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訪錄》有＜原君＞篇，其中說：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去之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
古今不少國家的統治者 (包括 689 ) 皆具有強烈的權力慾、自私心。這彷彿是理所當然的事。然而，梨洲對此並不認同。梨洲認為，理想的統治者應該「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梨洲的說話，簡直是對當今統治者的醜態來個當頭棒喝！
梨洲續道：
後之為人君者......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始而慙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
這番說話雖旨在批評三代 (指夏、商、周三個朝代) 以下的君主，但它同時適用於今天的香港。
試觀 689 極力譴責佔領人士破壞「法治」，且借法庭「過橋」來促成「差佬」進行武力清場，其果真無私為香港付出乎？抑或是為保祿位，不得不然？ 689 協助中共滅亡香港，利用「破壞法治」、「擾亂民生」、「影響社會安寧」種種堂而皇之的藉口，以討好「阿爺」(即中共)，從而保存自己的官位、俸祿，這正是梨洲所說的「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中國二千五百年的政壇大患，梨洲百多年前已經道破，奈何港人愚昧無知，竟重蹈覆轍，令人慨嘆！
《待訪錄》又有＜原臣＞篇，其中論及為人臣者應有之態度：
有人焉，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以事其君，可謂之臣乎？曰：否。殺其身以事其君，可謂之臣乎？曰：否。夫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資於事父也。殺其身者，無私之極則也，而猶不足以當之，則臣道如何而後可？曰：緣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羣工。故我之出而仕也，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吾以天下萬民起見，非其道，即君以形聲強我，未之敢從也，況於無形無聲乎！非其道，即立身於其朝，未之敢許也，況於殺其身乎！不然，而以君之一身一姓起見，君有無形無聲之嗜慾，吾從而視之聽之，此宦官宮妾之心也。君為己死而為己亡，吾從而死之亡之，此其私暱者之事也。是乃臣不臣之辨也。
梨洲指出，為人臣者不應只懂得揣摩上意 (所謂「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以事其君」)，也不應「臨危一死報君王」(顏習齋語)，而應該為天下萬民出力、辦事。這是何等精闢的見解！
今天的林鄭、袁國強、曾俊華、葉劉、建制派諸位議員，經常從「阿爺」的角度思考問題，「視於無形，聽於無聲」，這乃「宦官宮妾之心」，乃徹頭徹尾的奴性。香港欠缺能為天下萬民出力的政黨、官僚團隊，這正是「雨傘革命」持續不斷的主要原因。
＜原法＞篇乃《待訪錄》的第三篇文字。其中，梨洲強調了「藏富於民」的重要，與曾俊華的「守財奴」哲學恰好成一鮮明的對比。他說：
三代之法，藏天下於天下者也......貴不在朝廷也，賤不在草莽也......後世之法，藏天下於筐篋者也，利不欲其遺於下，福必欲其斂於上。
梨洲於＜原學＞篇更指出：學校的功能不僅在於「養士」，還在於為天下樹立是非對錯的標準，以檢核、監督統治者的一言一行。
學校，所以養士也。然古之聖王，其意不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而後設學校之意始備......蓋使朝廷之上，閭閻之細，漸摩濡染，莫不有詩書寬大之氣，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學校。是故養士為學校之一事，而學校不僅為養士而設也。
他又高度讚揚東漢、北宋士人的「不平則鳴」：
東漢太學三萬人，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公卿避其貶議；宋諸生伏闕搥鼓，請起李綱；三代遺風，惟此猶為相近。使當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為非是，將見盜賊姦邪懾心於正氣霜雪之下，君安而國可保也。
倘若梨洲處身於今天的旺角，眼見差佬著了魔似的對爭取「真普選」的學生揮棍毒打，不知他將作何感想？
鑑古足以知今，通經足以致用。香港現在的苦難，多少是當政者遺忘老祖宗的教訓所致。要消解這一困境，關鍵在於：
(1) 重新發掘中國傳統政治的智慧
(2) 接通西方悠久的政治哲學傳統
透過重讀黃梨洲的文字，再比較一下英國哲學家洛克對「社會契約論」的看法 (據說學術界早已有人比較黃梨洲、洛克的政治思想)，我們或許更能看清港共政權的非法性質，從而肯定「勇武抗爭」、「暴力革命」才是香港唯一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