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16日 星期一

今日人類的處境,是由兩種文明疾病造成的:科技和國族主義的自大狂

赫曼.赫塞 (Hermann Hesse) 對現代歐洲的困境有一個精準的論斷:「今日人類的處境,是由兩種文明疾病造成的:科技和國族主義的自大狂。這兩者賜予我們兩次世界大戰和戰後的斷垣殘壁,甚至引發其他類似戰爭,直到它們平息下來。」

赫曼.赫塞,德國作家、詩人,生於德國,1919 年遷居瑞士,1923 年 46 歲入瑞士籍,曾榮獲多個文學獎項,包括 1946 年獲諾貝爾文學獎。1962 年在瑞士家中去世,享年 85 歲。他的作品風格多樣,帶有自然主義、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色彩,代表作有《鄉愁》、《流浪者之歌》、《荒原狼》、《東方之行》、《玻璃球游戲》等。

科技本來是為了改善人類的生活,但過份濫用、依賴,即導致大災難。法蘭克福學派 (Frankfurt School) 的賀爾克海姆 (Max Horkheimer)、亞登諾 (Theodor Adorno) 在《啟蒙辯證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指出,科技以征服、支配自然為出發點,一面倒靠攏科技,將造就工具理性的霸權,使人文理性遭受貶抑。人與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以及人本身出現極度異化,足以毀滅自然和人類。極權主義的誕生,源自工具理性的專橫跋扈,即間接由科技造成矣。

況且,冷冰器年代,死傷較少,反抗暴政亦較容易。有了原子彈、核彈等,死傷就可以很大,反抗暴政亦難得多。二戰時,日本廣島、長崎遭受原子彈轟炸,廣島有九萬至十六萬六千人死亡,長崎有六萬至八萬人死亡,這是非常大的一個數字。有謂中共不如秦朝般倒台,也和軍隊、武警握有裝甲車、坦克車、種種監控設施有關。

「國族主義的自大狂」始於法國大革命後拿破崙的四圍擴張。法軍所到之處,激起德意志、俄國的民族意識。尤其甚者,法國鼓吹自由、民主、人權等進步理念,觸發德意志、俄國之保守浪潮。

統一德國的普魯士,首相俾斯麥主張「當代的重大問題不是通過演說與多數議決所能解決的,而是要用鐵血來解決」。

沙皇尼古拉一世更請來教育部長謝爾蓋・烏瓦羅夫 (Sergey Uvarov) 提出一套官方意識形態,揭櫫「東正教,君主專制,民族性」(Orthodoxy, Autocracy and Nationality) 大旗,對抗法國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謝爾蓋・烏瓦羅夫解釋「民族性」:要堅持自己的傳統,拒絕外來影響,打擊西方鼓吹的思想自由、個人主義、理性主義。

普魯士終於演變成納粹德國,俄國則演變成赤色蘇俄,二者同為人類文明史的兩大逆流,給世界帶來極大損害。

「如何恰當地運用科技?」、「如何有效地限制國族主義?」是兩個迫切需要回答的問題。

關於前者,新儒家唐君毅先生有一種講法:人文之全體和協發展之理念,必須取代科技至上的理念。換言之,道德意識、仁愛必須凌駕並規範著科技的應用,只有這樣,科技才不致為禍人間。

至於後者,康德倡議的國際和平,《大學》把修身齊家置於治國平天下之先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皆有助淡化「國族主義的自大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