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駕崩

真宗准許丁謂入中書視事。當時翰林學士劉筠早已草擬制書 (皇帝說的話稱為「制書」)，稱李迪、丁謂一同罷相。俄而知悉丁謂得以留任，劉筠不接受真宗另草制書的命令。真宗改召學士晏殊草擬。劉筠後來在樞密院南門遇見晏殊，晏殊知道自己做了不該做的事，惶愧萬分，不敢與劉筠正面作揖。丁謂官復原職，更加擅權專恣。劉筠以「奸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力求外調，出任廬州知州。

劉筠，字子儀，河北大名人。晏殊，字同叔，撫州臨川 (今江西) 人。前者屬北人，後者屬南人。劉筠對丁謂避之則吉，晏殊卻助紂為虐，反映「南人在政治上勢力日擴，大非國家前途之福」(錢穆轉述北人對南人之觀感) 所言非虛。事實上，慫恿真宗封禪的王欽若也是南人。至於屬北人的寇準，一度阻止真宗賜晏殊同進士出身：「惜 (晏) 殊乃江外人」，陸游曰：「天聖 (仁宗年號) 以前多用北人，寇準持之尤力。」

真宗不久下詔「自今軍國大事仍舊親決，餘皆委皇太子同宰相、樞密等參議施行。」太子趙受益雖然在資善堂聽事，但一切都由劉皇后裁決，宰相丁謂又用事，中外俱以為憂。

王曾 (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先祖為太原王氏) 任吏部侍郎兼太子賓客，得知錢惟演是劉皇后義兄劉美之妻舅，遂「密語惟演曰：『太子幼，非宮中不能立。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所以安劉氏也。』惟演以為然，因以白 (告訴) (劉) 后」，劉皇后予以採納 (此有效杜絕女禍出現，故陳邦瞻稱讚王曾：「當國家危疑之勢，定社稷，安人主，此天下之所謂大忠也」)。

丁謂威權日盛，朝臣多攀附之，有一李垂，不願同流合污，曰：「謂為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恃權怙勢。觀其所為，必遊朱崖，吾不欲在其黨中。」丁謂聽聞，非常憎惡李垂，把他罷為亳州知州。

寇準與丁謂有仇，一再被貶，越貶越遠。真宗身體不適，病情急轉直下，想見寇準一面，問左右曰：「吾目中何久不見寇準？」群臣畏懼丁謂，竟不敢多講寇準近況。

乾興元年 (公元 1022 年) 二月，真宗駕崩，太子趙受益於父親靈柩前即位，是為仁宗，改名趙禎。

王曾奉命入殿廬 (指殿旁廬幕，為朝臣候朝及值宿之所) 草擬遺詔：「以明肅皇后輔立皇太子，權 (暫且、姑且) 聽斷軍國大事。」丁謂主張去「權」字，王曾不贊成：「皇帝沖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 (壞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邪？」丁謂卒之不敢去。

仁宗尊劉皇后為皇太后，楊淑妃為皇太妃。

由於仁宗年僅 13 歲，群臣建議劉太后臨朝。王曾請如東漢故事，太后坐仁宗右邊，垂簾聽政。丁謂則希望仁宗只於農曆每月的初一 (朔日)、十五 (望日) 見群臣，大事由太后和朝臣議決，非大事由宦官雷允恭傳奏禁中，交仁宗許可。王曾反對，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丁謂不聽。

雷允恭未幾因「擅移陵穴」罪被處死，丁謂也受牽連，禍患幸好沒有發生。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3. 錢穆，《國史大綱》。

論香港的文化精神

香港人如能自成一民族，其必具有一獨特的文化精神。此獨特的文化精神為何？今嘗試簡單論之。

有別於中國人觀賞自然、跟自然相諧和，香港人傾向克服自然、改造自然。新儒學大師梁漱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引日本早稻田哲學教授金子馬治的話：

「歐游以前，予足跡未嘗出國門一步，至是登程西航，漸離祖國。途中小泊香港，登陸遊覽，乃大驚駭。蓋所見之物，幾無不與在祖國所習者異也。據在座之貴國某君言，香港本一磽確之小島，貴國人以廢物視之，及入英人之手，辛苦經營遂成良港。予至香港時，所見者已非濯濯之石山，而為人工所成之良港。予之所驚駭不置者，蓋在於是。日本諸港大都因天然之形勢略施人工所成，香港則異是，觀其全體幾於絕出人工，非復自然之原物。此余所不得不嘆服者。」

香港地處南方邊陲，氣候潮濕炎熱，本不適合人居住，加上帶破壞性的颱風不時襲來，四周山巒起伏，不作後天的人為的徹底改造，生存發展決不可能。

然而，克服自然、改造自然不等於要破壞自然，道路兩旁可種植大樹點綴，市區建設與保存郊野用地並行不悖，「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概念的引入，和英國人的效益主義思維密不可分 (促進社會上最大多數人最大幸福)。

對自然克服、改造，對人生艱難咬緊牙關捱過去。

開埠初期的原住民許多被中原王朝視為叛逆、賤民，他們無法考科舉，朝廷海禁更令其生活無計，被逼鋌而走險，或淪落風塵。初到香港的洋人，不少是在英國本土失意，欲於遠東發財置富，衣錦還鄉者。逃避大陸戰亂南來的華人，他們亦需要適應商業社會的運作、英語較優越的地位、城市面貌的陌生等。

單打獨鬥，無大家族、大人物提攜，生命不免乾枯。於是洋人有與原住民暗通款曲，以求心靈慰藉，相濡以沫。其所誕下的混血兒，備受華洋歧視，要攀上高位，吃苦在所難免。他們也是香港人組成一重要部份。

南來華人孑然一身到港謀生，或尚未成家，或有妻兒子女在家鄉無從理會。同是天涯淪落人，特別容易產生憐憫，由憐生愛，戰後很多家庭因而出現。另外，身體欲望需被安頓的強烈訴求，造就舞廳、夜總會、的士高之昌盛，國語流行曲則麻醉了思鄉之苦。

世途險惡，孤身上路，機靈、智巧、相機行事乃護身符，不可棄也 (有謂港人似韋小寶，即指此而言)。

又香港多山而難於防守，彷彿象徵港人天性外剛內柔。與海為鄰，孕育出港人好冒險 (投機炒賣賭博由好冒險派生)、往外闖、投資未來的習性，跟中國人「父母在，不遠遊」、重視歷史回溯的精神面貌迥異。

中國人講道德，香港人都講道德，但道德另有所在，即合約精神，即公民美德 (civic virtue)。中國人的道德以情為基礎，可以隨時轉變 (如小孩在車上撒尿不宜苛責)，香港人的道德講究義和理，白紙黑字寫清楚，就要遵守，不能因人而異。

英國管治下的香港政府，致力推動自由市場、公平競爭、法治 (rule of law) 社會、公民教育......多多少少強化了此一獨特的文化精神。

反觀近年的香港，紅色資本充斥、窮人家子弟永遠鬥不過富二代、法院隱約和行政機構配合、強國大媽唱歌跳舞竟被縱容......最要緊是，所謂「新香港人」，不再是刻苦耐勞的孤獨的個體，而是一批佔盡政經優勢的群體。他們實際上不配稱為香港人，因其文化精神不相應。

被譽為「香港國歌」的《獅子山下》，其中有幾句歌詞，頗能點撥出香港獨特的文化精神：

「人生中有歡喜 / 難免亦常有淚 / 我哋大家 / 在獅子山下相遇上 / 總算是歡笑多於唏噓」

「同處海角天邊 / 攜手踏平崎嶇 / 我哋大家 / 用艱辛努力寫下那 / 不朽香江名句」。

香港港台 1990 年「香港心連心」/「成長 90」活動主題曲《踏上成長路》：

「不要問昨天 / 為何眷戀 / 此際 / 應緊握明天 / 世事常變 / 嶄新的一切等待著 / 我去開創 / 你去拓展 / 熱熾的心燃點 / 用進取心同勉 / 沒羞 / 沒驕 / 沒失意的淚 / 漸暖的手同牽 / 邁向新的挑戰 / 路儘管艱辛 / 狂雨打得狠 / 仍然踏上我方向」

以及呂方《每段路》：

「海有幾深 / 卻淹不到這孤島 / 山外有山 / 應知總靠兩手鋪」

亦然。

勉強比擬，孟子「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孤往精神，庶幾近之，然此終非中國文化精神之主流、正途，棱角太露，不夠一團和氣。

謂香港無文化固然不對，謂香港文化僅限於拳頭 (暴力)、枕頭 (情色)、無厘頭 (搞笑) 也失於膚淺。香港自有其獨一無二的文化精神，我們為此感自豪、感光榮，且堅毅地傳承下去，香港人自能成為一偉大之民族，有別於中華民族。

加國援兵

1941 年 7 月，駐港陸軍司令賈乃鍚 (Arthur Edward Grasett) 卸任返回倫敦，沿途經過加拿大渥太華。

賈乃鍚始終對增兵香港一事念念不忘，8 月初與加拿大陸軍總參謀長加利華少將 (Maj. Gen. Harry Crerar) 和加拿大國防部長 (Minister of National Defence) 羅士頓 (James Ralston) 見面時，再次提到增加兩營步兵可令香港防衛能力大增的想法。

加利華 1934 年入讀帝國國防學院 (Imperial War College)，曾分別從英、日角度詳細研究香港的戰略和戰術問題。他基本上認同，如果美、英、中、荷四國聯合牽制日本，日本的「南進」政策必定受阻 (這和陳策、樸芳、賈乃錫的看法一致)。而香港的安全既繫於皇家海軍，亦繫於美、美等國能否一致抗日 (他在 1936 年任職加拿大聯合參謀委員會秘書時，說：「如果英美結成盟友，則它們對日本的威懾作用可抵銷日本在香港附近建立基地」)。

在加利華眼中，條件許可的話，派兵支援香港未嘗不可。適逢加拿大首相麥根慈 (William Mackenzie King) 希望藉派兵海外重振加拿大及其本人在民主陣營中的聲譽，萬事俱備，只欠英國方面的批准。

賈乃錫返抵倫敦，向參謀長委員會提及加國願意派兵一事。除了殖民地部常務助理次官卡達 (John Calder) 不贊成 (擔心做法會引起不良政治後果)，反應普遍正面。外相艾登 (Anthony Eden) 表示，日本不敢同時挑戰蘇、美、中、英四國，英國應該繼續向其施壓。邱吉爾則聲言若外相不反對加國派兵，他樂觀其成。

9 月 19 日，聯邦事務部 (Dominion Office) 向加拿大政府發出正式電文：

「我們與剛抵達本國的前香港駐軍司令討論後，重新思考了香港防務問題。現行政策視香港為『前哨』，並命令守軍於亞洲開戰時盡力延長抵抗時間。現時，香港守軍有兵四營，符合任務最低限度的要求，我們以往認為增加其數量並無實際效益。

可是，現時遠東情況有變。我們在馬來亞的防禦已有所改善，日本亦對我們和美國的態度轉趨軟弱。在此情況下，我們認為實有理由酌量增加香港守軍一至兩營。援軍將可以產生與其兵力不成正比的抵抗力，並大為鼓舞守軍和整個殖民地。此事更會在亞洲造成莫大的心理影響，並向蔣介石重申我們守住香港的決心。

加拿大政府應該了解我們難以派出全球各地均需要的部隊，雖然英聯邦已大力援助......從加拿大在北太平洋的特殊地位觀之，我們認為至少應該通知加拿大政府有關增援香港的需要，以及這個小規模增援的價值。不得不提，現時美國正派出援軍至菲律賓......」

澳洲對加拿大派兵協防也感滿意，其國防委員會有成員建議：加國派出一旅至香港、一旅至馬來亞，澳洲主動增兵兩營 (共 2,500 人) 至荷屬東印度的帝汶和安汶島，以相呼應。

11 月 16 日，加國援軍抵港。翌日，新任駐港陸軍司令莫德庇 (Christopher Michael Maltby) 與在港加軍 (稱 C 部隊 C Force) 司令羅遜准將 (Brig. John Lawson)、樸芳等討論自加拿大再派出一營。樸芳 11 月底甚至要求英國增派飛機到啟德機場，可惜未能成事。

今天，提到香港抵抗日本的事蹟，一群東江縱隊老兵總會走出來邀功。其實，當時真正守護及保衛香港的，半數是加拿大的年輕將士，現葬於西灣國殤紀念墳場。

國共兩黨對香港抗日並無實際貢獻。即使是宗主國英國，受限於納粹德國的坐大，其亦無餘暇料理這一遠東殖民地。孤獨前哨之孤獨，決非誇張，乃是實情。

幸好在港任職的羅富國、賈乃錫處處為香港設想，念茲在茲香港的安全和利益，加上英聯邦兄弟國同心協力 (加國派兵支援，澳洲予以響應，都是例證)，香港才不致在危難困厄裡楚楚可憐。

加國援兵共兩營：皇家加拿大來福槍營 (Royal Rifles of Canada)、溫尼柏榴彈兵營 (Winnipeg Grenadiers)，約 2,000 人，大多是青少年，而且是新兵，缺乏實戰經驗。有加拿大傳媒在戰後指責英國政府誘使加國貢獻炮灰。

補充一些加拿大的資料。十六世紀末，英國開始於加拿大建立殖民地。1867 年，憲法法令通過，規定加拿大省、新布藍茲維省、新斯科細亞省三個英屬北美殖民地合組成為加拿大。加拿大為聯邦制度的自治領，擁有國會上下議院、法院等。1919 年，加拿大以獨立身份加入國際聯盟，外交上不再受英國控制。

[主要參考資料]

1. 鄺智文、蔡耀倫，《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

學校之盛衰，關係天下之盛衰

「學校之盛衰，關係天下之盛衰」出自「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黃宗羲＜餘姚縣重修儒學記＞。

黃宗羲，世稱梨洲先生，浙江餘姚人。父親黃尊素萬曆年間中進士，為東林黨人，後受閹黨所害，宗羲一度懷錐入京伸冤，用錐擊刺閹黨黨人許顯純、李實，人稱「姚江黃孝子」，明思宗亦讚嘆其為「忠臣孤子」。

宗羲師從劉宗周 (世稱蕺山先生) 學習儒學，又苦讀史書，且為「復社」(明末一個政治、學術團體，以「興復古學」作號召，對清初經世致用思想傳承影響甚大) 領導人之一。明亡後，他積極參與抗清活動，曾組織武裝阻止清兵南下。

康熙皇帝兩度召宗羲赴京應博學鴻儒試，均遭拒絕。宗羲隱居著述講學，終身不仕，《明儒學案》、《明夷待訪錄》皆是他的代表作。

學校，在宗羲眼中，有特殊的意義。除了培養知識分子，還需要提供一套是非標準給統治者判斷自己的所作所為是對是錯，令統治者不敢造次。宗羲認為，學校一旦沉迷「科舉囂爭，富貴薰心」，「天子榮之，則群趨以為是；天子辱之，則群擿以為非」，學校即不成學校，而淪落為低一格的書院。

東漢以郭泰、賈彪為首的太學生三萬餘人，不畏權貴豪強，臧否人物，針砭時弊。北宋以陳東為首的太學生數百人，上書請願，要求朝廷恢復李綱原職。宗羲視上述二例為學校功能之展現。他說：「使當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為非是......君安而國可保也」。

可惜東漢、北宋太學生俱無好下場，東漢、北宋終致滅亡。宗羲根據史實，遂領悟出「學校盛衰」與「天下盛衰」緊密相連。

1957 年，毛澤東發起「反右運動」，把大批敢言的學者教授文化人劃為「右派」，予以打擊。「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 飄揚，學者教授文化人「見過鬼怕黑」，再也不敢提出異議，卒之釀成三年饑荒，大量人民不正常死亡。

宗羲的話委實有劃時代的意義！

不過，他仍寄望統治者自己改過遷善，沒發展成藉民間輿論監督、制衡統治者作為，未免過份樂觀 (儒者一貫通病)。

另外，「公天下」、「私天下」的區分亦來自宗羲，見「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

李迪被逐出朝廷

周懷政擁太子為帝一事，令真宗極為忿怒。真宗想責罰太子，群臣莫敢言，唯李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為此計。」真宗卒之打消念頭，僅誅懷政等。

李迪，字復古，先祖為趙郡人，後徙至幽州。「迪深厚有器局」，曾攜帶自己撰寫的文章見柳開 (宋初文學家、政治及軍事人物)，獲柳開讚賞：「公輔材 (輔助主上的人才) 也。」真宗景德二年 (公元 1005 年)，「舉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歷通判徐、兗州。改秘書省著作郎、直史館，為三司鹽鐵判官。」天禧年間，官拜給事中、參知政事。

真宗寵愛劉娥 (即後來的章獻明肅皇后)，欲立為皇后，李迪屢次上疏諫止，其理由是：劉氏出身寒微，不可母儀天下。劉娥對李迪深感痛恨。

真宗受風疾困擾，政事一律由劉氏裁決。寇準建議讓皇太子 (天禧二年，即公元 1018 年，真宗立趙受益為皇太子) 總軍國事，以避免女禍出現，李迪深表贊同。丁謂以為不便，李迪曰：「太子監國，非古制邪？」據理力爭。二人始有隙 (丁謂乃一趨炎附勢之小人，劉皇后掌權，支持太子豈不是得罪她？故「以為不便」。李迪則是士人出身，以經史為尚，不畏強權，故曰：「太子監國，非古制邪？」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二人不咬弦，勢所難免)。

寇准罷相，真宗欲以李迪為相，李迪堅持不受。真宗最後任命李迪為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景靈宮使、集賢殿大學士。

懷政謀反事敗，李迪阻止真宗遷怒於太子。丁謂借「乾佑天書」事件向寇準報復，迫逼真宗貶寇準到偏遠的小州，李迪曰：「曏者 (從前的人) 聖旨無遠字。」識破丁謂的詭計 (準之貶也，帝命與小州，謂輒云「與遠小州。」迪言：「曏者聖旨無遠字」)。

丁謂擅權用事，竟至暗中任免小吏而不向朝廷稟報。李迪知悉，憤然向身邊同僚說：「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幸為自安計邪！」對丁謂的做法不以為然。

未幾，丁謂要求劉皇后准許「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加他門下侍郎兼太子少傅，加李迪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故事，左、右丞非兩省侍郎所兼」，丁謂此舉旨在壓抑李迪之權勢。李迪極為不滿。

另外，丁謂欲引攻於心計的林特 (「五鬼」之一) 為樞密副使，李迪終於在真宗面前大爆發：「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命。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 (吳越末代國王錢俶第十四子，劉皇后義兄劉美的妻舅) 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遠謫，惟演以皇后姻家，使預朝政，曹利用、馮拯相為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真宗大怒 (此見其昏庸)，「罷謂為戶部尚書，迪為戶部侍郎；尋 (不久) 以謂知河南府，迪知鄆州」。

翌日，丁謂入宮謝罪。真宗詰問他與李迪爭拗什麼，丁謂乘機說：「非臣敢爭，乃迪忿詈 (因憤怒而罵) 臣爾，願復留。」真宗信以為真，「自出傳口詔，(批准丁謂) 復入中書視事」，「仍進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兼太子少師。天章閣成，拜司空。乾興元年，封晉國公。」

丁謂官復原職，益擅權專恣，朝中正人為之一空，僅王曾較為可觀 (初，帝欲謫準江、淮間，謂竟除道州，同僚莫敢言，王曾獨以帝語質之，謂顧曰：「居停主人勿復言。」蓋指曾嘗以第舍假準也)。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孫中山無疑比毛澤東更偉大

文憑試歷史科問：「你認為孫中山和毛澤東哪一位是更偉大的中國領袖？」 按照春秋時期叔孫豹提出的「三不朽」，孫明顯比毛更偉大。

在「立德」方面，孫中山一生為國家民族的富強幸福而奮鬥。清朝末年，華興會、光復會次第成立，革命力量分散，孫於東京成立同盟會，予以統合。袁世凱脅北洋陸軍的威勢跟革命軍議和，孫為保革命成果，不戀棧權位，二話不說把臨時大總統位置讓出。進入二十年代，有見國民黨暮氣沉沉，孫決定和蘇俄合作，實行「聯俄容共」政策。儘管黨內同志有不諒解者，孫仍苦口婆心釋除他們疑慮。把共黨當成死敵對付，此非孫的立場，他比較傾向「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毛澤東早年熱衷於為國家民族的富強幸福謀出路，推動過湖南獨立運動。晚年發動「文革」，卻純粹是個人權力欲作祟，不甘心劉少奇、鄧小平奪去自己的權力。延安整風強調「領袖至上」、「集體至上」，毛為此不惜殺害超過一萬人。「反右」、「三面紅旗」......毛的專斷及自以為是，造成不少家庭支離破碎，知識分子受盡屈辱，平民百姓生活困苦。對於黨內持不同意見的同志，毛沒有循循善誘，沒有包容尊重，反而是扣人帽子，大批特批一番，如彭德懷。兩相比較，孫較毛無私，且有仁愛之品德。

在「立功」方面，孫中山結束了中國幾千年專制帝王統治，創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 中華民國。黃埔軍校的構想與設立，為日後北伐統一乃至抗戰勝利提供堅實的軍事基礎。毛澤東以井岡山作為工農紅軍休養生息之地，繼而建立江西蘇區，用游擊戰、運動戰跟國軍周旋，對中共有利，無功於中國。1949 年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某程度上是蘇聯「契弟」，中國邁向獨立自主遭遇挫折。一句「沒有你們皇軍侵略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就不能團結起來對付你們，中國共產黨就奪取不了政權。所以，日本皇軍對我們是一個很好的教員」，甚至揭示出趕走蔣介石一半是日本人功勞。毛事功不如孫明矣！

最後，在「立言」方面，孫吸收、消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一脈相承的「道統」，以仁愛為理論核心，再接通西方的社會契約論、主權在民、權力制衡、分配正義等觀念，建構出獨一無二的內聖外王的思想體系。毛「新 / 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劃分不過拾列寧牙慧，游擊戰十六字訣「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據說來自朱德的經驗實踐，至於《矛盾論》、《實踐論》，根底仍是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抄襲有餘，創新欠奉。

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毛皆不如孫，孫中山當然是更偉大的中國領袖了。

試觀網民一些留言：「毛澤東一手破壞國家，孫中山沒破壞」、「一個推翻獨裁走向民主，一個推翻民主走回獨裁」、「國父是推翻幾千年帝制，走向民主的先烈，毛賊是令中國走向腐敗的創造者」、「孫較毛偉大。孫推翻滿清八百年统治，毛只趕走老蒋幾十年的民國」。

孫、毛的歷史地位非常清楚。

未來香港還有真歷史、真是非可言嗎？

教育局長楊潤雄批「香港位於中國南方」及「中國收回香港主權」不恰當，應改為「香港位於中國境內的南方」及「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

關於前者，李怡駁得最好：「如果『香港位於中國南方』不清晰，一定要改為『香港位於中國境內的南方』，那麼是否教科書提到上海、北京，也一定要改為『上海位於中國境內的東方』、『北京位於中國境內的北方』呢？」

至於後者，鄧小平 1982 年曾對希思 (Sir Edward Heath) 說：「我們是多年的好朋友了，如果中國到那時不把香港主權收回來，我們這些人誰也交不了帳。」他又對戴卓爾夫人表示：「到 1997 年中國要收回的不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島、九龍的主權，這一點是肯定的，不能有別的選擇」。即使到了最近，中聯辦教育科技部長李魯仍言：「香港主權當然要收回啦。」「中國收回香港主權」是習以為常的講法，轉成「恢復行使主權」反覺突兀。

退一步，假設我們接受「收回主權」不精準、「恢復行使主權」準確些，香港主權原屬大清帝國，清朝滅亡後，《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正本交中華民國保管，中共建政，國府遷台，三條約之正本連帶被移至台灣。台灣，根據「一中各表」，也可稱為「中國」。汲汲於講「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台灣 (即中華民國) 不是比 1949 年始創建之中華人民共和國更具資格嗎？改變字眼只會令人懷疑中共對香港行使主權的合法性，打擊中共在香港的管治威信，百害而無一利。

偏偏曾鈺成、林鄭紛紛表態挺楊局長，筆者不禁要問，為何兩人十多年前不提出相關問題，予以糾正？要待楊局長發表高見，方爭相附和？

另外，楊局長此時此刻 (中共嚴厲打壓港獨) 才主張改教科書用字，且與李魯說法不盡一致，背後會否涉及「想擦鞋而擦錯」的問題？

如果中共執意要篡改歷史，香港人是可憐的。如果香港人因媚共而自行篡改歷史，這是自作孽！

今年文憑試中史科有一道題目，同樣教人沮喪。「二十世紀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承傳與轉變」其中一題問到毛澤東思想，指毛澤東思想蘊含中國文化元素，要求考生從「矛盾論與陰陽學說」和「實踐論與知行合一思想」兩方面說明。

熟悉中國學術思想的人都知道，「陰陽學說」的主要內容是：陰陽二氣交感化生天地萬物。而陰陽二氣乃互相依存、互相轉化，整體呈現出一種和諧的狀態，老子所謂「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張載所謂「氣本之虛，湛一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

毛澤東的矛盾論脫胎自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講對立的統一，講否定的否定，最重要是鬥爭永遠必須 (must)，「仇必仇到底」(馮友蘭晚年對毛澤東思想的判斷)，「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這怎會是繼承陰陽學說，蘊含中國文化元素？

把「實踐論與知行合一」相提並論尤其荒謬。「知行合一」為明代心學大儒王陽明的思想。人能做出種種合乎道德規範的行為，才算得上明白良知，而良知是「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孟子語，陽明思想遙承孟子學)。實踐論的副題卻是「論認識和實踐的關係」，用西方哲學的術語，是探討 knowing what 如何保證 knowing how，後天學習的理論知識怎樣貫徹於 (革命) 生活的各方面。此跟王陽明原意「風馬牛不相及」，真不知繼承、蘊含從何說起！

請注意，題目是要求考生從兩方面說明，不准考生對兩方面作根本否定。設題者媚共已經可恥，還要強不知以為知，錢穆、唐君毅、徐復觀、牟宗三泉下有知，定必破口大罵，他們倒是一生反毛反共以捍衛中國文化。

歷史科問「你認為孫中山和毛澤東哪一位是更偉大的中國領袖？」問得很妙，但試問有多少老師懂得評改？不懂，非因歷史知識不足，而是欠缺氣節、風骨，飯碗要緊。

想起陳寅恪出任中科院中古研究所所長前提出「不宗奉馬列主義」、「不學習政治」兩條件，他的確是一位研究真歷史的學者。

他朝香港還是一個可以讀到真歷史、判別到真是非的地方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