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王安石 (字介甫) 推行變法，面對龐大的反對勢力，他說了一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宋史‧王安石傳》)，可謂霸氣十足。
西漢以後，朝臣喜歡用天降災異勸阻君主進行大型變革
(受今文經學影響)，所謂「以天意窒君威」(蕭公權語)。凡有改革都說上天不喜歡，拖後腿，變法如何開展？介甫於是曰：「天變不足畏 (指畏懼)」。
受傳統儒學薰陶 / 重視歷史經驗的人覺得，前人智慧比我們高，他們一直沿用的政策 /
制度，假如我們全盤否定，隨時會碰壁，弄個車毀人亡。他們因此傾向小修小補，反對大破大立。偏偏北宋中葉急切需要大破大立以解決一些結構性問題，祖宗家法於這裡派不上用場。
「人言」指流言蜚語、惡意抹黑和中傷，更加不必理會。
介甫為變法一往無前，結果開罪莊敬嚴肅的程頤、豁達樂觀的蘇軾和古板守舊的司馬光，四面受敵。就連昔日支持范仲淹「慶曆新政」的歐陽修，對王的做法亦不以為然。「熙寧變法」最後失敗收場。
劉元城說：「金陵三不足之說......非獨為趙氏禍，為萬世禍。人主之勢，天下無能敵者，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於此者把攬之。今乃教之不畏天變，不法祖宗，不恤人言，則何事不可為也？」(《宋元學案》)
儘管劉就學於司馬光，他如實指出介甫「大無畏」的根本問題：使制抑君權的種種措置形同虛設，失去效力。
變法未成，專制獨裁卻暗中滋長，太得不償失。
介甫同時是出色的文學家，撰有《大人論》、《泊船瓜洲》(末兩句「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等。
2017年9月6日 星期三
2017年9月5日 星期二
立心良善，卻不見得明智
法律界權威人士稱律政司提出刑期覆核不含政治考慮，黃之鋒等人不算政治犯，立心雖然良善，卻不見得明智。
他們極力強調今天香港的司法制度仍然客觀公正，目的是要避免市民對司法失去信心，用盡最後一口氣守護法治。
可是，種種跡象顯示，律政司的做法是有意剝奪羅、黃參選下屆立法會的資格 (被判囚的刑期剛好超過三個月，五年內不得參選)，且把反對派趕入財困自絕的境地 (遭 DQ 的議員需付訟費，且被追回薪津及營運開支)。
香港的司法制度已淪為行政機關的幫兇，彼仍押上自己多年來累積的名望和信譽欺騙市民，阻礙其接觸真相，紙包不住火，終有一天彼連名望和信譽都丟失，何苦？
身處大時代，應懂得審時度勢，靈活變通。狄志遠、黃成智、陳祖為不是主張過「中間路線」嗎？當社會處於嚴重撕裂、兩極分化時，堅持用溫和、傾談向當權者爭取，等於自願被統戰，做「建制派 B 隊」。「新思維」得不到選民支持，陳祖為急於退出「民主思路」，就是窺見「中間路線」走不下去。
同樣道理，在赤共魔爪操弄下，香港司法公正蕩然無存。一味堅持捍衛法治，說法院判決沒有錯，政治打壓不存在，變相支持披著司法外衣的暴政，未免太愚蠢了！
他們極力強調今天香港的司法制度仍然客觀公正，目的是要避免市民對司法失去信心，用盡最後一口氣守護法治。
可是，種種跡象顯示，律政司的做法是有意剝奪羅、黃參選下屆立法會的資格 (被判囚的刑期剛好超過三個月，五年內不得參選)，且把反對派趕入財困自絕的境地 (遭 DQ 的議員需付訟費，且被追回薪津及營運開支)。
香港的司法制度已淪為行政機關的幫兇，彼仍押上自己多年來累積的名望和信譽欺騙市民，阻礙其接觸真相，紙包不住火，終有一天彼連名望和信譽都丟失，何苦？
身處大時代，應懂得審時度勢，靈活變通。狄志遠、黃成智、陳祖為不是主張過「中間路線」嗎？當社會處於嚴重撕裂、兩極分化時，堅持用溫和、傾談向當權者爭取，等於自願被統戰，做「建制派 B 隊」。「新思維」得不到選民支持，陳祖為急於退出「民主思路」，就是窺見「中間路線」走不下去。
同樣道理，在赤共魔爪操弄下，香港司法公正蕩然無存。一味堅持捍衛法治，說法院判決沒有錯，政治打壓不存在，變相支持披著司法外衣的暴政，未免太愚蠢了！
亂象再生
前蜀被滅後，孟知祥 (李克用女婿)
獲任命為西川節度使。孟不久謀求獨立，與東川節度使董璋合作，阻礙後唐軍隊入川。明宗李嗣源放棄討伐，尋求和解，孟同意，董則拒絕
(璋子董光業全門遭誅殺)。孟、董二人因此反目。經過一輪激戰，董兵敗被殺，孟被封為蜀王，未幾於成都稱帝，建立「後蜀」。
孟、董圖謀割據，明宗一度派遣石敬瑭率兵討伐。石敬瑭先祖為西夷 (即中亞) 人，從沙陀移居太原，新近出土的石重貴墓誌銘指他是後趙石勒的後裔。父親石紹雍是李克用、李存勗部將，與周德威並稱。石敬瑭自少被李嗣源賞識，招為女婿。莊宗同光四年 (公元 926 年)，魏州兵變，石力勸李入汴攻洛陽，協助李成就大業。
石討伐不果，後唐卒之丟失兩川。
長興四年 (公元 933 年)，党項族首領、定難節度使李仁福逝世，第四子李彝超被立為留後。明宗擔心定難軍勾結契丹反叛，撤銷党項在定難軍的世襲割據，李彝超非常不滿，閉城自守，西北局勢轉趨緊張。明宗久攻不下，無可奈何，只好授李彝超檢校司徒，定難軍節度使。然而，接連的軍事挫折已令他威望大減，士卒驕縱。
明宗病危，暫失知覺，次子秦王李從榮 (河南尹，兼判六軍諸衛事，加封天下兵馬大元帥) 竟聯合心腹康義誠，密謀稱帝。樞密使朱弘昭、馮贇等反對，從榮遂率領牙兵千人入宮。陣中以步兵為主，不敵朱弘昭、朱弘實數百騎兵 (禁軍再一次在政變中發揮作用)。李從榮墮馬，遭擊殺。
馮贇又率五百兵卒大開殺戒，血洗秦王府，連李從榮兩個年幼的兒子都不放過。明宗醒來，「聞從榮已死，悲咽幾墮於榻，絕而蘇者再」(《新五代史》)，受驚過度，數日後病逝，享年 66 歲。
《五代史闕文》：「明宗出自邊地，老於戰陣，即位之歲，年已六旬，純厚仁慈，本乎天性。每夕宮中焚香仰天禱祝云：『某蕃人也，遇世亂為眾推戴，事不獲已，願上天早生聖人，與百姓為主。』故天成、長興間，比歲豐登，中原無事，言於五代，粗為小康。」
明宗能夠締造善治，當與其仁厚長者性格有關。
《舊五代史》評曰：「明宗戰伐之勳，雖高佐命，潛躍之事，本不經心。會王室之多艱，屬神器之自至，諒由天贊，匪出人謀。及應運以君臨，能力行於王化，政皆中道，時亦小康，近代已來，亦可宗也。倘使重誨得房、杜之術，從榮有啟、誦之賢，則宗祧未至於危亡，載祀或歸於綿遠矣。惜乎！君親可輔，臣子非才，遽冺烝嘗，良可深嘆矣。」
安重誨、李從榮不才，乃後唐國勢走下坡的關鍵。
宋王李從厚繼位，是為閔帝。閔帝信任朱弘昭、馮贇等，打算削藩，鳳翔節度使潞王李從珂恐懼，起兵作反，安重誨「某死無恨，但恨不與官家誅得潞王，他日必為朝廷之患」(《五代史闕文》) 不幸而言中。
孟、董圖謀割據，明宗一度派遣石敬瑭率兵討伐。石敬瑭先祖為西夷 (即中亞) 人，從沙陀移居太原，新近出土的石重貴墓誌銘指他是後趙石勒的後裔。父親石紹雍是李克用、李存勗部將，與周德威並稱。石敬瑭自少被李嗣源賞識，招為女婿。莊宗同光四年 (公元 926 年)，魏州兵變，石力勸李入汴攻洛陽，協助李成就大業。
石討伐不果，後唐卒之丟失兩川。
長興四年 (公元 933 年)，党項族首領、定難節度使李仁福逝世，第四子李彝超被立為留後。明宗擔心定難軍勾結契丹反叛，撤銷党項在定難軍的世襲割據，李彝超非常不滿，閉城自守，西北局勢轉趨緊張。明宗久攻不下，無可奈何，只好授李彝超檢校司徒，定難軍節度使。然而，接連的軍事挫折已令他威望大減，士卒驕縱。
明宗病危，暫失知覺，次子秦王李從榮 (河南尹，兼判六軍諸衛事，加封天下兵馬大元帥) 竟聯合心腹康義誠，密謀稱帝。樞密使朱弘昭、馮贇等反對，從榮遂率領牙兵千人入宮。陣中以步兵為主，不敵朱弘昭、朱弘實數百騎兵 (禁軍再一次在政變中發揮作用)。李從榮墮馬，遭擊殺。
馮贇又率五百兵卒大開殺戒，血洗秦王府，連李從榮兩個年幼的兒子都不放過。明宗醒來，「聞從榮已死，悲咽幾墮於榻，絕而蘇者再」(《新五代史》)，受驚過度，數日後病逝，享年 66 歲。
《五代史闕文》：「明宗出自邊地，老於戰陣，即位之歲，年已六旬，純厚仁慈，本乎天性。每夕宮中焚香仰天禱祝云：『某蕃人也，遇世亂為眾推戴，事不獲已，願上天早生聖人，與百姓為主。』故天成、長興間，比歲豐登，中原無事，言於五代，粗為小康。」
明宗能夠締造善治，當與其仁厚長者性格有關。
《舊五代史》評曰：「明宗戰伐之勳，雖高佐命，潛躍之事，本不經心。會王室之多艱，屬神器之自至，諒由天贊，匪出人謀。及應運以君臨，能力行於王化，政皆中道，時亦小康，近代已來，亦可宗也。倘使重誨得房、杜之術，從榮有啟、誦之賢，則宗祧未至於危亡，載祀或歸於綿遠矣。惜乎！君親可輔，臣子非才，遽冺烝嘗，良可深嘆矣。」
安重誨、李從榮不才，乃後唐國勢走下坡的關鍵。
宋王李從厚繼位，是為閔帝。閔帝信任朱弘昭、馮贇等，打算削藩，鳳翔節度使潞王李從珂恐懼，起兵作反，安重誨「某死無恨，但恨不與官家誅得潞王，他日必為朝廷之患」(《五代史闕文》) 不幸而言中。
2017年9月3日 星期日
理應尊重年青人與香港獨有的歷史文化
台灣總統蔡英文出席全國文化會議，提到：要尋找台灣核心價值，剛好跟傳統中華文化做區隔。她高度讚揚「本土」電視劇《通靈少女》、拿下維也納音樂節冠軍的泰雅部落小朋友等，希望「年輕世代就能在這塊土地上找到自己的根，挖掘出源源不絕的題材......把台灣的過去轉化成邁向未來的基礎。」
蔡英文對年青人正面肯定、對台灣自身文化特別強調，皆非今天香港能望其項背。
西九故宮被強行興建，郵政總局難逃拆卸厄運，港共似乎不是保存香港獨有文化，而是協助主子移植外來的中華文化。24 名年青人本乎良知希望自己的家園變得更民主更自由，港共利用司法機關把他們送入監獄，製造政治犯。新近大陸通過的「國歌法」即將引入香港，年青人改編《義勇軍進行曲》的旋律、私自填上詼諧歌詞隨時墮進法網，創作自由進一步收窄，這與台灣大相逕庭，香港年青人真是不幸！
台灣崇尚個人主義，重視人發揮自己創意、才能，香港則始終有教忠教孝的「家長主義」氛圍左右，竊以為此乃兩地年青人遭受不同待遇的關鍵。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學生會主席湯錦婷日前在開學禮上致辭，說：「仲記得運動會開幕禮上，凝燃莊員背向中國國旗呢件事，當時有好多老師話我哋不識尊重、不識大體。但喺，當面對住呢一個共産政權、面對住香港一日一日被破壞嘅自由之時，喺我哋有清晰嘅論述去解釋我哋嘅舉動時，我同我嘅一班莊員都堅持以唔夠得體嘅方式去表達我哋嘅不滿。」她又鼓勵「大家應該嘗試去學習做不夠體面、擇善固執嘅人」，「『唔得體』嘅方式」「去堅守我哋心中嘅原則」或會招致老一輩批評「不懂世故、唔夠圓滑」，「但係青葱歲月就容讓我們跌跌撞撞咁學會『堅持』呢一課，去守我哋嘅核心價值，學會做一個唔夠圓滑嘅人，即使會吃虧」。
湯同學的發言在網上獲得好評，是一個指標，反映 (1) 年青一代不甘心再跟著老一輩的舊價值 (很多是中華傳統價值，如以和為貴、客氣有禮不偏激之類) 起舞；(2) 老一輩開始懂得體諒和欣賞年青人的勇敢，不把自己那一套強加於下一代。
當大中華色彩逐漸消褪，「天然獨」走上台前，恢復香港獨有歷史和文化，是必然的趨勢。
港共識趣的話，理應改弦易轍，師法台灣，不然只會自招滅亡。毛澤東「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是很好的警醒。
蔡英文對年青人正面肯定、對台灣自身文化特別強調，皆非今天香港能望其項背。
西九故宮被強行興建，郵政總局難逃拆卸厄運，港共似乎不是保存香港獨有文化，而是協助主子移植外來的中華文化。24 名年青人本乎良知希望自己的家園變得更民主更自由，港共利用司法機關把他們送入監獄，製造政治犯。新近大陸通過的「國歌法」即將引入香港，年青人改編《義勇軍進行曲》的旋律、私自填上詼諧歌詞隨時墮進法網，創作自由進一步收窄，這與台灣大相逕庭，香港年青人真是不幸！
台灣崇尚個人主義，重視人發揮自己創意、才能，香港則始終有教忠教孝的「家長主義」氛圍左右，竊以為此乃兩地年青人遭受不同待遇的關鍵。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學生會主席湯錦婷日前在開學禮上致辭，說：「仲記得運動會開幕禮上，凝燃莊員背向中國國旗呢件事，當時有好多老師話我哋不識尊重、不識大體。但喺，當面對住呢一個共産政權、面對住香港一日一日被破壞嘅自由之時，喺我哋有清晰嘅論述去解釋我哋嘅舉動時，我同我嘅一班莊員都堅持以唔夠得體嘅方式去表達我哋嘅不滿。」她又鼓勵「大家應該嘗試去學習做不夠體面、擇善固執嘅人」，「『唔得體』嘅方式」「去堅守我哋心中嘅原則」或會招致老一輩批評「不懂世故、唔夠圓滑」，「但係青葱歲月就容讓我們跌跌撞撞咁學會『堅持』呢一課，去守我哋嘅核心價值，學會做一個唔夠圓滑嘅人，即使會吃虧」。
湯同學的發言在網上獲得好評，是一個指標，反映 (1) 年青一代不甘心再跟著老一輩的舊價值 (很多是中華傳統價值，如以和為貴、客氣有禮不偏激之類) 起舞；(2) 老一輩開始懂得體諒和欣賞年青人的勇敢，不把自己那一套強加於下一代。
當大中華色彩逐漸消褪，「天然獨」走上台前，恢復香港獨有歷史和文化，是必然的趨勢。
港共識趣的話，理應改弦易轍，師法台灣，不然只會自招滅亡。毛澤東「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是很好的警醒。
2017年9月2日 星期六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出自北宋名臣范仲淹《岳陽樓記》。
「天下」，錢穆認為有點像今天所說的「社會」。社會裡的老百姓惶恐憂慮之前，你已看出問題，替他們分憂。社會裡的老百姓得享和平安樂，你才感到悅樂。這其實是一個知識分子的自我要求，以天下為己任。
范仲淹小時候家境貧困，曾在長白山僧舍讀書，每天以二升粟煮粥，過夜凝結後，以刀畫為四塊，早晚取食二塊，再切一些醃菜佐食，謂之「斷虀畫粥」。長大後，他為朝廷效力，雖是文人，卻帶領士兵有效阻擋西夏李元昊的侵犯。仁宗慶曆三年 (公元 1043 年)，范仲淹上呈《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推恩信、重命令」十項改革建議，展開「慶曆變法」。
儘管變法最後失敗收場，此無損范人格的光輝、名言的警世。他撰有一《靈烏賦》，其中「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深受民國學者胡適之欣賞，把它與美國 Patrick Henry 名言「不自由，毋寧死」等量齊觀，視之為「專指諫諍的自由」。
南宋理學家朱熹稱讚范仲淹為「天下第一流人物」、「杰出之才」，金人元好問曰：「文正范公，在布衣為名士，在州縣為能吏，在邊境為名將。其才，其量，其忠，一身而備數器......求之千百年間，蓋不一二見，非但為一代忠臣而已。」
有趣的是王安石的評價。早期批評范「好廣名譽，結游士，以為黨助，甚壞風俗」，後來寫《祭范潁州文》說：「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拗相公」「覺今是而昨非」，更見范仲淹名實相符。
「天下」，錢穆認為有點像今天所說的「社會」。社會裡的老百姓惶恐憂慮之前，你已看出問題，替他們分憂。社會裡的老百姓得享和平安樂，你才感到悅樂。這其實是一個知識分子的自我要求，以天下為己任。
范仲淹小時候家境貧困，曾在長白山僧舍讀書，每天以二升粟煮粥，過夜凝結後，以刀畫為四塊，早晚取食二塊，再切一些醃菜佐食，謂之「斷虀畫粥」。長大後，他為朝廷效力，雖是文人，卻帶領士兵有效阻擋西夏李元昊的侵犯。仁宗慶曆三年 (公元 1043 年)，范仲淹上呈《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推恩信、重命令」十項改革建議，展開「慶曆變法」。
儘管變法最後失敗收場，此無損范人格的光輝、名言的警世。他撰有一《靈烏賦》，其中「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深受民國學者胡適之欣賞，把它與美國 Patrick Henry 名言「不自由，毋寧死」等量齊觀，視之為「專指諫諍的自由」。
南宋理學家朱熹稱讚范仲淹為「天下第一流人物」、「杰出之才」，金人元好問曰：「文正范公，在布衣為名士，在州縣為能吏，在邊境為名將。其才，其量，其忠，一身而備數器......求之千百年間，蓋不一二見，非但為一代忠臣而已。」
有趣的是王安石的評價。早期批評范「好廣名譽，結游士，以為黨助，甚壞風俗」，後來寫《祭范潁州文》說：「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拗相公」「覺今是而昨非」，更見范仲淹名實相符。
新界風波
「新界六日戰」後，港府對新界鄉民一直客氣，鄉民亦樂意來個官民合作，保障既得利益。
可是，1923 年港督司徒拔的《民田建屋補價條例》，破壞了彼此之間的和諧，新界鄉民群起反對。
《條例》規定：新界鄉村土地，分為屋地和農地，在農地上，鄉民不得建屋，如果蓋房造屋，土地要補價上繳，房屋要交稅。
這變相限制新界鄉民增建新屋，有損其原來權益。
張連興有以下一段描述：「港英剛佔領新界，訂立官契時，港府偽裝體恤民情，進行安撫，動員村民把倒塌房屋和破舊房屋以及地基登記為農地，說是可以少收些土地糧銀，那時農地也准建屋，村民聽了官府的話。然而後來港府又出爾反爾，一律不准在農地建屋。一紙令下，村民這類屋地也算作農地，不准建屋。」
倘若無誤，鄉民對港府反感，更能夠被解釋。
6 月，荃灣鄉紳楊國瑞、粉嶺鄉紳李仲莊、元朗鄉紳鄧偉棠 (一說煒堂) 集會商討對策，一致認為《條例》違背傳統。他們與港府展開交涉，先見華民政務司，再見立法局議員周壽臣等，陳述鄉民意願。同時上書司徒拔，要求「收回成命，以定人心」，可惜沒有結果。
1924 年 8 月 24 日，新界各區代表 (共 102 人，代表 30 餘個鄉村單位) 在大埔文武廟集會。會上彭樂三提議，每區舉代表 1 人組織辦事機關，成立「九龍租界維持民產委員會」，跟港府周旋。11 月，「委員會」發覺「須向衙門註冊方好辦事」，遂改名「農工商業研究總會」(用「維護民產委員會」名義註冊，港府一定不會批准)，且訂立妥善章程，請律師代為註冊。「農工商業研究總會」即鄉議局前身。
「農工商業研究總會」不斷爭取廢除《條例》，司徒拔卻無動於衷，一意孤行。新界和港府的關係越來越緊張。
直至吉慶圍鐵門被送還，矛盾才稍為化解。
1899 年英軍攻打錦田吉慶圍，曾搶走大鐵門一對，作為戰利品，運返英國。吉慶圍居民對失去祖傳鐵門一事耿耿於懷，屢次要求取回原物，皆無功而還。1924 年，吉慶圍居民又重提舊事，司徒拔靈機一觸，覺得可利用這次機會緩和新界鄉民對他的憎恨。他暗中向倫敦請示，一面調查鐵門下落，一面請錦田幾位姓鄧的鄉紳出面寫一篇「呈文」，要求「發還」鐵門。經過一番查找，鐵門在愛爾蘭鄉下 (一說蘇格蘭) 尋獲。1925 年 5 月 26 日運回吉慶圍。
為隆重其事，司徒拔親臨吉慶圍主持鐵門交還儀式，並立碑紀念，碑上說：
「溯我鄧族符協祖，爲鄧漢黻公曾孫，自宋崇寧間，由江右宦遊到粵，卜居是鄉之南北兩圍，後因子孫繁衍，於明成化時，設立吉慶圍、泰康圍，分居斯土。兩圍四周，均深溝高壘，復加連環鐵門。想前人立意，實欲鞏固吾圍，以防禦萑苻耳。
迨前清光緒己亥，清政府將深圳河之南隅與英國，斯時，清政府未將明令先行頒佈，故當英軍到時，各鄉無知者受人煽惑，起而抗拒。我圍人民恐受騷擾，堅閉鐵閘以避之，而英軍疑有莠民藏匿其間，遂將鐵閘攻破。入圍時，方知皆良民婦女，故無薄待情事，姑將鐵門繳去。
現二十六傳孫伯裘，代表本圍人眾，稟呈港府，蒙轉達英京，將鐵門發還，照舊安設，以固治安。所有費用，由政府支給，又蒙史督憲 (司徒拔) 親臨敝村作奠基禮，足見英政府深仁大德，亦爲表揚吾民對於英政府之誠心悅服耳。特銘之於碑，以誌不忘云爾。
民國十四年乙丑歲閏四月初五吉日立」
司徒拔貫徹強硬作風之餘不失寬仁，一手棍子一手蘿蔔，此乃英國管治香港的高明處，為中共國所欠奉。
[主要參考資料]
1.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2. 薛鳯旋、鄺智文編，《新界鄉議局史》。
3. 劉潤和，《新界簡史》。
4. 梁寶龍，＜吉慶圍鐵閘與港督司徒拔＞。
5. 梁寶龍，＜鄉議局與港督司徒拔、金文泰＞。
可是，1923 年港督司徒拔的《民田建屋補價條例》，破壞了彼此之間的和諧，新界鄉民群起反對。
《條例》規定：新界鄉村土地，分為屋地和農地，在農地上，鄉民不得建屋，如果蓋房造屋，土地要補價上繳，房屋要交稅。
這變相限制新界鄉民增建新屋，有損其原來權益。
張連興有以下一段描述：「港英剛佔領新界，訂立官契時，港府偽裝體恤民情，進行安撫，動員村民把倒塌房屋和破舊房屋以及地基登記為農地，說是可以少收些土地糧銀，那時農地也准建屋，村民聽了官府的話。然而後來港府又出爾反爾，一律不准在農地建屋。一紙令下，村民這類屋地也算作農地，不准建屋。」
倘若無誤，鄉民對港府反感，更能夠被解釋。
6 月，荃灣鄉紳楊國瑞、粉嶺鄉紳李仲莊、元朗鄉紳鄧偉棠 (一說煒堂) 集會商討對策，一致認為《條例》違背傳統。他們與港府展開交涉，先見華民政務司，再見立法局議員周壽臣等，陳述鄉民意願。同時上書司徒拔，要求「收回成命，以定人心」，可惜沒有結果。
1924 年 8 月 24 日，新界各區代表 (共 102 人，代表 30 餘個鄉村單位) 在大埔文武廟集會。會上彭樂三提議，每區舉代表 1 人組織辦事機關，成立「九龍租界維持民產委員會」，跟港府周旋。11 月，「委員會」發覺「須向衙門註冊方好辦事」，遂改名「農工商業研究總會」(用「維護民產委員會」名義註冊，港府一定不會批准)，且訂立妥善章程，請律師代為註冊。「農工商業研究總會」即鄉議局前身。
「農工商業研究總會」不斷爭取廢除《條例》，司徒拔卻無動於衷，一意孤行。新界和港府的關係越來越緊張。
直至吉慶圍鐵門被送還，矛盾才稍為化解。
1899 年英軍攻打錦田吉慶圍，曾搶走大鐵門一對，作為戰利品，運返英國。吉慶圍居民對失去祖傳鐵門一事耿耿於懷，屢次要求取回原物，皆無功而還。1924 年，吉慶圍居民又重提舊事，司徒拔靈機一觸，覺得可利用這次機會緩和新界鄉民對他的憎恨。他暗中向倫敦請示，一面調查鐵門下落，一面請錦田幾位姓鄧的鄉紳出面寫一篇「呈文」，要求「發還」鐵門。經過一番查找，鐵門在愛爾蘭鄉下 (一說蘇格蘭) 尋獲。1925 年 5 月 26 日運回吉慶圍。
為隆重其事，司徒拔親臨吉慶圍主持鐵門交還儀式，並立碑紀念，碑上說：
「溯我鄧族符協祖，爲鄧漢黻公曾孫，自宋崇寧間，由江右宦遊到粵，卜居是鄉之南北兩圍，後因子孫繁衍，於明成化時，設立吉慶圍、泰康圍，分居斯土。兩圍四周，均深溝高壘，復加連環鐵門。想前人立意，實欲鞏固吾圍，以防禦萑苻耳。
迨前清光緒己亥，清政府將深圳河之南隅與英國，斯時，清政府未將明令先行頒佈，故當英軍到時，各鄉無知者受人煽惑，起而抗拒。我圍人民恐受騷擾，堅閉鐵閘以避之，而英軍疑有莠民藏匿其間，遂將鐵閘攻破。入圍時，方知皆良民婦女，故無薄待情事，姑將鐵門繳去。
現二十六傳孫伯裘，代表本圍人眾，稟呈港府，蒙轉達英京，將鐵門發還，照舊安設，以固治安。所有費用，由政府支給，又蒙史督憲 (司徒拔) 親臨敝村作奠基禮，足見英政府深仁大德，亦爲表揚吾民對於英政府之誠心悅服耳。特銘之於碑，以誌不忘云爾。
民國十四年乙丑歲閏四月初五吉日立」
司徒拔貫徹強硬作風之餘不失寬仁，一手棍子一手蘿蔔，此乃英國管治香港的高明處，為中共國所欠奉。
[主要參考資料]
1.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2. 薛鳯旋、鄺智文編，《新界鄉議局史》。
3. 劉潤和，《新界簡史》。
4. 梁寶龍，＜吉慶圍鐵閘與港督司徒拔＞。
5. 梁寶龍，＜鄉議局與港督司徒拔、金文泰＞。
2017年9月1日 星期五
安重誨專權
安重誨是後唐明宗李嗣源的親信，天成元年 (公元 926 年) 四月，重誨出任樞密使，掌軍政。
明宗不識字，「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建議「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馮道、趙鳳皆以翰林學士之資，得到重誨青睞，任端明殿學士。
重誨「恃恩驕橫」，先斬馬延，再用孔循為謀士，「多聽其言」。朝廷商議誰人應拜相，孔循決意不用河北人，「先已薦鄭珏，又薦太常卿崔協」。有一宰相任圜，「憂公如家，簡拔賢俊，杜絕僥倖，期年之間，府庫充實，軍民皆足，朝綱粗立」。其「每以天下為己任」，重誨頗忌之。他竟推薦御史大夫李琪為相，文官 (以中書侍郎為首)、武官系統 (以樞密使為首) 之間發生矛盾。
重誨於明宗面前力推崔協，任圜曰：「重誨未悉朝中人物，為人所賣。協雖名家，識字甚少。臣既以不學忝相位，奈何更益以協，為天下笑乎。」明宗都算聰明，假裝不偏袒任何一方，「吾在河東時見馮書記多才博學，與物無競，此可相矣。」馮道曾得重誨賞識，所謂不偏不倚，實際仍是靠近重誨一邊。
重誨、孔循後來經常批評李琪，稱讚崔協，崔協未幾和馮道一併擔任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武官系統獲勝 (「加樞密使安重誨兼侍中，孔循同平章事」是武官系統勝利的證據)。
任圜得不到明宗寵信，加上「性剛急」、「勇於敢為，權幸多疾之」。他嘗與重誨於朝堂上爭拗，聲色俱厲。「上退朝，宮人問上：『適與重誨論事為誰。』上曰：『宰相。』宮人曰：『妾在長安宮中，未嘗見宰相、樞密奏事敢如是者，蓋輕大家耳。』上愈不悅，卒從重誨議。」任圜鬱鬱不得志，天成二年 (公元 927 年) 七月，以太子少保致仕，出居磁州。
任圜又一度拒絕把新歌妓贈予重誨，重誨懷恨在心。十月，他誣告任圜與朱守殷合謀作反，矯詔賜其自盡，聚族酣飲而死。
明宗養子李從珂與重誨有過節 (「李從珂與安重誨飲酒爭言，從珂毆重誨，重誨走免。既醒，悔謝，重誨終銜之」)，從珂為河中節度使、同平章事，重誨屢次誣衊他。長興元年 (公元 930 年)，從珂被解除軍權，回京師洛陽居住。
李行德、張儉彈劾重誨，反而招致族誅厄運。幸好王德妃及武德使孟漢瓊不妥他，「數短重誨於上」，久專大權的樞密使，卒之憂懼，求賜一鎮，以全餘生。明宗不許。
十二月，石敬瑭討伐西川節度使孟知祥和東川節度使董璋，安重誨請自督戰，豈知未抵前線，鳳翔節度使朱弘昭已經彈劾重誨意圖奪取敬瑭兵權 (「重誨怨望，有惡言，不可令至行營，恐奪石敬瑭兵柄」)。明宗不復信賴重誨，把他召回。
李從璋 (明宗之侄) 奉命為河中節度使，專門監視重誨。長興二年 (公元 931 年)，從璋派重兵包圍重誨府第，用大棒打死他及其妻張氏，並殺其二子安崇贊、安崇緒。臨死前，重誨留下遺言：「某死無恨，但恨不與官家誅得潞王，他日必為朝廷之患。」(《五代史闕文》)
應順元年 (公元 934 年)，李從珂果然率兵謀反，攻入洛陽。安重誨一語成讖。
[主要參考資料]
1. 袁樞，《通鑑紀事本末》。
明宗不識字，「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建議「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馮道、趙鳳皆以翰林學士之資，得到重誨青睞，任端明殿學士。
重誨「恃恩驕橫」，先斬馬延，再用孔循為謀士，「多聽其言」。朝廷商議誰人應拜相，孔循決意不用河北人，「先已薦鄭珏，又薦太常卿崔協」。有一宰相任圜，「憂公如家，簡拔賢俊，杜絕僥倖，期年之間，府庫充實，軍民皆足，朝綱粗立」。其「每以天下為己任」，重誨頗忌之。他竟推薦御史大夫李琪為相，文官 (以中書侍郎為首)、武官系統 (以樞密使為首) 之間發生矛盾。
重誨於明宗面前力推崔協，任圜曰：「重誨未悉朝中人物，為人所賣。協雖名家，識字甚少。臣既以不學忝相位，奈何更益以協，為天下笑乎。」明宗都算聰明，假裝不偏袒任何一方，「吾在河東時見馮書記多才博學，與物無競，此可相矣。」馮道曾得重誨賞識，所謂不偏不倚，實際仍是靠近重誨一邊。
重誨、孔循後來經常批評李琪，稱讚崔協，崔協未幾和馮道一併擔任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武官系統獲勝 (「加樞密使安重誨兼侍中，孔循同平章事」是武官系統勝利的證據)。
任圜得不到明宗寵信，加上「性剛急」、「勇於敢為，權幸多疾之」。他嘗與重誨於朝堂上爭拗，聲色俱厲。「上退朝，宮人問上：『適與重誨論事為誰。』上曰：『宰相。』宮人曰：『妾在長安宮中，未嘗見宰相、樞密奏事敢如是者，蓋輕大家耳。』上愈不悅，卒從重誨議。」任圜鬱鬱不得志，天成二年 (公元 927 年) 七月，以太子少保致仕，出居磁州。
任圜又一度拒絕把新歌妓贈予重誨，重誨懷恨在心。十月，他誣告任圜與朱守殷合謀作反，矯詔賜其自盡，聚族酣飲而死。
明宗養子李從珂與重誨有過節 (「李從珂與安重誨飲酒爭言，從珂毆重誨，重誨走免。既醒，悔謝，重誨終銜之」)，從珂為河中節度使、同平章事，重誨屢次誣衊他。長興元年 (公元 930 年)，從珂被解除軍權，回京師洛陽居住。
李行德、張儉彈劾重誨，反而招致族誅厄運。幸好王德妃及武德使孟漢瓊不妥他，「數短重誨於上」，久專大權的樞密使，卒之憂懼，求賜一鎮，以全餘生。明宗不許。
十二月，石敬瑭討伐西川節度使孟知祥和東川節度使董璋，安重誨請自督戰，豈知未抵前線，鳳翔節度使朱弘昭已經彈劾重誨意圖奪取敬瑭兵權 (「重誨怨望，有惡言，不可令至行營，恐奪石敬瑭兵柄」)。明宗不復信賴重誨，把他召回。
李從璋 (明宗之侄) 奉命為河中節度使，專門監視重誨。長興二年 (公元 931 年)，從璋派重兵包圍重誨府第，用大棒打死他及其妻張氏，並殺其二子安崇贊、安崇緒。臨死前，重誨留下遺言：「某死無恨，但恨不與官家誅得潞王，他日必為朝廷之患。」(《五代史闕文》)
應順元年 (公元 934 年)，李從珂果然率兵謀反，攻入洛陽。安重誨一語成讖。
[主要參考資料]
1. 袁樞，《通鑑紀事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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