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大上的第一堂課，鄭生提到自己讀本科時，會前往錢穆圖書館「閉關」，用心閱讀勞思光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再認真整理筆記，好助理解。我聽見後，心嚮往之，遂依樣畫葫蘆，當天下午，至錢穆圖書館讀勞思光先生這部巨著。
本來，媽媽為免我跌倒，上午親自帶我上學。也怪我年少叛逆，不知孝道為何物，媽媽見我熱，替我抹汗，我介意被同學恥笑，竟斷然拒絕。媽媽說要陪我過「天地堂」，我全不明白其苦心，反而嫌她煩。那時我固然不知她三年後便永遠離我而去，現在回想，不禁愧疚。在我要求下，她回家了，我獨自在錢穆圖書館用功，一眨眼就三個多小時過去。
圖書館異常寧靜，藏書極豐富，置身其中，彷如進入另一世界。甫出門，一不小心，竟未有留意門前石級，就此摔倒在地。媽媽早已不在，我勉力站起，卻完全走不動。四時半要上蕭錦華教授的「中國歷史變革概論」，幸好在隔鄰的人文館，否則真不知如何到達。那兩個多小時，是我讀書以來，最難受、最想快些完的課節，好不容易離開人文館，正愁不知如何下山，一熟悉的身影走近了，正是爸爸，原來媽媽不放心我一個人，怕我因膝蓋傷患再跌，便叮囑爸爸來接我放學，果然一切不出媽媽所料。
爸爸當時七十多歲，未有前列腺疾病，也健步如飛，在他撐扶下，我回到家裡休養。接下來的課自然上不到，直至第二周星期一，也是上鄭生的課，在往馮景禧四樓看導修名單時，於門前再摔一跤。這次媽媽在場，她扶著我回家，但經過兩次跌倒，我連站立擦牙都有困難，躺在沙發上，一時間也不知可以怎樣做，我感到很無力。
自中四跌傷起，我每遇人生橫逆，便傾向消極悲觀，採老子「順其自然」的態度。我明知問題會惡化，但既無法化解，又可如何？兩次跌倒後，我一邊休養，一邊在自己的網誌發牢騷，我甚至覺得這是上天示警，不想我繼續讀大學 (今天看來，上天可能確實在示警，如我當時明白上天意思，家道亦未必因讀哲學而中落了)。只有媽媽，在我頹廢絕望時，為我四出奔走，到本部，再到馮景禧文學院的辦公室替我做休學手續。是她的付出，我才保住得來不易的大學學位，她後來還買了勞思光的《中國哲學史》、李天命的《李天命的思考藝術》和鄔昆如的《西洋哲學史話》給我，叮囑我要在休學半年這段日子，好好準備。想念及此，內心實在有萬分感慨。
那時的我，學問仍在文史，哲學講究理性，我不太習慣，不時拿回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細讀，這是我第一次認真閱讀《國史大綱》。我又對大學那位美得像天仙般的女子念念不忘，有一次，我提起筆，寫了一短篇小說，正是以她的形象入文，我的小說創作技藝不佳，是篇並未保留，但那份單純、那份真摯，今天依然難忘。
半年匆匆過去，重回中大，是上方克濤教授的「語言、哲學思考與寫作」。方生原名 Chris Fraser，顧名思義，他是一位外國人。課堂上，他要麼講國語，要麼是全英文，我只能從電子簡報中粗略估計他在講什麼。另外，我開始接觸三段論，對於已修畢邏輯的同學，自然無難度，但我可從未正式上過邏輯課呢！我只有李天命一堆語理及邏輯分析，不成系統的，結果追上去頗覺困難，第一篇短文分數也不高。不過，也是天性使然，我越不懂用三段論寫文，就越迫逼自己用得細緻、準確，最後，我三年內很多科都選了和英美分析哲學有關的，反而歐陸哲學，什麼存在主義、結構主義、詮釋學，我一個都沒有讀。
重回中大的那半個學期，我讀得最得心應手的一科，當數「中國哲學史二」。鄭生不再，迎來了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的劉笑敢教授。劉笑敢教授，我們一般稱他「笑敢」，也有同學稱他「笑敢爺爺」。他是道家專家，其《莊子哲學及其演變》及《老子：年代新考與思想新詮》，迄今仍是研究道家思想的必讀參考。然而，學術成就高無損他對恩師的尊敬，更無阻他與學生建立良好關係。笑敢的恩師為北京大學哲學系的張岱年，課堂上，他不時提到張氏《中國哲學大綱》的偉大處，也談及馮友蘭、任繼愈跟張岱年的交往，這在香港實鮮有人能道出，唯獨笑敢出身北大，親身經歷過，才可娓娓道來。
最記得有一次，他替馮友蘭在文革的表現感惋惜，我因而明白知識分子在黑暗混濁的世道下，往往言不由衷，身不由己。和鄭生的嚴猛不同，笑敢喜歡鼓勵學生，每次學生文章寫得好，他都會在課堂上分享，我一篇短文寫董仲舒，曾有幸獲得笑敢的青睞，這對年少的我實在是很大的鼓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