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受儒家思想薰陶，向來以天下為己任。在君主手握絕對權力下，知識分子要麼進入朝廷對皇帝施以教化 /
諫諍，要麼留在民間製造輿論壓力以制約其一言一行
(如東漢太學生所為)。古代中國無憲法觀念，言論自由不獲保障，隨時招致禁錮終身，故此，大多數知識分子寧願選擇入朝出仕，期望有朝一日「得君行道」。
知識分子入仕，第一道遇到的阻力來自既得利益集團。既得利益集團其實即是職業官僚隊伍。他們唯唯諾諾，無可無不可，做事因循，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默守成規。偏偏新晉知識分子汲汲於革除昏沉的暮氣，直接威脅其權位與利益，他們自然要大聲反對，而反對的理由一般是「交結朋黨」，因皇帝懼怕臣下結黨
(仁宗朝呂夷簡派系便可視為職業官僚隊伍的表表者，孝宗朝的「王黨」亦然。范仲淹、歐陽修等則屬於新晉知識分子，受周必大、趙汝愚邀請進入中樞的理學集團亦然)。
第二道阻力來自知識分子群體內部。聖王之道載於經書、史書，但各人對經書、史書的理解大可截然不同。即使理解相同，處事作風傾向全面落實書裡的方案、大膽創新，抑或因應現實情況有所調整、循序漸進地改良，大可不盡一致。不盡一致即易生矛盾，尤其當任一方視自己所見為絕對的客觀的真理，矛盾特別難化解。王安石跟他的同僚鬧得不可開交，箇中癥結在此。
要消解矛盾，易地而處，同情地理解是必要的。各執己見，加上權位升降、勢力消長、利益得失、個人意氣之纏夾，矛盾激化成你死我亡的黨派鬥爭，知識分子「得君行道」反而成為政權的催命符，置天下於險地，有違當初欲令天下致治的初衷。
王安石當了宰相，故淪為箭靶。設想朱熹等「得君行道」，「惟惡其黨 (君子之黨) 之不眾」、「惟恐其 (指小人之黨)
去之不盡」，誰界定君子小人？判別君子小人的標準為何？是否所有君子都正直無私？所有小人都無合作溝通的空間？政治是妥協的藝術，妥協是為了更好的理解和溝通，朱熹不明白，王安石也不明白，幸好南宋理學集團未有掌握權力，否則下場跟王安石應該差不多。
第三道阻力來自君主心態。即使知識分子間能溝通合作，並與職業官僚隊伍並行不悖，君主可以不給予你萬二分信任。君主年幼時給予你信任，長大後可以收回。君主血氣方剛時給予你信任，年老體衰時可以收回。張居正早年得到明神宗信任，後來變得不討好，便是一好例子。
王安石、張居正順利「得君行道」，結果一鬱鬱而終，一慘遭清算，天下未有因二人而致治，反添紛爭。哪種方式最適合知識分子表達對政治的關懷、對改革現實的訴求，值得深思。
西力東漸，憲法及言論自由輸入，還有新聞作為第四權的說法、英國海德公園 (十九世紀起，人們在此舉行各種演講，以及政治集會和群眾活動)
的成功，這些俱有助中國知識分子走出昔日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