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 年，伯林 (Isaiah Berlin) 出版《刺蝟與狐狸 – 論托爾斯泰的歷史觀》，提到人有兩種型態：
(1) 狐狸型 – 知識廣博，眼界高遠，事事觀察入微，儼如百科全書，知道很多事，甚至經常「彼此矛盾」。
(2) 刺蝟型 – 尋求萬事皆一以貫之，以其深信不疑的思想體系和原則，應對萬變。
余英時撰《論戴震與章學誠》，援引伯林此一區分，判定清代學者章學誠一生致力於「一貫之道」，是典型的刺蝟。至於戴震，雖以考據聞名，博學多才，給人以狐狸的感覺，但細加辨析，不難發現東原骨子裡仍是一隻刺蝟。
進入現代，胡適及其史料學派，可視為狐狸的代表。江勇振說：
胡適跟托爾斯泰不一樣的地方，在於托爾斯泰以刺蝟自居，而胡適則以狐狸自視。
證於以下一段：
只要我繼續使用中文的史料，我必須招認我有一個無法克制的強烈的智性上的嗜欲 (temptation)：為了稽核一個事實或釐清一個疑慮，我可以用上幾個星期、甚至是幾個月的時間去作打破沙鍋問到底的工作。於是，這就妨礙了我寫中國思想通史的正務。(兩條見《璞玉成璧 – 舍我其誰：胡適第一部》)
可是，錢穆雖以考證為人所知，同於戴震，他卻明言：
余本好宋明理學家言，而不喜清代乾嘉諸儒之為學……人又疑余喜治乾嘉學。則又一無可奈何之事矣。(《師友雜憶》)
林惟仁說得好：
若借用余英時對戴震「狐狸」和「刺蝟」的分析，則錢穆本屬刺蝟 (義理)，但在民國初年考據辨偽的風潮下，卻要偽裝成「狐狸」(考據)，實是「無可奈何之事矣」。(＜錢穆論兩漢今古文及其相關問題＞)
錢穆考證功深，見於以下一條：
最近唐君毅在《新亞學報》刊登《論朱陸異同》，開首引周海門、孫夏峯所錄明道傳心之論。其實乃王信伯告宋高宗，非明道告宋神宗。此節穆前年暑假已查得，亦甚為自喜之一事也。(《致楊聯陞書 (1967 年 7 月)》)
後輩學人、門人弟子亦似看重其史學成就：
彼有歷史慧解，生活上喜道家，故在歷史上善觀變。(唐君毅致函徐復觀)
他在史學研究方面極具卓識，而且決不隨波逐流。(勞思光＜恩怨如煙公論在 – 懷錢賓四先生＞)
但是錢先生畢竟是史學家而不是政治家……但錢先生論中國文化所採取的立場不是哲學而是史學。(余英時＜錢穆與新儒家＞)
然而，且看以下幾條：
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熱，他又犯了嚴重的胃潰瘍，一個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間空教室的地上養病。我去看他，心裡真感到為他難受。我問他：有什麼事要我幫你做嗎？他說：他想讀王陽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務印書館給他買了一部來。我回來的時候，他仍然是一個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亞書院全是空的。(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 – 敬悼錢賓四師＞)
大作《象山學述》，今日始拿到一本，亦恨無暇細讀。此等問題皆須湛心涵泳久，始可自有見識與長進。若如此刻般，總是外面一觸，內面一應，則進步亦難言。最好能不寫文字，存蓄漸久，再看有無新見。然生活如此冗雜，寫文章風氣又如此輕率，欲不寫，別人也會多猜測，則更感內心之不愉快。此等學術風氣，追隨日久，心中終不安，奈何！(《致徐復觀書 (1955 年 5 月)》)
平居於兩《學案》最所潛心，而常念所見未切，所悟未深，輕率妄談，不僅獲罪於前儒，亦且貽害於當代。故雖私奉以為潛修之准繩，而未敢形之筆墨，為著作之題材也。(《宋明理學概述》自序)
宋明理學實在是融入到錢穆的生命中，為其面對人生順逆之一信仰、宗教。
勞思光指錢穆「在實踐工夫方面，他也不顯得真有『成德』的要求」，固然不當，即使如唐君毅所言：
錢先生之思想自其《三百年學術史》看便知其素同情即情慾即性理一路清人之思想，此對彼影響至深。彼喜自然主義、喜進化論、行為主義。由此論德性，亦一向如此。但其思想實自來不是《孟子》《中庸》至宋明理學之心學道學一路……
這也不準確。同情「即情慾即性理」、「喜自然主義、喜進化論、行為主義」不代表錢穆篤信「即情慾即性理」、自然主義、進化論、行為主義。「思想實自來不是《孟子》《中庸》至宋明理學之心學」不代表錢穆思想與宋明理學不相干。事實上，錢穆為學做人，植根於孔子《論語》，而在朱子的《語類》及《文集》中覓得知音。許炎初稱錢穆是「孔子 – 朱子學脈」的當代承繼者，屢屢善發此學脈潛德之幽光 (＜錢穆「孔子朱子學脈論」- 從《論語新解》理解《朱子新學案》＞)，庶幾近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