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川寨之戰」後，宋朝依靠范仲淹率慶州蕃、漢兵支援，西北局勢才轉趨穩定。
有人建議利誘契丹使攻李元昊，御史中丞賈昌朝不贊成：「契丹許我有功，則責報無窮矣。」
唐室借回紇兵收復兩京，卒之惹來長期苛索，昌朝都算懂得汲取歷史教訓。
他又說：
「太祖收方鎮之權，以為萬世利。及太宗時，將帥率多舊人，猶能仗威靈，所向有功。近歲因西羌之叛，驟擇將領，而士不練習，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削方鎮太過之弊也。況今武臣多親舊恩倖，出即為將，素不知兵，一旦付以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地矣，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請自今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刺史以上宜慎所授，以待有功。且命將之時，去疑貳，推恩惠，務責以大効，使一切便宜從事，庶得馭將之道。」
按照賈氏見解，宋朝無力抵抗西夏，原因有二：
(1) 選擇將領不慎重，加上士兵缺乏訓練，故每戰必敗 (此乃更戍法之弊端)；
(2) 武將多為皇帝的親舊恩倖，素來不知軍事。
他因此主張廢除更戍法 (「自今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多用有才能的將領且予以信任。
「帝嘉納之」，可見仁宗仍樂於聽取臣下意見。
有一王堯臣，字伯庸，應天府虞城人，進士出身。韓范被貶，他曾言：「二人者，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葛懷敏兵敗，仁宗想起堯臣的話，乃復以韓琦、范仲淹為招討使，置府涇州，增加屯兵三萬人，並使堯臣為涇原路安撫使。
史載「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西北邊境人民甚至為二人創作歌謠：「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西夏雖屢獲勝利，但：
(a) 宋朝實行經濟封鎖政策，停止「歲賜」，關閉榷場，禁止雙邊貿易，對其經濟構成致命打擊 (得不到宋朝的糧食、茶葉和手工業產品)；
(b)「全民皆兵」令各部落青年無暇耕種農田、放牧牛羊，激發首領們不滿；
(c) 所掠所獲追不上戰爭消耗，使國庫空虛，民窮財盡，怨聲載道。
終於，李元昊在慶曆三年 (公元 1043 年) 向宋朝「上書請和」。適逢仁宗亦有意弭兵 (軍費過鉅)，遂密詔龐籍負責談判事宜。
慶曆四年 (公元 1044年），宋夏兩國達成協議：
(i) 李元昊接受宋冊封為夏國主；
(ii) 宋賜西夏對衣、黃金帶、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三萬斤；
(iii) 宋賜西夏金塗銀印，文曰：「夏國主印」；
(iv) 西夏向宋稱臣，奉正朔，但准許自置官屬；
(v) 西夏使者到汴京，可「就驛貿賣」及獲宋設宴款待。宋朝使者至西夏，相見用賓客禮；
(vi) 置榷場於保安軍及高平寨；
(vii) 雙方過去所擄掠的將校、士兵、民戶，不再歸還對方。今後如有邊境人民逃到對方領土，不能派兵追擊，雙方互相歸還逃人；
(viii) 西夏往昔奪得的宋朝栲栳、鐮刀、南安、承平等地，以及其他邊境蕃漢居住區，全部從中間劃界。雙方在本國領土可自由建立城堡；
(ix) 宋每年賜西夏銀、綺、絹、茶二十五萬五千；
史稱「慶曆和議」。
後來王安石視「慶曆和議」為恥辱，宋神宗認為「朝廷作事，但取實利，不當徇虛名。如慶曆中，輔臣欲禁元昊稱兀卒
(天子)，費歲賜二十萬，此乃爭虛名而失實利」，未免錯認「慶曆和議」之初衷，兼對現實情況不甚了解。
設想宋朝拒絕和議，繼續進行軍事行動，以將士們的實力，果真有把握取勝？布帛換和平，是用自己的經濟優勢，彌補軍事上之不足，失實利非徒為虛名也！
又「澶淵之盟」換來宋遼不交兵，前車可鑑，「慶曆和議」有什麼值得批評、非議？況且，兩國地位平等，恥辱從何說起？
[主要參考資料]
1.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2. 脫脫等，《宋史》。
