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與宰相呂夷簡不和，被夷簡指責「越職言事，離間君臣，引用朋黨」，遭貶官，出任饒州知州。余靖、尹洙、歐陽修替仲淹說項，俱被貶。自此，朝中大臣不敢為仲淹講說話，甚至連給仲淹送行的膽量也欠奉，所謂「朝士畏宰相，無敢送仲淹者」。
唯獨李紘、王質、蔡襄，以跟仲淹結識為幸事。王質曰：「希文賢者，得為朋黨，幸矣！」蔡襄更作《四賢一不肖詩》，褒揚仲淹、靖、洙、修，譏諷高若訥等，一時傳遍京師
(此見呂夷簡失策。用強力只能逼走政敵於一時，卻堵塞不住悠悠眾口，更何況對方是擅長文學的知識分子？這一仗看似夷簡勝了，實際是失敗)。
仁宗景祐四年 (公元 1037 年) 十二月，汴京發生地震，直史館葉清臣上疏言：「頃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咋舌
(因驚訝、害怕而說不出話來)，不敢議朝政者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詳延忠直敢言之士。」仲淹才獲改徙潤州 (後徙越州)。
然而，呂夷簡派系的大臣們，擔心仁宗重新起用仲淹，紛紛捏造罪證施以誣陷。仁宗大怒，欲置仲淹於嶺南，多得參知政事程琳為其辯護，仲淹方避過一劫，此時的仲淹已經
50 歲。
程琳，字天球，永寧軍博野 (今河北省蠡縣) 人。他是理學家二程 (程明道、程伊川) 兄弟父親程珦之伯仲，為儒臣集團成員
(儘管其人格並不純粹，史載「性嗇於財，而厚自奉養。章獻太后時，嘗上《武后臨朝圖》，人以此薄之」)，故此，他力證仲淹清白，釋去仁宗疑慮。從「帝意頗解」，程琳似乎收效。
不過，夷簡、仲淹兩派系互相詆毀 (呂夷簡將范仲淹逐出汴京後一年，被罷相，支持夷簡的官員聲應氣求，結成派系，跟支持仲淹的官員對著幹，朋黨之爭出現)
的情況越來越嚴重，仁宗卒之在寶元元年 (公元 1038 年) 十月「詔戒百官朋黨」。
在仁宗眼裡，大臣呼朋引類，拉幫結派，對國家不是一件好事。這某程度上亦講得通。設想朝廷黨爭不斷，政事處理無期，勢必影響民生，惹起人民不滿，造成管治失效，社會大亂。
可是，仁宗錯在一面倒怪責親范仲淹的派系，劄子有「向貶范仲淹，蓋以密請建立皇太弟姪，非但詆毀大臣。今中外臣僚屢有稱薦仲淹者，事涉朋黨，宜戒諭之。」
加上朋黨客觀上不一定是壞，仁宗主觀偏見太重 (李若谷：「近歲風俗惡薄，專以朋黨污善良。蓋君子小人各有類，今一以朋黨目之，恐正臣無以自立」)。
歐陽修終於撰＜朋黨論＞，申明「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能誅戮清流之朋......皆亂亡其國」的道理。
歐陽修因批評高若訥，被貶為夷陵縣令。康定元年 (公元 1040
年)，范仲淹與呂夷簡和解，歐陽修被召回京，復任館閣校勘，編修《崇文總目》(朝廷藏書目錄)。慶曆三年 (公元 1043 年)
三月，增置諫官，歐陽修和王素、蔡襄知諫院，余靖為右正言 (「時禁臣僚越職言事，富弼因論日食，極言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該是仁宗增設諫官的先聲)。
「修每入對，帝 (仁宗)
必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為帝分別言之......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仁宗卻「獎其敢言」，對侍臣說：「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歐陽修不久與范仲淹、韓琦、富弼等人推行「慶曆變法」，成為改革派健將。
順帶一提，程琳於寶元二年 (公元 1039 年) 受馮士元案 (開封府官吏，貪贓事敗) 牽累。張士遜素來「惡琳而疾孔道輔 (孔子四十五代孫)
不附己，欲并去之」，於是假惺惺地勸道輔為程琳求情：「上顧程公厚，今為小人所誣，盍見上辨之。」道輔不了解士遜歹毒用心，向仁宗進言「琳罪薄，不足深治」。仁宗果然誤會孔道輔和程琳為一伙，程琳最後被外放到潁州出任知州，孔道輔則外放到鄆州出任知州，途中病死，享年
55 歲。
范仲淹獲韓琦推薦，取代范雍鎮守延州，對抗日益強大的西夏。李元昊求和，西北邊事告一段落，仁宗召仲淹回京，授樞密副使。未幾，仲淹官拜參知政事
(副宰相)。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3. 畢沅，《續資治通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