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苦難不純粹是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問題，中共一黨專政是屬於政治上，為何中共當初可以一黨專政？這和中國文化本身含有集體、群體至上，講究以集體、群體成就個人的成分有關。要根本消除中國人的苦難，還需回到文化層面著手。
身處集體、群體 (如國家、家庭) 才可成就個人，反對原子個體 (atomic self)，這一將集體、群體放在第一位的思維傾向，其實非中國獨有，而是大陸國家 (有別於海洋國家) 的共同特徵。當我們審視德國康德將自由概念扭曲成自律，蘇俄將民主概念扭曲成民主協商制度、民主集中制，中國人的苦難實際也是大陸國家的苦難。德國在二十世紀初一轉而為納粹，俄國一轉而為蘇維埃，兩者都是極權專制獨裁政權，今天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共，亦是一極權，這不是單純的政治問題，政治問題換個人、換個制度就一了百了。這是文化問題，文化問題就涉及思想、價值觀的轉變，困難得多。
自由、民主等概念，是英國的產物，傳入歐亞大陸後，通通變了質，成為「掛羊頭賣狗肉」。這一點，海耶克 (F. A. Hayek) 觀察得清楚。集體、群體孕育壯大個人是假，摧殘壓迫個體是實。要保存個體，就要將乾坤倒轉，不是說集體、群體不重要，而是集體、群體之所以組成，仍依賴每一個個人，每一個原子個體。換言之，來自集體、群體的種種規範及價值觀，必須先得到個人的首肯、認可，才能生效。將個人的價值凌駕於集體、群體，認清是個人去成就集體、群體，竊以為是大陸國家擺脫苦難的唯一出路。
世界上講真正自由、民主，珍視基本人權的地方是英美。而美國的是由英國帶來，則學習英國、英國化，是大陸國家離開苦難所必須做。民國知識分子汲汲於言「全盤西化」，儘管用詞有欠精準，模糊含混，但總體方向是對的，「西化」就是英國化，英國是海洋國家。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乃至援引德國國家及道德哲學以更新中國文化，這在學術研究上未嘗不可，但從創制立法以實現民主、保障自由來講，此為緣木求魚。因中國舊有的一套、德國的一套都有大陸國家本來具有的「毒素」。處理中國舊有的一套，更應該是採取揚棄的態度，即發掘其可與真正的自由、民主、人權相銜接的地方，批判其窒礙真正的自由、民主、人權暢遂發皇的地方。舉例言之，《大學》把修身放最先，接著是齊家，再治國，最後平天下，這不是重個人嗎？反而岳飛的精忠報國、文天祥的殉身、王祥的臥冰求鯉等，就值得質疑了。如此看來，對中國舊文化、舊傳統冷嘲熱諷者，也有其正面貢獻，故魯迅不宜被狠批。
香港過去因為英殖，成就出百多年文化 (1841 - 1997)，這一套文化，是中國迄今都無法成就的。孫中山說：「我之革命思想，完全得之於香港。」李瑞環把英殖年代的種種視作紫砂茶壺中的紫砂，然則，百多年英殖香港獨有的文化成就出中華民國的國父，英殖香港獨有的文化對中國人而言是一瑰寶。
早年構成香港者成分複雜，有在英國本土失意的英國人及愛爾蘭人、印度人、葡人、混血華人，以及擺脫中國大陸獨自來港謀生的華人。要之，他們都是離鄉別井，因而是孤獨的，同時是敢於冒險的，欲創一番事業的。他們在英國建立的公平競爭制度下各顯神通。冒險、公平、重個體，因而成為香港的精神。獅子山下的鄰里守望相助、一味為生活奔波而無怨言，這反而並非香港精神，而是七十年代刻意灌輸者。
至於今時今日，寫了在白紙黑字上仍可矢口否認，時時重加解釋，架床疊屋。拿著香港身份證的往往幾個家庭互通聲氣，儼如一大部落，此遠離原來的香港更遠。復添上警察充當國家打手、選舉主任思想審查參選者是否忠誠擁護一國行先的《基本法》，這已淪為極權的集體主義、國家主義，是中國令香港衰落，消失於世界。
要光復香港，要成就文化中國，唯有英國化一途。英國化不能急，必須採保守主義的循序漸進，過份激進的浪漫化革命，只會造成反效果，故此勿期望可一夜變天。
而作為表態，刻下香港人似無穿著華服的必要，而應穿著西服。穿著西服，乃一決志 (亦可作一文化標誌)，表示我們相信，世界要有文化，要有真正的自由民主人權，必須走英國化的道路，而非抱殘守缺。
不過，有一點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英國化不是用一些廣度量的標準界定，如到過多少個英語系國家、擅不擅說英語等，而是講究深度，即在這些之上有無一真正的對自由民主人權的珍視、尊重及捍衛。只知炫耀鬥富，自以為高人一等，又和王愷、石崇有何分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