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威爾 1903 年生於英屬印度，家境並不寬裕。1905 年隨家人返回英國牛津，因無法就讀貴族學校，只能進入二流的私立寄宿學校。1917 年，奧威爾考獲獎學金，進入伊頓公學。可是，窮學生的背景使他備受歧視。奧威爾早年的成長經歷，令他對社會底層予以同情，致力追求平等和個性解放。
1921 年畢業後，奧威爾投考公務員，加入英國在緬甸的警察部隊，服役五年。作為英籍警官，他享有很多特權，能夠近距離觀察審判、笞刑、監禁和絞死囚犯。此一經歷讓奧威爾更細緻地觀察到人性中殘暴的一面。其對西方殖民政策、極權主義亦有進一步認識。1927 年，他離開警察部隊，返回英國，開展長達四年的流浪生涯。期間，他做過酒店洗碗工、教師、書店店員、碼頭工人，「貧困的生活和失敗的感覺增強了我天生對權威的憎恨，使我第一次意識到工人階級的存在」，這時的奧威爾深深接受社會主義思想。
1928 年開始，奧威爾執筆寫作，1933 年發表第一部作品，接著持續有小說出版。西班牙內戰爆發，奧威爾參加由西班牙共產黨領導的共和軍，過程中他和妻子經歷了由共產國際 (實際是史太林下命令) 策動的權力鬥爭和清洗，被視為「狂熱的托派分子」，受到嚴密監控。權力與支配無所不在、不容存在任何個人意志的史太林式極權主義，使奧威爾的「左傾」發生轉變，「西班牙內戰和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間發生的事件改變了態勢，此後我就知道我的立場如何。一九三六年以來，我所寫的每一行嚴肅作品都是直接或間接反對極權主義，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的社會主義。」
1945 年，奧威爾寫成《動物農莊》一書，正式從單純地關注底層社會生活，轉向捍衛真正的民主社會主義，在烏克蘭文版的序言中，他說：「在過去十年中，我一直確信，如果我們想使社會主義運動恢復生機，就必須得摧毀俄國神話。」
《動物農莊》好評如潮，奧威爾生命卻已走到盡頭。1946 - 48年，他在病中寫出傳世之作《一九八四》。書中描繪了一個極權主義達到頂峰的可怕社會，身處其中，思想自由是一種死罪，獨立自主的個人會被消滅殆盡。每個人的思想都受到嚴密監控，掌握權力的人們以追逐權力為終極目標並對權力頂禮膜拜。《一九八四》和《我們》、《美麗新世界》並列為世界三大反烏托邦小說。
奧威爾談及撰寫《一九八四》的初衷：「我並不相信我在書中所描述的社會必定會到來，但是，我相信某些與其相似的事情可能會發生。還相信，極權主義思想已經在每一個地方的知識分子心中紮下了根，我試圖從這些極權主義思想出發，通過邏輯推理，引出其發展下去的必然結果。」《一九八四》耗盡了奧威爾全部精力，1950 年，奧威爾因肺結核病逝。
新儒學大師牟宗三曾說：「30 歲以前不相信社會主義是沒出息，40 歲後你還相信社會主義，你就是沒見識。」英國分析哲學家羅素亦說過：「一個人 30 歲以前不相信社會主義是沒有良心，30 歲以後還相信就是沒有頭腦。」
年少輕狂，總愛抱打不平，加上有浪漫主義的革命情懷，理想主義的思想趨向，社會主義一套平等觀非常吸引人。社會主義的平等觀，不像資本主義的平等觀，不講機會平等、規則平等，而集中講結果平等、分配平等。
結果本來人人不一，要達至結果平等、分配平等，需要經過再分配過程，誰去負責執行再分配？強而有力的政府。問題出現了，這個政府既然強而有力，何不直接將人民的勞動成果盡數據為己有，為什麼還要按人民意願做再分配？
「所有動物生來平等」並沒有錯，錯是錯在汲汲於追求結果平等、分配平等，容易造就一高度集權、肆意剝削老百姓的專制政府，「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更平等」是諷刺語，「有些動物」指專權政府中諸位官員，「其他動物」指無權無勢、辛勤勞動的老百姓。
長大後，明白到追求結果平等、分配平等會帶來恐怖後果，而依然把頭栽進去，當然是「沒見識」、「沒有頭腦」啦！
1944 年，奧地利經濟學家海耶克 (F. A. Hayek) 出版《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書中批判所有奉行集體主義的社會，從希特拉的國家社會主義到史太林的共產主義，都無可避免地會邁向專制極權，威脅到個人的政治自由。社會錯誤地試圖通過中央計劃來確保持續繁榮，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極權主義，令人民走上受「約束和奴役」的道路。
海耶克的看法，和奧威爾所見，是一脈相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