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浚生 1985 年被派到香港工作，四年後即發生「六四事件」。面對中共出動解放軍鎮壓和平示威的北京學生，他同意《文匯報》社論「開天窗」，並親選「痛心疾首」四字，展現出「黨性」以外「人性」一面。不過，他未幾即恢復強硬作風，緊跟黨的步伐。末代港督彭定康提出「三違反」方案，同時希望中英關係保持良好，張毫不客氣狠批彭督：「既要當婊子，又要立貞節牌坊」。
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康民，當年在電視機前為六四屠城流下男兒淚，現在他不時為中共護航，指責年青人不讀歷史，噓國歌混帳。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六四屠城翌日登報「強烈譴責中共」，廿多年後竟呼籲大家積極為國家作出貢獻。他們和張浚生一樣，都展露過剎那「人性」，奈何「黨性」始終凌駕之，繼而吞噬之，結果淪為被極權利用的鏍絲釘。
孟子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就說在人的身上，難道會沒有仁義之心嗎？有些人之所以放失了他的良心，也就像刀斧砍伐樹木一樣，天天砍伐，還能保住良心的繁茂嗎？)」張浚生等共官，乃至所謂親中愛國分子，對此番義理恐怕不甚了了，可惜可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