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史記．李斯列傳》，周青臣、淳于越雖同為博士官，但從「頌始皇威德」，以及李斯出面力挺，周青臣顯然代表博士官中親始皇之意識形態者。比觀之下，推崇殷周封建，主張「師古」，淳于越分明是儒家立場。始皇終「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使天下無以古非今」，這是取儒家而代之，然則始皇之意識形態為何？由「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見《史記．老莊申韓列傳》)，可知韓非之法家乃始皇所篤信，以法代儒亦不過是韓非「儒以文亂法」的偏見的體現。
淳于越來自齊地。《史記．田敬仲完世家》：
十八年，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
《說苑．尊賢》:
於是博士淳于髡仰天大笑而不應。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按此三條，可知
(1) 齊國的博士，又稱稷下學士、稷下先生，專指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等七十六人；
(2) 齊國的博士備受君主重視，「皆賜列第」；
(3) 博士不參與實務，只發表政治層面的議論，著書立說，利用文字影響時局。
桓寬《鹽鐵論》＜論儒＞：
齊宣王褒儒尊學，孟軻、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蓋齊稷下先生千有餘人。
這條文字非常重要，點出齊國博士與先秦儒學關係密切。
齊國博士有七十六人，郭永吉言：
「六」恐怕是「二人」的誤合，由於不辭，才又加一「人」字，因在《新序》卷二＜雜事二＞中記載的是「七十二人」。(＜先秦至西漢博士論考 – 兼論博士與儒的關係＞)
有趣的是，《史記．孔子世家》有
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錢穆因此推斷
齊國稷下先生七十人，秦博士官員額亦七十。此因孔子擁有七十弟子，故齊王秦帝亦定此數為員額。(＜中國教育制度與教育思想＞，收《國史新論》)
錢氏猜測是否屬實，可以存疑，但應該肯定的是，齊國博士官制度與儒學確有淵源。
論國事，卻不任職，錢穆說：
博士官雖受政府祿養，但不負實際政治責任，只備顧問，供參議，而同時得收納弟子，仍不失其為一學者傳播學術之身份。(前引文)
可是，秦統一後，博士被納入政府體系中，成為君主正式的僚屬，其再沒有較大的活動空間。部份博士因此選擇靠攏君主，以君主的意見是從，如周青臣。淳于越則因出身齊國，由齊國稷下先生的傳統走過來，故仍敢於直言極諫，意見又以孔孟儒學為依歸。
有謂秦朝只有暴政，觀乎始皇吸納齊國博士官制度，並容得下淳于越一類人物，答案不言而喻。至少在秦始皇剛統一不久，他的確是有意「尊重學術尊重學者」(錢穆語)。奈何隨著時日推移，爭議之聲不絕，尤其動搖到秦國一些基本國策 (如推行縣制，始於商鞅變法)，始皇於是不得不收緊。
「焚書」是第一步，「坑儒」是第二步，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有以下一段：
細看這一大段，可知秦始皇所坑殺的四百六十餘人，乃是一班望星氣、求仙藥的方士 (《史記．儒林列傳》也說：「秦之季世坑術士」)。
堅持只有方士被坑殺。然而，辛德勇指出：
我們看《史記．秦始皇本紀》的下文，在數落完這些方術士的忘恩負義之事，並特別指出「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之後，秦始皇卻話鋒一轉，把矛頭指向了跟這幫騙子毫無關係的儒生頭上，即謂「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訞言以亂黔首」。
參看下文長公子扶蘇所說「諸生皆誦法孔子」這句話，我們可以毫無疑義地認定，這「諸生」也就是「眾儒生」。(＜秦始皇與儒學＞)
《史記．儒林列傳》復有
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阬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
如果始皇只坑方士，「魯諸儒」必不至於「持孔氏之禮器」加入以陳勝為代表的反秦行列。他們痛恨始皇，必跟始皇懲治儒生有關。胡適所言未必是歷史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