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字面看，它似乎對所有知識 (knowledge) 予以高度肯定。人掌握知識，就能做到很多事，解決很多問題，做事、解難的能力即是力量。
然而，仔細分析，是否所有知識都可令人做到事、解到難？不是。文學、哲學、藝術、音樂......旨在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無法帶來具體成就。
「知識就是力量」要講得通、講得合理，此處之「知識」必須有一界限：僅包括能助人做事、解難的「知識」，能助人做事、解難的「知識」普遍是可應用的、可量化操作的、可被經驗證實為真的，即實證科學。培根這句話，實際是強調實證科學的重要。
古希臘自然科學的奠基者如泰利斯、亞里士多德，主要依據觀察及邏輯推理 (三段論演繹法)，尋找自然現象背後的規律，欣賞自然界的奧妙。
實證科學則經過觀察 → 量度 → 分類 → 推論 → 預測 → 假設 → 實驗 → 分析 → 修正 → 新假設 → 再實驗 → 再分析 → 結論，從而建立客觀的對自然現象的解釋和理解。「觀察 → 量度 → 分類 → 推論 → 預測」屬歸納法 (由培根提出)，「假設 → 實驗 → 分析 → 修正」源自實證主義的方法論，這些皆是古代所無，而為近現代科學所獨有。
培根重視實證科學，無疑令人更全面、更恰當地了解自然，但也迎來若干害處：
(a) 汲汲於可操作及可預測性，令人的主宰欲、控制欲高度膨脹；
(b) 量化、數據化的方法被廣泛使用，令不可被化約成數量的東西，如宗教、道德等，一律被排斥，人文世界、價值世界因而下墮倒塌。
尤其甚者，實證科學應用到實際問題的處理上，產生應用科學，唯果效論、唯功用論、唯工具論甚囂塵上。
部份學者甚至以為，實證科學方法適用於研究人類社會種種現象。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逐漸取代傳統人文學科。傳統人文學科要麼另闢蹊徑自保 (如哲學便轉為發展語言、邏輯領域，並對「社會科學」作第二序反省)，要麼一定程度吸收實證科學方法 (如歷史便開出政治史、社會史、經濟史等，俱用實證科學方法研習)。
量化、物化、工具化、崇尚計度 ，成為近現代西方文化的主流，培根「知識就是力量」是個標誌性開端。
法蘭克福學派 (Frankfurt School) 在批判極權主義時，把遠源追溯到啟蒙精神的自我摧毀，而培根「知識就是力量」正是啟蒙精神的充分體現。
賀爾克海姆 (Max Horkheimer)、亞登諾 (Theodor Adorno) 在《啟蒙辯證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指出，啟蒙精神以征服、支配自然為出發點，以科學知識萬能、技術理性至上為特徵，誠然推動了科學技術和工業文明的進步。不過，在另一方面，它同時造就工具理性的霸權，使人文理性遭受貶抑。啟蒙精神令人與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以及人本身出現極度異化，足以毀滅自然和人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