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說香港自由的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已得到強化和深化，不易被政治暴力摧毀，我是不認同的。我反而較接受李怡的比喻「你做個瓷器，做得好要很多功夫，但你打破就很容易，用手掃一掃它就碎了。」由 2014 至現在，九年時間，香港已被收緊到連六四集會都舉行不到，最近更有傳立廿三條，「不犯法不代表不破壞國安」，意味著他朝國安機構可向不犯法的唱衰中國和香港的異見者下手，回望余先生的意見，他看得實在太樂觀。
另外，歷經三年疫情及《港區國安法》，香港人已變得敢怒而不敢言，激烈抗爭幾乎消失。仍嚮往自由的，選擇到台灣、英國、加拿大去，原有的香港族群實際等於花果飄零。刻下距離 2019 不遠，大家在外還會說心繫香港，就香港各項議題發聲，但一年、兩年乃至十年、二十年後呢？記憶與遺忘，只怕仍是遺忘勝一籌，即使不遺忘，香港亦只怕成為各海外 KOL 的談資，賺錢討個生活的工具而已。以為香港人會持續激烈的反抗，這無疑脫離現實。
至於共黨內外有人提出民主訴求，六四後難道沒有嗎？動輒監聽、禁聲、恫嚇家人，有訴求亦無法轉成具體行動。至於依靠西方國家，近日英國辛偉誠拒關孔子學院，被指親共。台灣對港人移民亦擬加辣。考慮及自身本國的利益，誰願意長期與中共為敵？批評是一時，覺得西方批評香港就有救，太異想天開。
誠然，余英時先生視香港為他一個故鄉，他對這個彈丸之地有情，故不忍見它沉淪。可是，客觀形勢是昔日香港已一去不返，此乃不為人的主觀意志而轉移，認清事實或許比抱有無限幻想更佳。
關於余英時的學術定位問題，亦值得一講，有謂他繼承錢穆，更多指他和胡適一脈相承。這裡需要指出，余先生的本行是治中國史，曾得到錢穆先生親炙受業，兼推薦跟從楊聯陞讀博士。他撰《中國知識階層史論》、《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都帶有通貫數個朝代的眼光，是某種意義上的通史，《方以智晚節考》更得錢先生推許，他的學問怎會是胡適一派？胡適、傅斯年相當注意史料的真偽，余先生很少相關著作，更見他和胡、傅非同路人。
余英時和錢穆不同，一是他不寫大部頭通史，而傾向專題研究，以小見大。二是他喜歡援引西方理論詮解中國史，如以柯靈烏對比章學誠，用心理史學解構宋孝宗晚年用人部署，都是其中例子。這是余氏治學的獨特處，和胡適無干也。
余英時和胡適有契合，就只在於政治上二人皆理解並且認同民主自由的價值，在文化上非一面倒吹捧中國傳統。余英時對憲政民主制衡統治者權力，是首肯的，錢穆覺得這是造成統治者和人民的矛盾對立，社會不和諧。另余英時認為，儒家文化可在多元社會中被包容，兼且發揮正面作用，錢穆則覺得爭取自由民主不如提倡儒家的修身成德。
總括而言，余英時的學問傳承自錢穆，此乃無容置疑。他和胡適更多是「英雄所見略同」的思想上的同路人，同歸宗於自由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