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11日 星期五

垃圾桶爆炸,何用急譴責

周三 (12 月 9 日) 的立法會大會因法定人數不足而流會,《版權 (修訂) 條例草案》被迫押後至下周才恢復二讀,這是一個好消息。不過,「泛民」議員紛紛譴責「垃圾桶爆炸案」的放火人士,這對香港無疑極為不利。

「雨傘革命」失敗後,我們都知道,大規模的「公民抗命」無助迫使港共政權讓步。要令港共俯聽民意、黑警獲得應有的懲罰,更激烈的抗爭手段必須採取,例如:衝擊、爆玻璃、投擲氣油彈之類。在本土意識日益高漲的當下,論述者眾,行動者少。難得一群人冒著被捕風險,將不滿化成具體行動,做了我們想做而不敢做的義事,我們向他們致敬尚且來不及,何用譴責?

「泛民」只知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對放火人士指手劃腳,一昧譴責,此乃昧於香港政局之嚴峻!劉慧卿不知「網上直播打機」為何物事小,以為「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手段仍然適用事大。何秀蘭還要呼籲放火人士「收手」,這與默許中共、港共侵蝕香港有何分別?賣港有需要賣得如此明顯麼?

「青年新政」成員游蕙禎表示,不會隨便揣測作案者的動機或目的。答得中規中矩,足以取「泛民」而代之。至於希望香港將來能夠建國的我們,心志應該更堅決些。對於「義士」所作出的努力,我們全力支持,予以高度評價!勉強要譴責,也只能如劉穎匡在面書所言:「我強烈譴責炸垃圾桶事件!因為......點解唔炸埋立法會大門?」。

清代史學家趙翼《說詩》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由「垃圾桶爆炸案」一事,可見日後在香港「各領風騷」的「才人」一定不是「泛民」!

2015年12月9日 星期三

談季卿叔、杜葉錫恩辭世

近日,孫季卿、杜葉錫恩相繼辭世。二人雖然同歸塵土,卻展現出截然不同的人生形態,值得我們這些在生者「心嚮往之」。

季卿叔生前乃無線的金牌綠葉。因 76 年投考佳視編劇不遂,輾轉加入演員行列,一演就超過 30 年。和尚、醫師、掌櫃、市井小民等角色,皆是季卿叔的拿手好戲。不過,要數到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莫過於 1996 年版《笑傲江湖》中的「莫大先生」。遺憾的是,他從未飾演過男主角。2013 年,他的頸部更長有一巨大腫瘤。然而,事業上的失意、身體上的毛病並未令季卿叔心生沮喪。練得一手好書法的他,以「流水落花春去也,行雲野鶴任逍遙」自勉。即使死訊傳出,也是異常的低調。這種「知足寡欲」、「安時處順」的做人態度,只有道家型的隱士可以持守。

和季卿叔迥異,杜葉錫恩早年積極從事教育及社會運動。1954 年與杜學魁創立慕光英文書院。六十年代,出任市政局議員,連番利用傳媒的輿論壓力逼使港府正視日益嚴重的貪污問題,間接促使「廉政公署」的成立。她又積極為社會基層爭取權益,認為「活著就要為窮人說話」。儘管近年親共取向越趨明顯,杜葉錫恩依然深受老一輩民主派的尊重,這由李柱銘讚揚她是「爭取民主的先驅」可見一斑。儒家向來要求「君子」仗義執言,不屈服於當權者的淫威之下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對社會上顛連無告者予以支持 (《禮記》:「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觀乎杜氏的一生,正好是儒門「君子」的具體示範。

季卿叔、杜葉錫恩皆是香港輝煌時代的象徵。他們的辭世,多少標誌著昔日盛世正式離我們而去。

又綜觀今天的政圈、娛圈人物,能恬淡自守者固然不多,擇善固執者更屬稀有品種。當吳克儉可以自吹自擂「一個月睇三十本書」、「財爺」曾俊華憑威士忌吧越來越多論證低下階層生活已經有所改善,回望季卿叔、杜葉錫恩的一生,不禁令人唏噓。

                       

2015年12月8日 星期二

再造奇蹟,圍堵立會

《2014 年版權 (修訂) 條例草案》將於本周三 (12 月 9 日) 在立法會恢復二讀。這個被形容為「網絡 23 條」的惡法,阻礙其通過乃是理所當然的事。只可惜現任立法會議員中,唯黃毓民、梁國雄、陳志全、范國威四人堅決表示會「拉布」。「泛民」陣營內,僅工黨表示會盡力發言,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則揚言不會「拉布」而只會投反對票。

在現時功能組別議員循例護航之下,民主黨投反對票根本毫無作用。「拉布」至少可換取時間讓議會外的群眾聚集、作出抗爭行動,投反對票則是一點作用也沒有,難怪「學民思潮」周庭也看不過眼,急切呼籲民主黨這個「大佬」積極參與「拉布」。

誠然,按目前的情況看來,「拉布」戰亦不易打。毓民 903 條修正案被曾鈺成無理刪剩 42 條,另有 10 條將由陳鑑林代表委員會提出。倘若沒有發生任何變故,有關條例必然被通過,此亦是 689 嘲諷「『拉布』無補於事」的原因。

不過,議會抗爭走不下去,正好更清晰地告訴所有香港人:「是時候重返街頭抗爭的行列了」。

有人認為:「即使包圍立法會,也要對準版權 (修訂) 條例,而且採用和平理性非暴力手段」,筆者對此並不苟同。

首先,假設港共今次在群眾壓力下讓步,難保他朝有一日它會舊事重提,猶如 23 條的夢魘般揮之不去。其次,由「雨傘革命」至今,港共從未作出過任何疏導民怨的嘗試。暗角七警依舊逍遙法外,「佔中」仍然被視為大逆不道的違法活動,義士不斷被起訴。怨憤無處宣洩,為何不可借「包圍立法會」好好的爆發?請不要忘記,這是港共一手造成的。其三,既然是宣洩去年一直累積的怨憤、怒火,「和理非非」自然應該被勇武手段取代,否則只會遭受秋後算賬。

2003 年七一大遊行,50 萬人上街「倒董」,是香港人第一次創造奇蹟。2012 年反國教事件,12 萬人包圍政總,是香港人第二次創造奇蹟。2014 年「雨傘革命」,20 萬人佔領主要街道,是香港人第三次創造奇蹟。

各位,請再次創造奇蹟,給香港一個希望,明天前往立法會門外。

2015年12月6日 星期日

甲戌風災

1874 年 9 月 22 日 (即同治甲戌年農曆八月十二日),一個強烈颱風吹襲香港,造成大量的人命傷亡及財物損失,史稱「甲戌風災」。

颱風與香港地理

香港位處華南一隅,屬亞熱帶地區 (subtropics)。典型的海洋性亞熱帶季風氣候,令到香港夏季經常遭受熱帶氣旋侵襲,每年最少有一次颱風,十年即有一次風力比較強勁的。

由於香港早期尚未設有「天文台」,加上民間的防風意識不足,每次颱風襲來,人民例必損失慘重,生活飽受影響。

「甲戌風災」發生的經過,以及所造成的破壞

根據香港港口當局事後依靠船隻紀錄所進行的調查,引起「甲戌風災」的颱風在 9 月 22 日下午 4 至 6 時仍位於東沙附近,向西北方向移動。9 月 23 日上午 2 時,風暴最接近香港,當時其中心位處香港的南面數海里,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動,部份地區的風勢一度保持平靜。

最低氣壓方面,香港錄得 28.88 吋汞 (978 百帕),風速則因風速計被吹毀而不可知。颱風最後橫過珠江口,在澳門附近登陸。

颱風襲港持續了兩日 (由 9 月 22 日至 24 日)。陸上 17 名歐洲人死亡,華人死亡人數估計超過 2,500。海上約 200 名歐洲水手及船員死亡,十多艘遠洋船隻沉沒,數十艘擱淺或損壞 (包括太平洋郵輪「阿拉斯加號」),數百至千隻中國漁船沉沒,死傷數千人。

風暴之威猛,又掀起數丈高的巨浪 (儘管 9 月 23 日上午 2 至 3 時為天文低潮,維多利亞港內依然出現風暴潮,海水比正常高潮高出 5 至 6 呎),石澳、鶴園、土瓜環、馬頭圍等村落被夷為平地,海旁的碼頭貨倉、新建成的「聖約瑟教堂」、「昂船洲監獄」(第五任港督羅便臣批准興建,1863 年 2 月 10 日落成啟用,專門監禁刑期五年以上的囚犯,共 600 名) 全被摧毀,港督居住的「山頂別墅」、筲箕灣及油麻地的「天后廟」、清廷設在鯉魚門和汲水門的稅廠房屋被吹至倒塌,香港仔「黃埔船塢」受到重創,市內多處起火,尤以華人居住地區的災情最為嚴重。

漢學家歐德理 (Ernest John Eitel) 目擊整場風災,他在一部著作中指出,自從風災發生以後,香港市面慘遭蹂躪,不少歐式及中式房屋被破壞及失去屋頂,大樹被連根拔起,屍體遍佈在海濱之上。歐氏之說,大體與事實相符。

警方拒絕救援,民間著力善後

風災發生後,警察司甸尼 (Walter Meredith Deane,1867 年上任) 以保障下屬的生命安全為理由,禁止警員參與救災工作。坊間紛紛發表輿論譴責,要求追究甸尼的責任,卻遭到港督堅尼地的拒絕。甸尼終於未被處分,殖民地大臣卡納芬 (The Earl of Carnarvon) 甚至認為,甸尼下此命令是出於「良好動機」(平情而論,甸尼關注警員的生死,這亦未嘗逾越「人本主義」的考量,堅尼地、卡納芬不追究甸尼,尚算合理)。

不過,救災工作始終刻不容緩,「東華醫院」於是肩負起這個重任。它一方面用心照顧傷者,一方面妥善安葬死者,將昂船洲被發現的屍體與其他罹難者合葬在雞籠灣墳場,稱為「遭風義塚」(1959 年,雞籠灣墳場停用,義塚遷到和合石墳場)。

值得一提的是,筲箕灣「天后廟」的重建,主要得力於當地居民的慷慨解囊,自行籌募經費,南海人潘藜閣所撰的<天后古廟重修碑記>有以下一段,可以為證:

創始自壬申,繼遭風於甲戌。茲棟宇,盡屬荒涼;獨視几筵,又經摧毀。抑知各共一心,蚨錢爭擲,工興數月,鳳闕新成。

風災促使「天文台」成立

「甲戌風災」是香港開埠以來較為嚴重的風災。經此一役,香港的有識之士 (例如測量署署長派斯) 逐漸認識到觀測氣象對預防自然災害的重要,他們於是積極建議設立氣象觀測機構,以便發佈及接收信息。1883 年,香港「天文台」正式成立,由杜伯克博士 (Dr. Doberck) 出任台長。

結語

「甲戌風災」雖然令香港蒙受重大損失,但華人自治傳統的進一步鞏固、「天文台」的成立、港人對觀測氣象及預防颱風的重視,無不得益於此。老子曰:「禍兮福之所倚」,此番道理正好為「甲戌風災」所體現。

又由狼狽面對「甲戌風災」到毅然成立「天文台」,再一次印證筆者過往所言非虛:「港府在『防患於未然』上誠有做得不足的地方,但在有效對治已然出現的問題上,其明顯有異常出色的表現」(見<興建水塘>)。這是港府過去具備的一大優點。

[主要參考資料]

1. 香港史學會,《文物古蹟中的香港史 I 》。

2.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3. 歐德理 (Ernest John Eitel),《歐洲在中國:從開埠到 1882 年的香港歷史》(Europe in China :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

4. 蕭國健、湯開建,《香港 6000 年 (遠古 - 1997)》。

5. 陳昕、郭志坤,《香港全記錄 (卷一)》。

2015年12月5日 星期六

立足本土,何需錢穆

中大校長沈祖堯對部分學生噓「義勇軍進行曲」感到痛心,並希望學生緊記錢穆的話:「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敢問沈校長,「義勇軍進行曲」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作詞人田漢於 1932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而錢先生一生尊稱蔣介石為「蔣公」,著作序必以「中華民國」紀年,錢氏果真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之正朔乎?抑或是閣下心術不正,誣枉前人?

沈祖堯心繫中共,只表示香港的大專院校進一步被染紅,並無什麼值得驚訝。反而,「本土派」輿論領袖紛紛替錢穆辯解,此處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怎樣解釋「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都應該反對

對於錢穆「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盧斯達<沈祖堯,請不要強姦錢穆的屍體>作出了以下的詮釋:

錢穆那句「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首先是針對共產黨盤踞整個中國,香港是中華文化最後的傳人;其次是針對當時以英國人為主導的社會環境,告誡學生不能忘了自己文化上的根,就算你講一口英文,你都不是英國人。

不過,即使採用這種詮釋,香港人也不見得不應該反對。

首先,香港有自身一套混合各海洋族群 (福佬、蜑家、來港定居的英國人) 的文化、百多年的開埠發展歷史。「中華文化」只是 1949 年以後,在香港自由流通、傳播、普及的文化之一。故此,所有香港土生土長的人不一定需要肩負起保存、弘揚「中華文化」的重任。而「中華文化的傳人」則需要終身肩負起保存、弘揚「中華文化」的重任,視之為使命。倘若錢先生「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有「香港是中華文化最後的傳人」的意思,這其實強行剝奪了香港人選擇不保存、弘揚「中華文化」的自由。更根本的問題是:為什麼我們必須終身保存、弘揚鄰國傳入的歷史和文化?即使要保存、弘揚,亦應該是香港自身固有的歷史和文化,而不是「中華文化」(流亡至香港的大陸知識分子除外)!

其次,「文化上的根」未嘗不可以忘記,先決條件是:忘記了以後,我們將能夠走上更美滿、更幸福的道路。用一個簡單的類比來說明,一個慘遭父親虐打、母親毒殺的可憐人,只有忘記了自己從何處來、姓甚名誰,他才可以在外面的世界打開心胸結交新朋友,展開快樂、有意義的人生。個人如是,國家民族亦然。倘若錢先生「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有「告誡學生不能忘了自己文化上的根,就算你講一口英文,你都不是英國人」的意思,一來助長人們拒絕沉浸於外國文化的惰性,二來亦容易令人變得抱殘守缺、劃地自限。觀乎錢先生自白:「余年六十五,赴美任教於耶魯大學。余不能英語,課務輕簡,乃草為此注,自遣時日」(《論語新解》再版序),可見箇中弊害之大。港人不應步錢先生後塵,借寫書逃避無法與世界各地人士交談的孤寂,「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因此並不可取。

「反共」必須「反中」

「墳總」青永屍撰有<共產中國不是中國,中國在中國人身上>,文中說法亦不無問題:

錢賓四先生向記者解釋,中國共產黨的邪惡:「共產主義主張經濟決定一切的、也強調階級鬥爭。但人心永遠向『和與安』而前進的。我們不能說人類永遠喜歡分着階級來鬥爭。共產黨為什麼要被批評和唾棄?須知共產主義推行,使人心不和,使人心不安,他背逆了人性、他是不道德的。」

有留意中共近二十年發展的人都知道,「六四慘案」以後,大中華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成為大陸官民之間的黏合劑。1994 年 10 月,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更揚言:「孔子是中國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創立的儒家學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支柱,是中華民族的希望」。自此以後,「經濟決定一切」不再,代之以「思想決定一切」(習近平近年出版《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大量援引《中庸》、《孟子》等儒家原典,述說其「中國夢」構想,於此可見一斑)。至於階級鬥爭,今天大陸已不再流行「民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等帽子了。據此,錢先生還有什麼理由反對「中國共產黨」?

當然,錢先生可以回應:「中共現在還有權力鬥爭,人心始終不和、不安,故『反共』仍是必須」。可是,中國歷代也有不同派系之間的權力鬥爭,何解錢先生只知批評中共「使人心不和,使人心不安,他背逆了人性、他是不道德的」?

說到這裡,要麼錢氏的「反共」純粹是一種缺乏理由支撐的情緒反應,要麼錢氏需要提出另外一些具有說服力的理由。

按照筆者的意見,隨著中共日漸演變成「中華文化」的膺品,「反共」不可能不「反中」。墳總「不認同共產中國,不等於數典忘祖」在理論上是成立的,但放在現實政治抗爭上,一天不走到數典忘祖,一天香港仍會被大陸人羞辱「我們都是炎黃子孫嘛」、「我們都是尊敬孔子嘛」、「我們都是打斷骨頭連著筋的同胞兄弟嘛」。「反共」必須「反中」,這是港人需要慢慢適應的,單單接收錢先生遺留下來的話語、論據將無助我們應對今日的困局!

錢穆見解不乏淺陋無知

況且,錢穆曾說:「中國傳統政治,既非貴族政治,又非君主專制,則必為一種民主政體......一種自適國情之民主政治」(《政學私言》),這與習近平去年「(行政長官) 普選必須合乎中國國情和香港區情」、「鞋是否合穿要自己穿著才知」的言論可謂一脈相承。

徐復觀在<良知的迷惘 - 錢穆先生的史學>中說得好:「錢先生所發掘的是二千年的專制不是專制,因而我們應當安住於歷史傳統政制之中,不必妄想什麼民主」,僅憑這一點,我們就沒有必要替錢先生作出過多的辯解,因為辯解了,對香港亦只會有害無益。

結語

「東講西讀」<你是香港人,不要忘記了香港!>說:

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引述錢穆先生給學生的贈言:「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

錢穆先生是從中華民國逃難到香港的「中華民國遺民」,香港是他「避秦之地」,他心繫中華民國,因中華民國是他的祖國,故此,以他的身份說這句話是十分合理。

......但,對著今天的青年人,請勿再重複這話了,他們大部份都是英治時期出生的,出世紙上是有皇冠徽號的,國籍也是英國的。

縱使更年輕,97 後出生的一代,他們亦非中國人,他們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權,中國可禁止他們入境;而在中國境內,中國是可隨時把他們趕出國境的。只有香港,只有這裏不能把他們趕出國境,因為他們是香港人,只有香港的公民權。

筆者認為,這是最中肯、客觀的評價,僅以此結束全文,讓各位好好深思。

2015年12月3日 星期四

堅決空襲,絕對有利

英國下議院以 397 比 223 票通過對敘利亞境內的「伊斯蘭國」(ISIS) 據點進行空襲。首相卡梅倫在發言中形容「伊斯蘭國」為「強姦女性、謀害穆斯林的中世紀怪物」(woman-raping, Muslim-murdering, medieval monsters),並指出是次軍事行動純粹為了保障英國人的生命免受傷害。這反映 (1) 英國政府以「捍衛現代的自由、人權,對付中世紀的專制野蠻」看待空襲「伊斯蘭國」(2) 英國政府所捍衛的自由、人權,主要屬於本國公民。

工黨黨魁柯爾賓服膺於馬克思的國際主義,他堅決反對空襲,這並不足為奇。反而,國會外有大批民眾反對出兵,此不免令人懷疑英國是否「承平日久」,以致「民不知戰」。

二戰前夕,英國曾經彌漫反戰情緒。1929 - 1933 年的「經濟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促使英國人只想集中處理國內事務。對於希特拉及納粹黨在德國崛起,他們普遍抱持觀望態度,卻不視之為一種嚴重的威脅。當時,只有邱吉爾一人苦口婆心提醒國民切勿鬆懈,隨時預備作戰。而歷史終於證明,邱吉爾的判斷是對的。

邱吉爾在一次演說中提到:

希特拉深知,如不能在英倫島上擊潰我們,他將徹底失敗。如果我們能抵禦他,整個歐洲便可得到自由,全世界便可走上陽光燦爛的廣闊大道。但是如果我們失敗了,全世界包括美國在內、包括我們所熟悉所熱愛的—切,將陷入一個新黑暗時代的深淵。

「黑暗時代」乃「中世紀」的代名詞。據此,在邱吉爾心目中,希特拉及其納粹主張未嘗不是「中世紀怪物」。

憑著邱吉爾的果斷、力排眾議,英國卒之在上個世紀維持於不墮。今天卡梅倫不理「左膠」、短視民眾的反對,堅決發動空襲,這也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對英國絕對有利。至於那些「出兵只會加快英國遭受恐襲」的言論,筆者不禁要問:難道英國坐以待斃,「伊斯蘭國」就會放它一馬麼?

2015年12月1日 星期二

甘為賣藝人,自然遭奚落

許志安在大陸歌唱比賽節目《中國之星》被崔健奚落,卻依舊堅持「剛才崔老師說得非常對」,這反映香港只有兜售歌聲的賣藝人,並無真正有水準的歌者。

真正有水準的歌者,必然有自己一套歌唱風格、演繹方式,不會為他人而轉移。堅持自我,乃歌者應有之義。一旦怯於權勢 / 名利而背離自己的個人特色,歌者即不是以「歌唱」作為首要考慮,而代之以「生命安全」/「自身利益」。此時,歌者將不成歌者,而淪為在江湖上飄泊的賣藝人。

賣藝人沒有自我,只求生存,著眼金錢實利。市場上需要山歌式的大叫,我就改變唱腔,投其所好。看倌不接受?不打緊,我改,馬上改,最緊要有錢。難道許志安真的認為崔健是他的老師?又真的覺得崔健說得對?當然不是,他只是不敢開罪「金主」(大陸的歌迷),斷絕財路,尤其是現在的他在香港已經半紅不黑。

說到這裡,香港的樂迷其實也要負上一定的責任。我們總是貪新忘舊、喜歡比較。新手上路,沒有包袱,加上唱片公司鋪天蓋地宣傳,他們的作品不一定吸引,但至少較易為人認識,亦較易獲得寬容。相比之下,陳年紅星擁有無數精彩作品,卻得不到唱片公司的全力支持、樂迷的高度容忍。在星途日趨黯淡、生活仍需繼續的困境下,只好「跪地餼豬乸」、北上賺取人民幣,任人戲弄。早前的李克勤如是,今天的許志安亦如是。

崔健說:「為甚麼沒有更現代、更年輕一點的香港人登陸到大陸舞台上去表現自己的聲音?」,這本來是一個很好的觀察,只可惜他未有深究背後的原因。

又他說:「讓現在的觀眾、年輕人聽一個老歌,而且用廣東話唱,你的寓意是什麼?」,寓意很簡單,就是:「戀殖」、「反中」、「保港」。不過,許志安唯錢是尚,他是沒有膽量說出這番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