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節，理應談情說愛，惟心中最愛去年年初已嫁他人，想其刻下甜蜜溫馨，復看一己之形單隻影，實無再談的動力。自欺欺人有時盡，既是愛情路上的閹人，又何必教人洞房，自討尷尬？
古有史遷受刑著史，今有鄙人東施效顰，彼若兒女情短，不妨駐足，充實學問亦未嘗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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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思勉，字誠之，江蘇常州府陽湖縣人。嚴耕望將他和錢穆、陳垣、陳寅恪並列，合稱「前輩史學四大家」。
呂思勉幼年系統地閱讀各種文史典籍，23 歲後專治史學，同時展開文史教育及研究工作。其中於常州府中學堂任教時，錢穆正是其學生，據《師友雜憶》記載：
當時常州府中學堂諸師長尤為余畢生難忘者，有呂思勉誠之師。亦常州人。任歷史地理兩課。聞城之師曾親受業於敬山太老師之門。誠之師長於余可十二歲，則初來任教當是二十五歲，在諸師中最為年輕。誠之師不修邊幅，上堂後，盡在講臺上來往行走，口中娓娓不斷，但絕無一言半句閑言旁語羼入，而時有鴻議創論。同學爭相推敬。其上地理課，必帶一上海商務印書館所印中國大地圖。先將各頁拆開，講一省，擇取一圖。先在附帶一小黑板上畫一十字形，然後繪此一省之四至界線，說明此一省之位置。再在界內繪山脈，次及河流湖澤。說明山水自然地理後，再加注都市城鎮關卡及交通道路等。一省講完，小黑板上所繪地圖，五色粉筆繽紛皆是。聽者如身歷其境，永不忘懷。
一次考試，出四題，每題當各得二十五分為滿分。余一時尤愛其第三題有關吉林省長白山地勢軍情者。乃首答此題，下筆不能休。不意考試時間已過，不得不交卷。如是乃僅答一題。誠之師在其室中閱卷，有數同學窗外偷看，余不與，而誠之師亦未覺窗外有人。適逢余之一卷，誠之師閱畢，乃在卷後加批。此等考卷本不發回，只須批分數，不須加批語。乃誠之師批語，一紙加一紙，竟無休止。手握一鉛筆，寫久須再削。誠之師為省事，用小刀將鉛筆劈開成兩半，俾中間鉛條可隨手抽出，不斷快寫。鉛條又易淡，寫不出顏色來，誠之師乃在桌上一茶杯中蘸水書之。所書紙遇濕而破，誠之師無法黏貼，乃以手拍紙，使伏貼如全紙，仍書不輟。不知其批語曾寫幾紙，亦不知其所批何語。而余此卷只答一題，亦竟得七十五分。只此一事，亦可想像誠之師之為人，及其日常生活之一斑。
後誠之師已成名，余獲與通信，曾為經學上今古文之問題，書問往返長函幾達十數次。各累數萬字，惜未留底，今亦不記其所言之詳。惟憶誠之師謹守其鄉前輩常州派今文學家之緒論，而余則多方加以質疑問難。誠之師最後一書，臨了謂君學可比朱子，余則如象山，盡可有此異同。余不知此系誠之師之謙辭，抑更別有所指。惜後再見面，未將此問題細問，今亦終不悟當時誠之師此語是何意義也。
余之重見誠之師，乃在一九四零年，上距離去常州府中學堂，適已三十年一世之隔矣。是年，余《國史大綱》初完稿，為防空襲，急欲付印。乃自昆明赴香港，商之商務印書館，王雲五館長允即付印，惟須交上海印刷廠付印。余曰大佳，光華大學有呂思勉教授，此稿最後校樣須由彼過目。雲五亦允辦。余又赴滬，親謁誠之師於其法租界之寓邸。面陳《國史大綱》方完稿，即付印，恐多錯誤，盼師作最後一校，其時余當已離去，遇錯誤，請徑改定。師亦允之。後遇曲折，此稿越半年始付印。時余亦蟄居蘇州，未去後方。一日赴滬，誠之師告余，商務送稿，日必百頁上下，催速校，翌晨即來取，無法細誦，只改錯字。誠之師盛讚余書中論南北經濟一節。又謂書中敍魏晉屯田以下，迄唐之租庸調，其間演變，古今治史者，無一人詳道其所以然。此書所論誠千載隻眼也。此語距今亦逾三十年，乃更無他人語余及此。我師特加賞識之恩，曷可忘。
錢先生寫這段回憶時已在晚年，師生情誼之深刻，可想而知。
又錢穆講書，喜歡「在這講台上走過來走過去，他走過去講一句，走過來又講一句」(門人葉龍語)，其亦擅長歷史地理，此極有可能是受呂氏影響。
至於批改答卷一事，可見呂氏「不拘一格降人才」，對成規亦不願墨守。
「君學可比朱子，余則如象山」，當指錢氏好考證窮理，他自己則傾向通經致用。
由錢穆拿《國史大綱》給呂氏校改，呂氏讚許書中若干觀點，二人可謂亦師亦友，互相推許重視。
《師友雜憶》又記：
誠之師必留每日報紙，為余寓蘇不易見者，一大束，或用朱筆標出其要點。見面即語余別後大事變經過之要略。
誠之師數十年在大學任課，從未預聞行政。
此見呂思勉對時政非常關心，卻不讓行政工作拖垮自己的學術研究。
一九四一年夏，余由蘇州重返後方。抗戰勝利後，再返蘇州，在無錫江南大學任職，曾赴常州，謁誠之師。師領余去訪常州府中學堂舊址，民國後改為常州第五中學。門牆依稀如舊，校中建築全非。師一一指示，此為舊日何處，均難想像。臨時邀集學生在校者逾百人，集曠場，誠之師命余作一番演講。余告諸生，此學校四十年前一老師長，帶領其四十年前一老學生，命其在此講演。房屋建築物質方面已大變，而人事方面，四十年前一對老師生，則情緒如昨，照樣在諸君之目前。此誠在學校歷史上一稀遘難遇之盛事。今日此一四十年前老學生之講辭，乃求不啻如其四十年前老師長之口中吐出。今日余之講辭，深望在場四十年後之新學生記取，亦渴望在旁四十年之老師長教正。學校百年樹人，其精神即在此。誠之師又帶余至街坊品嘗四十年來之老食品，如常州麻糕之類。至今又已三十年，回憶尚在目前也。
中國文化中師道精神的體現，呂氏庶幾近之。當然，錢穆的重情念舊，也是不可多得。二人的師生情因此特別教人感動。
呂思勉 1926 年起一直在上海光華大學任教，其學生黄永年說：
在抗戰前，呂先生早已是一位在史學界負有盛名的學者了，胡適想請他到北京大學去。論理當時北大文科是全國頭塊牌子，而呂先生所在的光華大學則是排不上號的私立學校。但呂先生拒絕了，理由是：光華的文學院長錢子泉 (基博) 先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我離開光華，等於拆他的台，我不能這麼做。為了幫助老朋友辦好學校，甘願放棄北大的優厚條件，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高尚的品德。(＜回憶我的老師呂誠之先生＞)
1957 年，呂氏病逝，享年七十三歲。
在《歷史研究法》中，呂氏曾說：
學歷史不是為了可以做前車之鑑。我們從歷史得到的是分析問題的能力。
這在今天仍極具啟發。
呂思勉撰通史兩種，分別是 1923 年出版的《白話本國史》，以及四十年代出版的《呂著中國通史》。前者分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用十二萬字交代遠古至民國的歷史發展，涵蓋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後者上冊為文化史，下冊為政治史。呂氏交代寫作緣起：
我在上海光華大學，講過十幾年的本國史。其初系講通史。後來文學院長錢子泉先生說：講通史易與中學以下的本國史重複，不如講文化史。於是改講文化史。民國二十七年，教育部頒行大學課程；其初以中國文化史為各院系一年級必修科，後改為通史，而注明須注重於文化。大約因政治方面，亦不可缺，怕定名為文化史，則此方面太被忽略之故。用意誠甚周詳。然通史講授，共止 120 小時，若編制仍與中學以下之書相同，恐終不免於犯複。所以我現在講授，把他分為兩部分：上冊以文化現象為題目，下冊乃依時代加以聯結，以便兩面兼顧。
《呂著中國通史》一開首便指出史學是什麼一回事。
史學之所求，不外乎 (一) 搜求既往的事實，(二) 加以解釋，(三) 用以說明現社會，(四) 因以推測未來，而指示我們以進行的途徑。
呂思勉又特別欣賞漢代儒生的議論，他說：
漢代人的議論，我們要是肯細看，便可覺得他和後世的議論，絕不相同。後世的議論，都是把社會組織的缺陷，認為無可如何的事，至多只能去其太甚。漢代人的議論，則總是想徹底改革的。這個，只要看最著名的賈誼、董仲舒的議論，便可見得。
在《秦漢史》中，呂氏說：「中國之文化，有一大轉變，在乎兩漢之間。自西漢以前，言治者多對社會政治，竭力攻擊。東漢以後，此等議論，漸不復聞。漢、魏之間，玄學起，繼以佛學，乃專求所以適合社會者，而不復思改革社會矣……先秦之世，仁人志士，以其時之社會組織為不善，而思改正之者甚多……此等見解，旁薄鬱積，匯為洪流，至漢而其勢猶盛……」與《呂著中國通史》的論調是遙相呼應，而又有所補充的。
關於魏晉北朝至隋唐一段，呂氏也有自己的見地，彷彿在與陳寅恪斟酌商量：
然自孝文帝南遷以前，元魏立國的重心，仍在平城。屬於南方的侵略，僅是發展問題，對於北方的防禦，卻是生死問題，所以要於平城附近設六鎮，以武力為拱衛。南遷以後，因待遇的不平等，而釀成六鎮之亂。因六鎮之亂而造成一個爾朱氏。連高氏、賀拔氏、宇文氏等，一齊帶入中原。龍爭虎鬥者，又歷五六十年，然後統一於隋。隋、唐先世，到底是漢族還是異族，近人多有辯論。然民族是論文化的，不是論血統的。近人所辯論的，都是血統問題，在民族鬥爭史上，實在無甚意義。至於隋唐的先世，曾經漸染胡風，也是武川一系中的人物，則無可諱言。所以自爾朱氏之起至唐初，實在是武川的武力，在政治舞臺上活躍的時代。要到唐貞觀以後，此項文化的色彩，才漸漸淡滅。唐初的隱太子、巢剌王、常山湣王等，還都系帶有胡化色彩的人。五胡亂華的已事，雖然已成過去，然在軍事上，重用異族的風氣，還有存留。試看唐朝用蕃將蕃兵之多，便可明白。論史者多以漢唐並稱。論唐朝的武功，其成就，自較漢朝為尤大。然此乃世運為之。主要的是中外交通的進步。若論軍事上的實力，則唐朝何能和漢朝比？漢朝對外的征討，十之八九是發本國兵出去打的，唐朝則多是以夷制夷。這以一時論，亦可使中國的人民減輕負擔，然通全域而觀之，則亦足以養成異族強悍，漢族衰頹之勢。安祿山之所以蓄意反叛，沙陀突厥之所以橫行中原，都由於此。就是宋朝的始終不振，也和這有間接的關係。因為久已柔靡的風氣，不易於短時期中訓練之使其變為強悍。而唐朝府兵的廢壞，亦和其擱置不用，很有關係的。
陳寅恪言：「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興，蓋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李唐氏族推測之後記＞) 對這一說法，呂氏並不否定，只是側重點應放在李唐對中原文化的消化及吸收上，汲汲於追查及爭拗血統是沒意義的。呂氏認為，李唐自貞觀以後，胡化色彩漸漸淡滅，其因此不應被視為異族政權。
錢穆向來被看成是「民族文化史觀」的代表人物，其實早在呂思勉，已從民族文化的角度切入研究歷史。他談到「以夷制夷」「養成異族強悍」，《國史大綱》有以下一段：「安祿山的勢力，是唐室用中國財富豢養成的胡兵團。此種胡兵團，只朘吸了唐室的膏血，並沒有受到唐室的教育。他們一旦羽翼成長，自然要撲到唐室的內地來」，錢穆的說法與呂氏的何其相似！
誠然，《呂著中國通史》也有其不足及局限，例如論述唐高宗與武后：
唐朝對外的威力，以高宗時為極盛，然其衰機亦肇於是時。高宗的性質是失之於柔懦的。他即位之初，還能遵守太宗的成規，所以永徽之政，史稱其比美貞觀。公元 655 年，高宗惑於才人武氏，廢皇后王氏而立之。武后本有政治上的才能，高宗又因風眩之故，委任於她，政權遂漸入其手。
對傳統史書指高宗柔懦照單全收，不知高宗即位以來，一直有意分舅父長孫無忌的權，至「廢王立武」而達高潮，「廢王立武」非純為武氏所惑。
另外，書中提到
唐朝開國之君雖為高祖，然其事業，實在大部分是太宗做的。天下既定之後，其哥哥太子建成和兄弟齊王元吉，要想謀害他，為太宗所殺。高祖傳位於太宗，遂開出公元 627 至 649 的 23 年間的「貞觀之治」。
一本兩唐書及《資治通鑑》，未有注意到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對李淵起事角色有不一樣的記述，以及「楊文幹事件」李世民對李建成的誣害。
最後，他談王安石變法之所以失敗，在於目的未達，卻滋生多種弊端。
王安石的變法，舊史痛加詆毀，近來的史家，又有曲為辯護的，其實都未免有偏。王安石所行的政事，都是不錯的。但行政有一要義，即所行之事，必須要達到目的，因此所引起的弊竇，必須減至極少。若弊竇在所不免，而目的仍不能達，就不免徒滋紛擾了。安石所行的政事，不能說他全無功效，然因此而引起的弊端極大，則亦不容為諱。他所行的政事，免役最是利餘於弊的，青苗就未必能然。方田均稅，在他手裡推行得有限，後人踵而行之，則全是徒有其名。學校、貢舉則並未能收作育人才之效……宋朝當日，相須最急的是富國強兵……裁汰冗兵，確是收到很大的效果的，所置的將兵，則未必精強，保甲尤有名無實，而且所引起的騷擾極大……
清中葉太平天國之敗亡，在於文化上的落後：
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很不容易同時並行，而社會革命，尤其對社會組織，前因後果，要有深切的認識，斷非簡單，手段滅裂的均貧富主義所能有濟。中國的下流社會中人，是向來有均貧富的思想的，其宗旨雖然不錯，其方策則決不能行。今觀太平天國所定的把天下田畝，按口均分；二十五家立一國庫，婚喪等費用，都取給國庫，私用有餘，亦須繳入國庫等；全是極簡單的思想，極滅裂的手段。知識淺陋如此，安能應付一切複雜的問題？其政治的不免於紊亂，自是勢所必然了……
滿洲人入據中原，固然是中國人所反對，而是時西人對中國，開始用兵力壓迫，亦為中國人所深惡的，尤其是傳教一端……儻使他們有知識，知道外力的壓迫，由於滿清的失政，鄭重提出這一點，固能得大多數人的贊成；即使專提討胡 (即排滿)，亦必能得一部分人的擁護。而他們後來對此也模糊了，反而到處傳播其不中不西的上帝教，使反對西教的士大夫，認他為文化上的大敵，反而走集於清朝的旗幟之下。這是太平天國替清朝做了掩蔽，而反以革命的物件自居，其不能成事，實無怪其然了。
反對取消私有財產，厲行公有制，視之為「極簡單的思想，極滅裂的手段」，呂氏顯然不贊成激烈的共產主義，而較接受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
馮友蘭晚年撰《中國哲學史新編》，提到「洪秀全和太平天國所要學習而搬到中國來的是西方中世紀的神權政治，那正是西方的缺點。西方的近代化正是在和這個缺點的鬥爭中而生長出來的，中國所需要的是西方的近代化，並不是西方中世紀的神權政治。洪秀全和太平天國如果統一了全國．那就要使中國倒退幾個世紀」，和呂思勉的看法異曲同工。
清朝得以中興，呂氏認為，全賴信用漢人：
清朝的衰機，是潛伏於高宗，暴露於仁宗，而大潰於宣宗、文宗之世的。當是時，外有五口通商和咸豐戊午、庚申之役，內則有太平天國和捻、回的反抗，幾於不可收拾了。其所以能奠定海宇，號稱中興，全是一班漢人，即所謂中興諸將，替他效力的。清朝從道光以前，總督用漢人的很少，兵權全在滿族手裡。至太平天國兵起，則當重任的全是漢人。文宗避英、法聯軍，逃奔熱河，1861 年，遂死於其地。其時清宗室中，載垣、端華、肅順三人握權。載垣、端華亦是妄庸之徒，肅順則頗有才具，力贊文宗任用漢人，當時內亂得以削平，其根基實定於此。文宗死，子穆宗立。載垣、端華、肅順等均受遺詔，為贊襄政務大臣。文宗之弟恭親王奕訢，時留守京師，至熱河，肅順等隔絕之，不許其和文宗的皇后鈕鈷祿氏和穆宗的生母葉赫那拉氏相見。後來不知如何，奕訢終得和他們相見了，密定回鑾之計。到京，就把載垣、端華、肅順都殺掉。於是鈕鈷祿氏和葉赫那拉氏同時垂簾聽政。鈕鈷祿氏稱母后皇太后，諡孝貞。葉赫那拉氏稱聖母皇太后，死諡孝欽。世稱孝貞為東宮太后，孝欽為西宮太后。鈕鈷祿氏是不懂得什麼的，大權都在葉赫那拉氏手裡。葉赫那拉氏和肅順雖系政敵，對於任用漢人一點，卻亦守其政策不變，所以終能削平大難。然自此以後，清朝的中央政府即無能為，一切內政、外交的大任，多是湘、淮軍中人物，以疆臣的資格決策或身當其沖。軍機及內閣中，漢人的勢力亦漸擴張。所以在這個時候，滿洲的政權，在實際上已經覆亡了，只因漢人一方面，一時未有便利把他推倒，所以名義又維持了好幾十年。
除了通史，呂思勉也寫了一系列斷代史專著，值得歷史愛好者一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