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1日 星期四

重文輕武

鑒於五代軍人專政,北宋國策帶有「重文輕武」的傾向。

唐代科舉考試有「禮部試」和「吏部試」(又名「釋褐試」。脫去平民粗麻布衣,換上官服,謂之「釋褐」) 之分。士子先通過「禮部試」以取得為官資格,再經「吏部試」授予官職。宋太祖開國,竟規定進士一登第即授官,取得為官資格必定可以任官,此對士子無疑是極大的鼓舞。

宋太祖又立下誓碑,勒令子孫不得殺文官。文官享有「恩蔭」子孫親友的特權。遇有地方節度使死亡或出缺,往往改以文官代之。樞密使 (統帥全國軍政) 一律由文官擔任。結果,「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文教事業開始興盛。

對於行伍出身的軍人,要求他們在手背或臉上刺字。武將不能擔任最高軍職。軍隊用遊民、囚犯充實,旨在壓抑軍人地位,防止篡奪。

「重文輕武」多少革除兵將驕恣的流弊,振興學術文風。不過,無可否認,它同時為新政權積弱埋下伏線。

進士及第就給予官職,致使冗官充斥。「恩蔭」後來發展至蔭門生故吏乃至陌生人。官員人數急增,帶來兩大問題:

(1) 朝廷需給予他們官俸,政府財政開支龐大,跡近入不敷支;

(2) 政府架構重疊,政出多門,互相推卸,行政效率低降。

另外,用文人掌軍政,貽誤戰機不時發生,有損軍隊表現。武人備受歧視,士氣不振,對外作戰,敗多勝少,宋室日後飽受外族侵凌,與此不無關係。

傅樂成《中國通史》有這樣一段評說:「由於宋室信用文人,科舉為世所重,成為士人競趨的對象;相反的,軍人遭受卑視,其素質及社會地位,也因而日益低落;宋代的兵多而弱,與此大有關係。」可視作對「重文輕武」最佳的總結。

東漢班超曾投筆從戎,出使絕域。唐初楊炯《從軍行》甚至揚言:「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重文輕武」在中國歷史上殊非正途,顯而易見,頗有矯枉過正之嫌。

細看學界有關「重文輕武」的研究,漆俠<宋太宗與守內虛外>說:「重文輕武的涵義是,重文事,輕武略,把文臣放在第一位,武將第二位,絲毫不重視養兵這一武事的最根本方面。」其弟子陳峰則將「重文輕武」修正為「崇文抑武」,覺得這才貼近史實。Peter Lorge 更質疑「重文輕武」四字最早見於當代史家方豪的《宋史》,換句話說,宋代從來沒有「重文輕武」政策。

眾說紛紜背後,反映「重文輕武」確實是研治宋史一大關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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