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4日 星期一

景祐朋黨

在「郭皇后被廢」事件中,范仲淹跟孔道輔等人站在同一陣線,反對呂夷簡的「廢后」立場。呂夷簡當時權傾朝野,加上仁宗有意「廢后」,范仲淹卒之被貶為睦州知州。

有一富弼,年少時在泰州和范仲淹結識,「少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奇之,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王曾、晏殊,殊妻以女」。范仲淹被貶,時任將作監丞、簽書河陽判官的富弼上言:「朝廷一舉而兩失,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等。」未獲採納。

景祐元年 (公元 1034 年),范仲淹調任蘇州知州。期間,蘇州發生水災,「民田不得耕」,仲淹命令民眾疏通五條河渠,導引太湖水流入大海。因治水有功,仲淹官拜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未幾被召回京師,判國子監,遷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

范仲淹年青有為,具實幹能力。他對朝中流弊看不過眼,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尤其對處事作風保守、年紀較大的呂夷簡構成威脅。

景祐三年 (公元 1036 年) 五月,仲淹不滿呂夷簡任用私人 (「進用者多出其門」),向仁宗進獻《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 (《范文正公年譜》:某為超遷,某為左遷,如是為公,如是為私,意在丞相)。」變相指斥呂夷簡用人失當,以權謀私,夷簡不悅。

沒多久,兩人又就建都之事發生爭論。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此其實是稍有軍事常識的人必定持守的見解,亦是宋太祖當年的看法。呂夷簡卻說:「此仲淹迂闊之論也 (一說仲淹迂闊,務名無實)。」

以往我們曾經指出,呂夷簡是一史學頭腦,主張接受現實,順勢謀利。以汴京為首都經歷那麼多年,箇中實有其道理在,不能輕易質疑。其遂批評仲淹「有事必居洛陽」主張為迂闊,不切實際 (迂闊不是指仲淹真的很迂闊,只是反映呂夷簡不願改變現狀)。

仲淹撰四論 (分別為:<帝王好尚論>、<選賢任能論>、<近名論>、<推委臣下論>) 諷刺時弊,並說:「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言談間頗有向呂夷簡開火的意味。夷簡終於忍耐不住,大怒道:「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北宋「朋黨之爭」由此揭開序幕。范仲淹被罷為饒州知州。

殿中侍御史韓瀆迎合宰相呂夷簡意旨,「請書仲淹朋黨 (列寫仲淹同黨姓名),揭之朝堂 (在朝廷張榜公示)」。一旦成事,恐怕牽連甚廣。

秘書丞余靖因此聲援仲淹:「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遽加貶竄,況前所言者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乎?陛下既優容之矣,臣請追改前命。」

太子中允尹洙自訟與范仲淹是師友,且仲淹推薦過自己,願一同降官貶黜 (「仲淹忠諒有素,臣與之誼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今仲淹以朋黨被罪,臣不可苟免」)。

館閣校勘歐陽修批評諫官高若訥「坐視而不言」:「仲淹剛正,通古今,班行中無比。以非辜逐,君為諫官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廷,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耶!今而後,決知足下非君子」(<與高司諫書>)

三人最後俱被貶官,史稱「景祐朋黨」。

高若訥,史載他「強學善記,自秦、漢以來諸傳記無不該通,尤喜申、韓、管子之書」,乃一擅長史學及法家思想之人物。

尹洙,史載「少與兄源俱以儒學知名」。至於歐陽修,「得唐韓愈遺稿於廢書簏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賾,至忘寢食,必欲並轡絕馳而追與之並......始從尹洙遊,為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遊,為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二人比較崇尚儒學,對現實政治敢於議論,以道抗勢。

驟眼看來,這是一場保守派與改革派之爭,直言極諫者 (范仲淹可視為跟寇準、王曾一脈相承) 與逢迎主上者之爭。然而,細心分析兩派的思想淵源,更準確的講法應該是:史學 (崇尚法家思想) 與儒學 (講究道德義理) 之爭。

史學與儒學之爭,是知識分子團體內部的紛爭 (只有知識分子才會接觸史學、經書和子書),故云「朋黨之爭」。知識分子多少有點自負、矜持,致使黨爭越趨激烈。

黨爭後來甚至影響變法進行,導致北宋國勢日走下坡。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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