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後人種種議論皆不及當事人現身說法更貼近史實。最近筆者在網上聽到一段頗為完整的講話錄音，乃汪用廣東話對國人訴說中日合作的原因 (汪精衛是廣東人)，錄音全長 8 分 41 秒，當中清楚披露他投日的理由。筆者覺得此一史料或可促進後世客觀了解汪精衛這個傳奇人物。
汪精衛講話第一個重點，是回應「如果最後勝利比和平更好，那為什麼還要說和平呢？」
他說：
我們要知道在剛開始打仗的時候，政府的宣傳，輿論的宣傳都是說，日本的財政經濟最多不過三個月，或者六個月，就會崩潰了。又說國際制裁，尤其是，蘇聯來參戰呢，最多三個月，一定會實現的，因為這樣大家才相信，最後的勝利屬於我們。不過現在我們知道已經幾個三個月了，有沒有一點效果呢？大家知道這種話是假的了吧，那當初為什麼這樣說呢？在當初的時候或者是不得已的，因為當初開戰的時候想鼓舞人心，要振作軍心，只能這樣說，猶如古人說望梅止渴，等人心裡覺得有梅的，流口水了，就是這種心思，都不能怪他們，但是已經過了兩年了，這種話就別拿來騙人了，但是為什麼現在還要這樣說呢？我們要明白，這些宣傳已經被共產黨利用了，以前還叫望梅止渴，現在說實話，就是吃砒霜來止渴一樣了。我只說一個例子，比如說蘇聯參戰，共產黨在初開戰的時候吵得最大聲，一直都支持蘇聯參戰的，但是三個月之後，上海失守，南京失守，共產黨在武漢馬上改口了，說凡是主張蘇聯參戰的都是托派漢奸，你說奇不奇怪呢？各位，不只說和平的，共產黨叫他們漢奸，叫蘇俄參戰的也叫漢奸，為什麼呢？因為共產黨所謂漢奸，是替蘇聯想的，並不是替中國想的，所謂最後勝利也是這樣。中國失剩最後一塊地也好，死剩一個人也好，都要為蘇聯犧牲，這樣蘇聯就一兵也不用出，一顆子彈也不用打，最後勝利當然歸他們了。連反對中途妥協，抗戰到底，都是一樣道理。共產黨我就不用說了，最奇怪的是蔣介石跟著共產黨走，還要帶著中國同胞跟共產黨走。我當時就說過，這條路是亡國的路，是滅種的路，就是這個意思。所以我們對於第一個疑問呢，我解答清楚，沒有什麼是最後勝利比和平更好，這句話我們大家說老實話。
按照汪所說，他認為，「中國人將獲得最後勝利」一類話語並非事實描述，其不過是開戰初期國府 (蔣介石) 鼓舞人心、振奮軍心的激勵語。激勵語在初期收效，但隨著反覆申述，效果已然遞減，人們開始存疑。繼續講「最後勝利」，只會令人們覺得政府在欺騙自己，汪想國府真誠面對群眾，故他不主張再講「最後勝利」，不如坦白承認無得到「最後勝利」的一日更好。
汪又看出中共不是為中國的前途命運著想，而是為蘇俄的利益著想。即使國府勉強支撐到「最後勝利」，此只成就蘇俄不費一兵一卒一子彈便可併吞中國的局面，「這條路是亡國的路，是滅種的路」，中共固然樂於看見，對中國人來說卻是場災難，「最後勝利」因此不是一件好事。
第一個理由可以看出汪精衛是個老實人，也是個務實、講求實際效益的人。
至於第二個理由，觀乎 1945 年以後的歷史發展，汪可謂有先見之明！
蔣介石做事，傾向一往無前，義無反顧，不理後果，結果國軍精銳盡數毀於上海「八一三之役」，1949 年甚至丟失中國大陸。成功的政治人物不應該如此，該事事考慮其可能後果，汪於這方面比蔣優勝。
日軍以「防共」作招徠，跟汪之意識形態契合。加上國軍取勝機會渺茫，胡適、陶希聖、顧祝同、陳布雷......都對中日戰爭前景持「戰必大敗」的悲觀情緒，汪務實求和妥協，其實未可非議 (況且它多少代表著一部份知識分子的共識，非汪個人意見)。
汪精衛講話第二個重點，是答覆「日本是不是有誠意的？我們會不會上當呢？」
他說：
這個問題還算憂心遠慮，不過我認為都很容易解答。要解答，只要把《中山全書》裡面那篇「大亞洲主義」的演講看一回，我們就明白了。這篇演講是孫先生在 (民國十三) 1924 年 11 月 28 日在神戶市對著商業會所 5 個團體發表的演說。這是孫先生最後的演講，因為從那次之後，到了天津，到了北平，他就一病不起了。這不只是他一生最後的演講，而且是他一生最大的抱負。為什麼呢？他裡面說得很明白，中國人和日本人只應該做朋友，千萬別做仇敵。如果這兩個國家做了仇敵呢，一定是兩敗俱傷。做朋友還能共同生存，共同發達。可惜他這番話，兩國都忽略了，兩國都忘記了，到了今天，兩國做了仇敵，看著就快兩敗俱傷了，所以現在只有快點回過頭來做回朋友，攜手走上共同生存，共同發達的路。為什麼日本提出和平條件呢？為什麼日本沒提出割讓領土的要求，沒賠償軍費的要求呢？為什麼只提出睦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合作這三條呢？就是泛亞洲主義，想大家做朋友，不要做仇敵的意思，這個不能說他 (日本) 沒有誠意，他既然有誠意，我們中國也應該有誠意，怎麼才叫有誠意呢？就是認定了大亞洲主義，作為共同的目的，來共同努力，來共同擔負責任，這種大亞洲主義不是排斥其他的人，不是排斥其他國家，這只是說明我們兩個國家在亞洲應該做朋友，做朋友比做仇敵好，做仇敵就算一方勝利一方失敗，這個勝利不是真的，做朋友雙方得益才是真的勝利，明白大亞洲主義就知道誠意是真的，我們即管放心去做，我認為是不會上當。
李雲漢談孫中山對日本的態度：
對於日本，中山先生是絕對反對日本政府支持北洋軍閥以製造中國紛爭的政策，因此在他領導護法軍政府時期內，言詞同時暴露對日本的不滿。可是他只想從思想上促成日本的覺悟，並不想與日本立於敵對地位。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他北上途中，在船上接見日本記者時，就曾表示中日兩國只應親善，不能對敵。他說：「中日兩國，就目前世界大勢言，非根本提攜不可，兩國人民尤應親善攜手，共禦他人侵略政策。」他於路經日本時，曾在神戶高等女子學校講演「大亞洲主義」。他在這篇冗長的演講中，殷殷期望日本人民在「西方霸道的鷹犬」與「東方王道的干城」兩者之間去「詳慎審擇」，又曾對神戶各團體呼籲日本應協助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讓中國與日本再作「兄弟之邦」。其對日本期望之切，勸導之摯，致使日本聽眾中有聞而揮淚者！
汪精衛年少時曾留學日本，加上作為親日的孫中山的忠實信徒，其難免對日本抱持一定好感。
在好感干擾下，理性常常不易發用。如果當事人還有少許過度自信，忽略了一些重要資訊，政治錯判即出現。
事實上，孫中山對十月革命及蘇俄有好感，已令他忽略「新經濟政策」僅屬權宜之計，錯判列寧是放棄馬克思共產主義、改行民生主義，間接促成「聯俄容共」政策，引中共這頭豺狼入國民黨的斗室搞破壞：
當俄國革命之初施行共產制度時，確與吾黨三民主義不同，至俄國現在施行之新經濟政策，即是國家資本主義，與吾黨之三民主義相同，故非吾黨學俄國，實俄國學吾黨。
若俄國今日所行之政策實非純粹共產主義，不過為解決民生問題之政策而已。
孫中山早死，爛攤子靠蔣介石以武力清黨收拾。
汪精衛倒沒有這麼好運，把日本首相近衛文麿提出「睦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合作」當作日本欲實現孫中山「大亞洲主義」、跟中國交朋友的誠意，對「文人政府」隨時垮台、軍國主義者勢力熾盛諸事實視而不見，卒之近衛文麿不久被迫辭去相位，由東條英機接任，1939 年 12 月，陳公博看了《中日基本條約》的草案後，對影佐禎昭說：「這哪裡是基本條約，簡直日本要控制中國罷了。」此時汪精衛已離開重慶，親自步入日軍窠臼，再難回頭。
如果汪未留學日本 / 不是孫中山的忠實信徒 / 認清日本不會跟中國交往，他未必會投日，慘變「漢奸」。
汪精衛所犯的錯誤，與孫中山二十年代初「聯俄」，沒有本質上的差別，皆是對對手心存善念、對主義過度自信所引致的政治誤判！假如我們譴責汪，孫應同被譴責。否則，宜對汪有一定程度的同情、諒解。
講話最後部份，汪精衛說：
我們想想吧，兩年以來已經有幾百萬將士，幾千萬人民，為救國家免於滅亡，把自己的血流出來了，這些血我們可以使它白流的嗎？我們應該盡快結束戰爭，把全副精神用在恢復和平的工作。中國如果得到和平，可以建設起中國，中日兩國如果得到和平，可以建設起東亞。這樣我們的將士和人民的血才不會白流，他們也一樣是這樣。所以我認為流了這回血之後，至少要使先生的大亞洲主義能夠實現起來，才對得起那些死了的父兄，才對得起那些未來的子弟。各位同胞，快起來吧，把共產黨亡國滅種的陰謀粉碎吧，我們大家走上共同復興中國復興東亞這條大道。
汲汲於勿使將士和人民的鮮血白流，要對得起那些死了的父兄、未來的子弟，這份真情厚意，教人想起廖仲愷，廖氏曾說：
我國農工佔十分之九，農工階級受經濟壓迫，無路謀生，他一天做十數小時的工，且不得兩餐飽食，何有餘力教育子女呢？全國國民十之九無受教育機會，知識當然落後，國何能強：若要中國強，必須提高農工地位，引導他有政治知識、方有希望。且農工俱為我同胞，當有互助義務，農夫耕田，秋寒盛暑風雨飄搖之時，辛苦作工，每日充饑者不過薯芋，以穀米供給他人，養蠶繅絲者祇穿布衣，建造工人，僅住棚廠，農工辛苦供給我們衣食住，飲水思源，我們不當助他嗎？挽救農工即所以挽救中國。
情感表達之對象雖不同，但同樣真摰，竊以為是承襲自孫中山對中國固有仁愛思想的高度珍視，以之作為全人類得真正解放的關鍵。
有別於蔣介石自稱是孫中山三民主義的繼承者，汪精衛無論在思維、抉擇還是性格上，都比較貼近孫中山，他是中山思想的「實踐派」，此或許是他不斷遭蔣介石政府抹黑為「漢奸」的真正原因 (據說孫中山臨終前一直唸著汪精衛的名字)。
中國歷史向來強調道德正統，強調「溫情與敬意」(錢穆語)，汪精衛助紂為虐，替日本人殘害中國同胞，自然是十惡不赦。
可是，歷史是複雜的，我們是否更應該問「何解汪精衛寧願做『漢奸』都要投日？」只有戳穿民族情緒，才可了解歷史真相。
謂汪不甘屈從於蔣而投日，謂汪因悲觀情緒作遂而投日，都是有欠準確。汪乃基於當時現實情勢的考量 (國軍軍力不可能戰勝日軍、日本「文人政府」提出和談、不可容共黨藉抗日坐大)，以及欲實現孫中山大亞洲主義的信念而投日。
奈何時代對汪殘忍，汪失算了，也失敗了，但這無損其初衷之純粹無私為國，緊跟國父步伐。賣國小人？汪精衛做不來。
蔣介石獲得勝利，成為中華民族大英雄，但四年後中國大陸即為共黨竊據，汪精衛果真目光短淺？不見得。
尤其有一點值得提出，孫中山、汪精衛都是溫熱的、富情感的、有理想的政治領袖 (不同於蔣介石的冷峻、講求紀律、崇信「槍桿子」)，他們先後「中伏」，後者甚至身敗名裂，差點賣國，孟子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在政治世界的詭詐裡，究竟有無道德情操高尚的仁者的一席之地，值得大家深思。
[主要參考資料]
1. ＜汪精衛談為什麼要中日合作＞講話錄音，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rc6PeLpyA0
2. 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