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末年，天下大亂，人民或於戰爭中喪命，或死於飢餓。要之，中原大地上能僥倖生存者無幾，換個角度看，無主荒地亦相對較多。
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建功立業，適值中原喪亂，戰爭頻仍，農業荒廢，有見於行軍打仗必須糧食充足，拓跋珪安排東平公拓跋儀開墾河北，闢地千里，自五原至於棝陽塞外 (即今天的內蒙古包頭市)，皆為屯田。這仍是曹操舊日路數。
登國六年 (公元 391 年)，匈奴支系鐵弗部首領劉衛辰 (大夏國建立者赫連勃勃之父) 派兵攻打北魏，反為所敗，衛辰被魏軍追擊，途中為部下所殺。鐵弗部珍寶、畜產，名馬三十餘萬、牛羊四百餘萬，盡入北魏，自此，北魏發展農耕、畜牧的實力大為增強。
皇始二年 (公元 397 年)，北魏軍隊攻下後燕都城中山，拓跋珪隨即「分徙吏民及徒何種人、工伎巧十萬餘家以充京都，各給耕牛，計口授田」。天興元年 (公元 398 年)，拓跋珪建都平城 (今山西省大同市)。
跟東晉、南朝不同，地廣人稀令拓跋珪有實現「計口授田」的本錢。當時，「東至代郡 (今河北)，西及善無 (今山西)，南極陰館，北盡參合 (今內蒙古涼城縣)，為畿內之田；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勸課農耕，量校收入，以為殿最」，此完全與漢族政權的重農政策沒有分別。
重視農業生產又表現在拓跋珪「躬耕籍田率先百姓」上，一「馬上得天下」的鮮卑君主，竟願意親自務農，作天下表率，結果「自後比歲大熟，匹中八十餘斛」，農產收穫豐富乃意料中事。
不過，農業始終是看天吃飯，明元帝永興年間，水災、旱災經常發生，導致農作物失收。神瑞二年 (公元 415 年)，「京畿之內，路有行饉」。是次飢荒之嚴重，一度令明元帝欲遷都鄴城，及後因崔浩獻計而中止。
何以明元帝有遷鄴的打算？因鄴城位於華北平原的農業發達地區，漳河以及多條河流流經或環繞鄴城，造就鄴城優越的農業條件。
崔浩所獻之計，查《魏書．崔浩傳》，有以下一段：
浩等對曰：「可簡窮下之戶，諸州就穀。若來秋無年，願更圖也。但不可遷都。」太宗從之，於是分民詣山東三州食，出倉穀以稟之。
扼要言之，即令窮困者就食山東 (太行山以東地區)。
崔浩等反對遷鄴，也有一番緣由：
(1) 山東地區的人多為漢人，恃著農業發達，譏笑北魏政權「居廣漠之地」(即以平城為首都)，看不起鮮卑人。倘若遷都，只會造成胡漢族群矛盾。
(2) 鮮卑人向南遷徙，「處榛林之間」，或出現水土不服，疾疫死傷。
(3) 大夏國、蠕蠕人在西北虎視眈眈，若遷都鄴城，北邊雲中、平城將飽受威脅，「雖欲救援，赴之甚難」。
「令民就食山東」是中國歷朝慣例，下迄隋唐仍沿用。
明元帝復敕令官員：「前志有之，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凡庶民之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死無槨，不蠶者衣無帛，不績者喪無衰。教行三農，生殖九穀；教行園囿，毓長草木；教行虞衡，山澤作材；教行藪牧，養蕃鳥獸；教行百工，飭成器用；教行商賈，阜通貨賄；教行嬪婦，化治絲枲；教行臣妾，事勤力役。」人人辛勤勞動，終令「歲數豐穰，畜牧滋息」，農業、畜牧業俱有大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