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馮道無恥始於歐陽修《新五代史》
中學教科書每稱馮道歷仕五朝八姓十一帝 (「五朝」指後唐、後晉、契丹、後漢、後周，「十一帝」指後唐莊宗、後唐明宗、後唐閔帝、後唐末帝、後晉高祖、後晉出帝、耶律德光、後漢高祖、後漢隱帝、後周太祖、後周世宗) 而不以為恥，還自號「長樂老」，對其人格加以貶損。
翻查史籍，對馮道作負面評價者，首為歐陽修編的《新五代史》。《新五代史・馮道傳》開首就是一番批評：
……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
……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按照歐陽修的意思，馮道不潔身自愛，無廉恥地偷生，不講風骨氣節，實開一代之壞風氣。
歐陽為北宋時期人，稍後南宋朱熹評價馮道，仍是傾向負面，他說：
鄉原者，為他做得好，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真鄉原也。本朝范質，人謂其好宰相，只是欠為世宗一死爾。如范質之徒，卻最敬馮道輩，雖蘇子由議論亦未免此。本朝忠義之風，卻是自范文正公作成起來也。(《朱子語類・論語二十九》)
認為馮道言行不足以開忠義的風氣。
錢穆《宋明理學概述》把歐陽修置於范仲淹 (即朱子口中的「范文正公」) 之下，同為「宋學」初興的代表人物。「宋學」的精神，一言以蔽之，便是著重教育以開新風氣，最終達至移風易俗，「宋學」其中一支即為理學 (廣義的理學，包括程朱陸王)。
歐陽修、朱子站在「宋學」的立場攻擊馮道，自有其道理。然而，回到客觀史實，回到更寬廣的涵蓋漢唐儒的儒學傳統，馮道果真是不及格的儒者？似又不然。今且以新舊《五代史》為據，勾勒出馮道的儒者風範，從而證明歐陽、朱看法只屬主觀偏見。
《舊五代史》對馮道事跡的記載
《舊五代史》依靠五代時期的各種實錄和范質的《五代通錄》編纂而成，保留了本朝人的語氣，而無既定價值立場。透過當中記載，當可發掘馮道真實的一面。
其後四十九年，帝破梁軍於柏鄉，平定趙、魏，至是即位於鄴宮……以河東掌書記馮道為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舊五代史・莊宗紀三》)
「掌書記」全名節度掌書記，類似漢代至南北朝時期的「記室參軍」。「記室參軍」專門掌管軍隊裡的文書起草、記錄表章等重要工作。馮道是以識字及擅長文書見用於李存勗，傾向實務性、應用型，而非純儒。
乙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知制誥馮道，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趙鳳，俱以本官充端明殿學士。端明之職，自此始也。(《舊五代史・明宗紀二》)
《五代會要》注釋：
明宗初登位，四方書奏，多令樞密使安重誨讀之，不曉文義。於是孔循獻議，因唐室侍讀之號，即創端明學士之名，命馮道等為之。
後唐明宗李嗣源是軍人出身，權臣安重誨又學問粗淺，不懂文辭深意，凡此種種，為馮道帶來機會。馮道當時已是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知制誥，充端明殿學士，由記室參軍進入中央權力核心，跟武人專政的整體氛圍分不開。
居數日，帝延宰臣於元德殿，言及民事，馮道奏曰：「莊宗末年，不撫軍民，惑於聲樂，遂致人怨國亂。陛下自膺人望，歲時豐稔，亦淳化所致也。更顧居安思危。」帝然之。(《舊五代史・明宗紀四》)
此馮道以李存勗不體恤軍民，終致人心怨望，天下大亂，勸李嗣源須留心民情，著重農業生產，居安思危。以歷史經驗教訓指引統治者實行良好管治，這是儒者的慣常作風。
丙子，帝謂宰臣曰：「時雪未降，如何？」馮道曰：「陛下恭行儉德，憂及蒸民，上合天心，必有春澤。」是夜，降雪。(《舊五代史・明宗紀七》)
自西漢董仲舒起，儒者喜歡以天意窒君威，徐復觀在＜先秦儒家思想的轉折及天的哲學的完成–董仲舒《春秋繁露》的研究＞指出：
大一統專制皇帝的喜怒哀樂，成為最高政治權力的「權源」。他 (案：指董仲舒) 大概也感到儒道兩家，想由個人的人格修養來端正或解消這種權源之地，幾乎是不可能的。於是只好把它納入到天的哲學中去，加上形上性的客觀法式，希望由此以把權源納入正軌。
……董氏當時痛心疾首於這些情形，希望把政治的方向，改途易轍，尚德而不尚刑。但如何能扭轉此由人民血肉所形成的專制機構，也只有希望拿到「天」的下面去加以解決。可以說，近代對統治者權力的限制，求之於憲法；而董氏則只有求之於天，這是形成他的天的哲學的真實背景。
將天未降雪連繫到李嗣源個人的德行，鼓勵「陛下恭行儉德，憂及蒸民」，馮道的思維，完全是漢儒的以天制君。斥馮道無恥者，馮道有向君主逢迎獻媚的表現嗎？史實猶在，偏見終究是不能成立的。
翼日，馮道奏曰：「陛下宮中無事，遊幸近郊則可矣，若涉歷山險，萬一馬足蹉跌，則貽臣下之憂。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況貴為天子，豈可自輕哉！」帝斂容謝之。退令小黃門至中書問道垂堂、倚衡之義，道因注解以聞，帝深納之。(《舊五代史・明宗紀七》)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出自《史記・袁盎鼂錯列傳》袁盎的話。袁盎重禮，有儒家色彩。馮道引其語勸明宗，且為明宗注解，可見他是讀書的，所讀之書又不限於經書，兼通史籍，要之，崇尚通經以致用。
唐明宗之世，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定《九經》，刻板印賣，從之。後周廣順三年六月丁巳，板成，獻之。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舊五代史・明宗紀九》引《愛日齋叢鈔》)
《九經》即《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全為儒家重要典籍。馮道憑藉君主信任，以及自己的政治影響力，奏請朝廷刊刻《九經》印賣，完成一大文化工程。須知當時戰亂頻仍，讀書甚為困難，《九經》流佈廣泛，多少為中華大地播下文化種子。做法看似微不足道，實則意義深遠。
癸卯，帝顧謂宰臣曰：「春雨稍多，久未晴霽，何也？」馮道對曰：「水旱作沴，雖是天之常道，然季春行秋令，臣之罪也。更望陛下廣敷恩宥，久雨無妨於聖政也。」(《舊五代史・明宗紀九》)
時宰相、樞密使共議任贊等已下罪，馮道等曰：「任贊前在班行，比與從榮無舊，除官未及月餘，便逢此禍。王居敏、司徒詡疾病請假，將近半年，近日之事，計不同謀。從榮所款暱者高輦、劉陟、王說三人，昨從榮稱兵指闕之際，沿路只與劉陟、高輦並轡耳語，至天津橋南，指日影謂諸判官曰：『明日如今，已誅王居敏矣。』則知其冗泛之徒，不可一例從坐。」硃宏昭意欲盡誅任贊已下，馮贇力爭之乃已。(《舊五代史・明宗紀十》)
第一條仍是以自然災異提醒明宗施行德治，第二條見馮道據理力爭，保住任贊性命。
綜上所述，馮道
(1) 重視前人教訓；
(2) 以天制君；
(3) 通經史以致用；
(4) 統一儒家經典，使之廣傳
這是都是儒者，尤其是漢唐儒的作風，歐陽修、朱夫子批評他，背後其實是宋代新儒學與漢代舊儒學之爭。
《新五代史》中的馮道
《新五代史》的＜馮道傳＞雖有歐陽修的評語，但客觀敍事方面，尚有可觀處。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也。事劉守光為參軍，守光敗，去事宦者張承業。
承業監河東軍，以為巡官，以其文學薦之晉王，為河東節度掌書記。莊宗即位，拜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道為人，能自刻苦為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為一茅庵，不設床席，臥一束芻而已。所得俸祿，與僕廝同器飲食，意恬如也。諸將有掠得人之美女者以遺道，道不能卻，置之別室，訪其主而還之。其解學士居父喪於景城，遇歲饑，悉出所有以賙鄉里，而退耕於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與力不能耕者，道夜往，潛為之耕。其人後來愧謝，道殊不以為德。服除，復召為翰林學士。行至汴州，遇趙在禮作亂，明宗自魏擁兵還，犯京師。孔循勸道少留以待，道曰：「吾奉詔赴闕，豈可自留！」乃疾趨至京師。莊宗遇弒，明宗即位，雅知道所為，問安重誨曰：「先帝時馮道何在？」重誨曰：「為學士也。」明宗曰：「吾素知之，此真吾宰相也。」拜道端明殿學士，遷兵部侍郎。歲餘，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天成、長興之間，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道嘗戒明宗曰：「臣為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蹶失，不敢怠於銜轡；及至平地，謂無足慮，遽跌而傷。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情之常也。」明宗問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文士聶夷中《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其詩，常以自誦。水運軍將於臨河縣得一玉杯，有文曰「傳國寶萬歲杯」，明宗甚愛之，以示道，道曰：「此前世有形之寶爾，王者固有無形之寶也。」明宗問之，道曰：「仁義者，帝王之寶也。故曰：『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明宗武君，不曉其言，道已去，召侍臣講說其義，嘉納之。
據此，馮道
a. 有個人操守，生活刻苦節儉；
b. 不好女色，為人孝順，明白老百姓疾苦；
c. 身體力行從事農耕工作，毫無私心，願意捨己為人；
d. 忠心於莊宗李存勗；
e. 敢於向明宗進言，勸其留心人民生活；
f. 崇尚仁義，以仁義規範君主的言行。
耶律德光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為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周兵反，犯京師，隱帝已崩，太祖謂漢大臣必行推戴，及見道，道殊無意。太祖素拜道，因不得已拜之，道受之如平時，太祖意少沮，知漢未可代……
耶律德光是契丹君主，為一胡人，要討其歡心，大可說彼為佛轉世，救百姓於水火。惟馮道未有如此說，判劃人、佛，人間世之種種苦難，只有人間世的統治者救得，人間世的統治者便是皇帝，耶律德光本人。堅守儒家人本立場，對外族君主施以教化，勸其解救百姓，不討好君主，此完全是儒門諍臣的典範。
至其未有向篡位的郭威投誠、示好，足見馮道非無氣節。
道前事九君，未嘗諫諍。世宗初即位，劉旻攻上黨，世宗曰：「劉旻少我，謂我新立而國有大喪，必不能出兵以戰。且善用兵者出其不意，吾當自將擊之。」道乃切諫，以為不可。世宗曰：「吾見唐太宗平定天下，敵無大小皆親征。」道曰：「陛下未可比唐太宗。」世宗曰：「劉旻烏合之眾，若遇我師，如山壓卵。」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怒，起去，卒自將擊旻，果敗旻於高平。世宗取淮南，定三關，威武之振自高平始。其擊旻也，鄙道不以從行，以為太祖山陵使。葬畢而道卒，年七十三，謚曰文懿，追封瀛王。道既卒，時人皆共稱歎，以謂與孔子同壽，其喜為之稱譽蓋如此。
周世宗乃一雄才大略的君主，欲與唐太宗比肩。馮道為人較守成持重，不願冒大風險。這又和二人年歲有關，一為年青有幹勁，想成就一番大事業，一為年邁老者，只求不出大錯。
價值觀的分歧，以現實掌握較大權力者壓倒另一方解決，世宗終一意孤行，馮道黯然退出歷史舞台。然而，以孔子保守主義 (循序漸進地實行改革) 的立場論，馮道的看法反而貼近儒門。「時人皆共稱歎，以謂與孔子同壽」，馮道果真完全迴異於孔子的行事作風？時人盡為其所欺？事實不見得是如此。
北宋初年至清代對馮道評價的轉變及其原因
讀《宋元學案・泰山學案》，有全謝山一段評語：
謝山《讀徂徠集》曰：徂徠先生嚴氣正性，允為泰山第一高座，獨其析理有未精者。其論學統，則曰「不作符命，自投于閣」以美楊雄，而不難改竄《漢書》之言以諱其醜。其論治統，則曰「五代大壞，瀛王救之」以美馮道，而竟忘其「長樂老人」之謬。夫欲崇節誼而乃有取于斯二人者，「一言以為不知」，其斯之謂與！
馮道死後，後周世宗追封他為瀛王。「宋初三先生」之一石介 (世稱徂徠先生)，對馮道的功績正面肯定，所謂「五代大壞，瀛王救之」。全祖望 (號謝山) 是清朝人，又受黃宗羲理學影響，故不屑石介的評價，而有「竟忘其『長樂老人』之謬」。
要之，從宋初至清代，對馮道的歷史評價實經歷一根本的轉變，此轉變之開出及擴展，離不開歐陽修和朱熹，即離不開漢唐舊儒學之衰微，宋明新儒學的興旺。
為進一步印證箇中變遷，且引《宋元學案・北山四先生學案》：
衛富益……深探《易》理，而卒業於許白雲，默識心融，洞究性理。聞崖山亡，日夜悲泣，設壇以祭文、陸二丞相，詞極哀慘。歎曰：「夷、齊何人邪！馮道何人邪！」遂絕意進取，隱居石人涇講學，所謂白社書院者也。
許白雲即許謙，師從金履祥為弟子。金履祥事王柏，王柏向受學於黃榦的何基學習，何基授以立志居敬之旨。黃榦是朱子的門人兼女婿。
衛富益是南宋末年、元朝初年人，已受朱子影響，視馮道為變節者，不如伯夷、叔齊，對其力救五代壞局的功勞亦忽略過去。
至明朝，胡直＜與唐仁卿＞：
近時舒梓溪，賢士也，亦疑白沙之學，將為王莽，為馮道。
舒梓溪即舒芬，是正德、嘉靖年間官員，其將馮道和王莽並列，視之為無氣節。明末劉宗周《證學雜解》：
心體至此百碎，進之則為鄉原，似忠信，似廉潔，欺天罔人，無所不至，猶宴然自以為是，全不識人間有廉恥事。充其類為王莽之謙恭，馮道之廉謹，弒父與君，皆由此出。
將馮道視為鄉愿，同於朱子。以為他「不識人間有廉恥事」，則脫胎自歐陽修。
清人趙翼治史向來崇尚實證，有懷疑精神，但對馮道，他說：
張全義媚事朱溫，甚至妻妾子女為其所亂，不以為愧。及唐滅梁，又賄賂唐莊宗、劉后伶人、宦官等，以保祿位。馮道歷事四姓十君，視喪君亡國，未嘗屑意，方自稱長樂老，敘己所得階勛官爵以為榮。二人皆可謂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者矣。(《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二・五代史》)
儘管他也留意到
郭忠恕亦謂道曰「公累朝大臣，誠信著於天下，四方談士，無賢不肖皆以為長者。」(《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二・五代史》)
馮道在唐明宗時，以年歲頻稔，勸帝居安思危，以春雨過多，勸帝廣敷恩宥。對耶律德光則言「此時百姓，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論者謂一言而免中國之人夷滅。在漢祖時，牛皮禁甚嚴，匿者死。有二十餘人當坐，道力爭得免。(《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二・五代史》)
宋明理學之盛行對馮道評價的影響，可謂相當大。
錢穆《朱子學提綱》談漢儒、宋儒分別：
漢儒言治道，必本之於經術，而經籍之整理，事亦不易。
漢儒之為功於當時者，一為治道之實績，一為傳經之專業。又復漸分兩途，一則專務治術，一則專守經業。
宋儒經學，與漢儒經學有不同。漢儒多尚專經講習，纂輯訓詁，著意所重，只在書本文字上。所謂通經致用，亦僅是因於政事，而牽引經義，初未能於大經大法有建樹。宋儒經學，則多能於每一經之大義上發揮……而較之漢儒，意義更明切，氣魄更宏大。
細觀馮道一生言行，他分明是漢儒的型態，不是宋明儒一路，所以招來批評。
結語
「靖難之變」後，明成祖竊國，大批支持建文帝的官員殉難。其中一人是卓敬。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八・壬午殉難》：
戶部侍郎卓敬被執，責以不迎乘輿之罪，曰：「爾前日裁抑諸王，今復不臣我耶？」敬曰：「先帝若依敬言，殿下豈得至此！」文皇怒，欲殺之，而憐其才，且繫獄，命中人諷以管仲、魏徵事，敬涕泣不可。文皇感其至誠，猶未忍殺，而姚廣孝力言養虎遺患，意遂決。敬臨刑，從容歎曰：「變起宗親，略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神色自若，經宿面如生，誅三族，沒其家，圖書數卷而已。文皇雅聞敬名，既死，猶惜之曰：「國家養士三十餘年，不負其君者，唯卓敬耳！」
值得留意是「命中人諷以管仲、魏徵事」。管仲若堅持為公子糾守節而死，何來孔子口中「齊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何來「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魏徵堅持不輔佐李世民，「貞觀之治」焉能成就？變節一定是做鄉愿，一定無廉恥，未必，只要在既定體制下保持道德操守，指導君主做一個明君，為老百姓發聲，變節不一定是件壞事。
宋學對教育有好處，對達致良政善治則無助益。黃仁宇評論篤信陸王心學的海瑞：
海瑞從政二十多年的生活，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糾紛。他的信條和個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遺棄。這就是說，他雖然被人仰慕，但沒有人按照他的榜樣辦事，他的一生體現了一個有教養的讀書人服務於公眾而犧牲自我的精神，但這種精神的實際作用卻至為微薄。(《萬曆十五年》)
比觀之下，馮道當政壇不倒翁，是沒氣節，卻有許多對人民、對文化有益的貢獻 (故蘇軾稱他為「菩薩」，王安石稱他為「佛位中人」)。＜長樂老自敍＞「在孝於家，在忠於國，口無不道之言，門無不義之貨」絕無誇大，而是實話。相比海瑞的堅持原則、疾惡如仇，馮道是否完全不可取，甚至不是儒者，筆者認為值得斟酌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