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度認為，民國成立以來，全賴袁世凱的威望與影響力，以維繫人心，令國家不至於亂。惟袁氏去後，似無政治人物具有同等威望與影響力。按照總統制，不同利益集團皆可推舉候選人，屆時軍人游士、海外革命黨、清皇室宗社一派互相競爭，「此聯彼抗，紛擾複雜，海內鼎沸，不可終日」。懷有野心的歐美列強乘機介入，縱橫各派之間，挑撥擁戴，以助其亂，結果政局只會越來越紛亂，不可收拾。列強之間各不相讓，兵戎相見，中國隨時淪為戰場。
一旦中國爆發戰亂，要麼被列強瓜分，要麼列強代平內亂。中國領土被瓜分，亡國自屬必然。即使列強代平內亂，亂事平息後，其扶植一傀儡作為統治者，中國一切內政、外交、財政、軍事權力， 掌於外人之手，鐵路、礦產、實業的擁有權，盡屬他人。中國至此，亦名存實亡。要避免中國滅亡、中國人淪為他人之奴隸，共和制必須廢棄，代之以君主立憲。
取消總統，改行君主，可免戰亂，計其原因有四：
(1) 大總統的位置容許不同派別的人競爭，君主之位卻不容競爭，「競爭大總統，不為罪惡，競爭君主，乃為大逆 (即在道德上受譴責)」。故此，共和改選，必生亂象，君主嗣位，決無群起而爭。繼任大總統敵多而嗣位之君主敵少。
(2) 君主即位，開國諸臣，跟皇室利害與共，其精神奮發團結，必較總統制更甚，功臣舊人，分掌內外，勢力遍於朝野，其力足以擁衞新君，繼位之君主敵少而助多，不如繼任之大總統敵多而助少。
(3) 大總統位置獲得與否，以競爭者的資格勢力決定。若無一人資格勢力高出全國之上，彼此皆有比較資格比較勢力之心，很易挑起爭端。比觀之下，君主之位繼承純靠血緣，將相資格雖高，卻不敢生起競爭比較之心。
(4) 大總統只能以專制消弭永久之亂，君主推行憲政可以令民眾歸心，感恩戴德。
清末立憲所以失敗，在於清室只「懸立憲之虛名」。楊度指出，袁世凱被迫歸隱後，以醇親王載灃為首的滿洲皇族，只知「一面懸立憲之假名，為消極之對付，一面與皇族以實柄，為積極之進行」，汲汲於維護滿族利益，最終是招致革命之實禍，激化革命浪潮。他說：
皇族怙權弄法，賄賂公行，凡其所行，無一不與憲政相反，人民請開國會無望也，人民請廢皇族無效也，立憲黨政策不行，失信用於全國，於是革命黨代之而起，滔滔進行，所至無阻……果也武昌一呼，全國響應，軍隊為其主力，而各省諮議局議員和之，議員中以立憲黨為多，至此亦不能不贊成革命矣。清室直至此時始去皇族內閣，頒佈十九信條，亦既晚矣，不可及矣。
又說：
故終清之世，並未成立憲法，更無憲政利弊可言，僅設資政院、諮議局等，以為之基。然以皇族所為，無異命之為革命機關。
至於民國憲政，不過藉立憲之手法，達革命之目的。南京政府時代的約法，尚在情理之中，及至參議院北移，臨時加入內閣制及種種限制政府條文，國會即據此束縛政府一切行動。革命黨人只是借立憲削減政府權力，使之不能統一全國，以為革命作預備。而歸根究底，革命黨能借約法以預備革命，又跟實行共和政體有關。共和講究民權，革命黨人遂挾民意向政府施壓。
按照楊度意見，他朝中國施行君主立憲，必須講究正當、誠實。所謂「正當」，是捨棄英國的「虛君共和」(康有為的主張) 而採取普魯士、日本的君主立憲。他說：
以中國程度而論，決不能取法英國，非僅我國為然，世界君主國，未有敢較英者也。我國改為君主以後，其憲法宜取法普日之間……君主既有大權，又無蔑視民權之弊，施之今日中國，實為至宜。
又說：
採用者，乃普魯士、日本兩憲法，合參而酌取之，以求合於我國程度，而成立憲法之手續，則取法普魯士而略變通之，以求合於我國時勢。
所謂「誠實」，就是不要欺騙人民，要敢於給予人民適宜之權利。人民權利，寧可與少，不可欺民。若人民他日嫌權利太少，大可要求加多，政府因應需要稍作增加，未嘗不可。總勝過白紙黑字寫好，視作具文，卻無實行之意，人民以為政府欺騙他們，生起怨毒，要解決就不容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