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28日 星期一

一週年反思 (上):「雨傘革命」帶給香港的意義和影響

「雨傘革命」一週年,坊間回憶、批判之聲不絕,卻鮮有從宏觀的視角重新思考整場事件者。

本文之撰寫,旨在按照香港近三十年歷史發展的脈絡,深入發掘「雨傘革命」所帶來的意義和影響。

爭取民主,終成泡影

「雨傘革命」在香港歷史上其中一個重要意義是:它標誌著港人三十多年來對民主的爭取全然徒勞無功。

香港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正式展開爭取民主的步伐。由 1985 年立法局首次引入間接選舉到 1995 年立法會變相直選,是香港民主發展較為順暢的階段。只可惜 97 主權移交後,中共一再拖延行政長官、立法會的普選時間表,致使民主政制發展停滯。港人自寄望 0708 雙普選,至 2012 雙普選,再至 2017 行政長官普選、2020 立法會全面直選,結果卻換來人大「八三一」決定、有篩選的行政長官普選制度。十八年來積累的失落與悲憤,加上黑警對年青學生的濫暴,終於釀成「雨傘革命」的爆發。

表面看來,「雨傘革命」是一場爭取真普選的公民抗命運動,但實際上,它是對中共一再背棄民主承諾的奮力咆哮!「雨傘革命」的失敗,代表港人的咆哮無力改變政治現實,雙普選將會遙遙無期。而長達三十年的民主路至此亦可謂壽終正寢。

泛民代理,備受衝擊

代議政制發展的同時,不少具知名度的人士相繼加入政圈,成為泛民主派的政治代理。今天民主黨的劉慧卿和何俊仁、工黨的李卓仁和何秀蘭,皆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擠身政壇。

主權移交前夕,香港政府普遍樂於採納泛民代理人的意見,泛民代理人因此可以透過形形色色的示威、遊行、遞交請願信,以收取可觀的成果。這些成果又往往吸引市民利用選票回饋代理人。於是,泛民代理人、市民、港府三者建立了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

不過,隨著中共一再拖延雙普選的時間,泛民代理人的競選承諾逐漸淪為空談,失去了群眾的支持。而面對建制派在地區事務上的「蛇齋餅糉」,泛民代理人更是全無招架之力。尤其甚者,自中共收緊對港政策後,泛民代理人成為被敷衍、欺騙的對象,無法再與中共進行良性溝通。「雨傘革命」期間,各大民主政黨之所以備受佔領者唾罵、厭棄、質疑,原因正在於此。

泛民代理既被摔倒,政治充權便須由群眾自己親力親為。革命期間,「沒有大會,只有群眾」、「自己香港自己救」不絕於耳。這些既是振奮人心的口號,更是當時客觀狀況的描述。

儘管革命最後以失敗告終,「本土民主前線」、「香港本土力量」、「紅磡人紅磡事」、「青年新政」等組織未幾即相繼成立。這多少意味著群眾 (特別是年青一代) 對泛民代理人的不信任並未因「雨傘革命」的結束而消失。

和理非非,不合時宜

「雨傘革命」爆發前,「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的抗爭方式一直深受港人認同。陳雲在《香港城邦論》說:「記者招待會、示威遊行街頭諷刺劇、和平解散,成了香港抗爭的三部曲」,確是實情。

然而,「雨傘革命」爆發後,港共政府一再對佔領人士抱持強硬鎮壓的態度,縱容黑警濫暴、土共挑釁。所謂「溝通」、「對話」,更多是欺騙市民,加快清場進度。「和理非非」的抗爭方式能夠收效,前提是:政府必須開放心胸以採納反對意見。可是,「雨傘革命」卻清楚反映這個前提不再生效了,港共正式成為一個視人民如草芥的專制政權。對付專制政權,只有一個方法,就是採用適切的武力,將之制伏。

事實上,早在革命後期,旺角已有佔領者自發製盾,成立「盾組」,這是抗爭方式轉變的端倪。革命結束,港大「學苑」梁辰央率先發表長文<本土革命,誓守族群>,揭櫫「以武抗暴」的大旗,顛覆「和理非非」。他說:

當和平抗爭走到絕路,以武抗暴就是唯一選擇。在旺角佔領區,群眾自製防具,組織盾陣,對抗警察暴力。在龍和道攻防戰之中,有人試圖投擲磚頭還擊,在衝擊立法會一役,示威人士以鐵馬攻城,揭開公民抗暴的序幕。人類學教授 James Holston 形容這是法制以外的「暴亂公民權」(Insurgent citizenship),公民抗暴正是這種公民權利的理性實踐。至於公民抗命作為和理非的最後一著,此刻已是全盤慘敗......當公民抗命無助解決困局,群眾就自然走上公民抗暴。

後來「本土民主前線」亦高舉「以武制暴」、「勇武抗爭」,大力鞭撻「和理非非」,這無不催生自「雨傘革命」。

香港民族,正式成形

香港人向來不會否定自己的「中國人」身份。這狀況於 2008 年北京奧運期間最為明顯。懾於北京開幕式的壯觀、中國運動員的優秀表現,香港人當年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者高達四成。劉翔因傷未能在京奧中一展風彩,大部份香港人甚至為此同感惋惜。

「香港人」的身份逐步明朗化始於 2012 年。由於「國民教育」的強推、「一簽多行」的實施、中港文化上的差異,香港人漸漸意識到「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加上陳雲出版《香港城邦論》說破「中國有民主,香港更悲慘」的殘酷現實,粉碎「民主中國」的迷思,鼓吹「中港區隔」。於是,部份進步的香港人選擇摒棄「中國人」身份,直接以香港為家。

「八三一」決定出台前,普遍香港人仍然對中共存有幻想,真心相信「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他們因此並未與「中國人」的身份劃清界線。可是,歷經「八三一」人大落闡、87 枚催淚彈、旺角黑警毒打佔領人士、龍和道之辱,香港越來越多人認清「香港人」的身份。「中國人」三個字,對他們來說,比粗言穢語更難聽。這一身份認同上的轉變,首先導致抱持大中華立場的「學聯」、「學民思潮」、「支聯會」飽受杯葛,繼而引發球迷們對「義勇軍進行曲」報以噓聲、香港隊歷史性地守和了中國隊。

毫無疑問,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因「雨傘革命」而變得豐富;香港人作為一個民族 (nation),亦因「雨傘革命」而正式成形。

結語

黃仁宇曾經主張,要以「長時間、遠距離、寬視野」來檢視歷史事件,不宜拘泥於短時片面的賢愚得失。「雨傘革命」作為去年發生的歷史事件,倘若我們要回顧的話,也應該採用此一方式回顧。

至於販賣紀念品、默站舉傘,這只是褻玩歷史,卻不是對歷史由衷地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