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朱子學之主要精神＞撰於 1982 年。文中錢穆從中國學術思想史的脈絡，稱許朱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視之為朱子學的主要精神。
錢穆開首便指出，中國學術有一特徵，亦可謂是中國文化之特徵，即貴求與人同，不貴與人異。
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甚矣吾哀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他為學，日夜追求夢寐者，乃周公。孟子曰：「乃吾所願，則學孔子。」周公、孔、孟一線相承，皆「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為」，遂成中國之儒學。
墨子主兼愛，視人父若己父。稱天志，尚同。又曰：「非大禹之道不足以為聖。」墨子在古人中舉出一禹，猶如孔子舉出一周公。在這意義上，墨子同於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道家老子言：「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又特舉一黄帝，此仍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至漢代，儒者表彰《五經》，罷黜百家，獨尊周、孔。魏晉玄談有孔子、老子「將毋同」之說。佛教東來，與儒道鼎足成三，孔子、老子、釋迦同為中國人所崇奉。宋代理學興起，雖辨異端，仍一尊儒，此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貴自創論，自立說，確實是中國文化、中國學術思想一大特色。
著書向來非中國人所重。孔子作《春秋》，《春秋》是部史書。《論語》記孔子平日言論行事，由其門人弟子寫錄流行，歷三、四傳而彙編成書。墨子亦未自著書，由其門人後學傳述其說而成書。
《孟子》七篇，固由孟子親身與其弟子如萬章、公孫丑之徒，編撰成書，其體裁亦大致與《論語》相似，亦只記孟子平日言行；與特地著書，有系統、有組織，自開一番創論、自表一番特見者仍不同。
只有莊、老，因其隱退，不似儒、墨廣集門人弟子，相聚講學，乃由其私人閒居自撰成書。惟莊子多寓言，《老子》書名則託之莊周書中之老子，亦寓言，並不詳著者之姓名。下迄《中庸》、《易大傳》，更不知出於何時誰人之手。又如《小戴禮記》，所收《大學》、《樂記》、《禮運》諸篇，作者姓名皆不詳，時代亦無考，足證中國學人實皆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並無私人自創作、自表現、自成名之心理存在。
西漢董仲舒寫《春秋繁露》，旨在闡發《春秋》義。揚雄著《法言》、《太玄》，旨在模倣《易》與《論語》，皆明表師承，與自創作、自立說仍不同。隋代王通有《文中子》，其書乃由後人編纂，書名亦後人所定。中國學人可謂極少由其私人一己來著書立說。
中國學人又好做注釋古經典的工作。東漢鄭玄網羅百家，括囊大典，集兩漢經注之大成。此下王弼注《周易》、《老子》，何晏注《論語》，郭象注《莊子》。佛教東來，高僧注印度佛典。宋代理學興起，濂溪《易通書》即為說《易》。橫渠《正蒙》，其書名亦本於《易》。二程則不著書，伊川畢生最大著作為《易注》。
朱子承繼「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大傳統，其最大著作，為《論孟集注》、《學庸章句》之《四書》。其次為《近思錄》，僅分類纂集周、張、二程四家語。又於濂溪《太極圖說》及横渠《西銘》特有注。除注《詩》注《易》，史學方面只本司馬光《資治通鑑》作綱目。文學則注《離騷》，又為《韓文考異》。道教則注《參同契》。朱子實無一書自抒其創見。其門人編集《語錄》，有一百四十卷之多。自所為詩文集亦踰百卷，但皆因時、因地、因事、因人而隨感隨應，自然流露，與精心結撰有系統、有組織刻意著成一書，以表現其自我一己之獨得與創見者，大不同。故此，朱子體現著「貴能上同古人，不貴能自創新說」的中國學術史的特徵。
不過，上同古人，不代表除古人外無己。孔子唱「為己之學」，而最惡鄉愿。孟子唱為「性善論」，顯非孔子語，卻說：「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易傳》、《中庸》言「性」與「天道」，皆兼采道家言，卻謂一承孔子。至於周、張、二程四人之學，更是各有體系，彼此相異，而同以儒者自許。
朱子會通和合周、張、二程之學，成宋、元、明三代理學一大傳統，再與先秦孔、孟以來之儒學會通和合，以成儒學之新傳統。此豈非新創特見？惟朱子每以網羅舊說、稱述前古的方式表出之，後世往往難以確認其為朱子一人之學。
錢穆認為，今人治朱子學，每喜分別其與前人之相異處。這其實是不太妥當的。朱子為學精神重在會通和合，尋求古人之共同處，不在獨抒己見，表明其個人之特異處。今專向此方面探索，不免有失朱子為學精神之主要所在。
誠然，理學家多采釋氏禪宗之意見，朱子亦明白提及受華嚴宗啟發，但出入釋、老，非理學家短處，反正是其長處。會通和合，以求共同之一是，乃理學家所用心，亦是朱子所用心。
象山反對朱子，朱子雖以「告子」稱呼象山，不同意其主張，但仍訓誡門人，當采他人長，以補自己短，勿輕相爭。其於釋、老亦類此。明代陽明起，從陸反朱，卻作《朱子晚年定論》，謂朱子卒從同於象山。此仍是中國學人尚同不尚異之一證。
總之，中國學者不貴於自創一套新學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實際即是以述為作 (馮友蘭語)，朱子正是其中的表表者。
錢穆此文，隱約針對唐、牟等當代新儒家於 1958 年聯署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以為有關做法違背中國傳統學術精神。
他撰《朱子新學案》，推尊朱子，某種意義上也是以述為作，借「述朱」抒發對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理解，以正視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