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別於中國人觀賞自然、跟自然相諧和，香港人傾向克服自然、改造自然。新儒學大師梁漱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引日本早稻田哲學教授金子馬治的話：
「歐游以前，予足跡未嘗出國門一步，至是登程西航，漸離祖國。途中小泊香港，登陸遊覽，乃大驚駭。蓋所見之物，幾無不與在祖國所習者異也。據在座之貴國某君言，香港本一磽確之小島，貴國人以廢物視之，及入英人之手，辛苦經營遂成良港。予至香港時，所見者已非濯濯之石山，而為人工所成之良港。予之所驚駭不置者，蓋在於是。日本諸港大都因天然之形勢略施人工所成，香港則異是，觀其全體幾於絕出人工，非復自然之原物。此余所不得不嘆服者。」
香港地處南方邊陲，氣候潮濕炎熱，本不適合人居住，加上帶破壞性的颱風不時襲來，四周山巒起伏，不作後天的人為的徹底改造，生存發展決不可能。
然而，克服自然、改造自然不等於要破壞自然，道路兩旁可種植大樹點綴，市區建設與保存郊野用地並行不悖，「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概念的引入，和英國人的效益主義思維密不可分 (促進社會上最大多數人最大幸福)。
對自然克服、改造，對人生艱難咬緊牙關捱過去。
開埠初期的原住民許多被中原王朝視為叛逆、賤民，他們無法考科舉，朝廷海禁更令其生活無計，被逼鋌而走險，或淪落風塵。初到香港的洋人，不少是在英國本土失意，欲於遠東發財置富，衣錦還鄉者。逃避大陸戰亂南來的華人，他們亦需要適應商業社會的運作、英語較優越的地位、城市面貌的陌生等。
單打獨鬥，無大家族、大人物提攜，生命不免乾枯。於是洋人有與原住民暗通款曲，以求心靈慰藉，相濡以沫。其所誕下的混血兒，備受華洋歧視，要攀上高位，吃苦在所難免。他們也是香港人組成一重要部份。
南來華人孑然一身到港謀生，或尚未成家，或有妻兒子女在家鄉無從理會。同是天涯淪落人，特別容易產生憐憫，由憐生愛，戰後很多家庭因而出現。另外，身體欲望需被安頓的強烈訴求，造就舞廳、夜總會、的士高之昌盛，國語流行曲則麻醉了思鄉之苦。
世途險惡，孤身上路，機靈、智巧、相機行事乃護身符，不可棄也 (有謂港人似韋小寶，即指此而言)。
又香港多山而難於防守，彷彿象徵港人天性外剛內柔。與海為鄰，孕育出港人好冒險 (投機炒賣賭博由好冒險派生)、往外闖、投資未來的習性，跟中國人「父母在，不遠遊」、重視歷史回溯的精神面貌迥異。
中國人講道德，香港人都講道德，但道德另有所在，即合約精神，即公民美德 (civic virtue)。中國人的道德以情為基礎，可以隨時轉變 (如小孩在車上撒尿不宜苛責)，香港人的道德講究義和理，白紙黑字寫清楚，就要遵守，不能因人而異。
英國管治下的香港政府，致力推動自由市場、公平競爭、法治 (rule of law) 社會、公民教育......多多少少強化了此一獨特的文化精神。
反觀近年的香港，紅色資本充斥、窮人家子弟永遠鬥不過富二代、法院隱約和行政機構配合、強國大媽唱歌跳舞竟被縱容......最要緊是，所謂「新香港人」，不再是刻苦耐勞的孤獨的個體，而是一批佔盡政經優勢的群體。他們實際上不配稱為香港人，因其文化精神不相應。
被譽為「香港國歌」的《獅子山下》，其中有幾句歌詞，頗能點撥出香港獨特的文化精神：
「人生中有歡喜 / 難免亦常有淚 / 我哋大家 / 在獅子山下相遇上 / 總算是歡笑多於唏噓」
「同處海角天邊 / 攜手踏平崎嶇 / 我哋大家 / 用艱辛努力寫下那 / 不朽香江名句」。
香港港台 1990 年「香港心連心」/「成長 90」活動主題曲《踏上成長路》：
「不要問昨天 / 為何眷戀 / 此際 / 應緊握明天 / 世事常變 / 嶄新的一切等待著 / 我去開創 / 你去拓展 / 熱熾的心燃點 / 用進取心同勉 / 沒羞 / 沒驕 / 沒失意的淚 / 漸暖的手同牽 / 邁向新的挑戰 / 路儘管艱辛 / 狂雨打得狠 / 仍然踏上我方向」
以及呂方《每段路》：
「海有幾深 / 卻淹不到這孤島 / 山外有山 / 應知總靠兩手鋪」
亦然。
勉強比擬，孟子「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孤往精神，庶幾近之，然此終非中國文化精神之主流、正途，棱角太露，不夠一團和氣。
謂香港無文化固然不對，謂香港文化僅限於拳頭 (暴力)、枕頭 (情色)、無厘頭 (搞笑) 也失於膚淺。香港自有其獨一無二的文化精神，我們為此感自豪、感光榮，且堅毅地傳承下去，香港人自能成為一偉大之民族，有別於中華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