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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朋園＜梁啟超在民國初年的師友關係＞：
梁啟超與康有為在政治上的結合，由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除了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三年，因梁之提倡革命與康氏有所不和外，大體上他們是一致的。尤其是梁棄民主革命而君主立憲以後，師徒唱合，搭配得天衣無縫。甚至於到了武昌革命發生，仍與康互相呼應，要求中國採行英國的立憲政體。故在清季，康梁相提併論，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康、梁到了民國，已非復一個集團。
據此可知梁啟超 1911 年＜新中國建設問題＞對「虛君共和」的理解，該跟康有為的相差不遠。
惟梁啟超進入民國後逐漸不信這一套，跟康有為亦漸行漸遠。細緻言之，梁啟超已對滿清皇族、官員徹底失望，不想再為實現一抽象的政治理念而不斷與虎謀皮。＜新中國建設問題＞有以下一段文字：
然則中國亦可行此制乎？曰：嗚呼！吾中國大不幸，乃三百年間戴異族為君主，久施虐政，屢失信於民，逮於今日，而今此事殆成絕望，貽我國民以極難解決之一問題也。吾十餘年來，日夜竭其力所能逮，以與惡政治奮鬥，而皇室實為惡政治所從出。於是皇室乃大憾我，所以僇辱窘逐之者，無所不用其極。雖然，吾之奮鬥，猶專向政府，而不肯以皇室為射鵠，國中一部分人士，或以吾為有所畏，有所媚，訕笑之，辱罵之，而吾不改吾度。蓋吾疇昔確信美法之民主共和制，決不適於中國，欲躋國於治安，宜效英之存虛君，而事勢之最順者，似莫如就現皇統而虛存之。十年來之所以慎於發言，意即在是。吾行吾所信，故知我罪我，俱非所計也。雖然，吾蓋誤矣。今之皇室，乃飲酖以祈速死，甘自取亡，而更貽我中國以難題。使彼數年以來，稍有分毫交讓精神，稍能布誠以待吾民，使所謂 (十九條信條) 者，能於一年數月前發布其一二，則吾民雖長戴此裝飾品，視之如希臘、那威等國之迎立異族耳，吾知吾民當不屑齦齦與較者。而無如始終不寤，直至人心盡去，舉國皆敵，然後迫於要盟，以冀偷活，而既晚矣。夫國家之建設組織，必以民眾意向為歸。民之所厭，雖與之天下，豈能一朝居。嗚呼，以萬國經驗最良之虛君共和制，吾國民熟知之，而今日殆無道以適用之，誰之罪也？是真可為長太息也！
結合張朋園這段分析，更能見出梁之心境：
清帝遜位前夕，康曾致梁一函……梁氏作答，表示決不再為「虛君共和」這一個緣木求魚的想法去與袁世凱、北方軍人及各省督撫周旋，更不屑與那些羊狠狼貪的滿清親貴相合作。他勸康改變態度，擁護共和……如若不然，「趨舍異路，愴悢何言！」只好各行其是。在這封向未公開的親筆函中，梁氏的表示是十分嚴肅的。
大體梁啟超的性格是史學底，講究現實可能性，因時制宜。康有為卻是哲學底，著重對理念的堅持與信守，排除萬難以圖實現。此一分歧，在梁啟超自著的《清代學術概論》尤其能夠反映：
有為之為人也，萬事純任主觀，自信力極強，而持之極毅。其對於客觀的事實，或竟蔑視，或必欲強之以從我。其在事業上也有然，其在學問上也亦有然；其所以自成家數崛起一時者以此，其所以不能立健實之基礎者亦以此。
啟超與康有為最相反之一點，有為太有成見，啟超太無成見。其應事也有然，去治學也亦有然。有為常言：「吾學三十歲已成，此後不復有進，亦不必求進。」啟超不然，常自覺其學未成，且憂其不成，數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
性格、治學方式的差異，令梁啟超放棄虛君共和想法，轉變為積極擁護民國。加上維新派內部有聲音勸梁「各樹一幟，各行其是」，堅決反對民主共和亦可能令梁不能與民國政權接近，無法回國組織政黨，長遠而言不能在國內政治佔有一分勢力，「他日將無吾輩跕足地矣！」師徒二人終於分道揚鑣。
太子楊勇早年「總統舊齊之地」，其與舊北齊勳貴該有某種聯繫。事實上，隋文帝欲徙齊地百姓「北實邊塞」，楊勇立刻上書諫止，為齊地百姓講說話，避免其受勞擾，太行山以東似是楊勇勢力所在，而非關中地區。
楊勇在開皇元年 (公元 581 年) 被立為皇太子，隋文帝這麼早冊立他，很大可能是汲取歷朝教訓，意圖避免帝位繼承所引起的骨肉相殘。觀乎「朕傍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若前代多諸內寵，孽子忿諍，為亡國之道邪」，繼承人一早已定，加上「五子同母」，隋文帝確有自信將來不會出現骨肉相殘。「軍國政事及尚書奏死罪已下，皆令勇參決之」，可知楊勇已獲安排做帝位接班的工作。
不過，楊勇為人處事頗迥異於代北武川鎮一貫胡化及尚武的作風，其「頗好學，解屬詞賦……引明克讓、姚察、陸開明等為之賓友」。明克讓，字弘道，父親明山賓，是南方梁朝的侍中。克讓「少好儒雅，善談論，博涉書史，所覽將萬卷。《三禮》禮論，尤所研精」，換言之，他是一儒生。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吳太常卿姚信九世孫，「幼有至性，六歲誦書萬餘言。不好戲弄，勵精學業，十二能屬文」，然則他也是讀書人。至於陸開明，北齊滅亡後，隨北周武帝西行入長安，屬北齊舊臣。楊勇愛好文學，且與南朝遺臣之後、北齊前官員過從甚密，其不得關隴武將歡心，可以想像。
尤其甚者，楊勇「性寬仁和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簡單講，就是率性而為，全無機心。他喜歡蜀鎧 (筒袖鎧甲，三國至南北朝初期普遍使用，相傳是諸葛亮發明，故名「蜀鎧」)，為之添以紋彩修飾，令其更美觀，卻未有考慮父親「居處服玩，務存節儉」，結果做法惹起文帝不悅，予以告誡。這是太子與皇帝首次出現分歧。值得注意是，史書載有「恐致奢侈之漸」，隋文帝擔心楊勇襲有北魏漢化後貴族奢靡之風，在他看來，貴族習氣必致亡國 (文帝曰：「歷觀前代帝王，未有奢華而得長久者」)，不得不予以警惕，此一層，楊勇似乎懵然不知。
「今以刀子賜汝，宜識我心」，文帝賜刀給楊勇，正是要提醒兒子對漢化要有底線，勿忘記代北武川鎮，勿忘記「馬上得天下」。奈何太子羽翼漸豐，隱然有僭越文帝的架勢，「百官朝勇，勇張樂受賀。高祖知之，問朝臣曰：『近聞至節，內外百官，相率朝東宮，是何禮也？』太常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宮是賀，不得言朝。』高祖曰：『改節稱賀，正可三數十人，逐情各去。何因有司徵召，一時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東宮如此，殊乖禮制。』……自此恩寵始衰，漸生疑阻。」
高熲深得文帝信任，文帝曾稱讚「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可是，在楊勇和文帝之間，高熲竟站到楊勇一邊，「時高祖令選宗衛侍官，以入上臺宿衛。高熲奏稱，若盡取強者，恐東宮宿衛太劣。高祖作色曰：『我有時行動，宿衛須得雄毅。太子毓德東宮，左右何須強武？此極敝法，甚非我意。如我商量，恒於交番之日，分向東宮上下，團伍不別，豈非好事？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蓋疑高熲男尚勇女，形於此言，以防之也」。
誠然，高熲與楊勇是姻親，高熲之子是楊勇的女婿，楊勇又是儲君，高熲維護楊勇的利益，在所難免。但是，看在文帝眼裡，高熲所奏，等於自白是楊勇陣營的人，而且設法阻止他削弱「東宮宿衛」的武力。「太子毓德東宮，左右何須強武？此極敝法，甚非我意……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據此，文帝對高熲已甚為不滿，這自然和楊勇「太子黨」勢力過大有關。
獨孤皇后意見能左右隋文帝，她如何看楊勇？「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稱嬖幸，禮匹於嫡。勇妃元氏無寵，嘗遇心疾，二日而薨。獻皇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自是雲昭訓專擅內政，后彌不平，頗遣人伺察，求勇罪過。」首先，獨孤皇后不喜歡看見人納妾，偏偏楊勇「多內寵」，此已是一致命傷。其次，楊勇嫡妻元妃，乃獨孤皇后親自選定，楊勇不加珍惜，反而迷戀雲昭訓。這裡元妃及雲昭訓的出身亦須一提。元妃出身，據次子楊廣取蘭陵蕭氏為妃推斷，其必是名門之後，為鮮卑貴族之女 (魏孝文漢化，拓跋改姓元)。雲昭訓父親雲定興，僅為一巧手工匠，身份卑賤。獨孤后不喜雲昭訓，更多是從家世背景、皇族血裔上考慮。有傳元妃暴斃是楊勇和雲昭訓下的毒手，獨孤皇后知悉，遂加倍痛恨楊勇。
隋朝承北周而來，北周脫胎自西魏，當初隨宇文泰入關中者，普遍厭惡漢化。文帝雖借漢人支持篡周自立，但他仍未有徹底的漢化，朝中也有相當數量不接受漢化的關隴武將。楊勇一面倒向漢文化靠攏，不喜鮮卑貴族之女，行事又雜有漢人的奢侈，一旦為帝，隨時打破當初的平衡，而令新生政權走向分裂。阻止楊勇勢力發展刻不容緩，廢太子勢在必行，剩下的問題是：誰有資格取代楊勇成為太子？楊廣於是被看中。
[主要參考資料]
1. 魏徵等，《隋書．楊勇傳》
2. 魏徵等，《隋書．明克讓傳》
3. 李延壽，《南史．姚察傳》
4. 李延壽，《北史．陽尼傳》
5. 魏徵等，《隋書．高熲傳》
6. 魏徵等，《隋書．雲定興傳》
7. 魏徵等，《隋書．高祖紀下》
戊戌政變後，康有為在英國庇護下流亡海外。他開始倡議「虛君共和」的政治構想，獲弟子梁啟超等人加以傳揚、闡發。
關於「虛君共和」的由來，竊以為受英國當時政制啟發，羅久蓉說：「(康) 主張效行英國之君主立憲共和體制，但亦自知不可行。」(＜康有為的歷史觀及其對時局與傳統的看法＞) 可以為證。而「虛君共和」的具體意思，梁啟超在 1911 年 11 月發表的＜新中國建設問題＞說得最清楚：
虛戴君主之共和政體，英國是也。英人恆自稱為大不列顛合眾王國 (Great British United Kingdom)，或自稱為共和王國 (Public Kingdom)。其名稱與美無異。淺人驟聞之，或且訝為不詞，不知英之有王，不過以為裝飾品，無絲毫實權，號為神聖，等於偶像。故論政體者，恆以英編入共和之一種。其後比利時本此意編為成文憲法，歐洲各小邦多效之。故今日歐洲各國什九皆屬虛戴君主之共和政體也。今省名曰虛君共和制。
康有為解釋：
君主既為虛君，政權當歸內閣，實行責任內閣制，對國會負責任。(伍憲子《丁巳復辟真相》，轉引自沈雲龍《康有為評傳》)
扼要言之，「虛君」是指君主並無任何權力，只是為凝聚團結民心而設。行政權歸內閣，由國會多數黨組成，向國會負責。反對黨 (未能執政的政黨) 監察內閣整體施政表現。國會由民選產生。
康有為揚言「吾主張虛君共和，非為滿清，為中國也」(伍憲子《丁巳復辟真相》)，事實上，「康某講立憲，講共和，不為大清皇室着想，仍是革命黨口脗耳」(沈雲龍《康有為評傳》)。「虛君共和」更多是康有為所探尋出的一個救中國的可能方案，「保皇」亦非單純地忠心於光緒帝。
按照康氏意見，1911 年的辛亥革命，是「時未至而行民主、平等之治」，變亂勢所難免。由於中國地大人眾，暴力革命必然導致群雄割據，爭鬥不休。外國列強覬覦中國領土，坐收漁人之利。勉強比擬，中國將會出現比法國大革命後更惡劣的政治亂局，後果不堪設想 (康有為＜中國以何方救危論＞)。此番論調，跟同時期的楊度，可謂如出一轍。
要有良政善治，國家先不能亂。康有為相信，虛君制更能避免國務院與總統府的衝突，也可消弭因爭奪總統之位而起的軍事衝突。
民國六年 (1917 年) 7 月 1 日，張勛率領軍隊入北京，擁立 12 歲的前清皇帝溥儀復辟，歷時十二日，後因段祺瑞出兵討伐而失敗。《清史稿・康有為傳》：
張勛復闢，以有為為弼德院副院長。勛議行君主立憲，有為仍主虛君共和。事變，有為避美國使館，旋脫歸上海。
值得注意是張勛、康有為的政治主張並不相同。張沿襲晚清五大臣、于式枚、楊度、袁世凱 (可稱為「在朝派」) 一脈，主張落實德國、日本的君主立憲，完成前清未竟之業。康有為則堅持英國式的「虛君共和」，「虛君」的「君」，不一定是清朝皇族後人，也可以由孔子後代擔任此一「無事無權」的職位。後人每謂康有為提倡孔教是迂腐，豈知此乃其「虛君共和」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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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度認為，民國成立以來，全賴袁世凱的威望與影響力，以維繫人心，令國家不至於亂。惟袁氏去後，似無政治人物具有同等威望與影響力。按照總統制，不同利益集團皆可推舉候選人，屆時軍人游士、海外革命黨、清皇室宗社一派互相競爭，「此聯彼抗，紛擾複雜，海內鼎沸，不可終日」。懷有野心的歐美列強乘機介入，縱橫各派之間，挑撥擁戴，以助其亂，結果政局只會越來越紛亂，不可收拾。列強之間各不相讓，兵戎相見，中國隨時淪為戰場。
一旦中國爆發戰亂，要麼被列強瓜分，要麼列強代平內亂。中國領土被瓜分，亡國自屬必然。即使列強代平內亂，亂事平息後，其扶植一傀儡作為統治者，中國一切內政、外交、財政、軍事權力， 掌於外人之手，鐵路、礦產、實業的擁有權，盡屬他人。中國至此，亦名存實亡。要避免中國滅亡、中國人淪為他人之奴隸，共和制必須廢棄，代之以君主立憲。
取消總統，改行君主，可免戰亂，計其原因有四：
(1) 大總統的位置容許不同派別的人競爭，君主之位卻不容競爭，「競爭大總統，不為罪惡，競爭君主，乃為大逆 (即在道德上受譴責)」。故此，共和改選，必生亂象，君主嗣位，決無群起而爭。繼任大總統敵多而嗣位之君主敵少。
(2) 君主即位，開國諸臣，跟皇室利害與共，其精神奮發團結，必較總統制更甚，功臣舊人，分掌內外，勢力遍於朝野，其力足以擁衞新君，繼位之君主敵少而助多，不如繼任之大總統敵多而助少。
(3) 大總統位置獲得與否，以競爭者的資格勢力決定。若無一人資格勢力高出全國之上，彼此皆有比較資格比較勢力之心，很易挑起爭端。比觀之下，君主之位繼承純靠血緣，將相資格雖高，卻不敢生起競爭比較之心。
(4) 大總統只能以專制消弭永久之亂，君主推行憲政可以令民眾歸心，感恩戴德。
清末立憲所以失敗，在於清室只「懸立憲之虛名」。楊度指出，袁世凱被迫歸隱後，以醇親王載灃為首的滿洲皇族，只知「一面懸立憲之假名，為消極之對付，一面與皇族以實柄，為積極之進行」，汲汲於維護滿族利益，最終是招致革命之實禍，激化革命浪潮。他說：
皇族怙權弄法，賄賂公行，凡其所行，無一不與憲政相反，人民請開國會無望也，人民請廢皇族無效也，立憲黨政策不行，失信用於全國，於是革命黨代之而起，滔滔進行，所至無阻……果也武昌一呼，全國響應，軍隊為其主力，而各省諮議局議員和之，議員中以立憲黨為多，至此亦不能不贊成革命矣。清室直至此時始去皇族內閣，頒佈十九信條，亦既晚矣，不可及矣。
又說：
故終清之世，並未成立憲法，更無憲政利弊可言，僅設資政院、諮議局等，以為之基。然以皇族所為，無異命之為革命機關。
至於民國憲政，不過藉立憲之手法，達革命之目的。南京政府時代的約法，尚在情理之中，及至參議院北移，臨時加入內閣制及種種限制政府條文，國會即據此束縛政府一切行動。革命黨人只是借立憲削減政府權力，使之不能統一全國，以為革命作預備。而歸根究底，革命黨能借約法以預備革命，又跟實行共和政體有關。共和講究民權，革命黨人遂挾民意向政府施壓。
按照楊度意見，他朝中國施行君主立憲，必須講究正當、誠實。所謂「正當」，是捨棄英國的「虛君共和」(康有為的主張) 而採取普魯士、日本的君主立憲。他說：
以中國程度而論，決不能取法英國，非僅我國為然，世界君主國，未有敢較英者也。我國改為君主以後，其憲法宜取法普日之間……君主既有大權，又無蔑視民權之弊，施之今日中國，實為至宜。
又說：
採用者，乃普魯士、日本兩憲法，合參而酌取之，以求合於我國程度，而成立憲法之手續，則取法普魯士而略變通之，以求合於我國時勢。
所謂「誠實」，就是不要欺騙人民，要敢於給予人民適宜之權利。人民權利，寧可與少，不可欺民。若人民他日嫌權利太少，大可要求加多，政府因應需要稍作增加，未嘗不可。總勝過白紙黑字寫好，視作具文，卻無實行之意，人民以為政府欺騙他們，生起怨毒，要解決就不容易了。
開皇二年 (公元 582 年)，隋文帝下令興建新都大興城，這亦即是唐代的長安城，《舊唐書卷三十八．地理一》：
京師，秦之咸陽，漢之長安也。隋開皇二年，自漢長安故城東南移二十里置新都，今京師是也。
關於這座新城興建的原因，清人顧祖禹說：
漢之盛時，宮殿臺觀，高下羅列，千有餘區。及王莽更壞，赤眉殘破，西京宮闕，半為禾黍。又變亂迭乘，氐羌竊據，以及西魏後周之際，雖數有增飾，而前規未逮。隋開皇二年，以故都制度狹小，歷年既久，宮宇朽蠹，乃議遷都於故城之東南十三里。 (《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三．陜西二》)
簡單講，從新朝王莽至北周，漢長安城飽受戰火摧殘，宮闕用木材建成，或為火所焚毀，或隨時日朽腐而被蟲蝕，加上規模狹小，承受不住大量人口，遂有另建新城的必要。
舊長安城還有一個大問題，即水污染極為嚴重。《隋書．庾季才傳》：
高祖將遷都，夜與高熲、蘇威二人定議，季才旦而奏曰：「……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陛下協天人之心，為遷徙之計。」
司馬光《資治通鑑》注解「水皆鹹鹵」：
京都地大人眾，加以歲久壅底，墊隘穢惡，聚而不泄，則水多鹹鹵。
由於生活垃圾、人畜糞便滲入地下，發生複雜的化學反應，令食水帶有苦、澀、鹹的味道，百姓多以水井取水，不能不受影響。隋文帝考慮種種因素，遂決定營建大興城。
命名「大興」，據《太平御覽．州郡部二．敍京都下》引《兩京記》：
隋文初封大興公，及登極，縣門園池多取其名。
新城在龍首原的黃土台地上建築。奉命主持是項工程的大臣為宇文愷。
宇文愷是西魏十二大將軍之一宇文貴之子，屬鮮卑族。《隋書．宇文愷傳》記
愷獨好學，博覽書記，解屬文，多伎藝。
換言之，他不是純粹的武人，而是有學問知識，尤其是關於建築工藝方面。隋文帝營建新城，
上以愷有巧思，詔領營新都副監。高熲雖總大綱，凡所規畫，皆出於愷。(同上)
據此，謂宇文愷是大興城的總設計師亦未嘗不可。他後來還參與廣通渠的建造，見
決渭水達河，以通運漕，詔愷總督其事。(同上)
詔宇文愷鑿渠引渭，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廣通渠，漕運通利。(《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二．陜西一》)
早在西漢武帝時，便曾令齊人水工徐伯表發卒數萬人挖通漕渠。
鄭當時為大司農，言「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上，度六月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遭，度可令三月罷；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此捐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上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矣。(《漢書．溝洫志》)
開啟利用漕渠運關東米糧接濟關中的先河。
至隋文帝，因大興城為新城，先在
隋開皇元年，詔郭衍開漕渠，引渭水經大興城北，東至潼關，漕運四百餘里，關中賴之，名富人渠。(《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二．陜西一》)
再因「渭水多沙，深淺不常，漕者苦之」(《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二．陜西一》)，安排宇文愷鑿廣通渠。廣通渠自大興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漢代漕渠故道而東，至潼關入黃河，長三百餘里。水到渠成，自此關東糧食源源不絕運到大興城，令「以關隴地域為本位」的政策更加鞏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