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港台《哲學有偈傾》，談沙特 (Jean-Paul Sartre)，主持人吳啟超提出一個問題，引發筆者深思。
該問題為：沙特認為人注定是自由的 (condemned to be
free)，必須自己作出各種人生選擇，並對各選擇負責。那麼沙特會否容許人選擇做殺人狂魔，如希特拉，假設那人真的願意為自己選擇負責？
(一)
沙特是存在主義者，存在主義一大特色是對客觀共認的價值標準 / 基礎提出質疑，甚至否定。
如李敬恆在節目中所言 (其實是蘇格蘭哲學家麥金泰爾 Alasdair MacIntyre
的看法)，傳統社會普遍傾向相信有超越者存在，上帝也好，天道也好，總之人生意義、價值盡在於斯 (謂之「目的論世界觀」)，本乎教會規範 /
一直流傳的風俗習慣而行，不作任何懷疑，便是人該作的事。有該作，就有不該作，人因此知道自己應做什麼，也可以有理據批評別人做得不對的地方。
然而，啟蒙以後，理性解放，上帝已死，一切皆被允許，教會規範 / 一直流傳的風俗習慣備受質疑，終致淪為主觀的偏好
(preference)。很多過往被認為不該做的事，如性濫交、亂倫、吸毒......我們似乎再找不到一客觀共認的價值標準 /
基礎去駁斥。儘管借康德的道德哲學、效益主義的倫理觀可造出一堆理由，誰敢肯定它們是被客觀共認？
明明情感上覺得不該如此，但好像無理由說服對方，此生出荒謬感。又「民無所措手足」，還要每天被逼作出種種選擇，不選擇都是一種選擇，此生出絕望、被棄。存在主義乃圍繞荒謬、絕望、被棄等概念展開論述。
二戰結束，西方價值信仰破產，學者、文人尤其能契接存在主義式思考，致使存在主義蔚然成風。
沙特乃於此一背景下建立他的存在哲學。
(二)
順應上述脈絡猜想，沙特對吳氏提問的回答可能是：容許又有何不可？選擇當殺人狂魔有什麼問題？
蓋吳氏的問題根本預設「選擇當殺人狂魔是不應該的」，但哪把尺令吳氏有理由這麼說？進一步問，究竟有沒這把尺存在？沙特汲汲於強調的，正是：世上沒那把尺存在，客觀共認的價值標準
/ 基礎並不存在。如此，主持人的提問，不過是本乎個人主觀的情感 (不喜歡殺人狂魔)，實無足夠客觀的理據支撐。
李氏「要持之以恆選做殺人狂魔亦不容易」實際無法緩和吳氏提問對沙特存在哲學的衝擊。
吳氏藉沙特會許可人選做殺人狂魔，證立其存在哲學違逆一般常識 /
對社會帶來不良後果，因而不該被接受。李氏之說非證沙特不會許可人選做殺人狂魔，倒是落於第二義，講「選做殺人狂魔亦不容易」。設想吳氏追問「假如那人知道持之以恆做殺人狂魔不容易，但仍然選擇做，沙特會否許可？」李氏必無從替沙特辯解。
當然，李氏講沙特後期想法有修正，由對自由的理解開出批斥希特拉所為，這或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吧！可是，僅觀沙特早期主張，其很大可能容許人選擇為非作歹
(沙特眼中不以此為非為歹)。
(三)
關灝泉「沙特哲學只是要描述人的存在狀態、存在處境，道德未必是他處理的範圍」。此說也不完全恰當。
需知人的存在不能完全與道德不相干涉，人始終希望做一個善人、好人，我們很難想像我們無從譴責毛澤東、史太林、希特拉一類滿手鮮血的人。沙特對人作為道德的存在，明顯未能正視。他安頓不到道德，亦安頓不到我們內心的怵惕惻隱。
當代新儒家之一的牟宗三先生，替李天命《存在主義概論》作序，說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話：
「存在主義不應當只是現象學地揭露那存在的活動中的真實情形 (real
case)。真實的人不只是無顏色的泛濫的暴露，而正當我們說真實的人時，即函蘊著要歸於性情之正的一個價值判斷。放縱次肆，肆無忌憚，驚世駭俗，真情徑性，不得謂為真實的人。這在以前中國的學問中早已分別得很清楚，而存在主義對於這一點卻似乎不十分能正視。」
這同時是沙特存在哲學的大問題！
沙特以為，客觀共認的價值標準 /
基礎沒有了，我們就無足夠理據叫人不選做殺人狂魔，勉強叫的話，只是一種主觀偏好、情感的宣示。他不明白，即使無理據，我們仍可義正詞嚴叫人不選做殺人狂魔，這不是主觀偏好的宣示，而是具有客觀性，客觀性則來自我們每個人皆擁有的知善知惡的「不忍人之心」，即道德的覺情
(有別於純粹主觀的個人情感)。
有人或許會質疑「不忍人之心」的有無，沒問題，要之，沙特對人存在狀態、存在處境的把握是不全面的，不充分的，此層必須承認。他的洞察很深刻，但不徹底。
(四)
受時間所限，四位在節目中言有未盡，這是相當可惜的。沙特是位大人物，期望他們有機會再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