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憲政、人權、法治、平等、自由一連串概念，在英國、美國得到實現，傳至法國，大革命更多是催生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拿破崙把勢力延伸至德意志地區及意大利半島，變相把愛國主義、民族主義輸往兩地。
拿破崙固然有把民主、憲政、人權、法治、平等、自由一連串概念輸出。可是，在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籠罩下，民主、憲政等通通被看成手段、工具，失去本身原有的價值和意義。普魯士不是施行君主立憲嗎？憲法容許國王擁有任命大臣部長的權力，可以操縱軍隊與官僚。這樣的憲政已失去制衡君主濫用權力的意義，而純粹為君主服務。皮德蒙．薩丁尼亞王國不是經常舉行公投嗎？在軍隊監控下的公投究竟多大程度反映真實民意，值得深思。
德意志地區和意大利半島同樣受拿破崙入侵刺激，引發空前澎湃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情緒，汲汲於謀求民族自主。雙方不同的地方是：
(1) 普魯士比較專制 (見俾斯麥「當代的重大問題不是通過演說和多數派決議所能解決的，而是要用鐵和血來解決！」)，皮德蒙．薩丁尼亞王國相對開明
(加富爾曾留學英國，同情自由主義者。伊曼紐二世始終貫徹真正的憲政，並願意和革命黨人如加里波的會晤)；
(2) 曾魯士軍事實力強大，皮德蒙．薩丁尼亞王國主要依靠靈活的外交手腕爭取盟友。
三場統一戰爭，普魯士給人的感覺是「以力假人」。「力」能夠摶成一德意志帝國，也能夠推動此新生的國家向四圍擴張，惹事生非
(即滋長殖民主義及帝國主義)。一戰的禍源，其實早已暗藏
(用中國歷史做參照，秦統一六國之後，賴以統一之「力」亦有待消散排解。有別於德意志帝國的做法，嬴政把「力」轉向內部用，卒之導致暴政出現，民不聊生)。
比觀之下，皮德蒙．薩丁尼亞王國是有先進成分的。一戰意大利始終站到英法一邊，未必完全關乎利益。
意大利統一，有兩條路線在鬥爭：革命共和、君主立憲。雖然歷史沒如果，但假設由馬志尼、加里波的等革命黨人建立共和國，結局不一定理想。
英國保守主義者伯克 (Edmund Burke)
反省法國大革命的教訓，認為：變革必須透過有系統、有條理的改變達至，而非突然爆發的革命。革命憑藉某種理論或學說，試圖改變人類社會中根深蒂固、健全穩定的體制，將會造成無法預料的災難。1911
年武昌起義，中國一夜之間取消帝制，創建共和，終致軍閥混戰，共和不成共和，此或許證實了伯克的話。
法國大革命在世界歷史上是件大事。不過，它的不良影響遠大於正面貢獻。
大革命期間，對「無套褲漢」(低下層老百姓)
的讚揚，成就日後「無產階級專政」。為了維護革命果實於不墮，不惜殺盡前朝貴族，手段兇殘血腔，變相給「消滅一切階級敵人」的階級鬥爭提供濫觴。結合基督教傳統對上帝的崇拜、嚴密的組織黨團的方式，卒之孕育共產主義與共產黨。
另外，法國人的民族主義激發德國人及意大利人的民族主義。其中，德國人的民族主義，藉威廉大帝於凡爾賽宮宣佈德意志帝國成立，充分展現。法國人視此為奇恥大辱，加上阿爾薩斯
- 洛林 (重要的煤礦、鐵礦區) 被奪，遂立志報仇，終於導致 1919
年《凡爾賽條約》對德國的重罰。重罰未有壓服德國人，反而令希特拉及其納粹主義得以抬頭。納粹主義是法西斯主義，是極端民族主義。追源溯始，法國大革命脫不了關係。
故此，二十世紀兩大逆流 - 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無不與法國大革命有關。
海耶克說：「在低地國家和不列顛，這種新的生活觀 (指民主、自由、人權等)
在一個長時期之內得到充分的發展，並且首次得有機會自由成長，而且變成這些國家的社會與政治生活之基礎。而且，自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以來，這種新的生活觀，又從這些國家以更較充分發展了的形式向西與東擴張，擴張到新大陸，擴張到歐洲大陸的中心地區。可是，在歐洲大陸的中心地區，時常發生戰亂，並且有強大的政治壓力存在；這使得與英國相似的自由果實不能早早成長。」(《到奴役之路》)
是很有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