國聲譽造成的損害將比香港被快速攻陷要少。

(5) 香港開城後仍是英帝國的一部份,如日本向其進攻亦屬戰爭行為。香港開城不會鼓勵日本開戰,因為日本決定開戰和香港駐軍多少並無關係。

(6) 美國剛宣佈支持「維持太平洋現狀」,如香港解除武裝,則美國可能更願意保護它。

(7) (正在香港的) 華人將可鬆一口氣,知道重慶打算如何使用香港 (成為輸入軍用物資抗日的港口、情報中心和控制其貨幣「法幣」的基地之一),居民更可能會歡迎此舉。

(8) 英國政府將不用再擔心所謂「香港堡壘」的問題,更可為英國的遠東防務除去一個弱點。

可是,軍方始終不贊成把香港宣佈為「不設防城市」,理由是:

(a) 如果解除香港武裝,中國見英國示弱,將無心戀戰,美國亦不敢對日強硬。

(b) 守軍撤出香港會進一步打擊英國在亞洲的聲譽。

(c) 日本可能於英國撤軍後「和平滲透」香港,引發嚴重事端。

他們覺得,香港繼續駐兵,可令日軍發動南侵時「三思」,守軍「英勇抵抗更可能令美國參戰」,且「香港陷落與期間所有悲劇對英國聲望造成的損失均不及現時主動放棄香港」。

軍方堅持駐軍香港,無疑是漠視戰爭對香港市民的生命財產可能造成的破壞,只知顧及英國的威信、利益。相比之下,殖民地部及羅富國為香港人 (尤其是華人) 的安全著想,呼籲把香港變成「不設防城市」,十分難得。

順帶一提,早在 1939 年 7 月,港府通過《戰鬥人員義務法令》,規定 18 至 41 歲英籍男性必須強制服兵役。1941 年 8 月,英國陸軍部決定成立「香港華人軍團」(Hong Kong Chinese Regiment)。

[主要參考資料]

1. 鄺智文、蔡耀倫,《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

2. 鄺智文,《老兵不死:香港華籍英兵 (1857 - 1997)》。

2018年4月13日 星期五

中國大陸沒把香港人當成自己人

「海南文昌航天發射場」把港、澳、台同胞定為「境外人士」,列明「謝絕參觀」,令建制派議員謝偉俊感慨「中港融合障礙」、「港人身分認同危機」。其實,中國大陸不把香港人當成自己人已非一朝一夕,只是大部份香港人一廂情願仍視自己為中國人,可謂「襄王無夢,神女有心」。

很簡單,如果香港人是中國人,為何在香港土生土長者不能自動擁有大陸戶籍?可在大陸長期定居?

《文匯報》2014 年一篇評論提到:「目前本港居民要取得內地居民身份存在不少困難......內地有關部門往往要求申請人註銷本港居民或永久居民的身份,才能辦理當地入戶。問題是本港並沒有實施類似內地的戶籍制度,而按基本法規定,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前或以後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即為香港永久性居民,當中也沒有『放棄』或『取消』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辦法。」

加上港人申請特區護照而非中共國護照出入境、大陸關和香港關截然二分,中國大陸將港人視為「境外人士」,不是非常明顯麼?

老一輩稱自己是中國人,因其避秦南來,還有親朋戚友在家鄉。中年一代稱自己是中國人,因其經歷過「認識中國,關心社會」的「火紅年代」,曾參與保釣、中文運動等,對中國有感情。至於年青人愛中國,主要是教育制度塑造的產物,對文化中國的一種認知、一種嚮往。

然而,上述種種俱為港人如何看待自己身份,中國大陸一直沒有在具體政策安排上對這種看待予以肯定。

近日有網民流傳 2004 年教育電視一條影片,影片裡港人的母語 - 廣東話被視為「惡魔」,矮瓜、菩提子、燈籠椒全被茄子、葡萄、柿子椒打敗。

事隔十四年,不少小學老師恃著「普教中」,廣東話未講得純正就開始教中文,誤人子弟。小學生競尚以流利普通話自豪,英文水平則一落千丈。有幼稚園甚至要檢舉講廣東話的學生......

始作俑者,中共是也。汲汲於將港人熟識的母語打成「方言」,欲杜絕之而後快,此在英國殖民年代從未出現。

英國作為殖民者,尚且能尊重廣東話,使之和英語並行不悖。自稱「阿爺」的偉大「祖國」,卻蔑視、貶抑、消滅廣東話。如此看來,「祖國」更似是實際的殖民者 (real colonist,有別於英國的名義上的殖民者)。

「中殖」是「回歸」的真相。把港人視為欺壓榨取的奴隸、港地看成十三億中國人的後花園,乃中國大陸對港式愛國主義的回應。難怪傀儡特首林鄭會說:「(削減每天 150 個單程證) 完全係不切實際,混淆視聽」。

今天在政壇上叫人愛國的,他們可能連廿四史、資治通鑑都無認真翻閱,一切不過是利益作遂。

港人發覺「回歸」貨不對辦,希望泛民替自己出頭,帶來改變,豈知泛民盡是為議席謀之騙徒!薪金袋袋平安最實際!捍衛言論自由集會竟加插風雲計劃宣傳,區選全勝等同成功反對中共。香港就是給一群無知者、虛偽小人和騙徒埋葬掉!

2018年4月11日 星期三

東封泰山 (下)

大中祥符元年 (公元 1008 年) 五月,王欽若到乾封 (今山東泰安),先後上言「泰山下醴泉出」、「錫山蒼龍見」。他不久又將自己偽造的「天書」送往京師,附和真宗「夢見向者神人,言來月上旬復當賜天書於泰山」的迷信心理。宰相王旦不但沒諫止,而且任導衛使,陪伴真宗奉迎天書。唯獨知制誥王曾、都虞候張旻上疏勸真宗別奉天書,真宗當然聽不入耳。

真宗親自於崇德殿熟習封禪儀式。十月,他從汴京出發,歷 17 日抵泰山。王欽若等獻泰山芝草三萬八千餘本。真宗在穆清殿齋戒三日,登山,在山上完成祭天大典,翌日到社首山行祭地禮。禮成,群臣紛紛道賀,真宗大赦天下、增加文武官員俸祿、賜民間宴飲三日、改乾封縣為奉符縣、下令泰山下七里內禁止砍柴、大宴近臣及泰山父老。

有見百官連日來餐餐吃素菜,真宗對王旦等表示慰問。馬知節心直口快,朗聲說:「蔬食唯陛下一人,臣等在道,未嘗不私食肉。」真宗十分詫異,問王旦:「知節言是否?」王旦尷尬跪下,叩頭回答:「誠如知節言。」(朝臣為不掃君主的興,集體欺瞞,試問時政怎會有希望?)

十一月,真宗過曲阜縣,「服靴袍詣 (到) 文宣王 (孔子) 廟,酌獻,孔氏家屬陪列。有司 (官員) 定議止肅揖 (恭敬地拱手行禮),帝特再拜。又幸叔梁紇堂。命刑部尚書溫仲舒等分奠七十二子、先儒暨叔梁紇、顏氏,帝制贊刻石廟中。復幸孔陵,以樹木擁道,降輿乘馬,至文宣王墓,再拜,詔加諡曰玄聖文宣王,仍修葺祠宇......賜其家錢三十萬,帛三百匹。以四十六世孫同學究出身聖佑為奉禮郎,近屬授官及賜出身者六人。又追封叔梁紇為魯國公,顏氏為魯國太夫人,伯魚母並官氏為渾國太夫人。又追封齊太公曰昭烈武成王,令青州立廟;周文公曰文憲王,曲阜縣立廟」。

此乃宋朝官方首次大規模「尊孔」 (不過流於表面形式,未有好好吸收孔子「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的智慧,好大喜功,勞民傷財,親近奸佞,跡近秦、隋)。

真宗「賜曲阜縣玄聖文宣王廟《九經》、《三史》,令兗州選儒生講說。又賜太宗御制 (帝王所作之詩文書畫樂曲)、御書,又以經史賜兗州」,弘揚文教,不遺餘力。

可惜勞師動眾,「時近輔、淮甸、京東、河朔之民自泰山迎候車駕者道路不絕」、「百官休假三日,中書樞密院一日」。

尤其甚者,真宗自泰山封禪返還,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讚頌,舉國若狂。只有進士孫籍言:「封禪,帝王盛事,然願陛下謹於盈成,不可遂自滿假。」知制誥周起言:「天下之勢,常患恬於逸安而忽於兢畏,願毋以盈成為恃。」

真宗重用「大好人」王旦、投其所好的丁謂 (「權三司使丁謂上《封禪祥瑞圖》,示百官於朝堂) 和王欽若,終於把太祖太宗的積蓄揮霍殆盡 (真宗東封泰山後,決定西祀汾陰),所謂「內之蓄藏,稍已空盡」。

陳邦瞻有以下一段記載:

「先是,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訪,多至旰食 (為處理國事而辛勤地工作),王旦嘆曰:『我輩安得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宰相李沆曰:『強敵外患,足為儆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旦以為不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兵甲、禱祠之事作矣。』至是,其言果驗。」

李沆都算有遠見,《宋史》:「其初踐位,相臣李沆慮其聰明,必多作為,數奏災異以杜其侈心,蓋有所見也。」說得很對。

[主要參考資料]

1. 畢沅,《續資治通鑑》。

2.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3. 脫脫等,《宋史》。

2018年4月10日 星期二

學術與政治之間

戴耀廷最近在面書說:「現代的學者,不只是會在象牙塔中,通過學術會議、學術期刊或專著來發表他們的看法,他們更會走到社區去把他們認為是對的想法向更多人解說,這也是學者做學術的一種方法。學者 - 教師 - 社運者三結合,是現在學術界中一種新的方向。」又說:「起碼對我來說,學術就是為了改變社會而做。」令筆者想起新儒學大師徐復觀的一本書《學術與政治之間》。

徐復觀曾在國民政府參謀本部參謀總長辦公室、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國民黨中央黨部當過幕僚,深受蔣介石賞識。中共竊據大陸前夕,他對國民黨的貪污腐敗看不過眼,預言:「中共有能力全面奪取政權,假定國民黨這樣下去的話」。

徐復觀師事熊十力,熊十力「亡國族者常先自亡其文化」對他刺激尤深。認識到政治污穢有待淨化、學術文化有匡扶挺立國族之正面功能,徐復觀於是在知命之年專心治學,《學術與政治之間》便是在這一背景下寫成。

在自序中,徐復觀坦言:

「只因身經鉅變 (共黨竊國,國府遷台)......對此一鉅變的前因後果,及此一鉅變之前途歸結,如何能不認真的去想,如何能不認真的去看,想了看了以後,在感嘆激蕩的情懷中,如何能不把想到看到的千百分之一,傾訴於在同一遭際下的人們之前.......因此,不僅我的學力限制了我寫純學術性的文章;而我的心境也不容許我孤踪獨往,寫那種不食人間煙火的文章。我之所以用一篇『學術與政治之間』的文字來作這一文錄的名稱,正是如實的說明我沒有能力和方法去追求與此一時代不相關涉的高文典冊。這是人生最大的不幸。」

跟戴耀廷「先有一套對的想法,再向外宣講改變社會現狀」不同,徐復觀先對現實政治所出現的病態予以診斷,剖解其病灶,再而對症下藥。至於應該下什麼藥,則依賴一系列相關的學術文化研究。

梁漱溟在《中國文化要義》說:「我不是『為學問而學問』的。我是感受中國問題之刺激,切志中國問題之解決,從而根追到其歷史,其文化,不能不用番心,尋個明白。」竊以為和徐復觀治學初衷相同。

立足在具體的歷史脈絡上,條分縷析,大而無當的「離地」空談較能避免,提出的解決問題的方案較可行。相反,在象牙塔讀了許多書,自造一套理論,以為絕無瑕疵,向外弘揚,其必然面對「和現實處境不相應,阻力重重,以致事倍功半」。戴耀廷將「愛與和平」非暴力信念引入跟中共極權的抗爭中,以及主張用民主自決處理中國內部大分裂、互相征戰的局面,俱屬後者。

兼跨學術、政治沒有問題,「學術為改變社會而做」亦對。可是,一旦「離地」,難免造成「觀念的災難」。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天堂滋生「所有動物都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的蘇聯、中共、北韓,不是可鑒的前車嗎?


2018年4月9日 星期一

香港被孤立

日本佔據廣州、西沙和南沙群島,令香港變相被包圍,英國喪失香港周邊的制海權和制空權。參謀長委員會 1939 年的報告指出:鑒於歐洲和地中海形勢嚴峻,皇家海軍只能派出兩艘主力艦至亞洲,兵力弱小的中國艦隊將於開戰後加入新加坡守軍,香港只可以「自求多福」。有關消息尤其使香港更趨孤立。

賈乃錫少將當時為駐港陸軍司令,歐戰爆發前,他不斷要求倫敦政府把仍在上海和天津的兩營英軍調往香港,遭陸軍部否決,「就算這些部隊在香港,他 (賈乃錫) 也不得改變不再長期守住大陸 (即新界和九龍半島) 的決定」

戰爭爆發後,倫敦把新加坡獨力防守的時間延至 180 日,並要求賈乃鍚研究香港能否安排物資及延長防守時間。賈乃鍚 1940 年初回覆倫敦說,香港雖可儲存供 180 日使用的食物和彈藥,但礙於城內人口眾多、天氣炎熱潮濕,加上戰鬥中的浪費與損耗,實際上只能支持 130 日左右。如要進一步延長防守期限,相應增加守軍人數和彈藥是必須的。倫敦最後以不能阻礙對德戰爭為理由,拒絕賈氏請求。

軍部又認為,香港有 22,000,000 發 .303 吋步槍機槍彈,岸炮有比平時編制更多的高爆彈作對地戰用,已經算得上配備充足彈藥,僅同意在不影響歐洲戰場的前提下,補充所有彈藥至 130 日的消耗量。

相比陸軍部的態度,海軍部反應較積極,他們不願放棄香港這個基地。1939 年初,海軍曾建議購入香港仔船塢及鄰近地皮,以建立地底油庫和油輪碼頭等設施。同年中,海軍計劃在黃麻角和鴨脷洲建立臨時炮台,且要求陸軍在香港仔附近興建高射炮台和防禦工事。到了 1939 年底,該地已有 20 多個機槍堡。

可惜倫敦對海軍部的計劃缺乏興趣 (總額近 400 萬英鎊),除少部份 (1939 年底以163,000鎊購入黃埔船塢公司的土地以興建地底軍火庫) 外,其他始終未有落實。

1940 年 6 月,德軍用短短 40 日就迫逼法國投降。英軍在敦克爾克 (Dunkirk) 港口順利撤退,勉強避過全軍覆沒之禍。7 月,希特拉下令空襲英國本土,不列顛空戰爆發。日本乘機向英國發出通牒,要求關閉滇緬公路,阻止國民政府從外國輸入軍用物資。英國腹背受敵,在外交上予以妥協。

港府看見英國困窘,已作最壞打算。賈乃錫急電倫敦,引述東京消息,稱日本可能即時動手,建議立即執行預防措施,包括:拆卸深圳河橋樑、將火炮拖進陣地、派兵進入固定陣地。他又主張盡快撤出英籍婦孺,「不能怠慢至最後一刻」。英國卻傾向以外交談判手段拖延日本,7 月 12 日答應封鎖滇緬公路。

賈乃錫為防衛香港可謂盡心盡力,無奈香港的防守策略一直受英國的戰爭局勢影響而搖擺不定。9 月,日本進佔中南半島 (即中印半島) 北部,香港完全陷入日軍控制範圍之中。

[主要參考資料]

1. 鄺智文、蔡耀倫,《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

2018年4月8日 星期日

東封泰山 (上)

王欽若詆毀寇準時,譏諷「澶淵之盟」為城下之盟,令真宗耿耿於懷,悶悶不樂。有一日,真宗問欽若:「今將奈何?」欽若故意說:「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刷此恥也。」真宗厭兵,曰:「河朔生靈,始得休息,吾不忍復驅之死地。卿盍思其次?」欽若於是建議:「陛下苟不用兵,則當為大功業,庶可以鎮服四海,誇示戎狄也。」真宗問:「何謂大功業?」欽若說:「封禪是矣。」

封禪是皇帝受命於天下的典禮,一般在泰山舉行 (泰山是天下最高的山,人間帝王應當到世上最高的山去祭天、祭地,謂之封禪)。封禪需以天降祥瑞為前提,真宗為此感苦惱,欽若回答:「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此乎?聖人以神道設教耳。」

真宗又害怕宰相王旦反對,欽若說:「臣請以聖意諭旦,宜無不可。」王旦雖不贊成 (「封禪之禮,曠廢已久,若非聖朝承平,豈能振舉!」),但勉強接納。真宗不久更對王旦施以利誘,賞賜他一罈美酒,酒罈內裝滿金玉珠寶。王旦「自是不敢有異議」(此見王旦人格不如寇準,把個人利益置於為國為民之上)。

真宗幸秘閣 (崇文院內專門收藏善本圖書及書畫等的地方),問老儒生杜鎬:「卿博達墳典,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邪?」杜鎬應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與欽若所言偶合。真宗益信天降祥瑞不過偽造,遂決意進行封禪。

大中祥符元年 (公元 1008 年) 正月,真宗對群臣說:

「去冬十一月庚寅,夜將半,朕方就寢,忽室中光耀,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來月宜於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對,已復無見。自十二月朔即齋戒於朝元殿,建道場以佇神貺。至是,適皇城司奏有黃帛曳左承天門南鴟尾上,令中使視之,帛長二丈許,緘物如書卷,纏以青縷,封處隱隱有字,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

這完全是真宗杜撰,為封禪找藉口。試觀王旦反應:

「陛下以至誠事天地,仁孝奉祖宗,恭己愛人,夙夜求治,以至珠鄰修睦,獷俗請吏,干戈偃戢,年谷屢豐,皆陛下兢兢業業、日謹一日所致也。臣等嘗謂天道不遠,必有昭報;今者神告先期,靈文果降,實彰上穹佑德之應。」

極盡逢迎討好之能事。

內侍周懷政、皇甫繼明奉命取天降之書,王旦跪下接過,恭敬地呈給真宗,真宗再拜受書。書有黃字三幅,言詞類似《洪範》、《道德經》,首先讚揚真宗能以至孝至道入繼大統,接著諭以清淨簡儉,最後講宋朝國祚將綿延至永久。群臣紛紛祝賀,「陳堯叟、陳彭年、丁謂、杜鎬益以經義附和,而天下爭言祥瑞矣」,唯獨一孫奭,眾人皆醉我獨醒,對真宗說:「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真宗沉默不語 (天書既為真宗受王欽若教唆杜撰,真宗焉會理會孫奭?)。

三月,兗州父老呂良等 1,287 人進京請求封禪。真宗安排曹利用答覆:『封禪歷代罕行,難徇所請。』呂良等說:「國家受命五十年,已致太平,今天降祥符,宜告成岱嶽,以報天地。」真宗以「此大事,不可輕議」拒絕。兗州知州邵華不甘心,率屬下請求封禪,真宗不許。

這是真宗自編自導自演的大戲!

王旦未幾率文武百官、諸軍將校、州縣官吏、蕃夷、僧道、耆壽 24,370 人「凡五上表,請封禪」。在諮詢權三司使丁謂關於經費的意見後 (謂曰:「大計固有餘矣」),封禪正式成為事實。

四月,真宗以王欽若為參知政事。同時,以王旦為封禪大禮使,欽若等為經度制置使,馮拯、陳堯叟為分掌禮儀使,丁謂等計度財用。丁謂著《景德會計錄》,條列大禮經費,以備參考,獲褒獎。

隋文帝統一南北,群臣請封禪,文帝曰:「茲事體大,朕何德以堪之!」唐太宗一代英主,文武官請封禪,太宗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

真宗誤信王欽若,視「澶淵之盟」為城下之盟,是一錯,汲汲於封禪,是一錯再錯。王旦沒有救正,反而附和,北宋卒之在愚昧的皇帝、奸狡的小人、犬儒的大臣引領下走上歪路。

[主要參考資料]

1. 畢沅,《續資治通鑑》。

2.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2018年4月7日 星期六

放棄長期防守新界、九龍

1937 年,英國參謀長委員會屬下的聯合計劃小組提交《遠東形勢研判》,認為香港面對的最大問題是日軍空襲。可惜港島九龍並無足夠土地興建大型機場,英軍難以派足夠戰機駐守香港。新界錦田、石崗的地形雖然適合建機場 (土地較平坦),但因位於醉酒灣防線以外,陸軍不願分兵防守。缺少空軍支援,將嚴重影響巴度苗《防衛計劃》的效果,一定程度降低防守要求在所難免。1938 年 7 月,參謀長委員會決定放棄《防衛計劃》,縮減守軍的防禦範圍。

參謀長委員會要求守軍只需「保住港島」和「阻止日軍使用海港」,建議:

(1) 為香港提供足夠的海岸防禦,不再於大陸設立炮台;

(2) 加強港島灘頭防禦;

(3) 為港島提供有力炮兵及防彈設施;

(4) 將彈藥庫轉移至港島。

醉酒灣防線所有尚未開展的工程皆暫停,其作用改為「拖慢敵人行軍速度」(換言之,英軍不打算長期固守防線)。不過,有關決定必須保密 (賈乃錫少將接任駐港陸軍司令,陸軍部警告他勿洩露九龍防線只用以拖延敵人的安排),正在建築的工事亦要完成。

因應港島成為防守重心,本來用於將軍澳的 9.2 吋火炮被移至赤柱炮台 (1941 年才建成),西貢的炮台則被取消。另外,指揮部 (位於灣仔峽)、軍火庫 (位於壽臣山)、機槍堡 (備有超過 120 挺機槍)、防彈堡 (牆身較薄,可抵擋槍彈,不能抵禦炮彈)、高射炮台陸續建成,港島防衛力量大大提高。

當英國軍方放棄在戰時長期防守新界和九龍半島的計劃,國際形勢日益惡化。

1938 年 10 月,日軍佔據廣州。次年 2 月,攻克海南島、西沙和南沙群島。歐洲方面,1938 年 3 月,納粹德國併吞奧地利。9 月,英國以《慕尼黑協定》准許納粹德國佔有原屬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區,換取希特拉野心之止息。偏偏德軍在 1939 年 3 月佔領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張伯倫與虎謀皮的嘗試落空。8 月,《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簽署,希特拉同意和史太林瓜分波蘭。9 月 1 日,德軍入侵波蘭,二戰爆發。

納粹德國坐大,和平無望,促使英國重新武裝。急於擴充戰鬥機隊保衛英倫三島,以及生產重型轟炸機攻擊德國工業,令香港的防衛建設只能緩慢實施。

英國也無法向日本的步步進迫予以強硬回應,僅能希望國民政府繼續抗日,牽制日本擴張 (參謀長委員會在 1938 年底建議對蔣介石提供借款,指出如國府投降,英國在亞洲的利益將無從保障)。

1939 年中,英國曾與法國研究自法屬印度支那 (今越南) 派兵前往廣東,聯合當地國軍和游擊隊解救香港,但由於艦隊問題、法國兵力不足、英國對國軍缺乏信心,未能成事,見史學家戴福 (John Driefort)「英國人自然強調從海上阻止日軍的重要性,但紐寶璐司令 (Admiral Percy Noble) 無船可派法國人側重地面作戰,但無兵可用」。

[主要參考資料]

1. 鄺智文、蔡耀倫,《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

2018年4月6日 星期五

同床異夢

繼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說:「我想再重申二十三條立法,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也有交代,我們必須要營造適當社會氛圍,才能推廣二十三條立法,因此這階段任何將二十三條立法扯上今次事件,我認為是不必要的」,林鄭今日 (4 月 6 日) 親自為批鬥戴耀廷事件降溫:「我們完全沒有所謂打壓言論自由的目標,不牽涉甚麼學術自由,更加不是預告,有更加加辣《基本法》二十三條。」

然而,在另一公開場合 (全國兩會精神分享論壇),中聯辦主任王志民致辭時表示:「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祖國,就沒有『一國兩制』,也就沒有香港特別行政區。因此,在《憲法》中明確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本質的特徵,這本身就是為『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或行穩致遠提供了堅實有力的憲制保障。如果去反對那套制度,就反掉了我們的『一國兩制』,就是對香港人的犯罪,對香港不是福那是禍。」

王氏的話值得玩味。「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本質的特徵」此一《憲法》新增條文不可被挑戰,變相暗示「反共」、「打倒共產黨」一類字眼往後不准再說。中共是在為香港人的言論自由設限,以「結束一黨專政」、「反共」、「打倒共產黨」為紅線。哪怕你是憂慮中共倒台,思考種種可能出路,皆算「港獨」。反「港獨」實際等於在香港杜絕所有涉及顛覆中共的思想、言論。

「反共」、「打倒共產黨」於香港由來已久。大陸赤化,部份國民黨員及其支持者南來香港,在英治的保護罩下,大聲疾呼。同時,有一批捍衛中華傳統、反對中共以馬列為宗的學者 (如錢穆、唐君毅、牟宗三等),也高舉「反共」大旗。

以前講得,現在變禁忌,中共還不是打壓言論自由?

又熟讀中國近代史的人不會不知:中共二十年代顛覆、滲透、分化國民黨,拖革命軍北伐後腿。1949 年建國,不過趁八年抗戰後國府疲憊不堪,乘機竊奪大陸。中共上台,無合法性可言,所謂「民心」,只是鄉間農民、知識分子被集體欺騙的結果......

抗拒中共領導,乃理性認識歷史的必然結果。

可是,根據王氏的說法,抗拒中共領導,就是反對「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本質的特徵」,就是反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和「一國兩制」,就是對香港人的犯罪,對香港造成禍害。

言下之意,是否客觀如實研讀中國近代史都不准許?要讀中國近代史,僅能讀一個染紅版本,這樣才算政治正確,此不是政治干預學術,學術自由受損麼?

林鄭救火降溫,偏偏跟她「行埋」的男人在火上加油。按道理,林鄭最好沉默不語,置身事外。奈何她竟強調港府譴責聲明是經自己同意後發出,「以正視聽」。好一個反「港獨」急先鋒,香港人的公敵!

2018年4月4日 星期三

冷血狗主不得好死

銀狐犬小白被何姓主人虐殺,委實教人傷痛憤怒。

據報導,何氏去年曾把小白拖到寵物店兜售,店員擔心狗隻是偷來,拒絕買狗並打發何氏離開。何氏遂於 12 月大除夕把小白棄於旺角街頭。小白當時樣子可愛,身型胖胖,乖乖坐在路中心,一副楚楚可憐的模樣。不久,有熱心市民致電愛協求助,愛協派人將小白接走。

以為逃過一劫,豈知愛協職員從小白身上晶片找到何氏,安排何氏接走小白。上星期,小白再次被「跌落海」,可憐的牠在水中掙扎,幸得水警郭志輝勇救,得以保存性命。奈何身上晶片再次害死小白,何氏領回小白四日,小白就被「掟落街」,分屍斃命收場。

何氏,23 歲,數年前因爆竊罪入獄,刑滿獲釋。其經歷雖帶點辛酸,但這絕對不是虐待動物的理由!更何況,小白不是街外陌生流浪狗,而是何家飼養多年的家犬,與何氏儼如一家人!

鄰居劉先生表示,「隻狗好靚好高大下......唔嘈架!」在旺角目睹小白被棄的趙小姐形容,小白溫馴友善,惹人喜愛。就是因為一個心腸歹毒的少主人,慘死收場,稍有良知、血性的人,焉能不對屠夫作出聲討?

狗是人類最忠心的朋友,此在許多事例可以證明:

羅馬尼亞有一隻狗,主人五年前逝世,但牠每天仍癡癡等待主人出現,風雨不改,守著以往和主人一起玩耍的院子。

台灣花蓮地震,女主人事前本來打算上樓洗澡,小狗「二成」突然跑出門外,對著馬路地面狂吼,腳不停抓地面。不一會,地震發生,女主人倖免於難。

1941 年香港保衛戰,紐芬蘭犬根達 (Gander) 用口把日軍手榴彈叼起,跑到遠處,用自己性命換取同伴安全。

網上有一條題為<狗狗的一輩子>的影片,其中幾句非常有意思:

「我的生命只有短短的十到十五年。你的離棄,將會是我最大的痛苦。」

「請別對我生氣太久,也別把我關起來當作是懲罰。你有你的工作,你的娛樂,你的朋友,可我只有你......」

「當你打我時,請不要忘記,我其實擁有可以咬碎你手骨的鋒利牙齒,可我絕不會選擇傷害你。」

「只要有你在我的身邊,我可以坦然承受任何事情。請你不要忘記......我永遠愛你。」

這會是小白死前的心聲嗎?

《孟子》引用孔子的話:「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開始作陶俑來殉葬的人,他會絕子絕孫沒有後人)」,此句後來引申為:首個做某種壞事的人 / 開某種惡劣風氣的人,他們必定無好下場。

屢次置小白於死地的何姓主人,其冷血無情,不是較始作俑者尤有過之麼?他注定落地獄,無容置疑!

捍衛動物權益的人,對小白慘死事件,亦應該口誅筆伐,喚起大眾對施虐者的忿恨。小白已死,無法復生。可是,香港還有不少小動物面臨類似困境,為防止悲劇重演,切勿緘默,也不要僅說句 R. I. P. 憐憫一番當作了事。

寇準罷相 (下)

寇準為相時,喜歡提拔出身貧寒而有真才實學的人,每逢御史台 (負責監察百官) 出缺,「輒取敢言之士」,同僚頗有微言。他又恃締結「澶淵之盟」有功,變得自負。儘管真宗仍視之為心腹,其政敵王欽若已滿懷嫉妒,伺機參寇準一本。

王欽若,字定國,臨江軍新喻 (今江西省新餘縣) 人。契丹南侵,他曾建議真宗遷都金陵,被寇準痛斥:「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誅也。」欽若從此對寇準懷恨在心。

景德二年 (公元 1005 年),一日早朝,寇準先退下,真宗目送他離開,欽若乘機進言:「陛下敬寇準,為其有社稷功邪?」真宗曰:「然。」欽若說:「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為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真宗愣然,欽若續道:「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是城下之盟也。以萬乘之貴而為城下之盟,其何恥如之!」真宗聽後不悅。欽若再講:「陛下聞 (賭) 博乎?博者 (賭博的人) 輸錢欲盡 (把錢輸光了),乃罄所有出之 (把僅餘一切押上),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真宗信以為真,自此疏遠寇準。

平情而論,寇準力主真宗親征,或有「孤注一擲」之嫌。可是,沒有皇帝親赴前線激勵士氣,一眾將士焉會力戰到底?遼人對宋軍的套板印象 (遼人向來視宋軍積弱無能,不堪一擊) 怎能改變?

況且,「澶淵之盟」誓書有「大宋皇帝謹致誓書於大契丹皇帝闕下」(誓書全文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十八),兩國明顯處於平等地位。城下之盟專指任何一國處於不平等的地位、受敵人壓迫而簽訂的盟約,「澶淵之盟」怎會是城下之盟?欽若刻意歪曲事實誣蔑寇準,而真宗相信,真宗都算愚蠢!

景德三年 (公元 1006 年) 二月,寇準罷相,改任刑部尚書、陝州知州。王旦接替寇準出任宰相。

王旦,字子明,大名府莘縣人。其氣度雍容,鋒芒不露,識大體,具「大雅量」,有助緩和朝廷內官員之間的緊張氣氛。真宗對人說:「為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王旦因此被尊為「平世之良相」。

寇準雖遠離中央權力核心,但仍不時針砭時弊,批評王旦做得不好的地方。王旦未曾介懷,反而說:「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以寇準為不可多得的人才。

在王旦推薦下,寇準再度拜相。可惜他「剛忿如昔」,出於私人好惡 (「準素惡特,頗助轉運使李士衡而沮特」) 指斥三司使林特做法不當 (林特有見河北歲輸缺絹,督促甚急),誇大自己對國家的貢獻,將錯誤歸咎別人 (「且言在魏時嘗進河北絹五萬而三司不納,以至闕供,請劾主吏以下。然京師歲費絹百萬,準所助才五萬」)。

儘管王旦解釋:「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避。而準乃為己任,此其短也」,真宗卒之無給予寇準機會,把他外調地方。

寇準未幾被周懷政謀立太子一事牽連 (周懷政欲殺丁謂、廢劉皇后,預立太子為帝,奉真宗為太上皇,並扶持寇準為相,事敗),貶安州、道州、雷州,再貶衡州。他病死於雷州,享年六十三歲。

雷州位於今廣東湛江。偏偏寇準終生瞧不起南方人,對南方人一直歧視 (14 歲的晏殊應試,寇準因他是「江左人」,想壓抑他)

另外,寇準「少年富貴,性豪侈,喜劇飲,每宴賓客,多闔扉脫驂。家未嘗爇油燈,雖庖匽所在,必然炬燭」。

張詠是寇準相識多年的知心好友。寇準首次拜相,張詠在成都對僚屬說:「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爾。」寇準罷為陝州知州,張詠提醒他:「《霍光傳》不可不讀也。」寇準初時不知張詠有何用意,直至讀到「不學無術」,才明白其苦心。

寇準締結「澶淵之盟」,功勞之大,猶如霍光輔漢昭宣二帝。霍光終惹宣帝猜疑,成為不得不拔除的芒刺,寇準罷相,豈只王欽若中傷誣蔑所致?實乃真宗慎防有人「功高蓋主」之心態在作祟!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018年4月3日 星期二

戴教授應讚許陳老師

戴耀廷發表文章<中共舞劍,志在 23 條>,其中提到在台言論「只是延續不少人提過的『中共崩潰論』。我提出在中國結束專政後,一些可能的發展方向」。

戴教授未有明確指出「不少人」是何許人,依筆者所見,近年以「中共崩潰論」為共識者多為本土派 (不論是城邦、獨派,抑或歸英),而本土派基本上是以學者陳雲「城邦論」系列著作為理論基礎。如是,戴耀廷是否間接承認自己同意、發揮陳雲主張?為何欲言又止,不大方表明?

他又說:「從中國的歷史看,所謂的中國,並不必然是一個統一的主權國......傳統歷史觀把統一時期看為中國的黃金時代,分裂時期被視為黑暗時代,但在非大一統的時期,卻往往是中國文化發展最豐富的時候,反是大一統時期,往往獨尊一家,壓制了其他思想。在分裂的時期,主權國之間大多是處於敵對的戰爭狀態......」

陳雲早在 2012 年<重認封建,再立共和 - 中國的文化建國>便點出箇中道理:「中國要成為中國,成為華夏,必須恢復類似周朝的狀態......分地而治,帶來華夏的多元文化與迴旋餘地。然昔日春秋戰國、魏晉六朝、五代十國有多元文化之優,卻同時戰亂頻繁。」

據此,戴教授不是成了陳雲的私淑弟子?

戴教授在文中表示,「我的想法只是希望中國人在未來,可考慮引入現代的民主、自決、聯邦和邦聯的概念,嘗試處理中國歷史長久以來分與合的矛盾。那只是我對中國與香港未來的一些想像。」

陳雲 2012 年一篇面書貼文<香港城邦論是華夏民族安邦、定國、平天下的思想>這樣說:「中國國土遼闊,勉強採取中央集權體制,無法照顧各地文化風俗而立法與權宜行政,必會成為官僚理性主義統制之國,損害生機,或者落入中央與地方脫離,無法把持大局的失敗國家 (failed state)。中國本土、台灣、香港與澳門建立中華邦聯,對內可以安定各地的文化與政治傳統,毋須統一為官僚體制管治之國,香港及台灣之華夏文化及現代化經驗亦可垂範中國本土,引導中國本土復正及復漢,對外可以用一國四邦的方式,在國際社會活動,促進中國的對外關係。」

「華夏邦聯」的構想乃陳雲獨見創獲,何以竟變成戴自己想法?

至於引入民主、自決處理中國分裂局面,陳雲一早告誡:「中國一旦急速民主化,催生了法西斯軍國主義政府,四處耀武揚威,香港劫難才真正開始。例如強制歸化中國籍、補回繳稅、上繳儲備金、徵用碼頭、鐵路和飛機場應付戰爭。即使徵用香港女人,也可以用民主手段做到……」(《香港城邦論》)

戴教授以為大陸同胞很善良,只要給他們民主自決,他們定能自成一角,獨立自主,自給自足。真抱歉!他們經歷過文革、六四、習帝君臨,心態早已扭曲 (少數知識分子除外),或犬儒畏縮,或逢迎拍托,或冷酷自私,或幸災樂禍。民主自決在醜陋的中國人手上執行,結果未必是造就分裂,極可能是被野心家利用,促進統一,推出另一位獨裁者。

尤其不幸是,屆時香港該如何自處?如何應對?此非容易解決的問題。

陳雲慎防有此一著,才提出先爭香港本土民主,對大陸政情盡量不加干預。戴教授要緊跟陳雲步伐,卻於此節不甚了了,不知何故。

站在中共的立場,戴教授憂慮「阿爺就快死」,此番心術誠然要不得,足夠扣他帽子。彼還要說分裂比統一好,習近平汲汲於維持領土完整,「死多兩錢重」。

可是,筆者更想強調:

(1) 作為專業學者,挪用別人主張,是否應給予讚許 (credit)?

(2) 作為講究政治道德的政治人物,發揮前人提過的政治主張,是否應對該人的努力稍加介紹 (前立法會議員黃毓民鼓吹「全民制憲」,發言稿中便提到「1996 年,社運人士吳恭劭及劉山青成立『全民制憲學會』;同年成立的進步民主派政團『前綫』,其政綱亦有同樣訴求」,對前人予以尊重)?

戴教授採納陳雲「城邦論」部份看法,本土派樂觀其成。偏偏彼來個畫蛇添足 (在中國引入民主),兼有剽竊以自當盟主之嫌,橄欖枝縱使伸出,亦事倍功半。

總之,戴耀廷遭受中共及其傀儡「文革式批鬥」,為捍衛我們的言論自由計,聲援他是必須。然而,戴作為公眾人物,言行有瑕疵,也需受普羅市民監督、批評,如此方算公允。

2018年4月2日 星期一

不是文革重來,而是帝國復辟

戴耀廷在面書說:「香港人不要文革,毛式的不要,習式的也不要!張曉明要在香港發動文革,林鄭妳是紅衛兵嗎?」

鋪天蓋地的文革式批鬥,當然不會是港澳辦主任一個人說了算,李怡先生曾經指出:「中共對港政策......應該都是自上而下一支竹竿插到底的......很難想像這是繞過習近平定下的方針。」

事實上,從《文匯》《大公》,到港共,再到港澳辦、新華社,至《環球時報》,整場批鬥事件明顯是中共有組織、有計劃部署。譚耀宗跳出來喊「戴不宜在大學執教鞭」、傅振中之流促政府盡快立《廿三條》阻播「獨」,尤其印證中共已全幅開動各地下及外圍組織。張曉明果真有此能耐?筆者更信習近平參與其中。

文革,嚴格說是退居二線的毛澤東,煽動下層青年群眾,衝擊上層黨政機關,以圖奪劉少奇、鄧小平的權。由下向上推翻,故云「革命」。將劉、鄧視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欲把二人及孕育二人之一切意識形態、文化思想 (如務實、折衷調和) 連根拔起,故云「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由始至終以體制外的革命領袖身份自居,林彪、「四人幫」則為其爪牙羽翼。

今天對戴耀廷的批鬥,是在「習核心」許可下,由上向下壓的,借「『港獨』分子與外部分裂勢力勾連」,刺激大中華主義者燃起盲目愛國情緒,迫逼戴耀廷跪地認錯,同時失去教席。這既與「革命」原意不符,亦跟「文化」沾不上邊。勉強要和文化牽上關係,此乃大家長主義、大沙文主義 (極端的、不合理的、過分的愛國主義) 的表露 (偏偏文革是要清除封建遺毒,講解放講「工人無祖國」,真諷刺)。

中共現在使用的批鬥手法,是文革時期常見的,稱「文革式批鬥」問題不大。可是,謂中共在香港發動文革,未免有失準確,會激怒陰間的毛主席。

有學者提出「亞文革」,這是較為妥貼的形容。依筆者愚見,目前中共更似是回到明清的帝國狀態。徐一夔「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被朱元璋看成譏諷他沒頭髮兼作過賊,查嗣庭「維民所止」被批諷刺雍正無頭,不是和戴耀廷的百辭莫辯相似嗎?

據聞有幼稚園要學生互相舉報,不准在校內講廣東話。告密風在文革很熾盛,其遠源卻可追溯到明太祖,乃至武則天 (《資治通鑑》:「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己,又自以久專國事,且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

浸大劉子頎、陳樂行因爆粗而被校方分別罰停學一個學期及停學八日、在校內進行 40 小時服務令,也是家長主義、「以理殺人」在作祟啊!

中國從來是一個古老帝國,而且是一個喜歡迫害同胞手足的古老大帝國。香港人過去懵然不知,默許主權移交,卒之釀成當前諸種問題。

獅子熟睡,固然可以無恙,但牠張牙舞爪、恢復生氣,我們倒要遭殃。

2018年4月1日 星期日

哥哥

哥哥張國榮辭世 15 周年。他一走,香港再找不到類似的人物。古巨基在大台跳唱《Monica》,很盡力演出,但就是沒那種韻味。

張國榮發光發熱的年代,同時是樂壇人才輩出的年代。許冠傑、譚詠麟、林子祥、蔡楓華......各具特色,而且都是唱得之人。能立足已經不易,還要有獨樹一幟的風格,殊非簡單。

《不羈的風》、《少女心事》、《側面》一類快歌盡顯哥哥渾然天成的不羈瀟灑,《風繼續吹》、《追》、《今生今世》等慢歌則讓哥哥展露情深款款的一面。值得注意是《Monica》和《拒絕再玩》,不羈瀟灑或許是皮相,「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才是底蘊。這和外界傳他為情自殺出奇地一貫。

跟其他藝人歌手不一樣,哥哥的形象、魅力不是刻意塑造。即使後期《大熱》的亦男亦女,其實都是他生命一形態 (作為男同性戀者)。

他敢於創新、突破,曾與汪阿姐合唱《帝女花之香夭》。他又演出過不少令人難忘的電影角色,如《胭脂扣》的十二少、《倩女幽魂》的寧采臣、《阿飛正傳》的旭仔、《春光乍洩》的何寶榮、《金枝玉葉》的顧家明......

哥哥走了,香港樂壇、影視界的輝煌彷彿跟隨著遠離,一去不返。

梅艷芳曾說:「如果不是張國榮,我不會讓人這樣親密的抱著我。」張國榮也講過:「(梅) 是一個永遠要她自己作為焦點的女孩子」、「因為她很緊張我,所以我要更疼愛她」。兩人情誼之深,可見一斑。8 個月後,梅姐因子宮頸癌病逝,《芳華絕代》的兩人在陰間聚首,教人無奈。

經典往往可一不可再,「不如我地由頭黎過」,可惜現實世界無時光倒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