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楊永漢在＜晚明三餉與明帝國之崩潰＞(收《新亞論叢》第二十期) 提到楊嗣昌與楊廷麟、盧象昇的一段恩怨。據楊氏所言，楊嗣昌於崇禎朝任兵部尚書，提出徵收剿餉、練餉。又嗣昌傾向與滿清議和，楊廷麟則堅決主戰，嗣昌為了剷除異己，詭薦楊廷麟襄助盧象昇在前線對抗滿清，企圖通過戰爭，陷兩人於死地。在用兵及軍餉受盡掣肘下，盧象昇終於身陷絕境，戰死沙場。楊廷麟僥倖得不死，避過一劫。
＜晚＞文僅止於簡明扼要的事實陳述，未有對眾人的身份背景深入考究。本文之所以作，正是要從眾人的身份背景切入，以看出此段恩怨背後實含有東林、閹黨兩派鬥爭的影子。因為涉及根深柢固的黨爭，崇禎在對待大臣的態度上才會失去方寸。政敵之間亦欲置對方於死地而後快。
從東林黨友一轉而為背靠閹黨 – 楊嗣昌的政治立場
《明史・楊嗣昌傳》：
楊嗣昌，字文弱，武陵人……父鶴，總督陜西被逮，嗣昌三疏請代，得減死……嗣昌父子不附奄，無嫌於東林。侍郎遷安郭鞏以逆案謫戍廣西，其鄉人為訟冤。嗣昌以部民故，聞於朝，給事中姚思孝駁之，自是與東林郤。
值得留意是「嗣昌父子不附奄，無嫌於東林」，楊嗣昌及其父親楊鶴，本來和東林諸君子相友好，對宦官為首的閹黨不肯低頭。
《明史・楊鶴傳》有更清晰的記載：
楊鎬四路師敗，鶴薦熊廷弼、張鶴鳴、李長庚、薛國用、袁應泰……魏忠賢以鶴黨護廷弼，除鶴名。
且說萬曆四十四年 (1616 年)，努爾哈赤叛明自立，建後金國，兩年後以「七大恨」告天，誓師向明朝宣戰。明朝集結全國精鋭，兵分四路向遼東進軍，由楊鎬率領，卻敗於薩爾滸。
薩爾滸之戰後，遼東形勢更趨嚴峻。楊鶴所薦的人中，熊廷弼與東林黨人有書信往來。李長庚「不植黨援，與溫體仁不甚合」，溫體仁曾打擊與東林黨人交遊甚篤的錢謙益，且構陷東林黨 (見下文)。魏忠賢跟楊鶴對著幹，尤其是楊鶴為東林派系的最佳證明。
轉變發生在嗣昌身上，由嗣昌起，方跟東林黨人在感情上產生裂痕，所謂「自是與東林郤」。
《明史・楊嗣昌傳》：
嗣昌既以奪情入政府，又奪情起陳新甲總督，於是楷、蘭友及少詹事黃道周抗疏詆斥，修撰劉同升、編修越士春繼之。
《明史・黃道周傳》：
黃道周，字幼平，漳浦人……三疏救故相錢龍錫，降調，龍錫得減死……
……語皆刺大學士周延儒、溫體仁，帝益不懌，斥為民。
……時體仁方招奸人構東林、復社之獄，故道周及之。
其論新甲，言：其守制不終，走邪徑，託捷足。天下即甚無才，未宜假借及此。古有忠臣孝子無濟於艱難者，決未有不忠不孝而可進乎功名道德之門者也。
簡單講，楊嗣昌用陳新甲，不惜援引奪情舊例。黃道周批評陳新甲心術不正，愛走捷徑，起用他，對國家大不利。其又對溫體仁構陷東林黨不以為然，且三次上疏為敢於「忤魏忠賢」的錢龍錫講好說話，黃道周的立場，反襯出楊嗣昌是站在其對立面，即反東林。
辛德勇分析楊嗣昌公然為郭鞏開脫：
就是這樣一個十惡不赦的惡棍，楊嗣昌竟公然為其開脫，使之得以免卻一死，這當然要招惹東林黨人的普遍憤恨。所謂「與東林郤」，就是說楊嗣昌已經公然站到了以東林黨人為代表的正人君子的對立面上。回想一下天啓年間閹黨橫行時，東林黨人慘遭荼毒的恐怖情形，便可以想像，楊嗣昌如此憐惜郭鞏這樣的閹黨鷹犬，自然會引起包括東林黨人在內所有正直人士的高度警覺……像這樣連父仇都可以置而不顧，那麽他若是有意勾結奸黨，會做出什麽樣的壞事來，就更不好設想了。
《明史・楊嗣昌傳》謂楊嗣昌為郭鞏開脫罪責，僅僅是以郭鞏為其「部民故」。原因是否這樣簡單，其實還很耐人尋味。清人李慈銘謂「以其後人方為顯仕」，而致使《明史・楊嗣昌傳》多有曲筆。或許其迴護郭鞏一事，即別有隱情。至少在黃道周看來，楊嗣昌與閹黨餘孽之間，肯定存在某種交結。——這應當就是黃道周不顧一切，竭力阻遏楊嗣昌入閣的本質原因。
……可見黃道周彈劾楊嗣昌，確實是有深刻的黨爭背景。當時上疏彈劾楊嗣昌，並不止黃道周一人，給事中何楷、御史林蘭友、修撰劉同升、編修趙士春也都相繼論之，清人夏燮纂《明通鑒》，即謂這些人阻遏楊嗣昌入閣，都與楊嗣昌庇護閹黨的行為有關。(＜記南明刻本《西曹秋思》– 并發黃道周彈劾楊嗣昌事件之覆＞)
加上楊嗣昌和宦官高起潛同主和議，謂嗣昌與閹黨沆瀣一氣，實在不是無的放矢，而是有充足的證據支持。
楊廷麟、盧象昇的政治取態，以及和楊嗣昌的矛盾
《明史・楊廷麟傳》：
楊廷麟，字伯祥，清江人。崇禎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勤學嗜古，有聲館閣間，與黃道周善。十年冬，皇太子將出閣，充講官兼直經筵。廷麟具疏讓道周，不許。
《明史・黃道周傳》：
體仁已罷，張至發當國，擯道周不與。其同官項煜、楊廷麟不平，上疏推讓道周。
據此兩條，可知楊廷麟與黃道周為同道中人。黃道周不妥溫體仁「招奸人構東林、復社之獄」，楊對溫亦無好感，《明史・楊廷麟傳》：
帝御經筵，問保舉考選何者為得人。廷麟言：「保舉當嚴舉主，如唐世濟、王維章乃溫體仁、王應熊所薦。今二臣皆敗，而舉主不問。是連坐之法先不行於大臣，欲收保舉效得乎？」帝為動色。
楊廷麟親近東林黨人，不問可知。
至於盧象昇，《明史・盧象昇傳》：
象昇少有大志，為學不事章句。居官勤勞倍下吏，夜刻燭，雞鳴盥櫛，得一機要，披衣起，立行之。暇即角射，箭銜花，五十步外，發必中。愛才惜下如不及，三賜劍，未嘗戮一偏裨。
年青時候便矢志為國效力，卻不願沉迷《四書章句集注》，玩科舉的遊戲，反而致力訓練自己能文能武。又比下級官吏更勤勞，這是不屑擺高高在上的架子，願與下屬共甘苦。得一機要，馬上披衣，立刻出行，此乃將軍國大事放心上，不願片刻懈怠。愛惜人才，關心下屬，不隨便開殺戒，這是仁心的表現。勉強比擬，他有心學大師王陽明的影子。
如斯正人君子，楊廷麟與之相遇，可謂如魚得水。事實上，
帝改廷麟兵部職方主事，贊畫象昇軍。象昇喜，即令廷麟往真定轉餉濟師。(《明史・楊廷麟傳》》)
二人關係友好，可以想像。
奈何楊廷麟在對滿清的和戰問題上，與楊嗣昌意見分歧，廷麟主戰，嗣昌傾向和談。《明史・楊廷麟傳》：
廷麟上疏劾兵部尚書楊嗣昌，言：「陛下有撻伐之志，大臣無禦侮之才，謀之不臧，以國為戲。嗣昌及薊遼總督吳阿衡內外扶同，朋謀誤國。與高起潛、方一藻倡和款議，武備頓忘，以至於此……諭象昇集諸路援師，乘機赴敵，不從中制。此今日急務也。」時嗣昌意主和議，冀紓外患，而廷麟痛詆之。嗣昌大恚，詭薦廷麟知兵。
盧象昇聞嗣昌主和議，痛心疾首，嗣昌遂對象昇亦看不過眼。《明史・盧象昇傳》：
當是時，嗣昌、起潛主和議。象昇聞之，頓足歎曰：「予受國恩，恨不得死所，有如萬分一不幸，寧捐軀斷脰耳。」及都，帝召對，問方略。對曰：「臣主戰。」帝色變，良久曰：「撫乃外廷議耳，其出與嗣昌、起潛議。」出與議，不合。
假如楊嗣昌願意和同僚溝通，大家尋求共識，問題未必變得無從解決。可惜嗣昌為人剛愎自用，高傲自負，廷麟、象昇終為其陷害，象昇更枉送性命，明朝失一良將。
《明史・楊嗣昌傳》：
嗣昌既以奪情入政府，又奪情起陳新甲總督，於是楷、蘭友及少詹事黃道周抗疏詆斥，修撰劉同升、編修越士春繼之……嗣昌自是益不理於人口。
嗣昌雖有才，然好自用。
依此，楊嗣昌根本完全不想聆聽異見聲音。
可悲的是，他這個人並非真有才華，《明史・楊嗣昌傳》：
嗣昌通籍後，積歲林居，博涉文籍，多識先朝故事，工筆札，有口辨。帝與語，大信愛之。
嗣昌只是能言善辯，強於紙上談兵而已，猶如建文帝時的黃子澄、齊泰。如此貨色，所提出的政策、方案，落實時必有脫離現實處，導致執行上遇大困難。此在增剿餉、練餉上尤其可見一斑，《明史・楊嗣昌傳》：
初，嗣昌增剿餉，期一年而止。後餉盡而賊未平，詔徵其半。至是，督餉侍郎張伯鯨請全徵。帝慮失信，嗣昌曰：「無傷也，加賦出於土田，土田盡歸有力家，百畝增銀三四錢，稍抑兼并耳。」大學士薛國觀、程國祥皆贊之。於是剿餉外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論者謂：「九邊自有額餉，概予新餉，則舊者安歸？邊兵多虛額，今指為實數，餉盡虛糜，而練數仍不足。且兵以分防不能常聚，故有抽練之議，抽練而其餘遂不問。且抽練仍虛文，邊防愈益弱。至州縣民兵益無實，徒糜厚餉。」以嗣昌主之，事鉅莫敢難也。神宗末增賦五百二十萬，崇禎初再增百四十萬，總名遼餉。至是，復增剿餉、練餉，額溢之。先後增賦千六百七十萬，民不聊生，益起為盜矣。
楊永漢批評「楊氏竟然可以說出增加練餉，可以稍抑兼併，這種不符現實的說話」(前引文)，殊不知此乃楊嗣昌好架設空中樓閣、紙上談兵的性格缺陷使然。
不只離地思考，還沒有遠大目光，喜歡玩遙距控制。《明史・楊嗣昌傳》：
躬親簿書，過於繁碎。軍行必自裁進止，千里待報，坐失機會。
崇禎信用之以抵擋清兵，無異於自毀長城。
楊廷麟、盧象昇征戰於外，而楊嗣昌身居中樞，楊、盧終在受限之下兵敗。《明史・楊嗣昌傳》：
象昇主戰，嗣昌與監督中官高起潛主款，議不合，交惡。編修楊廷麟劾嗣昌誤國，嗣昌怒，改廷麟職方主事監象昇軍，而戒諸將毋輕戰。諸將本恇怯，率藉口持重觀望，所在列城多破。嗣昌據軍中報，請旨授方略。比下軍前，則機宜已變，進止乖違，疆事益壞云。象昇既陣亡，嗣昌亦貶三秩，戴罪視事。
象昇提殘卒，次宿三宮野外。畿南三郡父老聞之，咸叩軍門請曰：「天下洶洶且十年，明公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先。乃奸臣在內，孤忠見嫉。三軍捧出關之檄，將士懷西歸之心，棲遲絕野，一飽無時。脫巾狂噪，雲帥其見告矣。明公誠從愚計，移軍廣順，召集義師。三郡子弟喜公之來，皆以昔非公死賊，今非公死兵，同心戮力，一呼而裹糧從者可十萬，孰與只臂無援，立而就死哉！」象昇泫然流涕而謂父老曰：「感父老義。雖然，自予與賊角，經數十百戰未嘗衄。今者，分疲卒五千，大敵西衝，援師東隔，事由中制，食盡力窮，旦夕死矣，無徒累爾父老為也。」眾號泣雷動，各攜床頭斗粟餉軍，或貽棗一升，曰：「公煮為糧。」十二月十一日，進師至鉅鹿賈莊。起潛擁關、寧兵在雞澤，距賈莊五十里而近，象昇遣廷麟往乞援，不應。師至蒿水橋，遇大清兵。象昇將中軍，大威帥左，國柱帥右遂戰。夜半，觱篥聲四起。旦日，騎數萬環之三匝。象昇麾兵疾戰，呼聲動天，自辰迄未，炮盡矢窮。奮身鬥，後騎皆進，手擊殺數十人，身中四矢三刃，遂仆。掌牧楊陸凱懼眾之殘其屍而伏其上，背負二十四矢以死。僕顧顯者殉，一軍盡覆。大威、國柱潰圍乃得脫。
起潛聞敗，倉皇遁，不言象昇死狀。嗣昌疑之，有詔驗視。廷麟得其屍戰場，麻衣白網巾。一卒遙見，即號泣曰：「此吾盧公也。」三郡之民聞之，哭失聲……
特別需要注意是，宦官高起潛與楊嗣昌立場一致，同主和議。二人「戒諸將毋輕戰」，廷麟前往乞求軍援，又不予回應。「殘卒」、「事由中制，食盡力窮」、「炮盡矢窮」，皆見朝廷在楊嗣昌、高起潛從中作梗下，並未分足夠的士兵、糧食、兵器予象昇軍，身處這樣的困境與清軍決戰，宜乎敗矣！象昇亦死得冤枉！
崇禎皇帝的局限
談及崇禎，楊永漢說：「在大臣鬥爭中，能起積極調和作用的當然是皇帝本人，即崇禎帝。可惜，崇禎無知人之明，猜忌大臣的心亦重。」又說：「大臣之間的矛盾，崇禎無法紓緩，遑論中興朝廷。使在朝大臣，人人自危，力求自保，互相傾軋。如此，亦使崇禎在對待大臣的態度，寬嚴之間，失去方寸。甚至不經縝密審查，單以戰事的偶然成敗，誅殺大臣。」(前引文)
楊氏所言，固屬事實。然而，若我們挖深一層，何解崇禎始終無法信任臣下？單是沒有知人之明，以及猜忌心重，似乎無法徹底地解釋。必有另外一些原因，加劇崇禎疑慮，令其失去方寸。
《明史・宦官傳二》：
初，神宗在位久，怠於政事，章奏多不省。廷臣漸立門戶，以危言激論相尚，國本之爭，指斥營禁。宰輔大臣為言者所彈擊，輒引疾避去。吏部郎顧憲成講學東林書院，海內士大夫多附之，「東林」之名自是始。
《明史・神宗本紀二》：
於是小人好權趨利者馳騖追逐，與名節之士為仇讎，門戶紛然角立。
兩傳不約而同提到東林與閹黨的鬥爭，在神宗朝已經開始，且兩派鬧得勢成水火，無從遏止。
歷天啟至崇禎，雖剷除了魏忠賢，但黨爭並無平息跡象。《明史・宦官傳二》：
帝初即位，鑒魏忠賢禍敗，盡撤諸方鎮守中官，委任大臣。既而廷臣競門戶，兵敗餉絀，不能贊一策，乃思復用近侍。
此段文字透露了一重要訊息：崇禎一度想重用朝中大臣，不再信用宦官，奈何大臣們各自援引黨羽，爭門戶，對實際問題無法提出具體可行的解決方案，崇禎迫不得已，只好重新信用宦官。
《明史・宦官傳二》所言未必盡是事實，但可以肯定，在黨爭連年下，崇禎對臣下結黨異常敏感，復添以猜疑的天性，致使其經常重罰大臣，甚至廷杖他們，竟未有於賢良之士當中「物色一二以自輔」，反而信任扮作恭謹、不群不黨的官員。
崇禎信任宦官，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用宦官監軍，《明史・宦官傳二》：
高起潛，在內侍中，以知兵稱，帝委任之……時流賊大熾，命太監陳大金、閻思印、謝文舉、孫茂霖等為內中軍，分入大帥曹文詔、左良玉、張應昌諸營，名曰監軍，在邊鎮者，悉名監視。而起潛得監視寧、錦諸軍。
宦官監軍，有兩大弊病，一是侵吞剋扣軍用物資，二是臨陣作戰未打先逃。
已而諸監多侵剋軍資，臨敵輒擁精兵先遁，諸將亦恥為之下，緣是皆無功。八年盡撤諸鎮內臣，惟起潛監視如故。
以高起潛為例，《明史・盧象昇傳》清楚記載：
決策議戰，然事多為嗣昌、起潛撓。疏請分兵，則議宣、大、山西三帥屬象昇，關、寧諸路屬起潛。象升名督天下兵，實不及二萬。
起潛擁關、寧兵在雞澤，距賈莊五十里而近，象昇遣廷麟往乞援，不應。
起潛聞敗，倉皇遁，不言象昇死狀。
盧象昇要用老弱殘兵，在兵器及糧食不足的情況下，決戰清軍，高起潛實為罪魁禍首。而高起潛能夠專擅，是因為得到崇禎無條件的信任。
崇禎對黨爭過敏，不信官員而信宦官，是東北戰事失利之一因。另一因則為崇禎好信侃侃而談，紙上談兵者。
上文已言楊嗣昌「博涉文籍，多識先朝故事，工筆札，有口辨。帝與語，大信愛之」，即使袁崇煥，《明史・袁崇煥傳》：
七月，崇煥入都，先奏陳兵事，帝召見平臺，慰勞甚至，咨以方略。對曰：「方略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願假以便宜，計五年，全遼可復。」帝曰：「復遼，朕不吝封侯賞。卿努力解天下倒懸，卿子孫亦受其福。」崇煥頓首謝。帝退少憩，給事中許譽卿叩以五年之略。崇煥言：「聖心焦勞，聊以是相慰耳。」譽卿曰：「上英明，安可漫對。異日按期責效，奈何？」崇煥憮然自失。
袁也是喜歡誇下海口的人。崇禎專信這類官員，焉能不敗？
崇禎十六歲即位，死時僅三十三歲，年少氣盛，急切想有一番作為，信錯大而無當的大臣將領無可厚非。問題是，他把一、二位官員的無能推擴及全體官員，「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爾！」(《明史紀事本末》崇禎語) 此未免失於偏激，也令大臣將領人人自危，力求自保。
與其批評崇禎不懂用人、猜疑心重、無法調和大臣之間的矛盾，不如深入底裡，體會一下崇禎的難處。黨派盤根錯節，宦官不能為國，自己拔擢的才俊盡是空談，崇禎本人缺少政治歷練，年紀又輕，他可以做的，其實很少。
總結
楊廷麟、盧象昇與楊嗣昌的矛盾，不是官員間政見不同那麼簡單，背後涉及東林與閹黨數十年的鬥爭。因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所以楊嗣昌才會狠下殺手，置廷麟、象昇於死地。
盧象昇死於閹黨迫逼，明朝再次因黨爭禍延東北邊事，自毀長城。滿洲在東北的壓力有增無減，楊嗣昌又「增剿餉、練餉」，令「民不聊生，益起為盜」。流寇勢力越來越龐大，崇禎十四年 (1641 年) 正月，李自成陷洛陽，烹福王朱常洵。二月初四半夜，張獻忠出四川，奇襲襄陽，初五日，殺襄王朱翊銘。「嗣昌初以襄陽重鎮……倚襄陽為天險」(《明史・楊嗣昌傳》)，不料竟為張獻忠所破。寇賊沿江東下，可佔有明朝半壁江山，嗣昌卒之驚悸憂懼而死。
崇禎不是無能君主，他「慨然有為」，眼見國家千瘡百孔，宦官與朝臣黨爭，饑荒與盜賊踵至，滿洲加緊入侵，其希望盡快扭轉亂局。可惜年紀尚輕，無法沉潛等待，講究速效，結果錯信侃侃而談者。對黨爭過份憂慮，捕風捉影，令其對大臣加倍猜疑，轉而信用宦官，無法充當調和角色。宦官貽誤東北戰機。尤其甚者，李自成入北京，負責開城門投降者，竟是宦官曹化淳。
楊永漢言三餉徵收讓貪官污吏能上下其手，盡情搜刮，中飽私囊。地方逋欠嚴重，朝廷還不斷額外加派，增加官吏、軍兵數目，終致整個國家無法承擔。這些觀點和「明朝亡於經濟崩潰」論一致。惟對崇禎的批評，以及楊廷麟、盧象昇與楊嗣昌的矛盾，楊氏似未能鞭辟入裡，略嫌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