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由主義學者海耶克 (F. A. Hayek) 撰寫《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正值二戰將近結束，在第一章＜放棄了的道路＞，他語重深長作出提醒：
「當我們把全副精力用於獲致戰爭勝利時，我們有時不易記得，即使在戰前，我們現在藉作戰來保衛的許多價值標準，在英國已經遭受威脅，在別處已經遭受破壞。雖然，代表著不同理想的國家是各自為其生存而戰，可是我們不能忘記這一爭鬥是起於觀念的衝突。這一觀念的衝突，在不久以前，是孕含在共同的歐洲文明裡的；並且，由於極權制度之創立而登峰造極的許多趨勢，並不限於目前陷入極權制度之下的國度中才有。雖然，我們現在首要的任務是贏得戰爭，可是贏得戰爭的目標僅僅是為得到另外的機會來解決這些基本問題，並且覓致一種方法來趨避那威脅相似的文明之命運。」
二戰結束了，「鐵幕」(Iron Curtain) 隨即拉開，英國首相邱吉爾說：
「從波羅的海邊的什切青到亞得里亞海邊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經拉下。這張鐵幕後面坐落著所有中歐、東歐古老國家的首都 -
華沙、柏林、布拉格、維也納、布達佩斯、貝爾格勒、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亞。這些著名的都市和周圍的人口全都位於蘇聯勢力範圍之內，全都以這種或那種方式，不僅落入蘇聯影響之下，而且已受到莫斯科日益加強的控制。」
「鐵幕」以西是自由世界，崇尚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市場經濟，以美國為首。「鐵幕」以東是共產世界，崇尚一黨專政、一人獨裁、計劃經濟、人只是國家生產的螺絲釘，以蘇聯為首。「觀念的衝突」彷彿並未消除，而是用另一種形式繼續著。
1990 年，東西德統一。1991 年，蘇聯解體。共產陣營看似已土崩瓦解。
然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於 1989
年春夏之交用鎮壓手段對付民運人士，避過民主化浪潮。步入九十年代，儘管經濟上逐漸改行市場經濟，政治上仍然堅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近年，更高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民族主義大旗，掛馬列的羊頭，賣納粹法西斯的狗肉。美國與之抗衡，展開中美貿易戰，此仍是上世紀「觀念的衝突」之延續。
(二)
實現民主自由乃近現代西歐演進一大主軸。1750
年工業革命後，不少人因掌握生產工具及工人而置富，稱為「資本家」，又稱「中產階級」。他們對君主專制的國家有經濟上的支持，需要交稅，現存制度卻不保證他們在政策制訂上有話語權。他們因而要求成立代表自己利益的政黨、推選代表自己利益的代議士，出現爭取落實代議民主制的訴求。
爭取落實代議民主制，等於要分享專制君主的絕對權力，專制君主當然要極力反對。開明如英、美，都經歷過戰爭才可成就憲政。封閉、保守如法國、奧地利、普魯士、俄國，人民對民主自由的追求，往往演變成暴力革命與血腥鎮壓的拉鋸。
尤其甚者，他國出兵協助鎮壓，對民主自由的追求瞬間滑入對民族獨立自主的嚮往。這種對民族獨立自主的嚮往，始於大革命時期的法國，經拿破崙戰爭幅射至四圍如德國、意大利、俄國、比利時、巴爾幹。
民族國家次第建立，在資源有限和弱肉強食的氛圍下，彼此必然會出現競爭、矛盾、衝突，衍生極端民族情緒、軍事結盟制度、爭奪海外殖民地等。
即使落實代議民主制，「資本家」/「中產階級」利益獲保障，此只令他們進一步剝削工人，並幫助他們實現海外擴張。換句話說，代議民主制不過造就「無產階級」和共產主義，以及成為促進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工具。
一戰爆發，很大程度是「實現民主自由」、「實現民族獨立自主」導致，而「實現民主自由」恰好源於資本主義的蓬勃和工業革命。
二戰結束後，陸續有學者對兩次大戰的成因作根本的反省。其中，「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 的見解最深刻。
賀爾克海姆 (Max Horkheimer)、亞登諾 (Theodor Adorno)
認為，資本主義蓬勃和工業革命源自啟蒙理性。啟蒙理性有下列特色：
(1) 以征服、支配自然為出發點；
(2) 以科學知識萬能、技術理性 (工具理性) 至上為特徵；
(3) 以人類中心主義為核心；
(4) 以社會歷史進步為目標。
從一方面看，啟蒙理性成就科學技術和工業文明的發展。可是，從另一方面看，它導致技術理性 (工具理性)
的霸權，人文理性遭到貶抑。當人與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人與自身之間只剩下赤裸裸的支配被支配、利用被利用的關係，社會實際上是徹底的異化。工具理性過度膨脹的結果，就是毀滅自然、毀滅人類、毀滅自己。啟蒙理性以非理性告終，具體表現就是兩次世界大戰。
「法蘭克福學派」畢竟曲高和寡，隨著各國領袖爭相研發大殺傷力武器，唯有採取一些防制性措施 (治標不治本的措施)
以避免科學科技被濫用造成惡果，如要求解除核武等。
(三)
以往耶穌基督也好，真主阿拉也好，都教人博愛，跟私欲作鬥爭。偏偏兩次大戰反映出來的人性，全是為求一民族、一國家乃至一己之利益，不惜置他人生死於不顧，任由冷冰冰的理智去思慮計量、爭強好勝的獸性去盲目衝動。此斷非耶穌所許可，也非阿拉所許可也。
「上帝已死，一切都被允許」(尼采語，「上帝」可泛指一切傳統道德宗教人文價值)，這令知識分子的心靈極為失落，主張「堅持奮鬥，對抗人生的荒謬」(卡繆語)
的存在主義因此成為二戰後的顯學。
但是，人生應該有奮鬥的目標、方向，它不能永遠停留在無目的、血氣的、自然氣質的掙扎。部份學者提出復興基督教、亞里士多德的德性倫理學 (如社群主義大師麥金泰爾
Alasdair MacIntyre 在《德性之後》After Virtue 所講)、青年馬克思的人本主義思想，甚至引入中國儒學
(如唐君毅、徐復觀、牟宗三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所說)，「新人文精神」之重建、「新人文主義」之重提，未嘗不是西方文化斷港絕潢的一條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