燒酒雖不是糧食酒，卻需使用酒麴。酒麴是燒酒生產時的糖化發酵劑，是造酒時發酵的原動力。酒麴通常以米、糯米、小麥、大麥、黑麥、燕麥等作原料，消耗糧食數量巨大。有清一代，朝廷曾因酒麴消耗大量糧食，下令禁止燒酒生產，所謂「酒禁」。
農業處於豐收期，禁酒實屬不必。然而，當出現災荒，導致農業減產或絕產，糧食危機惡化時，禁酒就不能避免。綜觀清初禁酒，主要是為了保障糧食供應，其基本規律是「歉年行禁，豐年弛禁，歉收之地行禁，豐收之地弛禁」。
禁酒始於康熙，而接續於雍正。康熙只對災荒地區禁酒，雍正則把受災周鄰地區也納入禁酒範圍。不過，從實際效果看，康雍兩朝的禁酒並未取得明顯成效。至乾隆，見糧食不足問題已然嚴重，於是推行全面禁酒，不只限於荒年，一時之間，禁酒爭論此起彼落 (方苞等支持禁酒，孫嘉淦反對，建議改用葡萄、梨、棗、柿子、菊花等造酒。部分地方督撫亦反對禁酒令)。到嘉慶，禁酒已被認為無法成功，朝廷遂默許燒酒生產及販賣，並將其納入徵稅範圍，變相促進燒酒生產與流通合法化。
明清時期，燒酒技術日漸普及，燒酒被社會廣泛接受，連帶生產數量迅速增多。當時「河北五省」消費燒酒最多，五省分別是直隸、河南、山東、陝西、山西，皆是位於華北平原上的主要農業生產區。越來越多糧食用於燒酒，在人口快速增長但糧食產量難以有效提高的情況下，糧食價格勢必上漲。崔憲濤因此說：「清朝糧食價格從康熙中期至嘉慶、道光，按白銀來計算，其價格始終是不斷上漲的。」(＜清代中期糧食價格發展趨勢之分析＞)
清朝禁酒未能取得預期成效，計其原因有二：(1) 飲酒成為清代以來各社會階層的普遍習俗，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 (宮崎市定說：「宋以後固然貴族之家有特別好的美酒，同時民間也出現了足以和它媲美的名牌好酒。沒有糟房的平民，只要投一把銅錢，也可以和廟堂上的大官們一樣地嘗到美酒」，見《宮崎市定論文選集 (上卷)》。(2) 造酒及販酒有利可圖，交易往往帶來龐大利益 (除了燒酒本身，造酒時產生的副產品同樣可獲利，如酒糟可以作為藥用或飼料、肥料等。造酒也可提升原本價值較低的農作物的市場價格，如高粱)。
明清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三次災害群發期，對農業高度重視，以及應對災荒的憂患意識，是影響康雍乾推行禁酒的關鍵。自禁酒推行以來，朝廷一直遭受多方面的抵制和反對，致使其禁酒態度慢慢由堅決到曖昧再而放棄。復添以地方「屢禁不絕」，直隸、河南、山東、陝西、江蘇、四川、湖南、安徽等，私下造酒風氣盛行。禁酒卒之功敗垂成。
[參考資料]
崔思朋、仲偉民，＜清代禁酒與糧食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