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從哲學史到思想史 – 胡適的英文《中國思想史大綱》草稿＞中，王汎森指出，胡適中年以後逐漸疏離「哲學」，呈現出「去哲學化」的傾向。此一轉變，部份是受到傅斯年影響，另外則與當時的西方思潮密不可分。1944 年底到 1945 年在哈佛的開課大綱《中國思想史大綱》，尤其能夠反映箇中轉變。
《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是胡適早年的成名作。然而，按照傅斯年的意見，《大綱》不是第一流的著作，反倒是胡適的小說史考證，才是第一流的著作。傅氏認為，中國哲學史當時西方漢學家已經有人寫了，況且用哲學來講中國思想本來就是錯誤的。中國沒有「哲學」，只有「方術」，任何用西方哲學的概念 (如倫理學、本體論、知識論) 來講中國思想，於古代思想不免有所增減，故此本身就是錯的。
傅氏與胡適分享：「我當方到英國時，覺得我好像能讀哲學書，甚至德國哲學書。後來覺得不能懂德國哲學了，覺得德國哲學只是一些德國語言的惡習慣。現在偶然拿起一部 Hume 來，也不知所謂了。總而言之，我的腦筋對於一切哲學都成石頭了。我於這個成績，也很歡喜。」儘管其看法或受當時英美盛行的邏輯實證論影響，要之，胡適完全同意他，在 1926 年給傅斯年的回信中，他說：「這幾年我自己竭力學善忘，六七年不教西洋哲學，不看西洋哲學書，把西洋人的蛛網掃去了不少，自己感覺很痛快，……這一層我很得意。因為我是名為哲學教授，很不容易做到把自己的吃飯傢夥丟了」。1927 年 5 月訪歐返國後，胡適索性以「思想史」稱呼自己的著作 (如《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開課也以「思想史」為名。
除了傅斯年的影響，三十年代前後西方思想界的最新動向，「維也納學派」嶄露頭角，維根斯坦和邏輯實證論興起，帶來了「取消形上學」乃至「哲學的結束」等說法。胡適多少受其影響，改為相信科學足以完全取代哲學。不過，必須申明的是，「維也納學派」仍給哲學保留一位置，哲學可對我們日常使用的語言及概念進行語意學及邏輯的分析，其尚未走到胡適要「哲學關門」如此極端。
胡適從「哲學史」轉向「思想史」，宣稱自己非「哲學史家」而是「思想史家」，反映他整個學術觀點的一個變化，即靠近史學、漢學而輕哲學、理論。事實上，他特別喜歡朱熹「甯煩毋略，甯下毋高，甯淺毋深，甯拙毋巧」，此處指的都是史學性的工作，而非哲學性的工作。在沒有發表的《中國哲學小史》的引論裡，他甚至揚言要「用歷史的眼光來做」「含有歷史性質的哲學概論」。
以史料批判為中心做哲學史，王氏認為，胡適是受到康乃爾大學的西洋哲學史老師枯雷頓 (J. E. Creighton) 影響，枯氏主張寫哲學史該重視史料、時代背景、思想發展的時間次第，倘無這些東西，寫哲學史是不可靠的。以《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為例，書中胡適表現出對史料的批判是非常強烈的，有極深刻的疑古精神。他重現學派的系統、傳授和源流，批評舊書體例不清，要恢復各家學說的真相，「亂了學說先後的次序，亂了學派相承的系統」都是不行的，這些東西在謝無量的《中國哲學史》裡面都沒有。如何知悉胡適受到枯雷頓影響？一個旁證是《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汲汲於講「生物進化論」，而枯雷頓寫西洋哲學史時，特別重視進化論在近代西方哲學上的作用。
1944 年的英文《中國思想史大綱》草稿，特別強調「發生學的方法」：任何學說都是一個發生學的過程，不是一個靜止的、不變的東西，它有個過程，一個發生的過程。因此，以為道理是靜止不變的東西，像古代論述經書般，是錯誤的。
細緻言之，《中國思想史大綱》草稿與《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分歧如下：
(1) 仍舊對史料持批判態度，卻沒有像原來那麼激烈，敢於引用《左傳》、《尚書》中的材料；
(2) 談及許多考古發現裡面跟思想有關的東西，注意那一段時間古代考古發掘方面的思想史意涵的影響；
(3) 大量引用考古材料講北京人、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等，因考古中未出現夏代文物，故並未提及夏代，因商代考古發現豐碩，寫商代的部分很多。
(4) 詳細講述先秦諸子的宗教與思想背景；
(5) 非常重視所謂中古的「印度化運動」。講中古佛教進來以後，中國人的整個世界觀、時間觀、人生觀等重要的變化。
過去，有人認為胡適沒把哲學史中卷寫下去，是因為被佛教卡住了，沒辦法像處理先秦諸子那麼得心應手，但王氏覺得，還有另一層原因：胡適整個學術觀點已經變了。他不想續寫「哲學史」，而要轉寫「思想史」。
以往寫「哲學史」，出發點是西方哲學，用西方哲學的標準與規範來講先秦諸子。《先秦名學史》的序講得非常清楚，他要用西洋哲學裡面的邏輯學方法來復活中國先秦諸子裡面的邏輯思想，用很有邏輯的思想來改造這個民族沒有邏輯思維的習慣 (即用西方的邏輯學來檢討中國先秦的名學思想)。書中援引了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康德 (Immanuel Kant) 的哲學，蓋他相信東西哲學可以互相印證、發明。這是相信有一普遍的哲學在，與持「思想史」觀點者的看法是不一樣的。
由「哲學史」到「思想史」，顯示一種由 universal 漸變成比較重視具體的歷史文化傳統的傾向。不是只要有幾個重要的階段，符合「哲學史」定義的才能寫，而是每一個時代的思想都值得寫。以中古時代為例，很多都是宗教的，佛教、道教或各式各樣的東西。在西方哲學標準下，完全不算成系統的、抽象的知識論 / 本體論，並不是「哲學」，卻是思想演變一重要部份，不可或缺。他寫「思想史」，主要是在做一個史學家的工作，把每一個時代的思想 (儘管不符合西方哲學的標準，不具現代價值) 變化寫下來。
由於胡適治學轉向史學考據，他慢慢不在中國哲學圈裡活動，變成史學、漢學圈裡面的人，乃勢所必然。他因而也疏離了哲學與思想的大問題，未有對抗日益熾烈的左翼思想。
徐復觀言「年來我所作的這類思想史的工作……主要是得力於『動地觀點』、『發展地觀點』的應用。以動地觀點代替靜地觀點，這是今後治思想史的人所必須努力的方法。」(《中國藝術精神》) 注意思想發生和發展的基礎，在歷史中探索思想發展演進之跡，此與胡適後期的進路完全一致。
葛兆光寫思想史，強調庶民階層的思想 (《中國思想史》)，且說「它必然需要呈現不同文化、民族和國家的生活環境，以及這些『環境』為何使生活在其中的人想這些而不是想那些，為何是這樣想而不是那樣想」(＜什麼才是「中國的」思想史呢？＞)，重視思想的發生歷程，不以哲學家群體為單一標準，都與胡適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