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5日 星期二

宋初三先生

後世將胡瑗、孫復、石介合稱「宋初三先生」,以此為理學之先驅。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世稱安定先生。他七歲能文,十三歲通《五經》,慨然有志成為聖賢。隔鄰小孩的父親看見胡瑗,非常驚訝,對胡瑗的父親說:「此子乃偉器,非常兒也!」可惜胡瑗「家貧無以自給」,其於是夥同孫復、石介,前往泰山南麓棲真觀 (道士廟) 苦讀,「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每得家書,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入山澗,不復展,深怕干擾了苦學決心。仁宗景祐元年 (公元 1034 年),胡瑗「以經術教授吳中」。適逢范仲淹出任蘇州知州,聘他為蘇州府學教授,後又為湖州教授,「蘇湖講學」因而展開。

史載「先生倡明正學,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子弟,諸生亦愛敬如父兄。」所謂「倡明正學」,即是宣揚儒家學說。「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看似嚴肅,實則不然,「視諸生如子弟,諸生亦愛敬如父兄」,師生間存有互相關懷之溫情,猶如一家人。正是由於胡瑗獨特的教育態度,使門人多達一千七百餘。錢穆稱他為「近代中國史上第一個偉大的教育家」。

胡瑗訂立「蘇湖教法」,設「經義」、「治事」二齋。「經義」選擇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講明《六經》。「治事」則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攝一事,如治民以安生,講武以禦寇,堰水以利田,算曆以明數。慶曆年間,仁宗把「蘇湖教法」引入太學。嘉祐四年 (公元 1059 年),胡瑗辭世,享年六十七歲。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世稱泰山先生。他「四舉開封府籍進士不第」,遂「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石介對他「躬執弟子禮,師事之」。石介任學官,作《明隱篇》替老師說好話:「孫明復先生畜周、孔之道,非獨善一身,而兼利天下者也。四舉而不得一官,築居泰山之陽,聚徒著書,種竹樹桑,蓋有所待也。古之賢人有隱者,皆避亂世而隱者也。彼所謂隱者,有匹夫之志,守硜硜之節之所為也,聖人之所不與也。先生非隱者也。」范仲淹、富弼認為孫復「有經術,宜在朝廷」,於是推薦他出任秘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

孫復撰有<儒辱>,為辟佛老開出第一槍:

「佛、老之徒橫於中國,彼以死生禍福、虛無報應為事,千萬其端,紿我生民,絕滅仁義,屏棄禮樂,以塗塞天下之耳目。天下之人,愚眾賢寡,懼其死生禍福報應人之若彼也,莫不爭奉而競趨之。觀其相與為群,紛紛擾擾,周乎天下,於是其教與儒齊驅並駕,峙而為三......可怪也!去君臣之禮,絕父子之戚,滅夫婦之義。儒者不以仁義禮樂為心則已,若以為心,得不鳴鼓而攻之乎?」

他在嘉祐二年 (公元 1057 年) 去世。

石介,字守道,奉符人,世稱徂徠先生,師從孫復。天聖八年 (公元 1030 年),他高中進士 (與歐陽修、蔡襄等同年登科),為人「篤學有志尚,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為」。因作《慶曆聖德詩》,斥權臣夏竦為「大奸」,外放濮州通判,未赴任而卒。著有《怪說》三篇,排佛老之餘,批斥晚唐五代以來的文藝輕薄。

胡瑗、孫復俱受范仲淹器重,這是一個志同道合的知識分子團體。他們早年有著類似經歷 (離家刻苦攻讀),且奉儒家經典為行事準繩。他們排斥佛、老,鞭撻浮誇文學,代之以經義、韓愈柳宗元式的質樸古文。針對現實政治之污穢,他們不甘心認命,故有石介斥夏竦、范仲淹指責呂夷簡。藉學術引導政治,竊以為是此一團體努力之方向。

然而,看在呂夷簡、夏竦等人眼裡,范仲淹等於在建立黨羽,危害他們的既得利益。呂夷簡「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的指控,未嘗沒有原因。

有一點必須指出,和周 (敦頤) 張 (載) 二程 (程顥、程頤) 著力經營「心性之學」迥異,宋初知識分子比較看重經學 (如《春秋》)、史學 (歐陽修撰《新唐書》、《新五代史》)。他們文學造詣亦高,寫得一手好文章,決非靠語錄傳世。

[主要參考資料]

1. 黄宗羲、黄百家、全祖望,《宋元學案》。

2. 錢穆,《宋明理學概述》。

3. 脫脫等,《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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