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三那年，楊永漢師教我中史，他後來更是我中六、七的中史科老師。今天的他，已貴為孔聖堂校長、新亞文商書院院長，我只是其眾多學生中寂寂無名的一位。這裡我只談在荃濟時期認識的永漢師，此必須事先聲明。
永漢師上課，總是單手拿著課本，急步進入課室。勉強比擬，猶如古代俠客，一手持劍，毅然闖陣，面無懼色，大有孔門子路之風。
他教我時，正值盛年，卻頭頂半禿。他辯稱，隨著腦的記憶量增加，前額尤其會較常人突出，他只是記得東西比較多而已，又叫我們要以前額飽滿為榮。自此，我不時會照鏡看看自己的前額，審視一下學習成果。
和其他老師不同，永漢師授課有一貫的套路，先用幾分鐘將該課的重點寫在黑板上 (他從來不用翻書，非常厲害，足見其博聞強記的功力)，再隨機抽樣問我們的書。那時的我，不習慣每次上課前都溫習一遍，結果次次抽問，竟令我有芒刺在背之感。慶幸的是，班上不只我一人不溫習，堅持了一陣，永漢師見我們個個啞口無言，或答非所問，心灰意冷，後來索性直接講書算了。
未改課程的中三中史科，由滿洲崛起開始講，一直到中共改革開放。
印象中，永漢師提過，海西女真被努爾哈赤滅族，偏偏導致清朝中衰的慈禧太后，姓葉赫那拉，而葉赫那拉氏是海西女真葉赫貝勒的家族姓氏。他講這個故事，是想帶出「因果循環，報應不爽」，你滅人家的族，難保他朝人家的後裔不滅你的族，做人留一線，日後好相見。
另外，提到蔣介石清黨、日軍侵略、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永漢師例必咬牙切齒，尤以後兩者為甚。當時香港整體教學風氣尚算自由，教師不時在堂上暢所欲言，永漢師也不例外。教至南京大屠殺，日軍大量坑殺中國人，永漢師會按捺不住「爆粗」，「爆粗」的背後不是為爆而爆，而是對中國人民族苦難有深刻的痛感，對普世的人文精神有深刻的篤信與服膺。至於文革，紅衛兵上綱上線、鬥地主及知識分子，永漢師每說一次激忿一次。永漢師是唸文學出身，樹仁中文系畢業，後入新亞研究所隨全漢昇先生讀歷史，故有文人至情至性的一面，相比之下，一直治史的官德祥師，看這些史事比較冷靜，至少不會在堂上發作。
永漢師不時在堂上提到於新亞研究所求學時的點滴，在＜問學之途 – 憶新亞研究所師友＞有以下一段：
八三年，我開始撰寫論文，在選擇導師前，徵詢幾位學長的意見，林燊祿學兄說全 (漢昇) 老師很嚴格，一定能將我們訓練成才。聽說全老師曾責駡一位同學，令他痛哭不已；聽說老師將一份論文發還同學，不予評分；聽說老師細翻同學論文注釋，發現部分引文不正確而大發雷霆。這種種傳說令我既驚恐又嚮往，因此鼓起勇氣，拿了有關王安石的資料去見全老師，告訴他我想寫有關王安石變法的論文。老師沒有反對，並囑我先看漆俠的《王安石變法》及梁啟超、熊公哲諸學者的論著。
其後，我用了八、九個月時間看一手資料及有關論文，最後條目分明的寫了近百張資料卡，一心以為可動手寫文。見全老師當日，老師問我所看的資料及分析能否突破漆俠的研究？我回應不能。老師就直截了當的說：「那不要寫這題目了！你再在宋朝找題目吧！」這刻真有晴天霹靂的感覺，大半年的心血，付與流水。
這一段同時是當年永漢師訓勉我們的話！做學問不能拾人牙慧，要有自己的 original insight，要突破前人的研究成果，否則不如不做，再多努力都是徒然。這迄今對我仍有所啟發。
永漢師又分享，全漢昇先生曾給他一封書信，以胡適之先生「有一分證據，只可說一分話。有七分證據，只可說七分話，不可說八分話，更不可說十分話」告誡他。這句話，我後來才知道是「史料學派」治史的總綱領、總原則。全漢昇先生見永漢師文學出身，易有信口開河的弊病，不符合嚴格的治史態度，故引此語以告誡。永漢師同樣以此語告誡我們，我今天寫了許多文章，越寫得多，年紀越大，越覺此話為顛簸不破的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