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數到適合高中生閱讀的中國歷史讀物，不得不提樊樹志這個名字，他的《國史概要》、《國史十六講》和新近出版的《圖文中國史》，資料豐富，卻要言不煩，生動有趣，可讀性甚強。
先介紹一下樊樹志的生平。樊樹志，1937 年生於浙江湖州。1962 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歷史系，畢業後留校任歷史系副教授，兼任中國明史學會理事和《明史研究》雜誌常務編委，主攻明清史與中國經濟史，著有《中國封建土地關係發展史》、《明清江南市鎮探微》、《萬曆傳》、《崇禎傳》、《晚明史 (1573 – 1644 年)》、《晚明大變局》等，普及讀物則有方才提過的國史三書。
《國史概要》是樊樹志為本科生講中國通史所採用的教材，起自史前，下迄清代，篇幅較巨。《國史十六講》是《概要》的精簡本，也可說是課堂講稿，內裡援引更多近期的研究成果，使讀者對國史有更深一層的了解。至於《圖文中國史》，旨在「簡明而不膚淺，專精而不枯燥」，是「一本社會大眾看得懂又喜歡看的歷史讀物」，既以前兩書為基礎，又力求通俗易明。
以下我們主要集中談《國史十六講》。
書中開首便討論「中國人起源於非洲嗎？」這是非常破格的，以往通史都講元謀人、北京人，樊樹志卻由「夏娃理論」講起，什麼叫做「夏娃理論」？他說：
國際學術界關於「現代人類」的「單一起源論」，近來呼聲很高。他們根據分子生物學的研究，提出一種假設：現代人類起源於非洲，這就是所謂「夏娃理論」。這種「夏娃理論」認為，目前地球上的各個人種，都是二十萬年前某一個非洲女性祖先的後代，這個非洲女性祖先被稱為「夏娃」。「夏娃」的後代離開非洲，擴散到歐洲、亞洲等地，取代了當地原有的早期智人；而歐洲、亞洲原先的早期智人並非現代人類的祖先，它們與現代人類之間沒有什麼關係。
復旦大學生命科學院的研究人員及其全球合作夥伴，2001 年在美國《科學》雜誌上披露他們對一萬二千條染色體的研究結果，在東亞人身上發現了七萬九千年前非洲人特有的遺傳標記。這一課題組負責人金力認為，這是目前支持「東亞人非洲起源說」的有力證據，它進一步表明，來源於非洲的人群完全取代了原來居住在亞洲的古人類。他們推論，東亞人的祖先大約是在六萬年前從非洲到達東南亞一帶，然後向北遷移至中國。
「夏娃理論」看似有理，但樊氏不以為然，他引用吳新智院士的研究發現指出：
在中國大地上，從直立人到早期智人再到現代人類的化石表明，他們之間存在著明顯的連續進化，東亞的蒙古人種是從當地的古人類發展而來的，並非來自非洲。此外，中國的直立人與智人的舊石器文化，存在著明顯的前後連續性，根本沒有出現過由於人類滅絕而導致的文化中斷，根本不存在外來文化大規模取代原有文化的跡象。因此說非洲人取代中國大地上的早期智人而成為中國人的祖先的推論是難以成立的。
摒棄「單一起源論」、「人類起源非洲說」，樊氏傾向相信「多區起源論」：
這種學說認為，地球上各地區的現代人類是從各地區的早期智人進化而來的。地球上的早期文明是多元的，埃及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中華文明都是相對獨立起源的，締造各種文明的古人類，理所當然應該是多元的——多區起源的。
這種對中華民族起源的說法，是相當新鮮的。
關於王莽的失敗，樊樹志認為
王莽的悲劇在於，過分迷戀於已經風靡一時的儒家經學，企圖用儒家經學重建一個理想世界……
……王莽似乎有意效法孔子，事事處處學習周公，把周公視為政治的楷模，使他的改革顯得迂腐不堪，與時代格格不入。看來他完全忘記了當年漢宣帝對太子 (即後來的漢元帝) 的教訓：「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時代不同了，把周公治理周朝的德政，用來治理漢朝，未免過於迂腐、背時。
何況王莽「托古改制」企圖解決的首要問題是長期困擾社會的土地問題和農民問題，也就是土地兼併及其所帶來的貧富兩極分化問題。這是一個根本無法用儒家經典的教條解決的問題……
……王莽妄圖按照儒家經學重建一個「大同」世界，一勞永逸地解決社會問題。其初衷似乎無可厚非，關鍵在於向前看還是向後看？要解決社會問題，倒退是沒有出路的，倒行逆施的結果，不但無助於社會問題的解決，反而使社會瀕臨崩潰的邊緣，引來了綠林、赤眉起義，王莽的新朝僅僅存在了十幾年，就壽終正寢，根本原因就在於此。
此和黃仁宇《中國大歷史》「他盡信中國古典，真的以為金字塔可以倒砌」是一脈相承。
論及唐朝，樊樹志表現出非凡的史識，他首先肯定李淵不是庸碌之輩，乃「晉陽起兵」的主要策劃者：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一個度，不能講過頭。由於李世民是殺兄逼父取得帝位的，不合乎儒家倫理，因此即位後便致力於篡改國史，為自己辯護，御用文人把太原 (晉陽) 起兵時的李淵 (李世民之父) 寫成無所作為的庸碌之輩，李世民則成了唐朝的締造者。其實，李淵決不是庸碌之輩，而是一個有政治遠見和軍事才能的開國君主。
這和黃永年據《大唐創業起居注》所得的結論一致。
其次，他認定「玄武門之變」是世民先下手為強，殺兄逼父以奪位。
李建成與李元吉企圖削奪李世民的兵權，唐高祖李淵同意這一預謀，但是由於軍事行動未停，暫時不便下手。武德九年 (626 年)，李建成、李元吉加劇了預謀活動，想以李元吉擔任出征元帥，削奪李世民的兵權。李世民獲悉後，與他的親密顧問、內兄 (妻兄) 長孫無忌等人商量，採取先發制人的對策，發動玄武門之變，殺死李建成、李元吉，逼唐高祖李淵立自己為太子。這一事變充滿血腥，令人觸目驚心：李建成被李世民用弓箭射死，李元吉則死於埋伏；李世民連李建成、李元吉的兒子也不放過，一併殺死。在殺死了他的對手之後，到了葬禮的那天，李世民還假惺惺地在公眾面前，裝出一副哭得很傷心的樣子。兩個月之後，唐高祖被迫放棄皇位，李世民終於成了唐朝的第二代皇帝——唐太宗，改年號為貞觀，唐高祖被尊為太上皇。李世民的上台充滿如此之多的陰謀和血腥，讓人心寒；然而唐太宗的御用文人千方百計地粉飾歷史，力圖掩蓋歷史的真相，關於玄武門之變便有了不同的說法。
儘管和呂思勉撰通史一樣，書中考證有欠慎密，且看以下一段：
武則天對於大權在握的「二聖」地位並不滿足，她的目標是要當皇帝。高宗想禪位給太子李弘 (武則天所生長子)，武則天不顧母子之情，用毒酒殺死李弘，改立次子李賢為太子。由於李賢有才幹又有文采，在士人中聲望很高，武則天恐怕難於控制，就找個藉口把他廢為庶人，改立三子李顯為太子。
忽略了武則天稱帝帶有相當的偶然性 (即其非自始即有心於稱帝)，也未考慮到李弘死於肺結核、李賢是武則天之姊韓國夫人所生。
書中一大特色是旁徵博引學者們的研究成果，在論及封建時，他說：
呂思勉《中國制度史》在論述「國體」時，把中國歷史劃分為三個時代：(一) 部落時代，(二) 封建時代，(三) 郡縣時代。他認為，秦以後，由封建時代進入郡縣時代，此後雖然出現了「封建的四次反動」，但都是失敗的嘗試。這種立論，顯然是從「封建」的本意出發的。
北宋人口急速增長，樊樹志引葛劍雄以作說明：
葛劍雄主編的《中國人口史》指出，北宋以前人口增長緩慢，西漢元始二年 (公元 2 年) 全國人口六千餘萬，此後由於分裂和戰亂，人口總數幾起幾落，到唐朝人口峰值階段的天寶十四年 (755 年) 約有七千餘萬。經過唐末五代的動亂，宋初太平興國五年 (980 年) 全國人口只有三千五百四十萬。此後的一百餘年，人口迅速增長，到 12 世紀初 (即北宋末年) 進入峰值階段，當時在北宋、遼、西夏、大理等範圍內，總人口達到一億四千萬。
不只華裔學者，西方、日本漢學家也在引用之列，如提到宋代「商業革命」，他說：
費正清和賴肖爾合著的《中國：傳統與變革》，關於宋朝的第六章第四節的標題就是「商業革命」四個字。他們寫道，宋朝經濟的大發展，特別是商業方面的發展，或許可以恰當地稱之為中國的「商業革命」。這一迅速發展使中國經濟發展水準顯然高於以前，並產生出直至 19 世紀在許多方面保持不變的經濟和社會模式。
斯塔夫里阿諾斯 (L. S. Stavrianos) 的《全球通史》在「宋朝的黃金時代」的標題下寫道：除了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時期值得注意的是，發生了一場名副其實的商業革命，對整個歐亞大陸有重大意義。
「坊」的演變，他說：
唐朝的長安是一個棋盤狀的封閉結構，縱橫相交的街道形成許多由圍牆封閉起來的居民區——「坊」，商業區也封閉在「坊」的區域內，這就是東市與西市。這種封閉性結構在宋朝的開封被打破了。日本學者加藤繁在《宋代都市的發展》中說：「坊的制度——就是用牆把坊圍起來，除了特定的高官以外，不許向街路開門的制度——到了北宋末年已經完全崩潰，庶人也可以任意面街造屋開門了。」楊寬在《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一書中，進一步指出，這種變革在五代至宋初逐步顯現，隨著開封的繁榮，不再有坊市之間的嚴格區分。
書中還有許多精彩的地方，例如：
(1) 視兩宋黨爭「並非學派之爭，而是排斥異己的政治鬥爭手段」，南宋「道學」集團因反對「和議」被依附秦檜的官僚攻擊 (跟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有接合處)
(2) 借湯因比在《人類與大地母親》的分析，指蒙古帝國使得許多區域性文明發生了迅速的相互接觸，而在此之前，這些文明在其發展中很少把它們聯繫在一起，甚至很少知道同時代的其他文明。
(3) 借弗蘭克《白銀資本》和全漢昇的研究，指出晚明時期，即 16 世紀中期至 17 世紀中期，中國通過「絲——銀」貿易獲得世界白銀產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有興趣國史者不妨自行發掘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